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基本类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的基本类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AD-AS模型、工资价格螺旋模型、通胀、

我国在受到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以后，我国政府强拳出击以4000亿投资拉动经济，刺激内需，使我国经济出现了完美的V型反转，但是同时，经过短期的过度，在全球美元泛滥的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压力不断提升，结合我国本身的扩张型政策所带来的通胀预期，造成我国物价不断上涨，并且当2010年，企事业单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我国物价上升到了新的高点。

1.AD-AS模型的引入

AD即为总需求曲线，AS即为总供给曲线，由于AD曲线由IS-LM曲线衍生而来，由宏观经济学的知识，我们知道只有财政政策的变动能够使AS曲线移动，因此当我国旨在实行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时，势必导致AD曲线右移，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后，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只会带来通货膨胀。而由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我们知道，在长期，人们会认识到通胀，并且调整自己的通胀预期，要求提高工资，引起厂商成本的上升，这必然引起AD曲线的左移，由此也带来物价的上涨。经济学上，把由需求扩大而引致的通货膨胀称为需求拉动型通胀，而把由于工资上涨拉动的通胀称为成本拉动型通胀。因此AD-AS模型就在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下图先引进了AD-AS的初始静态均衡状况。

2.工资价格螺旋模型的引入

由上文的AD-AS模型的简单引入，我们可以了解到通胀的两种最基本类型，而工资价格螺旋模型，就是两者的共同作用。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如果经济中大多数人都预期到同样的通货膨胀率，那么，这种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就会变成经济运行的现实。在通货膨胀期间，劳工与厂方谈判，要求保证工资上涨与物价水平的上涨相一致，以使他们的实际工资不会下降。银行在贷款时，也希望确保一定的实际收益率，因此，他们在确定贷款利率的时候，要考虑到它们年末收回的货币值低于年初贷出时的货币值这一情况。这意味着，在以货币计量的一些名义变量（如工资、租金等）的提高和价格上涨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以工资为例，价格上涨引起了工资提高，工资提高又引起了价格上涨。于是，工资提高和价格上涨形成了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见下图）

下图就是对我国此轮物价上涨特点的动态模拟图，下图右一可知，由于刺激经济的原因及国外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致使我国物价不断攀升，AD曲线右移，然后进过短期的逐渐过渡，人们调整了通胀预期，要求增加名义货币工资，导致企业成本上升，致使AS曲线左移，导致更高的物价，同时，当人们的名义货币工资增加时，刺激人们更高的消费需求，导致AD曲线进一步右移，如第三幅图，刺激更高的物价，同时人们继续调整自己的通胀预期，导致AS曲线继续左移，形成了新的均衡点，而到第四幅图，我们可知由于AD-AS模型的动态变换，使物价以螺旋式不断攀升，最终形成了所谓的工资价格螺旋。

3.对工资价格螺旋的调控

有最近央行的政策可见，为了防止继续陷入工资价格螺旋的鸿沟，国家正在紧锣密鼓的实行一系列解决措施。

如由央行近期政策可知中国人民银行从去年10月份首次加息以来，目前已经连续3次加息、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上系列楼市调控措施，各项紧缩措施全面叠加力度已不亚于2007年下半年政策紧度。

由于央行的调控通胀的决心巨大，相信我国将不会继续陷入工资价格螺旋的鸿沟，但此轮物价上涨的特点和治理也将给我国留下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宏观经济学 高鸿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篇2

发展状况和主要特征教育财政关心的问题是教育经费的动员、分配和使用,即经费的来源渠道是什么,各占多大比例,经费使用在什么地方,采用什么方式分配教育经费;其遵循的原则是充足、公平和效率。美国的基础教育(指公立中小学)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渠道:联邦、州和学区。联邦政府仅承担基础教育经费的极少比例,在1997～1998学年度约占基础教育经费来源的6.8%。基础教育经费的主要责任在州和学区。从经费来源渠道的比例来看,20世纪初期到70年代,州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虽然在连年增长,学区承担的责任在逐年下降,但大于50%的教育经费依然来源于学区。到60年代末期,联邦政府承担经费的比重从百分之四点几提高到百分之八点几。70年代,学区承担的教育经费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从高于50%的比例逐渐降低到占总经费的50%以下,并渐趋40%;与此同时,州政府承担的经费比重逐渐超过学区承担的经费比重,在47%、48%和49%左右徘徊。综观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财政的发展历史,大致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1)自20世纪60年代起,教育财政诉讼案一直在各州此起彼伏,硝烟不断。(2)90年代以来,对教育财政的关注由公平转向充足,并与教育产出相连。(3)教育经费的来源从20世纪初的主要由学区承担逐步向主要由学区和州共同分担转变,但联邦政府一直以来仅向基础教育提供很少数额的专项经费。这一点与美国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密不可分。(4)各州的基础教育财政拨款模式由各州掌握。因此各州的拨款模式尽管有共通之处,但每个州的具体拨款公式都有与其他州不同的地方。(5)美国各州基础教育的拨款模式仍处于变化与调整之中。即使在没有诉讼案的时期,也不断地有一些小的调整,以满足公众的要求。尽管美国各州采用不同的拨款公式,三级政府分担的比重各不相同,并没有一定之规,表1中的数据仍然反映出了美国基础教育经费来源变动的总体趋势,即伴随着州政府承担的经费比重的增加,美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程度提高,或换言之,其资源配置的均衡化程度增强。这是因为,美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学区之间的贫富差异,州政府则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教育资源在学区间分配的均衡,以达到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教育的均衡化发展。

二、追求公平的年代及其向追求充足的转变

从美国基础教育财政的发展历史看,在20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公平性是教育财政关注的焦点。20世纪初到60年代,公立中小学教育经费主要由学区承担,学区的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其房地产税,因此生均教育经费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学区房地产价值的差异造成的。①美国各州内学区间的贫富差距直接带来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进而带来教育质量的差别。较高收入阶层的家庭往往购买较富裕学区的房屋,其子女则可以享受该学区较高质量的教育。

美国基础教育财政的不公平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1)学区的房地产价值越高,其生均教育经费就越高;(2)房地产价值低的学区(贫困学区)反而抽取较高的用于教育的房地产税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于基础教育财政的诉讼案逐渐出现,到了70年代愈发突出。在这些诉讼案中,多是较贫穷学区的学生及其家长,或是对贫困学生受教育状况关注的团体或组织,因不满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公平(即不均衡)而提讼。他们认为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即富裕学区的学生享受较多的教育资源,贫穷学区的学生享受较少的教育资源,严重侵害了贫穷学区学生的公平权利,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平等法案。自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围绕着教育财政公平问题的诉讼案在美国各州层出不穷,最终判决结果也胜负有别。以新泽西州为例,其主要的教育财政公平诉讼案均以被告方胜诉,修改教育拨款方式,增加州一级教育拨款额为结局。而纽约州则不同,在1978年的教育财政公平诉讼案中,被告方被判败诉,纽约州最高法院认为当时的教育拨款方式并没有违反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平等保护法案,也没有迹象表明不符合州宪法中规定的向每一个公立中小学生提供“合理的、基本的教育”的要求。而在90年代,纽约州掀起了新一轮的教育财政诉讼。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1999年被告方从财政充足的角度入手,获得胜诉。纽约州最高法院认为,“合理的、基本的教育”应该提供给学生基本的技能,使其能够成为有生产力的公民,能够作为公民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以及有持续的就业竞争能力。纽约州现行的基础教育财政拨款方式被判不合法而必须修改。同时,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州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为各公立学校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以保证每一个公立中小学校的学生能够获得“合理的、基本的教育”。不仅是纽约州,其他各州对教育财政的诉讼从90年代起也开始从财政公平转向财政充足。尽管经历了将近30年的围绕财政公平的诉讼,美国公立中小学校的教育财政公平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教育财政分配的不公平现象仍然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存在着。即使教育财政诉讼案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州内的不公平,州间的不公平仍没有改变。②

三、财政充足与公平和教育效果的关系

伴随着教育自身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教育质量,关注学生的教育成绩等教育效果。对教育效果的关注使得人们将教育投入与产出、结果联系起来。如果说,对财政公平的关注使人们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教育投入上的话,那么对财政充足的关注则使教育投入和产出有机地联系起来。于是,单纯从投入角度考虑的财政公平的焦点问题逐步被连接着投入和产出的财政充足所取代。人们对教育财政充足的关注从90年代始至今丝毫不亚于对财政公平的关注,并呈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教育财政充足的法律概念是指一个州的公立中小学财政拨款体系需要为州内普通公立学校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使得每一个普通学生能够达到州规定的成绩标准;同时,为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额外需要的教育资源,使之能够达到州规定的特殊学生学业成绩标准。由此可以看出,教育财政的充足性与教育的效果密切相关。要达到一定水平的产出结果,特定水平的教育投入必须得到保障。因此,如果每一个公立中小学校学生获得足够的教育资源,达到了所要求的学业成绩标准,那么财政投入的公平性也就随着充足资源的获得而达到。如果说,追求财政公平有可能带来低水平的公平的话,那么,连接着教育结果和充分资源的财政充足为公立中小学的学生带来的将是高水平的公平。

四、财政充足的度量方法揭示了向财政充足迈进的途径

根据格思里和罗思坦(Guthrie&Rothstein)③的归纳,美国教育财政政策分析者和研究者通常采用三种方法衡量什么是充足的学校教育经费。(1)利用统计分析技术推导,如雷谢夫斯基和伊迈泽基(Reschovsky&Imazeki)④采用成本函数对德克萨斯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充足”成本进行了测算。(2)利用实验方法,即设计一个可达到某学业标准的示范学区,然后估算示范学区的教育成本,设定为基本的“充足”水平,如戈茨(Goertz)等学者⑤对新泽西州“充足”成本水平的测算。(3)专家判断和估算,如格思里及其同事作为怀俄明州教育财政的研究者邀请了由州内和州外教育实践工作者组成不同的专家组,根据专家对教育内容的定义和成本估算,对怀俄明州公立中小学的教育财政充足水平进行了成本研究⑥。本文将以美国的基础教育财政充足问题有代表性的几个州为例,回顾这三种不同财政充足水平的度量方法,了解美国现阶段如何满足公立中小学教育财政充足的要求,以期对中国基础教育财政拨款的未来发展有所借鉴和启示。

1.成本函数法(CostFunction)

德克萨斯州和威斯康星州对教育成本充足水平的估算是利用对成本函数的回归分析得到的。以下公式是教育成本函数的表达式:Eit=f(Xit,Pit,εit............。其中Eit表示生均教育支出;Xit代表一组表示学校特征和学生特征的向量,如以考试分数表示的学生学业成绩、高级课程的数目、教师工资、特殊教育学生所占的比重、注册学生数等;Pit代表一组学区社会经济水平向量,如学区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税基、税率、家有小孩的居民比例、房屋所有者的比例、老年人比例、拥有大学教育程度者的比例等;εit代表没有观察到的学区特征等随机变量。根据公式表达的教育成本函数,代入有关变量值进行回归分析,即可获得相应的参数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学生学业成绩标准的设定,进而调整参数值,代入方程即可得到对应于某学业成绩标准应达到的生均教育支出数。这一生均教育支出即作为教育经费的充足水平。

2.“示范学区(ModelDistrict)”设计法

新泽西州的生均教育支出充足水平是通过对示范学区的设计估算出来的。按照新泽西州宪法的规定,新泽西州需要为每个公立中小学学生提供“完全与有效的教育”。“完全的”教育指公立中小学必须为学生提供由7个学科领域的56个核心课程内容标准、5个交叉学科内容标准,以及5种工作准备标准确定的教学内容。7个学科领域包括数学、科学、语言、视觉和行为、社会研究、健康和体育以及外国语言。5种工作准备标准包括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和决策技能的运用;技术、信息及其他工具的使用;职业计划和就业技能的发展;自我管理技能的发展,包括目标确定、时间的有效使用、与他人的合作;以及对安全和基本资助知识的获得。新泽西州教育委员会自1996年5月开始采用“完全的”教育所包含的教育标准。“有效的”教育指教育经费必须能够保障达到“完全的”教育所需要的充足教育投入水平。教育投入水平由以下指标衡量:班级规模,生师比,学生与管理人员比,平均每个学区的学校数,教室供应、服务和材料的类型与数量。学区在其他方面的支出被认定为“非核心的”,因此只能从学区获得资助,州政府不给予补助。为确定基本的生均费用,新泽西州教育部在1996年设计了一个拥有3075名学生的“示范学区”⑦。在示范学区中,共有3所小学,每所小学500名学生;1所初中,675名学生;1所高中,900名学生;不超过10%的学生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班级规模设定为学前班到小学三年级为每班平均21人,四年级和五年级每班平均23人,初中每班平均22.5人,高中每班平均24人。初级中学配备两名指导咨询老师,两名媒体服务或技术专家。这类服务人员在高级中学中的数量是初级中学的两倍。每个学校均有正副校长、校长助理、办公室职员和一个保安人员。其他方面的投入包括平均5名学生一台计算机(5年更新一次),教师职业发展所需要的时间,课堂辅助活动和课外活动补助(小学生每人23美元,初中生每人137美元,高中生每人434美元)。同时,新泽西州教育部规定了这样的投入水平需要达到的教育产出。根据对示范学区的设计,新泽西州教育部计算出了达到这样的投入水平需要的生均基本支出。在1997～1998学年度,小学一至五年级生均基本支出为6720美元。相对于一个小学生,一个幼儿园(学前班)儿童的权重为0.5,初中生的权重为1.12,高中生的权重为1.20(即一个幼儿园儿童需要的费用是一个小学生的0.5倍,一个初中生需要的费用是一个小学生的1.12倍,一个高中生需要的费用是一个小学生的1.20倍)。1998～199年度所需要的生均基本支出按照地区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新泽西州允许各学区在正负5%的幅度内调整所需基本经费。

3.教育内容及其成本估算法

怀俄明州组织了由教育专家构成的两个相对独立的专家组。一组专家来自怀俄明州内部,人员由有经验的中小学教师、学生人事管理职员和学区管理人员构成,主要任务是认定充足教育包含的教育元素。这组专家确定了实施充足教育的示范学校特征和教学内容。另一组专家由怀俄明的邻州或与怀俄明有相似经济和地理特征的州的中小学校长、学区长以及其他从事教育实际工作的人员构成。第二组专家的任务在于检验第一组专家设计的示范学校(PrototypeSchool)实行的充足教育的组成元素是否确实达到了州议会规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怀俄明州的教育专家设计了一个公立学校应提供的教育内容与服务的“篮子”,后经州议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教育篮子”中包含核心知识和核心技能两部分内容。核心知识包括阅读或语言、社会研究、数学、科学、美术、体育、健康和安全知识、人文知识、职业教育、外国文化和语言、应用技术、公民教育;核心技能包括问题解决、人际交流、键盘和计算机应用、批判性思维、创造性、生活技能如个人理财技能。示范小学的班级规模为16人,学校规模为288名学生;示范初中的班级规模为21人,学校规模为300人;示范高中的班级规模为21人,学校规模为600人。示范学校的规模以及应传递的教育内容和服务确定之后,专家们进行了能够完成在示范学校中施行充足教育的成本估算。学校成本由五个成本类别组成:人员成本,材料和设备成本,服务如食物供给、学生活动、教师职业发展、学区运行管理,特殊学生成本如特殊教育、特长生教育和服务、英语是非母语学生的教育和服务、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教育和服务等,对学校、学区或地区因素进行调整的成本类别,如由于地理位置和人口稀少的缘故,有的学校规模偏小,规模不经济带来的生均成本偏高。对这类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额外成本要算进成本总需求。另外,还有小规模学区的额外成本需求,以及地区间的成本差价等。因此,怀俄明州的教育财政的充足水平是根据教育内容确定的。一个适当的中小学教育应包含什么样的教育内容和服务,这样的教育内容和服务需要什么样的师资、管理和设施,这样的师资、管理和设施又需要多少经费,然后对经费需求进行调整。

五、对中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

均衡发展的启示和政策建议在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与省之间,省内部教育的发展及义务教育经费的配置呈现出很大程度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主要是源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无论是国际经验表明,还是中国的教育财政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承担着较大的责任,基础教育的教育事业费一般由相应的地方政府筹措、管理和分配。但是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过分依赖地方财政会导致义务教育经费配置的不均衡。要弥补这种地区间教育经费配置的不均衡,政府间财政的转移支付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政府职能。这里,教育财政的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给予下级政府用于教育发展的财政补贴。美国基础教育财政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发展,不仅要关注规范的转移支付模式的建立,而且要关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所需的基本经费水平。美国州政府对学区实行的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主要有四种。⑧

(1)水平补助模式:无论地方政府财力如何,省政府给予同等的生均补助。这一模式无助于消除富裕学区与贫困学区教育经费的差距,因此各州现在尽管仍在使用这一模式,却不再将其作为主要方式。只是在实行了后三种转移支付模式之后,为体现州政府对各学区的财政支持,仍给予所有学区小额的均等补助。

(2)基数补助模式:类似定额标准的设定。即州政府为各学区设定一个生均义务教育经费定额标准,依靠学区财力无法达到的部分由州政府补足。这一模式非常有效地缩小了学区间的教育经费差距。

(3)保证税基补助模式:由于美国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学区财产税,这一模式意在为每个学区提供一个生均税基定额标准,税率由学区自己决定⑨。州政府提供给学区的补助等于学区生均税基与州政府规定的生均税基的差额乘以学区房地产税率。这一模式保证了贫困学区在与富裕学区征收同等税率的情况下,可获得较大数额的财政补助。但这一模式鼓励高税率,其公平性效果不如基数补助模式。

(4)基数补助与保证税基补助结合模式。有的州,如密西根州,将基数补助和保证税基补助结合起来使用。

篇3

关键词：地方政府 投融资平台 资金来源 融资模式

一、引言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为了融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所组建的各种不同类型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地方政府所划拨的土地等资产组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大致可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等作为还款承诺，重点将融入的资金投入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之中。

从我国经济的情况来看，投资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中，政府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地方政府投资职能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是要有充足、稳定的资金来源。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虽然也保持一定增长，但与快速增长的支出需求相比普遍拮据，财力基本上仅够维持“吃饭”，基础设施欠账和建设资金缺乏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和公共财政体系的逐步确立，财政资金要更多地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通过深化投融资改革，搭建市场化融资平台，充分发挥有限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和重点关键领域战略性开发开辟稳定筹资渠道。

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及评价

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产生过程看，目前主要存在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性产业扶持基金、农业产业投资公司三种运行模式。这三种模式适用于不同条件的融资需求，且各有其优劣势。

（一）公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及评价

1、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

BOT即建设—经营—转让，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BOT适用于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常是由国外企业和国内的民间资本来承担，因而有效地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和避免大量的项目风险，并且给项目所在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促进了国际经济的融合。同时，给出了明确项目回报率，严格按照中标价实施，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协调容易，双方的利益纠纷少，有利于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率。

2、 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模式

TOT是BOT融资方式的新发展。近些年来，TOT是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它是指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将建设好的项目一定期限的产权和经营权，有偿转让给投资人，由其进行运营管理；投资人在一个约定的时间内通过经营收回全部投资和得到合理回报，并在合约期满之后，再交回给政府部门或原单位的一种融资方式。TOT作为一种盘活现有存量资产的有效方法而逐渐被接受，其拥有以下优势：

一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执和纠纷。TOT融资方式只涉及已建基础设施项目经营权的转让，不存在产权、股权的让渡，回避了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保证了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控制权。

二是减少政府财政压力，促进投资体制的转变。在这种方式下，除金融机构、基金组织、国外大公司外，各类企业和私人资本均可参与融资，有助于大量吸引国内外民间资本参与融资，促进投资体制由国家投资为主逐步向民间资本投资为主的架构转变。

三是风险小，项目引资成功率高。TOT方式一般不涉及建设过程，避免了BOT方式在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矛盾，项目风险降低，能够尽快取得收益，双方合作容易，引资成功可能性增加。

四是项目成本和项目产品价格相对较低。TOT方式下投资风险大幅降低，投资者预期收益率会合理下调；涉及环节较少，新建项目建设和营运时间大大提前，评估、谈判等方面的从属费用也势必降低，政府在组建SPV、谈判等过程中的费用也有较大幅度下降，项目成本和项目产品价格都相应有所降低。

3、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

PPP即公共部门与民营企业合作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优化的项目融资与实施模式。PPP模式使政府部门和民营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即把政府部门的社会责任、远景规划、协调能力与民营企业的创业精神、民间资金和管理效率结合到一起，相较于其他融资模式，PPP模式项目参与方有所增加，民间企业参与到了基建项目当中。此外，与BOT等模式不同，PPP即在项目初期就可以实现风险分配，同时由于政府分担一部分风险，使风险分配更合理，减少了承建商与投资商风险，从而降低了融资难度，提高了项目融资成功的可能性。政府在分担风险的同时也拥有一定的控制权。

4、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模式

PFI模式是指利用私人或私有机构的资金、人员、技术和管理优势进行公共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与经营。政府对私人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购买，也可以合营方式或者以授予私营部门收费特权，其目的在于解决基础设施以及公益项目的投资效率问题。与BOT、TOT、PPP相比，PFI的最大优势是适用领域广泛，它不仅适用于经营收益性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还可以用于非经营性的城市公益项目。实行该模式，能够广泛吸引经济领域的民间资本参与公共物品的产出，能够使政府一次性投入建成的项目，分摊到若干年支付，等于分期付款，可有效地减轻当前的财政负担。此外，提高建设效率和转移项目风险是PFI较突出的优势所在。

5、 ABS（Asset-backed security）模式

ABS模式是以项目所属的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融资方式，即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项目资产可以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由于ABS只适用于有比较稳定可靠现金流的项目，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收费的证券化符合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要求。从多种融资方式的比较看，收费的基础设施ABS融资与其他形式的项目融资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首先它可以有效地克服借用国外贷款和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等传统引进外资所带来的外债压力与产业安全问题。其次，由于有信用增级的措施，当在资本市场大规模筹资增加时，成本可以降低。第三，ABS融资对已建成的和在建的收费基础设施项目均适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始终拥有项目的所有权。

（二）政策性产业扶持基金融资模式及评价

1、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指由一群具有科技或财务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操作，并且专门投资在具有发展潜力以及快速成长公司的基金。

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主要分为发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的政府主导型创业投资机构、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出资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地方政府通过联合国家开发银行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类。具备撬动社会闲置资金、缓解市场投资失灵、带动产业振兴的作用。引导基金首先是要“引导”，通过引导使资本起到放大的作用，在我国的做法主要是通过财政资金设立国有独资或控股、参股的创业投资公司。

2、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体系包括以下六方面内容：

一是融资平台保证金。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与银行达成协议，每年安排一定金额拨入银行保证金专户。对于放贷产生的坏账损失由政府与银行按协议约定比例承担，政府承担损失部分在“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中核销。

二是融资平台风险准备金。主要用于贷款出现风险时的代偿和损失核销，同时作为融资平台的风险准备积累，可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三是担保机构费用补偿金。通过政府对担保机构的费率补偿，可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降低资产的反担保条件。

四是中小企业信用互助补偿金。由政府牵头成立，实行会员制，信用互助基金可以用作贷款担保资金，通过与银行合作对会员企业进行担保贷款。

五是知识产权融资专项基金。由政府出资设立，作为开展知识产权权利质押融资业务的担保保证金。

六是贷款贴息。政府每年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对中小企业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贴息政策，重点通过具有杠杆作用的融资平台给予企业补贴。

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降低了银行风险成本，增强了授信管理与决策水平；对企业而言，降低了财务成本，增强了信用为本的融资意识。这无疑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融资效率，同时更让企业倍加珍惜声誉和信誉，增强了信用意识和融资意识；对政府而言，降低了行政成本，实现了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政府通过有效手段降低企业信用成本，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农业产业投资公司融资模式及评价

在农业产业投资方面，政府融资平台的运行借鉴了其他产业投资公司的融资模式。就现阶段而言，政府农业产业投资公司主要以农业担保公司为主，在政府对农业产业的财政支持上仍然以农业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为主。就国外比较成功的农业产业投融资体系来看，其构成是以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以政策金融为保障，以商业金融为补充。

三、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

（一）山东省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分析

近年来，山东省内各市均相继成立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并充分发挥平台的资源配置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主要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城市来分析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

1、平台的融资渠道

各市平台的融资渠道均是以银行贷款为主，其他融资形式为辅，总的来看，有五种基本类型：一是通过间接融资方式，即以土地资源和政府信用作抵押或担保，财政预算兜底的形式向银行贷款；二是利用上级转贷资金，如中央扩大内需资金、省调控资金等；三是借助实体企业开展的贷款业务；四是发行企业债券；五是进行信托融资。济南市融资渠道主要为政府信用贷款和市城市建设投融资管理中心发行的企业债券；枣庄市融资渠道主要为银行贷款和上级转贷资金；临沂市除了商业贷款和争取上级转贷资金以外，还采用了企业债券的方式融资；泰安市在努力扩大银行间接融资、全力推进债券融资的同时，积极探索信托融资。

2、平台的资本金构成

财政资金是政府设立投融资平台的主要出资方式，此外还存在土地划拨、股权划拨、债权划拨等多种出资形式。济南、枣庄、济宁、德州、聊城、菏泽六市的投融资平台的启动资金均由财政划拨。而临沂市的投融资平台资本金构成则较为多样化。泰安市以开发性金融合作为基础，起步政府投融资平台，之后为充实平台规模，又陆续注入了大量国有股权资产。

（二）天津市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分析

天津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在国内是比较典型的，其融资来源更多的还是依靠国家开发银行等传统的间接融资渠道。2004年11月，天津市成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公司，标志着天津市基础设施建设以政府性投资公司为主要载体，以未来土地收益为抵押，向金融机构大规模举债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阶段来临。 四、国外政府投融资的资金来源 但是在国外并无政府融资平台的概念，各国地方政府举债通常有发行债券和银行借款两种方式。分国别看，美国和印度以发行市政债券为主，英国以银行借款为主，德国和日本二者兼而有之。而银行借款方式类似于我国的政府融资平台，但融资主体大部分为政府自身。但其投资的资金来源对于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各国的融资资金来源主要有下面几种：

一是政府财政拨款。这是政府投资资金最直接的来源。财政拨款主要用于社会效益好、涉及公众利益而经济效益差，或者可以取得经济效益但政府不许收费的项目。如在美国高速公路一般不收费，公路建设全部由政府投资。美国把公路分为联邦和州两级，联邦政府主要负责跨州的国家公路的建设，州及州以下的政府负责地区内的公路建设。

二是发行政府债券或者专项建设债券。发行债券一般用于项目建成后可以收费的项目，如加拿大政府把发行政府债券作为政府筹措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如美国波特兰市机场扩建10亿美元的投资，50%是靠发行债券解决的。政府往往规定对这些债券的收益不收所得税，使购买这类债券的实际收入高于购买其他债券的收入，以鼓励公众购买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券。 四是出售政府企业资产。出售政府企业资产，是澳大利亚政府开辟的面向市场筹措建设资金的新财源，也是澳大利亚实行私有化政策的重要内容。1995—1996财政年度，澳大利亚政府计划销售国有企业资产53亿澳元。

五是鼓励私人部门投资。为了缓解政府投资的不足，近年来，一些原来完全由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开始鼓励私人部门参与投资。如美国波特兰市在与华盛顿州交界的哥伦比亚边上新建的5号码头，建设资金的10%是政府筹集的，其他90%资金是私人企业投入的。有时采用由政府提供信用的办法，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六是向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借款。利用外资，是巴西政府投资的重要来源，巴西由此成为世界上外债最多的国家之一。从70年代初开始，巴西政府利用70年代中期世界石油危机，中东国家急需输出石油美元的有利时机，大量借入外债，共计1200亿美元，建立起了自己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

七是国有企业自有资金。一些国家鼓励国有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国有企业的经营利润大多由其自主使用，并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如加拿大魁北克水电公司在建设新电站期间，政府决定公司免交红利，使该公司建设资金的30%依靠企业自有资金解决。

五、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资金来源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融资环境不容乐观 2、融资渠道单一

投融资平台对外融资多以银行的长短期商业贷款等负债方式进行，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过低，缺乏持续融资的顺畅通道。一方面使得融资成本通常较高，另一方面融资规模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极大，难以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同时会导致风险集中较高。

（二）建议

随着中央加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管理力度，财政性融资担保将受到严格限制。创新转变融资方式，建立起多元化、多渠道的融资体系，成为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

一是积极争取政策性银行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我国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其资金投向包含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利率水平基础上，可适当下浮利率，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可争取长期贷款。根据具体投资项目的周期特点，政府投融资平台应尽可能争取与项目周期相近且利率相对优惠的贷款，优化融资期限结构，缓解还贷压力，增强地方政府投资的绩效意识。

二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虽然从2010 年开始由中央政府地方债券，但这种方式一方面债券规模有限，不能根据地方的实际资金需求而定。另一方面将风险集中在中央政府，无法借助市场力量来对地方政府进行约束。因此，建议适当允许地方政府用发债的形式来进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三是探索尝试其他直接融资方式。积极推进股权融资，对平台公司资产进行优化组合，通过股票市场募集资金进行投资建设。同时，可尝试引进项目融资，对经营性项目，可适当降低准入门槛，采取BOT、TOT和PPP等多种融资模式，实行市场化运作，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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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saTer-Minassia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J]. IMF Report，2004（12）：141—143

篇4

【关键词】汇率风险 金融工具 资本成本

受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国际货币市场近几年来以来出现剧烈波动，从而使得我国众多的进出口企业不得不在面对国外欧美市场需求萎缩的同时，还要应对汇率变化带来的风险，可谓雪上加霜。自从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2.1%，达到8.11元人民币/1美元以来，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的6.15元人民币/1美元，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已经高达24%，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无疑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成本影响，汇率风险也渐渐受到广泛的重视。

一、汇率风险的概念、种类及形成原因

（一）汇率风险的概念

汇率风险（exchange rate risk），又称外汇风险（exchange risk），是指在不同货币的相互兑换或折算中，因汇率在一定时间内发生始料未及的变动，致使有关金融主体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或实际成本与预期成本发生背离、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从企业的角度看，汇率风险主要对企业的营运资金、收益、成本和经营战略，以及净现金流、净利润和企业价值发生影响。

（二）汇率风险的种类

根据汇率风险的产生原因及表现形式，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一般可以划分为折算风险、交易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种基本类型。

折算风险（translation risk），又称会计风险（translation risk），是指经济主体在对资产负债进行会计处理的过程中，将功能货币转换成为记账货币时，由于汇率变动而产生的账面上的损益。

交易风险（transaction risk），是指在运用外币进行计价收付的交易中，在合同签定日到债权债务得到清偿这段期间内，由于汇率变动而使这项交易的本币价值发生变动的可能性。交易风险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买卖风险和交易结算风险。

经济风险（economic risk），又称经营风险（operating risk），指意料之外的汇率变动对企业未来的收益或现金流的本币价值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对于存在纳入合并范围境外子公司的企业来说，折算风险的影响程度较大;对于贸易企业来说，交易风险的影响程度较大。

（三）汇率风险的形成原因

汇率风险的成因有许多，从宏观经济方面看，主要影响因素有汇率制度、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国际收支等。

首先，从汇率制度方面来看，不同的汇率制度产生不同的汇率变动规律，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制下，汇率波动较小，汇率风险不大，常被人们忽略;浮动汇率制下，各国不再规定法定货币含金量和汇率波动的上下限，汇率上下波动成为正常现象，各种经济政治因素常常使汇率在短期内产生波动。

第二，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角度来看，一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对汇率波动起着决定性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引起利率变化，进而影响资本流动，从而影响货币供需关系通过一系列传到机制使汇率产生波动。

第三，国际收支是对汇率起直接作用的因素。因为国际收支状况决定外汇的供给和需求。如果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外币收入增加，本币相对外币升值，外币贬值，外汇行市随之下跌;相反，如果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外币收入减少，外汇需求必然大于供给，外汇行市随即上涨。可见，国际收支状况直接引起外汇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对汇率波动产生直接影响。

二、规避汇率风险可使用的主要金融工具分析

对于贸易企业来说，目前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主要是与金融机构合作，利用金融机构推出的各种产品，采取一种或多种相结合，以达到有效规避风险和降低成本的目的。金融工具根据其性质及风险规避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贸易融资工具，包括保理、福费廷和出口押汇;另一类是金融保值工具，按照其复杂程度，从易至难包括远期结售汇、期权期货保值和其他套期保值工具。

（一）贸易融资

贸易融资是指企业在贸易过程中运用各种贸易手段和金融工具增加现金流量的融资方式。合理地运用多种不同方式的贸易融资组合是企业预防汇率风险的有效工具。

（1）保理。保理即保付，指银行从出口商手中购进以发票表示的对进口商的应收账款，并负责向出口商提供进口商资信、货款催收、坏账担保及资金融通等项目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适用于赊账（O/A）方式。

（2）福费廷。又称票据买断，是银行应出口商或持票人的申请，无追索权的买入已经承兑的汇票或本票的业务，通常用于成套设备、船舶、基建物资等资本货物及大型项目交易，融资期限一般在1-5年。出口企业将汇票卖给银行后，可将所得外币兑换成本币以规避汇率风险。由于银行买入的是经境外银行承兑过的汇票，银行所面临的收汇风险几乎为零，目前，我国各家商业银行正在积极地开展此项业务。

（3）出口押汇。出口押汇向出口企业提供装船日至收汇日这段时间内的贸易融资，是目前应用最多的融资工具，期限通常在1年以内。它包括信用证项下的出口押汇和托收项下的出口押汇，在这两种贸易融资工具中，押汇行分别以信用证托收项下的单据为质押，预先向出口商支付部分货款（根据对不同业务风险的估计，最高可达90%），待信用证托收款项收妥后归还银行垫款。企业通过出口押汇提前得到了货款，如果预计该货币贬值，可将其兑换成人民币，规避汇率风险。

（二）金融保值工具

（1）远期结售汇。远期结售汇是进出口企业与银行签订元结售汇合约，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在到期日外汇收入或支出发生时，再按照该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的币种、金融、汇率办理的结汇或售汇业务。

远期结售汇是比较简单、容易理解的一种金融工具，费率不算高;缺点在于企业要对金融市场有比较清晰的判断，否则会给企业带来较大损失。近几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单边升值，企业对美元进行远期结售汇的情况较多。

（2）期权期货保值。外汇期权。所谓期权是在外汇期货买卖中，合同持有人具有执行或不执行合同的选择权利，即在特定时间内按一定汇率买进或不买进、卖出或不卖出一定数量外汇的权利。这种方式比远期外汇的方式更具有保值作用，因为若汇率实际变动与预期相反，则可不履行期权合约。

当然，所要付的费用比远期费用高得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可以采取期权组合的方法，买入一份外汇期权的同时再卖出一份相反方向的外汇期权，使得期权费的实际支出控制在一定范围为内;同时也可使收益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波动。

下面我们举一个期权组合在应对汇率风险上的简化的案例。

假设中国甲公司于三个月后收到100万美元的收入，甲公司有可能因为美元走弱而到期时贬值，承担损失。如支付10万人民币买入一份三个月期限，执行价格为6的美元的看跌期权（假设此时远期汇率为6.5）进行保值;同时卖出一份执行价格为7的看涨期权，此时收入期权费8万人民币，此时净期权费用为2万人民币，大大低于只买入一个保值期权的权费。三个月后，当美元贬值，汇率小于6时，看涨期权无价值而购买者放弃行权，看跌期权被执行。甲公司向期权卖方按照6的价格执行期权，出售100万美元获得600万人民币，固定总净收入为600-2=598万人民币;当市场汇率介于6到7之间时，甲公司不会执行看跌期权;看涨期权的买方也不会要求执行期权，甲公司将以市价出售100万美元，换回人民币;当美元升值，甲公司不行权;看涨期权的买方按照7的价格购入美元，甲公司收入698万人民币。这样一种期权组合方案，仅仅使用2万人民币就使得甲公司的收入被锁定在598万到698万之间。

外汇期货。又称汇率期货，指在期货交易所买进或卖出某种货币的期货合约。汇率期货是回避汇率风险的有效工具，外汇交易者通过买进一种外汇，同时卖出同等数额的另一种外汇，当汇率变动之际，由于两笔交易方向相反，而数量相等，彼此盈亏即可相互对冲抵消。

外币期货合约的优势在于合约而正式化、标准化。尽管因此它失去了很多非正规的远期合约所提供的便利，但同时，它也获得了相应的流动性的增加，因为交易者更容易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交易对手。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外汇期权期货对于保值的效果要好于远期结售汇，缺点在于较为复杂，对企业人员的要求较高。

其他套期保值工具。包括远期合同套期保值和货币掉期等。远期合同套期保值是指当进出口企业以其主要贸易国的货币（如美元）作为支付手段时，与银行签订合同，约定在某一未来日期里，公司向银行支付约定数量的货币以获取约定数量的另一种远期支付货币。货币掉期（货币互换，FXSwap）交易，指客户与银行签订货币掉期协议，约定在一定期限内将以一种货币计价的债务（或资产）转化为另一种货币计价的债务（或资产）。本金在期初（可自由选择是否交换）和期末以事先约定的汇率交换，避免了外汇波动的不确定性。银行在与客户签订货币掉期协议后，通常选择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找寻交易对手，对外平盘，并不承担交易敞口风险。因此，掉期交易作为一种比较稳妥的避免汇率风险的方法，也属于银行推荐的业务。

上述两种业务主要是应用于多种货币结算的大中型企业。

三、利用金融工具进行汇率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汇率风险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企业在使用金融工具进行汇率风险控制时存在2个极端，一方面很多企业存在风险意识不强、经验不足、手段不多的问题，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如大部分出口企业出口收汇的主要结算币种为美元。尽管各外汇指定银行近年来积极宣传远期结售、货币掉期等金融工具，但大多数企业并未广泛使用，因此缺乏外汇避险的经验。调查显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对远期结售汇的了解程度决定企业进行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兴趣。汇率风险的测算以及金融工具的选择都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而目前中小出口企业的财务人员远远达不到要求。此外，很多出口企业规模小，收汇的结算方式以电汇为主，且收汇后通常立即结汇，致使远期结售汇的适用空间有限，其他诸如期权交易、货币掉期、货币择期等金融工具则受企业避险意识和外汇经验的限制也未被广泛使用。

另一方面，很多大型企业在使用金融工具时，摈弃了防范风险、控制成本的初衷，进行投机操作，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建议

（1）强化企业风险防范意识。在原有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国家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已经形成依赖固定汇率制的“惯性”，大部分企业的汇率风险意识淡薄。近年来，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汇率风险。但仍有些企业管理层和财务人员对金融工具比较陌生，对外汇市场的认识不足，对企业潜在的汇率风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使许多企业屡遭汇率波动的损害。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所面临汇率风险的严重性，才能注重影响汇价变动的基本因素，对面临的汇率风险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2）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工具。目前，我国外汇市场可以给企业提供的防范汇率风险的业务是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业务，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远期外汇保值。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业务是继我国一系列外汇体制改革措施后，对当前银行结售汇业务的完善和发展，进出口企业应给予充分利用。随着我国外汇市场的不断完善，汇率期货、汇率掉期、汇率期权等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推出，企业要不断学习新的风险产品和管理手段，积极利用各种金融工具规避风险，将风险降至最低限度，锁定交易成本，保证资产收益。

（3）加强人才储备和培养。为了更好地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必须拥有精通金融工程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专业金融人才。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不仅缺乏精通会计、审计、金融的综合性人才，更缺乏国际金融的专业人才，对企业防范汇率风险极为不利。所以有条件的企业要加强人才的储备和培养，不断充实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人员，安排专职人员从事汇率的预测和防范汇率风险研究工作，最终能够熟练使用外汇期权、远期、掉期等金融衍生工具为企业避险套利。

（4）在利用金融工具进行汇率风险控制时，要加强监控，金融工具是一柄双刃剑，在规避风险、降低潜在成本条件的同时，也提供了投机套利的空间。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性，又增加了风险，所以要做好监控防范工作，以防范风险、控制成本为目的，保证不偏离这个基准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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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内容提要: 为了恢复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增强投资者信心，保护存款人的资金安全，稳定房价，美国政府颁布了《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尽管稳定法案本身只是作为一个紧急的、临时性的方案现身，并未触及造成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但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该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稳定金融市场的做法却值得我国相关立法借鉴。

虽然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源于信用风险，但与金融机构不负责任的放贷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缺位也有直接关系。此外，美国货币当局过去几年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对次贷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国会于2008年7月30日通过了《住房和经济恢复法案》，宣布拨款3000亿美元在联邦住宅管理局管理下成立专款专用基金，为40万个逾期未缴贷款的家庭提供担保。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又于2008年10月3日签署了《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以下简称《稳定法案》），美国国会授权政府动用多达7000多亿美元的资金向处于困境之中的金融机构购买房贷支持债券以及其他债券，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增强投资者信心，保护存款人的资金安全，稳定房价。

一、《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的主要内容

《稳定法案》由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预算条款和税务条款三部分组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成立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根据计划，美国财政部被授权购买、保证、持有和出售特定的金融票据。这些票据主要是在2008年3月14日之前发行的与抵押贷款相关的金融产品。在计划的7000亿美元中，2500亿美元可以立即使用，其余经美国总统和财政部长要求，国会审核后使用。根据该计划，购买问题资产的权利自2009年12月31日起失效，但美国财政部可以要求将计划期限延长至2010年10月。

由于计划的7000亿美元来自纳税人，因此《稳定法案》要求财政部在实施计划时应通过市场机制以最低的价格购买问题资产，以在最大限度上减少对纳税人的长期损害，扩大对纳税人和联邦政府的资产回报率。[1]但在这次危机中的资产定价问题比以往任何一次政府救市都更为复杂。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资产重组托管公司（RTC）就处理过破产银行的贷款，但这次的计划却是要拯救仍在持续营运的金融机构，其中牵涉资产价格的评估以及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同时还涵盖各种结构复杂的表外金融衍生产品和工具。为充分体现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稳定法案》要求财政部通过“拍买”的方式，利用市场来确定问题资产的购买价格，如通过反向竞标，由参与计划的金融机构报卖出价，出价低者得标，财政部持有至问题资产价格恢复到正常水平后再出售；如无法确定某问题资产的市场价格，那么财政部也可以直接购买。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稳定法案》要求财政部尽可能使救助计划盈利，而不是产生亏损。

（二）对被救助机构高管的薪酬和雇佣进行限制《稳定法案》第一次确定了联邦政府有权规范被救助机构有关高管的薪酬水平。法案修改了《内部收入法》第162（m）条，规定只要美国联邦政府收购了某机构3亿美元及以上的问题资产，则该机构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以及收入位列第三高管人员的薪酬税收抵扣额度将从100万美元降至50万美元。法案还修改了《内部收入法》第280G条中关于高管离职金的内容，要求对上述被救助机构高管的非退休离职金征收20％消费税，金融机构不再与这些高管签订“金色降落伞计划”[2]（一种在企业被兼并或破产等情况下给予高额离职金的安排）等。[3]

（三）金融资产可以暂停按市值计价

《稳定法案》授权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中断执行按市值计价的会计规定，只要该委员会认为如此执行符合公共利益，有利于保护投资者。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市场出现恐慌，金融资产的价格会被市场低估，如继续采取按市值计价，不利于正常市场价格的形成，也不利于市场的稳定。

（四）暂时提高存款保险的保险额度

《稳定法案》暂时提高了存放在存款机构以及全国信用社股份保险基金中存款的保险额度。在2009年12月31日前，法案将储户的保险额度从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这一方面是考虑更好地保护中小存款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考虑恢复大众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心，防止出现挤兑，保障金融机构的流动性。

（五）成立包括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在内的多个监管组织

《稳定法案》新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美联储主席、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主席、联邦房屋信贷机构总经理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监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监督财政部按照《稳定法案》执行计划，提出合理建议，报告不当行为等。

《稳定法案》还设立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之特殊总检察长、国会监督专家组等。特殊总检察长将实施、监督并协调财政部对问题资产的购买、管理、处置及调查等事项，还将周期性地向国会递交有关财政部活动的报告。国会监督专家组则负责调查金融市场和监管体系的全面状况，以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实际效用。专家组须每30天向国会报告，并在2009年1月20日前上交监管改革报告。专家组的5位成员由国会参众院的少数党和多数党领导指定。

《稳定法案》赋予了总审计长更多的监督职责，如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进行持续监督，每60天向国会进行例行报告，审计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等。

（六）税务安排等

《稳定法案》改变投资两房优先股损益的处理方法，明确“合格机构”投资两房优先股的损益将被认为是属于普通损益缴纳联邦所得税。为防止利用《稳定法案》套利，《稳定法案》只对在2008年9月6日前持有，或是在2008年1月1日后至2008年9月7日间卖出的两房优先股适用。

根据美国法律，两房的优先股可以被当作一级资本，为此许多金融机构购买两房的优先股以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由于被当作是资本类项目，因此两房优先股的投资损益不能归人普通损益，金融机构发生亏损时，资本损益不能享受所得税退减。《稳定法案》改变了这一处理方法，使得因购买两房优先股而招致资本损失的金融机构可以“借道”普通损益，少交所得税；如果亏损较大，除不用交纳当期所得税外，甚至还可以申请对以往年份已缴所得税的退回。

《稳定法案》还包括参议院附加上的对替代能源提供1 500亿美元的税务减免，要求政府尽量帮助房屋所有者（如通过修改贷款条件，为其偿付进行担保等措施），避免房屋所有者因偿付借款问题而丧失对房屋的赎取权。法案还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报告计划的预算和使用情况等等。

二、对《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的简要评述

《稳定法案》在美国国会讨论时并非一帆风顺，在议会投票过程中，也几经波折。最后在众议院的投票中，以263票赞成、171票反对通过。⋯赞成《稳定法案》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金融机构的连续破产将给美国经济带来连锁负面反应，美国经济将走向萧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美国政府不应使用纳税人的钱来为经营不善的金融企业买单。[5]布什总统表示，他理解反对《稳定法案》的理由，其本人也坚决支持自由的市场经济原则，并且政府只有在完全必要的情况下才应对市场进行干预，可是美国目前的形势已经清楚地表明，政府干预势在必行。

美国的金融市场虽对《稳定法案》的通过表示了认可，但光凭法案所通过的方案，仍无法挽回目前美国金融市场的颓势。因为《稳定法案》本身只是作为一个紧急的、临时性的方案现身，并未触及造成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稳定法案》使我们了解到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对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些基本立场和态度，以及在金融危机情况下，政府和立法机构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6]以下是对《稳定法案》的一些简单评述。

（一）兼顾各方利益，恢复投资者信心

《稳定法案》的主要内容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救助对象主要是美国本土的金融机构。为此，美国国会批准了美国政府可以动用7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拯救这些深陷困境的金融机构，可以暂停以市值计价的方法计算金融资产的价值，目的是稳定市场，防止更大范围的金融机构破产。同时，为防止银行保险业的挤兑风潮，《稳定法案》暂时提高了中小投资者的存款保险额度，稳定中小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为保护提供7000亿美元的美国纳税人利益，《稳定法案》对接受救助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未来雇用条件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对政府购买问题资产的决策和价格也作出了原则规定。为保护房屋使用人的利益，《稳定法案》授权政府为借款人进行担保，或者重新协商还款条件，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居者失其屋的情况。

《稳定法案》的总体思路是兼顾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投资者、纳税人、房屋居住者等各方利益，恢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尽管《稳定法案》的拯救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放任了美国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但美国政府和国会从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决定首要任务是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维护公共利益。

（二）原则性为主，授权执行机构细化规则

由于《稳定法案》本身出台十分仓促，并且由于其出台时正逢美国总统选举，因此对于许多细节性的要求，法案都没有细说，而是授权有关执行机构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纵观《稳定法案》条文，可以发现《稳定法案》更像是一个紧急稳定美国经济的框架性方案，主要是确定原则，具体的执行步骤还需执行机构自己来制订。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后，国会也将换届，届时财政部等重要官员都有可能会更换。从这个角度出发，《稳定法案》似乎也宜粗不宜细，为今后的执行提供变通空间。

对比较关键的“金融机构”、“重要的经营”、“问题资产”等标准，《稳定法案》未完全使用完备的法律语言，而更侧重于描述。按照《稳定法案》，可以得到美国财政部救助的金融机构是指包括但不限于按美国法律成立并受美国法律管辖的银行、存款组织、信用组织、证券经纪人或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且这些机构必须在美国具有重要的经营业务，国外的中央银行或者外国政府所拥有的银行不在被救助的范围之内。《稳定法案》对如何确定重要的经营业务，特别是如何确定外国银行在美国境内的重要经营业务，如何确定外国政府所有等标准没有更详细的指导。对于《稳定法案》所称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可能因属于“未监管”行业，将不适用于《稳定法案》；而共同基金、养老金计划等则属于“受监管”的行业，可以适用《稳定法案》，但法案也并没有完全禁止对其他机构的支持，比如汽车融资公司等。《稳定法案》所指“问题资产”包括在2008年3月14日之前发行的住宅或商业抵押票据以及这些票据的衍生票据或工具，以及财政部认为购买其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的其他票据或工具。由于该定义十分广泛，对如何确定其他类型的金融票据或工具语焉不详，具体要看财政部的认定。

（三）财政部的主导作用以及监管组织之间的职权交叉

根据《稳定法案》，财政部在决定救助金融机构时，必须考虑纳税人利益，金融市场稳定，房屋所有者的利益，被救助机构长期的经营能力，城镇经济、小金融机构、为低收入群体服务的金融机构的稳定性等等。《稳定法案》授权财政部通过制定法规或者项目指导意见来指导其购买问题资产。财政部能否合理平衡这些利益，能否妥善处理好各方要求，财政部的职责以及财政政策等是否会因救助金融机构而受到利益冲突影响等，都是值得继续关注的问题。财政部作为《稳定法案》的主要执行机构，必须明确法案中不确定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内容，职责重大。而且，财政部作为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代表，其政策不仅决定了法案是否可以顺利执行，达到预期目标，而且还必然会影响到美国未来金融行业的监管发展方向。

根据《稳定法案》成立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特殊总检察长、国会监督组等监管组织，与总审计长等监督机构之间职责繁杂，并且相互交叉。今后如何避免监管过度，或者说如何平衡各监管组织之间的权力是《稳定法案》执行过程中将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四）金融监管之重新思考及体系重构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震荡，不仅是对现有监管体系的考验，也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其一直引以为豪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市场普遍认为重新建立一套完整、全面，并且有效规范金融机构的措施是恢复市场信心及金融秩序的长远之道。美国财政部在2008年3月31日为重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发表了《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本，《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可以被看作是美国金融监管制度重构的第一步。美国立法机构正围绕着自由市场和加强管制的一对矛盾关系以及提升美国金融体制的全球竞争力作着努力，而全世界也都密切关注着美国的一举一动。《稳定法案》所传递的一个鲜明信号是美国立法机构开始放弃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而开始转向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这不仅表现在《稳定法案》授权美国政府以7000多亿美元的资金收购金融机构的资产，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上最大的参与者和资产持有人，而且《稳定法案》本身也要求有关机构进一步明确“是否需要将目前仍处于监管之外的金融市场参与者纳入到监管之内的问题”。

三、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金融机构投资美国次贷产品的总量不大，而且本身国内也没有次贷产品，因此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直接影响有限。不过在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稳定金融市场的做法却是值得我国相关立法借鉴的。

（一）我国应建立危机应对的宏观调控法制

在金融危机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都为了维护本国的金融稳定而采取积极措施。这不仅说明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于一国整体经济稳定的重要性，而且说明了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出台强有力的措施来恢复市场信心。[7]

美国1999年实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进入了混业经营。但是美国立法机关和金融监管机关对混业经营所带来的风险意识不足，这具体表现在其对次级贷款证券化过程监督不足；在危机显现后，监管机构的危机意识不强，使得次贷危机发展成为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发生前期的犹豫态度使其错过了解决这次危机的最佳时机。虽然之后，在美国政府的努力下，一系列救援法案和措施都陆续被通过，但市场情况却已经发生了剧烈的恶化。我国应吸取美国政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教训，未雨绸缪，及早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金融危机应急机制，能够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入一个有序、规范、条理和法制的轨道中，保证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政府各部门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在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制度中，有关金融危机应对和处置的内容散见于《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破产法》、《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但这些法律法规由于制定历史时间的不同、适用范围的不同，对金融危机的处置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并未形成一个快速、有效、全面的金融危机应对法案。一旦发生问题，从法律角度解决问题的依据还不充足。比如，前些年我国证券行业出现了大量的证券公司经营失败事件，但却没有类似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那样的完整法律制度来指导有关单位的救助行为。这使得汇金公司注资银河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国建银注资华夏证券、南方证券、西南证券、新疆证券、北京证券、齐鲁证券等都只能成为个案，而无法形成一种危机处理法律制度。因此，有必要为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制定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

借鉴其他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本次金融危机中的立法经验，制定我国金融危机法律有助于有效应对与克服金融危机，以法律方式恢复、提高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并规范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行为。当前我国的立法和监管机构应特别关注金融业所面对的不同内外风险，对内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所引起的风险传染，对外控制金融业开放的范围和节奏，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而在微观层面上，我国金融立法和监管机构则应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宏观层面上注意防范系统性风险。

（二）危机应对立法宜“粗”不宜“细”

根据美国的立法经验，危机的发生往往十分突然，很难预先精确预见，因此危机立法应以原则性为主，而不应过于细节化。纵观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条文，也可以发现该法案原则性较强，对于具体的执行步骤则授权美国财政部自己来制定。但是危机立法的“粗”并不意味着危机立法不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就达不到立法的目的。

如同任何其他法律一样，危机立法也应当具有规范性，以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或者假定、处理、制裁）的方式，明确告诉法律关系主体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样做。但危机立法还应授权给具体的执行机关大量自由裁量权力以应对危机中各种复杂且难以预料的事件。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明确了执法者应综合考虑危机中受影响的各方的利益，并且还应特别注意不应使纳税人的利益受到不利影响，美国财政部不可以滥用行政权力，这点对我们的危机立法很有启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平衡各方利益，秉承以民为本的理念，改善顾此失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统一协调性的立法弊病。

（三）处理危机的行政机关之间应相互监督，权力相互制衡

美国《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特殊总检察长、国会监督组等监管组织，并与财政部、总审计长等现存机构相互协作、共同监督，以确保《稳定法案》的救助措施执行到位，符合国会的立法初衷。由于危机立法一般都很难规定得特别详细，并会授权给执行机关大量权力，因此有必要对具体执行机关的行政行为予以严格监督和制衡，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对正当权利的侵犯。危机法律在制定时，还应特别注意划分好各行政机关的职权，以避免在将来执行时出现推诿、扯皮或者职权重合等问题。一旦发生行政机关职权之争，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应及时作出处理。

（四）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建设安全、稳定、有序、开放的中国金融体系

由于经济全球化，现代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使得金融风险可以从一个金融机构传导到另一个金融机构，从一个国家传导到另一个国家。自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后，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次危机的影响。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各国政府都纷纷出台措施。以缓建危机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各国政府都达成共识：认为必须建立一套完整、全面，并且行之有效的规范金融机构的法律和监管制度。最近西方七国集团也表示需要共同采取“紧急和非同寻常的”行动，稳定金融市场和恢复信贷流动，防止金融机构倒闭，确保各国的储蓄保险和担保计划行之有效。

在金融监管、金融法制建设方面，我国应一如既往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强与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合作，认真研究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我国将来也有可能会面临的诸如混业经营、信用评级、表外衍生金融产品、房贷标准等方面的问题，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努力建设一个安全、稳定、有序、开放的金融体系。

注释:

[1]silva Mark．“Historic $700 billion bailout deal reached．”Chicago Tribune．September 28，2008.http//chicagotriune.com/business/chi-080928bailout-deal-reached，0，2436591.story.

[2]李鸿波：《打开“金色降落伞”：——谈中国企业家退出问题》，《中国国情国力》2002年第8期。

[3]”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U.s.House 0f Representatives.September 27.2008.

[4]”Big bailout vote．”CNN．October 1，2008．http：//transcripts.cnn. corn／transcripts／0810／01／ldt．01．html．

[5]邹新、程实：《金融危机中的美国救助政策全面探析》，《中国经济报告》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