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政策的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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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环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作用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01

引言：循环经济视角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转变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视角。循环经济的发展主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化，能够发展绿色化、环保程度较高的经济方式。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思考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将国家调整经济发展的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的环保观念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

一、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不足

1.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是存在一些发展上的滞后的。循环经济模式提倡的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以开展更高效的、更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而纵观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主要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实现经济发展的高速性，而完全忽略了循环经济模式追求的经济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仅仅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性，是不能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2.忽略了自然环境的保护。从循环经济模式的角度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在经济发展中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资源能源的较大浪费。宏观经济政策所起的主要是统筹经济整体发展趋势，促进整体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追求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则忽略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中，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与能源，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影响了自然环境的质量。

3.缺乏多元化的发展模式。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可以发展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调控手段还相对比较单一，缺乏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国家调控经济发展态势的手段工具，对经济整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循环经济视角考虑当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发展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对比较单一，手段也较少。缺乏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手段。

二、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1.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立足与循环经济的视角来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循环经济模式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思考与追求，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而宏观经济政策则主要对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做出一个调节与掌控作用。二者相互结合，结合循环经济模式的理念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有效地结合现代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度。

2.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基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来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还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高质量。循环经济模式考虑的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长久性，这符合经济增长向着内在化要求转变的发展趋势。能够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实现经济速度与质量的有效统一。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与宏观经济相结合，能够大大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

3.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同步。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还能发现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机结合。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仅仅追求经济发展上的速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环境资源的极大破坏。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下，更注重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保护，资源能源的节约。这样就能有效地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步进行，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

三、如何促进宏观经济政策更好制定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的，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才能实现政策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最终目标。在现代经济发展越来越注重质量的背景下，要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高效性，就要立足于循环经济模式。将循环经济模式的环保发展理念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相结合，才能立足于现代经济社会的真实现状，提高经济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性。而且循环经济政策的发展理念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有效地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四、总结

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对宏观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做出一个正确的评析与探讨，对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的。通过以上对基于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发展中的不足以及针对缺陷需要进行的改进措施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立足于循环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现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璐.循环经济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评析[D].内蒙古大学，2013.

[2]肖光进.循环经济视角下中国矿产资源安全供给研究[D].中南大学，2012.

[3]崔雪竹.可持续视角下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代谢效应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3.

[4]张太富.循环经济视角下的中国人口城市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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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4季度以来，国家在税收上作了很大调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明确从2008年11月1日起，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11月14日，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称新增值税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新修订的3个条例将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3个条例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税赋。例如，新增值税条例主要做了以下修订：一是删除了有关不得抵扣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的规定，允许纳税人抵扣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换。二是规定了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自用消费品（如小汽车、游艇等）所含的进项税额，不得予以抵扣，以堵塞因转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税收漏洞。三是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再设置工业和商业两档征收率，将征收率统一降至3%。

上述税收政策调整，是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信号，也是促进出口、扩大内需、吸引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会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这些税收杠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改变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状。

二、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增值税制约着经济结构的调整

1.从增值税征收范围看，新增值税条例依然限于工业、商业及服务业中的加工、修理修配业务。把性质上属于生产过程或生产过程延伸部分的农业和大部分第三产业排除在外，产业之间税负不均依然存在，这必然会阻碍经济结构的调整。

2.增值税税收优惠对高科技产业存在税收激励失效。目前我国增值税税收政策对软件、集成电路产业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的优惠。但是，另一方面，对特定产业实行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会导致下游企业能抵扣的税款减少而实际税负增加。所以，虽然新增值税条例在大方向上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创新，但是高科技产业下游企业税负较重问题依然存在，高科技企业外购的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进项税金不能够抵扣，这些反过来会影响高科技企业的创新。

3.增值税转型，在短期内加大资金需求和劳动就业压力。我国目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占多数，消费型增值税扩大了固定资产的需求，导致资金需求量增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资本的需求、就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要求较高，使一部分人就业机会可选择性减小，造成结构性失业。

4.增值税缺乏风险补偿的功能。在企业初创时期或项目投产初期，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和项目，其盈利能力相对较弱，甚至亏损，经营风险较大。企业在还不具备盈利能力阶段就承担了增值税的较高税收负担，将会制约科技产业的发展。

（二）投资需求过热

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排列顺序：一是投资需求，二是出口需求，三是国内消费需求。我国投资总额占GDP比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37%一直上升到2006年的45%，投资需求过热可见一斑。

（三）外贸依存度过高

我国是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198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还只有12.16%，到2006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接近80%。而美国、日本、德国、印度的外贸依存度一般在14%～20%之间。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拉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和风险性。金融危机后，我国沿海城市成千上万的工厂倒闭，就是一个很惨痛的例子。同时，低成本低价格的商品出口，使国外消费者享受了我们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致使国民福利流失。

《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是在特殊时期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维持我国出口需求、实现经济平稳发展的策略。

（四）内需增长缓慢

多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步下滑，这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极不相称。1993年至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9.15%，2004年为52.11%，2006年下降到51%左右。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高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是80.13%，美国最终消费率更是高达85.15%。

综上所述，税负不均，消费率长期过低，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后三者是经济结构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第4季度税收政策上的调整是应对金融危机、化解其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权宜之计，税收杠杆效应会逐渐显现，但从长期看消费需求这驾马车的动力依然不足，会继续影响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三、调整经济增长结构的对策

税收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国家只有提高社会福利，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实现乘数效应。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除了利用税收杠杆，还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挤压现有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从根本上调整经济结构。

（一）继续调整相关税收政策

2008年，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增速放缓，在前3个季度中，有8个月的出口增速是低于上年同期的。出口企业利润大幅减少，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吸纳劳动力多、就业面广，但抗风险能力较弱，经营面临较大压力。同时，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发达国家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大幅下滑，进口需求回落，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此时，政府不仅应该配合国家产业政策，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提高出口退税比例，还应该根据经济状况，运用税收政策相机抉择地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适当降低税率，来避免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避免衰退的扩大。

高新技术产业，不仅对一般意义上购置的固定资产支出进行抵扣，还应充分考虑高新技术研究投入巨大的行业特点，同时允许抵扣外购的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进项税金，以促进企业加大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

尽快拓展增值税的覆盖范围，把现在实行征收营业税的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邮电通讯等行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完善增值税链条，尤其是抵扣链条完整统一，进一步发挥其作用。

新增值税条例规定的增值税范围依然较窄，带来的许多矛盾无法解决。如不具备增值税资格纳税人不能给增值税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影响正常交易和抵扣。

取消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界限，因为这一界限的存在，在客观上阻碍正常的经济交易。

（二）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较低，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多数人倾向于尽力把收入储蓄起来，这就导致了我国在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率。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固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则是居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

当前我国居民高储蓄主要是出于谨慎动机，稳定居民消费预期需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同时加快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革。增加社会公共性开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完善社保体制，稳定消费预期，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否则，国内的消费需求很难大幅度提升。

（三）挤压房地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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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群；区域经济；拉动；政策

产业集群是当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当代研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对于这类问题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之一。本文从产业集群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要素出发，展开讨论。

一、产业集群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要素

古典经济学观念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是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资源。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证明，技术进步逐渐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又一新要素。在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基础上，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经济的拉动要素体现的是一种无形资本一即知识资本和组织资本。

基于产业集群的知识资本、组织资本是植根于所在产业集群的、特有的与产业关联度高度一致的专业极强的无形资本，具有植根性。这种植根性决定产业集群的知识资本、组织资本是难以模仿的，从而形成产业集群的独特竞争优势，进而推动区域的经济发展。

1.知识资本

对于产业集群来讲，区域地理位置接近的这种特征有利于知识的生产、获取和利用，而从产生机理来看，邻近效应、社会化效应和协同效应是其原因所在。因为这三种效应改善了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从而促进了知识资本的增长。

2.组织资本

组织资本是不仅仅植根于一个企业内部，更重要的是产业集群所专有的协调产业集群经济活动的、植根于产业集群中的无形资本，组织资本不可能脱离组织而存在。

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都不可能自动实现经济增长，组织通过整合这些资本实现经济产出。而相同投入在不同组织中的产出差异，使人们意识到组织资本的存在，微观层次组织资本解释不同组织的经济绩效的差异，宏观层次组织资本解释经济增长中组织的重要作用，组织资本的存在提高行业的生产率。不同于有形资本，组织资本的特征决定其难以度量。

二、产业集群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

无论是有形资本土地、物质资本、劳动，还是无形资本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当代经济现象已经无数次证明，产业集群中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更显著的作用。

1.产业集群推动外部规模经济

外部规模经济是指某区域内同行业企业数增加，共享当地的辅生产、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劳动力供给和培训等所带来的成本的节约。通常在产业集群中，大部分的企业规模比较小，内部规模经济难以观察。然而由于分工的不断外部化和专业化生产的深入，企业的平均规模虽然较低，但是由于各个企业的生产都集中于某个特定的产品和特定的经济环节，所以一个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同时满足其他厂商的需求，产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也就非常显著。

相对于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对于产业集群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作用。即使是一个孤立的企业，也可以通过扩大规模而获得内部规模经济，但外部规模经济只有通过集群才能够获得，这恰恰是产业集群的独特之处。

2.产业集群集约外部范围经济

外部范围经济是指同一区域内单个企业生产专业化而多个企业分工协作，组成地方生产系统，这样通过企业间的分工与协作、交流与沟通带来各项成本的节约。

(1)专业化的分工。由于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来越细、规模效应越来越大等原因，企业往往更集中于生产某一专门的产品或价值活动的一部分，同时利用自身的技能与别的企业紧密合作，协同参与价值链的全部增值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系统被肢解为许多部分，分散在众多小企业中，然后，企业之间再通过建立合作的网络关系进行交易。这些专门化的企业联合起来进行多样化产品的生产，便可以形成行业的范围经济。对单个企业来讲，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地域上的集中，通过频繁的交易、交换或交流，有效的传递着新的知识、市场中的产品价格信号或市场需求信息等资源，从而更有利于区域内企业生产与经营多样化的产品，企业在集聚区域内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中便实现了范围经济。

(2)整体的协同性。产业集群内的大量中小企业，为满足不断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不仅可以通过采取柔性的生产方式，同时生产两种或者更多的不相关产品，而仍能节约生产的成本，获得内部范围经济。当集群内企业的数量增多，生产范围扩大，特别是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时，可以通过垂直联系及时获得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联系，也可以通过水平联系借助分包商的生产能力、控制分包商的产品质量等。这样也可以通过集群创新网络中的各个主体高度的一体化和互补性，保证各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并使企业间通过合作而生产多样化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而获得外部的范围经济。

(3)品牌效应。我们知道，品牌效应是非价格竞争的重要手段，形成较高的组织资本。品牌往往与特定的产业区域紧密联系，如意大利的皮革、时装，法国的酿酒、香水，德国的精密仪器以及我国西湖的龙井茶等。当企业在某个产品或某个领域内具有良好的声誉，将有助于其进入相关的甚至不相关的市场，新产品将从以有产品的良好声誉中获得潜在用户的认可。产业集群由于存在大量生产同一产品或相关产品的企业，可以通过各种行业协会或其他中介组织，将企业组织起来利用区位品牌集中广告宣传力度，而改变单个企业因广告费用过大而不愿投入的状况，一旦区位品牌形成，每个企业都能享受这种品牌效应所带来的好处。如我国浙江嗓县的领带产业集群，群内企业经常组织中高档领带企业以“区位品牌”的形象去参加博览会，这样使嗓县成为中国的领带之都，吸引了大量的客户前来采购。

三、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措施

1.准入政策

准入政策是从产业集群需求的角度出发制定的政策，依据是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是本地区需要的企业，因为某些企业即使在短期内能带来经济的提升，但从长期来看，这些企业要么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么无法产生形成长期的经济拉动作用，也即不能实现科学的持续发展，而资源例如土地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坚决拒绝这些企业进入。具体来看，诸如政府对各级科技工业园区建立或试办的批复、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和淘汰政策、对某些行业的企业更多的支持等政策都属于准入政策。

2.优惠政策

这方面的政策主要有：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出口优惠政策、引进设备优惠政策、留学生创业优惠政策、孵化器优惠政策等等。只有对区域经济支柱产业、税收大户、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招商引资突出个人，在土地征用、税费减免、银信贷款、资金扶持、奖励标准等方面予以照顾和倾斜，才能产业朝着规划科学、管理规范、企业增收、国家增税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3.便民政策

便民政策主要体现了政府的行政能力，通过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降低企业的开办、经营成本，以此来吸引企业入驻。便民政策具体包括有海关出入、企业注册、人才落户、申报立项、申请贷款、一站式服务等方面的便利政策。

4.激励政策

激励政策不同于优惠政策，优惠政策是一种普惠政策，只有符合区域重点支持的行业的企业并达到了一定的要求才能享受到这些政策。例如，地方政府为了发挥高新技术企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对在区域建设和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科技人员、管理者给予表彰和奖励的政策。

5.用地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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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竞争情报；科技决策咨询；应用实践

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知识的急剧爆炸、技术创新步伐的加快，使得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等组织机构越来越难以预测技术的发展方向。外部环境的任何变化，包括技术、经济以及政治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对组织机构的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如果能够提前预见组织机构发展的外部环境和主要竞争对手详细情报，从而发出预警，进一步分析研究，并形成情报产品提供给决策者，就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抓住机遇，回避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竞争情报就成为组织机构科技决策咨询的重要保障。

1 技术竞争情报发展概况

技术竞争情报（CTI，Competitive Technology Intelligence）是竞争情报的重要分支，通常是指能给企业或组织的竞争地位带来重大影响的外部科学或技术的威胁、机会或发展的情报，以及这些情报的获取、监控、分析、前瞻和预警过程，是竞争情报理论和方法在科技领域中的应用，已成为了当今世界竞争情报研究与服务业发展的新热点[1]。技术竞争情报在组织中的基本活动包括了3个重点内容：新技术获取和分析、技术环境预警和分析、技术竞争对手预测和分析。技术竞争情报是以组织的技术竞争环境、技术竞争对手和技术竞争策略为研究对象的。

1.1 国外技术竞争情报发展现状

技术竞争情报的兴起与发展在建立和完善创新体系，提高产业与企业的技术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施战略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围绕增强R&D创新能力、制定与实施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等方面开展的技术竞争情报研究与应用正成为情报学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重点之一，受到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以欧洲国家为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以欧盟国家为主的全球工商情报联盟（简称GBIA）的积极推动下，德国联合欧盟其他各国的工商情报和竞争情报界，先后帮助西门子等一批跨国公司和大中型企业建立及运作竞争情报体系。在此基础上，德国形成了以技术竞争情报为核心的企业主导型竞争情报发展模式，强调竞争情报活动与技术创新管理工作的紧密结合，将技术竞争情报研究与活动作为国家技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2]。法国是目前全球经济情报体系最完善的国家，2003年设立了直接向总理负责的“国家经济情报高级负责人”一职，2009年，这一职位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可以直接向以总统为首的国家管理委员会报告的“经济情报部际高级代表”。这些国家层面的负责人（代表），负责制定国家经济情报的政策并加以实施，监测预警全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环境的演变，保护本国战略性经济领域，国家和企业的科技及经济财富，加强法国在国际活动，尤其是与企业竞争力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活动中的影响。法国也非常重视地方经济情报体系建设，法国各大区（相当于中国的省）经济情报的最高负责人是大区省长。大区省长领导的“经济情报战略委员会”负责协调与不同机构的经济情报协作，如与大区议会（相当于我国的人大+政协）共同制订地方经济情报政策；与法国驻海外领事馆、法国工商联合会本地及海外派驻机构合作分享情报；与当地企业家组织合作共享情报；将部分情报工作外包给职业咨询顾问等。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将技术竞争情报活动和组织机构，特别是企业的创新行为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在保持企业的全球技术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国内技术竞争情报发展现状

我国的技术竞争情报起源于科技情报工作。1956年，我国科技情报工作通过借鉴和学习苏联科技情报经验，发展了主要为研发活动和科技管理提供服务的中国特色的科技情报研究与服务体系[3]。从90年代开始，我国开展了竞争情报的研究和应用。十多年来，先后涌现出上海、云南、湖南等省级科技情报所和中航天信息中心、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等行业信息中心及协会、学会。但更多的还是仅停留在理论的研究方面，应用与实践较少。而且大多是在科技情报机构的推动下发展的。2006年，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在省委书记的重视和亲自提议下成立了湖南省竞争情报中心，这是国内第一家由政府主导的省级竞争情报机构。湖南省竞争情报中心成立以来，开展了竞争情报的普及工程、示范工程，开始进行竞争情报的实践和应用，关注产业的技术竞争环境、技术竞争对手、技术竞争战略的研究。近年来，借助在技术竞争情报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积极服务于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业和广大中小企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得到了企业的认可。

随着国内外技术竞争情报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传统科技情报的研究方向和服务模式等都不能满足组织机构创新和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科技情报机构应该把重点转到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与应用上来，针对组织机构在创新发展中出现的竞争情报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可供决策的情报和对策建议。

从国内外技术竞争情报发展进程和技术竞争情报的功能可以看出，技术竞争情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能为组织机构的科学决策提供情报和对策建议。技术竞争情报在科技决策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提供情报支撑、技术早期预警、技术监控及技术分析和预测等方面。

2.1 利用技术竞争情报提供科学决策支撑

科技、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信息的日新月异，组织机构在创新发展中对情报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更多的是需要能够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的情报，特别是需要能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决策和对策建议。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例，新技术创新活动的全过程都离不开情报的支持与保障，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和复杂的作用过程，包括知识的产生、开发、转移和应用4个阶段。4个阶段中企业需要的情报是多方面的，包括专利情报、技术标准情报、研究进展情报、技术参数、技术成熟度、技术模型、研究机构情报、技术竞争对手有关的情报。这些情报的获得可以通过对技术竞争情报系统（CTI）进行系统、及时和准确的搜集，并在人机结合下形成技术竞争情报产品，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决策者及企业相关的部门提供决策或者情报知识。具体涉及到的3个过程包括：在知识的产生即创新构想阶段， 技术竞争情报系统可以帮助企业敏锐感知市场机会， 优化创新决策；在创新研发阶段， 技术竞争情报系统可以辅助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在新产品的生产销售阶段， 有效的技术竞争情报能够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因此，技术竞争情报对组织机构的技术创新决策的支持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利用技术竞争情报系统，组织机构尤其是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可以降低创新成本，加速创新进程，降低创新风险，避免重复研究与开发，把握全球科技创新的趋势和热点。

2.2 利用技术竞争情报进行技术早期预警

技术早期预警是对新出现的技术、机会或威胁进行早期预告或警报。研发决策所需的技术早期预警情报包括新技术（或新产品）的出现、竞争对手研发的最新动态、市场需求变化、技术的新应用和新出台的技术标准及规范等，技术早期预警情报能帮助研发决策者更好地了解外部环境变化，对研发目标的制定有着重要作用。在研发过程中，外部技术、市场环境和对手研发活动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研发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对研发目标制定的影响尤为重大[4]。

技术早期预警情报具有隐蔽和不易察觉的特点，但是，早期预警情报越隐蔽，就越能使决策者及早觉察外部环境变化，有更多时间来调整研发目标，因此其作用就越大。以2012年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为例，当前使用的操作系统有Symbian、Windows Phone 7、iOS、Android和BlackBerry OS等，其中有的系统继续保持强大的竞争优势，有的系统面临淘汰，究竟其原因是技术创新和变革的环境日益的复杂，如果没有细致、及时的技术情报，并且不掌握监测预警工具、分析方法和工具，只有选择被淘汰的命运。

2.3 利用技术竞争情报进行技术监测

技术监测是指竞争情报人员对外部科研机构、企业以及相关技术专家的科研进展情况进行连续的跟踪和监视。研发决策所需的技术监控情报源包括：一是公开出版物情报源，包括公开技术论文、技术专利、技术成果和技术标准以及公开数据库等；二是非公开出版物情报源，包括部分会议技术论文文献、非公开技术发展规划、非公开数据库等；三是技术秘密文献，涉及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的技术机密；四是人际网络情报源，这类情报源的技术信息主要来自技术专家或者企业技术研究员。上述技术情报源可以为研发决策者提供技术引进或合作研发的线索， 满足决策者在进行研发方式选择时的情报需求。

2.4 利用竞争情报进行技术预见

技术预见是利用调研或统计等分析方法来评估技术实力并展望技术今后发展趋势的过程。从技术预见活动的情报属性上看，技术预见活动是一个支撑技术研发优先领域选择战略决策的、服务于解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战略情报行为，而那些以提高竞争优势为主要目的的技术预见活动则又是典型的技术竞争情报行为。从需求角度看，开展技术预见项目的主要动机是识别未来发展中的机会与威胁，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因此，一个组织的技术预见很大程度上可以有效应用技术情报源、技术竞争情报理论、技术竞争情报方法构建社会组织网络，实现原理突破和技术突破[5]。

在实际的技术竞争情报工作中，我们面临的信息环境与传统的科技信息服务共享环境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信息的来源往往处于既有公开也有保密的状态下。技术竞争情报工作的重点就在于尽可能搜集利用已公开的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及相关逻辑关系的分析和研究，对那些尚处于保密的信息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推测和预见。

3 技术竞争情报在湖南科技信息研究所的应用与实践31 运用专利地图工具，服务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

近年来，围绕湖南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提出的“服务湖南中小企业战略”，湖南省省级竞争情报中心“有色金属产业竞争情报团队”和“先进储能产业竞争情报团队”在积极调研企业技术情报的需求基础上，充分应用专利地图工具，研究和完成了《伴生非金属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专利地图》、《湖南先进储能专利地图》、《数控机床专利地图》、《混凝土机械专利地图》等技术竞争情报产品，为湖南省“十二五”科技规划、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决策支撑，并取得了积极反响和肯定。

3.2 利用产业技术路线图工具，开展湖南省“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科技规划工作越来越完善，但是仍然存在着功能定位不清晰、规划指标不明确、技术路径不明确等问题。技术路线图作为一种科技管理工具，在国内外被广泛用于企业、产业和国家3个层面上的决策和管理活动，以达到高效组织科技创新活动的目的。2010年，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成立产业技术路线图研究中心，其目的就是针对湖南省的工程机械、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重点产业的技术路线图进行初步研究，为湖南省“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提供了咨询决策支持。目前，湖南省重点技术项目的凝练、科技计划管理和重大科技项目申报都采用了技术路线图工具。

3.3 综合利用技术竞争情报工具，服务长沙中小企业 2012年上半年，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对长沙市31家中小企业的情报能力进行了一次全面诊断发现，情报能力成熟度仅为2级（最高为4级，2级表示有规范，但有效性不够），其中情报内部共享和创新情报分析评级偏低。为帮助企业掌握科学、系统的进行情报采集、分析和应用的方法，来开展技术创新和规避风险。信息所与长沙市“协同创新”活动联手，为企业培养CIO（信息情报首席执行官）和情报分析团队，为了使企业首席信息官具备长期情报分析能力，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将8年来开展竞争情报服务的情报采集方法、情报分析工具方法教授给他们，并将情报所拥有的技术情报源免费提供给他们使用。通过半年实施，最终与长沙市16家参与企业共同完成了能够有效指引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诊断书”、“处方单”、技术决策研究报告，得到了湖南省工信委、长沙市工信委以及参与企业的高层领导高度认可，在科技情报界引起较大反响。

4 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技术竞争情报在组织机构的科技咨询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通过湖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应用实践的情况来看，技术竞争情报在组织机构科技决策中各个环节扮演者重要的地位，不可缺少，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网络化时代，组织机构面临的技术竞争环境日益复杂、反应极其迅速，因此，在进行科技决策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技术竞争情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彭靖里，李建平，杨斯迈，等.国内外技术竞争情报的研究与应用现状及其趋势[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8，（2）：312-316.

[2]彭靖里，李建平.技术竞争情报研究与应用的起源、演化及其差距[J].图书情报工作，2009，（2）：75-78.

[3]李艳，赵新力.技术竞争情报的现状分析[J].情报学报，2006，（2）：242-253.

篇5

原告：中国天诚广州公司（下称天诚公司）。

被告：花都市佳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佳业公司）。

1993年6月18日，天诚公司在广东国际大酒店二楼开办了“蒙地卡罗国际购物中心”，经营范围为零售服装、皮具、鞋类等，主要经销世界名牌产品。该中心开业前后，在内地及港、澳多家报刊以及广州电台、广东电视台进行了大量宣传。1995年9月至1996年5月，天诚公司先后取得“蒙地卡罗”文字商标在第1类至第42类商品和服务上的商标注册，该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和服务中包括第19类非金属建筑物，第36类不动产，第39类运输，第41类教育、公共游戏乐场，第42类餐馆、临时住宿、医疗、美容院。

被告佳业公司是合作经营企业，经营范围是在广东省花都市狮岭镇杨二村用地开发、建造、销售、出租管理商品房。被告从1992年10月至1993年初先后取得各种有关其房地产开发、销售业务的政府批文，在这些批文上均写明被告的开发用地建设项目为“蒙地卡罗山庄”。该山庄于1992年10月奠基。被告曾分别于1992年10月和1993年3月在《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报纸刊登“蒙地卡罗山庄”售楼广告，广告中写明“别墅区内配有各类社区及生活设施、除业主俱乐部之康乐活动设施外，还包括商场、酒楼、电影院等，……山庄备有穿梭巴士，往返广州市区”等内容。被告还自1992年10月至1997年先后印制使用四种版本的彩色“蒙地卡罗山庄”售楼说明书，其主要内容亦为该山庄商品房别墅及相关服务设施的图片、照片及文字宣传。但其中中期二种版本的售楼说明书使用了原告“蒙地卡罗国际购物中心”的门面图片，图片上有该中心的名称匾额及商场背景。被告的上述商品房同时在广州、香港和海外预售。

1997年，天诚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我公司开办并负责经营的“蒙地卡罗国际购物中心”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被告在其商品房预售宣传册中擅自使用该中心门面图片，作为其“蒙地卡罗山庄”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消费者误认为被告与我公司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公司还是“蒙地卡罗”商标注册人，被告未经我公司许可，使用我公司“蒙地卡罗”注册商标作为其山庄名称，并在“蒙地卡罗山庄”总的标识下提供房屋销售、出租、物业管理及其他多种服务项目，侵犯了我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

被告佳业公司答辩称：我公司在1992年即为山庄起名为“蒙地卡罗”，作为山庄的服务标志，且连续使用至今，根据有关规定，我公司可继续使用该服务商标，并未侵犯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至于我公司将“蒙地卡罗国际购物中心”的图片放置在宣传册中，是属善意使用，且该中心经营范围是时装、鞋类等，而我公司专门从事房地产业务，两者的经营范围没有联系，我公司没有与原告竞争的动机，故上述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天诚公司是“蒙地卡罗”商标注册人，其商品和服务商标专用权均受法律保护。被告佳业公司开发、经营的蒙地卡罗山庄，是集不动产物业开发、管理并提供娱乐、餐饮、购物等服务项目为一体的综合设施，其中“蒙地卡罗”字样是作为服务标志使用，应视为服务商标。鉴于被告在1993年7月1日前已开始筹建蒙地卡罗山庄并该山庄售楼广告，事实上已经使用“蒙地卡罗”服务商标，且其此后并未改变字体和色彩，根据有关商标法律、规章的规定，被告可以继续使用其“蒙地卡罗”服务商标，但其继续使用权应当以在蒙地卡罗山庄地域范围内开发、出售、管理商品房服务范围为限。原告认为被告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蒙地卡罗国际购物中心”系由原告负责经营，该中心开业时也做了大量的宣传，被告在其售楼说明书中使用该中心的门面图片，易使消费者误认为被告经营的蒙地卡罗山庄中提供的服务与经营“蒙地卡罗国际购物中心”的原告有某种联系，被告的该行为属利用广告，对其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至于原、被告是否属于竞争行业的问题，被告虽是房地产企业，但其开发的“蒙地卡罗山庄”提供的是综合，故与原告经营的“蒙地卡罗国际购物中心”的业务范围存在联系。被告应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向原告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七）、（十）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参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服务商标继续使用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该院于1998年9月29日判决：

一、被告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在其售楼说明书中使用“蒙地卡罗国际购物中心”门面图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被告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在《羊城晚报》及其海外版刊登声明，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本院审定）。

三、被告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20万元。

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又以其愿意接受原审判决为由申请撤回上诉。二审法院经审查，于1998年12月23日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双方均按原审判决执行。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下列两个问题：

一、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本案原告天诚公司是“蒙地卡罗”文字商标的注册人，该注册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和服务涵盖了商标注册国际分类第1类至第34类商品和第35类至第42类服务，根据商标法第四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第（1）项，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2）项的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商标或商品名称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因此，表面看来被告的行为似乎构成商标侵权。但是，由于我国是在1993年7月1日修改的商标法实施后才对服务商标给予保护，为了保护在此之前已经使用的服务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修订的商标法实施细则在第四十八条规定：连续使用至1993年7月1日的服务商标，与他人在相同或者类似的服务上已注册的服务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可以依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规定继续使用。1994年8月1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服务商标继续使用问题的通知》，对有关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制性规定。由于被告是在1993年7月1日前已开始使用“蒙地卡罗”标识，因此，如果本案被告是将“蒙地卡罗”标识作为服务商标使用，则不构成商标侵权。被告开发、经营的“蒙地卡罗山庄”，既有商品性质的商品房别墅，也有各种相关的服务设施，对其如何定性是一个难点。但是，从整体看来，被告是在“蒙地卡罗”这个总的标识下提供集不动产物业开发、管理以及娱乐、餐饮、购物等为一体的综合，故应认定被告是将“蒙地卡罗”作为服务商标使用。在商标注册实践中，国家商标局对于这类开发、销售商品房小区的“某某苑”、“某某花园”等标识也往往是核准注册服务商标。因此，被告可以继续使用“蒙地卡罗”标识。当然，被告也必须遵守有关的限制性规定，即继续使用时不得扩大该服务商标的使用地域，不得增加使用的服务项目。

篇6

[关键词]心理预期　博弈　政策制定者　公众　宏观经济政策

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资者信心崩溃。如何树立“比货币、黄金还贵重的信心”，已成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实际上最近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最初实体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显著恶化，只是由于虚拟经济的波动拖累了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整体经济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动，大周期”。以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据IMF统计，美国抵押贷款和相关证券规模不足1.4万亿美元，已将全球经济拉人泥沼，不能自拔。可见，金融经济周期一且形成，治理起来则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经获批的救市方案金额已逾4万亿美元，救市规模已远远大于次贷规模，但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联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驱散次贷危机的阴影，达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显，金融危机期间负向波动被金融市场缺陷和人们的悲观预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机并从中摆脱出来，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关键要治疗公众的悲观预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机，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场缺陷和心理预期在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传导机制，才能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1、国外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市场缺陷――市场信息不完全导致的预期偏差角度间接描述了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费舍尔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认为，经济繁荣阶段由于微观主体乐观预期导致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基于悲观预期的“债务清算”形成了金融经济周期，危机爆发后企业为清偿债务而廉价销售使净值下降，引起利润水平下降甚至破产，进一步导致产出和就业水平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心理预期是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就业水平、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以及经济周期都与之有关。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缺陷在经济萧条时期被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放大，导致企业净值降低，外部融资困难，从而使得投资下降，产出减少，危机进一步加剧。米尔顿从委托一问题的逆向选择出发，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微观主体中锻行的行为：负向冲击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可贷资金将减少。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挤兑危机”和“流动性困境”，采取压缩自身信贷规模、规定更加严格的信贷合同、催还企业贷款和提高信贷实际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业的可贷款规模减小，成本上升。投资急剧减少，整体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

2、国内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心理预期角度论述了微观主体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刘骏民，许圣道等认为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传导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虚拟经济是以心理为支撑的价值系统。其独特的定价方式与人们的预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由于现代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恐惧和从众心理决定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注定了虚拟经济具有过度波动性和敏感性。刘春航，张新指出在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下，心理预期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心理预期来间接影响投资行为。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对各种宏观政策信号作出及时地反应，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心理预期在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传导过程中起了推波助谰的作用。

三、治理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大部分研究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危机时都忽视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预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张选择明确的扩张财政政策。辅以适当扩张的货币政策甚至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期间当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再也不会使利率下降，进而不会使投资和产出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从而主张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治理衰退。货币主义学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认为。应避免货币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经济出现什么情况。央行都应保持稳定的增长率，确保经济主体享有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预期，以实现经济稳定。

但是。在次贷危机中我们观察到一个事实：危机期间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经典理性预期假定认为公众能够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做出合理预期，事先估计扩大货币供给带来的物价上升，从而在物价上涨之前。工人就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从而导致雇主因为成本增加而放弃扩大生产的打算，因此货币政策失效。但是。在这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和就业压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资的动机和谈判筹码，结果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同时利率下降，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从而最终导致企业因为投资成本降低而扩大雇用人数，扩张生产，提高产出水平，即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从逻辑上讲，扩张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恢复最有效，扩张货币政策则对恢复虚拟经济最有效，危机起源于虚拟经济，继而拖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衰退是因，实体经济衰退是果。如果只重点治理实体经济衰退，而虚拟经济仍未恢复的话，实体经济还是会被虚拟经济拉入泥沼。所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树立投资者的乐观心理预期，有利于恢复虚拟经济进而使整体经济复苏。

四、一个简单博弈模型

在上一节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一个两阶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来论证和描述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机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公众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基于市场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政府通过发送各种信息或信号――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企业和家庭观测到信号后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政府根据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再重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在详细描述博弈模型前。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函数：

1、企业产出函数：

式中表示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u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为

公众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b0表示宏观经济政策与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产出的作用。这个产出函数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意料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能影响产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数：

这个收益函数的含义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使“产出低于目标水平的损失”与“宏观经济政策松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声誉损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松动有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在政府收益函数中的权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关心失业或产出增长更甚于通货膨胀，由于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干预，所以在金融危机时期，倾向于选择较小的以获取较低的失业水平或较高的产出水平，即。

3、企业的收益函数：

企业收益函数告诉我们企业总是试图正确预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在时他们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具体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公众(企业和家庭)；

Ⅱ　政府类型：凯恩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Ⅲ　博弈顺序：

a　自然赋予政策制定者某种类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众发出选择紧缩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

b　公众形成对第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c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预期，其后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第一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d　公众观测到(但不能观测到政策制定者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然后形成对第二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e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然后选择第二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两阶段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解告诉我们：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能够明确判断出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因而他们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程度与政策制定者实际实施的宏观政策能都达成一致，从而不会形成悲观预期，能够做出与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资决策，有利于较快走出危机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只能够观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现行政策，而无法观测到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即不知道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在悲观预期和风险厌恶的双重约束下，公众可能减少投资，因而不利于经济恢复。为了让公众明确自己的类型。政策制定者在实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时，可以通过突破以往尺度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表明自己的类型，使公众相信政策制定者会继续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直至经济复苏。从而有利于提振公众信心，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复苏起来。

五、政策建议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因为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接受并主动配合。

(一)金赫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依然有效

对实体经济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使消费者对未来更加明朗，减弱谨慎动机，提高消费倾向；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使投资预期收益率大于投资成本而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而言，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公众信心恢复。有利于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又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莫迪利安尼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进一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带来积极影响，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从经济周期中恢复过来。

(二)政策制定者辟递政策信号的明确性套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制定者在治理危机期初选择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利于化不完全信息为完全信息，从而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便于公众理解政策制定者和树立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在表明自己的危机治理态度后，要保证按照态度传递的信号制定政策并严格执行，以向公众巩固其在危机中的积极态度，从而有利于经济恢复。

篇7

经济政策不同于经济法，其不属于法律的一种，只是在执行经济政策的时候为了使其内容更加规范，和行使过程中有相应的保护一般会制定相应的法律赋予其真正的法律效应。作为国家计划以及各种调节手段的中介，经济政策具有分解计划中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总任务和实现各种宏观调控总量指标的能力，对各种方面的基本行为方针与准则都能直接的发挥出调节的作用。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在概念以及行使上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两者虽在字面上较为相近，但绝不能混为一谈。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法内容以及性质的一个重点，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中绝大部分的经济法都是透过经济政策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性，相通性以及同一性等内在的联系。

二、经济法的政策性特征

经济法具有三大明显的性质特征，第一经济法具有系统性，上层建筑直接能反映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的综合性以及其系统性都是由经济法所呈现。经济法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物质生活过程中满足了社会以及国家对于经济关系，经济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且具有系统性的调整，为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具体问题，或是具体的权益纠纷中带来有法可依的解决办法，但经济法所设立的最主要根本点是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关系到国家经济利益，或是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活动，以系统的理念实施全面实时的宏观的，系统性的协调。经济法第二个显性质就是其具有社会公益性，而经济法的社会公益性主要由国家做出的经济协调调控所体现出来。作为调整国家在协调本国市场上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经济法需时刻秉着社会责任的理念思想，以社会经济利益为基准点，凸显其应有的社会公益性。政策性是经济法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性质，主要从政策法律化，法律政策化以及法律政策相互混合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国家内的经济生产活动往往最先是以政策先行，最后慢慢为了政策的规范性和合法性，才赋予其应有的法律效力。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让成文的经济法具有为此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的特性，同时也不失一般法律所具有的一般特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及时调控，受到法律滞后性的约束，这就需要在法与经济之间建立新的参量—经济政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之间也由此而有了紧密的联系。而法律政策化就是同政策的法律化相对而言的，指法律具有了某些政策性的特征。法律与政策相互间的混合性作为第三个方面表现出经济法政策性，这一里所说的法正混合简单而言就如，现代国家广泛运用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竞争政策、消费者政策等，几乎渗透到国家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以及经济法的每一个部分和分支，这些政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策性的政策”，而是具有巨大影响的，对法律体制具有“补漏”和“缓冲”价值的政策。经济法政策性的特征要求经济法成为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政策的法律形式，经济法将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而日趋成熟。

三、经济法在政策分析中的具体表现

近几年，经济法在政策分析下在关乎民生，社会利益等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出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现社会较为关注的房地产问题，在经济法在房地产调控政策中最为鲜明的表现就是现在大家热议的“限购令”。从“限购令”的内容以及其内容可以看出，“限购令”是由政府所制定，但其所制定的程序上会不同于其他的行政法规或是政府的规章。“限购令”推出所有具有的政策相对而言更具有灵活性的特点，而从其所表现的内容上看，其实质上是对购房者，或是针对一些炒房者在消费权利上的直接约束，具有经济法的规则性特点。从其实施的主要目的上也可以得知，“限购令”就是政府对房地产调整控制所使用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时能到达抑制房价高涨所采用的临时性措施，完全符合政策的特点，从内容和目的上看表明了“限购令”即法律的特点，也具有政策的特点，是经济法在政策分析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调控措施。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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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40 s， especially after entering the 80 s，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value engineering was used widely， but they have not given a clear and unified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conomy policy value. The author firstly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the policy cost， function and value of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 polic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put forward three kinds evaluation mode of the policy value， discussed the basic steps and methods of establishing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model based on value engineering analysis， expl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elements of the system and its determinants， and gave the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internal factor relationship of value engineering analysis. It provided innovative analysis tool for national defense economy policy value analysis.

关键词： 价值工程；政策评价；政策成本

Key words： value engineering；policy evaluation；policy cost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8-0001-02

0 引言

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国防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不断发展，价值工程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产权结构、关系、外部性问题、集体行动、寻租活动、政治制度等研究领域。尽管价值工程概念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但迄今并未对政策价值概念给出清晰、统一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政策成本是事先安排协约和事后监督、维护协约的费用总和；与成本相对应的功能则是指执行协约的效益。这个定义仅把成本与协约关系相联系，影响了定义的普遍性。有的学者则认为政策成本是制度运行的成本。价值工程学是对政策价值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值得关注的是价值工程学强调成本与功能的联系。因为从价值的角度分析，国防经济政策评价中各个主体民意的表达或表达是一个关于政策价值评价的交流和信息传递的过程。

价值是否就是功能呢？对此，作者认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中功能与价值存在联系，但这种功能不等同于价值。

1 国防经济政策的成本与功能：价值工程分析

对国防经济政策进行现代价值工程学层次上的深入分析，要具备两个条件：①具备统一的价值工程科学的实证化的方法论；②建立针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价值工程分析的意义在于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研究提供现代价值工程学的方法论——价值工程分析。本文将探讨如何建立针对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工程分析。

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中的功能与价值的联系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主体之间进行国防经济政策的参与权利交换（即交易）的许多行为将产生价值：①搜集有关国防经济政策价格（纳税额度）、国防经济政策供求的信息，了解主体的民意和所处的政治环境；②主体之间的协商与谈判；③主体之间形成关于经济社会的契约或协议；④监督国防经济政策的执行；⑤获得关于国防经济政策执行后果的信息；⑥保护居民的经济社会权，防止其受到侵犯所作的宣传。上述这些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活动所形成的费用大部分可归结于功能，但不是功能的全部，而且应当强调的是它们与主体的民意相联系。从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角度，可以给出政策价值概念的定义：政策价值是指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政策市场中，通过主体进行民意表达或表达（即交流民意信息，协商或谈判等），实现其经济社会权利的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政策功能，其中包括关于国防经济政策的谈判、制定、监督执行和维护有关管制的政策功能。

2 观经济政策的价值评价：实证分析

2.1 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概念 针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成本概念的界定，为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工程分析提供了前提。一般地讲，价值工程学经常以成本或者费用之和（总成本）与总功能（政策或制度功能）相比较说明经济过程的价值。这样的说明不准确，因为由交易活动所引起的功能，即交易功能未能得到独立的表达，而且没有直接将交易功能与成本进行比较。借助成本与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之间的联系，针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作者界定国防经济政策成本和国防经济政策功能的概念，以此为基础提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概念。国防经济政策成本包括：①成本；②国防经济政策的提出、审议、制定、执行、监督和评价引起的直接支出；③相关政府人员的工资支出等。国防经济政策功能主要是指主体对于政策满意度的增加，或者政策政策成本期末比基期的减少数量。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指由于政策决策过程的优化而增加的功能与该过程运行所损耗的成本之间的比较。用公式表达是：MP=■

式中：MP指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PR指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功能，PC指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成本。

价值的概念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把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形成（功能）过程，并通过对其中投入功能比较说明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

2.2 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与帕累托最优 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容易受到很多不易观察或测量因素的影响，必须通过适当的评价标准指标替代或转换，才能准确地表达出这些评价标准指标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变化的贡献（或者影响）。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作者在此进行的开拓性尝试，实际具有理论上的试错性。建立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一般要使用一组评价标准指标或者多组评价标准指标。国防经济政策价值是主体、政策市场、行政决策机制开放程度、政治环境、政府偏好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示是：∑CR=f（MF，PF，EF，OF，GF，NF）

式中：CR（Course result）——过程结果；MF——主体要素；PF——政策市场要素；EF——政治环境要素；OF——行政决策机制开放程度要素；GF——政府偏好要素；NF——其他要素。

结合以上公式，作者提出了如下6项评价标准指标：①主体结构状况指标；②政策市场供求稳定性状况指标；③行政决策机制开放程度指标；④政治环境公开性指标；⑤政府偏好合法性指标；⑥其他指标。这种方法适合于从宏观范围评价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而不适合于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作微观、具体的分析。对微观、具体的分析来说，这种方法所取的指标并非十分合适。

需要说明，在选择指标时往往因人而异，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因此，首先要对选择哪些国防经济政策价值评价指标达成共识，否则就无法实际展开对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评价；其次，即使能够在选择国防经济政策价值评价指标上达成一致意见，如何对这些指标作综合评价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各个指标之间如何排序，对各个指标应给出多大的“权数”等。在选择同样指标，但对指标排序和“权数”确定不同的情况下，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总体评价便可能相差甚大。作者认为，使用帕累托最优标准评价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比较合适，因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变革和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标准可以为评价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提供一个单一而精确的尺度，虽然运用这一评价标准还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但是在逻辑上是可行。

3 推论：关于政策价值评价的功能和价值进一步分析

在讨论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评价方法以前，有必要进一步对价值评价的功能和价值进行探讨。

在理论上追求一种完美的、面面俱到的评价标准是脱离实际的。前面讨论的政策价值的价值评价概念不会构成这样的标准。如果只是使用价值评价的一项标准（即使是前述的政策价值评价的帕累托最优标准），放弃或很少使用其他评价标准，自然会产生片面性或某种“缺点”。只要价值评价能够满足本文分析政策价值评价的特定要求，以这些片面性或缺点为代价就有其合理性。那么，本文对分析政策价值有什么特定要求呢？或者说，本文分析政策价值的着眼点在哪里呢？简单地说，本文把节约或价值评价改进作为分析政策价值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强调对政策价值作微观、具体的分析，有时也需要有一些宏观和相对抽象的分析。正如前面的讨论所阐明的，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能够较好地适应这些要求。①

同时，作者也重视政策价值评价的可观察性、可评价性，以及应用这些标准作政策价值工程分析时的可操作性。这些要求将集中体现在对具体的价值评价方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与那些虽然逻辑上精确但不易评价，甚至不易观察的价值评价方式相比，本文更关注那些虽然逻辑上不很严格，但易于把握的价值评价方式。这一点正是本文在提出若干理论化的评价方式后，又提出了一些借助常识就可以作出判断的评价方式的原因所在。这样，虽然总体上说本文评价政策价值时采取的是单一的价值评价，但价值评价的方式则是复合的。需要说明，应用价值评价分析政策价值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例如，价值评价高的政策价值是“好”的、“优”的，价值评价低的政策价值是“不好”的、“劣”的。同时，作者对政策价值的评价分析是实证的，本文描述的是政策价值实现的价值状态，并不对这种价值本身的状态进行评价，以避免过多的规范性分析。可以说，规范性和实证性的统一是政策价值的评价分析的一个特色，虽然这不影响在实际分析时把二者相对分开。

4 结论

本文论证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类型的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其构成要素是相同的，只是构成要素的组合结构不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用于分析具体的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工程分析。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工程分析可以划分为主体、政策市场、政治环境、行政决策机制开放程度、政府偏好等多个要素子系统，多个子系统之间构成了多种结构关系。探讨了建立基于价值工程分析的国防经济政策程序模型的基本步骤与方法，对系统内部要素及其决定因素的关系作了典型性说明，并对价值工程分析内部要素关系进行了总体描述。这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分析提供了创新性的分析工具。结合成本探讨了如何建立针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作者建立了政策政策成本、功能和价值的概念；提出了政策价值的三种评价方式；指出在实际评价分析中借助那些不“规范”的，但易于观察和判断的评价方式，则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注释：

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有关论述.

参考文献：

[1]库桂生等著.中国国防经济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50-56.

篇9

关键词：技术转让体系；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

基金项目：本文受“2008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董浩平(1963-)，男，湖南华容人，管理学博士，河南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风险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082-04

收稿日期：2008―05―10

本文在一般技术转让体系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以下简称体系)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研究其特殊性、功能、组成、发育的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外部条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为体系设计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理论依据(特色、原则、方法)；实践意义在于为体系培育提供先进、实用、富有中国特色的构想(手段、工具、条件等)，它们对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的融合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述评

(一)就体系特殊性而言

一般体系主要提供咨询、交易、成果转化、金融与科技成果确认等服务(傅文园、王勉青，2006)。其咨询服务无法描述与推介高新技术；交易无法解决产权交易形式的特殊性(如双方融合组成风险企业后的委托一问题)；成果转化服务无法解决高新技术的高风险试验开发资金问题；金融服务不能满足风险投资的要求；其成果确认无法判定高新技术的价值。总之，本体系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探讨。

(二)就体系功能而言

Prencipe(2004)、Feldman et a1，(2002)和Bray and Lee(2000)虽分别站在高技术扩散、高技术寻求工业合作伙伴和风险投资的角度研究了单个中介(不是体系)的作用，但很不全面、很不系统。

(三)就体系组成而言

张信等人(2005)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材料，再根据其他大量文献进一步归纳出12种提供创新服务的中介，但它们目前还不具备针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提供融合服务的特点与特征，不是我们期望的体系组成要素。

(四)就促进体系发育的经济政策而言

大量文献分别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风险投资政策，如OECD(2004)、Avnimelech et a1，(2004)，但两类政策共同促进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并促进相应中介、体系发育的功能需要进一步研究。祝晓莲(2006)研究了三种制度安排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但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安排的实现手段――经济政策刺激体系发育的层面。

(五)就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而言

这方面研究亟待加强。孵化器除本身具有融合双方的功能外，还能促进体系的发育，可看作是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大量文献虽研究了孵化器，如李岱松、王瑞丹、马欣(2005)，但它们只是着重高新技术的孵化功能，较少涉及风险投资的介入，且如何利用孵化器及其他载体作为工具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更是没有涉及。

(六)就促进体系发育的外部条件而言

马丁・黑米格(2005)指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涉及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制定、立法、中介服务等，但没有说明中介及其体系如何利用上述外部条件发展自身并提供融合服务。徐小钦、石磊(2005)只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对体系形成的有利方面，研究视野较窄，且没有涉及这一外部平台条件的利用。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内容

对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转让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进行文献综述后，主要界定融合的内涵、方式、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融合功能等基本内容；再对比研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体系，尤其是美国的，以利于判断我国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的阶段，并为利用发达国家相应阶段的经验打下基础；进一步对比研究中国、美国的立法和行政、市场力量推动，研究美国的政策土壤和我国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的环境、经验与教训，找寻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和其他路径；据此设计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在体系要素与结构清晰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宏观发展政策对技术转让机构的影响，研究技术转让机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研究技术转让机构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互动，从而再进一步研究推动技术转让体系形成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利用。此外，其他中介化解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信任危机的机理、机制、组织形式也需要进行研究，但不在本文进行叙述。

(二)基本思路

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中外体系发育状况、历史经验和教训；引入多视角对比研究方法，通过体系要素、体系功能、体系发育阶段及其推动力量等多方面中外对比以寻求借鉴；利用个性研究方法研究我国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以论证借鉴的可行性；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对体系发育的影响与作用。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一)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设计

划分基本融合服务类型；设计体系――勾勒体系要素与构成(重中之重，见图2)，分析体系要素的相互联结与影响(难点)，匹配要素功能；此外，还研究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

美国的技术转让体系结构与要素联接见图2。

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是产业集群、信息融合等平台，其功能与作用见图3。

图中通道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分别代表支持产业集群、机构融合、信息融合平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吸引作用，政策支持吸引双方到这三个平台上，这三个平台本身或多或少具有促成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融合的功能。不过，信息融合平台、产业集群平台如不能完成双方融合的使命，则流转到技术转让机构融合平台上，这种流转形成了层间通道。层间通道的使命是由技术转让机构开发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来完成的。

综合体系要素与结构的应有形态，结合我国体系发育的现状，我国体系的基本形态如图4所示。

(二)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路径设计

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外部力量(立法、行政、市场机制、信任约束)；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内部力量(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探讨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推动体系发育的途径(难点)；设计体系发育路径(重中之重，见图5。无形之

手――市场机制未予图示)。

(三)经济政策刺激、政策工具推动体系发育作用研究

进一步细分不同的产品与服务领域需要的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服务；进一步分析不同的中介机构特点及作用并匹配相应的服务功能；定性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着力点(机构和功能)，定量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作用(难点)；设计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重中之重，见图6)。

设计的政策工具包括公共信息渠道、政府项目、产业集群工具(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孵化器)、公共机构政策工具(合同研究、合作研究、技术转让许可、研究资助直接参与融合双方的活动、工作小组、技术咨询、人员交流、设备利用、实验室参观、信息交流与扩散)。

四、主要创新之处

(一)世界各国体系比较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体系已发育成熟，体系完整，最具有借鉴意义。美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发达，功能强――提供专利销售、专利与产品开发、许可证贸易、风险投资服务、风险开发与管理、技术孵化、信息服务；中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少，功能弱――仅仅提供信息服务和有限制的技术孵化服务；美国体系中的各要素(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相互之间联系紧密，而我国则关系松散，缺乏凝聚力。总之，我国体系处于发育过程中的初期阶段。美国体系也是由初级阶段经历了立法、行政推动、市场机制相互作用，最终市场机制主导的发展历程而成熟的。中国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具有后发优势，可在体系要素、功能、组成、推动形成力量等多方面借鉴美国的经验。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在设计原则、设计方法、设计内容上有所创新。即提出了借鉴与创新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功能考察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统一、整体与局部相统一的体系设计原则；采取了融合功能划分、要素――功能匹配、体系功能统筹的设计方法；设计体系的同时，将体系运行外部平台纳入研究视野。

(二)体系发育应遵循行政一公共一市场力量逐步推进的原则

体系发育阶段的各种力量强弱、终极目标决定了这一原则的采用。体系发育初期，行政力量强，其他力量弱，只有靠政府组建有关机构提供融合服务并培育公共机构；发育中期，公共机构力量较强，除承接部分政府职能、直接服务商业机构外，更重要的是架设政府――商业机构桥梁以放大政府引导作用；发育后期，商业机构有了一定实力，新的商业机构接受公共机构的辅导，老的开展竞争，政府不再干预，最终实现市场之手调节整个体系结构、规模和竞争水平的目标。

相比于已有文献，创新了体系发育路径(见图5)和行政推动机制研究。立法、行政、市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的信任约束等外力作用于三大主体(政府、公共、商业机构)，形成了丰富多彩、功能侧重、相互协同的体系发育路径。就其中的行政推动而言，政府一方面要利用行政权力制定经济政策并开发相应的政策工具，推动政府与公共机构履行职责与使命，扶持商业机构开展融合业务；另一方面又要逐步淡出行政权力，引入市场机制并最终以此来催熟、驾驭整个体系。这就是一对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逐步引入和利用法律法规约束机制、协会自律机制、20／80优胜劣汰原则、价值链创造与分享原则。这是现有文献没有涉及的最大难点，因而也是本研究最大的创新点。

(三)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分别刺激、推动体系形成

经济政策刺激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运行外部平台(信息、产业集群等承载体)的形成，并为平台融合双方、体系发育提供条件，同时刺激技术转让体系内的机构放大政策功能。即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分别与财政、税收、贷款支持政策结合在一起实施政策，放大政策力量，并输出政策工具(前面已述)；商业机构则利用政策使其自身繁荣、壮大。而政策工具一方面靠政策支持发育自身并促进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完成支持经济政策并弥补其功能不足的使命。

现有文献只是零散、个别、定性地研究政策工具对技术转让体系的部分正向作用，而本课题首次界定了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并定量研究了它们的作用，因而具有创新性。

五、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果

影响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及融合步伐的因素很多，本文不从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单方面研究其发展，而是横向扩展到两方面，再在融合促进的角度上选取技术转让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纵向延伸，即研究体系促进融合、加快融合的功能，进而研究体系的组成、发育及体系建设的条件。例如：(1)本文采用历史分析与对比方法界定了功能完备、体系完整的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要素、结构组成。(2)针对技术转让体系设计难点，提出设计了中国技术转让体系的原则，设计了技术转让体系，并就技术转让体系的关键点进行了结构与要素分析。(3)本文引入个性研究方法研究了我国技术转让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并以国内外对比研究结果为基础，以分析判断中国技术转让体系发育阶段为前提，探索了技术转让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途径。(4)首次区分了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工具组合)，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宏观经济政策是技术转让机构开展融合服务的环境条件；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延伸。(5)技术转让体系需要一定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支持才能发育，而且要以宏观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配套与交融为基础。如对风险企业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与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融合机构支持可以在产业集群的范畴内得以解决。在政策工具(工具组合)与宏观经济政策交融的前提下，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政策工具的组合设计源于各种工具各自的局限性。各种政策工具组合使用，才有可能发挥整体效应。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和风险投资发展政策的环境条件不够成熟的条件下，更需要多项工具组合使用，方能弥补环境政策的缺陷。

篇10

低碳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预防、处理、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问世以来，我国政府亦高度重视低碳经济政策体系的构建，《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于指导低碳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应看到，由于部分低碳经济政策的内容尚不够合理，致使政策失灵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低碳经济政策并有效实施，以此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从微观经济个体的角度透视 

低碳经济政策失灵 

作为尽可能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以最大限度地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而制定并实施的低碳经济政策，其核心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逐渐摆脱传统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战略目标。但是，实践中却时常出现政策效果与预期目标相偏离而不能有效推行国家意愿或政策传递与交接过程出现断层而不能有效传达政策意志的情况，由此导致了低碳经济政策失灵。 

根据政策全过程的不同阶段，可以将政策失灵分为政策制定失灵、政策执行失灵、政策评价失灵和政策监督失灵，[2]笔者主要探讨的是政策制定失灵方面的问题。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根据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企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同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者由于受“有限理性人”的限制无法考虑到政策目标的方方面面，因而在决策时可能无法做出真正反映现实需求的决策，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因受到内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而偏离目标。从这一点上说，低碳经济政策失灵有其客观原因。但笔者认为，仍有必要探究在这些客观原因背后是否有其他的可控因素导致了低碳经济政策失灵。 

低碳经济政策的贯彻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从规划低碳经济发展方向的宏观层面，到发展低碳城市与低碳产业的中观层面，再到对企业、个人行为规范的微观层面，层层推进。然而，尽管低碳经济是一个宏观的经济概念，但它的政策效果却是基于企业和个人这一微观层面不断积累、传导和上升才能最终达成的。因此，从微观经济个体的角度分析低碳经济政策失灵的表现及成因，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低碳经济政策失灵问题。 

在微观经济个体数目尚未达到饱和状态的范围内，自然环境可以被看作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的公共物品，其对于微观经济个体而言既是基本不花费任何成本就能获得的资源要素，也是基本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破坏的环境要素。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当破坏环境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时，微观经济个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可能会罔顾政策法规和社会道德。而当大部分微观经济个体都采取高碳经营行为时，微观层面的高碳化将上升为区域产业、城市的高碳化，进而使整个国家的产业、能源、消费结构高碳化，[3]此时，低碳经济政策失灵。 

二、微观经济个体视角下低碳经济 

政策失灵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高碳化运作收益与代价不对等导致的“公地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