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新自由主义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从相当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克服20世纪70年代初滞胀危机与全球化生存和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根本特点和表现形式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动，推动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实现了国际垄断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导致金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分离，从而为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充分暴露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该发展模式在经济运行、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上的不可持续性。

 

从经济运行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金融风险扩大与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国次贷危机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又是美国秉承新自由主义原则、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2003年以来，美国金融机构为增加金融企业利润采取减轻贷款前期负担的办法来吸引贷款客户，放宽或实际上取消了贷款标准，以便为购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贷款。大量信用记录较差的低收入家庭进入房贷市场。而美国的银行和债券评级机构则完全放弃监管责任。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抵押债务证券化使次贷市场风险加大。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率越来越高，在创新过程中使债务链条不断延长，导致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转化，进而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房地产行情变化也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本世纪初，美联储为了推迟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连续减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升到5.25%。这种情况下，2006年初房地产开始降温，房价逐渐由升转跌。许多靠过度借贷的购房者既无力偿付房贷到期本息，又无法再融资。次贷市场违约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贷机构特别是与美国次贷市场相关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产。据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贷机构停业或破产，损失高达千亿美元。英国、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50多家银行、对冲基金等受到波及，损失上百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

 

从经济结构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美国首先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美国的金融市场中的次级贷款约为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为 10亿美元;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为60万亿美元;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GDP将近14万亿美元，同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29;其中的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68。有学者指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完全是人为的，是美国资本家阶级、企业高级经理和金融机构结成的利益集团为实现资本即股东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恶果。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美国的生产资本即非金融企业的资本积累逐步减少，因此，此次危机不仅是管理危机，也是积累危机。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也不断减少，因而出现了金融资本的高收益和大众负债消费并存的矛盾现象。从国家层面来看，生产资本积累危机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和进口贸易，为了支持对美国本土企业的需求，美国不得不扩大世界范围的需求。这种巨大的需求本来会引起严重通货膨胀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风险会按照外贸增长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霸权和金融霸权，特别是美元的霸权制造了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国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杜梅尼尔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机制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性，而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此次危机就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

 

从社会制度层面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自然延续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出现无限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日益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不断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近二三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使美国普通民众不得不靠增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水平。如此发展模式显然难以持久。

 

二、凯恩斯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区分为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说法广为接受。所谓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英模式，而莱茵模式则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欧洲模式。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者之间有对立的方面，也存在共同点和联系的方面。本质上讲，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凯恩斯主义承认，如果要利用全部现有生产资源就有必要进行国家干预，这与微观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发生了矛盾：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认为，不受控制的价格机制，自由市场，足以生产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作为它们共同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学决定了相互之间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补充。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也有共同之处。为了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两者都主张阶级调和。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兼顾了经济的增长和工人的利益，同时培育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层“中产阶级”。而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则无法维持这一局面，在阶级力量对比明显地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只能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保全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内在矛盾来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不能实行纯自由经营政策，也不能实行纯政府干预政策。可能的情况是，在这一时期强调自由经营，在另一时期看重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改变之前，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这两种思潮相互交替，会反复出现。不过，无论哪一种经济思潮得势，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种种资本主义的痼疾，而只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

 

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凯恩斯理论和政策同样难以确保适用性：其一，凯恩斯主义只适用于封闭的经济，即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受到国界限制的经济，因为凯恩斯的时代正是1914—1945年非全球化的时代，而当今的危机则发生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其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前提是，在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名义工资仍然是刚性的(这种刚性是由于工会的强大压力造成的)，并不下降，这样扩大消费需求才能增加就业，而如今工资已经按照消费物价的变动指数化了，扩大消费需求，未必增加就业;其三，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市场相互影响，劳动力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的情况，例如现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快，生产要素价格变动大，金融市场变数多，仅仅靠扩大财政支出，并不能实现市场的平衡和充分就业;其四，凯恩斯危机面临的问题是缺少流动性，而当今危机面临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此外，由于社会支出庞大，发达国家财政普遍偏紧，美国财政赤字尤甚(2009财政年度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有些欧盟国家也出现财政危机，扩大财政支出无异于使经济雪上加霜。上述单是从经济现象层面的分析，足见凯恩斯主义模式同样无法挽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与演化

 

资本主义虽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外在表现，因此，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调整无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调整的动因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的压力。有关调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加强货币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监管。这次危机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危机。而且这次金融危机又具有国际性和先发性的特点。因此，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整顿和恢复金融秩序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作为危机的策源地和中心国更是如此。2009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其目标是把金融领域置于公共权力机构的监督之下。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所有的大金融机构：银行、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等都将受到美联储的监管。此外，美国还计划成立独立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评估威胁金融体系安全的风险并协调各个监管机构的行动。最后，美国还将成立一个新的保障金融消费的机构负责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它将监管不动产和消费贷款的发放。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又宣布了美国加强对华尔街大银行监管的新规定，限制银行的规模和交易活动。禁止所有接受存款保险、能够从中央银行获得紧急援助资金的银行拥有或投资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以及从事自营交易。此外还提出征收“金融危机责任费”等多项措施。很多西方学者对这些监管计划能否真正实施持怀疑态度，理由是这些计划损害了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它们会以捍卫市场原则的名义加以反对，而那些靠各自财团支持的政客们迟早会做出妥协和让步。

 

其次，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在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即所谓产业结构的空心化。有西方学者认为，纠正这种失衡非常困难，因为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两难之中。例如，美国正是通过国内的产业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移受益。如果美国调整经济结构，回到本土生产，那将与金融垄断资本主要通过全球化进行积累相冲突，并违背金融资本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本性。但是如果不调整，美国国内产业将进一步空心化，那么美国国内的失业危机和贫富差距将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美国国内反对大垄断资本的政治危机更加严重，这也不符合大垄断资本的利益。

 

再次，优化产业结构。其基本做法有：一是通过市场的作用，推动企业并购，实现产业重组，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二是由国家指导和投资，大力开展数字化、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机器人等领域的科技革命，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就目前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在科技革命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资本主义仍然肩负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使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一方面使大垄断资产阶级能够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可使发达国家早日走出经济危机。

 

最后，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新自由主义在主导世界经济期间，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政策，包括宏观微观经济政策、国内国际经济政策、各专项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许多政策已经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其本质是保护资本的利益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它们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社会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目前，已经有西方学者对西方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作了排序，依次为：国家作用的回归、货币主权的回归或中央银行地位的改革、放宽管制政策的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或国际贸易政策的改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税收政策的改革(征收资本税和巨富税)等等。

 

综上所述，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双重作用下，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导地位将遭到极大削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一系列重要转变，尽管其演变方向还不确定，但很可能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篇2

一、研究失业问题的重要性

不同的经济学派对失业的关注程度及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差别。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简单地把工资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及其供求的调节机制，认为在经济中不存在非自愿失业，若有失业存在就是因为工人要求的工资过高了，因此，把降低工资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凯恩斯承认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经济即使处于均衡状态也可能产生失业问题，他把失业作为经济生活中一个难解的重要议题加以研究，其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命名的代表作把首个关键字定为失业就是最好的证明；相比而言，古典自由主义者则不大看重失业的危害，反而认为官方统计的失业数据高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认为很多被政府认定的失业者实际上在“地下经济”中是有工作的。

当代美国经济学承袭了凯恩斯经济分析的传统，把失业作为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加以研究。从某种角度而言，其宏观经济学就是围绕着失业问题展开的。本文将主要以当代美国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和Frank Roosevelt 2005年出版的《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3版)》为基础，介绍他们对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研究。

二、资本主义失业的荒诞、浪费、痛苦及其程度的严重性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是与机器设备的闲置以及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并存的事实。它与我们平常的经验完全不符。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需要一个书架，而且有工具、木材和时间，我们就可以动手为自己做一个书架。我们在组织自己的生产活动时，不会在仍然有闲置工具、闲置人员和未满足需求的时候停止工作。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它会在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设备依旧闲置而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下停下来。

这一荒诞事实所造成的，首先是资源的巨大浪费。2001年，美国有25％的工业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因而少生产了1.2万亿美元的商品。若把这些商品平均分配给当年美国的2.85亿男性、女性和孩子，每人将多得4211美元的商品。而同时，美国每天有674万失业人口在寻找工作。

其次，失业给失业者的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痛苦。它不但是薪水的丧失和生活的困难，而且有着远大于收入丧失的心理成本。它使失业者失去了作为劳动者的尊严、失去了别人的尊重甚至社会的认同感。

第三，失业的痛苦不仅是那些事实上正处在失业状态的人所承受的，即使是从未失业过的工人，也不得不担心将来某天自己也可能失业。而且一旦失业，就难再找到与目前岗位匹配的工作。失业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第四，就失业的严重程度而言，政府公布的数据往往不是高估了，而是估计不足。以美国劳工统计局2004年6月搜集并出版的美国5月份就业和失业的估计值为例，公布的失业率为5.6％，但报告同时指出，除了现有失业人口之外，还有160万“接近属于”劳动力的人口，其中的1／3属于“灰心工人”，另外2／3在过去的12个月中找过工作但在调查前的4周里没找。以及470万因“经济原因”而非自愿兼职的工人。若把它们都算作失业工人。失业率则会分别上升到6.6％和9.7％。

三、失业并非不可避免：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

(一)财政政策可用来提供工作岗位

依据凯恩斯宏观经济总供求分析，失业是消费者和企业支出不足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可以增加开支以减少失业。手段是不仅支出其税收收入，而且通过出售政府债券、向公众借债来进行赤字支出。在就业乘数给定的情况下，要想创造出一定的工作岗位数，在理论上可以直接计算出政府需要增加的支出数。例如，按照这本书的假设，在不考虑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如果每小时劳动的净产出是25美元，人们的收入花在消费品上的比例是0.95，每小时工资为15美元，那么，就业乘数将是0.093。这意味着，若想增加93000个工作小时的工作岗位，只需要政府增加1000000美元的开支就行了。

(二)建立充分的失业保险制度可增进人们的安全感、减轻因失业带来的生活困难

即使工作岗位不充分，不能使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也有必要建立一套制度，使人们在失业时能弥补工资上的损失，减轻生活困难并增加安全感。就像人们应对火灾、暴风雨、爆炸、交通事故等而建立的保险制度一样，失业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虽然许多国家确实有这种形式的保险制度，但保障的程度却是不够的。以美国为例，平均说来，付给美国工人的补助只是他们工资损失的一半，而且只有不到一半的失业者能得到补助。这是因为在保险制度中有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偿付期限。在美国的很多州，只有在同一个雇主那里工作至少一年以上，被解雇的工人才有资格获得失业补助。即使具备资格，一个人也只能得到六个月的补助。2003年底，美国有超过800万的失业者，却只有300万人得到了失业补助。

(三)资本主义实践提供了一些低失业率的证据

以美国为例，通过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及失业保险等“内置稳定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失业率被成功地控制在10％以下。又如，当每10个工人中只有9个被雇佣时。可以通过减少工作周的长度，使企业在保持同样产量的情况下不得不增雇工人，为10个人都提供工作。法国政府已经颁布了一项法律，把工作周的长度限制在35小时以内。这样，如果小时工资率保持不变，先前受雇的工人虽然收入有所削减，但却增加了闲暇，也减轻了先前由失业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生活困难。再如。虽然同样面临来自技术飞速变革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挑战，但一些国家确实为大部分工人在大多数年份中提供了就业机会，如日本与瑞典在1959—2002年的时间中平均失业率仅为2.6％和4.1％，远低于英、美、法的失业率。

既然失业并非不可避免，为什么在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时期失业仍然是经济中难以治愈的病痛呢?从表面看来，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系列阻碍充分就业的因素：高就业的利润挤压、高就业的通货膨胀压力、高就业对净出口的负面影响以及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冲突等，但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阻碍实现持久的充分就业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性障碍。

四、资本主义实现充分就业的制度性障碍

(一)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性必须以失业和不安全感作为控制工人、鞭策劳动的工具

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性，是指经济决策的私人性和不协调性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在特定的生产阶段不相匹配。具体地说，因为在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品是高度垄断性地为资本家私人所有，生产出来的商品或服务也为资本品的所有者拥有，而工人不拥有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他们是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工作。所以，除了为保住饭碗所必需的工作以外，他们没有理由做得更多，唯有失业的威胁会让他们警觉。因此，周期性的失业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激励和控制这些不拥有自己劳动产品的工人的必要武器。

当经济扩张时，产出迅速增加，新的订单蜂拥而至，企业雇员增加，失业率会迅速下降。这时，工人能够认识到他们丢了工作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因为在失业率低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其它工作。于是，他们可能开始要求升迁、改善工作条件或抵制劳动强度的增大。而雇主们则开始着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当增加的需求提高了生产能力利用率，从而有可能增加利润率的时候，一次长期的扩张却可能是一件过于美好的事情了。因为长时间的扩张带来的失业率下降将使工人能够要求更高的工资，或允许他们减少每小时的工作成果，结果利润率被挤压了。于是，企业界的领导们会期望经济减速、甚至衰退以提高失业率。但他们知道，没有某个企业的所有者可以只手制造一次衰退，但政府的政策可以做到这一点。于是，使经济衰退的“重任”就落到了政府身上。

(二)企业的所有者具有可观的政治影响力，能够促成“政治的商业周期”

政治的商业周期，是政府官员为了他们自身或别人的利益，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故意制造出来的萧条或扩张。其中的经济学原理在于就业乘数与财政政策的双面性，即它们既可以成倍地扩大财政支出所带来的扩张效应，也可以成倍地缩小减少财政支出所带来的收缩效应。于是就有了政府通过实施经济政策制造商业周期的可能性。而影响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于企业的所有者具有的可观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政治影响力一方面来源于他们为竞选大量捐钱而影响政治议程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于他们所拥有的游说团体、迎合企业利益的媒体以及其他与高利润利益攸关的组织。

因此，当遇到上文所说令雇主们着急、希望出现一场“有益的衰退”的情况时，影响政府政策以制造经济衰退就成了企业的所有者首先想到的策略。当然，没有人会在公共场合提倡更多的失业，却可以把制造高失业的政策说成是“向通货膨胀作斗争”、倡导“财政责任”或“控制货币供给”。而在私下里，企业的领导们最重要的考虑却是调教他们的雇员、消除工人们增加工资或减少工作成果的任何企图。

如果政府愿意回应、也不得不回应企业的要求时，他们将具有众多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而核心就是减少总需求。他们可以用财政政策工具削减政府支出从而减少政府的需求；也可以提高个人或企业的税收，减少个人的消费支出或留给企业更少的资金以减少对资本品和消费品的需求；还可以用货币政策工具来限制信用以及增加资本的成本，使企业贷款投资变得更困难或付出更大的代价，从而减少对新资本品的需求；同样也可以使家庭贷款买车、买房或买其它商品变得更困难，从而减少对耐用消费品和住房的需求。

随着总需求的下降，商品和服务的新订单开始枯竭，生产下降，工人们开始被解雇。不时听说有朋友被解雇了或有工厂倒闭了的工人开始为保住自己的饭碗而担心。工作场所的纪律开始变得严格。如果萧条是短期的，并且有效地降低了劳动成本，企业可能会认为暂时的低生产能力利用率和短暂的利润率下降对于重新取得对劳工的优势是值得的，因为当经济开始再次扩张时，生产能力利用率将会上升，利润率将得到恢复。

(三)“资本罢工”削弱了民主政府影响经济的现实可能性

除了直接的政治影响力，企业的所有者还有另外一个间接但有力的影响政治进程的武器，即投资和“资本罢工”的权力：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未来发展进程的最重要因素——投资——几乎全部掌握在企业的所有者手里，是他们决定着哪些州、甚至哪些国家拥有工作岗位和经济增长，而哪些会面临失业上升和经济停滞。因此，即使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依靠投票选出了以高就业率作为施政目标的政府，但他们所施行的政策一旦影响到利润率，企业所有者就可能会减少该地区的投资或者根本就不再投资，导致经济停滞和失业上升，这就是能够最终改变政府政策的“资本罢工”。

从下面假想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罢工”扭转民主决策的内在机制：有一个特殊的“美国艾妮州(Anystate)”，其政府打算实施更优惠的失业保险政策，将美国通行的失业工人有权得到26个星期的失业保险改为无期限的失业救济；同时开征环境污染税来支付这项开支。

请想象一下在艾妮州雇佣了大量工人的企业或正考虑在艾妮州投资的企业会怎么办?显然，这些企业将不仅要担心“污染税”，还要担心一旦被雇佣就有权得到长期失业保险的工人是否会努力工作以及企业对他们能否拥有足够的权威。于是。不在于某个人或企业是否喜欢艾妮州的政策，而在于与其他积极宣传其优良投资环境的州相比，同一个企业在艾妮州的利润率将很可能低于其它地方。接下来的逻辑便是：低利润率竞争地位不保股票价格下跌更换CEO……这些大部分企业家们都能够独立做出的结论，就会促使他们在既不侵犯公民自由或选举权、又没有勾结起来破坏公民权利、也不一定用竞选捐赠或游说集团影响政府官员或选举的情况下。独立行动、相互竞争、取消投资计划或撤走原有企业。这些独立做出的决定的累加效果就是艾妮州失业的增加和人们收入的下降。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造成的后果必然是州财政危机、政府的治理危机以及原有经济政策的危机。随着失业的增加，州财政的失业保险支出将会上升；而人们收入的下降会减少州政府的税收，导致财政赤字。为了维持支出，州政府被迫提高税收或发行政府债券借钱开支。艾妮州出现的经济衰退使之借款难度更大．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利息。但即使其债券被成功售出，也仅仅是根本问题的向后推迟，而没有得到真正地解决。当高额利息需要支付或新的开支必须付款的时候，这些问题将会更加严重的再现出来，直至原有的经济政策被迫取消。

五、失业问题的解决：资本主义框架之内的方案以及突破制度性障碍的方案

(一)批驳传统的就业理论，改用提高工资和利润的方法增加就业

1．企业与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工人愿意就业的低工资在现实中不起作用，因此。传统就业理论所认为的失业的存在必然导致工资下降、以及降低工资是解决失业问题的良方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否雇佣工人以及支付多高的工资是由雇主决定的。而雇主决定是否雇佣工人时，首先考虑的不仅仅是工资的高低。而是提供某种程度的工资能否产生足够的激励以使员工努力工作、增加产出，最终使企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最低。因此。企业的所有者不会因为工人要求的工资很低就决定雇佣工人。而工人提出的愿意就业的低工资在现实中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即使存在失业。工资也不必然下降。

反过来，由于企业对工人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它取决于企业利润率的高低以及资本积累的状况，不会直接随着工资的下降而增加。因此。降低工资不能解决失业问题。相反，降低工资减少了工人对消费品的需求。直接影响到企业的销售和盈利，是在根本上切断了提高利润率的有效渠道。因此，只会制造经济衰退、增加阶级冲突。

2．在“工资引导的就业形势”下。用提高最低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

“工资引导的就业形势”是指工资上升使就业增加的情形。它是凯恩斯经济学在就业问题上的一个运用：提高工资虽然具有削减利润的效应，但同时也有增加利润的效应，因为它会增加对消费品的需求，扩大总需求，促进企业销售，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因此，提高工资对就业的最终效应将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对比，若后者大于前者。就会产生“工资引导的就业形势”。

“工资引导的就业形势”在现实中常出现于工资和薪水收入者大部分比较贫穷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周期的衰退期或波谷阶段时。这时，工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较高，提高工资会有效增加总需求；同时，企业的生产能力处于尚未充分利用的阶段，投资的利润效应较低，因此提高工资导致的利润变化、从而投资的相应变化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增加最低工资以促进就业的政策就有了更大的合理性。因为提高最低工资往往会使各个水平的工资都得以提升。随着平均工资的上升，总就业就会增加。

3．在“利润引导的就业形势”下，用提高利润率的方式增加就业

“利润引导的就业形势”是指工资上升使就业减少的情形。它产生的原因在于提高工资导致的利润下降的幅度超过了因总需求增加而导致的利润增加的幅度，因而引起企业所有者减少投资。

与“工资引导的就业形势”相反，“利润引导的就业形势”往往出现于高就业和高工资的经济繁荣时期。这时人们会因为比较富裕而开始积蓄，增加的收入转化为总需求的比例大大下降；同时，企业大部分的或全部已有的生产能力都已经投入使用，使得投资的利润效应相对较高，因工资增加导致的利润下降极易引发投资的变化。这时，提高工资将不但不利于增进销售，反而会引发企业外逃。在这种条件下，就有必要提高企业利润以增进就业，其中，削减公司所得税就成为增加就业的良方。

4．防止资本罢工，将民主政府的公共政策运用于提高企业的利润率

这是针对上文提到的艾妮州的资本罢工、州政府的治理危机及民主政府公共政策的失败而言的。实际上，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并同时增进就业的方法并非不存在。这就是明智的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民主政府在经济事务上是没有“主权”的——进而使人们在次优情况下作出最好的选择，也就是把公共政策的着力点局限在那些既会使公民受益又同时提高。或至少不降低公司利润率的项目上，以保证企业的所有者看好这些政策或者至少无差别地看待这些政策。从而不会减少投资、导致经济衰退。

(二)用“握手”的方式管理工作和报酬，取代用失业的不安全感来鞭策劳动

既然失业实质上是一种劳动鞭策的方法，旨在阻止工人在经济繁荣时期纪律松懈、要求高工资，那么，能否找到一种新的管理工作和报酬的方法，既保证企业稳定的利润增长又保证工人长久的就业呢?“握手”就是其中一项有益的尝试，它指企业、工人和政府代表相互配合达成的一种协议，既兼顾公平又考虑到足够高的利润率以刺激投资，并共同分享由更高的就业带来的更大的产出。其核心在于：当就业率较高时。工会不要求增加工资，不使企业因价格过高而被逐出市场；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雇主也不使用他们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资的权力，从而保证一定的就业率和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

(三)公平补偿：用“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令全社会分享由经济的灵活性带来的好处

经济的灵活性是指现代经济为了适应新的技术、消费者品味的变化以及应对国际竞争而必须不断地调整其产业结构和就业规模。它使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的人能够从持续的经济现代化中受益，却使被调整中的失业工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失业、收入损失、自尊心受伤、断绝了与工友、邻居的友谊等等。“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就是为了更公平的分担这种因灵活性而付出的代价而设计的资助项目，它在失业工人的工作转换期、培训新的工作能力时。以及需要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时得到必要的资助。

篇3

张玲玲：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

摘 要：1992年，越南国会根据越共“七大”精神对1980年宪法进行了修改。经济制度相关规定的变化主要有：第一，删除“生产关系革命”的规定，增加“国家根据有管理的市场机制和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的规定。第二，增加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的规定。第三，增加国营企业有生产经营自的规定。第四，删除了“投机倒把”等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规定。

关键词：越南；经济制度；修宪；1992年宪法

1992年，越南国会对宪法的修改是基于对本国的基本国情与国家根本任务的深刻认识。越共“六大”和“七大”不但认清了越南仍然是贫穷国家的现实，也认识到越南发展所具备的有利条件。为了不再失去发展的大好时机，越南党和国家决心沿着革新路线建设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基于此，国会大刀阔斧地修改宪法，为法律、法令的修改奠定宪法基础，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宪法保障。本文以1992年修宪为视角探讨越南经济制度的变化。

一、 越南1992年修宪的背景

越南1980年宪法是黎笋当政时的宪法。1988年，越南国会修宪会议删除了宪法中攻击中国的内容。1991年6月，在苏、东剧变的形势下召开了越共“七大”，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又译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建国纲领》，通常简称为1991年纲领），指明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取向，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方针政策，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革新思路，提出要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改革。越共“七大”提出应根据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尽快修改宪法。

越南1992年修宪的历史背景可概括为四点：一、在冷战格局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形势下，越南国会要把党和国家新的外交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二、越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基于此越共“七大”提出了修宪的任务；国会依据越共“七大”精神对1980年宪法进行多项条款的修改。三、国会要把革新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四、越南有以中国为师的传统，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并且取得巨大成功。

二、经济制度的变化——1992年越南国会对宪法相关内容的修改

越南1946年宪法没有“经济制度”的内容。1959年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计划经济和“走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特征和要求。笔者从以下内容分析1992年国会对经济制度的修改：

1、1992年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根据有管理的市场机制和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采取各种形式组织生产经营的多种成分经济结构，保障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的同时存在，其中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第16条规定：“国家经济政策的目的是民富国强。在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日益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发挥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的潜力，促进物质、技术基础建设，扩大同世界市场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

正如阮文灵在越共“七大”上指出的，“在我国沿着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经济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过程，调动一切潜力，动员每一个越南人，为他们创造条件发扬自力自强的精神，勤俭建设和保卫祖国，努力使个人和国家富足起来。发展经济的事业把人置于中心位置，使经济的增长与社会公允和进步统一起来。……必须稳定经济，走出危机。经过奋斗摆脱国家贫困、发展迟滞的局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发展教育，培养、提高科学和工艺技能，满足1990年代的要求，并为将来作好准备……”

1990年代，政府投资、对外贸易、外资是越南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解决就业、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1992年宪法第17条规定：“土地、森林、河流、湖泊、水源、矿藏、海域和大陆架和空间资源，国家投资的企业、工程设施和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外交、国防、安全等领域的设施及其他由法律规定的国家财产，均属于全民所有。”第18条：“国家根据规划和法律统一管理全部土地，保证以正确的目的有效地使用土地。国家把土地交给集体和个人长期稳定地使用。使用土地的集体和个人有义务保护、改良、合理开发、节约使用土地并根据法律规定有权转让土地的使用权。”1980年宪法中“非经国家权力机关批准，农、林业用地不得改作其他用途”的规定没有出现于1992年宪法中。

在活跃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国内企业需要盘活可使用的土地资源；企业自己使用土地、出租土地、抵押土地使用权用于贷款或者以土地作为与其它企业合资、合作的股本等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内企业之外的其他市场主体在租用土地、抵押土地使用权……的时候，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3、1992年宪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国营经济单位“有生产经营自”；1980年宪法第22条规定，所有国营企业“按国家计划所确定的方针和任务进行工作……”

1991年6月，越共“七大”指出：“国营经济要在关键的行业和领域得到巩固和发展，掌握重要行业，进行其它经济成分不具备投资经营条件的活动。国营领域必须按照这个方向重新部署，革新工艺和组织管理，讲求经济效益，与其它经济成分进行联营和互助，发挥主导作用和作为国家宏观管理机制的职能。对于那些不需要保持国营形式的基层单位，要转变经营形式、所有制形式或者解散，同时安排好劳动者的就业和生活。……”统包制渐渐解除，众多国企开始踏上新的征程。1996年前后，越共突出强调国营经济要重视与国内外资本主义的合作与联营。其理论来源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他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相比，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应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①

4、1992年宪法第20条规定：“由公民合资合作生产经营的集体经济，在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下采取多种组织形式。”1959年宪法有“国家特别鼓励、指导和扶助发展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的规定；1980年宪法第23条有“合作社按国家和地方的计划方针及任务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这些内容在1992年修宪时被删除，说明越南不再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国家把集体经济放在与其它经济成分平等的地位上。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少集体企业面临着新的考验，急需抓住新的机遇。不能继续经营下去的集体企业要么被其他企业收购，要么卖给个人，要么破产。

5、1980年宪法有“鼓励、帮助个体农民、手工业劳动者及其他个体劳动者走上集体生产的道路”的规定，也有小商贩要逐渐“转向生产或其他适合的职业”的规定。1992年宪法不再这样规定。

革新开放后，越南允许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选择生产经营方式，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中的经营规模不受限制。新宪法还规定：“鼓励发展家庭经济。”②事实上，革新后越南大范围地解散了生产合作社，群众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得以恢复、提高。越共“六大”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1980年时的地位一样，是被限制的对象。③1991年越共“七大”正式允许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各行各业”中得到发展。

6、1992年宪法第23条、第25条分别有“个人和集体的合法财产不被收归国有化”和“有外资的企业不被收归国有化”的规定。1980年宪法第25条（“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设施一律无偿实施国有化。”）不再呈现于1992年宪法中。

7.1992年宪法第24条：“国家统一管理和扩大对外经济活动，在尊重独立、、互利、保护与促进国内生产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关系。”前三部宪法都没有同一切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规定。

1992年修宪时，苏联已经解体，中越关系已实现正常化，越南与美国也在积极接触。正如越共指出的，“和平、合作、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越南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帽子，在互利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国际组织发展经济关系才是明智之举。

8.1992年宪法第26条：“国家以法律、计划、政策来统一管理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级分工负责、分级管理，使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1980年第34条：“国家按社会主义大生产方式组织社会生产，不断建设和完善经济管理系统，正确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坚持民主集中制，按照行业管理与地方管理相结合，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制定和遵循经济法律。”

虽然社会主义大生产方式有其优越性，但在自然经济尚很普遍的条件下是不能盲目扩张的。革新后，越南的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更大程度上依靠企业自身、农户自身的发展而发展。政府主要应当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并搞好宏观调控；企业应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集中制在现实中成了“企业只能听上级的而没有自，上级部门又不负责任”，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9.1992年宪法第28条：“一切不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破坏国民经济的行为，使国家利益、集体和公民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一律依法严惩。国家实施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政策。”1980年宪法第35条：“因投机倒把、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破坏国家计划、贪污盗窃、贿赂、浪费、渎职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均受到法律严厉制裁。”

可以看出以下变化：第一，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背景下，抓住商机的行为不能被认为是投机倒把；第二，“破坏国家计划”应受惩处改为“破坏国民经济”应受惩处，是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表现；第三，“贪污、盗窃、贿赂、浪费”等由刑法、治安处罚法等法律进行规范为宜；第四，增加了“保护”消费者、生产者权益的规定是力图建立“法治经济”的表现。

10.1992年宪法删除了1980年宪法第29条（“国家根据发展经济文化和巩固国防的需要合理地分配和使用全国、各地方和各基层单位的社会劳动力”）。

革新前，越共把社会劳动力看成是国家的资源进行分配和使用。革新开放后，国家的职责与群众（公民）的义务不再像过去那样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越南的国家管理方式有向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学习、转变的倾向。

三、经济制度变化的意义

经济制度相关规定的变动，有利于充分利用土地、人力等各种资源，有利于调动各市场主体生产经营的积极性；经济制度相关规定的修改也有利于创立新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与先进技术。总之，经济制度相关规定的变动对于越南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有重要意义，对越南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并有深远的影响。（作者单位：1.云南师大史政学院；2.兰州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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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现阶段以来，在经济学理论界对于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概念的解读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但是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俩种方式：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之后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释也是主流观点。我们在梳理外国文献的时候发现：一种是把市场经济解读成为一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对商品供需状况的一种调节方式。

对于“产品经济”的解读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这对于后面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知的“产品经济”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这是因为：第一，“产品经济”的诞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作为否定商品经济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通过实验的方式而提出来；第二，在现阶段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西方国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层经面上反应出了“产品经济”的架构维度；第三，在运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个家庭的参与市场经济而相应的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外部因素）时，我们会发现：当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时，父母会以一种按需分配的方式对家庭的各个成员进行分配。相反，当收入水平很高的时候，此时家庭不会再用计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这一现象在我们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证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商品经济”的最终归宿将会被“产品经济”形态所替代，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上述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商品经济”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分工出现巨大变化而导致的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之上，它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商品经济的产生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在一种一定阶段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 其实就是商品经济的代名词。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反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来架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并且通过这样系统的方式来把社会之间各个相互独立的整体连接到一起。因此，“市场经济”其实就是社会经济制度，是商品经济把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到一起来的社会表现，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也是按照市场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用来推动经济活动按照一定的市场导向来运行的系统，从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系统，也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种以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在作为经济制度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商品经济成熟的阶段所形成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来说，在凸显“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中心桥梁，主要是通过市场自己本身固有的资源配置来运行的。其实际的表现就是“看不见的手”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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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自由；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市民社会；经济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87-02

在皮埃尔・罗桑丽隆所著的《乌托邦资本主义》中，他主要阐述了对于市场观念、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看法，作者指出了市场经济的特性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使决策权分散化，并可以进行自动调节。而市场调节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调节，还需要具有广泛的社会调节作用的方式来完善市场经济。通过建立社会的问题论述，引出从“神建”到“人建”的转变，最终达到“小政府，大社会”，有着适当政府干预的社会。因此，我们要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历史的线索，通过学习与理解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的理论与实践的背景来进行研究。这样，通过深入了解理论背景变化的同时，开拓市场经济下的新模式，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有序快速的发展。

一、经济自由的解读

自由，有史以来都是一个令人向往和追求的崇高信念和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是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经济自由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关系中人们经济利益的分配与实现，而且经济自由的实现还决定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自由权利的现实状况。

经济自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产物，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化。在15世纪到17世纪，代表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重商主义是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他们政策倡导带有极端的国家干预主义色彩，认为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并且应该落实有利于商人的政策。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但随着英、法等国已经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这一国家干预的政策已经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

在18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从幼年进入青年时代。亚当・斯密就提出了一种完美的“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发展模式：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以谋取个人利益和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因此社会要为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国家应该放任经济自由发展，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让社会公共资源得到自发的优化配置。这个想法在新兴资产阶级中代表了一种信念：没有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干预，他们也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物。这时，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障碍。但斯密的思想，对后世100多年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背景下，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就取代了经济自由理论。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提倡自由放任为主，政府干预为辅政策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这使得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理论得到了新的挑战。但新经济自由主义提倡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对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的经济主张进行了修正。

通过研究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得出经济自由是符合人性的，并且应是任何法律制度要加以保护的自由。

二、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一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经济所使用的两种手段，只是每个时期的侧重有所不同。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偏重市场，到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偏重国家干预，又到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回归市场。这种侧重的不断变化，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后进行的，也正是在这种侧重面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

当经济自由主义无力面对经济危机、大萧条时，国家干预主义就应运而生，各有自己的成就和辉煌。但面对“滞胀”，国家干预主义也无能为力，此时，自由主义似乎显现出活力。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是兼收并蓄，互相渗透的，国家过多的干预和一个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各国的现行政策看，单一的国家干预或者是经济自由是不存在的，应该形成有着有适度国家干预和科学计划指导的，二者相融合的现代市场经济。一方面，国家干预主义逐渐承认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同时注意了将宏观经济政策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另一方面，相对于完全自由放任，适当的国家干预也得到了大多数的经济自由主义倡导者的认可。

然而在现实中，市场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所设想那样的“有效市场”，因为经济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市场参与者也远不未能够完全理性。尽管国家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优势，但在解决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而导致合作难以达成的问题时，同样产生了相互依赖性的其他冲突和矛盾。因此，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下国家和市场的组合，在实际相互依存的人类合作中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超越这种方式，去重新认识我们熟知的“市场经济”。

三、基于市场、市民社会和国家协调下的市场经济

在青木昌彦的思想中，协调是指“经济主体间各种行为间的调整，各经济主体为了使决策能够彼此调和从而达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目的，应如何共享信息和分享利用的问题”，可见，如何更有效率地获取和利用信息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样，市场和国家在市场经济活动的协调过程中存在诸多信息失调的问题，诸多这样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不被重视的社会组织来做。社会的发展需要兼顾个人与公共利益，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团体的利益。如同马克思所说：“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在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西欧真正走向成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历史环境中都有着不同的内涵，可以定义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糅合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以及代表小范围内特殊领域中的集体利益的特殊工具。市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体现了群体和组织内的认同与协作，通过形成内部的信息共享，来降低小范围内成员间合作或者冲突的交易成本，进而降低市场交易风险。同时，市民社会组织也可以成为国家协调公共利益的有利工具，从而减少过多的国家干预，更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有序发展。

现今的市场经济，最大的目的是进行稀缺资源有效并且合理的分配，进一步来讲就是要促进人类历史的文明和普遍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无疑要依靠国家和市场在不同领域解决问题的不同优势，但是因为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所制约，会出现普遍的协调失灵。这时候通过市民社会组织的协调，利用其信息和成本的优势，为平衡市场和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按照人类社会相互依赖性所要求的协调机制而言，市场经济实质上应该是基于市场调节、市民社会组织和国家干预这三位一体的联合协调机制。

四、我国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市场和国家干预相协调的机制来发展经济，使得国民经济水平也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十报告最新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三个平等”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个经济理论创新是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核心定位为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这“两只手”的关系，做到不同市场主体竞争的“三个平等”。这就要我们在法律的监督下，兼顾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平等协调，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正常、有序、优质的发展。

现代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在于保障经济自由，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经济法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是经济自由行使的边界和国家干预合法性的源泉，做到有限的政府和经济的法制。所谓有限政府就是要求国家在干预市场时必须遵循有限权力原则，即行政权力的授予意味着权力行使应受到法律的限制，受到行政相对人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其他权力的限制，因而一切行政权力都是有限的。

在法律范围内，市场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必插手；而市场自身面临的无力解决的问题或者解决成本过于昂贵的问题政府要介入去帮助市场解决难题。通过市民社会组织的和市场、国家干预的协调，限制政府机关的权力，平衡各个竞争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也保证了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和政府服务于公共社会利益。这样才能从现实的角度实现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快速的发展，真正实现在十报告中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何文强.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J].云南社会科学，2007，（1）：45.

[2]樊一发，郝士宏.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西方的理论与我国的实践[J].生产力研究，2004，（7）：22.

[3]张孝远.关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1998，（1）：46.

[4][日]青木昌彦，等.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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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充分就业非自然失业有效需求

一、凯恩斯就业理论的产生

20世纪20年代末和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最广泛、最持久的经济危机，经济持续萧条，失业异常严重，传统的古典经济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这一经济现象，在困境上也无法提出解决措施。西方经济学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在此情况下，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在西方掀起了一股热潮，在理论上掀起了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从此以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它成为一个流行的研究主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上，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西方思想界，他构成许多言论的基础。

二、凯恩斯就业理论的主要内容

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该理论认为经济体系本身有一种会自动达成充分就业的均衡力量存在。凯恩斯并不这样认为，他提出了“非自愿失业”，他认为充分就业的具体意义是指没有“非自愿失业”；他还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充分就业的概念

资本主义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不能通过市场作用的自我调节达到“充分就业”，他要求实现的目标就是要是资本主义经济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充分就业”的含义是生产资源（人力、物力）得到充分利用。

2.有效需求原理

有效需求就是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相等时的总需求价格，也就是企业家的生产能获得最大利润时的总需求价格。因而有效需求是指市场上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社会的总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量。

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净化剂的政策主张，即通过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财政货币政策即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息率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整个社会的充分就业。

三、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借鉴意义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使得资本主义摆脱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政府制定干预经济的措施提供两理论依据。他比较客观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我国在建设和发展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问题，如我国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失业问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凯恩斯就业理论对于解决我过失业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并且由隐性失业逐渐显性化。近年来，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结构性失业在我国的失业问题中变得尤其明显。结构性失业主要存在于这几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生产要素不断地更新配置，一些传统的过时的产业部门，逐渐衰落，甚至被淘汰，这些部门中必然会有一些劳动者成为失业者。另外因为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使一此经营不善的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企业职工就会因为裁员或企业倒闭而失业。针对我过失业问题的特殊性，根据凯恩斯的就业理论来看，通过政府干预解决非自愿失业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刺激消费;一是增加投资。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的大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式和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的增加，在刺激国内消费，扩大内需方面显得尤为重要。而刺激国内消费，扩大内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加大公共投资项目，刺激社会的投资需求，带动社会投资。社会投资扩大，必然需要的劳动力就会增加，从而能够间接促进就业。扩大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建立和完善就业教育制度，加大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使劳动力能够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日益加快的新资本形成速度。另外政府还应该加强对劳动力技能教育的前沿研究、在岗培训指导和后备劳动力的技能教育，缩小劳动力知识技能结构与经济发展要求的差距。这既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及时有效配置，消除结构性失业，又可推动经济总量的增加。对下岗职工创业和自谋职业规定具体减免税费的政策，切实将各种优惠税费政策落实到位，对扩大就业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加大对农业的投资，继续推广农业税减免的政策，极力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促进农民的消费。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一些金融货币政策，保持利率的稳定，给企业和个人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信心。政府采取一些优惠措施来鼓励增加投资来增加就业量，扩大有效需求，这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解决我国失业的主要途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开放投资市场，积极利用国外资源推动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改造能力，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一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外国资木改造国有企业；一是引进国外高科技产业.不仅引进高科技的制造业，还要引进高科技的服务业，刺激投资需求，拉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稳定的增长。

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西方经济体制是截然不同的，我国的就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所以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完全照搬西方的就业理论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解决我国失业问题，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不仅要靠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总量增长，扩大劳动力的有效需求；还要有市场调控体制改善的制度保证。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2004

[2]王秀兰:《谈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与有效需求原理》,经济研究,2001(5）

[3]陈银娥:《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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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习方法;自主学习;成才

老子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何也？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之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鱼”指的是知识，“渔”则为获取知识的方法。“授之以渔”的教学观点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倡导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求索、自觉发现和对所学知识分类、总结、应用。其实质就是要求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分析概括问题的能力，并帮助学生在理论上升华，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如今高中学生在学习历史这门学科时遇到了一些疑惑，比如教材形式的显著变化与历史知识体系的矛盾冲突;历史知识庞杂，不能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那么如何在有效的时间内帮助学生克服困难，提高学习成绩，构筑知识体系，养成学科素质就成为我们研究的主题。

一、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来思考、解决问题

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在阶级社会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但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而使经济基础得到巩固或削弱。对于枯燥的原理学生如何才能理解呢？教师不妨给学生举个浅显易懂的例子，这个例子最好能贴近学生生活，让学生更易明白。比如：一个学生有10元钱，这10元钱只够他吃一顿午饭，那么他就没有多余的钱来做别的事情。另外一个学生条件较好，有100元，他花10元吃饭，还余90元，他就可以买一些学习类报刊书籍放到教室供同学学习，以赢得同学对他的好感，说不定在竞选班干等事情上同学们就会支持他。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让学生明白一个原理。当然，这个原理还应该进一步细化，比如：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由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三部分组成的，生产关系则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三部分内容。它们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2）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②阶级属性决定事件本质。任何一个阶级所做的任何决定、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与统治。③其他。比如：现象和本质、偶然性与必然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继承和发展等。

二、帮助学生构建知识框架，理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如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教学结束后就应该和学生一起总结，归纳本单元的知识脉络。①春秋战国――创立与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②西汉――创造与独尊（代表人物：董仲舒、汉武帝）;③魏晋至隋唐――进一步改造（受佛、道影响，地位受挑战）;④宋明――转型与成熟（代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⑤明清之际――批判继承（代表人物：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脉络也就是主干知识，理清之后，学生就可以根据脉络进行记忆、背诵。这样既节约了时间，也更方便学生记忆。

三、注重横向与纵向的联系

人教版必修内容分为三本书：必修一政治史、必修二经济史，必修三文化史。其内容是按照专题史的方式呈现的，这就给教学增添了一定的难度，由于单元之间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学生很难构建知识体系。这就要求教师帮助学生理清古今中外历史的横向与纵向联系。纵向联系如讲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包括：必修一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必修二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和第三单元“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这就可以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与学生一起总结、罗列主干知识。横向联系如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涉及必修二第二单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第三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第六单元“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同时应将中国历史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讲解，如在讲解必修二第三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时，就讲到中国近代经济结构之所以发生变动，其主要原因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四、掌握正确的解题思路和方法，培养学生解题能力

学生学习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考到一个理想的分数，但往往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很多学生书读得很认真，默写也很好，但考试拿不到好的分数。这就是解题能力欠缺的表现。如何能解好题，拿到好分数呢？目前不管是水平类考试还是高考题型，一般都是客观题（也就是选择题）加主观题（就是材料题）。对于客观题，我们要求学生认真审题，在审题的过程中将时间、关键词、问题圈出来，找准范围、目标再答题，答题时运用上述讲的几个原理来答。主观题则要求学生先读题目，根据题目看材料，将材料分层剖析，运用历史语言回答问题，同时要求学生规范书写。解题能力主要是练出来的，要通过一定量的有序的训练，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1]庞维国.论学生的自主学习[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2）.

[2]王长虹.高中历史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模式[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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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产性收入 职工持股制度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008-02

一、拥有“财产性收入”及其重大战略意义

为了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十七大首次提出“财产性收入”这一概念,而且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体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要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中国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所谓财产性收入,是指城乡居民家庭除劳动获取工薪收入外,还拥有动产、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如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以及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财产增值收益等。所谓“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体拥有财产性收入”,就给广大劳动群众广开财路,开辟了除了劳动工薪收入外,还拥有通过营运自己所拥有的财产来获取收入的多种渠道。当前我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财产性收入仅占2%左右。

要让更多群体拥有财产性收入,必须创造条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发展各种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股份制及各种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推进财产性收入大众化。所谓“财产性收入大众化”,就是让越来越多的群众直接地或间接地进入资本市场,进入门槛要低,风险要低,进入者才多,让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拥有财产性收入来分享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成果。特别是在中小企业改革过程中,探讨职工持股制度等股权激励惠及更多普通职工的办法、机制,在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广大职工在通过劳动获得收益的同时,通过财产获得另外一份收益,真正实现共建共享,公平公正,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美国等西方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发展与主要理论

(一)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发展

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企业纷纷推行“职工持股计划”及大规模发行小额股票,许多家庭都持有股票。于是媒体大肆宣扬什么在美国人人都持有股票而成了“资本家”,美国资本主义已变成“人民资本主义”。1956年在美国华盛顿火车站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人民资本主义展览会”,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还亲临展览会发表讲演。1958年阿德勒和克尔索两人合作出版了《资本家宣言》,大肆宣扬人人都是资本家的“人民资本主义”。

这项计划一般带有福利性质,有的是企业每年以奖金形式赠送给本企业的每名职工,有的以低于市场价格将企业的一部分股票售给职工,这些赠给或售给职工的股份都记在职工个人账户名下。同时,政府还对赠给或低价售给职工的企业股份资本给予税收优惠,以鼓励企业推行这项计划。这样,职工除了工资之外,还有资本收入或财产性收入。这项计划,对职工来讲,增加了一笔工资外的福利性收入;对企业来讲可以通过该计划用企业股份将企业职工紧密地与企业利害融为一体,把职工从一般劳资关系的对立方变成企业的“利益攸关者”(stake holder)。

(二)西方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主要理论

国外关于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它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首先在这一领域进行理论研究并提出实施方案的是金融家路易斯・凯尔索,他提出的“双因素经济论”的主张得到了美国政界的支持,并以立法形式推动了这一理论主张的实施。因此,70年代以后,企业职工持股计划得到了广泛的推广。80年代,马丁・魏茨曼从分配角度提出了“分享经济论”;90年代,人们又从经济民主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经济民主论”和“专门投资论”的思想。这些理论为美国职工持股计划的发展及其对各国的影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双因素经济论。双因素经济论的思想火花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该理论是其创始人路易斯・凯尔索在对资本主义社会30年代经济大萧条洞察和分析并提出“充分就业的谬论”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该理论最早发表于1958年他与哲学家阿德勒合著的《资本主义宣言》中,成熟于90年代初,代表作《民主与经济力量》――通过双因素开展雇员持股计划革命。

路易斯・凯尔索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失败的,但是西方现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不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尽管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创造出了经济的奇迹,但它却不能创造出经济的公平,它不仅没有消除贫困且使其有扩大的趋势。而企图通过税收和再分配的手段达到体现社会公平、消除贫困的目的并不成功。而且由于在后工业社会里,劳动的作用越来越少,而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由劳动创造财富的单因素经济时代已经过去,而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的双因素时代正在到来。

为此,凯尔索认为,必须建立一种民主的市场经济制度。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起使资本主义所有权分散化的新机制,以便使所有人既能分享从劳动中获得的收入,同时也分享从资本中获得的收入。真正实现亚里斯多德所预见的那样“普遍的资本所有权并非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需”。具体的方案就是运用雇员持股计划、资本信贷手段“为占大多数生来没有资本的人,打开一条获取资本所有权的道路”。这样,它能够在不剥夺、不侵犯原财产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解放新的资本来源,提高劳动生产率,真正实现民主的资本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凯尔索计划了一套详细方案,即雇员持股计划。

2.经济民主论。经济民主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P・艾勒曼于90年代初在《The Democratic Corporation》一书中提出的一种经济主张。他认为“人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的享有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和民主自决权利”。但是资本主义忽视了这些权利,使企业成了一种雇佣关系,因为雇佣关系否认了上述权利,因此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理想的经济模式。而“国家社会主义也没有废除雇佣关系,它只是在公有优越的名义下,用工人雇佣制代替私有制的雇佣制。因此也不是一种理想的经济模式。为此,他提出了第三种方式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民主制度,即建立在私有财产中民主和正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来替代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这种经济的基础为民主的公司制或以劳动为基础的民主公司。在公司里,‘雇佣关系’被成员关系所替代,”人们共同占有劳动的正面和负面成果。民主公司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混合型的民主公司。即西班牙蒙德拉贡式职工合作社和美国职工持股计划中最有价值的思想结合的产物,而它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公司应赋予工人选举权和剩余索偿权。这是一种成员权利,是不可让渡的。它是与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公司完全不同的一种公司形式,它是实现经济民主制度的有效形式。

3.专门投资理论。专门投资理论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玛格丽特・M・布莱尔博士于9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理论主张。该理论从投资者和公司治理结构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传统的经济观点中,认为股东是公司的唯一投资人,承担了公司全部风险,公司管理人员和员工是股东雇来的专门为管理股东资产并为之创造最大利益而服务的观点是错误的。她认为,公司不是一种实物资产的集合,而是一种法律框架结构。股东并不是唯一的投资者,供应商、顾客尤其是企业雇员也都提供了特殊的投资,同时也与股东一样承担着同样的风险。所以他们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针对“雇员”这一特殊的专门人力资本投资群体,他认为其在公司的财富创造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长期在同一公司工作的职工会积累重要的专门技能。这些技能使职工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他们是企业的特型人力资本,对公司更有价值,但同时其承担的风险就越大。这些专门知识和技能在相关行业和企业中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在财富的创造中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对这些“企业特型人力资本”的投资不当作创造财富的一部分,损害了他们应得到的利益,整个社会将丧失掉雇员投资于企业特型人力资本带来的潜在收益。因此,必须保护和激励人力资本的投资热情,这就必须提供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即能清楚地洞察和确保雇员投资得到尊重和回报,培育和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的制度安排。而职工持股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能起到这种作用。

4.分享经济论。分享经济理论是由马丁・魏茨曼在其1984年出版的《分享经济论》一书中针对解决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胀问题提出的一种经济主张。马丁・魏茨曼从分配领域出发把雇员的报酬制度分为工资制度和分享制度两种模式,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局面的根源在于其现有的工资制度不合理,势必造成普遍的失业。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高福利政策结果使“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日益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为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通过改变劳动报酬的性质来触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方式”。即采用分享经济这种天然武器来直接对付滞胀即把“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这样工人和资本家在工资谈判中,确定的不再是具体的工资额,而是“确定在企业未来的收益中的分享比率,这种分享制度”不仅保存了分散决策的固有的灵活性优点,而且它可能成为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天然死敌。要从现行的工资制度转向分享制度“如果仅仅一个企业单独从工资制度转向同等的分享制度,这个企业的产量和就业量会增加,价格和人均收入会降低,每个工人的报酬也会减少”因而是行不通的。所以必须是全部或相当多数的企业转为分享制度,经济会产生平衡的扩张效应。其次政府必须帮助企业,成立专门机构,制定分享制度的标准,并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具体地说“雇员股份所有制”(ESOP)是实施分享制度的有效途径。

三、我国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发展与主要理论

(一)我国国有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发展

我国的职工持股是伴随着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而产生的。在企业改革的初期,国内学者借鉴国外实行雇员持股计划的经验,初步提出了中国建立职工持股制度的设想。当时的出发点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现实,通过职工个人持股可以实现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从而真正体现劳动者的所有权。80年代中期,一些企业开始进行职工持股的试点。到90年代,随着股份合作制的兴起,职工持股逐渐试行于国有中小企业和许多非国有企业。其中,非国有企业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绩效,这又反过来促进和激励了国有企业的职工持股实践。1992年、1993年分别出台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和《公司法》,对职工持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1993年,鉴于职工持股试点中出现的许多不规范的做法和产生的不良影响,政府暂时冻结了企业内部职工股票,同时采取适当措施进行规范。但各地根据实践的需要,并没有停止职工持股的操作,全国各地都制定了职工持股的办法,并积极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随着这一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采取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性由初始的纯激励因素考虑变得越来越丰富,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操作模式,其发展态势极其迅猛,受到了企业界特别是中小国有企业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实行职工持股的地区、企业及设计的职工人数、资金量已有相当规模。职工持股已成为实践中企业所普遍推行的一种产权方式。

(二)我国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主要理论

我国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理论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受西方经济理论、思想及美国职工持股计划实践的启示,在充分认识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企业管理模式存在的种种弊端的情况下开始。最早在这领域里进行系统研究和探索的当属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先生。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企业职工主体论的理论主张。这一理论一直影响着我国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同时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着当时在我国企业改革中出现的带有企业职工持股因素的实践,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但当时更多地是集中在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上。这也是整个80年代企业改革中理论争论的焦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市场化因素的加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关注劳动者对财产的所有权、强调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和企业制度创新等,是这一时期在企业职工持股理论研究方面的特点。

1.“个人所有制重建说”。该说将《资本论》中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理解成“公有制加个人所有制”,建议经过股份制改造,将国家直接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形式转变为直接拥有企业大部分股权、职工也可持有部分国有股权的双层股权结构。

2.“激励模式说”。公司组织论者强调组织机构激励员工对于开发组织潜力的重要意义。员工持股的激励作用表现在:将职工从原来单纯的劳动力供给者变成一定意义上的企业所有者,使其对企业利益的认同感增强,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最终提高企业绩效。这种学说与中国儒家“无恒产”则“无恒心”的理念相暗合,与“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股”的社会理想相辉映。

3.“分配均衡说”。认为按劳分配中的“劳”是指人们在企业生产中的重复劳动,这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作用尤为突出;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保护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则是管理者的首要工作;在知识密集型企业里,知识资本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员工持股作为企业分配制度的实现方式,应当处理好按劳、按资和按知三种分配的均衡问题。

[本文获上海市教委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3HS23]

参考文献:

1.[美]路易斯・凯尔萨,帕特里西亚・凯尔萨著.赵曙明译.民主与经济力量――通过双因素经济开展雇员持股计划革命[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黄范章.让财产性收入大众化[N].中国经济时报,2008.02.19

3.施罗德.关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思考[J/OL].funds.省略2010.04.13

4.王斌.企业职工持股制度国际比较[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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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影子银行 经济法 秩序价值

一、影子银行概述

（一）影子银行定义

影子银行（The Shadow Banking），又称影子银行体系（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格罗斯于2007年首次提出。格罗斯在其文章《小心“影子银行”系统》中指出，“影子银行就是现代金融体系，因为它囊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商业银行以外的几乎所有金融创新。”尽管近年来不断有人重新对影子银行下定义，但大体都是以格罗斯的定义为基础的。简言之，影子银行就是除传统商业银行外的其他金融组织及其金融衍生品。

（二）经济法对影子银行监管的背景

通过经济法达到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的目的是时下世界各国正努力或尝试进行的改革措施，这种措施的推出有一定的背景作支撑。

1.政治背景

二战的结束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尽管冷战格局曾经让世界担忧，但随着多元格局取代冷战格局，国际环境整体的发展方向是健康良好的。在二战结束的60余年中，虽然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恐怖组织袭击也未曾间断，但世界整体的政治环境是和平稳定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也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都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之中。然而，经济全球化也有弊端，其中之一便是一旦一国遭遇经济危机，便很容易波及他国。

2.经济背景

和平稳定的世界政治环境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各国经济沟通越来越密切。二战结束后，金融行业的快速创新、新金融组织不断出现、新金融产品不断产生是世界经济的一大重要特点。从金融创新速度较快的国家汲取经验，也是经济全球化带给其他国家的“福利”。虽然各国的资本实力、金融政策和经济环境各不相同，但在金融创新方面，各国却有着逐渐趋同的态势。这种金融行业的特点使传统商业银行不再是金融体系中的绝对核心，在它们之外，更多的金融组织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使金融行业的发展不再只依靠传统的商业银行。然而，各国金融政策都是强化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这些监管并不完全针对商业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就是通常所说的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自然也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而影子银行又不在监管政策的管控之下，这使得金融领域的风险通过影子银行爆发的概率大为增加。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影子银行的资本占有率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此次危机的出现与影子银行的扩张及监管状况是分不开的，“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个体性风险加上其迅速膨胀的规模，成为引发美国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重要因素”。这样的国际金融体系现状迫切要求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

3.法律背景

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经济主张，在此经济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对国际金融法制进行改革的法律主张，这种主张主要针对的是目前国际金融秩序的无序状态。现代社会的金融格局大致历经三个发展阶段。首先，在19世纪后期世界各国确立了国际金本位制。该体制以黄金的固定价格为基础，在将一国货币与黄金价格进行换算的基础上，利用黄金从事国际贸易的结算。其次，二战结束前后建立起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以美元作为基础，通过相对固定的汇率保证国际资本的流通。然而，美元的货币价值无法长时间的保持稳定，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必然难有稳定性的保证。最后，以浮动汇率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体系建立起来。当然，牙买加体系没有完全摆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影响，因此，牙买加体系也没有完全摆脱不稳定因素。对于当下的国际金融秩序现状，多数人认为是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因此有必要进行国际金融法制改革，而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又是国际金融法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法与秩序的一般理论

（一）法的秩序价值

法的存在具备一定的价值，而法的价值既体现了法的手段性，也显示了法的独立性。具体而言，为实现一个价值范畴，法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此时，法作为手段或促进或维护价值范畴的实现，法的目的价值由此体现；而法不仅是作为手段来实现目的，在它发挥手段作用的过程中也丰富了自身的涵义，使其自身有了独立属性，法的形式价值由此体现。针对秩序价值而言，它是法所试图维护的对象，同时也因发挥维护作用而使法自身具备了秩序价值。法的秩序价值是法的价值的其中一种，与自由、平等、正义、效率等价值一同构建起法的价值体系。在法的价值体系中，不同价值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既有对立也有统一。但无论如何，其中的每一种价值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缺失了任何一个价值，法的价值体系都是不完整的，或是说这种“体系”还算不上一种真正的体系。如此一来，法的每种价值都具有各自的内涵。

法的秩序价值是法的价值体系中最基础的价值，“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法律不能保障社会处于有秩序的状态，就谈不上对自由、平等以及其他价值的保障”。法的秩序价值体现了法所贯彻的安全原则，即人在社会中生活，需要一个安定有序的环境，人对安全的诉求成为了法的价值追求之一。同时，法的秩序价值也体现了法的可预测性要求，即人们从事社会活动时，法的秩序价值可以保证人们对自己的活动是否合法有充分的认识。在此过程中，法发挥着一定的指引作用，通过增强法的可预测性，指引人们的活动向合法方向发展，避免因法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的不安心状态，进而避免人的活动萎缩。

（二）经济法与秩序价值

经济法是对法进行划分后的一个法律部门，它的作用主要在于调节国家经济活动，规范国家经济运行。可以说，经济法与秩序价值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因为经济秩序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构成，同时，在社会整体秩序中，对经济秩序的维持也是难度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经济法的背后承载着一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经济的发展受益于科技的进步，而科技的进步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在给人们带来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例如，汽车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上了汽车，这当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也由此增加。此时，对于人们来说，究竟是舍弃已经获得物质利益而追求一种安定的生活状态，还是忍受风险的可能发生继续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便成为一个难以抉择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法虽然竭力维护秩序价值，但法与秩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张力更加明显地体现于经济法与秩序价值之间。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与秩序价值之间也有着难得的“和谐”。众所周知的是，经济法不同于商法，商法属于广义的民法范畴，立法的基础是建立在平等主体的商事关系上的。而经济法实质属于行政法范畴，立法的目的是为行政执法者提供执法依据。由此看来，经济法自身也有维护经济秩序的鲜明属性。经济法与秩序价值的这种辩证关系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是必不可少的。

三、经济法对影子银行监管秩序价值的体现

（一）维护金融有序状态

以加强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为重要内容的国际金融法制改革需要各国通过经济法进行各方面的调整，以维护本国及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序状态。美国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与资本市场，美国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其金融体系也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尽管世界其他各国与美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逐渐体现市场的作用这在世界范围内是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的。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根本的供需矛盾，这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周期性的爆发规律。在某次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会加强对经济的监管，而在监管一段时间后，政府的介入又会有所放松，直至市场的作用再重新起主导作用。在上世纪20、30年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距今最近的，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在那次经济危机中，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应对。美国的方法之一是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二战以后，市场在美国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美国政府也在不断放松监管。影子银行在二战之后也在不断发展之中，在美国，影子银行的成员很多都是比较成熟的投资者，在政府眼中，“保护普通储户和个人投资者的利益是重中之重，这也是监管当局自大萧条以来吸取的教训所致”。[4]对影子银行本身监管的缺失，以及整体经济政策监管的不足，两相结合，造成了影子银行不受监管政策的约束。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都认识到了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的重要性。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创新是影子银行不断增多的助推力，可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却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由此可以看出，一个不稳定的金融市场，即便能够创造再多的利益，一旦发生一次金融危机，那么多年的积累都会在瞬间蒸发。于是，规避风险、追求安全成为更多人愿意选择的路径。经济法在此时当然要有所作为，国家通过立法，在宏观上对经济运行起调控作用。具体到影子银行而言，将影子银行纳入到国家金融监管的范围内，则会将存在于影子银行内的不规范行为予以消除，并有效地降低影子银行内存在的金融风险。如此一来，在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的基础上，金融行业的发展会是有序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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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过后，柏林被一分为四，随着冷战的开始和进行，德国的东部和西部分别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主德国跟随着苏联走了社会主义道路，而联邦德国则追随着欧美等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此，一个德国成了两个国家，处于两种制度之下，随着冷战的加剧，民主德国修建了一条柏林墙，使东西德人民心中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苏联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自身的优越性，军事，政治和经济都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而在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都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尤其是美国，由于在一战和二战中，没有太大损失，却通过销售武器等战争物资发了战争财，二战过后，成为了能与苏联抗衡的头号强国。一山不容二虎，不论是制度之争还是利益之争，美苏争霸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就在德国的土地上，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冷战的初期针锋相对，成为美苏争霸的前沿阵地。民主德国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多成就，而随着苏联在美苏争霸中的地位的变化，民主德国在面对独立发展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上犹豫不决。社会主义如何发展，适不适合当时民主德国的国情，是每任民主德国总理所要面临的难题。现在看来，民主德国的成立只是二战一个结果，而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基础之上的，如果苏联无力支持德国，德国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就德国的国情来说，德国人勤劳，忠诚，有纪律，有存在社会主义的土壤，也有过以某种社会主义方式进行的尝试，只不过被人利用发展成了法西斯主义，虽然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考虑到德国长时间的分裂的历史，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欧洲的地缘政治等，民主德国想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步履维艰。当然，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或取消不是三言两语的空谈，需要太多的尝试和努力，至少在当时看来，两德统一是遥不可及的。

战后初期的西德，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经济发展上与东德相比优势更大，首先，与英国，法国等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经济联系密切，再者，美国为了巩固资本主义阵营，以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在战后推行了旨在促进恢复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这样的经济援助对欧洲战后各国，尤其是西德无异于雪中送炭。加之德国人的勤劳，务实，西德经济迅速崛起，出现了“经济奇迹”，一跃而起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工业强国。在政治上，受冷战的影响，西德推行哈尔斯坦主义，不承认东德政权，不与同东德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交（苏联除外），坚定地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一边。而随着美国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较量中，地位不断变化，西德渐渐感到，政治，经济上的独立势在必行。而欧洲的发展也超出了美国五球不落游戏的设计，典型的表现是欧洲煤钢联营的成立，以及之后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欧洲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美苏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1969年，勃兰特当选联邦德国总理，在美苏争霸的国际环境中，在欧洲发展出现新的机遇与挑战的外部环境中，在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举棋不定的内部环境中，在前无古人的历史长河中，在德国命运谁主沉浮的关键时期，他通过积极推行新东方政策，推动两德统一，改变德国战败国形象，使德国在历史的漩涡中回到正轨。

一、新东方政策背景

任何国家的国家政策都是为本国统治阶级服务的。联邦德国不例外，美国也不例外。随着以勃兰特为首的社会上台，开始推行新东方政策，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的。美国为了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积极维护资本主义阵营，推行杜鲁门主义，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势不两立，对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马歇尔计划”实施经济援助，促进他们的经济恢复，同时，通过均衡战略，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成立北约，扩大政治军事联系，积极与苏联对抗，比如1950年发动朝鲜战争，1962年，发动越南战争，与苏联开展军备竞赛，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可苏联本身就是政治军事大国，拥有和美国一较高下的资本，这种不明智的对抗，反而拖累了美国，随着冷战的进行，美国开始在与苏联争霸的过程中力不从心，并不是苏联多么强大，而是这种争霸的方式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当然对苏联的伤害更大，因为世界形势的变化，逐渐超出了这两位世界霸主的控制，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世界战略。苏联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毋庸置疑，可在经济领域却一直发展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严重滞后，政治，军事领域的强大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同样如此，僵硬的国家体制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贸易的发展，随着冷战的缓和，改善与发展西欧关系看起来并不是不可能。联邦德国在一系列经济改革下，加之美国的经济援助，经济发展迅速，随着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出口贸易在联邦德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52年，联邦德国的出口贸易额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4%，1960年占15.9%，1970年占18.3%，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出口贸易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而且德国是一个资源较贫乏的国家，石油和工业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这就使改善国际贸易环境变得尤为迫切。在政治上，实现政治的独立和两德统一一直是各届联邦政府的执政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联邦德国试图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在处理和欧洲各国的关系上，认识到了联合的重要性。这些变化对新东方政策的出台起了很重要的影响。

二、新东方政策的内容

正如该政策的主要推行者维利勃兰特所言：“我们的东方政策实际上有三重目标：改善与苏联关系;同东欧各国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由于该政策旨在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缓和，谅解和合作，完全有别于前任联邦政府推行的以“冷战”为特征的东方政策，故被人们称为“新东方政策”。

1.联邦德国从法律上承认和接受战后德国领土和边界现状，主要是承认民主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奥德-尼斯和边界，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互不使用武力条约，保证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通过这种妥协的方式，创造了相互谅解和合作的气氛，改善同苏联关系，实现与东欧各国关系的正常化。大力发展与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2.通过事实上而不是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为一主权国家，缓和了两个德国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并增进交往，在欧洲造成了一种和平的局面，以和平求发展，求统一。

3.在西柏林问题上，力促美、英、法、苏四国达成协议，找到解决西柏林问题的适宜办法。

4.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巩固和平。

过程：

1.1970年8月，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即《莫斯科条约》。

2.1970年12月，与波兰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条约，即《华沙条约》。

3.1971年9月3日，美、英、法、苏四国达成关于柏林问题的协定，1972年12月，东西德签订两德基础条约。

4.1973年12月签署德捷条约，即《布拉格条约》，不久，联邦德国分别与匈牙利、保加利亚发表建交公报。

华沙之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