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和惩罚机制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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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非刑罚处罚；创新；公司犯罪强制性监管；精神障碍矫正；惩罚性赔偿

【正文】

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等五种非刑罚处罚方法。但是，由于上述非刑罚处罚方法在适用方式与内容上均有很大的局限性，且无法结合具体案件特点与行为人人格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非刑罚化制裁，导致司法实践中较少采用甚至是虚置非刑罚处罚。有必要对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方法进行理性创新，探索能够有效实现刑事制裁惩治与预防双重目标价值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丰富非刑罚化的处遇。

一、建构独立的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体系

经济犯罪危害社会经济秩序，应当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但有必要进行区分，选择经济犯罪中社会危害可弥补、犯罪人及犯罪公司可矫正的案件，适用非刑罚处罚，节省经济犯罪刑罚处罚所需要的资源及成本。建构独立的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体系，特别是在检察环节对经济犯罪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并附加非刑罚处罚，具有必要性与可操作性。

（一）建构独立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体系必要性分析

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的实体性法律效果必定是对涉嫌经济犯罪的公司及主要负责人员免予刑事处罚。故国内外刑事司法实践中均有不少观点认为，对经济犯罪适用不起诉决定及轻缓的非刑罚处罚措施有宽容甚至纵容经济犯罪之嫌。[i]其论证依据主要为：涉案公司或者自然人通过认罪且支付赔偿获取相对不起诉以及免予刑罚处罚的实体处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以经济补偿代替刑罚的刑事司法处遇倾向，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相对不起诉放弃了实体定罪机制，而免予刑罚处罚的适用放弃了刑罚处罚的强烈震慑功能，有可能成为大型公司以及相关自然人主体在实施经济犯罪之后逃避刑事责任的途径，从而弱化或者扰乱刑事法律体系追究公司与经济犯罪刑事责任的实体基础与程序运作。当然，理论上也有不少观点支持对经济犯罪的轻刑化、非刑罚化处理。[ii]

我们认为，部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能够拓展非刑罚处罚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充分发挥检察权对实然经济犯罪的遏制作用与未然经济犯罪的监管作用。审判机关适用经济犯罪免予刑罚处罚亦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办理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的司法裁量工作必须重视指控犯罪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重大经济犯罪案件起诉或者定罪适用刑罚后的大型公司强制关闭、大规模失业等附带性结果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司法机关必须积极考虑利用非刑罚处罚这一缓冲机制，有效解决经济犯罪行为责任问题与刑事司法行为社会成本控制问题。相对于起诉经济犯罪或者直接判处巨额罚金刑而言，相对不起诉或者免予刑罚处罚肯定是一种相对轻缓的非刑罚处遇程序。然而，程序的公正性并不必然取决于震慑力度的强弱，而在于程序本身运行的透明性、平等性及合理性。关键在于，司法机关应当在内部制定较为严格的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实体条件与程序规范，指导一线办案的检察官、法官，在相对一致的标准下选择起诉或者不起诉、适用刑罚或者免予刑罚及其对应的刑事和解内容，确保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程序适用的公正性。

（二）建构独立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体系的司法能力基础

只要在司法理念与司法能力层面塑造坚实的检察官、法官职业能力，才能以具有权威效应的司法能力保证经济犯罪案件相对不起诉及免予刑罚处罚等非刑罚处罚程序的顺利运行。例如，上海市检察机关已经根据区域情况在各级检察院建立相关的金融犯罪、航运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专门案件的办案科室或者办案组，以专业化的职业能力和知识储备应对经济犯罪案件的挑战。这就为公正、准确且高效地适用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措施奠定了坚持的职业能力基础。

此外，有必要对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程序配备具有丰富经济犯罪办案经验的检察官、法官，以此保证检察官、法官群体在办理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司法职业能力与职业文化，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使用一切合法合理的方法形成公正的不起诉决定、免予刑罚实体结果与程序运作。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社会对于司法权威存在或多或少质疑的背景下，[iii]检察官、法官不能将完成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程序视为一项普通的工作，应当高度重视自己在被告单位、被告人、辩护律师、被害人以及社会公众面前的形象。公正、严明、诚实的检察官和法官在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司法实践中更容易获取被告单位、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信任，各项司法工作会因此而顺利开展。与此同时，各级司法机关还应当定期组织经济犯罪案件检察、审判业务培训，通过学习研讨培训的方式提高办案质量。

（三）经济犯罪案件适用非刑罚处罚程序操作中的注意事项

1．信息及时披露

由于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强制性要求检察官公开不起诉决定书以及法官公开判决书文本内容，不起诉程序以及免予刑罚处罚等非刑罚处罚实践操作的透明度与公开性处于检察权与审判权的自由裁量范围。在这种条件下建构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机制，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与司法透明的强烈呼唤。[iv]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办理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的适用情况设置明确的信息公布规则，明确规范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通过公告、新闻会、网络等媒介公布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经济犯罪案件情况。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应当进一步要求司法机关出台执法规范，明确规定经济犯罪适用非刑罚处罚起诉案件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将每个经济犯罪相对不起诉、免予刑罚案件的决定文件以及相关的刑事和解文本备置于司法机关网站供社会查询浏览，以确保公众对检察权、审判权运行的广泛知情与一般监督。

2．健全法律文书检索系统

由于经济犯罪案件情况相对复杂，为了减少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法律文书不统一的问题，有必要为承办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程序的检察官、法官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技术支持，健全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适用情况档案系统，使其可以便捷地查询与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程序相关的主题信息，主要包括不起诉决定书、免予刑罚判决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文书样本、和解协议等。

3．监督机制

司法机关必须落实与完善相关监督机制，使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司法适用保持相对统一。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内部监督机制应当采用多层级、多领域的监督模式：下级司法机关向上级司法机关汇报经济犯罪案件的执行情况；各级司法机关定期就重大或异常案件进行讨论；强调对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的办理确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和考评办法；经济犯罪案件的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的诉讼人一旦发现当事人在非刑罚处罚程序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有权直接联系检察委员会或审判委员会办公室，陈述问题、质疑实体或程序的合法性。

4．创新公司犯罪强制性检察监管制度

有必要建立公司犯罪不起诉后强制性检察监管制度，要求承认经济犯罪的公司对内部监管机制进行重整，执行严格的合规程序，即为了监管、预防、震慑经济犯罪专门设计内部犯罪风险控制机制，使其成为公司治理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经济犯罪控制与预防部门，有权强制要求认罪的经济犯罪公司接受检察机关经济犯罪控制与预防部门的工作人员担任内部监管职务，协助公司保证合规程序的正常运转，降低公司经济犯罪的案发可能。在试点运行成功的条件下，在公司经济犯罪案件不起诉程序中附加强制性内部监管机制可以强化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司内部的监管权限，使其有权在省级以上检察机关的指导下评估、建议、修改公司治理的规章、解雇违纪违法职员、直接以公司名义雇用审计人员、律师在公司内部针对审计、法律问题进行尽职调查。

公司犯罪强制性检察内部监管机制有利于快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特别是控制经济犯罪风险。检察机关监管人员不仅能够成为认罪公司财务上的监管者，而且可以深入公司内部管理流程全方位执行经济犯罪预防计划。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检察机关要求建立的强制性内部监管机制所耗费的高管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对认罪公司造成经济压力。例如，美国司法部率先探索实施经济犯罪检察机关内部强制性监管。但是，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显示，大型的涉案公司仅监管费用一项平均高达600万美元。[v]此外，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监管人员以治理专员的身份介入公司事务亦存在正当性疑虑。因此，节省管理成本、明确法律监管与内部治理界限是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程序如何适用强制监管实践需要不断思索的疑难问题。

二、建立健全精神病人、精神障碍者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

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对精神病强制医疗进行了规定，但实践中仍存在适用范围不合理、收治精神病人操作混乱、解除强制规范无序、强制医疗执行乏力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建立健全与精神疾病行为人相关的非刑罚处罚措施改变现状。

（一）健全精神病人非刑罚处罚机制

根据《刑法》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实践中，司法机关对部分间歇性精神病人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轻微犯罪适用免予刑罚。但由于现有的精神病人强制治疗对象局限于对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无法适应社会对具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进行合理控制的要求。

我们认为，在我国《刑法》对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犯罪人实施看管以及政府强制治疗制度的基础上，有必要完善对间歇性精神病犯罪人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犯罪人的非刑罚处罚机制。基于一般公众安全保护和对特定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保护的考量，根据保护和矫正的双重目的将间歇性精神病犯罪人安置于特殊医疗机构是亟待付诸于实践的选择。对于确实存在人身危险性且监护人无能力看管的，司法机关应当决定适用强制治疗的非刑罚处罚措施。经过鉴定机构认定人身危险性明显减弱，不会对社会安全构成现实危险的，可以解除强制治疗。

1．犯罪类型应当具有明确的限定性。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精神病犯罪人强制医疗的犯罪类型应当限定为暴力犯罪。由于暴力犯罪对社会公众安全构成现实且紧迫的威胁，在监护人看管治疗仍不足以防止该危害发生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其强制医疗。

2．决定强制医疗的主体应该是检察官或者法官。尽管强制治疗属于非刑罚处罚，但基于其治疗手段的强制性以及不确定期限性的特点，对精神病人的人身限制强度较大。因此，必须经过司法性审查才能适用强制医疗措施。对于相对不起诉的案件，检察官有权决定是否强制治疗；对于免予刑罚的案件，法官裁决是否实施强制医疗。司法机关应当关注后续的强制医疗情况，对于经鉴定符合人身危险性控制指标的，裁定解除强制治疗措施。

3．组织实施。公安机关具体负责执行强制治疗的实施，治疗费用应当由国家承担。强制性医疗应当实行不定期制度，根据病人的病情轻重由主治医院确定不同的治疗时间和不同严厉程度的管理方式。尽管此种非刑罚处罚的期间可以超出罪责可能判处刑罚的期限并视情况予以延伸，但其精确程度是建筑在间歇性精神病人已然的犯罪行为分析上，区别于保安处分对未然行为危险性的纯粹估计。我们建议，在省级层面设立专门的精神病强制治疗中心，对被确认属于间歇性精神病犯罪者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疗和矫正。

（二）建立精神障碍犯罪人非刑罚处罚体系

实践中不仅存在精神病犯罪人系统化非刑罚处罚制度阙如的问题，对于精神障碍型犯罪人的刑事处遇制度更是处于完全真空状态。我国《刑法》仅对醉酒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醉酒轻微犯罪适用免予刑罚后如何进一步适用符合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纠正醉酒精神障碍倾向需要的非刑罚处罚配套机制完全没有做出规定。并且，实践中不仅存在酗酒成瘾型的精神障碍，吸毒成瘾进而犯罪的也属于多发性现象，对于此类精神障碍者实施轻微犯罪免予刑罚之后如何适用非刑罚处罚，同样存在法律规范缺位的问题。

我们认为，刑法规范有必要引入区别于精神病人的精神障碍者概念，并在刑事责任能力章节中规定，醉酒成瘾和吸食成瘾进而使自己陷入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状态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实施轻微犯罪免予刑罚的，可以根据情况强制其接受心理矫正治疗。建议在省级层面建立精神障碍者心理矫治中心，强制解决犯罪人酗酒、药物滥用、吸食问题，纠正其人格障碍，医院定期对犯罪人进行心理状况测试，符合标准的解除强制心理矫治非刑罚处罚。虽然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手段可能与保安处分相近或着相同，但在适用质量、科学性、精确度、程序规范以及人权保障上显然更具有确定性。

1．资金保障。精神障碍心理矫正非刑罚处罚措施对于人力与资力方面的要求较高。例如， 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政府花费132亿美元用于精神障碍治疗机构的建设和维护，以求改变传统涉毒案件、家庭暴力案件、醉酒交通肇事等刑事司法运行过程中执行犯罪预防功能绩效较差的现实。[vi]精神障碍心理矫正系统的资金投入程度可见一斑。因此，我国在建设精神障碍心理矫正中心的过程中，必须解决资金先期投入与后期维护资金问题。精神障碍犯罪人心理治疗矫正更多的需要借助于有力的财政保障与高端的犯罪科学理论支撑，如若没有大量进行司法成本初次投资的勇气以及持续性成本跟进的实力，刑事司法系统可能难以经受试验性制度的成本耗费风险与衔接过渡阶段机制紊乱的阵痛。

2．核心方法。精神障碍者矫正中心必须从心理道德情感的角度寻找治愈行为人犯罪欲望的方法。心理道德情感是对于个人面对的现实情景的复杂心理表现与反应模式，需要集中大量的心理学专家运用高端心理分析处理器进行测量。犯罪语境化的道德情感经历是对个体因从事特定行为而产生的痛苦或快乐的真实心理回馈，掌握犯罪道德情感的发展脉络是愈合“亲犯罪性非常态倾向”[vii]的治本之策。对处于精神障碍压制下的行为主体而言，实施犯罪行为与否，是社会生活选择境遇下典型的对错判断。心理道德情感的现实表达为通过非刑罚化的治疗矫正措施透视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内心决定与行为模式提供了深刻的分析视角。积极的心理道德情感是由适当的现实处境造就的行为主体正常渴望满足后的道德平衡。消极的心理道德情感是不当现实处境形成的破坏性个体焦虑或者行为主体违背个人、社会价值标准规范后的痛苦心理结果。

3．价值目标。精神障碍犯罪人心理矫正治疗措施激发积极的心理道德情感，使之成为犯罪人的心理抑制动力，从而监控行为主体健康心理的危险蜕变前兆，适时呈现，改变不良生活习性，阻止现实犯罪行为的成型。心理矫正治疗的实际运用能够在刑事领域开辟全新的司法文化，使犯罪人痊愈、犯罪问题解决等概念成为了刑事司法的现实价值而非外部强加且遥不可及的目标。心理状态、心理疗法、心理分析等心理学解释模型使刑事司法不断融入对犯罪人的个体性考察，不仅去除犯罪人行为恶习，还承担起心理辅导的重任，通过聚焦、提升心理学专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来保证制度价值的实现。

三、建构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独立标准

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以下简称《北京规则》）的约定，缔约国应当使主管当局对未成年犯罪人采取各种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刑罚。世界各国均积极贯彻《北京规则》设定的公约义务。

例如，德国联邦法官在判例中形成一致性意见，认为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制定独立的未成年罪犯非刑罚执行制度。[viii]德国规范未成年罪犯非刑罚处罚执行的现有法律依据是《青少年司法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德国认为，对于限制未成年罪犯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及非刑罚处罚措施而言，上述程序性法律规范远不足以建构充分的法律保障体系。基于此，立法机关正在积极修订《青少年司法法》，通过构建全面且独立的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体系完善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措施的执行制度。[ix]然而，当前我国司法实践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比例尚且不高，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更是很少适用。

我们认为，有必要独立设置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的法定条件，以量化的方式评价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特征及其行为恶性程度，从而决定是否对其采取非刑罚处罚。

（一）建议制定《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规则》

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研究制定有关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规则的司法解释。在司法解释中专门将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内容、种类、适用范围、执行等方面问题进行细致规定。同时，各地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区情况探索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辅的地方操作规则，进一步明确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管辖范畴、非刑罚处罚具体措施的实施方法和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期间的管理制度等。

（二）设定科学的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适用标准

我们建议，通过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风险指标与犯罪需求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根据风险系数将未成年犯罪人分层，按照个体特性确定是否处以以及适用具体的非刑罚处罚的方法、强度以及时间，凭籍行为主体的阶段性表现再度分配管理与监督力量。犯罪风险指标是影响再犯可能的静态因素，包括未成年犯罪人年龄、犯罪前科、与定罪量刑非直接相关的犯罪行为个体化特点等等。犯罪需求指标是影响未成年人再犯可能的动态因素，会随着刑事处遇的过程逐渐发生变化，包括工作状况、婚姻家庭依恋、社会关系、有无药物滥用情况等可变性较大的变量依据。

（三）完善现行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措施

有必要将未成年犯罪人赔偿损失的非刑罚处罚进行合理改造，改变一律金钱支付的赔偿方式，而是提供多种赔偿损失的途径。例如，由未成年犯罪人向被害人直接提供劳动补偿损失，或者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劳动机会，在获取报酬之后赔偿被害人损失。通过劳动成果赔偿被害人损失，不仅同样能够起到被害人补偿作用，而且有助于未成年犯罪人通过实际行动进行切实的反思，促进其在劳动中得到深刻的教育。我们建议，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工读学校的性质，明确将未成年犯罪人工读教育置于非刑罚处罚体系之中加以规范。同时做好宣传工作，防止社会公众歧视工读学校学生，实现学生身份的一律平等。

（四）丰富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方式。

我们建议，可以将社会关护、社区服务、参加军训夏令营、参观监狱、参加戒毒戒酒戒烟治疗、参加药物滥用等犯罪预防课程等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化矫正措施全面纳入非刑罚处罚的范畴内由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化框架内进行运作。例如，对于免予刑罚处罚的未成年犯罪人，司法机关可以要求其为社区提供一定期限的服务，其工作类别包括在医院、慈善、教育、文化机构中从事帮助、事务性工作，或者在社区从事保养或清洁。

（五）强调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的人性化

加大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的刑事适用力度，优化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责任追究的方式方法，尽量以不影响在校未成年犯罪人学业为办案宗旨。对未成年犯罪案件谨慎公诉，有效控制有罪判决导致未成年犯罪人被剥夺学籍的情况。积极建议修改相关教育立法，删除有罪判决即取消学籍的规定，建议对免予刑罚处罚的在校未成年犯罪人保留学籍。

四、创新与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相匹配的立体非刑罚处罚方法

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要求针对一般犯罪的非刑罚处罚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方法体系，从而满足针对不同类型犯罪人恰到好处地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司法实践需求。

（一）剥夺犯罪人的相关资格和权利

我国《刑法》将剥夺政治权利等资格刑作为附加刑置于刑罚体系，但资格刑的种类极为有限，无法针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特点进行适用，有必要在更为广泛的层面拓展剥夺资格和权利型的处罚。我们建议，可以在非刑罚处罚的体系内适当增加各种类型的剥夺资格和权利的处罚，通过非刑罚的方式规范免予刑罚犯罪人的行为，不仅实现震慑犯罪的目的，而且达到预防犯罪的实效。

实施商业贿赂犯罪的，可以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从事相关经济领域的活动，属于律师、会计师、审计师、拍卖师、清算师等特殊中介组织工作人员的，可以进一步规定剥夺其执业资格。实施交通肇事犯罪的，可以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从事交通运输活动。实施金融证券犯罪的，可以规定禁止从事证券、期货、基金、银行等行业工作。实施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可以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从事公务性工作。上述非刑罚处罚措施针对犯罪行为轻微没有必要予以刑罚的犯罪人。

虽然《公司法》、《证券法》中已经设置了剥夺从事相关领域董事、经理、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职位资格的规范，但由于其没有配套的程序规定，尤其是处罚监管机制缺失，实践操作中并不规范。将此类剥夺特定资格和权利的处罚作为免予刑罚犯罪人的一种实体处遇，置于规范化的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体系进行整体运作，由司法机关进行全程监控，可以切实防止剥夺资格或者权利适用中的失控或者虚置。

（二）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s)，也称示范性的赔偿(exe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的赔偿(vindictive damages)，是指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x]惩罚性赔偿具有补偿受害人损失，但更重要的是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是英美法系中普通法的一种法律救济措施。惩罚性赔偿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惩罚性”——不以实际损失的发生为适用前提，赔偿数额不以实际损害为标准。惩罚性赔偿通过对故意的、恶意的实施不法行为的人强加更重的经济负担，来惩罚和制裁不法行为，它是在补偿性赔偿金之外，要求侵权行为人另行支付款项，并不以受害人所遭受损失为主要依据，它的功能不仅在于弥补受侵害人所遭受的损失，而且在于惩罚和制裁严重过错行为。

但是，由于惩罚性赔偿具有明显的惩罚功能，民法理论与实务中对其责任实现的性质存在极大争议，认为其具有部分刑事处罚的性质，不属于侵犯责任法的范畴。[xi]我们认为，正是惩罚性赔偿的惩罚性特征决定了该种制裁方式可以纳入非刑罚处罚体系，同时通过刑事司法程序规范惩罚性赔偿的运行，对于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损失但没有必要予以刑罚处罚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犯罪人主观上具有恶意或者严重过失，实施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损失，司法机关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以示刑法对于此类危害行为的强烈否定。从刑法适用经济性的角度，有的案件没有必要对犯罪人处以刑罚措施，要求其在经济上对被害人进行全面赔偿以及惩罚性赔偿的处罚意义、补偿意义、教育意义更为明显。例如，初次酒后驾驶即造成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从被害方的角度分析，家人更为需要的是实质性的赔偿，通过惩罚性赔偿部分的加重赔偿，被害人方面的经济生活压力能够得以明显释缓。从犯罪人的角度分析，一旦因其偶然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罚责任，不仅当前的生活陷入困境，而且今后仍然存在回归社会困难的疑问，通过惩罚性赔偿接受教育从新投入社会生活，更有利于其改造。

当然，惩罚性赔偿不以实际损失为限，其数额高于甚至远远高于实际损失，司法机关在计算惩罚性赔偿金额时必须综合考量。惩罚性赔偿过少不足以制裁和惩罚犯罪行为，过高赔偿又不合实际，犯罪人无法承受，导致判决成为“空判”。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及犯罪人承受能力，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保证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

（三）建议主管部门剥夺荣誉称号

对公司以及自然人实施的知识产权犯罪等经济犯罪，应当增设剥夺荣誉称号这一非刑罚处罚措施。公司作为经济活动主体，享有名誉权、荣誉权，公司的荣誉权能够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如“信用信用单位”、“产品质量优质奖”、“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单位”等。这些荣誉称号是公司在经济的自由竞争中优势所在，公司享有荣誉对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实际上决定了经济效益。剥夺公司荣誉权虽然不是罚金刑，却有经济处罚的功效。科研单位等工作人员实施知识产权犯罪的，同样应当剥夺相关的个人荣誉称号，谴责其犯罪行为，通过针对性的非刑罚处罚措施进行惩治与教育。因此，司法机关有必要通过司法建议书的形式，要求公司主管部门等有权单位剥夺犯罪公司、犯罪人的荣誉称号。

【注释】

[i] 龙宗智：《经济犯罪防控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Benjamin Greenblum. Judicial Oversight of Corporate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s [J]. 105 Columbia Law Review 1863 (2007).

[ii] 柯葛壮、张震：《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及程序研究》，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荆忠、俞湘静：《论经济犯罪的轻刑化》，载《犯罪研究》2005年第2期。

[iii] 萧瀚：《法官为何自损威仪？》，载《财经》2009年第19期。

[iv] 这已经被国外的司法实践所证明。例如，在2007年之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办理的部分公司犯罪暂缓起诉案件没有进行公开，部分暂缓起诉案件在辩诉交易过程中则约定涉罪公司必须在其官网公布辩诉交易的最终文本。学者、辩护律师、社会公众强烈批评联邦检察部门暂缓起诉及辩诉交易本文内容缺乏足够的透明度，不仅无法使社会公众全面了解犯罪公司牵涉的不法行径，保证公共知情权与监督权的有效性，而且不利于涉罪公司的辩护律师深入研究辩诉交易程序，影响其行使公司犯罪辩护权。参见Christopher Wray & Robert Hur. The Power Of The Corporate Charging Decision Over Corporate Conduct， 116 Yale Law Journal 306 (2007).

[v] Vikramaditya Khanna & Timothy Dickson. The Corporate Monitor: The New Corporte Czar， 105 Michigan Law Review 1713 (2007).

[vi] D. Wexler.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An Overview， Cooley Law Review，2000， 125: 132.

[vii] V. Lopez & E. Emmer. Adolescent Male Offenders: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of Cognition， Emotion， and Delinquent Crime Contexts， Criminal Justice & Behavior， 2000， 292: 301.

[viii] BVerfG (2006) 2 BvR 1673/04–2 BvR 2402/04.

[ix] Dünkel， F. & A. P.rksen， Stand der Gesetzgebung zum Jugendstrafvollzug und erste Einsch.tzungen， 19 Neue Kriminalpolitik 61， 73 (2007).

篇2

从性质上来划分，激励机制包括正激励（奖赏性激励）和负激励（惩罚性激励）两种。负激励与正激励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新行为主义学派“行为定向”的激励理论中，也称正强化与负强化。正激励是指用对员工的某种行为给予肯定、支持、鼓励和奖励等各种有效的方法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这种行为能够更加巩固和加强，并持续有效的进行下去，以满足个人需要，实现组织目标。负激励是对个体违背组织目标的非期望行为给予否定、制止和惩罚，使之弱化和消失，使个体积极性朝着有利于个体需要满足和组织目标实现的方向转移、发展。它是通过对人的错误动机和错误行为进行压抑和制止，促使其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对不好的事物进行反方向激励的方法。为了激励员工，一些公司、企业多是“正负兼施”。

二、负激励理论

正、负激励存在的共同基础是行为修正理论，认为人的动机可以通过刺激被激发出来。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金纳认为，人的行为会因外部环境刺激的变化而进行调节，也就是说刺激可以改变行为。积极行为发生后如果立即用物质或精神的激励（即正激励）来肯定这种行为，积极行为就会感到有益而增加这种行为的频率；相反，消极行为发生后，给予某些人不喜欢的对待或者取消某些喜爱的东西（即负激励），消极行为就会感到危险而减少频次，甚至消失。而且员工会根据自身情况对激励因素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组织无论采用哪一种激励方式(正向或负向)都必须充分考虑员工主观选择性的不同情况，这样才会收到较好的激励效果。

三、负激励的作用

（一）负激励是控制员工行为的“警戒线”

企业一般都设有日常的行为准则、管理制度等，违反了这个准则、制度就会受到一定的制裁。负激励的手段和措施在大部分企业的管理制度中都会有体现。负激励作为一条“警戒线”，能起到控制员工行为的作用。

任何一个新员工进入企业，都要先学习企业有关的行为准则和管理制度等，明确在企业中什么是不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以及违反规则的后果。例如，在制度中规定“上班迟到或早退一次处罚50元”，则所有的员工都知道上班不能迟到早退，否则将会被处罚（已请假的除外）。正常情况下，员工都会按时上下班。管理者应用了负激励的约束机制，就管住了整个企业的劳动纪律，可见这条“警戒线”多么重要

（二）负激励可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负激励制度是约束员工行为的“警戒线”，但并不是所有的员工都会自觉地遵守，总会有一两个人由于不重视或者由于意外而触犯了规则。当这些员工逾越这条“警戒线”时，将会得到相应的处罚。而这种处罚是强制性的，并且常常予以公告，可以起到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作用。例如，有人上班迟到，企业当月即对此人执行处罚50元并予以公告。这样就会使员工意识到，这种负激励的手段不是摆设，是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可以使员工真正接受企业的管理制度，对企业制度规则产生真正的敬意和严肃态度。在潜移默化下，员工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种负激励制度的约束，从而使员工提高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和管理，维护企业的劳动纪律。

（三）负激励具有对行为的矫正和教育作用

运用负激励不仅可以限制错误的不良动机和行为，而且可以达到改造动机，修正行为，最终起到矫正和教育的作用。由于负激励意味着惩罚，意味着要接受多重打击（物质损失、精神损失、名誉损失），这就会使每个人深刻理解遭受惩罚的痛苦，更加重视负激励的规则，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去触犯。企业正是通过负激励的方式，使员工从心理上产生影响进而达到影响其行为的目的。比如迟到的是一个管理干部，被处罚50元并公告，就会很担心员工对他的认识改变，对他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同时也会促进其本人和其他员工自觉遵守企业各项制度和行为准则。负激励只是对少数触碰“警戒线”的人的处罚，目的是使大多数人遵守企业的“游戏规则”，可以促使行为加速改进，其达到的激励效果有时甚至可以超过正面强化的作用。

曾有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当前人事管理工作中的“职务能上不能下、工资能增不能减，年度考核只有优秀、称职，没有或极少数不称职”等诸多现象的产生，源于没有负激励制度或有负激励制度但没有很好地执行造成的。负激励措施或手段都是为规范员工行为、为企业管理行为服务的，如果没有这些负激励的措施，或者有了负激励的措施却没有认真地去落实，对员工的错误行为放任自流，最终会导致整个企业缺乏激情与活力，扼杀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想而知一个企业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四、负激励在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负激励必须因人、因事、因时合理地使用，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负激励在执行时也不同于正激励，正激励通常偏向于“锦上添花”，有少许偏差，员工不会太在意；但是负激励则不同，一旦产生偏差，员工就会斤斤计较，严重的还会导致企业管理者的权威受损，甚至导致企业管理制度形同虚设。负激励的执行难度大，必须更为准确和适当，否则将产生负效应，因此负激励在执行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负激励一定要公平、公正

激励的公正性至关重要，领导稍有偏心，员工都会敏锐地感觉到，引起议论和抵触情绪，这可能使公司前期的激励措施前功尽弃。负激励公平要求企业遵循社会的公平规范，或员工普遍接受的负激励措施，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人而异。例如一个员工迟到，决不能因为该员工是某领导的家人，抑或是和自己关系很铁的朋友而放弃对其的处罚，否则企业所有的制度将会流于形式，管理必然陷入混乱状态。

创造一个公正、公平的激励机制，让员工有一种信赖感，觉得对任何一个人的负激励都是合乎情理的、公正的，员工们才会接受这种负激励。公平、公正体现在365天如一日，一次的宽容、一次不按制度办事、对一个人的例外，都会造成1>365的后果。同时负激励措施的实施过程一定要做到公开化和民主化，对每一次不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都应及时地给予处罚。

（二）企业管理者要以身作则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管理者一旦违反了制度，也和普通员工一样要受到处罚。而且在员工受到处罚的时候，管理者也要负起相应的管理责任，受到相应的处罚，让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员工心服口服。比如在电力行业，日常管理中采用《月度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和《违章记分管理办法》，这两个办法对员工的行为做了详细的界定，绝大多数是负激励的措施。其中有一部分是下一级员工受到处罚，上级管理者要受到一定的连带处罚。通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两个办法是行之有效的。

（三）正确把握负激励的力度和尺度

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表明，负激励会给员工造成不安全感，同时还可能造成员工与上司的关系紧张，同事间关系复杂，更严重的甚至会破坏企业的凝聚力。

因此负激励的运用一定要注意把握一个“度”，过于严厉的负激励措施容易伤害员工的感情，使员工整天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一不留神就会触碰到“高压线”，容易抹杀员工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甚至会使员工远离该企业；负激励措施过轻，处罚与不处罚差不多，又会使员工不当回事，起不到震慑作用，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例如，对于销售人员的考核，业务量的设置一定要准确适当。通常情况下，设置的量要使大多数人通过努力都能完成，如果业务量过大、要求过高，一旦未完成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那么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将大大受挫，很可能造成销售人员的跳槽或转岗。

（四）负激励的应用要注意方式、方法

负激励机制的作用能否得到有效的发挥，关键在于运用得是否得当。企业在实施负激励措施时应该区分情况和对象，采取适当的方式和方法。

管理者要注意选择最能对激励对象起作用的那一时刻，选在对激励对象起有效作用的地点，并且合理运用谈话的艺术和技巧等，使接受处罚的员工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心甘情愿地接受组织的处罚。以此来达到促进其反省，从而自觉改正其不良行为的目的。

五、结语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因此企业一定要重视对员工的激励，综合运用多种激励机制，把激励的手段和目的结合起来，真正建立起适应企业特点、时代特点和员工需求的开放的激励体系，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负激励已经得到人们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加强和逐步完善管理制度中的负激励，可以约束企业员工的不良行为，将他们的行为进行合理地规范，从而为充分激发企业员工的潜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前提。所以说，现行的企业员工管理制度离不开有效的负激励机制，在企业内部营造出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增强企业员工的责任意识、敬业意识和团结协作的意识，将企业需要与员工个人需要在最大程度上结合起来，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吴照云，管理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2]余凯成，程文文，陈维政，人力资源管理[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3]王瑞东，《管理不等式：1>365》［EB／OL］全球品牌网

篇3

【关键词】中国；廉租房；退出机制

一、“只进不出”现象

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新办法》，其中规定：以“书面申请-审核-公示-登记-调查-核实-排队轮候-公布结果”的基本程序安排保证廉租房的配置。可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工作量大以及取证困难等原因，基层监管程序往往流于形式，进而导致廉租房申请人在申报财产时，相关房产部门难以评估其真实性和全面性，同时对廉租房的后续管理我国仍缺乏系统性的方案。从住建部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可知，从1998年到2008年8月，全国有95万户通过廉租房保障制度改善了居住条件，可是为收入水平提高而腾退的人却很少。

二、对骗租行为惩罚力度不足

我国廉租房退出机制在惩罚违规行为上有两个特征，一是轻惩罚，二是法律位阶较低。

首先，我国在廉租房退出制度上法律责任性远大于惩罚性，目前，各地对于“骗租”行为的惩罚规定主要是“罚款”、“收回廉租房资格”等，而实际中，骗租违约的收益要远远大于违约成本，对不具备廉租房保障资格的群体构成一定的负激励作用，增加了钻政策漏洞的风险。

其次，我国关于廉租房退出的规章法律层次均比较低，目前只有《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办法》和《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新办法》两部部门规章。各个地方上也出台了自己的相关政策法规，但往往内容上变动频繁，缺乏稳定性，不利于实际中的操作。

在对居民个人申报不实的情况的惩罚上，《廉租住房保障办法》规定，城市低收入并有住房困难的家庭隐瞒有关情况的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租房的，住房保障部门将给予警告，例如取消住房资格，责令退还补贴等。这些规定使得蓄意虚报骗取保障资格的人不必担心这会使他们担上任何法律责任，只要在被发现时退出即可。这种和缓的规定实际上助长了“骗租”行为的发生。

三、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廉租房退出机制的可实施性与支撑其的法律效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目前国内关于廉租房的法律制度相当不完善。首先，我国大多数的廉租房制度法规出自住建部，这就造成了现行的廉租房制度法规的法律效应仅限为规范性法律文件，效力很低。其次，我国缺乏专门的针对住房保障的法律，更缺乏对廉租房的法律。最后，各个地方立法各异，实施情况也不尽相同。我国廉租房制度建设时间不短，但却仍然未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廉租房法律体系。

我国目前实施的廉租房制度在法规条款内容上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未将城市中既买不起房又达不到规定的城市低收入标准的“夹心层”列入廉租房保障的范围内，这将大大消减廉租户主动腾退廉租房的意愿，进而对廉租房退出机制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随之带来巨大的社会隐患。

四、完善廉租房退出机制的相关建议

（一）设立专业的廉租房退出管理部门

廉租房制度建设在我国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它涉及税收、财政、土地、规划等多个部门，唯有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管理廉租房的相关事务，政府才能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好此制度。香港的经验表明，专业化的管理部门提高了效率和管理水平，切实地保证了公共房屋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其职责如下：管理机构根据城市整体收入水平、政府财政收入变动以及住房水平等情况，对申请廉租房的居民进行资格审定，再根据收入分级进行分层支持；制定标准的监督和调查程序及内容；动态跟踪调查已被保障的廉租房家庭的收入变动情况；负责审查核实社会投诉内容等等。

内地可以参考香港的房屋委员会的模式，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筹下，组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与运营专门机构，在各省市设置分支，专门负责各地的廉租房建设、运营和维修事务，这样即可保证专项资金的高效运作、后期的正常运营维护和相关政策的真正落实。

为了加快该机构的成立，我国政府可以考虑整合部分国有大中型房地产公司参与该机构的组成，使他们专门负责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管理、维护和运营。选择国企的原因在于他们不同于普通房地产商，他们在贯彻相关政策上更有力，同时与政府相关部门的统一管理也更方便。

（二）建立奖惩兼备的退出机制

1.具有激励效应的相关政策

我国目前在廉租房保障退出机制上主要采取惩罚而非激励的措施。激励机制涉及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首先按经济实力高低将廉租房保障户划分为不同等级，以经济实力由弱到强实行租金和补贴标准梯度递减为原则，从而使较高收入的住户因为收益降低而自行退出。而对于长期依赖廉租房保障并确实无支付能力的家庭，当其经济状况改善后，政府有义务通过提供以租代购、降低首付比例、较低售价和优先购买权等方式“助推”这类家庭购买住房，最后达到加快房屋腾退和减少行政成本的目的。对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家庭，可以采取调高住房公积金的缴交额、提供低价经济适用房和提高存款利率、放宽购房贷款贴息条件和加大贴息额度和减免购房税费等措施来“激励”租户“自动”退出。

引入激励机制到我国廉租房退出环节主要作用有三个：1.保证廉租房的房源充足，为后续的弱势群体腾出住房2.帮助被保障群体向社会上层流动，并有利于解决租户对房子的所有权问题3.减少腾退阻力，节约相关的行政成本。

为了确保廉租户在退出后可以平滑地过渡到更高的保障住房层次，激励机制的设计关键在于实现廉租房保障同其他保障措施间的有效结合。

2.具有惩罚效应的相关政策

我国目前廉租房退出环节“骗租”行为屡禁不止，最大的原因在于相关的惩罚措施还不够严厉，我国必须建立在严刑峻法护航下的惩罚机制。

首先，提升与退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层次，通过高阶位的法律来确保退出工作的开展。其次，强化处罚力度，尤其是加大对弄虚作假等严重骗保行为的罚款，甚至是刑事处罚力度。香港在相关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通过舆论宣传的压力来使民众对骗保行为的严重后果拥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建立专门的监督执法机构和队伍，查处打击各类违规行为。可能政府为前期的监管执法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但就长远看来，这有利于社会诚信氛围的形成。最后，我国必须建立规范的退出执行程序，严格确保相关处罚措施的落实与实施。

【参考文献】

[1]何灵，郭士征：《廉租房保障退出机制：现状、问题与对策》，《上海经济》，2010年第2期。

[2]李岚：《我国廉租房准入与退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河南科技》，2010年第4期。

篇4

[关键词]银行保险利益分配激励机制

一、银行保险利益分配机制的界定

银行保险是指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一种相互融合渗透的战略,是充分利用和协同双方的优势资源,通过共同的销售渠道,为共同的客户群体,提供兼备银行和保险特征的金融产品,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需求的一种综合化金融服务。

所谓银行保险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指在开展银行保险业务的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如何在银行、保险公司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从而起到促进银行保险业务正常发展的机制。银行保险的利益分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在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进行分配,二是银行内部销售银行保险产品的雇员的报酬和激励机制。银行保险产品的收益是一定的,这部分收益在各经营主体之间的分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分配不合理就会影响各个经营主体合作的积极性,从而影响银行保险的发展。

我国的银行保险发展尚不成熟,银行保险更注重的是通过银行销售保险产品为银行、保险公司带来收益和共同客户,这部分收益如何在银行、保险公司和消费者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将成为影响银行保险健康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银行保险利益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

1.利益分配机制涉及范围不全面。从根本上讲,在银行保险产品利润分配机制当中,首先应当考虑顾客应该得到的收益,这是决定银行保险产品销售规模的重要因素。其次利益分配机制要考虑到银行保险业经营主体的各个参与者,例如,在银行方面的利益分配机制中,没有能够涉及到全部的银行保险的参与者。在保险产品销售利润分配中,往往可能仅仅涉及到了直接推销给顾客产品的银行职员以及主管领导,但对因为某职员销售保险产品而由另一职员分担其银行业务时,没有考虑到让分担银行业务的职员也参与到保险产品利润分配中。同时,银行的主管领导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利润的分配。

2.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尺度不合理。我国银行保险业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当中还存在尺度不合理的问题,即,某些环节的激励尺度可能相对较轻,导致激励机制不足,影响激励参与者的积极性,从而影响银行保险业发展战略在实践当中应有的经营效果。

3.利益分配机制缺乏合理的惩罚制度。在激励机制当中,不仅要包括合理的奖励制度,还应当包括相应的惩罚制度,例如,在操作当中如果出现非法操作和对顾客进行误导等行为,将采取何种处罚措施,这是防止银行保险操作当中不规范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我国目前银行保险业当中有很多不规范行为的产生,与激励机制当中的惩罚制度缺失有关,在没有明确的惩罚制度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银行职员在产品销售当中为了能够更多的提取销售佣金,对顾客在销售当中进行误导的现象。

4.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在我国,银行保险在保险市场未得到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居民缺乏保险知识,银行保险销售存在一定的误导观念,这些不仅影响银行保险公司的信誉和正常经营秩序,还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我国《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及《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金融法律、法规都有明文规定:银行、保险实行分业经营。而银行与保险的合作又明显体现了混业经营的特征,由于银保合作在法律上缺乏明确根据,往往使某些业务的开展缩手缩脚,严重影响利益分配。

三、我国银行保险利益分配机制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1.确定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范围。利益分配机制要考虑到银行保险业经营主体的各个参与者。首先在银行方面的利益分配机制当中,利益分配机制应当涉及到全部的银行保险的参与者,在对保险产品销售利润分配当中,往往可能仅仅涉及到了直接推销给顾客产品的银行职员以及主管领导,但对因为某职员销售保险产品而由另一职员分担其银行业务时,也应当考虑到让分担银行业务的职员也参与到保险产品利润分配当中,同时,银行的主管领导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利润的分配。其次,在保险公司方面,银行保险产品利润的分配,既应当包括产品的研发者、销售者,还应当包括产品销售的主管等相关所有与银行保险产品有关的人员。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必须以保险投资收益为保障,良好的保险投资收益是建立有效激励机制的基础。

2.确定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尺度。(1)确定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分配比率。商业银行不应当因为网点优势而过分要求利润分配,这样只会导致保险公司无利可图从而退出银行保险,所以,银行应当避免在合作当中过分要求费率的短视行为,在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确立合理的分配比例。(2)推进费率的市场化。费率开放是银行开办业务的生存基础,也是银行致力于保险市场拓展的不竭动力。保险公司要根据保险人对不同险种的业务规模、经营期限、风险程度、技术要求,建立并实行差别费率制度。保险监管机关要在监管和审批的范围、内容、程序上加快与国际惯例的接轨,改进保险条款报批制度和费率审核制度,稳步推进保险费率市场化,让保险人等中介组织获得开展业务、拓展市场的更大空间。

3.建立合理的奖励和惩罚制度。在激励机制当中,首先要包括合理的奖励制度,例如,相关的操作人员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得到何种比例的利润分配,在何种业绩下可以得到何种福利以及何种职位晋升等。其次,还应当包括相应的惩罚制度,例如,在操作当中如果出现非法操作和对顾客进行误导等行为的出现,将采取何种处罚措施,这是防止银行保险操作当中不规范行为出现的重要条件。为银行员工制定一个良好的激励制度比手续费的高低重要得多。良好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体系,可能让业务量成倍增长,同时带动银行收入的增长。

4.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完善法制建设,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形式的变化,逐步修改落后于实践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为银保合作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从而完善银行与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利益分配现状,提高创新能力,降低金融风险,通过银保合作进一步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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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验 惩罚 动态监管 自愿 法律法规

中图分类号：TU113.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国内外先进经验

国内外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租赁住房起步比我国早，目前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通过研究不同的国家在发展公共租赁房时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政策上存在的差异，我们可以总结并且学习这些国家的基本经验和规律。下面就以美国、新加坡、香港为例。

1、美国经验

美国公共租赁房在退出机制方面，采取的是无租期限制，但当收入一旦超过订立的标准租户就要自动退出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否则，将会得到比市场租金更高的房租的处罚。如果选择地是租住私人出租房的家庭，当收入超过政府标准就停止对其发放相关的房租补贴。

2、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在保障房的申请、编配程序、退出上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从而确保享受到此优惠的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居民。为了能够加快保障房的有效运转，新加坡政府部门陆续制定并实施了很多相关法律，大大加强了保障房的法制化。面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难题，新加坡在组屋退出机制上除了向其它国家一样采取相应严格的准入机制，还在管理法规中体现了其“柔”的一面。

3、香港经验

香港作为法制社会，在公屋的申请、编配程序、及退出机制上有着很严格的规定，以确保公租房能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整个准入退出过程中，公屋（即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的申请条件不仅很严格，而且十分详细。在通过层层审查和三年以内的轮候期内，申请人终于可以拿到钥匙。但严格的审查并未停止，在公屋居住期达到十年时，租户需要按规定每两年申报家庭内部收入及拥有的资产，如果租户存在不申报资产或家庭收入及资产净值超出指定的公屋住户限额则需要缴纳双倍租金，并于一年内迁出租屋；如果经审核确实存在困难时，给予暂准居住证再过渡一年，租金提到两倍以上。

二、我国应采取的措施

采取措施流程图

1、加大惩罚力度

在我国公租房的退出机制中，并没有严格的惩罚制度，这样就引发了承租人只想入住公租房但却迟迟不愿退出。所以说，惩罚力度在公租房的退出机制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当前，各个地区的惩罚制度主要是按当地同类型住房的市场租金补交房租，并且在该承租人的信用体系中记入其不良记录，5年内不能再申请公租房；承租人拒绝退出公租房的，则依照法律规定追还所租赁的房屋。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惩罚对于这些本来就不应该成为政府帮助的对象的承租者，甚至有些将公租房改变用途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承租者来说，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他的行为；此外，该承租者既然选择违反规定转租公租房，就说明他本来就没有对公租房的需求，那么5 年内不能再次申请公租房的惩罚就算不上惩罚了。

因此，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程度上的惩罚制度来针对不同的违规行为并且加大惩罚力度。对于通过提供虚假材料来骗取公租房资格或转租的，不仅应该收回公租房，而且罚款的金额应该比审查成本和骗租收益中的较大者还要大；所有违反规定的行为均要向承租人单位通报，严重违规的行为，可以利用媒体向社会通报，使违规者得到大力度的惩罚，并以此来警示所有的承租者。[1]

2、动态监管跟踪信息

动态监管跟踪信息，是指对公租房承租人的家庭成员、就业状况、收入、支出、住房等随时随着时间会发生变化的情况以及对公租房的确切使用状况进行全面的、持续的监管跟踪，以有效的解决住房困难人群的问题为宗旨。[2]

建立动态监管跟踪最重要的是要确保系统的灵敏性，也就是说要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握承租人的收入、住房等一些信息的变化情况，当其符合退出公租房的标准时，系统能及时的告知监管部门，以便更加科学合理的确定需要保障的对象以及保障水平。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系统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住房保障对象能够按时的自觉并有序地退出保障体系。我国应该多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且使政府积极参与，同时结合我国自身的实情及特点，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符合我国现状的个人信用制度，以便进行更好的动态监管跟踪。[3]

3、正面引导自愿退出

除了实行必要的惩罚机制外还应该建立推力机制，以此来引导承租者自愿退出。

我们依据价格杠杆的原理，将公租房的保障对象按其经济能力的高低划分为多个等级，针对不同的等级实行不同的租金标准，或者按照保障对象经济实力的递增顺序，实行补贴标准梯度相应递减的原则，从而使得较高收入的承租者因获益太少而自行退出。

另外，如果收入较高的承租者愿意自行退出，政府可对其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奖励。如可以优先其购买公租房，减少甚至免除购房的税费，减少购买房子的首付比例等等。一些确实没有购房能力的承租者，在租赁期结束之后，仍然需要依赖公租房的保障，政府针对这类人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设定一个一到两年的退出“缓冲期”，以此来延长这些承租者的租赁期限，等到其经济状况得到好转时，再让他们退出公租房。[4]

我国还应该通过加大力度完善各项配套措施，以增加公租房承租者退出公租房的预期收入来引导承租者自愿退出。采取降低税收、增加财政投入等措施来支持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使得更多的承租者有能力购买经济适用房，从而引导其自愿退出公租房。[5]

4、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目前，虽然《房地产管理法》、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与住房相关的管理办法在我国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但仍然缺少具有权威性和统一性的住房保障法律法规。 [6]

在一些发达国家，居民住房保障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相当完善。在美国，曾先后颁布并实施了《住房和城市发展法》、《住房法》、《国民住宅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明确清晰的规定了居民住房保障，并且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统一性。[7]

为了尽可能的保证公租房体系高效、公平的实施，还需要将法律法规制度建立成为一个具有强操作性的体系。各地区应该根据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应的制定当地的法律法规。对在参与公租房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包括在申请、使用、退出等过程，应该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处以严肃的处罚，情节严重的要处以相当重的罚款，更甚者还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可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判处监禁。

References:

[1].刘友平 陈险峰, 公共租赁房退出机制及其政策选择. 城市管理, 2012(6): 第77-80页.

[2].韩瑞峰,浅议我国廉租房准入与退出机制.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2(12):第89-90页.

[3].吴卓超 陆惠民,廉租住房退出机制的探讨.建筑管理现代化,2008(5):第21-23页.

[4].盛冰 郭宗逵,我国公共租赁住房准入与退出机制探析.商业时代,2012(9):第112-113页.

[5].蔡雪珍,完善我国廉租住房退出机制的探讨.福州党校学报,2011(6):第75-77页.

篇6

中国证监会公司监管部副主任童道驰在公司治理与董秘自律管理国际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信息披露不真实的问题,主要不是因为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健全,而是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监管部门除了事前把关,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后查处和惩罚。

童道驰说,从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以信息披露为主,主要是监管上市公司是否及时、准确、真实、全面地披露有关信息。对于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强调的是事后的处罚和查处,并辅以健全的法律和诉讼手段,提高违规成本。

在题为《上市公司的现状、问题及如何监管》的演讲中,童道驰还对上市公司“做假帐”的问题及其成因作了分析。他指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缺乏内控机制,是“做假帐”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会计准则和会计服务不到位、中小股东诉讼机制未建立、监管力量和手段不足等方面的原因。

针对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质量问题的观点,童道驰指出,应该正确认识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他介绍说,为了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证券监管部门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如实施上市公司检查制度,建立监管责任制,加强派出机构和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建立公司监管档案和风险分类管理制度,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完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与当地政府合作联手监管。监管部门还致力于推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了《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制定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等。

篇7

【摘 要】近几年，我国保障房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租赁型保障住房也顺势迅速发展。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在梳理现有的租金调节退出机制、违规强制退出机制、严厉惩罚退出机制的基础上，探讨目前租赁型保障房退出机制中的不足，并通过研究香港、韩国等制度较完善地区的发展经验，提出适宜江苏省租赁型保障房的退出机制措施。

【关键词】租赁型保障房；退出机制；奖惩并用

一、研究背景

江苏省2013年新开工保障房任务是23万套，基本建成18万套，发放廉租房租赁补贴4万户。到2015年，全省住房保障覆盖面将扩大到20%的城镇家庭，届时将全面解决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基本解决城镇新就业和外来务工人员的租房困难问题。其中，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为租赁型住房，在保障房体系中比例逐年加大。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政策即将两者统一作为租赁型住房，在政策允许下，廉租房和公租房可以使用统一房源。廉租房住房居民因收入水平提高不符合廉租住房要求时，仍可继续在保障房内居住，通过提高租金等方式转变为公共租赁房住户。另外江苏省公租房施行“租补分离”政策，即要求被保障房住户先按市场水平交纳全额租金，政府部门依据住户的实际收入状况，再发放不同层级的补贴。一旦发现被保障对象不符合申报要求，将立刻停止对其补贴发放。由于采取收支两条线，后于租金交纳发放补贴，有助于加强对住户监管。

目前我国对保障房的分配和控制主要集中于申请阶段。通过对申请者申请条件的严格筛选和审核，进行租赁型保障房的审批，从而达到公平、合理、高效的目标。

图1：江苏省廉租房申请流程

租赁型保障房具有很高的保障性质，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由于很多租赁型保障房住户都是只进不出，缺乏流通性，使得政府巨大的投资难以有效收回。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居民收入的追踪和审核，很多不再符合条件的居民依旧享有补贴，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最优分配和保障更多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我国以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为代表的租赁型保障房退出机制研究较少且面临财产监察实施困难、清退措施效果差、激励措施缺乏。因此如何建立起合理、高效的租赁型住房“退出”机制，是保障房迅速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我国租赁型住房退出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退出政策的研究上。陈险峰、刘友平[1]认为，现有的世界各国（地区）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机制分为三种：租金调节退出机制、违规强制退出机制、严厉惩罚退出机制。从全国和江苏省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情形来看，租金调节机制因其退出方式较为平滑，实施容易，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主要退出情形。如贾春梅[2]（2013）对腾退方式作出有益补充，认为实物配租下，退出机制通过保障房体系内部转换、保障和市场两个转换来实现。盛婷婷，张海波[3]（2012）对廉租房退出机制进行研究，认为一方面要从完善廉租房管理制度入手，建立动态监管的廉租房退出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政府住房保障体系，加强廉租房退出后与其他层次保障住房的衔接。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退出机制应当做到奖惩并重，法规严格[4]，魏丽艳[5]（2012）认为保障房退出机制的高效，根本上有赖于收入统计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在激励方面退出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承租人主动退出和在合同期内提前退租的发放租金补贴[1]等激励政策。

三、 实证研究

租金调节退出机制、违规强制退出机制、严厉惩罚退出机制三种退出机制各有优劣及适用的经济环境。我国保障房目前面临资金紧缺，资金有效利用等问题，大部分城市供应与需求并不平衡，仍有大量住房缺口。为促进公共租赁住房有效流转，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应当加强对欺诈等非诚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奖励主动退出行为。

租金调节机制在国外以美国、德国为代表，这种机制在我国已得到了推广和应用，但腾退和流转功能较差。强制退出和严苛惩罚机制，在我国应用较少，既有安土重迁的国民心理和历史渊源，也因为现阶段动态监管和管理细则的缺乏，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香港和新加坡是严苛惩罚机制的代表，韩国和英国保障房体系是严格退出机制的代表，这些国家在保障公共资源流转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我国公共租赁住房的奖惩并举制度的完善，有一定借鉴意义。下文着重对香港和新加坡的住房体系进行介绍。

香港的公屋计划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共租赁住房覆盖住户701609户，建造租住公屋数达722368间，覆盖（百分比）（数据截至2012年3月）。其成功的经验也有赖于严格合理的准入、轮候、退出机制。在退出机制方面，一是设立严格的动态资产审查制度。如公屋住户家庭入息及拥有的资产净值均超逾指定的资助入息及资产净值限额（每年动态调整指标并根据家庭结构进行区分，对年长者有特殊豁免政策）或选择不申报资产，便须迁出所住的公屋单位。迁出住户如需暂住公屋，需获得审批，并支付双倍租金，且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从2008年11月起，香港房屋署引入“每两年一次的家访调查”计划，对之前资产申报计划简化， 住户的收入资产状况将以电子形式进行记录，以核证公屋及中转屋单位的住用情况。二是建立起严苛的惩戒制度。违反公屋条例或者滞交租金等行为，会面临取消轮候资格、交纳罚款等处罚。如对因触犯 “屋管理扣分制”或违反租约规定，而被房委会于2006年1月1日或以后终止公屋单位租约的前租户及其在终止租约生效时年满18岁的家庭成员，由终止租约日期起计2年内，不合资格透过轮候册申请公屋于欺诈等非诚信行为 。三是施行奖励制度，香港房屋署设立“天伦乐”“共享颐年”等优先配屋计划优先轮候特殊群体。对主动退出的住户有优先获得购置房屋的权利。

韩国的公共租赁住房体系包括三种类型，永久租赁房、公营租赁房和国民租赁房。对于为保证公共租赁住房真正被中低收入家庭享用， 韩国建立了基于强制住房合同预购帐户制度和严格的住房档案制度的“一户一宅”制[6]韩国政府很早就明确提出了打击投机的干预目标， 且根据市场状况灵活调整干预力度。采用多种工具进行如土地政策工具、城市规划政策工具、价格管制政策工具、套型面积管制政策工具、交易管制政策工具、期房政策工具、税收政策工具等进行管制。[7]在退出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的，不仅强制退出，其非法所得也要收回。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新建”和“退出”是保障程序的两端，大规模的新建而没有良好的退出机制并不能达到保障的效果，目前江苏省保障房也面临着“两难”的境况。一方面是“准入难”，由于严格的资格审查，很多居民并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使得保障范围并不能完全覆盖。另一方面是“退出难”，由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退出机制，使得租赁型保障房的流动性大大受限，并不能动态的满足更需要的人群的需求。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格造假、骗购骗租、分配乱象等不当得利者层出不穷。

为完善公共租赁住房的退出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进：

图2：江苏省租赁型保障房退出机制简表

（一）完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及供应体制。江苏省目前施行的“租补分离”政策，由政府依据家庭困难程度发放不同程度的补贴，因而合理、科学、分层级的租金标准至关重要。在供应体制设计方面，可借鉴韩国的住房体系，设立不同年限、不同住房面积的公共租赁住房，收取不同的租金，“小房型，低收入，低租金，长租期；中房型，高收入，短租期，高租金”。[8]

（二）退出机制由租金调节机制向严格腾退机制过渡。现阶段施行严格或严苛惩罚退出机制，面临诸多操作困难。从长期良性循环来看，需要建立严格透明规定详细的强制退出机制。这一点既依赖于严格的资产审核机制作为支撑，同时需要严格细致的法律准则予以保障。如对财产申报过程中，欺诈行为处理罚款和没收所得、强制清退等规定，情节严重的可处以刑罚。

（三）加强资产动态审核和监管。在社会公民中建立诚信档案，并进行联网。申请者在保障房申购退出中的诚信行为将直接影响其银行贷款、商品房购买等经济行为。建立财产申报强制机制，规定申购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详实、真实的财产数据。房屋管理机关对申请者的财产状况可采取抽查制度，一经发现作弊或未按要求申报，即可取消资格。同时，也应根据调研结果和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调整以制定合理的资金标准。

（四）制定详实有效的奖励措施。退出机制的有效施行，不仅依赖严格的监管和惩戒，详实有效的奖励措施能够调动申请者的积极性，加速退出和流转。对于主动退出的可给予诚信档案良好等级、银行贷款信誉等级良好等诚信奖励，以及奖励搬家费、减免过渡期租金等现金奖励，也可给予优惠购房政策、亲属优先申购、轮候保障房等政策奖励。

【参考文献】

[1]陈险峰、刘友平 公共租赁房退出机制及其政策选择 【J】 城市问题2012（6）

[2]贾春梅 保障房“转换”式退出机制研究――腾退方式的有益补充 【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3（1）

[3]盛婷婷，张海波 住房保障体系中的廉租房退出机制【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3（1）

[4]巴曙松 中国保障性住房进入与退出制度的改进【J】 发展研究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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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油田企业众多的现行管理机制中，缺乏科学合理的安全管理激励机制。油田的安全管理规制实施过程中偏重于罚，偏轻于奖。当员工出现违章、违规现象时，企业理所当然要制止和相当的处罚，但是在惩罚的同时，要学会奖励那些对安全管理提出宝贵措施的员工和措施，企业也要构筑奖的机制，才能培养出员工的积极性，才能鼓励员工发现问题，查找隐患，解决安全问题。总之，企业要对整治隐患、维护安全的员工科学合理的奖励，才能形成良好的激励氛围，有力促进企业的安全管理。

2提高油田企业安全管理的措施

2.1完善安全激励机制

国内的油田企业大多有了相对成熟的安全激励机制，但是从总体来看，还有必要对其进行科学的完善和补充。提高激励机制的可操作性是最为关键一环，企业奖惩的状态要调整到一个动态平衡的位置，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安全隐患，才能对者事故的人员予以科学的评估和奖励，才能形成企业全体员工主动参与和处理安全事故的好氛围。

2.2加快设备更新换代

设备是安全生产的基础也是安全生产的保障。当前油田企业必须坚决淘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设备；加快更新设备的频率和力度。企业的管理层必须把油田设备的更新换代工作作为议事日程，加快推进安全设施的搭建进程来保证设备为油田生产能提供优质服务。油田的地面系统的投入也不能过度省减，要坚持不浪费也不节俭的原则，在考虑后期安全管理较困难的前提下，适当加大对地面系统的设计、审评、建设工作的力度。

2.3强化领导层安全监管的工作

油田的安全生产管理和安全监管是油田企业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油田的管理者必须要按照计划和需要来切实执行相关的安全监管职能，结合企业特色来进行必要有效的管理调整和处理。当前的油田相关技术已经较为先进，其涉及到的专业面的也使得监管工作的内容和深度难度增大。在现代的技术背景下，企业安全监管工作中最为核心的任务就是要尽力的减少生产环节中的薄弱环节。在安全生产中，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强安全检查，加强对产品质量的检查，产品质量好无疑就意味着生产过程的安全程度较高，想要提高安全检查的质量，可以通过随机检查的方法。

2.4治理习惯性违章操作

解决习惯性违章问题，首先要解决员工的思想认识问题。首先抓好员工的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其次加强班组长和员工的安全知识培训。三是要提高员工对习惯性违章操作危害的认识。总而言之，强化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实现企业良好的安全监督氛围是其根本。企业对安全风险大的下属单位要设定科学的安全目标，奖励管理到位的单位惩罚安全不到位部门，努力搭建系统科学的安全管理体制。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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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残疾人就业保障的简述

我国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保障、民政、工会、共青团、妇联在各自的职责内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残疾人联合会受政府委托负责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与监督。在就业机制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与《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2008中发7号）》等相关法规政策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残疾人劳动就业统筹规划，并为残疾人创造劳动就业条件。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提供就业援助服务，鼓励和扶持职业培训机构提供职业培训，并定期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残联及其所属的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就业信息，职业培训心理咨询，职业适应评估，职业康复训练，求职定向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在法律责任方面，法规政策要求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位。对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要求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及滞纳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保障残疾人就业义务。对于违反规定的相关责任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处罚。

二、就业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就业督促机制缺失

政府主管部门在残疾人就业中的督导机制缺失。尤其表现在对用人单位按比例接纳残疾员工的落实监督上，没有一套明确的督导机制。当用人单位没有雇佣或者所雇佣的残疾员工比例少于法定数额时，不能得到及时的发现和惩处，致使用人单位在实际中能躲则躲。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政府没作好事前监督和事后没有重罚不无一定的关系，显然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企业不会自觉承担不利的义务。

（二）用人单位没有职责申报空缺职位和积极性的救助义务

国外法律规定雇主有义务保留或向当地的劳动局调查是否有登记的残疾人能否适合本单位任职，如违反此项义务的雇主将被处罚或征收罚金或补偿金。如《菲律宾残疾人大》课以雇主这种积极性的救助义务，对于残疾人就业不无益处。另外《德国重度残疾人法》规定雇主主动到当地劳动局去调查是否有符合本单位任职要求的残疾者并填补空缺职位。而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对用人单位规制消极的救助义务，影响就业服务机构了解市场的人才需求关系。这对残疾人就业信息的收集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不利于开展职业介绍。综上，影响残疾人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政策本身的缺陷和落实力度不够也有社会相关机构的作用缺失。

三、残疾人就业对策的完善

（一）设置职位申报和录用计划信息义务

任何用人单位都得真实的申报空缺或者预留职位以及欲开发职位或录用残疾人员的计划信息，并且在当地残联登记与公布。德国法之规定用人单位主动到当地劳动局去调查是否有符合本单位任职要求的残疾者并填补空缺职位，凡是拥有不低于16个职位的私人雇主和国有雇主，都应当按照6%的比例雇佣重度残疾人，对不履行的雇主可规以执行罚强制措施或征收每日一定数额的补偿金。另外菲律宾法规定在公立的教育机构中必须要求预留一定的职位用以安排残疾人就业，其预留职位数为5%并限期要求申报。我国应借鉴它们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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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污水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认识不到位，对于污水处理和污染的重要性，相关主体的认识不足，国家相关机关对污水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忽视了对环境的治理和保护。污染企业缺少社会责任感，对于污染的产生存侥幸心理，偷偷排放污水，在问题产生的时候才用交罚金的方式解决，二是相关法律部健全，我国并没有一部关于污水治理和污染赔偿的法律，让很多企业和个人钻了法律的漏洞。三是相关机制不健全，对于污水问题的存在并没有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和问题出现后的惩罚机制，当污染问题出现的时候只是用单纯的罚款代替一切追究形式，只要交罚款，企业可以继续生产，相关责任人没有任何责任，相关国家机关也没有任何的责任，机制的而不合理造成了污水随意排放的乱性。四是处罚不力，对于污水排放的处罚标准十分低，低于企业的污水净化和处理的成本，这就使企业宁肯处罚也不治理，这种处罚的不力造成了我国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监管不力，国家机关并没有担负起相关的监管职责。媒体也没有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群众的监督力量也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综合起来造成了监管不力的局面。总之，对于污水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需要综合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提出完善的改进措施。

二、污水排放的改进策略

1、加强宣传教育

污水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重视的不足和认识的不力。所以要下大力度对污水问题进行宣传和教育。一是政府机关可以通过在机关内部召开会议的方式，对地区内的污水问题进行具体的宣传，对污水问题的严重性提起新的重视。二是相关媒体通过在电视和报纸宣传的方式在全社会形成污水治理迫切性的氛围。通过制作专题片和公益广告的方式宣传污水治理分重要性和污水的危害性。民众要自发的成立社区组织向居民宣传污水的危害和减少污水排放的方法。

2、健全相关法规和机制

对于污水治理和控制污水排放的法律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要对于污水违规排放和污水不达标排放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规定，让污水治理和污水排放的管理有法可依，同时加大污水排放和污水治理不力的个人和企业的处罚力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罚款的金额，让企业因为排污付出高昂的代价，从此重视排污和污水处理。对于滞后的相关机制和相关惩戒机制要通过调研的基础上抓紧出台，完善相关机制，保证追责到人。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