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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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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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与刺激政策调整动向

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急性的“治标”政策。包括高频率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央行购买债券、大幅减免税费和发放消费券等超常规举措。一类是长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技创新等。正是前一类政策,在较快地稳定国际金融局势的同时,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增加了各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可以预计,随着经济的好转,这类超常规之举必然会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经济复苏进展差别较大,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国实施退出政策的步调并不相同。具体情况是:

(一)恢复较快的美国已开始为退出刺激政策热身

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和私人投资增长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增速达5.6%,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正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联储上调商业银行贷款贴现率25个基点至0.75%,把基础贷款最长期限从28天缩短至隔夜,把短期资金拍卖工具最低拆进利率从0.25%提高到0.5%,并从3月8日起关闭该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银行倒闭潮仍在持续,商业地产市场继续恶化,失业状况的改善不明显,美联储今年3月声称,仍需在较长时期内把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时,美国政府还公布了鼓励放贷机构减记还贷者部分或全部次级抵押贷款的新住房救援计划。

(二)复苏迟缓的欧盟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欧盟经济复苏较慢,2009年四季度GDP环比增长0.1%,逊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来,一些欧盟成员又遭遇了债务危机,即由于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过高,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和葡萄牙的信用评级,并暗示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对此欧盟应对比较迟缓,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决方案,致使欧盟经济遭到严重冲击,欧元区失业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这一背景下,今年3月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均宣布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也未调整“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但欧洲各国政府都已宣称要控制财政支出,以便削减政府债务。

(三)陷入通缩的日本实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9%,好于三季度却逊于二季度。推动日本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是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但日本继续面临内需低迷问题。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连续12个月下降,陷入通缩的迹象明显。近期丰田等日产汽车的召回事件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增长。为此,日本不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财年预算,用于扩充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促进住房投资、就业保障与环保,今年3月还通过了数字创历史新高的2010财年预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维持原利率水平0.1%不变的同时,把向金融机构提供的紧急贷款金额上调一倍至20万亿日元。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待退出问题态度迥异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弹推动,印度和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经济快速回升,为防范通胀风险,2009年下半年起,两国货币政策均逐渐转向从紧,分别采取了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国也采取了上调基准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业以及消费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了7.9%,俄罗斯央行今年两次下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至历史最低的8.25%。

综合各方面情况,对于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调整状况,可以做出四点推断:第一,在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欧经济出现持续稳定增长前,不应对世界经济的元气恢复盲目乐观。第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会让各国从实际出发谨慎渐进地实施政策调整,在时机和步骤上很难做到全球协同。第三,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把调控重点转向超常规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第四,各经济体今后会继续推进长期性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力争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础。

二、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及各国经济刺激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尽管今年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有利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各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调整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退出进程不一对我宏观调控的实施及效果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尚待继续巩固,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在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上不能有效协同,将增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二)各国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热钱”流出冲击我国金融市场

2009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外资看好我国发展前景的同时,境外“热钱”也在加快流入我国股市和房市。今后随着各国央行逐步收缩流动性,可能会导致热钱无序流出,引起我国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剧烈调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强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逐渐好转,今后全球能源资源需求会继续增加,从而推动价格上涨。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预测,今年石油需求将增长1.7%,钢材需求将增长9.2%,铜、铝需求分别增长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资源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率先实施的紧缩政策可能促使该国货币兑美元继续升值,该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也将因此难以下降。因此,预计全年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荡,我国今年会继续面临一定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四)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外需的非经济因素制约强化

一些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和日本的“无就业复苏”状态在年内难以改观,必然会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升温,我国也可能继续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夹攻的对象。今年1―3月,美国、欧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继对中国油井钻管、铜版纸、三聚氰胺、服装、高碳锰铁和打汁机等众多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韩国从2月起也对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出口的生姜、马铃薯等各类植物实行禁运。同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将继续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碳关税”等各种名目向我施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处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国宏观政策的传导效应日益明显的今天,为有效应对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各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我们应继续未雨绸缪、做好预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密切跟踪形势,加强政策协调

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各国宏观政策变动。敏锐捕捉主要经济体各种经济数据和政策信息的最新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做好应对预案。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控。及时跟踪分析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汇率和利率变化对世界资金流向的影响,做好防范国际热钱冲击我金融稳定的调控预案,最大限度减少其他国家政策调整“溢出效应”对我的不利影响。灵活机动地搞好国际合作。大力呼吁各国在G20框架下协调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原则和步骤,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平稳渡过后危机时期。

(二)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努力稳定和拓展外需

努力化解贸易争端。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保护规则,依法实施贸易救济,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继续健全贸易摩擦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积极发挥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驻外机构的作用,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通报、应诉指导等服务。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继续利用对外援助等各种有效方式,努力提升这些经济体在我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比例,促进与之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当前特别要加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经贸人才的培养和国情社情的研究分析工作,做好与其它国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妥善处理好汇率相关问题,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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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性调整；斯旺模型；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11-0017-06

一、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巨额的贸易逆差与国内借贷经济模式的共存标志着美国经济处于内外失衡的状态。然而，这种内外失衡的美国经济模式却与中国经济的国际收支巨额贸易顺差、大量外汇储备以及国内储蓄居高不下的状态相得益彰，构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既成就了美国十余年平稳的经济增长，也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使得中美两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架马车。然而，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终结了这种国别经济失衡所构成的相互之间相对均衡的发展模式。这场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国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使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依赖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中国也深刻体验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寒潮。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危机到来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以及纠正产业空洞化的长期战略，我们应当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所一贯奉行的发展模式必须尽快加以调整。中国出口主导型发展模式不仅受制于国外需求的萎缩以及进口国的保护措施，而且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还增加了通货膨胀以及储备资产缩水的风险。因而，纠正经济发展的失衡状态是当务之急，也是金融危机赋予中国的结构性调整机会成本最小的良机。运用经济学工具对内外失衡状态进行分析，或许能够找出问题所在，并寻找出一种解决之道。本文通过对斯旺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从调整失衡状态的政策组合来看，斯旺界定的四个失衡区域过于粗糙。本文将每一个失衡区域均一分为二，并采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将其调整为均衡。运用拓展斯旺模型分析中国经济所得出的结论是，采取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与长期内人民币升值相结合的政策组合是逐步将中国经济调整为均衡状态的有效路径。

二、斯旺模型及其发展

（一） 斯旺模型的主要内容[1]

1955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旺[2]提出了著名的斯旺模型。在假定经济体不存在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收支等同于经常账户收支的前提下，斯旺模型分析内外均衡冲突并提出支出转换政策与支出增减政策需搭配运用才能解决内外失衡的问题。

图1纵轴表示实际汇率e，在直接标价法下，本币升值表示为e 的减小，本币贬值表示为e的提高，也就是支出转换政策。

支出转换政策：不改变总支出、总需求水平而改变其方向的政策，也就是将国内支出从外国商品和劳务转移到国内的商品和劳务上来。主要包括汇率政策和直接管制政策。横轴表示国内总支出的增减变化，包括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也就是支出增减政策。

支出增减政策：主要通过改变支出水平来调节社会需求的总水平，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EE曲线表示外部均衡，即能够使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保持平衡的实际汇率e和国内支出的组合点。其公式为X-M=0。

X表示出口额；M表示进口额。EE曲线的斜率为正，向右上方倾斜，是因为当本币贬值，即e的值增大时，国际收支状况会得以改善；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国内支出水平必须相应提高，以便增加进口。EE线右边的点表示在现有的实际汇率水平下，国内支出水平超过平衡状态的支出水平，因而为国际收支的逆差。EE线左边的点则表示在现有实际汇率水平下，国内支出水平低于均衡状态的支出水平，因而为国际收支的顺差。YY曲线表示内部均衡，即能够维持国内充分就业的所有实际汇率与国内支出水平的组合点。 YY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是因为实际汇率e 的降低（本币升值）将导致贸易逆差，从而使总支出小于充分就业的支出水平，国内出现失业；要恢复国内平衡，需要增加国内支出。 YY曲线右边的点表示在现有实际汇率水平下，国内支出水平高于均衡状态（充分就业）的支出水平，因而为通货膨胀的状态。YY线左边的点表示在现有的实际汇率水平下，国内支出没有达到均衡状态（充分就业）的支出水平，因而为失业状态。综上所述，只有在EE线与YY线的交点E点，一国才同时实现了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EE曲线与YY曲线相交划分出四个区域，Ⅰ、Ⅱ、Ⅲ、Ⅳ则分别代表国际收支逆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逆差与失业、国际收支顺差与失业、国际收支顺差与通货膨胀。

斯旺认为，当一国处于国际、国内失衡状态之中时，仅依靠一种政策工具来解决失衡问题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同时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例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点O′（国际收支逆差、国内通货膨胀）的时候（如图1所示），如果采用紧缩国内支出的支出增减政策，则会促使经济状态向A点移动，虽然一定程度缓解了国际收支的失衡，但却导致国内经济衰退，出现大量失业。如果采用本币贬值的支出转换政策，则会使经济状态向B点移动，结果是离YY线越来越远，即国际收支失衡的缓解是以国内通胀进一步恶化为代价的。所以，要在实施紧缩的宏观政策的同时，搭配本币贬值的政策，促使经济状态由O′点移动到E点。

Rajan(2004)把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

“ 第三代货币危机” 理论的主要内容：一是外债的国内价值激增所引起的对一国偿付头寸的负面影响, 即资产负债表效应; 二是资本流入的骤停甚至资本外流对一国流动性头寸的影响。中的资本流动因素运用于传统的斯旺模型中，指出资产负债表效应与资本飞逃效应，并提出汇率与利率政策的配合。徐长生和苏应蓉运用新斯旺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问题，提出应当采取利率、汇率“双升”的政策手段[3]。然而虽然近年来中国在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方面有所松动，而且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流入中国，但是中国资本金融账户仍实行较严格的资本管制，并未完全开放（如表1所示），而且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的市场化程度还非常有限，因此传统的斯旺模型用于分析中国的政策选择仍然是适用的。

（二）拓展斯旺模型的研究

斯旺模型将内外经济的失衡状态分为四种情形，并得出单一的政策工具难以同时解决内外失衡的结论，这是非常可贵的。笔者通过对此模型的进一步思考，认为在斯旺模型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将每一种失衡状态分为两个区域，而且，同在一个失衡区域的O及O′（如图2所示）所采用的政策组合是存在差异的。

图2中，国际收支逆差与通货膨胀的失衡状态可以分为Ⅰ、Ⅱ两个区域；国际收支逆差与失业状态可以分为Ⅲ、Ⅳ两个区域；国际收支顺差与失业状态可以分为Ⅴ、Ⅵ两个区域；国际收支

顺差与通货膨胀区域可以分为Ⅶ、Ⅷ两个区域。即使对于同处于国际收支逆差与通货膨胀的O点及O′点（图2中分别位于Ⅰ、Ⅱ两个区域），要将其调整至均衡点E，所采取的政策是不相同的：O点需要采取本币升值与紧缩性宏观政策配合来将其调整至均衡状态；O′点需要采取本币贬值与紧缩性宏观政策配合来解决。两种不同的政策组合是由失衡点距离国内均衡线与对外均衡线的位置所决定的。如果距离国内均衡线较近，如O′点，说明其国内通胀问题相对于国际收支失衡而言并不严重，虽然本币贬值会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但仍可以运用本币贬值搭配紧缩的宏观政策来调整内外失衡的问题。如果距离对外均衡线较近，如O点，则意味着国际收支失衡相对于国内通货膨胀而言压力较小，虽然本币升值会加大国际收支逆差的压力，但仍可以采取本币升值的措施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搭配紧缩性财政政策，使得内外失衡状态均最终得以调节。

三、斯旺模型的应用：中国政策的搭配

从外部均衡，即国际收支平衡的视角考察，1994年起，中国进入了长期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时期。即使在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了持续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态势（如表2所示）。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3 718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735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增加4 619亿美元，达到15 282亿美元。2008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为4 261亿美元，增长15％，增幅较上年减少32个百分点；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为190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减少74％。外汇储备增加4 189.78亿美元。2009年，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等主要项目收支规模较2008年有所下降，但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仍然保持“双顺差”格局， 其中，经常项目顺差2 971亿美元，较上年下降32％；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 44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6倍，新增外汇储备3 821亿美元；2010年，中国国际收支总顺差4 717亿美元，其中，经常项目顺差3 05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7%，占GDP的5.2%，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2 26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2007―2010年外汇储备余额分别增加4 619亿美元、4 189.78亿美元、3 821亿美元以及4 717亿美元。截至2011年3月，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3万亿美元HYPERLINK"finance.省略/money/forex/index.htm"t"_blank"。国际收支双顺差态势的持续以及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增加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储备资产缩水的风险，同时也会削弱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因而中国国际收支的失衡状态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从内部均衡的衡量指标之一――通货膨胀率的视角考察，2007年3月CPI指数突破3%，并于2008年8月达到8.7%的高点，中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在金融危机引发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2009年CPI比上年下降0.7%，通货膨胀似乎不治自愈。但进入2010年以来，通胀风险又开始显现出来：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2%， 10月CPI达到4.4%，11月份CPI同比上涨5.1%，创28个月以来的新高。虽然12月份CPI调整为4.6%，但进入2011年，通货膨胀成为难以控制的问题。2011年前两个月份CPI尚且保持在4.9%，3月攀升至5.4%，4月、5月的CPI分别为5.3%、5.5%，其中食品价格涨幅始终高于10%，国内居民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比较强烈。因而，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通货膨胀的风险不断加大，降低和稳定物价水平已成为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

运用内部均衡的另一衡量指标――失业率来考察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虽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低于5%，然而如果综合考察广大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人员以及伴随城市化进程刚刚转变为“城市人”的城郊人口、国企改革中下岗人员等被忽略在统计范畴的人群以及“登记失业”造成的统计误差等因素，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应当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2008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社会蓝皮书》认为，中国城镇失业率约为9.4%。2010年3月22日，总理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年会时曾提到，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4]。可见，失业一直是掩盖在官方失业率之下的隐性问题，政府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绝不可对失业问题掉以轻心。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状况是：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和通货膨胀是显性问题，尤其在通货膨胀预期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应该位于拓展斯旺模型（如图2所示）的区域Ⅶ或Ⅷ。但Ⅶ区域内各点距离国内均衡线较Ⅷ区域内各点更近，说明国际收支顺差相对于通货膨胀问题更为严重；同理，Ⅷ内各点的国内失衡较国际收支失衡更为严重。在采取本币升值的政策下，解决Ⅶ区域的失衡需要搭配扩张性宏观政策，解决Ⅷ区域内的失衡则需要搭配紧缩性宏观政策。那么，目前中国经济究竟处于区域Ⅶ还是处于区域Ⅷ呢？这是确定中国采取何种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和关键所在。

图3 斯旺模型应用于中国经济分析2010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是2007年12月20日以来的首次加息；随后2010年12月26日，央行再次将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由2010年年内两度加息以及截至2011年2月陆续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举措，足以显示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也意味着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经济进入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顺差的失衡状态而且通货膨胀的问题更为严重，即图3所示的区域Ⅷ。假设中国经济处于失衡点O′，则需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来遏制通货膨胀。然而根据开放状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当面临经济内外失衡的局面时，政府仅采取支出增减政策进行调整是远远不够的。要使经济恢复到均衡点E，应当以人民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政策，搭配紧缩性的支出增减政策。由图3可见，这样的政策组合从实施的过程看有两条路径：第一，首先采取紧缩性支出增减政策，再采取人民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政策。这种政策在实施之初，会使失衡点进一步偏离国际收支平衡线（EE），但却可以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如能把握好时机适时适度地推出人民币升值政策，则会使内外失衡问题同时得到解决。第二，首先采取人民币稳步升值的政策，可使国际收支顺差逐渐得到调节，但人民币持续升值可能会导致国际收支进入逆差状态，因此必须适时推出紧缩性支出增减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从而将经济调整至内外均衡状态。

通过分析可见，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区域Ⅷ，在支出增减政策的选择上，应当采取紧缩性政策，但在与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上如何具体操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路径二的政策组合是更优的选择。若采取路径一，即首先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然后搭配人民币升值的政策组合，不仅在政策实施之初会加剧国际收支顺差，而且由于外汇储备增加所形成的外汇占款会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不利于内外经济的均衡发展。路径二，首先采取人民币升值的支出转移政策，既有利于调整国际收支失衡，又通过减少外汇占款以及降低进口商品价格等多个角度起到缓解通货膨胀的作用。同时搭配紧缩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问题。

四、结 论

通过运用拓展斯旺模型分析中国的内外失衡状态可以得出结论：要解决中国的内外失衡问题，当前应该采取人民币升值的措施并搭配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要将人民币稳步升值作为长期措施配合运用。

（一）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应同时推出

虽然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形势下，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受到更多的认可，但笔者认为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紧缩性宏观政策的推出应当区别对待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应当适时推出，财政政策却应继续保持一定的宽松性。居民的消费意愿和企业的投资意愿通常是判断一国国内经济活力的主要依据，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的测度显示，“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2009年3月开始持续加速上升，但主要由政府消费和集团性消费增长构成，居民的消费意愿和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并没有开始上升。”“ 企业投资意愿虽然有所回升，但动力明显不足。2009年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高速增长，但主要是由财政信贷资金投资增长率迅速上升造成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增长率的上升极为缓慢。”[5]由此可以认为，目前国内经济活力还未完全恢复，有待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继续扶持。之前提到的国内较高的实际失业率也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并未真正走出阴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时收紧，则可能使中国经济“硬着陆”，进而导致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斯旺模型只是笼统地提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应对方案，但未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构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制定给出答案，因而本文在斯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应对措施：

1.紧缩性货币政策应当适度推出

为拉动经济增长，2008年9月中旬至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百天之内五次降息， 12月当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7 718亿元，同比多增7 233亿元。2009年1月前20天，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9 000亿元[6]，创单月历史纪录。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政府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无可厚非。但是，在结构性失衡没有得到有效调整，国际收支顺差仍然继续的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货币供给增加与国际收支顺差形成的外汇占款会形成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并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201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在通胀压力不断累积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收紧有助于减少流动性，缓解通胀压力。央行2011年三度加息，可以看到政府治理通胀的决心。但同时也需要警惕，以加息为主要方式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会增加房贷的压力，而且增加包括房地产企业的广大经济实体贷款的压力，一旦形成坏账，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打击不容小觑，因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要适度，避免超调。

2.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加强民生保障

为了抵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消极作用，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国内需求的诸项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中国中央政府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出台，不仅有利于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而且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国务院出台的措施看，政府已将拉动内需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重点是推动国内投资和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同时防止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死灰复燃，显示出中央政府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坚定决心。但在政策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偏差，中央政府的长久大计会与地方政府的眼前利益出现矛盾，从而使中央政府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以及提升人民福利的政策目标难以在地方落实。因此，加强对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管理，严格审批每一个具体项目，控制每笔资金的流向，严查“双高”项目以及重复建设问题可以适度避免资金的浪费。此外，应将民生工程以及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中之重。

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较快发挥对经济的提振作用，但是作用的周期较短。与之相比，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国内消费需求不仅有助于走出目前的经济低迷，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从而保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中持续、稳健的发展。与提振经济这一周期性目标相比，调整经济结构失衡，依靠内需发展经济应该是我们设定的最终目标。应当看到，中国内需潜力较大，不仅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而且居民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远高于其他国家。如何在世界经济低迷、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挖掘内需潜力，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实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应当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通过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激活民间资本对社会保障的关注。强化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网的建设，实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失业有救助。其次，应当通过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逐步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通过增加供给量逐步挤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回归正常价格，减轻居民购房的沉重负担。最后，推动教育、服务业的改革进程。要增加政府对教育以及公共服务业的投入，减少国民接受教育、享受公共服务的支出；鼓励民间资本、国外资本进入，增加市场供给，以解决供不应求导致的价格过高问题。另外，通过调整税收、增加政府转移分配以及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才是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根本保障。

（二）对人民币升值的思考

虽然人民币升值问题被美国推升至政治层面，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我们应当头脑清醒，理性对待。既不应当屈服于外在压力而被迫升值，同时也应当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采取主动、独立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从调整国内经济失衡的角度看，一方面，人民币稳步升值可以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带动国内替代商品的价格下降，有利于降低国内物价水平，缓解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人民币稳步升值会降低进口能源、资源、原材料价格，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不仅有利于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从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角度分析，人民币稳步升值会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有利于改善和优化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从而有利于经常账户趋于平衡，并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人民币稳定升值会促使国内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加快对外投资的步伐，从而缓解资本金融账户失衡的压力。同时，国际收支的平衡又是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砝码，因为持续的顺差必将增加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会使通货膨胀雪上加霜。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是人民币国际化踏出的第一步。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年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从美、欧、日转向了美国和中国。美国以占全球经济30%的实力，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50%，而中国以世界经济5%―7%的实力，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25%[7] 。所以，只有在人民币升值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部署，才符合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地位，才能形成强国无弱币的合理格局。由此可见，采取长期内人民币稳步升值的政策是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的现状决定的，是符合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的。

由拓展斯旺模型的分析可知，长期内的人民币升值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关键所在；从现阶段的背景看，金融危机也恰好为人民币稳步升值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市场的需求仍然稳定，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减少，这对于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70%的中国而言，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下滑。在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外部需求疲软的情形下，即使让本币贬值，中国出口行业也难以继续维持以往的业绩，因此，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被迫要加以调整。权衡两种情况不难发现，如果在外部经济环境良好的条件下调整汇率，我们会为人民币升值付出更高的机会成本。所以，应该抓住有利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实现中国经济的内外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Dominick，S.国际经济学（第五版）［M］.朱宝宪，吴洪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 Swan，T.Longer-Run Problems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A］.Arndt，H.W.，Corden，W.M.The Australian Economy:A Volume of Readings［C］.Melbourne:Cheshire Press,1955.384-395.

［3］ 徐长生，苏应蓉.从新斯旺模型看我国汇率与利率政策的组合［J］.国际金融研究，2006，（12）.

[4］ 李潇，李卉.总理：中国会扩大美国产品进口［DB/OL］.中国日报网，2010-03-22，china.省略/aboutchina/zhuanti/xwbd/2010-05/05/content_19975633/.

［5］ 姚枝仲，何帆.经济增长继续高涨，货币政策应及时退出［J］.国际经济评论，2010，（1）：89.

［6］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stats.省略/was40/gjtjj_detail.jsp?searchword=%CD%A8%BB%F5%C5%F2%D5%CD&channelid=6697&record=1.

［6］ 苗燕.2009年1月我国新增贷款达9 000亿元，创历史新高［N］.上海证券报，2009-02-02.

［7］ 黄海洲.美元和人民币：何去何从？［J］.国际经济评论，2010，（2）：7.

Methods to Adjust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at the Background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 T Swan Models Improvement and Application

DU Xiao-yu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esearch Center,Dalian Liaoning,China 116025,Dong bei U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Abstract: The Financial Crisis not only disclose the imbalance status of the US economy but also expedite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Chinese economy.It is the right time for us to adjus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s the world demand is decreasing.This study made some improvement for Swan Model.It is found that each area of the four explored by Swan Model can be divided in two parts, which need different policy mix.Using the improved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ight-money policy and expansive fiscal policy with a RMB appreciation would be a better solution for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economy.

Key words: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Swan Model；policy mix

收稿日期：2011-08-15

篇4

【关键词】中国；美国；经济政策；比较

中美两国在制定本国经济政策方面有些类似之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差别，如政府的角色，西部大开发以及人才引进等等。这几方面举措在各自经济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对中美经济政策进行对比和分析，扬长避短，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中药店额作用。

一、中美两国政府主导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和成就对比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概括起来有三点：（1）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7%，基本上每7年GDP会翻一番；（2）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包容性的增长，其中最有利的证据就是我国的贫困人口下降2亿以上，这样的减贫结果是依靠经济发展取得的，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3）平稳的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这起期间没有发生大的动荡，对于世界来说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我们把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共三点：（1）经济的高速增长；（2）贫困人口的迅速下降；（3）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并非任何一个国家能轻易做到，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充满战火的国家，中国要稳定得多，经济发展要快得多，这一切都源于我们有一个能做出正确举措的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干预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鼓励银行储蓄和社会投资率达到30%以上，大力推进展教育制度改革，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能这么平稳的转型没有政府的干预是难以做到的。可见强有力的政府在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位于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一直是称霸世界的经济大国，它宏观上干预和协调经济体制的运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包括避免失业率过高，避免高通货膨胀。为维护经济体制运行建立了一系列基本的制度。政府从中起到的作用主要有：（1）维持公共服务，建立完善的经济制度来调度资源的配置；（2）对收入进行合理分配，调节货币供应量，控制经济增长波动；（3）确保就业，控制投资。同时美国政府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教育，信息，交通，通信和能源等等。

通过对比我国和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政府在市场中的主导作用会更多些，起到的作用也更加明显，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创造了伟大的，震惊世界的奇迹。而美国是真正实现了“小政府，大市场”的社会经济管理模式，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两次大的金融危机，政府每年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还有较高的失业率，这些问题都是它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弊端造成的。

二、中美各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的经济效益

美国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将近100年的时间进行了西部开发。当时美国向西部的经济开发是以小农经济为主，通过小农经济来分化资本主义农业。这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同时西部开发通过发展交通事业，带动东西之间的经济联系来拉动本国内需，这也给西部沿线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所有这些举措都是源于西部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带动了美国的重工业以及电子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美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西部大开发刚刚起步，我们在借鉴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的历史经验的前提下，也量身规划了一系列重大的措施：（1）抓住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战略的机遇，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2）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3）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稳步推进西部开发；（4）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水利，能源以及通信等等。西部大开发对于我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它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会起到强大的促进作用

对比中美两国西部大开发模式的特点，不难发现美国西部开发是在18世纪，那时的美国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大量的移民可以充分利用东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开发西部各种自然资源，能源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利用。中国的西部开发开始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靠保障有力的国家政策集中有限资源，部署西部现代化工业，所以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们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西部地区通车里程超过70万公里，2/3左右都是西部大开发以后建成的。交通设施、铁路、水运航道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自来水管网、天然气设施以及垃圾处理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得到了明显加强。美国西部开发给美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实现了东西部政治经济一体化。而中国西部大开发建设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需要政府统筹规划，需要有序有重点的实施经济政策，需要进一步坚持政府制定的科学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中美人才引进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众所周知，各行各业知识，科技，产业创新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古代就有谚语“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最关键的是对人才的重视。面对人才的竞争，他们会用高薪工资，充足的科研经费等很多宽松政策来吸引全世界优秀的科学技术人员。美国一半以上的企业和工商业人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人才支撑着美国一般的经济产业，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它不仅解决了近三十年来美国出生率下降以及面临的劳动力匮乏的严重问题，同时也提高了美国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人才的发展和引进不够重视。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在总结历史教训，借鉴国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大量的引进人才、移民和吸引外商来中国投资的优惠政策。比如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和派各类人才出国培训。这一举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了新突破。同时，在工业领域，围绕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先支持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国有大型企业、软件、集成电路及相关产业等，推动一批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极大的占有了国际经济市场。这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对比中美两国人才引进政策，中国在近几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同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做好工作，注重人才培养，加强自身的知识，科技，产业创新，尽快实现自身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中美两国在宏观经济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人才引进政策上存在着一定差异，但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都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对比中美两国重大经济措施，对美国的经济政策我们要取其精华，剔除糟粕，必须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一定要做到保证市场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做好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靳铭,赵嵩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设计[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7.

[2]赵宏.中国模式与世界主要发展模式比较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09:5.

作者简介：

冯石岗（1955―），男，河北冀州人，管理学博士，哲学教授，河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基本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导师。

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就业

一、前言

金融危机,可以定义为起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及至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超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造成金融制度的混乱,其主要表现为所有或绝大部分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的超周期变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资金向最佳投资机会转移的渠道,从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共发生过金融危机150多次,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2次,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打击。2008年,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是指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下同)的全面爆发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

简单的说,“次贷危机”是随着美国利率的上升,尤其是短期利率的不断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度上升,从而使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在房价持续下跌的情况下,购房者依靠出售住房或抵押住房进行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次贷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相关金融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投资银行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并进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面临严峻考验,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国际市场消费能力下降,进口大幅萎缩,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出现萧条甚至衰退。虽然中国目前始终未全面放开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使得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比较有限。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对外依存度较高,经济发展结构不均衡,因此,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

二、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中国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之一,不可能在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目前,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从宏观上看,中国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高达60%的开放大国,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直接表现为出口增长放缓。这一点目前已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有所体现。就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国进出口额增速结束了从2002年开始的连续6年超过20%的高速增长,进出口总额仅比上年增长17.8%,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速出现全面回落。伴随金融危机的深化,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额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呈现急剧下降趋势。国内的经济低迷也导致进口需求不足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进口额急剧下滑。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以来中国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速明显放缓,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不少外向型中小企业面临困境。

2009年1-2月,进出口状况仍然趋紧。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2月同比下降27.2%,其中出口下降21.1%,进口下降34.2%。进入3月份,进出口总值、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下降20.9%、17.1%和25.1%,虽然下降势头有所放缓,但形势依然严峻。

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还远不止外贸方面。中国目前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在这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7000多亿美元表现为美国的国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不断下降,目前已经接近于零。还有一些以公司债形式存在的外汇资产,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收益也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甚至出现了风险。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其他一些如中司的投资,也已出现巨额浮亏。

在微观层面上,显而易见的是中国那些严重依赖外国市场的产业和企业肯定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玩具等基本上依靠国外市场生存的企业,也包括纺织业等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国市场的企业。而中国那些依靠资本市场的行业情况也十分严峻。如美国的房产市场不景气,中国的钢铁产业就很受伤,据称,目前中国钢铁产业闲置的产能已超过一亿吨。

以上还只是一些静态的情况。实际上,动态来看,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比如对行业的影响就会导致失业,进而影响到投资与消费。这种相互影响,很有可能把整个社会经济拖入下降的轨道,带来全面性的衰退。

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演变到今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仍在加深,外部经济环境何时企稳、何时走出颓势尚难预料。整体经济环境的低迷与趋势的不明朗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国际市场需求的萎靡不振,而外需萎缩恰恰是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近期发达经济体失业率上升、德国与日本出口大幅下降、美国私人储蓄率上升的情况看,中国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不确定性依然较大。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等种种不良倾向由蠢蠢欲动到逐渐抬头,对中国促进经济复苏的努力也构成了消极影响。

三、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是长期的结构调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势更加严峻。危机的发生是突然的,但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是由来已久的。许多人把目前的经济困难归因于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只是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而不是导致经济困难的唯一原因。中国的经济结构的确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中国早期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的资源投入来驱动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又转为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提出了由粗放型增长向以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然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涉及到新技术、新市场的开发,更涉及到就业市场的稳定。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我们既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步骤,一些原本兴旺上升的行业形势大变,企业不断破产,失业人数尤其是农民工暴增,迫使我们不得不逆转政策导向,保就业、保增长,推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难题。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投资在中国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提高到现在的45%左右。高投资率造成了消费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过慢和收入差距拉大。外部失衡则表现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经济失衡导致货币供应量激增和流动性过剩。例如,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房地产投资浪潮,中国的老百姓从房地产的按揭贷款里逐步理解并接受了超前消费的理念。巨大的需求将房地产价格不断推高,使这些未来虚拟资金进入到社会经济中。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着大量虚拟财富。当受到冲击时这种气泡破灭,继而出现了流动性短缺。2007年,沪深两市股指到了最高点的时候,总市值达到33万亿。之后股价下挫,现在只剩下不到10万亿,20万亿的股市价值蒸发掉了。宏观上是这样,微观上也是这样。一个基础很好、现金流充足的企业,突然发生资金链断裂,会传导给其他相关联的企业、行业,于是就发生了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正在慢慢浮现扩大。这是一场灾难,但对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进行经济转型的机会。应当指出,即便不存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国也面临着经济体制转型的难题,所谓“长痛、短痛迟早要痛”。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中国如果能够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抓住机遇,加快推进经济调整和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现经济长远的持续平稳增长。

四、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的调整思路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但关系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的世界性问题。为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已经适时地推出了以“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为主线的经济政策,尽量减轻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确保中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

对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较快的速度尤为重要。我们每年有几百万新增大学生要就业,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公共事业、民生问题有很多历史欠账要还,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些事情都无法得到解决。当前,受世界金融危机加剧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这一非常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尤为重要。

保增长的关键是要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大内需是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内需潜力是十分巨大的,这一点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但是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例如,美国一直是靠内需拉动经济的,居民的储蓄率低而消费率很高,这已经是其根深蒂固的习惯。与此相反,中国的居民长期保持很高的储蓄率和很低的消费率。中国的经济增长多年来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面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美国只有靠减少进口和减少居民的消费来度过难关,所以众多的中低收入居民生活陷入困难。但是,中国正好相反,由于出口下降,拉动经济只能靠刺激国内消费。

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按照支出法计算GDP,包括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房地产和非房地产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库存调整),以及净出口(顺差)三大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其表现之一在于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中国的投资一直居高不下是造成个人消费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滑。也许我们可以以韩国、日本为例,将此解释为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但与这些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投资比例远远高于这些国家40%左右的比例,同时在消费的构成中,政府消费构成比重过大,居民消费率则远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据摩根斯坦利的一份报告称,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其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约为35%,而美国约为50%。中国的消费在其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可能是最低的”。世界银行发表的2007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自从1998年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启动内需,但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以每年一个点的比重在下降。中国目前的消费率不仅低于美国的70%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印度的50%-60%水平。在中国政府两年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中,通过大量增加国内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很可能是几年稳定经济的着力点。但如果消费不能得到有效刺激,两年后中国GDP的结构将更加向投资倾斜,投资占GDP的比重很可能超过50%,跨入世界最高的行列。

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劳动者报酬、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过低,致使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和片面的工业化战略。与此相适应,一方面实行高积累和高投入的政策,另一方面实行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工业、城市倾斜的政策,例如低工资、“剪刀差”、低收入、低消费的政策,以及城乡隔离政策,等等。由于时间过长、力度过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累计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水平绝对地说已经大大提高了,但是,居民收入的绝对增长很不平衡,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扩大。这就出现了一个比重足够大的低收入阶层。因此,虽然中国当前的居民储蓄存款有14万亿元之多,但绝大部分储蓄存款来自极少数富裕阶层,而他们是因为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形式而储蓄,这部分储蓄即使释放出来也主要是转化为投资,而不是消费。就绝大多数城乡居民来说,储蓄倾向的难以加大主要是经济不景气和缺乏社会保障的结果。

全面提高中国社会保障水平,是中国扩大消费措施的一个重点。要尽快实现各种社会保障全覆盖,较快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统一标准,较快提高各种社会保障的保障标准。通过全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全体国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有其所、困有所助”,以完善的社会保障解除国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激发国民的消费潜力。

促进就业,鼓励创业。就业是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要建立“市场主导就业、政府促进就业、个人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机制,对可以大量解决就业问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要大力扶持。促进服务业发展,利用服务业就业弹性大,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小,能够吸纳各种不同素质的劳动者就业,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的特点,发挥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独特优势。要加快调整投资结构,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投资项目,给予优先权或更加优惠的政策,促进其发展;鼓励各种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发展,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努力解决每年500万-600万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断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尽快提供再就业岗位以使倒闭企业员工和被裁减员工得到安置,确保社会稳定。

五、结论

世界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这既给中国经济带来挑战,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克服危机的思路也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路径,只有促进就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才能真正拉动消费,消费在GDP中比重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可以弥补出口的受损,带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

参考文献:

1、刘园,王达学.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杨晓光,房勇,程棵.次贷危机的系统科学分析[J].管理评论,2009(2).

3、孙杰,李柯勇.从世界金融危机看中国发展[J].研究与实践,2008(6).

4、2009年一季度经济评述:打好对外贸易发展持久战[EB/OL]. stats.省略/tjfx/ztfx/2005sbnjjsp/t20090421_

402553598.htm.

5、强兴华.冷静看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N].金融时报, 2009-01-06.

6、吴敬琏.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J].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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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以来，美联储和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提振本国经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容易引起多米诺骨效应，新兴经济体不得不承担热钱大量流入、本币升值以及资产价格膨胀等量化宽松政策的成本。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中国势必受到欧美日货币政策的冲击。那么，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表现的影响有多大？中国政府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回应措施来积极应对？本文基于VAR模型，运用2010年12月―2013年3月间中美月度数据，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进行探讨，以期有效化解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并为此提出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有针对性的对策方案，从而为决策部门制定和完善政策体系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VAR模型是研究货币政策的有用方法。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构建一个包含中美在内的两国VAR模型。由于量化宽松是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通常是在利率等常规工具不能发挥作用时才被实施，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措施是基础货币的投放，冲击的起点变量应为美国的基础货币供应量，所以本文采用基础货币来代表美国货币政策。

建立模型后，采用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分析VAR方程中因变量对每个变量冲击的响应，考察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播到各个变量的。其后对结果进行方差分解，考察货币冲击对其他变量的贡献度。

（二）数据说明

在参阅大量相关文献的情况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选用以下指标作为考察对象：

（1）美国基础货币（MB）；（2）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于它具有对经济环境变化十分敏感的特性，通常被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3）中国货币供应量（ M2）；（4）中国出口额（EX）；（5）中美双边汇率；（6）中国工业增加值（IP）。这些指标的设定是为了反映中国的产出水平，但由于 GDP 没有月度数据，实际GDP的数据搜集十分困难，因此本文适当更换了模型变量，选择和 GDP 高度相关的工业增加值来反映产出水平，以求达到更好的效果。

选用的样本数据是2010年12月―2013年3月的月度数据。所有的数据都经过季节调整，来源于美联储网站、美劳工部网站、中国海关网、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及中经网数据库。

三、实证分析

本文在VAR模型基础上，分别从贸易渠道和货币渠道定量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通过贸易渠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脉冲响应函数

首先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美国基础货币的投放通过贸易渠道对中国几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见图1和图2。

（1）基础货币（MB）对出口额（EX）的影响。由图1可知，我国出口额对美国货币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在第一期是负响应，之后一直呈现正响应，这种冲击在第三期对我国出口额影响最强，随后逐渐下降，最后趋于平稳。这就意味着美国基础货币的增加对中国出口额在一定时间之内产生正向波动，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趋于平稳。也就是说，美国基础货币投放对我国贸易状况是一种正向的影响。

（2）基础货币（MB）对工业增加值（IP）的影响。由图2可发现，美国基础货币对我国的工业增加值总体上是负向冲击，在第三期达到最小值，但这种冲击影响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这说明美国基础货币的增加对我国产出有负向作用，在短期显著，在长期则明显减弱。

2.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贸易传导渠道中对我国出口额和工业增加值的解释能力。对美国基础货币的冲击进行方差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 1可看出，美国基础货币投放对我国出口额的解释能力呈现递增趋势，在第七期达到30.32152%，表明我国出口额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大，对该货币政策较为敏感；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工业增加值解释力的最大值为15.488 03%，表明该政策对我国的经济产出也有一定影响。

（二）通过货币渠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脉冲响应函数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美国基础货币的投放通过货币渠道对中国几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见图3、图4、图5。

（1）基础货币（MB）对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由图 3 可知，我国货币供应量对美国基础货币施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在第三期到第六期产生负响应，但在第六期后响应逐渐增强，在第八期趋于稳定。这表明美国基础货币的增加使我国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内产生负向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逐渐增强，成为正向影响，并逐渐稳定。换言之，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中长期对我国货币供应量是有正向作用的。

（2）基础货币（MB）对工业增加值（IP）的影响。由图 4可知，美国基础货币对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冲击在短期为正向的，并在第五期达到最大值，但这种冲击的影响逐渐减弱为零后负向增强。这说明美国基础货币的增加对我国产出短期有正向作用，在长期则产生负向作用。

（3）基础货币（MB）对中美双边汇率（EXCHANGE）的影响。货币供给冲击在中长期负向影响着双边汇率，这种负向影响在第五期达到最大后渐渐减弱。由于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美元贬值，当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没有增加的足够多时，人民币就会相对于美元升值。此外，美国的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必将带来利率的下跌，而中国的相对较高的利率将会吸引大量渴望获得超额收益的国际资本，人民币的需求增加将导致更大的升值压力，继续推进人民币升值。

2.方差分解

对美国基础货币的冲击进行方差分解，可进一步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对我国货币供应量和、工业增加值和中美双边汇率的解释能力，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看出，美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解释能力逐步增强，在第十期达到最大值32.261 73%，表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有一定影响。而我国物价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较为敏感。相比之下，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美双边汇率的解释力只有 7.67%，表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货币政策渠道的传导对中美汇率的解释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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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浙江纺织业；国际竞争力；策略

中图分类号：F407.86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新形势下浙江省纺织服装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策略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1月13日

纺织业是浙江省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当前面对国际国内经济政策形势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浙江省纺织行业如何实现由速度型向效益型的提升转变，如何提升产业层次和综合竞争力已成为其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浙江省纺织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纺织行业一直坚持走市场化道路，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主要纺织产品产量中纱、化学纤维、印染布、丝绸、服装、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等均居全国前列，其中代表现代纺织原料的化学纤维产量占全国44%，居全国首位。浙江省的纺织企业数量和规模也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是，不可否认，浙江省纺织业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产能过剩、纺织产品附加值低、自主创新品牌不足等。这些对浙江省纺织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

二、浙江省纺织业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及政策新形势

（一）浙江纺织业面临的国内形势。首先，人民币持续升值影响纺织企业的出口及效益。浙江省纺织产品的出口主要是靠低成本，以量取胜的发展模式。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会相对提高出口纺织品的成本，使得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压缩。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将进一步减弱纺织品出口的价格优势，影响企业的出口及效益，给纺织品出口企业带来巨大压力。纺织品出口处于全国前列的浙江无疑会首当其冲地面对这一挑战；其次，用工荒、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使得生产产品成本上升。近些年浙江省出现了“用工荒”的难题，尤其是技能人才缺口较大，目前已达到700万人左右。企业招工难，进一步使得纺织企业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资，增加了生产的成本。此外，原料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也成为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持续上升的原材料价格进一步增加了纺织产品的成本；再次，资源要素环境制约日益明显。由于打造绿色浙江战略的深入实施，纺织印染企业成为政府整治的重点之一。因此，纺织企业环保设施投入以及治理成本较以往显著增加。另外，浙江省可用于生产纺织品原材料，尤其是生产棉花的耕地面积相对其他纺织品生产大省较少，可耕种土地面积稀少制约了浙江省纺织品原材料的生产，进一步制约了浙江省纺织业的发展。

（二）浙江省纺织业面临的国际形势。首先，国际贸易壁垒成为发达国家限制纺织品服装进口的主要手段。浙江省纺织行业的产品出口也必将要应对这些更具隐蔽性和复杂性的新型贸易壁垒。当前，影响浙江省纺织行业较多的贸易壁垒有反倾销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社会责任标准贸易壁垒等几种形式；其次，后配额时代的进入使浙江纺织业面临新的挑战。从2005年1月1日起，世贸组织各成员国的纺织服装进口配额全面取消，纺织品服装业正式进入“后配额时代”。“后配额时代”的到来给浙江省纺织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浙江省的纺织品出口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低成本优势迅速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主要发达国家在取消纺织品配额的同时，必将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出口能力和成本优势进行限制。

三、新形势下浙江省纺织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对策

（一）利用产业集群优势，以适度规模作为浙江省纺织业发展的特色。浙江不仅是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发达地区，同时也是中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最密集的地区，形成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特色的产业集群。这些纺织产业集群地域比较集中，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能力，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很高的声誉。因此，要着力加强浙江省产业集群方面的规模，促进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节约成本，进而形成规模经济优势。行会协会应重视浙江省纺织业在这一方面的优势，要加强这方面的指导和帮助，提高创新率，帮助企业了解不同企业在产业链的不同位置，以发挥其比较优势。通过建立示范点的方式对好的经验予以推广，同时加紧对专业人才的培训工作，以建立一个富有竞争力的专业市场。

（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浙江省纺织企业，要想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其发展轨迹就必须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进行转移，这就需要企业具备创新精神。新式样、新时尚是纺织市场的活力所在，新纤维、新面料则是企业竞争实力的体现。新品开发不仅要关注设计环节，还要延伸到采购、制造、销售等环节。要不断关注消费动向和消费心理的变化，善于发现消费者的需求，跟进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同时，新品开发不能仅仅停留在研究物理化学指标，还要研究产品的功能性、品质性和审美性，善于将舒适与自然、品味与时尚相结合，将新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三）加强品牌建设。浙江省纺织服装业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注重品牌的建设。首先，创建优质品牌需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改善产品的设计。例如，结合浙江省纺织业的特色以及自然人文因素，创建一些服装质地优良，具有江南风韵的服装品牌，在国际服装市场上形成浙江省的特色，从而塑造品牌个性。这就要求纺织企业在纺织品的生产和设计两方面双管齐下，整体上提高浙江省纺织品水平。其次，要加强品牌运营、策划、推广，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把企业的品牌形象推广出去，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四）提高生产的科技水平，注重人才培养。在提高纺织业技术水平方面，浙江省应建立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组成产业联合体，由高校组织技术攻关，政府制定产业技术政策，企业把科技成果产业化。在培养纺织工程技术人才方面，要积极发挥高等院校的作用，除了吸收毕业生外，还可以通过高等院校进行在职人员的培训，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和交流，要让科技人员有机会接触国外的先进技术，通过合作掌握先进技术。同时，加强熟悉WTO协议的法律人才和营销人才的培养。通过与高校、行业的合作，培养善于开拓国际市场、能够进行品牌营销、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合法贸易的人才。

（五）鼓励企业加大节能减排力度。针对国际贸易技术壁垒，浙江省资源相对短缺的劣势以及浙江生态省建设的要求，浙江省纺织企业应注重鼓励生产过程中的节能减排。引导企业应用电子信息技术，实现生产过程自动监测和控制，缩短工艺流程，减少能源资源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全行业内鼓励节能降耗技术、设备的应用和推广，大力推广节能减排实用新型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管理方法，尽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大节能减排宣传、教育和培训力度，定期组织企业相关人员参加知识培训。在企业中牢固树立资源危机意识和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低耗高效的观念。

主要参考文献：

[1]周颖.产业集群竞争力分析：以浙江纺织业集群为例[J].技术经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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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国际化是指保险业务的国际化和保险机构的国际化。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保险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深，面对保险国际化带来的历史机遇和客观挑战，我国保险业如何把外来压力变为动力，发挥优势，深化改革，提高竞争能力，是当前亟待和解决的。

一、分步骤对外开放，适当保护中资保险业

加入WTO后，我国保险业将按照服务贸易自由化原则，逐步减少管制领域和管制力度，在5年内从经营领域、业务范围、合资范围等方面向外资全面开放，这是我国保险业前所未有的快速市场化改革时期，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这个缓冲阶段，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并借鉴国际上不同国家开放保险市场的经验做法，分步骤地对外开放，适当保护中资保险业。

在市场准入方面，应对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设立较特殊的资格要求，如要求其达到一定经营年限，具有经营国际保险业务的经验和较高数量的资产等；在对象选择上，应优先引进那些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丰富的保险机构；在经营区域上，应从东部和东南部逐步向内地开放；在业务范围上，应优先引进那些保险经营技术含量高、示范性强的责任保险、医疗保险和信用保险等；在组织形式上，应着重引进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业务，应由中方控股，在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放宽限制。

二、进一步完善保险立法，建设保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已颁布了《保险法》、《保险管理暂行条例》、《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法律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现行保险立法存在着以下缺陷：一是保险政策多变，法律规定不一。二是法律法规不配套，缺乏实施细则。三是除了《保险法》以外，大多数保险立法法律阶次不高，到法律法规的拘束力和权威性，且均是暂行或试行法规，法律效力不确定，影响到我国保险业开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应全面整饬保险立法，建立和健全我国保险法律体系。较理想的立法模式是以《保险法》为基本法，辅之以《保险业法》和《保险法实施细则》，下设保险合同法、保险监管法、保险市场主体法、保险市场竞争法和外商投资保险企业管理法等配套法规，还可允许各地方根据上述法律的原则，制定适合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外资保险机构管理办法。

在上述保险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参照国际惯例，加强保险监管体系建设。首先应进一步充实保险监管力量，在外资保险公司集中的城市增设保监会分支机构，配备专业保险监管人员，从人员和机构上保证对外资保险公司的有效监管。其次，应完善和创新保险监管。可参照国外的三级管理制度，建立外资保险公司资信等级制度，根据外资保险公司的资金实力、经营管理水平、经济效益和遵纪守法情况，综合评定其等级，并定期予以公布。同时，创设统一的保险公司报表体系和的预警指标系统，紧密跟踪监测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有效地防范和控制保险经营风险。再次，应尽快建立起保险监管机制，加强行业自律。我国的保险同业公会已正式成立，但相应的规章制度尚未建立，会员纳入程序也未予以明确，今后应加强和完善其自律职能，并将外资保险公司纳入保险行业组织中，从行业自律的层面加强对其监管和规范。

三、强化保险创新，全面提升竞争能力

在经营管理思想创新方面，中资保险公司应更新经营观念，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市场意识，从过去重规模轻效益、重展业轻管理、重短期扩张轻长远发展的“数量扩张型”经营思想，转变到重业务质量、重管理、重长期发展、重利润增长的经营思想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开拓和巩固原有市场，开辟和占领新的市场，扩大在市场上的覆盖面和占有率。

在保险组织创新方面，应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的要求，建立保险制度，尽快形成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将保险公司成为包括补偿、风险管理、信用投资、帮助理财等功能的综合型组织机构。

在险种创新方面，应针对市场的需求，有选择地引进西方保险业中已成熟的险种；同时，充分考虑我国保险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宏观经济因素的，积极推出适应需求又引导需求的新险种。通过险种结构的调整，推动险种创新，实现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为此，应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借鉴国外经验，紧紧抓住技术开发、经营组织、市场开拓、售后服务等环节，培育一批优质、名牌的特色险种。应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和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积极开拓个人保险领域，并加强具有金融功能的保险产品和开发，满足消费者对具有保障、投资和应付通货膨胀等功能的保险产品的需求。

在营销创新方面，应建立营销管理新机制。首先应建立和完善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制度，凭借保险中介的力量和作用，大力拓展保险业务；其次应明确市场定位，树立品牌形象。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并根据自身的经营优势、资本实力及在市场上所处的竞争地位，对现有市场进行细分，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和有效益的目标市场，向客户展示自己鲜明的个性形象并确立适当的位置；再次，应推动服务和技术创新，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建立全方位、系列化的配套服务体系，不断创造新的需求热点。

在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创新方面，应尽快提高保险信息化水平，运用电脑和等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信息收集，险种设计、费率厘订、风险识别和监督管理等，在企业管理中大力推行电脑网络化、数据处理化和办公自动化，加快保险电子化进程。

四、放宽保险资金运用限制，避免保险资金外流

与国外公司相比，我国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渠道狭窄，形式单一，这不利于保险资产组合的多元化和风险的分散，狭小的投资领域也使保险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优化组合受到限制。因此，应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和领域。比如，应放宽保险资金投资企业债券的比例，放宽投资债券品种的限制；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应由占总资产的15％再适度上调；允许保险资金按保险公司总资产的一定比例进入股市一、二级市场；保险公司可以在一级市场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国有股减持和新股发行；允许保险公司参与产业投资基金，开展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并组织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公司等。

此外，应采取适当措施，避免保险资金的大量外流。保险业，尤其是人寿保险业具有一种资金吸纳的“磁场效应”，聚集了大量的长期资金，对资本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外资保险公司带来的外资数量是有限的，却可以在我国保险市场上通过收缴保费的形式聚集大量资金。如果我们在监管政策和能力上无法控制外资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用，进而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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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制造；人民币汇率；名义经济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F7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6）-0010-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有了深远发展――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在中国所有企业当中占91%，收入占86%，利润占73%［1］。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贸易政策一直是走了一条过度外向型的发展道路，当具备了出口大幅增加的能力时，又面临着一个过度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然而，大量廉价的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使西方消费者在享受中国制造的同时充满了抱怨和责难，形成了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国制造”问题，即中国出口的产品以低端为主、劳动生产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未来与发展的因素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本文主要是对宏观层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制造”问题及宏观经济环境

中国制造是依靠隐形的优惠政策发展起来的。所谓隐形的优惠政策指的就是资源要素价值的扭曲，包括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的价格。因此在这样一个价格扭曲的环境下，中国实际上是把大量补贴给了外国的商人和消费者，自己辛辛苦苦只挣了一点微薄的利润。2008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对已经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来说更是如此。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提升、物流费用增加，令原本价格低廉、产量巨大的中国制造优势不再明显。随着成本的提升，本处在微笑曲线低端的中国制造业形式更加严峻。因此，中国制造这样的发展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宏观层面上面临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巨大考验，导致企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与“中国制造”问题相关的是开放条件的宏观经济难题：第一，是出口。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从2004年的3.6%升至2007年的11.3%。2008年上半年，海关总署宣布贸易顺差规模已明显缩小，6月份出口增速从5月份的28.1%放缓至年同比17.6%，7月份回升至26.9％；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7年来首次降至个位数［2］。出口增速放缓的原因，包括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土地和环境保护以及出口优惠政策的取消等。第二，是外汇储备。1998年至今外汇储备上涨了11倍，达到18088亿美元。2004-2007年，外汇储备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从3410亿美元翻了近3倍至9220亿美元。受美国房利美、房地美的财务危机的影响，中国持有其债券达3,760亿美元可能会受其影响而对外汇储备资产造成较大损失。巨额贸易盈余投资美国国债，实际上是促进了美国居民生活水准。第三，是人民币汇率。汇率改革三年多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已经超过21%；仅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先后54次创出新高，年内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7%。人民币升值将对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使“中国制造”更为艰难。因此，人民币是否继续快速升值疑虑重重。

“中国制造”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一是要靠企业自身发展，二是要靠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和经济滞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经济政策面临艰难选择。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缺陷：一个并非虚构的例子

目前，“要素禀赋论”作为开放经济研究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只是新古典均衡理论的扩展，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各国间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注：关于“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在现实中，劳动要素是受到“移民法”的限制，但是资本要素（如货币资本）在国际间是可以流动的，因此这种假设缺乏现实性。）

，然后通过根据各国要素比例决定的专业化生产和产品流动来代替要素流动，从而达到与要素流动相同的最优配置。按照这一理论，如果各国要素禀赋实行专业化并采用自由贸易，则可以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且各国的工资率将趋于均等。按照“要素禀赋理论”，战后发展中国家采用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实行分工和自由贸易政策，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是要素价格均等化，而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按照这种“要素禀赋论”实践的结果是，出口低附加值的基本消费品和原材料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调和有效需求不足；在美元不断疲软的情况下，过多的外汇储备遭受贸易损失。

造成这种新古典贸易理论严重问题是微观与宏

观的脱节。因此，资源配置的自由贸易信条无法与宏观经济政策衔接。新古典贸易理论存在两个根本缺陷：第一，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不是实物，并不能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例如，国际资本的流动显然是货币的流动而非机器或土地的流动；国际贸易也不是物物交换而是以货币为媒介直接联系资本的流动，如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直接相关；我国的外汇储备非实物而是与美国的利率、汇率以及名义GDP增长率相关的。因此，在开放经济模型中所有的变量都联系到货币，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中货币是面纱；第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没有国家，或者就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来讲并不联系到国家的性质。它设计的是一个没有关税的最优贸易模型，而且这种关税并不是开放经济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定是依赖于国家的重要特征，如对技术输出的限制、教育等政策。然而，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3］。国家可以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在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惜损害他国利益。国际经济研究的核心命题，实际上是当存在着各国间不同的和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的经常账户的货币流动和资本账户的资本流动，各国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将产生相互影响。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美国与中国贸易的例子来进行说明。正如“要素禀赋理论”所讲的，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应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而美国则应该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比如飞机，之后通过贸易使两国得到互惠。假设中国和美国在服装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相同，如生产一件服装需要1单位的劳动；美国生产一架飞机需要 100单位的劳动，中国则需要 1000 单位的劳动。因此，美国把劳动都用于生产飞机，中国的全部劳动力则生产服装。显然，在 1 架飞机交换 100 ～ 1000 件服装之间的交换比率是两个国家都得利的。但是不同的交换比例或者贸易条件对两国的利益不同。因此，要确定交换比例还要确定服装与飞机的供求。然而，和需求相关的是收入水平或名义GDP。新古典贸易理论把收入水平作为外生变量，或者不能确定收入水平和汇率时是无法讨论供求的。我们可以假设随着交换的进行，收入水平也会发生变动，最终飞机和服装会随着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的进行导致两国工资率趋近。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能够说明的，但前提必须是两国有相同的相对价格。现在，我们加入新的技术和产品的出现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假设，美国除了生产飞机还发明了新的技术如计算机。美国将把从服装行业转移出来的劳动用于生产计算机，同时把用飞机与服装交换来的高收入用于购买计算机，即计算机比服装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对中国来说，飞机比服装有更大的收入弹性，因此当中国从贸易中获得更高收入时将对飞机产生更大的需求，这样就会使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和两国的收入与消费水平逐渐拉大。这个例子并不是虚构的。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20世纪50-70年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如果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美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无法提高技术水平，则将遭受严重的贸易损失。在人民币汇率保持较低水平的时期，中国出口了低附加值产品，甚至是矿产原料，虽然赚取了一定数额的外汇，但是当前资源日益受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源以比之前高出数倍的价格再出口到中国。因此，支配国际贸易的不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资源禀赋而是技术上的竞争；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必须使本国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三、中国的贸易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改善技术落后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战后到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进口替代的方式引进技术，但是却没有成功的案例。这是因为，这种进口替代虽然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但无法改变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口替代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引进技术的主要方法，如从日本大量进口钢铁和化工设备。这使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大幅度下降，国家对出口不仅进行补贴，而且出口产品的价格远低于国内已经极低的价格。这种进口替代使我国付出了巨大代价；日本则把中国作为转移夕阳产业的地方，而且日元升值使中国的进口替代越来越困难。

提高技术水平的另一个手段是直接引进外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水平的变动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在于成功地引进了国外直接投资。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外资开始不断流入中国。引进外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进步的关系引进外资、对外直接投资与推动技术进步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和坎特维尔（Cantwell）的观点［4］，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还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这时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着技术的累积，一国对外投资的内部化优势和所有权优势提高，从而为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准备坚实的基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累积，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为扩大引进外资和在引进外资中更好的吸收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技术的发展。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中国家利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实际上是由于我国的低工资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对东南亚国家原有美国市场的占领；巨额顺差为人民币升值奠定了基础。

上述问题联系到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国制造”问题。本国人民节衣缩食，大量消耗了本国的资源，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反而换回了一个坏名声。我们用上述理论不难解释，新古典贸易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来说无疑是一个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陷阱。按照美国3%、中国10%的经济增长率，以及1：6.7的汇率，美国收入增长的部分将越来越多的购买中国的产品，这将使美国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美国可以利用这种高收入来吸引和开发更多、更先进的技术，从而进一步拉大与中国的收入差距并恶化贸易条件。这种供求的变动也会使人民币不断贬值，而即使中国的就业可以随着出口的增加而增加，也只会增产不增收，因为美国对服装的需求在一定时间是给定的。同时，这种两国收入的差距对于中国引进外资是不利的。因为，美国比中国对高新技术产品有更大的需求，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产品只是美国市场淘汰的低技术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是对著名的“里昂剔夫之谜”的一个合理解释。

我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进出口额在GDP中的比重只有20%，远低于中国的90%。是美国的开放程度低于中国吗？显然不是。美国的GDP是中国的四倍（注：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人民币，按照1：7的汇率相当于35231亿美元；美国2007年140808亿美元，是中国的四倍。），其四分之一的GDP可以购买中国所有的产品。如果中国按照主流贸易理论的原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开放资本市场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中国将不仅受到剥削，而且还会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经济也将严重下滑。在整个中美贸易中，最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战略是鼓吹自由贸易和全面削减关税。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对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由贸易并获得巨大利益，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逐步恶化。显然，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技术进步，但是发达国家倡导的自由贸易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而且是在没有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假设下推论出来的。国家的存在使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富国对穷国的支配和剥削。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刚刚以失败告终的历时七年之久的多哈谈判。谈判中僵局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要求欧盟和美国进一步削减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而欧盟表示削减60%农产品进口关税已是能够做出的最大让步，美国则表示只能将其目前每年17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削减20亿美元。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时指出，按照“对等原则”，发展中国家必须削减工业品进口关税，以及开放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市场。显然，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早已经不能解释这些事实了。

四、现阶段对外经济政策取向

在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1985-1996年间，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0%，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到1996年只有20%。之后，名义经济增长率始终低于出口对GDP比重，且差距越来越大。这种1996年之后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和占GDP40 %多的出口和1996年之前是完全不同的。1997年以来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直接造成中国经济受国外经济周期和冲击影响较大。“中国制造”难题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变动。为了克服全球经济周期和金融冲击的影响，对外经济政策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提高名义经济增长率和稳定汇率。国外投资与名义GDP增长率是紧密相关的。国际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而名义经济增长率直接联系到利润率；

市场潜力是以货币值表示的名义GDP增长率决定市场需求。当把经济增长率作为国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必须考虑汇率――只有汇率不变，名义经济增长率对于国外投资来说才有意义。尽管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非常有利，但问题是技术水平。就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来讲，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国内需求和就业，突出体现在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减缓。考虑到引进外资与在出口上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竞争，保持较低的人民币汇率是重要的。我们需要通过本国的货币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促进国外直接投资、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增加出口和保持汇率的稳定。这种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来替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方式对于我国引进直接投资是非常有利的。如果人民币升值，受益的只是已经进入我国的外国投资，却提高了外资的进入成本。如果提高经济增长率，那么可以在外资进入成本不变的条件下扩大国内市场，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就是外国投资的利润率。1992-1996年来自于中央银行的扩张政策的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了国外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国外直接投资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三资企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快速提高，1998年到2006年上升了近10%。国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出口大幅度增加，技术进步抵消了成本增加对出口的限制，这是保持汇率稳定的重要条件。可以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快速名义经济增长率得益于上述模型的良性循环［5］。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高速经济增长必须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3%左右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要达到20%时，利率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如果资本项目放开，国际资本必然会冲击我国的资本市场，受“支配国家”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目前，我国GDP总量和货币供应量按照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的不足四分之一，对比所有发达国家的货币总量就更小了。这决定了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弱势地位。一旦完全放开资本市场和实行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的货币政策将不能保持独立性。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国对汇率的控制是不能放弃的――不能控制汇率就不能控制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

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条件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政策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了。保持较多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但是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水平则主要取决于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水平则是次要的。对于我国开放程度而言，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完全不必要。只有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断加深，才需要重新考虑适当的比例。与之相联系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不能影响到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控制。这不仅是由于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特殊的货币政策，而且直接涉及到资本项目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央银行对汇率和利率的绝对控制对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对外贸易政策要联系到国内有效需求。1990 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之后实行的是受重商主义思想影响的 “重出口而轻进口”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扩大制成品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而低附加值的出口严重损害贸易利益。通过增加出口扩大就业的政策，实际上恶化了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的出口占世界贸易比重从2000年的3.9%到2006年的8.2%，扩大了一倍多，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3.4%到2006年增长到6.7%，也扩大近一倍［6］。曾经过分依赖出口的东南亚模式已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破产了，中国持续这样的模式将来也会有危险，因此必须主动改变发展模式。在众多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必须以调节国内有效需求为核心，尤其是要加快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发展制造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使得我们现在仍然在农业当中的35%的劳动力的一大部分能够继续转移出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当前，以深圳为主要城市的产业升级开始向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转变，以解决对“中国制造”的冲击。虽然高科技可以大大增加产品附加值，减少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角度来看，这些是不够的。对宏观经济而言，更重要的是需要提高经济增长率从而加快城市化和农村货币化。提高名义经济增长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内的需求，通过提高投资增长率增加对原材料的进口；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工资率、减少贸易损失。

由于人民币汇率不能在目前大幅度提高，对进口产品的结构要通过关税和非关税手段进行调节。对农产品的进口要进行必要限制，保证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重要的。要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高档消费品的进口。由于目前外汇储备非常丰富，对于加强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有利的。

第四，在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国内货币金融体系的总体设计使资本市场和银行主体在相当程度上分离。目的在于，使作为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商业银行免受资本市场的波动的影响，从而通过把国际资本流动限制在资本市场领域而保持商业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防止资本市场的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而使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被国际货币体系内生化。严格限制国外资本进入商业银行领域是非常必要的，要充分考虑到一旦我国启动高速经济增长将遇到的问题。要保持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调整目前我国引进国外商业银行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在金融市场，包括证券、保险等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必须保持我国资本在这些领域中的绝对比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要适当放慢。

参考文献：

［1］ 晨曦.从“中国制造”中解套［J］．创新科技，2007(05):8-11.

［2］ 冯科．宏观经济存在滞涨风险［J］．新经济杂志，2008(5):11-13.

［3］ 柳欣,郭金兴．总量增长、结构调整与就业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5(3):21-25.

［4］ 吴汉嵩.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性失衡的原因与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07(11):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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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是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调节资源配置、经济利益及其整个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之一。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国债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供有关方面进一步研究参考。

一、我国中长期国债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国债政策中，由于重视和研究不够，在国债工作方面，曾经存在“发行国债行为短期化”问题，在国债运行、使用中则存在“财政赤字化，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等主要问题。

（一）发债行为短期化。

我国国债工作中曾经存在的国债行为短期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筹资行为短期化，具体表现为国债期限短、利率高，国债的金边债券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国债发行机制的设计不合理。目前国债发行机制是：当前发债规模=当年赤字+当前国债还本+当年国债付息。这种机制不是从国债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角度进行设计的，只是从解决当前财政的暂时困难出发，因而不利于对财政支出的控制和管理，对财政赤字控制无自律作用，对国债规模的膨胀失去约束，容易导致国债规模的盲目扩大。在国外国债利用支出列入经常性预算，同时对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又加以限制，这样国债利息支出的增长，对财政支出增长进行控制产生一种“倒逼”机制，从而对国债规模的膨胀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制约作用。三是国债资金分配使用投向上消费化的问题。在分配上，重消费（只管弥补赤字）、轻发展，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在使用上，重直接效益、轻社会效益，重短、平、快项目建设，轻公共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基础设施发展欠账太多，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四是在国债持有对象的选择上，重视个人投资者，忽视机构投资者，这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国债在宏观调控中应该发展的作用，也忽视了对我国中长期国债政策的研究和运用。重视我国中长期国债政策的研究及其正确实施，可以防止债务行为短期化，更好地发挥国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二）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

我国国债政策存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我们应该从防止债务危机的高度来充分认识这一严重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该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规定，来编制复式预算。也就是说，经常性支出项目必须支持用经常性的收入来安排，财政用税收解决经常性支出和一部分经济建设的费用。这样，经常性收支项目不能打赤字，不需要也不允许国债的介入，只有建设性项目才允许动用国债收入进行安排。投向经济建设的（信用资金）国债应该是带利收回的（投入后的新增量应该大于或等于投入量），也就是“国债运行所‘内生’偿还能力大于偿还能力为支撑的国债总量规模为适度国债规模”，并且内生效益来还旧债，而不能每年都用借新债偿还旧债，老是债滚债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难免会酿成债务危机。只有每年新借债应用于政府新项目的投入，每一笔国债都有相应的项目确立，每一笔还债款项的来源都有相应的项目建设款收回作保证。靠国债的“内生”效益来偿还，方能保证国债规模的合理性、适度性，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国债政策并未真正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部。

在发达经济国家，国债利率通常较低，并成为其他金融商品利率的参照物—基准利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则恰恰相反，国债利率是以银行利率为依据并高于银行利率一至两个百分点来制定的，这种扭曲的利率结构一方面导致国债还本付息压力膨胀过快，增加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影响市场利率的形成，阻碍资本市场的发展。

发挥国债政策联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部作用的公开市场业务，我国自1996年4月9日虽然已经运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一直较弱，使国债政策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联结作用并未得到应有的发挥。

（四）国债规模膨胀过快，累积风险加大。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国债规模呈加速累积趋势，1994年以来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为5.08%，1995年为5.71%，1996年为6.29%，1997年为8.12%，1998年达到10.3%，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致相当。国债余额的快速累积会给经济运行带来两方面的风险。一是使财政失去偿债能力。国债本息是需要财政偿还的，一旦超过财政偿还能力，会影响政府信誉，影响社会稳定。二是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债具有挤出效应，国债规模越大，说明从私人部门抽取的资本越多，因此累积余额过大会影响私人部门的发展，影响经济按比例发展。目前我国国债规模虽仍处在可控阶段，但是余额累积风险也容忽视，特别是不能产生效益的国债或是用于消费化的国债余额累积风险更不能忽视。1998年发行2700亿元的30年期特别国债，实际上是一种债务的转换，利用了我国长期债券短缺的空间，用来改善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和稳定国家金融市场的一项战略决策。1998年增发的1000亿国债虽然对经济回升有着积极作用，但不能作为长期措施加以运用，要特别注意经济启动后的国债政策调整，注意保持国债规模的适度性，防止债务累积过大所出现的风险。

（五）国债结构不合理，严重弱化了国债职能。

（1）国债期限结构不合理。我国国债期限大部为3—5年，缺少短期（如3、6、9个月等）以及超长期（10、20、30年）国债。这种单一的期限结构是很不合理的。一是因为期限过于集中，加大了国债偿还的压力，容易造成偿还高峰和国债规模（主要指流量）膨胀过快。二是因为不同性质的资金对国债期限的需求不同。各种社会保障和保险机构希望购买长期国债（如10、20、30年等）作投资，而金融机构则希望有中短期国债以便于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所以期限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国债高效率、低成本筹资。

（2）持有者结构不合理。在恢复国债发行之初主要以行政方式向企业和单位摊派。后来逐渐把发行对象扩大到个人，并形成了以个人为主的国债持有者结构。这种现象虽然比较符合我国国情，但却存在许多弊端。一是增加了国债发行成本。国债利率居高与不合理的持有者结构是互为因果的，向个人销售国债也大大增加国债发行费用。二是降低了国债的流动性。国债个人持有者大都是到期兑付，很少中余进行流通。三是不利于国债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以个人为主，缺乏流动性的国债市场对宏观调控的反应是迟钝的。四是不利于完善和发挥国债市场的作用。

论文我国中长期国债政策研究来自

二、我国中长期国债政策选择

针对目前我国中长期国债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国债政策应作出如下选择：

（一）充分发挥国债的“内生”效益，促进形成“债务生产化，生产效益化”的机制。

适度国债规模标准是，既要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使国债余额的大小与中央银行开憎爱分明公开市场业务的要求相适应，又要使国家财政债务负担保持在合理限度内。为此，要改进国债规模调控手段，实行比例控制。这就要对国债余额占GDP比例的合理界限进行认真探讨。国际上不同国家，国债余额占GDP比例各不相同，《马斯林里赫特条约》规定，国债余额占GDP比例不得超过60%.在参考借鉴国际上成功经验的同时，还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应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从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与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目标的要求出发，科学合理地确定国债规模。

在研究、制定和实施中长期国债政策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防止和杜绝“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的不良倾向的恶性循环、采取积极的行之有效的手段，确保经常性预算不出赤字。

同时要积极促进“债务生产化，生产效益化”机制的形成，确保国债自身的偿还与滚动发展，能够达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目标。

（二）实行国债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国债结构。

合理的债务结构既有利于充分挖掘社会资金潜力，满足不同偏好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也有利于国家降低筹资成本，减轻财政未来负担。从我国目前的国债结构情况来看，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应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一是调整国债的期限结构，适当增加长期国债的比重。国债期限结构包含国债流量期限结构和存量期限结构两方面内容。对于国债偿还来说，存量期限分布合理能使国债到期日形成一个合理的序列，从而避免偿债高峰的出现，均衡还本付息压力。因此，我国应增加短期和长期国债的比重。特别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可适当增加长期国债的发行数量，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长期以来，我国国债基本上是以3—5年期的中期国债为主，很少有10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和一年期以内的短期国债，国债期限结构缺乏均衡合理的分布。这种单一的期限结构，使国债严重缺乏选择性，不利于投资者进行选择，很难满足持有者对金融资产期限的多样化的需要，而且使国债发行规模在较短时期内急剧膨胀，国家财政还本付息的压力也过于集中，客观上为进一步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设置了障碍。因此，可考虑适当增加长期国债的发行数量。债券期限短，项目单位在产生效益前就要还债，容易使项目单位产生沉重的债务负担，形成债务危机，陷入三角债的困境中，使信用链条破裂。发行长期债券，既可以使政府在较长时间内使用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分散财政还本付息的压力。同时，也可以使政府根据财政状况和宏观调控的需要，按市场价格购回部分国债券，达到执行货币政策和调节市场货币流通量的目的。在发行时间方面，我国国债发行时间相对集中，一般一年为一或二次，在做这种具体政策安排时，应考虑充分发挥其灵活性、均衡性，减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冲击，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是积极进行国债品种创新，不断丰富国债品种结构。国债品种创新的目的是增强国债的吸引力。为此，可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引进诸如储蓄债券、预付税款债券等新品种。同时还应提高可转让国债所占比重。目前，我国可转让国债的比重在30—80%之间（不可转让国债比重在20—70%之间），这一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国债品种结构的进一步丰富、多样，既可以满足国家财政的不同需要，又扩大了投资者的选择余地，适应了不同机构、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投资偏好的购买者的需求，并使国民应债能力得到充分的释放。这对于减少巨额国债发行的压力，挖掘国债的经济功能是在非常有意义的。

三是调整国债的持有者结构，发掘各经济主体对国债的需求。国债的持有者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机构投资者、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人和国外持有者等。首先，要允许商业银行更大规模地直接进入国债市场。近些年商业银行持有国债的份额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与有效实行公开市场操作，转换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方式的要求相比，银行持有的国债份额依然偏低。商业银行进入国债市场，持有一定份额的国债，不仅有助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降低国债发行成本，也有利于调节其资产结构，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与持有现金、同业存款和在中央银行存款相比，持有国债风险小、收益高、流动性强，对商业银行来说，不失为最理想的二级储备资产。更为重要的是，中央和商业银行持有足够份额的国债是形成规模化的公开市场业务的基础，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前提。其次，着力培育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作为规避风险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组织机构，它的培育和成长及成熟，将带来国债投资技术的不断提高与投资战略的多元化，并由此促使国债市场发生质的飞跃和量的拓展。再次，要允许国外投资者持有一定比例的国债。这既是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的要求，同时也可以拓展国债的发展空间。

（三）积极培育和完善国债市场。

国债市场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两个组成部分，一级市场是国债发行市场，二级市场是国债流通市场，一、二级市场应协调发展。

1.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国债的市场化发行方式。我国恢复国债发行之初，采取的是行政分配方式。1991年试行国债承购包销方式，随后于1993年建立了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1996年开始全面试行国债招标发行方式，向市场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应继续坚持国债的市场化发行方向，并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国债的市场化发行制度。发行程序应规范化，发行时间应固定并提前公布，以利于购买主体灵活按排资金。并且应改革现行的一年一次发行、发行时间很长的作法，实行多次、均匀分布的发行方法，减少发债行为对社会资金流动的冲击。

2.规范、发展场外市场，逐步建立起以场外市场为主，场内市场为辅的国债市场结构。国债场外市场的重要性是由国债的性质决定的，国债不同于股票，其价格波动比较平稳，买卖差价较小，投资性远低于股票。因此，国债市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利率与资金市场。这本身决定国债没有必要象股票一样主要集中到交易所内公开竞价交易。而且由于国债交易数量巨大，交易所系统也无法满足此要求。我国国债流通虽然是从场外市场起步，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托管体系，监管不严，导致风险较大。场外市场也因此停滞，几近乎名存实亡。目前场内市场的交易量还占我国国债交易量的95%以上。这与国外发达国家恰恰相反。场内市场不可能长期取代场外市场，场外市场的滞后必将阻碍国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发展我国国债场外市场，关键是加强制度和法制建设。

3.加强国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国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市场分割，尚未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国债托管结构体系，缺乏一个高效的市场信息传递和统计监督系统，导致市场潜在风险较大，也降低了市场运作效率。为此，我们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同时，加速统一国债托管结算体系，并以此为突破口，促进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保障国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4.大力培育投资者。因为机构投资者的积极参与能使国债市场长期稳定地成为联系储蓄和国债投资之间的桥梁，使个人购买与集中性、批量性的国债购买协调衔接起来，活跃了交易，促进了流通，机构投资者确实是以提高流通性为目标的完善的国债市场不可缺少的。

（四）调整国债利率，逐步实现国债利率市场化。

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不同的利率水平与结构对经济运行产生着不同的影响。比如，利率水平高对经济具有紧缩效应，利率水平低对经济具有扩张效应。因此，在经济高涨繁荣期提高利率水平，在萧条期降低利率水平。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化过程的逐步完成，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资金市场情况来决定债券利率水平，改变过去国债利率唯一依据银行存款利率来决定债券利率的确定方法，逐步实现国债利率市场化创造了条件。

调整、建立合理的国债利率结构，必须适当提高长期国债利率，理顺国债期限结构和利率结构的关系；国债利率的确定除参考依据银行存款利率外，还应考虑通货膨胀率、市场利率的发展趋势、投资者的投资偏好等。

随着国债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国债利率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市场化。如：1996年4月，中央银行开始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以国债回购交易收益率竞争指标的形式，向14家商业银行总行购买了2.9亿元面值的国债，这说明货币政策市场化执行方式已经正式开始，也说明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上为逐步实现和运用市场化开始创造条件。只有中央银行通过国债市场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利用国债交易吞吐基础货币，向社会释放调整利率的信号，改变原来传统性的由行政依据银行存款利率规定利率的办法，实现利率市场化，同时注意防止利率自由化。

（五）加强国债的使用管理，注重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的结合。

国债的不同使用方向、方式、效益，对于平衡财政预算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纠正国债资金长期以来使用方向不明确、使用方式不规范、效益无法考核等不符合经济科学规律的做法。国债作为国家财政信用资金，其使用要由国家统一安排，先从大处做新的发展战略性安排，如：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调节经济的平衡发展程度，增加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投入与国有企业的投入等。并且加强投入后的管理。再做具体调配。随着国债依存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应更好地加强国债的使用管理，做好财政信用预算管理（亦称第二预算），增强国债资金投向和用途的透明度，在复式预算中明确债务收入的使用方向和数量，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建立和完善基本建设支出的预算编制制度，投资项目的概算、预算、决算与财务报表审核制度，以及投资效益跟踪分析报告制度等。

在国债使用上，还要注重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社会效益的结合。要重视社会效益，积极发展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经济结构，努力改善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以此来增加税收总量，改善财政状况。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和评价：

1.整体效益评价：从全部的国债使用情况来考核评价其使用效益；评价的依据是看国债的使用对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作用。

2.项目效益评价：科学合理安排好每一项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后对所投资具体项目的效益进行评价和考核。力求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大的效益。总之，既要考察整体效益，又要考核项目个体效益；既要算好大账，也要算好细账；既要重视当前，也要考虑长远。加强国债的使用管理，争取最大的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争取最大的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的完善结合。

（六）建立偿债基金制度，实行还本付息分开的政策。

偿债基金（也称减债基金）是由国家财政预算为偿还国债而设置的专项基金，如何建立偿债基金？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偿债资金的来源。一般来说，建立偿债基金来源的主要思路有：（1）根据国债“内生”效益原则与有偿使用原则，应从国债资金投资的盈利性较高的项目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2）从与国债资金配套使用并且受益的地方政府所得收益中缴纳适当比例的资金；（3）按照当年发行国债总额的一定比例转入；（4）根据各个时期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从预算资金中直接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5）偿债基金中的增值部分不断滚存入偿债基金之中。建立一定规模的偿债基金之后，还应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如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偿债基金的正常运作有章可循并能健康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