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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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认为：短期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会总需求。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社会总需求由三部分组成，即：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总需求与社会生产能力之间出现缺口，国民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膨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货币供给量保持稳定的情形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下降。这就是挤出效应的一般理论模型。为了克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应当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混合使用，以便使市场利率水平保持稳定，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理论模型表明，政府在对经济增长进行调控时，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是减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大小，决定于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如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分析，它决定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斜率主要反映的是市场经济中私人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映程度。由于投资是利率水平的减函数，投资对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通常所讲的投资利率的弹性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大；投资利率的弹性小，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小。如利率不变，即在凯恩斯陷阱区域，挤出效应为零。如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利率上升的非常高，即在古典区域，挤出效应将无限大，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等于零。在一个完全由政府配置资源的市场，挤出效应问题不存在，因为政府支出的变化，不受利率水平的影响。

挤出效应也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从总需求的角度看，政府扩大投资需求，一定会引起利率的上升，反而使私人投资下降，这就减弱了政府支出的扩张效应。我们可以把这种挤出效应界定为需求型挤出效应。从总供给的角度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有挤出效应。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为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足，短期内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如果产出效率很低，必会引起社会物价总水平上升，在名义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形下，实际货币供给减少，实际利率水平上升，个人投资需求减少，积极的财政效应减弱。如果社会产出率高，供给型的挤出效应可能不存在。

二、挤出效应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转型

在第一部分讨论的挤出效应仅仅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的。实际上挤出效应在我国目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出现了转型。宏观经济学上讲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挤出私人投资需求、政府与民争利、弱化积极政策效应的倾向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长期观察供给型的挤出效应在我国表现的将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挤出效应的转型问题。

第一，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政府支出的增长并没有引起利率水平的上升，民间投资的成本没有增加。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挤出效应不会出现。事实上，从1995年起，在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市场的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利率水平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第二，由于在我国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个体和私人经济投资占的比重仍比较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对总体的投资规模影响也不大。实际上从1996年起，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体上保持稳定。（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不同经济类型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1996年以来变化并不大，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大比重。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影响比较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不明显。

第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又确实存在着挤出效应。从1995年开始，政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连续地降低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不断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但个体经济的投资比重并没有增加，说明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又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第四，由于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绝大比重，因此国有经济投资的效率、国有经济投资的产出率是决定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型挤出效应是否出现的关键。

政府投资重点是公共基础设施和部分国有企业新建和改建项目。这些投资项目逐渐到位以后，一定会拉动社会需求的增长。但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没有到位，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这就制约了政府投资效率的提高，限制了社会总供给量的扩大。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不断实施，社会总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供给不能乘数地增加，通货紧缩就会转化成通货膨胀。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这就是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中的一个令人忧虑的、独特的“挤出效应”。根据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总资产额度及外汇储备数量，近期内即使出现了私人投资热潮，市场利率也不会波动太大。宏观经济学上的挤出效应也不会太明显。因此防范由于投资效率太低而出现的供给型挤出效应是我们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特别应当注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需要长期注意的问题。

三、当前我国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表现

虽然近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普遍出现萧条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虽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是存在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95年以来，我国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了政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投资的过程中，引起了私人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是明显的。根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1995年个体经济的固定投资增长率为上年的19.2%，1996年下降为11.3%，1997年为5.5%，1998年为8.9%，1999年下降为3.5%.80年代以来，一直到1995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高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从1995年以后，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低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说明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存在着挤出效应。

第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国内的许多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目前利率尚未市场化，政府增发国债，扩大投资的举措，不会影响利率水平，不会增加私人投资成本，因而没有挤出效应。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具有充分的资金供给能力，增发国债不会导致资金供应紧张，从而也不会存在与民争夺投资资金的问题。笔者认为仅凭上面几点就断定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目前无挤出效应的论断是不全面的。从市场利率来看，虽然我国利率仍未市场化，但从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目前在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已经市场化，国债招标发行方法中利率的确定也已市场化。这样随着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国债发行的规模及国债利率水平的高低肯定会影响到同业拆借市场和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水平，影响到私人的投资成本，影响个体经济的投资规模。以上的分析说明，以大量增发国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肯定引起了挤出效应。实际上1995年以来个体经济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就是例证。

第三，扩张性财政政策方向的不一致，即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有些政策属于扩张性的，但同时有些政策又是紧缩性的；或者存在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与民争利的情况，是目前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又一独特表现。

如1998年，政府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当年税收却增加了约1000亿元。可能从加强税收征管的角度是合理的，但增发国债的扩张性政策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增加税收政策所抵消了。对于非国有企业，紧缩性的政策效应甚至大于扩张性的政策效应。又比如，政府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不断鼓励居民增加消费需求，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又出台了许多增加居民负担的改革措施，或者是降低居民收入的措施，使居民想扩大消费而又不敢消费。特别是城市下岗人员的增加，农民收入增加的减缓，都弱化了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再比如2001年，政府又在证券市场上，盲目地推出了高价减持国有股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方案，导致深沪股市全面下跌（该方案目前虽已停止执行，但受到重创的深沪股市仍处于低迷状态），筹集到的社保基金不足百亿元，股价市值却蒸发了好几千亿元，90%多的股民亏本，居民收入下降。在此情况下，居民怎么能扩大消费需求呢？

第四，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供给型挤出效应，它的表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出现的原因就是国有投资的低效率，如果国有投资的效率提高了，这种挤出效应就不会出现。在此不再赘述。

四、弱化挤出效应的对策

宏观经济学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可以克服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为了财政政策效应的最大化，拟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要一致，避免政策本身的内耗和效应的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求扩大政府支出（目前表现为发行国债），同时要求政府减税，并且努力增加居民的收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要求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增加政府的税收。这个基本的政策组合不能颠倒。

第二，政府应努力避免与民争利、与民争投资。应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来增加政府收入。

第三，增强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要增强居民的收入预期。保证政府在扩大支出的同时，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要有灵活性，在经济紧缩时期，增加居民负担的改革项目要暂缓，使他们不断地扩大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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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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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张性财政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叫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通常是在经济增长滞缓，一部分经济资源未被利用，经济运行主要受需求不足制约时，政府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扩大财政赤字，减少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降低失业率，拉动社会总需求增长，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如在1982-1987年、1998-2004年期间，针对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实际内容不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状况日趋严峻，政府及时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近几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不断变化。2012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当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是在不断调整中逐步淡出的。随着“十二五”开局，中国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财政政策逐步向中性调整。

二、稳健性财政政策

稳健性财政政策实质上是中性财政政策，是介于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的一种财政政策。它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有松有紧、松紧适度，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活动不会产生明显的扩张效应或紧缩效应。它适合在经济运行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又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条件下实行，其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不同行业“有保有压，有促有控”。这样区别对待经济结构性矛盾，既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又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根据经济运行状况，2005-2008年的上半年，我国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内容的稳健财政政策。

三、紧缩性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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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　稳健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既不会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会产生紧缩效应。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策的中性。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自2005年开始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为何转型以及如何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广大财政理论及实际工作者需要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中国出现了外部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等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反周期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从本质上讲，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以国债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运用为主。

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外贸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

二是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通货紧缩显现。

三是买方市场全面形成。1997—1998年我国出现了全局性的“买方市场”，绝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四是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等，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在上述背景下，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实行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增长（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刺激投资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二、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扩张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常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反经济周期手段，长期实施则有可能导致财政风险增加并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运用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和转型问题。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强民间投资意愿，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弱，而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

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快速、稳定增长期，民间投资能力迅速扩大、外部经济环境改善。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坚持“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经箭在弦上，作为宏观经济重要调控手段的财政政策本身为适应这种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并不意味着财政将从建设投资领域全盘推出，而是赋予其更多、更重的宏观调控战略职能。实际上是要将短期策略性财政政策逐步转向中长期的战略性财政政策，或是要将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向均衡财政、协调财政或者中性财政，它是包括财政调控目标方向、调控手段组合、调控方式方法的适时、适度转换在内的一个系统工程。

从当前的突出问题来看，随着民间的以及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明显趋于活跃和旺盛，我国投资总量的增幅过大，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取代通货紧缩而成为经济运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政策类型，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将形成逆向调节并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必须实施财政政策的转型。

1、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逐步化解累积的财政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7年来，期间仅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就达到9100亿元之巨，财政赤字率从1997年的0.78%上升到了2003年的3%，国债余额已经超过26000亿元，债务负担率已经从1998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约20%，累积的财政风险愈益加大。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2、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抑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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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第1季度后，经济发展的宏观统计数据一出来，政府遂决定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在货币政策效应不理想的情况下，考虑更多运用财政政策实施扩张。1998—2003年期间，财政政策以增加财政支出为主进行宏观调控，以带动民间投资、促进社会消费和扩大出口潜力，以此实现拉动社会总需求，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增发长期国债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调整税收政策来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减轻企业负担。与此同时，增加社会保障、救灾和科教领域的重点支出，并作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部署。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仍然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4万亿主要用于投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等项目上。后经过两次调整，基建项目和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项目方面投资比重有所下降，用于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和农村民生工程建设项目资金所占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2政策效果分析

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作用明显。从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间，GDP增长率分别为7．8％，7．6％，8．4％，8．3％，9．1％，10％，10．1％；有效扩大了对外出口和消费需求，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1999－2003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由6．8％上升到25％；出口商品增长率也处于6．1％～34．7％之间，说明虽面临通货紧缩状况，积极财政政策给我国乃至亚洲经济都带来了正面的影响。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将处于低迷期的经济拉回到平稳较快增长轨道，2009年GDP增长率达到9．2％，2010年为10．3％，2011年达到9．3％，2012年也保持了7．7％的增长率，居民消费需求也呈现逐渐扩张态势，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的情况看，2009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保持了14％以上的增长速度，特别是2010年增速达到了23．3％。政政策实施期间，固定资产年投资额与递增率均呈现上升趋势。拉动经济增长，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特别是2008年后，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付诸实施，使得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5％，2009年则达到了30．1％，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问题分析

3．1赤字问题

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社会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闲散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财政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但财政赤字也可能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从1998年的第一轮财政政策实施以来，财政赤字问题一直存在。1998年至2002年连续5年财政赤字年年递增，2002年更是达到了3149．51亿元。2008年以来的第二轮财政政策实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从1998年到2012年的15年间，只有2007年财政是盈余的。这反映出以中央财政投资性支出为引导，地方投资性支出为配套的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直接导致了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另外，赤字财政政策还可能诱发通货膨胀，进而引起社会动荡。

3．2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可发现我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的GDP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特征：首先，第一产业比重在下降，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在上升；其次，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长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第三，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偏低，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率偏低。而2005年美国的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20．4％和78．6％。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部分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在2012年更是达到了70．23％。国家发改委的资料证明，2008年以来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资金投入安排中，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电网改造的资金安排占总资金的比重达到了37．5％，而用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资金比重只占3．75％，这样一种偏向于基础建设和重工业的投资方式，强化了产业结构失衡与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问题。

4对策及建议

4．1国外经验借鉴

4．1．1美国奥巴马经济振兴计划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出现了银行倒闭风潮，并且危机到了实体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下滑，失业率持续上升，自2008年8月以后，CPI和PPI变化率皆表现为紧缩状态。鉴于经济快速下滑，奥巴马政府于2008年12月提出了经济振兴计划的初步方案。主要包括：大规模改造联邦政府办公楼、大力投资公路和桥梁建设、大规模改造学校硬件设施、安装节能系统、在美国各地推广宽带网络应用、改善医院等设施等5个方面。另外，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年初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4．1．2欧盟联合应对策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应对。财政政策方面，采取了直接作用于欧盟经济、扩大内需的财政相关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则注重协调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尽量将各国政策措施纳入统一框架，以整合全欧盟资源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从2008年至今，欧盟的财政相关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至2009年末金融危机发生并不断恶化，欧盟在这一阶段将政策重心放在大规模经济刺激上；第二个阶段是2009年末希腊发生债务危机及随后出现的欧债危机，欧盟将政策重心放在救援债务危机国家和建立安全网；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至今，欧盟将政策重心放在强化财政纪律上。

4．1．3俄罗斯稳健财政政策俄罗斯普京政府实行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利用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收支平衡、稳定财政。并设立财政稳定基金，将政府在资源丰沛期获得的一部分“超额”收入存储起来，以备资源枯竭时使用，以便化解财政收支不可持续性带来的财政风险，保持政府预算长期稳定。出于这一目的，俄罗斯于2004年开设稳定基金。短短几年内，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攀升为俄罗斯稳定基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全面下行的情况下，储备充沛的俄罗斯稳定基金有效发挥了抑制经济波动、减缓经济衰退、加速经济复苏、保障国家预算平衡、防范财政金融危机发生的积极功效。

4．2几点建议

第一，慎用赤字财政政策，特别是连续使用。政府采用可持续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从中长期来看，正向的政策效用不一定大于逆向效用，也不会总是可持续积极的。因为赤字财政政策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但闲置资源毕竟有限，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超过经济承受能力，会导致经济过热，引起通货膨胀。故而，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必须审时度势，谨慎而行，政策调整要留有余地和空间。第二，权衡短期与中长期发展，调整财政收支结构，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考虑，调整财政政策，努力改变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投资、出口、内需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的局面，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系统规划，进行全面绩效管理。增加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实质上扩大内需，以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从而带动消费拉动内需，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第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财政政策运行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等，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可持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行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5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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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篇7

一、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依据

1.保持经济增长目标,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首先,扩大投资需求是启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而扩大投资需求的举措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支持。扩大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环保及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目前普遍存在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仍不能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基础设施拥有水平方面,我国的许多指标都低于世界平均值。因此,加大财政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成为当前经济特别是财政工作关注的焦点。虽然财政扩张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但主要通过财政扩张形成的社会基础设施也可以为经济长期发展提供优良资产,从而降低扩张的风险程度。

其次,积极启动消费需求,依赖于政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目前城乡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民和乡镇企业承担的税费过重,农民收入连续数年增长幅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二是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处于改革的关键阶段,养老、医疗等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增加居民个人的负担数额,居民对远期消费的预期存在一定顾虑。因此,要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适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到位增强居民远期消费的安全感。

再次,高居不下的失业、下岗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需要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失业、下岗及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解决,内需扩大就将遇到障碍。只有相对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才有可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特殊需要。

2.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的任务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产业结构失衡,农业基础仍然薄弱。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虽有所好转,但与经济社会成长的要求相比,仍然供给不足。通讯、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和海洋科学等高科技产业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也对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课题。

工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主要问题是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不协调,加工工业低水平重复,一些基础性第三产业(如邮电、通讯)和新兴第三产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技等)发育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更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主要障碍,消除障碍应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进行内涵式结构调整,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全社会科技投入总量不足、总体水平偏低的情况下,政府应弥补这一缺口,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在直接增加政府投入资金的同时,应从税收、信贷和其它政策方面配合产业政策给予大力扶持。

3.缓解国企困难状况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旧体制与新体制交替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国有企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从法律上讲,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有商业银行,它们的债务债权最终都由一个主体——国家财政来承担。因此,财政是消除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核心所在。实际上,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与财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拨改贷”后,财政不再对新建企业投资,国有企业唯有靠借贷来发展自己。长期以来,过重的税负及名目繁多的摊派和其它费用导致企业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国家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双重财税政策使国有企业处于竞争的劣势。企业职能和财政职能的错位更是拖累了企业,养老、医疗保险等本应由财政或全社会承担的负担却由国有企业来承担。虽然,这是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问题,但在社会保障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有责任通过国有资产减持、社会保障基金设立等方式与国有企业共同承担责任,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4.配合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我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中央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以其特有的竞争机制,将经济资源配置到需要的行业和地区,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无 序,缓解冲突,缩短转轨和转型过程,保证平稳、顺利地实现市场化改革目标。目前由于失业问题显性化,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历史的欠账需要归还,所以财政部门必须从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保证退休人员的生活稳定,保证病人所需的医疗费用,保证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同时,在物价持续走低的形势下,农产品收购的任务迅速增大,收购、储运所需的财政支持迅速增长。此外,提高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深度,也需

要国家财政给予更多的财力支持。 5.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财政政策适度扩张

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基础的原因,我国经济发展的东、西部之间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自然地理优势和科技文化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显着成就,进一步加大了与西部和内地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国家适时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和内陆地区开放的同时,增加了对西部和内陆地区的公共投入,以改变我国东、西部长期以来存在和正不断加大的差距。事实上,解决东、西部经济和社会>文秘站: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投资,为此,适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应当是必要的和连续数年所必不可少的。

二、继续实行适度财政扩张政策的具体措施:

1.继续扩大公共支出

财政支出重点:一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要求。为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衣食需要,必须在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上,加大对农业包括水利事业的投入,通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水平的提高,增强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以保证国民经济基础环节和发展潜力得以持续,国家各项宏观政策如粮食、水利和环境保护政策得以落实。二是用于科技教育的支出。科教投入的增加是科教兴国的需要,是经济科技含量、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资源发展的客观要求,切实保证科教投入是经济持续增长和提高国民素质的不竭源泉。三是用于国企改革的支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完成向真正经济实体的过渡,需要一个转轨时间,而转轨过程中国家有必要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之际,才是我国经济全面焕发活力之时。各级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加强财政监管,优化支出结构。

2.适当调整税收政策和制度

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于重点投向进行适当的税收优惠,规范各种行政性收费,实行费改税。商品税政策的调整应以增值税为重点,尤其是对设备更新快、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行业和产品品质、成本和设备投入差异较大的能源、矿产企业,有必要加快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对主要用于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消费税则可考虑部分税目的减免问题,如对农用柴油、军用柴油、生产用(包括工程用、矿山用、建筑用)汽车轮胎、农用汽车轮胎(如农用拖拉机、收割机等和公共汽车轮胎)等,实行消费税减免或定期减免,应是有利于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

各种税收优惠可结合《当前我国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予以实施。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应成为税收优惠的主要方面,对研究开发、设计等费用实行税收抵扣。当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将新产品投入大规模生产时,政府应采取加速折旧或建立技术准备金方式在计税前予以扣除,并对新产品给予税收减免。

加快费改税进程,以减轻企业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取消各种乱收费,确需保留的可以降低收费标准或相关项目归并,属税收性质和具有税收功能的收费应尽快并入税收。

3.稳定公债发行,强化财政投融资

1998年以来,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利用银行利率下调、银行和社会闲置资金较多、国家筹资成本较低的有利时机,连年大规模发行公债作为扩大公共投资和内需的基本措施,业已起到实际效果。但连续数年大规模的公债发行,也必然会有偿债高峰期的到来,政府财政不得不考虑如何面对偿债高峰。所以,今后一段时期保持公债发行规模稳定,将是一种必然的政策选择。同时,可考虑发行针对保险公司、社会养老金的专项国债,专门用于国内大中型基础设施 建设。也可考虑增发外债,增强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必要时还可考虑让一部分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由中央发行一定规模的、用于长期建设投资、投资项目由地方设立和管理、到期由地方归还的地方公债。另外,在国企改革的‘抓大放小’中,变现一部分国企的股份来从事公共工程及基础设施等的投入,其余可作为国家资本金注入企业用于企业设备更新及技术改造,或注入社会保障基金。

近几年,财政收入中的两个比重明显提高,财政收支增长幅度明显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每年增长一千多亿元,收入增长的良性机制已基本形成,国家财政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明显提高。加之配合公债政策,可保证政府拥有充足的财力在近期内甚至较长时期内实行适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在用好公债政策的同时,还要关注其它政策方面,特别是财政投融资、利用财政资金的有偿使用机制等,既用活一部分财政资金,又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适度扩张财政政策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一)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现阶段的客观选择

在我国现阶段或一个较长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由中国改革和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我国还存在着通货膨胀回升的潜在危险。我国正面临着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财政困难、国企困难、农业基础薄弱以及潜在的固定资产投资冲动都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从我国经济发展客观实际来看,1996年底实现“软着陆”后,国民经济沿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轨道运行,执行政策要注意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不能陷入“膨胀一紧缩—再膨胀一再紧缩”的怪圈。因此,对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应持谨慎态度。

其次,放松货币政策在当前对启动经济作用不大。商业银行本身追求盈利最大化,不会把资金投放到一些资金回收期长、盈利少、但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行业上,因此对于改善经济结构的作用受到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限制。此外,下调利率虽对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经过多次下调的利率其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已十分有限,而且,在经营目标的左右下,企业和银行贷款的动机都不会特别重视利率的小幅变动,所以,降息在我国已有的经济机制下,其刺激货币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

再次,通货膨胀政策无助于失业问题的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国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我国的就业问题既有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隐性失业显性化问题,也有特殊人口政策带来的长期后果,这种失业现象无法通过放松银根来得到彻底解决。改革和转轨时期的根本问题是稳定发展问题。只有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能够稳定、持续发展,才能创造出较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货币稳定一经济增长一充分就业的良性循环。同时,如果通过放松银根来刺激经济增长,那么其带来的通货膨胀,也必然给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带来困难,反过来,又会要求国家提供新的社会保障增量来维持平衡。

最后,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求货币供应在各个不同时期应当表现出弹性。如经济增速正常或偏冷,而物价涨幅较低时,可以进行适时适量的增加,以配合财政政策刺激国内有效需求,而这种“微调”主要指阶段性的适度松动,这与总体上较紧的货币政策并不矛盾。

(二)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涉及到方方面面,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予以特别重视和考虑。

1.通过规范财政收支提高两个比重

经过连续几年财政收入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总量调整,目前国家财政的预算收入已占GDPl5%,如果

加上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财政部分,财政总规模占GDP比重应当在25%—30%之间,政府财力总规模并不小。所谓“小”和应继续提高两个比重的说法,主要是指财政集中在预算内的收支和集中在中央财政的收支较小。同时,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要求、还是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要求看,继续大幅度增加税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无助于财政扩张的效果。因此,当前之急应是统一财政,整顿财税秩序;扭转非财政部门越权行使政府职能参与分配的现象;严格规范收费项目和收费权限,并通过立法将必要的收费逐步改为正规的地方税收;清理整顿各种基金、周转金及其它财政体外循环的游离资金,并通过整章建制,使之纳入严格的、科学化、规范化的财政管理与监督之下。最后应通过改革,彻底解决财政包揽过多和应管未管、以及管理方式不当的问题,使财政 的职、责、权相对应。 2.完善金融调控

保证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快职能转换,提高管理水平,理顺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把商业银行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在目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下,银行要减少并逐步消除政策性和社会性职能,真正树立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坏帐呆账,加强金融工具的创新,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快资金周转,配合货币政策,达到控制调控基础货币、实现适度从紧货币的目的。

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尤其重要。要支持企业战略性改组,加速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地发展,而不是时涨时落。应认识到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对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对转换经济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在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有时甚至是较为严重的问题,但如果没有资本市场10多年风风雨雨的发展,也不会有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的大好局面。

大力发展住房等个人消费信贷。各商业银行从扩大自身业务发展角度考虑,应该积极探索和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需求与生产需求协调、同步发展。同时,探索和积极发展个人金融服务的各个领域。

3.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作

首先,财政、货币政策制定上,应相互协调,可考虑组成一个主要由这两部门的若干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参加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一个议事机构,定期举行例会,例会议案只具有专家建议性质,对两部门或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或预算管理委员会起指导作用,而不具有强制性。其次,尽快建立财政投融资体系,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再次,在国债政策上应体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国债,有利于协调各自的政策。目前上市流通国债总量偏少,银行利率也非市场利率。财政和央行要对国债发行量、国债利率、品种和发行方式进行协商,财政应优先考虑中央银行在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时对国债的期限结构、无券化程度、利率水平的要求。最后,财政、货币政策应从城乡消费结构的调整上增加需求。

4.宏观调控的实现还依赖于微观基础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速度效应所造成的经济效应结构、产业结构失调,往往使财政、信贷资金投入产生扭曲的不良后果,演化出一种“高速度一高投入一低效益一更高投入需求”的恶性循环。财政、货币政策都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四、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讨论

财政部部长项怀诚5月9日在上海指出,中国政府将积极主动地调整财政政策,深化财政改革,转变财政职能,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项部长的讲话传递了一个有关中国政府将积极主动地调整财政政策的重要信息,引起理论界和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2009年,我国已经连续第五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一项过渡性的政策措施,财政扩张有利于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率,有利于增加需求、增加就业,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此,五年中,仅建设性国债就发行和计划发行6600亿元,中央政府背上了较重的债务负担,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高达50%,债务余额占GDP16.3%,财政赤字2009年将超过3000亿元。我国财政政策的风险在逐步增大已是不争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是肯定的。但“淡出”的时机和方式却是一个需要十分慎重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笔者以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现实选择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经济运行完成由“低谷”到成长的转折。第二,公共支出对经济的拉动已经起到对私人部门的“带动”作用。第三,社会总需求出现稳定的增长态势。而目前我国经济尚未具备上述基本条件。

首先,从经济运行状况看,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济下滑趋势虽然在1999年到达“底部”,2000年开始出现回升,但由于“911事件”的打击和国际经济状况的影响,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重新下滑,这表明经济运行总态势需要对“底部”进行重新检验。换言之,2009年和2009年将是考验经济运行曲线的关键两年。因而这两年应当是“拭目以待”的两年,而非转换财政政策方向的有利时机。

其次,公共部门支出对私 人部门的“带动”效应不明显,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然在起伏不定之中,企业和个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例没有明显改进。积极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慎重对待运用方向的转换。比较恰当的是在继续保持财政扩张的同时,适当调整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主要着力于公共部门本身的支出的同时,加强对私人部门投资政策的调整和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引导,只有私人部门投资有了真正的增加和投资动力,我国经济的能动性恢复才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篇8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内容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 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研究

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T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篇9

一、日本90年代以来的财政政策回顾

1．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一般称“资本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当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有所谓一枝独秀的美誉。然而，进入90年代后，以地价下降为导火索，资本泡沫逐步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多年的徘徊或萧条期。1990年gdp增长率达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长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为-2.5％，2001年为-0.5％。失业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为5．3％，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价连续下跌，批发物价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为0．6％外，其余年度均为负数；消费物价虽不象批发物价那样长期下跌，也有两个年度为负数，基本上在0值周边波动。其二是泡沫经济时期泡沫化了的资本严重缩水。股市缩水：日经平均指数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与1989年相比缩水70％以上。其间，虽在1993年和1999年出现过反弹，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动，目前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缩水：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连续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价(日本中央政府国土交通省调查的价格)与最高价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价格共下跌了36．0％，商业用地价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调。

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尤其是通货紧缩，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预算扩张。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参见表1)。同时，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预算的债务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参见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对策。采取经济政策，是在政府感觉到预算安排的扩张力度仍不够，需采取追加预算时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为对预算扩张的强化或补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实施政府经济对策(这两年预算安排仍是扩张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两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担忧和“关心”程度。据估算，这些政府经济对策共动用资金(包括增发国债和减税等)130多万亿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国债发行、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

(1)扩大国债发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债规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债余额(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债，下同)，占gdp比重为61．4％。但在90年代国债规模迅速扩大， 2002年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上升为139．6％，约1．4倍。从绝对额上看，日本gdp约为500万亿日元(90年代用现价计算的gdp基本上没有扩大)，1990年公债余额约为300万亿日元，2002年为700万亿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万亿日元，年平均增加40万亿日元，年均递增9％。公债余额增大速度快，无疑是大量发行公债的结果。

表1

日本租税负担率

(单位：％)

税收 社会保障负担 合计

国税 地方税 小计

1990 17.9 9.5 27.4 11.3 38.8

1993 15.4 9．o 24.4 12 36.4

1994 14.5 8.7 23.2 12.2 35.3

1995 14.5 8.9 23.4 13.2 36.6

1996 14.2 9 23.2 13.3 36.5

1997 14.2 9.2 23.4 13.6 37．o

1998 13.4 9.5 22.9 14 36；8

1999 12.9 9.2 22.1 13.8 35.9

2000 13.9 9.3 23.2 14．o 37.2

2001 14 9.6 23.6 14.9 38.5

1997年 美国 15.8 11.7 27.5 9.2 36.7

有关国家 英国 37.5 1.8 39.3 9.3 48.6

德国 25.5 3.7 29.2 25.2 54.3

情况 法国 29.8 6.5 36.3 25.7 62．o

注：负担率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料来源[日]日本银行国际局编{国际比较统计}2000年版；[日]财务省2002年4月编发的宣传材料《财政的现状与今后的方针》。

表2

日本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

中央财政预算债务依存度(％) 公债余额(中 央与地方政府)占gdp比重(％)

美国 意大利

1990 8.4 61.4 55.3 105.4

1991 7.6 58.2 59.5 109.3

1992 10.1 59.8 61.9 118.3

1993 11.2 63 63.4 119.9

1994 18.7 69.4 62.6 126.1

1995 17.7 76．o 62.2 125.2

1996 28．o 80.6 61.3 124.3

1997 21.6 84.7 59，1 122.4

1998 20 97.3 56.7 119.9

1999 37.9 116.9 54.2 118.5

2000 38.4 125

2001 34.3 128.5

2002 36.9 139.6

资料来源[日]财务省2002年4月编发的宣传材料(财政的现状与今后的方针)；[日]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编(财政金融统计日报)2001年第5期。

(2)减税。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实施一些临时性减税措施外，1994年进行了一次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提高消费税税率，决定从1997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两个百分点中一个百分点作为地方消费税)，同时从1995年开始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1999年再次下调了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00万日元提高到330万日元，低税率(10％)的适用范围由300—600万日元，扩大到 350—900万日元，最高税率由50％下调至37％。与此同时，以个人所得为税基的地方居民税(都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也采取了减税措施。一般经营性法人的所得税(即法人税)税率也由37％下调至30％。在增税减税同时进行的税制改革中，减税的力度明显大于增税，税负呈不断下降趋势。日本税负1990年为27．4％，1999年下降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为22．9％。1997年因提高消费税税率税负略有反弹，但总体上未能阻止税负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减税主要是针对国税的，地方税的税负在90年代保持了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升，1993年为9．0％，2002年上升为9．6％，国税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国税税负为17．9％，1999年下降为12．9％，2002年为14．0％。

(3)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公共投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支出项目。在90年代，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公共投资支出保持了较快增长，每年比上年度增长5％左右(1997年为1．3％，1998年为-7．8％)，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为10—15％。加上综合经济对策等追加预算，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如1998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公共投资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经过两次追加预算后，公共投资支出比上年度实际增长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除一般预算安排资金外，还通过财政投融资提供资金。在90年代财政投融资保持了较大规模。1990年财政投融资计划总规模为34．6万亿日元，1999年上升为52.9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4．8％。由于财政投融资是有偿资金，其投向与私人资本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进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质疑，其增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规模也较大，1999年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政府预算中公共投资支出分别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资主要用于交通、城乡基础设施，治山治水和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政府固定资产形成规模也大，1998年政府总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重达6．2％，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社会保障实行收费制，其运营原则上独立于财政，由社会福利部门管理。但这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承担社会保障支出，相反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负责公共救助、公共卫生医疗等职责外，对于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年金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提供资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资金占社会保险制度给付总额的20—30％。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期间，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对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亿日元购物券，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90年代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较快，以中央财政为例，1990年社会保障支出为11．63万亿日元，2000年上升为16．8万亿日元，10年增加5．2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3．8％。在中央财政支出中，除作为国债成本的国债费外，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最快，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为19．7％。

二、财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来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了400多万亿日元的公债，相当于gdp总额的80％。目前公债余额已相当于gdp的1．4倍。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两次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90年代日本经济呈现出复苏短期化特点。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5％和5．0％后，1997年出现了下降(-2．5％)；2000年实现了1．2％增长后，2001年又出现了下降(-0．5％)。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两次暂短的复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把日本经济推向正常的增长轨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学术界，有人称90年代以后日本财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运用经济政策，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政策的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政策运用缺乏针对性，而财政政策孤军作战，以及公共投资效率下降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经济，其对外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好的态势。如进出口总额，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递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递增4．3％。贸易顺差，除1994年和1995年两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扩大，1999年为1230．4亿美元，比1990年的635．3亿美元增长94％，年平均增长7．6％。由于对外经济势头良好，日元也处于升值状态之中，1990年美元对日元的平均汇率为144．88日元，1995年升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为113．91日元，目前为130日元左右。

国内经济问题较多，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费增长非常缓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为负数(-0．3％)。而且与政府消费相比，民间消费增长更加乏力。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则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为负增长(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投资下降。有5个年度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虽有增长，有的年度增长幅度还相当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16．0％和15．2％，仍没能改变总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压缩财政投融资规模所至。

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创伤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机构的功能。在资本泡沫膨胀时期，金融机构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泡沫活动之中。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价格飞涨时期，金融机构的资产也以股票等有价证券和土地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账面收益曾高达34万亿日元。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金融分业经营的框架下，金融机构通过向以证券交易和不动产买卖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企业(包括金融、财务企业等)融资，实际上间接地将资金投入证券和土地市场。已经倒闭的7个住宅专业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机构资产也以严重泡沫化了的证券和土地为主。资本泡沫的破灭，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的资产严重贬值，而且由于贷款或融资对象的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不能还贷，致使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关于不良债权的统计标准不断变化，其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监督厅公布日本金融机构“有问题债权”为87万亿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为43．4万亿日元，其中银行32．5万亿日元。

金融资产贬值，不良债权增加，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破坏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不足，出现了谨慎消费与谨慎投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资产以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为主，据统计，1996年底日本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52％是定期存款(美国为17％)，11％为现金或活期存款(美国为2％)。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大及其表面化，严重影响了居民对金融机构，乃至日本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出现了谨慎消费。90年代初以来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调，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实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费并没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贷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谨慎消费影响国内需求，加上生产经营性公司、企业本身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和负债增加，投资者也出现了谨慎投资倾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大量不良债权和资产贬值的影响下，出现了惜贷行为，金融功能严重弱化。90年代，日本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过10％，而银行贷款增长率很低，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为负数，

如上所述，日本经济的问题出在金融体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对策重点放在扩大公共投资和启动消费上(其中也有一些解决金融体系问题的对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义上讲是下错了药，政府措施缺乏针对性，这是日本90年代以来长期财政扩张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财政政策扩张缺乏必要的货币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机构惜贷，实际上形成了财政政策孤军作战的局面，这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资效率下降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试图以此来扩大内需。但是，公共投资扩大内需的效果与投资效率是有关系的。只有当投资能带动民间的投资或者区域、产业的发展时，其效果才大，这就是所谓乘数效应。众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发达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在此基础上再过份扩大公共投资，往往是“奢侈”或浪费。

眼下，我国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扑灭了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从而“洋为中用”，提出我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不得调整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认为，他们对日本“教训”的把握不够准确。日本经济在1995年开始恢复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5％。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对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讲：(1)通过了《财政结构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债(不包括建设公债)发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编制了相对紧缩的预算，财政预算规模增长幅度下降，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律确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实施特别的经济对策。但是，从结果看，1997年的财政政策并非紧缩，而是扩张减速。虽然1997年的税负比1996年仅上升0．2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影响)，但债务余额继续扩大，1997年末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为84．7％，比1996年上升4．1个百分点。

虽不能完全否认财政政策调整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遭重创。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调整政策取向，日本经济是否就会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再度下滑，除固有问题影响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没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响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合资企业的收益，同时还影响了日本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1997年经济增长回落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决不是调整财政政策的“教训”。其后，1999年日本经济重又出现过复苏势头，但仅维持了几个月，2000年下半年开始就又转向下降，其间财政政策并未进行调整。总不能把这次下降的原因又归结为财政政策吧!日本经济在复苏与萧条之间挣扎，是其经济本身的症结决定的。此外，作为结论，认为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整，这在理论上也是存在问题的。作为景气调整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景气情况调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调整就无政策可言。而且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也是值得商讨的。该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意味着政府大量的国债和大规模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前提。我觉得，如果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或者说离开政府大规模投资就要出现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就不是健康的经济。我认为，我国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资效率低下，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训，要随时注意财政政策的效果和财政政策取向的调整。

三、日本财政政策展望

1．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难题。

当前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有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和财政能力低下等，它们是决定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01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日本政府对当前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不乐观。因出口的恢复，国内库存调整和资本存量调整的结束等，预计2002年度下半年经济会恢复增长，但增长率在1％左右，而且后劲明显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问题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制约投资和消费的扩大。而且政府推进的“结构改革”在近期内将增加企业倒闭和失业，加上美国经济的不透明性，经济恢复的动力明显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对财政压力增大。199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老年化比率)为16．7％，已进入高度老年化社会。不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进程十分快速。据日本政府预测，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将超过20％，2020年将达25％以上，成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将加大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据测算，70岁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医疗费为年轻人的5倍，加上现收现付制年金账户的高额赤字等，其对财政的压力是巨大的。

再次，财政债台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来的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债务累积。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债余额相当于gdp的1．29倍，2002年预算通过后，则进一步上升为1．4倍。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据内阁府的测算，假定社会保障水平及其他税制不变，2005年开始以提高消费税为主来实现长期财政平衡，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23％，同样条件下，2020年开始运作，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在所得税税制不变的情况下，将消费税税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认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缓。

2．今后财政政策展望与小泉结构改革。

在日本理论界、产业界和政治家中，对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较大。主流观点主张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他们认为经济复苏是基础，只有经济复苏了才能真正解决财政问题。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称，在政治家圈内也属于非主流派。其能成为总理也是人们对主流派政策丧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内阁诞生后，极力主张结构改革，结构改革的核心是压缩政府支出，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加强竞争，活跃市场。从财政政策上讲，主张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他主持编制的中央财政第一个年度预算(2002年度预算)突出反映了这一特点。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收支规模比上年度预算下降1．7％，与上年度决算相比下降5．9％。顶住各方压力，将国债发行规模控制在30万亿日元，公共投资规模压缩10．7％；同时，大幅度压缩财政投资规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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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稳定；IS-LM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033-02

一、引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目前政府最常采用的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两大经济手段。二者从通过对利息率、国民收人和投资来影响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作为一国宏观经济调控主要的两项工具，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使用对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物价平稳、充分就业和收入公平等目标，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结合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如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等，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①。

（一）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两种政策的结合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调控任务一般由货币政策来完成，因为货币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稳定币值创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央银行可以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微汨；而财政政策具有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杠杆，能够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在市场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市场的缺乏更多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拾遗补阙。如在经济过热时期，要通过紧缩型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则要更多地倚重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强刺激作用才能拉动经济的增长。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②。二者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必须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协调而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二）同经济条件下而两种政策的选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都能产生影响，在经济过热、需求过旺的经济时期，政府一般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消除经济中的"泡沫"，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和压缩固定资产支出等手段来调节投资和消费③；而货币政策则主要是通过收紧银根、提高利率等政策工具来回笼货币，减少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由于该政策作用平缓，不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所以，这一时期效果优于财政政策，因而在政策手段的运用上是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④。在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往往需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的增长。通常财政政策主要侧重于投资需求，通过扩大目债发行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支出来影响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而刺激投资需求迅速增长。而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信贷规模和种类以及降低利率等手段来刺激投资和消费，并可以通过汇价、利率手段影响出口需求。这一时期由于财政政策作用的直接性、政策性，其效果明显优于货币政策，因而通常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进行调节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