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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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对于刚刚传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态度比较审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凝练成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标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然而，“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资深学者率先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俄罗斯等国是系统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重灾区。［1］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伦敦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产权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及贸易自由化的误导［2］(P69-73)，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的［3］；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还为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4］，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遵循了“华盛顿共识”［5］。然而，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政策层面的影响，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影响了政策层面，也影响了理论研究和教育层面。从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实施了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政策，这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从理论层面和教育层面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期，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还是在西方留学、国内就读的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今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苏联范式”而转向“美国范式”，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问题，在当下再次成为焦点。当时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苏联范式”遭遇了挑战，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包医百病，包括中国问题。然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范式”在中国遭到冷遇，迷信“美国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析它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及构建原则。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及政策主张

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由诸多派别构成：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派和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北欧经济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6］这些学派尽管观点各有差异，但它们传承和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充分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概言之，“市场统治”、“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有限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信条，这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义基本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复制，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众所周知，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无法经受垄断、外部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打击而丧失了主流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等问题使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失灵”，这无疑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拨云见日，复归主流地位，必须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证明市场调节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证明国家垄断和福利国家带来的灾难。必须重新评价宏观理论体系，证明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的必然产物。必须论证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立，即外部性、垄断、公共产品、规模经济、信息缺乏、价格刚性与货币幻觉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必须全面修正其分析框架，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框架。［7］为此，新自由主义各家学派进行了广泛探索，并用各自的方式对国家干预进行了批驳，证明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借口不断扩大干预范围，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为了使政府干预有效而不破坏市场机制与自由，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政府的职能范围必须有限度”。二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8］(P4)。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了“滞胀”的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限制政府职能，如何激发劳动生产率、资本形成能力等这些从根本上看来属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上来；同样，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从“理性预期假说”、“市场出清假说”以及“总供给假说”出发，推导出“政策无效”的命题。总之，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观念为基础。［9］为了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新自由主义还把制度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通过比较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重新证明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科斯定理以及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自由契约必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分析框架，显然给国家干预主义以有力回击。总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批驳政府干预的无效性，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为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不断完善具有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以调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规范与实证、形式主义与解释力缺乏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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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产业组织理论突破创新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观点及缺陷

（一）结构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学派又称哈佛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梅森（Mason）、贝恩（Bain）、谢勒（Scherer）等人，他们提出了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即SCP分析框架。

在SCP分析框架中，产业组织理论由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这三个基本部分和政府的公共政策组成。哈佛学派以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即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水平。其中，进入壁垒是市场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而主要的进入壁垒是现有厂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绝对成本优势等。该学派认为，如果现实中的市场结构是集中的，垄断厂商就有可能通过限制产出、提高进入壁垒或者串谋，把价格提高到获取正常收益以上的水平，从而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破坏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因此，哈佛学派主张采取企业分拆、禁止兼并等直接作用于市场结构的公共政策来恢复和维持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

哈佛学派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他们的研究主要依靠短期截面分析，往往带有经验主义的性质，忽略了长期过程中产业的动态效率和配置效率；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模型分析；过于强调市场结构是导致厂商不同行为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忽视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二）绩效主义学派

绩效主义学派是在与结构主义学派的争论中崛起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格勒（Stigler）、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曾(Brozen)、波斯纳(Posener)等，由于这些学者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故理论界也称该学派为芝加哥学派。在理论信念上，芝加哥学派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存检验”过程，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

在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关系上，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绩效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同的企业效率形成不同的市场结构。正是由于一些企业在竞争中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它们才能获得高额利润，进而促使企业规模扩大和市场集中度的上升，最终形成以大企业和高集中度为特征的市场结构。芝加哥学派指出，只要市场上现有的厂商（一家或多家）时刻面临着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大厂商就不可能像哈佛学派所言的那样可以任意制定价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因此，企业规模的扩大或集中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垄断程度的上升和竞争程度的下降，大公司的高利润完全可能来自于自身的高效率，而与垄断势力无关。所以，生产的集中有利于提高规模经济收益和生产效率。基于以上认识，该学派主张：不能以集中度的高低和规模的大小作为实施反垄断政策的判定标准，只要大企业有高的绩效水平，就应当放松对大企业的不必要管制，反对政府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

但是，绩效主义学派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在区分企业的高赢利是来源于自身的高效率还是垄断势力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争论。克拉克（R.Clarke,S.Davies,M.Waterson）等人在对英国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产业越集中，产业中不同规模企业的赢利能力的差异就越大这一现象。盖尔（Gale）的研究表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导致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的高赢利，而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的高效率（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2001）。

新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和发展创新

（一）主要理论观点介绍

1.策略（StrategicBehavior）理论。寡头竞争企业的策略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策略包括合作策略和非合作策略。其中，非合作策略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在垄断或寡头市场中，主导厂商可以通过策略影响竞争对手的预期，改变竞争对手对未来事件的信念，达到迫使竞争对手做出对主导厂商有利的决策行为。因此，市场环境不再是外生的。策略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影响未来市场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的策略；二是影响竞争者对事件估计信念的策略。前者包括过度生产能力策略、提高对手成本策略、品牌多样化策略等，后者包括与进入遏制和退出引诱相联系的限制性定价策略、掠夺性定价策略、消耗战策略、研发竞赛策略等（余东华，2004）。

2.可竞争市场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鲍莫尔（Baumol）、帕恩查(Panzar)和韦利格(Willing)，该理论是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该理论主要以“完全可竞争市场”的概念来分析有效率的产业组织形态。所谓“完全可竞争市场”，是指市场内的企业在退出市场时完全不负担沉没成本，进入和退出市场完全自由。该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完全（或近似完全）可竞争的，潜在的竞争压力就会迫使任何市场结构中的企业采取竞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自然垄断在内的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是可以与效率并存的。基于上述认识，该理论认为在完全（或近似完全）可竞争市场上，政府应当放弃反垄断政策，并放松对某些垄断性行业的政府管制。政府产业政策的着眼点应是确保行业中具有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为此关键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沉没成本。

3.新制度学派的交易费用理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虽然在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上不尽相同，但在市场机制问题上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考虑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问题，即交易费用问题。科斯（Coase）、威廉姆森（Williamson）、阿尔钦（Alchian）等人正是凭借对交易费用理论的阐述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他们的理论贡献在于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用以说明企业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彻底改变了其他学派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做法。

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表了著名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他指出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企业的本质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1985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出版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市场和关联合约》一书，对交易费用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等作了系统的阐述，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新制度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边界不单纯由技术因素决定，而是由技术、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等因素共同决定，其主要观点如下：借助于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概念，认为当市场交易活动产生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时，企业规模应当扩大，企业之间应当实行兼并、联合；反之，企业规模应当缩小。指出企业组织也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企业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共同参与对资源的配置。

4.企业理论。理论集中探讨人目标偏离及其治理问题。例如：法玛（Fama）、霍姆斯特姆（Holmstrom）和哈特（Hart）提出的“现代企业外部约束机制”理论，指出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是约束管理者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爱德华兹（Edwards）和汉南（Hannant）等人提出，若能保持产品市场上的充分竞争，产品市场也是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法玛（Fama）在《问题与企业理论》一文中指出，有效率的股票市场同样也是一种约束人的有效机制；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在《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一文中提出了“企业融资约束机制”理论，指出通过债权和股权两种融资方式的合理搭配，可以产生一种对经营者行为的约束机制。（牛晓帆，2004）

5.企业产权理论。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andHart，1986）以及哈特和莫尔的经典文献（HartandMoore，1990）被合称为GHM理论，构成了产权理论（property-rightstheory，PRT）原始意义上的基本框架，后来经过哈特（Hart，1995）的进一步工作而使该理论在体系上趋于完善。

PRT把契约权利（contractualrights）分为两种类型：特定权利（specificrights）和剩余权利（residualrights），当在契约中列出所有的针对资产的特定权利的代价很高时，让某一参与人购买所有的剩余权利可能是最优的，不可缔约性越强剩余控制权的作用就越重要。PRT得到的一些重要命题如下：在任何一种所有权结构下，都存在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不足；如果一方的投资决策是无弹性的（投资决策对激励不敏感），那么最好就是把所有的控制权都给予另一方；如果一方投资是相对缺乏生产力的，那么另一方就应该拥有全部控制权；如果两种资产是互为独立的，那么非合并就是最佳的；如果两种资产是严格互补的，那么某一种形式的合并就是最佳的；如果一方的人力资本是必要的，那么该方拥有全部控制权是最佳的；如果双方的人力资本都是必要的，那么所有的所有权结构都同样好（组织形式不再重要）。

（二）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创新发展

1.在理论基础上广泛吸取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思想，修正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基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新产业组织理论把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理论等都纳入了对企业行为的分析框架，为理解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权利配置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2.在研究重点上由市场结构转到企业内部组织与企业行为上，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新产业组织理论侧重分析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等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这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视市场机制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只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规模不等的生产单位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同时，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行为是企业决策者基于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目标的决策结果，并不只是受市场结构的影响，在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的关系上，二者并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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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理论范式及其历史演进

经典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二重性。从生产一般的角度看，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增长都是财富本身的增长。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从生产特殊的角度来看，凡是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下的生产，总是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来看，一方面，按一定比例把社会劳动分配到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去是一切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和一般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下会采取不同的表现方式。从商品生产来看，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一般的劳动过程，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生产产品，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运动过程，另一方面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的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的运动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社会生产二重性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决定了其发展趋势。马克思运用二重性理论与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在经典马克思经济学中，“经济发展”是一个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相联系的范畴，而不单纯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量的”的规定(“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追求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赋予“经济发展”的内涵要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丰富得多，它包括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全面地、辩证地论述了二者的关系。其中，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是发展的力量源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的;通过经济计划来实现增长，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经济和社会上的公平，通过消除旧的分工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观点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根据马克思经济发展观，财富的增加或经济的增长，尤其是以“商品”、“货币”、“价值”和“资本”等等“社会财富形式”的增加并非经济发展本身，而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衡量人的能力(即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一个方面的指标。离开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有可能会误入“为生产而生产”的歧途，甚至导致破坏性的增长，最终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批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把对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科学地论述了经济发展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与终极价值，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又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与基本条件。马克思是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较早将制度纳入经济发展理论的思想家，对于制度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一大重要主题。制度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在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没有离开一定制度条件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展。任何社会的生产与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之外的。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是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过程，并通过制度分析来考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运动中解释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的演变机制：以生产力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来确定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以生产力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的变革，从而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研究了经济发展中人的理性及其作用问题，认为人的理性既能够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又可能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理性既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制度，又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制度。马克思运用“制度-理性”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特征进行了科学分析。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理性”促进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进步性，另一方面抨击了资本家的“个人理性”对雇佣工人残酷剥削和对土地与大自然破坏与掠夺从而对导致经济发展的破坏性;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理性是由资本与雇佣劳动制度所决定的，个别资本家不惜破坏自然、力图实现成本外部性的个人理性也是由追求短期利益的资本增殖制度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指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理性受到了市场自发竞争制度与资本剥削制度的制约，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与其手段———不断发展生产力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方面要提高思想认识、实现集体理性，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为此，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个人理性的自发性、盲目性与破坏性，按照集体理性合理地利用资源、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总体上来看，经济发展理论属于“制度———理性”范式，即包容理性的制度主义范式。20世纪50至80年代，西方经济学形成了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不发达经济学)，并盛极一时。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努力揭示作为资本主义内在趋势的资本扩张，资本如何从其最初的西欧发源地向全世界扩展，在资本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如何形成“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同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方式联结，形成阻碍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而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实行国际剥削的特有的经济结构，指出只有打破这一不合理的结构，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才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分析世界经济中的依附关系，把这种依附关系看成是落后国家不能实现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依附性理论)。它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对落后国家进行国际剥削，吸取和占有落后国家的经济剩余，维护其较高的利润率和工资率(不平等交换理论)。同时，它也分析了落后国家各种经济部门或不同生产方式的联结方式的特点及其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生产方式联结理论)。从其方法论方面来看，西方经济发展理论是一种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理论，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居于中心地位。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范式属于“制度主义”范式或“阶级斗争范式”———它认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完全是经济制度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方面，西方理论这种制度分析或阶级分析方法凸显了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同经典的经济理论一脉相承的科学传统的理论特色，使之同包括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在内的非经济发展理论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制度分析方法是一种单纯的制度分析或阶级分析方法，它舍弃了经济发展中人的理性这一重要因素，忽视了人的理性(特别是个人理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重要问题，从而偏离了经典经济理论把制度分析与理性分析结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的科学传统和理论特色。从总体上看，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成就是它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当代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并运用经典范式所确立的制度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每一国家内部与国际范围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与阶级关系。但是，它未能准确地把握经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硬核，其多数理论只停留在“国际剥削”、“依附论”和“生产浪费”等表面问题上。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分析方式及其历史演进

结构主义者认为，虽然不能把制度变迁看做是经济变动惟一的和首要的原因，但制度变迁能引起经济变动。在肯定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能够产生影响的前提下，结构主义者接着阐释了制度因素可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认为制度可能沿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变化，但也有可能沿着限制增长的方向变化。结构主义者运用制度分析工具分析经济发展问题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实行制度改革，只有实行激进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马颖，2002)由于结构主义范式具有一定的经验基础，其理论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因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过分地强调以保护发展中国家幼稚产业为目标的“进口替代”，对“出口导向”重视不足，割裂了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使它们不仅难以获得国际分工中的比较经济利益，而质次价高的产品也很难打入国际市场。按照结构主义理论制定经济发展决策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陷入了新的发展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表现出相当的不满和怀疑。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一片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浪潮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勃然兴起。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强调用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从而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影响，成为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主流学派，并成为权威性国际组织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理论依据。20世纪70-80年代，“新古典主义”一统天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是一个和谐的、累积的过程。经济发展的结果会令所有一般的收入阶层受益，因此，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在他们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出现纵向的“涓流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会自然而然地促使经济发展的利益得到普及，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是:强调外向发展和对外贸易、强调经济的私有化、重视农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该学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收入再分配论、自由贸易论、市场机制论、农业发展论、人力资本理论。代表性人物有:库兹涅茨、加里•贝克尔、舒尔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但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现象，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主张保护个人利益、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市场竞争上、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三是主张经济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资本的国际化和其他国际经济活动最终将把人类社会推向市场的结果便是人们希望寻求的结果的境地。这是因为，世界分工或国际分工遵循“比较利益”的原则。各国的秉赋、技术、生产条件决定其生产活动的方向，决定其国际分工或在国际分工的地位，这里没有国际剥削，各国的经济只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通过国际贸易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生共长。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市场的自动均衡作用，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并不符合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二是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地位，他们试图建立基于“资源享赋理论”基础上的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竞争秩序，更有利于维护“中心国”的利益，对广大边缘国是极为不利的。三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一般舍弃或抽象掉了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而以制度给定为前提来研究各种经济变量的决定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本身形成、变化、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新古典主义理论从所谓经济理性出发，分析经济活动者在一国和世界的范围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活动。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不论是一国之内的活动还是国际范围内的经济活动，都是纯粹经济理性的活动。如果说在经济活动领域存在着矛盾，便是经济理性与非经济理性的矛盾。经济的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机制。他们把个人作为决策者所表现出来的刺激———反应机制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认为既定资源的良好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相信基于高度弹性和替代可能性的市场价格体系和自由竞争制度能对经济发展作出有益的自动调节。从总体上看，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一种以个人理性为核心、撇开制度因素而分析经济发展动力的“理性主义范式”。

研究结论及其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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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篇5

【关键词】互联网+ 互联网金融 新货币经济学 普惠金融 共享经济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技术变革时代的金融功能演进

从金融角度来说，互联网金融的热潮已经连续几年冲击着人们的理念和现有金融体系。在“互联网+”与共享经济兴起的趋势下，金融行业同样开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起点，我们需要对概念本身进行辨析。无论是互联网金融、金融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或替代，种种说法背后，似乎逐渐呈现出“伪命题”的迹象。当提到这些概念时，我们脑海中想象的真实内涵，其实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和影响，这里没有“新金融”和“传统金融”，只有在技术影响下不断变化的金融。

进一步来看，我们所谓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概可以用ICT来更加准确地描述。ICT即信息、通信和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英文简称。21世纪初，八国集团在冲绳发表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中认为：“信息通信技术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动力之一，并将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当然，各界对ICT的理解并不统一，通常的理解是ICT不仅可提供基于宽带、高速通信网的多种业务，也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和共享，而且还是一种通用的智能工具。

无论如何，作为当前时代的前沿技术范式，不管从硬件还是软件层面，ICT对于金融运行、金融活动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姑且用“互联网金融”来描述这一变革。但是把历史视线向前和向后追溯，可能会看到技术变革线索下的、更加长远的金融蓝图。例如，在19世纪上半期，股票交易信号的传递，是由经纪人信号站的工作人员通过望远镜观察信号灯，了解股票价格等重要信息，然后将信息从一个信号站传到另一个信号站，信息从费城传到纽约只需10分钟，远比马车要快，这一改变曾掀起了一轮小小的“炒股”热。直到1867年，美国电报公司将第一部股票行情自动收报机与纽约交易所联接，其便捷与连续性才深刻激发了大众对股票的兴趣。186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实现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电缆连接，使交易所行情迅速传到欧洲大陆，纽约的资本交易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由此来看，这一时期，对最令人振奋的技术对于金融的冲击，或许可以称之为“电报金融”。再如，2015年1月，谷歌总裁Eric Schmidt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称“互联网将消失”，其含义是互联网将会与我们的生活无缝衔接，成为无处不在的“物联网”，这里面或许同样隐含着对现有技术的重大突破，直到其改变未来的金融活动与金融功能，或许人们会用更加新奇的技术概念来描述对金融的冲击。

可以说，把焦点放到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上面，其意义并不大。当我们谈到这些仿佛带有“魔力”的新范畴之时，无论基于感性还是理性的认识，都应当更聚焦于每个时代的“新技术”对于金融要素（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制度、金融文化）、金融功能（货币、资金融通与资源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信息提供、激励约束等）带来的“变与不变”。

对金融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影响

首先，要进行理论追溯的话，关于技术对经济和金融的创新贡献，其理论起点可以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创新视角展开。他提到：“大规模、集群式的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行有着根本性影响。技术创新周期持续影响着社会经济周期和金融结构的变迁。故而惟有充分把握重大科学技术变革及其产业化的基本方向和态势，方可准确解释实体经济以及为其服务的金融体系的种种基本格局性的变化。”我们同意的是，技术对于经济金融影响的本源，始终体现在“创新”二字之上。

作为当前时代的伟大技术，互联网信息技术本身的创新特征包括：共享性、多元性、互动性、即时性。这些特点落到经济层面，已经开始带来深刻的变革。如宏观经济层面：改变了搜寻成本、匹配效应、交易成本、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微观经济层面：改变了微观主体的信息管理、激励约束机制、技术进步和治理环境、企业组织的边界；制度经济学层面：在信息高速流动和传播的时代，传统的各类制度规则都遭遇了挑战；伦理经济学层面：原本难以解决的市场经济伦理矛盾，在新技术条件下解决的可行性在上升。

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进一步映射到金融层面，我们则看到了：多样性（新型机构、新型业务、新型方法）；草根化（直接面对大众需求、低进入成本）；“小即是美”（小而专业的金融机构）；行业融合（实体经济对金融领域的进入）；挑战权威（非标准的行业规则、电子货币），等等。与之相应的理论解释如：市场集中度降低、去中介化、实体经济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一体化、双边交易平台的竞争、货币替代等。

可以说，从理论和方法的不同层面上，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货币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这两大学科体系。举例来看，如下几个研究领域就体现出令人兴奋的探索前景。

现实理论冲击一：新货币经济学研究范式。英国经济学家哈恩在1965年提出：为什么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与商品和劳务相交换的过程中会具有真正的价值？即“哈恩难题”。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货币理论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而感到不满，并且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试图解决。其中，“新货币经济学”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在上世纪8O年代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该方法最初是由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1970）、尤金・法马（Eugene Fama，1980）及罗伯特・霍尔本人（1982）在其各自的论述中用来解决关于货币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新货币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是在既有货币理论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主要是电子货币产生和快速发展之后，缺乏理论基础的有效支持，并且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理论研究路径不断探索。即：如果货币最终消失；法定纸币不再是惟一的交易媒介，并且最终被产生货币收益的由私人部门发行的金融资产所取代；或者货币全面电子化。那么，我们将如何描述一个没有传统货币假设前提的货币经济学？这正是新货币经济学带来的悖论与难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货币政策层面的冲击。在电子货币日新月异的今天，其形式也不断演化，甚至出现了脱离央行控制的网络货币形态。在新技术的冲击下，货币概念、范畴、转移机制都在发生变化。其中，大额与小额、银行与非银行、央行控制与非央行控制，构成了不同形态的货币及货币转移带来的深刻政策影响，这体现在对货币数量、价格、货币流通速度、货币乘数，以及存款准备金等制度的冲击。如BIS早在1996年就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认为电子货币可能会影响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如影响央行控制的利率和主要市场利率的联系。BIS（2004）的调查发现，虽然在一段时间内预计电子货币不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调查中的中央银行都开始密切关注电子货币的发展。BIS（2012）认为非银行机构发行的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有一定影响，如影响短期利率水平等变量，但央行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来保持电子货币与央行货币的紧密联系，从而控制短期利率水平。

现实理论冲击二：引入货币信用的宏观分析。哥特勒（Gertler，1988）指出，宏观经济理论通常隐含地假设金融体系（financial system）顺利地运作，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在总体上忽视信用和金融系统的大背景下，也有少数文献主张信用或者金融体系（银行）十分重要，但将二者在主流宏观理论模型中结合在一起，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事情（瞿强、王磊）。由此，当前宏观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就是结合信息时代的来临，如何基于新的技术路径、在宏观分析模型中引入货币和信用。例如，上世纪后期出现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波动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真实冲击（real shocks）的扰动，包括技术进步的速度、制度变化、天气等。这些因素的确可以解释相当部分的经济波动，但是却忽略了金融系统的重要作用。那么，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是否会对熨平周期波动带来新的更复杂影响？是否会使金融系统带来新的周期扰动？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命题。

此外，在宏观分析中如何充分考虑和预测金融危机，也是当前的重要挑战。互联网信息技术一方面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如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这一主流分析工具中进一步引入复杂系统仿真、复杂系统与网络结构等，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同样能产生新的风险与危机动因，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挑战，如股市的高频交易、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快速传染等。

现实理论冲击三：金融功能的融合。按照传统金融功能理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互补的关系，同时不同金融子行业之前虽然出现融合倾向，但并未出现大规模混业的趋势。互联网信息技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格局。首先，新技术使得金融业务的平台化融合成为可能。一方面，互联网加速了混业经营时代的降临。随着将来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程度不断提高，有的机构会越来越专业化，有的可能会转向金融控股或银行控股集团。互联网信息和金融技术飞速发展，一是促进了以支付清算为代表的金融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融合，二是使得网络金融活动同时深刻影响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传统业态，并且给其带来类似的风险和挑战，由此，使得涵盖不同金融业态的大金融服务平台在制度和技术上逐渐显现。另一方面，伴随着各类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以数据、信息和渠道为基础的深度融合，融资、投资、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信息提供等不同的金融功能与需求，也逐渐能够融合在一起。从客户角度来看，则是各种各样的、大型或移动版的“金融与消费服务超市型”综合平台。所有这些扑面而来的变化，都使得金融功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难以忽视。

现实理论冲击四：行为金融学的深化。传统金融理论认为人们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机抉择等假设基础之上的。而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传统微观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基础遭遇挑战。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力图揭示金融市场的非理和决策规律。长期以来，关于行为金融的一个普遍性批评，就是缺乏合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模型和实证体系。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技术缺乏有效支撑的前提下，无法对于市场主体进行更加细致的信息搜集和实证检验。随着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带来，这一约束已在改变。

现实理论冲击五：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的日趋复杂，上世纪中后期以麦金农、肖和戈德史密斯等为代表的早期金融发展理论，逐渐在研究方法和现实考察等方面都体现出“滞后性”，无法更好地解释和指导新的问题和变化。此后，逐渐出现了几个方面的演变。一则，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麦金农和肖等人的观点，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抛开完全竞争的假设，在模型中引入诸如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监督成本之类的因素，这些都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演变密不可分。二则，许多学者开始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这些都是传统技术范畴所难以解释的变量。三则，计量验证的兴起也对论证和检查金融发展理论的结论和政策主张，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土壤。所有这些，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可以看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引入和影响。在信息时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适度性、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的概念摒弃或重新应用、发展中与发达国家的金融竞争与合作等，都提出了诸多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难题和可能性。

现实理论冲击六：金融伦理与普惠金融。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伦理和金融伦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森《伦理学与经济学》（2001中文版），博特赖特《金融伦理学》（2002年），[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2003年），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2004年），安德里斯・R.普林多等《金融领域中的伦理冲突》（2007年）等。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伦理问题，直到2005年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e System）的兴起，开始提出了金融运行中一直得不到重视的问题，即如何在金融活动中充分体现道德伦理价值。

普惠金融在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被赋予了更加复杂而含混的表述，其核心矛盾问题在于：解决特定对象的资金需求还是其他金融需求？解决资金价格还是资金可得性？优先服务资金需求者还是资金供给者？依靠技术还是制度因素为主？可以看到，从金融服务的信用判断、风险控制、成本与渠道约束等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引入都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这里既有长期的技术影响，也有短期的制度优化。

现实中的局限性与多重挑战

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的金融是在短期内自上而下、经过“顶层设计”而形成的，不是经历长期的、从民间和草根、实体部门而逐渐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我国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把“高高在上”的金融“高富帅”拉下神坛。但是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创造新的金融神话，包括在技术或者是制度层面。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基于互联网的新型金融模式，一定会取得成功吗？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最快的美国为例，到2012年底，其网络直销银行的存款总额达到4430亿美元，虽然增速令人瞩目，但是在美国银行业存款大约10万亿美元左右的总额中，其占据份额仍然有限。与此同时，以ING为代表的网络直销银行，其ROE水平远远低于美国银行业的平均水平，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同时，据美国FDIC的统计表明，实际上近年来大银行业务网点并没有减少，相反在城市中心还有所增加。由此，一方面银行业对互联网的重视毋庸置疑，另一方面许多人认定的、对银行物理机构的网络化替代，似乎在技术最快发展的过去20年里，也并未出现，其原因是什么？当然，也有人认为，网络银行在中国面临的特点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的金融结构有缺陷，存在难以满足的巨大金融需求。但是，这恰恰说明了，如果某些互联网金融形态在我国更加繁荣，或许是因为短期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这种变革的持续性究竟如何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为了打破“非此即彼”的逻辑和简单“拿来主义”，而需要深究金融变革与演进的真正情况与内在逻辑。

其次，在技术引发的金融变革之中，传统的势力也是非常强大的。例如，移动支付是当前最具挑战性的金融技术前沿领域，也是被认为能够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颠覆式影响的重要渠道。然而，据诸多研究表明，在全球移动支付扩张的盛宴中，银行仍然牢固占据着主要份额，再就是传统的电信运营商，还有依托电商平台的支付企业，最后才是单一的支付机构。再比如，当我们被Lending Club上市所鼓舞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它可能距离P2P的精神越来越远，逐渐成为大机构和大投资者的舞台；也没有注意到，Lending Club的业务创新实际上依托于与犹他州银行Web Bank的合作，也难以摆脱银行中介的渠道化烙印。同时，前段时间其股价大跌，因为其2014财年亏损3290万美元，而一年前盈利730万美元。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主要是因为随着其营业收入翻番到2.13亿美元，其营销和产品开发成本远超贷款费用。当业务规模超过“小而美”时，这些互联网金融模式能否迎来蓬勃的商业扩张性？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讨论这些问题，并非意味着对互联网金融的悲观主义，而是希望更加理性地看待技术带来的金融变革，避免陷入新的投机、泡沫或狂热。因为，符合大势所趋，并不意味着当下一定正确。同时，无论是传统机构还是新兴组织，都在面临新技术的快速变革，短期内新兴组织“船小好掉头”，大机构更加“笨重难转身”，但在中长期的“赛跑”中，二者最终都会在面对挑战中获得其合理的功能定位。在技术变革导致金融混业常态化、机构组织边界模糊化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金融功能、业务和产品的变化。

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于金融更加深刻的冲击，我们认为还是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如信息提供、支付清算等，尤其是基于大数据的信用信息管理，对于优化金融产品定价和提高金融交易的匹配效率，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此外，对于资金和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领域的挑战，还远没有呈现出颠覆性特征。而就资金和资源配置本身来说，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直接金融市场的影响，也远大于对间接金融体系的冲击，并开始改变着资本市场结构、定价机制、交易行为等。

当然，在中国所面临的环境与美国并不相同，新技术带来的金融业变革，与金融市场化所带来的影响，都混杂在一起，使人难以看清其本质。但不管怎样，衡量金融变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包括能否真正改变结构性金融供求失衡和期限错配；强化对弱势部门和主体的金融支持；有效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和信用环境；打破刚性兑付前提下的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竞争性提升与风险有效控制等。在此原则基础上，需要对技术所引起的金融效率、成本、风控的变化，与具有弥补市场缺损和制度套利型的创新区分开来，以此确定分别基于长期或短期视角的应对策略与监管思路。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所谓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价值，都建立在“金融有益社会”这一命题上。与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所希望的以金融民主化来打造美好社会有所不同，美国金融年会（AFA）主席Luigi Zingales在2015年初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另一面，即在主流经济学对该命题给予肯定的同时，社会公众是否会给出不同答案，以及在实证研究中或许会犯经验主义、先验主义的错误。之所以讨论这个，是因为笔者期望从不同视角来分析各种似乎确定无疑的命题，而非陷入简单的比较借鉴或固定思维，这也符合互联网信息时代带来的开放性、多元化特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于中国视角，这或许可以提示我们，金融的重要性可能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光鲜和眩目。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金融所依托的实体部门本身，而陷入全民“搞金融”的热潮；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矛盾，根源不在于金融自身，而是财税体制、收入分配、政府与市场关系等老生常谈的问题，缺少了这些制度性的“水利设施”，“金融之水”的灌溉也无法真正顺畅。

参考文献

瞿强、王磊，2012，《由金融危机反思货币信用理论》，《金融研究》，第12期。

张晓朴、朱太辉，2014，《互联网金融推动理论创新》，《新世纪》，第43期。

杨涛、程炼，2015，《互联网金融理论与实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Luigi Zingales，《金融有益于社会吗？》。

BIS， 1996， Security of Digital Money，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BIS， l996， Implications for Central Ban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oney， Working paper.

BIS， 2004， Survey of Developments in Electronic Money and Interact and Mobile Payments，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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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e Fama， 1980， "Banking in the theory of financ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Fischer Black， 1970， "Banking and Interest Rates in a World without Money： the effects of uncontrolled banking"， Journal of Banking Research.

Gertler， Mark， 1988，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Economic Activit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3）， pp.559-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