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理论与政策范文
时间：2023-11-03 17:27: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理论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预算管理的指导思想要体现公共性。
我国要建立的公共财政是用来满足公共需要的,这就要求作为财政主导环节的预算也要体现公共性,在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中要以满足公共需要作为出发点,并设计相关的制度安排保证公共性的实现。
2.从发达国家公共财政的经济看,预算编制要体现以下原则:
(l)公开性。指全部预算收支必须经人代会(议会)审查批准,并向社会公布,使之置于人民监督之下。
(2)完整性。指国家预算应包括它的全部财政收支,不准少列收支、造假账、预算外另列预算。国家允许的预算外收支,也应在预算中有所反映。
(3)统一性。指国家预算是由中央级预算和地方总预算组成的。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都要列入各级预算中;下级预算都要包括在上级预算中;各级预算都要统一在国家预算中。
(4)可靠性。指预算收支数字的依据必须可靠,计算正确不能假定,更不能任意编造。
(5)年度性。指国家预算必须按年度编制,要列清全国的财政收支,不允许将不属于本年度财政收支的内容列入本年度的国家预算之中。
(6)法律性。指编制的国家预算一旦经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批准之后,就具有法律效力,必须贯彻执行。
3.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要建立相应的配置、监督、会计和报告系统对拨款、资金使用和预算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管理,以保证预算任务的完成,防止预算执行过程中因政府官员的“内部人控制”而导致预算执行偏离公共需要的轨道。
4.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建立相应的预算监督制度加强对预算的监督,保证预算支出用于公共需要。
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结合我国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的预算管理应进行如下改革:
1.明确预算管理的指导思想。
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对我国的财政收支进行全面检讨。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这就要求从理论上说明政府为何要收这个税、那个税,收多少税,收这些税和公共需要的关系是什么?不能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我国目前财政收入中除了税以外,还有大量的收费,这同样要说明收费的理由是什么,在收税以后,为何还要收费?如果这些收费是合理的,还要弄清楚这些收费收入是进预算内由财政统一支配用于公共需要,还是进预算外由各收费单位支配用于单位需要。以诉讼费为例,法院所提供的劳务属于公共需要,其费用理应由国家财政安排。由于并非每个法人、自然人都要去法院打官司享受公共劳务,就是每个法人、自然人去打官司,每个法人和自然人打官司的数量也并非一样,为公平起见,法院应收诉讼费。从理论上说,这个诉讼费应归国家所有,而不应归法院所有,这是因为国家已经支付了费用购买了法官的劳务;如果诉讼费归法院所有,这就如同一个老板雇佣了一个经理,其经理经营所赚取的收入归经理所有而不归老板所有,恐怕天下没有这样的老板。
2.预算科目的改革。
根据公共财政的要求,我们认为应对预算科目进行如下改革:
(l)改变仅按行政事业单位、机构划分的现状,增加分类的标准。新的预算科目可按部门、功能和经济性质三大标准分类。部门分类主要明确资金管理的责任者,解决“谁”的问题;功能分类主要反映政府支出的功能,明确“干什么”的问题;经济性质分类主要反映收入和支出的经济性质,明确收入的具体来源和支出“如何使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类将把预算内收支、预算外收支和行政事业单位自收自支部分都纳人政府收支分类范围。这项改革是规范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它不仅为预算编制进一步细化,推行零基预算、综合财政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一系列预算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也会为强化预算监督、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创造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按部门、功能和经济性质分类并向社会公布后,预算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将大大提高,可大大避免以权谋私,保证预算符合公共需要;同时也迫使有关部门提高预算编制的水平和质量。
(2)细化预算科目。在大的分类下,尽可能分设若干款、项、目级科目,使人们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支出是谁花的、花钱干什么的以及钱是怎么花的,从而有利于人代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3.推行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
在收入方面,运用“标准收人测算法”编制收入预算,即根据历史资料分析测算各项收人与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比例,作为测算该项收入的参考标准,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制定收入预算。
在支出方面,实行彻底的零基预算,推行绩效预算。所谓零基预算,是指在预算编制时一切从零开始,对原有各项开支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进行重新审核,而不仅仅是修改上年预算或审查新增部分。要推行零基预算,必须做好以下各项工作:第一,按照事权明确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改进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办法,建立实行零基预算所需的数据资料体系。第二,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弄清各预算单位实际使用和应使用的人员和资产。第三,区别不同单位情况制定不同的经费标准,准确行政事业单位正常经费定额。
零基预算在确定支出方面虽然比较公平,但它不能保证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为克服这一缺陷,应引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绩效预算方法。所谓绩效预算,是要阐述和明确预算拨款所要达到的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设定的计划要花多少钱,以及用哪些量化指标来衡量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完成工作的情况。绩效预算是一种以追求效益为目标的公共支出预算模式,要实行绩效预算,必须对财政支出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为此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成本一效益分析方法。
4.推行部门预算。
所谓部门预算,是由各部门编制,财政部门审核,经政府同意后报人代会(或议会)审议通过的、全面反映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的预算。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部门预算是一个综合预算,既包括主管部门的预算,又包括下属单位的预算;既包括一般预算收支计划,又包括政府基金预算收支计划;既包括正常经费预算,又包括专项支出预算;既包括财政预算内收支计划,又包括预算外收支计划;在预算内收支计划中,既包括财政部门直接安排的预算拨款,又包括有预算分配权部门安排的资金。
实行部门预算,对于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实行部门预算后,将预算编制到部门、项目,大大增加了预算的透明度。公开性和约束力;将财政资金按公共财政的要求一次性规范地分解,由此可以有效地规范政府的管财行为、财政的理财行为和部门的用财行为。第二,将所有财政资金一次性公开、公正。透明地进行分配,经过部门建议、财政审核、政府决策、人大审议以及社会各界监督等多个环节,有利于预算分配过程中的规范操作,切实有效地保证资金分配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有利于民主理财,防止因内部人控制所产生的腐败行为和财政分配偏离公共需要的轨道。第三,实行部门预算有利于将分散的预算变成统一的预算,维护预算的完整性。
5.改进预算编制程序。
财政部门汇总预算单位的情况,形成自己的预算编制草案后,应在各级人代会经过一套严格的、实质性的修正、改进等步骤和程序。各级人大要建立专门的预算工作委员会(而不是现在人代会期间那种形式化的审查委员会)并给预算工作委员会足够的审查时间逐条地提出修改意见。为了增加预算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预算审查期间,要在相关媒体上公布预算的内容,让广大公民了解预算的内容。然后可由各级人大的预算工作委员会主持召开预算听证会,接受公众质询。
6.调整预算编制时间。
鉴于我国目前预算编制时间过短、年初无预算可依和改革后预算编制任务繁重的情况,应将预算编制的时间提前。把预算编制的时间提前到上年初并在上年未完成下年度的预算审批工作。
7.提高预算执行的严肃性。
为了保证预算的公共性,仅仅进行预算编制的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为了保证预算执行的严肃性,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改革:
(l)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对财政资金进行集中收缴和支付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一是财政统一开设国库单一账户,各预算单位不再没有银行账户;二是所有财政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所有财政支出根据部门预算均集中到商品或劳务供应者;三是建立高效的预算执行机构、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和完善的监督检查机制。
根据楼继伟副部长的观点,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框架是:按照政府预算级次,由中国人民银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并根据收付的需要选择银行,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所有财政性资金都逐步纳入各级政府预算统一管理,财政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指定的商业银行开设的单一账户体系,财政性支出均从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支付到商品或劳务的供应者。其具体设想是:大额收入直接入国库,零星小额收入先进入财政开设的集中汇缴户,然后限量、限时与国库清缴,逐步取消预算外专户,并入国库。取消各单位开设的预算支出账户,对大额财政资金,如工资、大型建设、修缮项目支出由国库实行直接支付;对小额和零星支出实行财政授权支付,并定时、定量与国库清算,账户资金使用情况定时向财政报账。
篇2
[关键词]政府;财政政策;自主创新;信息产业
1 政府通过财税政策激励企业研发的理论分析 。
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投资的决定因素是预期的投资回报率,如果研发投资的预期回报率高于其他投资,则企业就会自动的倾向于这项投资,反之则不会。研发投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具有正的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使得投资主体无法完全获得由自身研发投资带来的所有收益,即使在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相当完备的经济环境中,也会由于专利保护的时限性和其他形式的知识溢出导致投资的私人回报率低于从整体来看的社会回报率,这意味着私人的研发投资水平低于社会最优的水平。jones和williams(1998)认为,保守的估计社会最优的研发投资会是实际投资的2～4倍。所以,无论在当今的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各种财税政策来激发社会的研发投资是各国政府的一个必然选择。
从总体上说,政府运用各种财税政策提高或激发社会的研发投资主要来自于两大方面。其一是需求方面,也就是通过对研发活动的直接财政补贴或税收激励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弥补企业没有完全得到的收益。这些措施在资本市场更加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会更加有效,因为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首先,由于缺乏足够的风险资本的加入,企业不能通过外部融资来分担风险,大企业可以转向通过内部融资的方式来进行研发活动,中小企业则会因为缺乏风险资本的加入而无力承担高风险的研发投资;其次,由于在更加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中道德风险更加严重,使得企业为研发融资的成本更高,从而减小了对研发的投资。当政府通过实施各种财税政策参与社会的研发活动时,则会大大改善这种研发不足的现象,从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最后是供给方面,政府可以发挥财政力量,通过增大对教育的公共开支,尤其是增大对高科技人才培养的支出从而为社会供给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显然,在相同的研发强度下,具有更多的科研人才会提高社会科技创新的效率和产出,从而激发更多的研发活动。
事实上,政府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出发的各种财税政策的效果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市场环境以及不同的产业中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影响企业创新的除了政策因素之外还有很多,比如经济的开放程度、市场结构、企业的规模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等,而这些因素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所以,分析财税激励政策的有效性需具体考虑产业的内外部环境。本文分析促进我国信息产业自主创新的各种财税激励政策的选择。
2 运用财税政策促进我国信息产业自主创新的必要性
首先,信息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信息技术是一种面向全社会各行各业的通用性关键技术,较强的渗透性吸引了世界各国对其发展的重视和支持。我国正处在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对改造我国传统产业、促进其他各行各业的创新和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有着重大意义。不断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实施信息化战略,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我国信息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经历了起步阶段、创建阶段,进入到了目前的迅速发展阶段。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销售收入翻了一番多,从3.1万亿元增长到了7.1万亿元,年增长率高达24.8%。电子信息产业已成为我国工业中发展速度最快、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和先导性产业。
尽管我国信息产业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也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但从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通过下表可以看出,我国办公、会计和计算机制造业以及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研发强度(用研发投入与工业增长值之间的比例来衡量)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还远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我国信息产业的研发投入不足,而研发投入是自主创新的根本保证,所以政府应该通过各种财政政策来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
再次,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信息产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我国信息产业面临着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加工制造的基地,但我国信息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在很多核心技术上没有自主产权,尤其是在集成电路、系统软件、元器件等核心技术上,研发能力甚为薄弱。这导致了我国仍处在整个产业价值链的底端,产品附加值较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或通过制定更高的技术标准以及设置更多的技术壁垒来加强对信息技术的控制,或通过在我国国内大量申请专利来占领我国市场,加大了我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难度,阻止了我国信息产业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综上,只有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使我国信息产业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真正把我国信息产业做大做强。
3 提高我国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选择
3.1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大对重大产业项目的财政支持
由于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一直以来信息产业技术创新自然地选择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虽然在实施积极的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下,技术创新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并且个别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整体上没有处理好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关系,技术消化吸收的效率比较低,在大多数核心技术上还与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从国外信息技术创新提升的过程来看,无论是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美国,还是实施技术追赶的韩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对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核心技术的行政干预和统筹安排。所以,必须要通过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对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具有战略地位的核心技术进行攻关,从而获得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3.2 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财政投入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1995—2008年,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科技活动经费中由政府筹集的平均比例为4.4%,企业筹集的平均比例为85%,通过金融机构筹集的平均比例约为10.5%;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科技活动经费中由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筹集的平均比例分别为2.9%、88.8%和8.2%。这说明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科技活动资金主要由企业自身筹集,由政府筹集的数量相当有限,而在我国信息产业整体的研发投入不足以及其他渠道融资不畅的情况下,增加政府财政的直接投入和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扶持力度,是提高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措施。
3.3 通过制定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
与政府通过直接的财政支出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相比,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自主研发将起到不完全相同的效果。首先,从理论上说,政府加大直接的研发投入可能会和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互补,也就是起到促进私人研发投资的作用,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对整体研发投入增加的效果并不明显,但税收优惠的激励政策直接降低了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成本和风险,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其次,税收优惠政策可能更有利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的建立。在制定具体的税收政策上,一方面要根据企业新产品开发、新技术研发、技术引进等各种科技活动支出制定相应的税收抵扣额,另一方面要不断优化税制,提高税收政策的可操作性,并对各种技术创新的性质进行区分,特别对应用性广的信息技术给予较大的支持,提高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信息技术的应用。
3.4 通过财税政策为企业自主创新融资创造条件
信息产业所包含的大多数行业均属于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的特点是具有更多的创新机会,同时由于技术的高端性以及技术更新快的特点导致了其研发的更大风险性,所以,通过金融市场为信息产业研发融资的难度更大。政府一方面可以制定通过财政提供贷款贴息的鼓励政策,也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为研发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鼓励和推动风险投资资金的形成,从而促进民间资本对研发投资的支持。
3.5 加大对信息产业高素质技术人才培养的财政投入
人才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根本保证,也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leiponen(2005)研究认为,在控制研发强度的条件下,技术性劳动力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并且colombo和grilli(2005)的研究发现,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言,政府对高素质专业性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其他形式的教育支出更加有效。针对我国信息产业目前专业性人力资本缺乏以及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政府必须从供给角度加大对高素质技术人才的财政投入,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激发科技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营造人才成长的优良环境,加快建设高素质技术人才和各类创新人才队伍,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范红忠.有效需求规模假说、研发投入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j].经济研究,2007(3).
[2]胡志坚,冯楚健.国外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有关政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1).
[3]高培勇.进一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j].经济研究参考,2010(6).
[4]丛明,朱乃肖.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若干问题的研究[j].税务研究,2010(1).
[5]代明,牛昕,戴毅.创新导向型财政政策研究综述[j].财会月刊,2010(3):89-92.
[6]陈向明,罗贤栋.企业自主创新存在的问题及财政扶持对策[j].地方财政研究,2007(3).
篇3
【关键字】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现代社会
1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1 隐瞒收入
以河北省为例，有的部门编制部门预算时少报上年结余资金和事业收入，有的部门编报部门决算时隐瞒年末结余资金；有些部门收取的行政性收费、罚没款等非税收入未及时足额上缴财政，有些部门超出批准的预算安排支出或自行调剂预算支出。
1.2 私设“小金库”和公款私存，挤占挪用
以河北省为例，工商系统被查出“小金库”的主要是将收取的企业登记费、门面出租收入交易费等未入账，而是用于职工福利、购车等开支；将收取综合管理费、市场管理费、服务费、摊位费、治安费、水电费等分别存入存折；有些工商局的出纳员将规费收入和经费结余以个人名义存入存折，直接在账外列收列支。
1.3 拖欠、截留应缴预算收入和财政专户资金
以河北省为例，主要表现在：截留、拖欠应缴财政预算的企业注册登记费、商标注册费，经济合同签证费收入；截留、拖欠应缴财政专户的集贸市场管理费资金等。
1.4 违反规定超范围乱收费乱罚款
以河北省为例，有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内容、范围、及标准收费，擅自立项收费，超范围收费，超标准收费。其中一些工商部门超范围收费，主要是继续执行2006年财政部、国家计委取消了汽车、钢材交易市场管理费。据统计，2008年全国共清理掉不符合规定的收费项目68项，清理关闭银行账户11578个。
1.5 没有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
以河北省为例，在预算管理、收费“收支两条线”方面主要有经费超支严重，没有依法办理经费追拨手续、一些地方没有严格贯彻执行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的规定、部分地方票据管理中存在较大的管理漏洞、规费代征管理普遍松懈等问题。
2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财务管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从总体上看，上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违纪问题的产生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2.1 客观原因
2.1.1 历史原因
（1）业务经费不足：以河北省为例，一方面：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减费因素不断增加，决定收入呈现停滞或下滑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监管任务的不断加重，工作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工资因素和办公消费指数上升，决定支出呈现递增趋势。在目前工商财务体制不变情况下，收入和支出矛盾较大，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经费都出现紧张局面。
（2）经费保障能力较弱：以河北省为例，由于工商行政部门业务经费不足，经费保障还不能完全到位，部分地区仍然使用行政性收费来保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各项经费需要。
2.1.2 工作性质原因
工商管理局除管理正常经费外，还要按规定要求进行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收、管、用、缴”工作。这就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内部财务管理的难度，也为财务管理的违法违纪问题的出现提供了可趁之机。
2.2 主观原因：
2.2.1 缺乏科学的理财思想
以河北省为例，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内部没有充分认识到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的重要性，守法意识差；没有树立预算观念；没有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办公的思想。
2.2.2 财务管理制度、体制不完善
以河北省为例，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财务公开制度、财务内审制度、财务检查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基建工程管理制度、罚没物资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不完善，在体制上没有落实新的财务管理关系等，给违法违纪行为提供了漏洞。
3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财务管理应采取的对策
针对上述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财务管理。
3.1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树立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的理财思想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树立法制观念、预算观念，还要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办公思想和提高效益的思想。
3.2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财务制度建设和财务体制建设
3.2.1 加强固定资产管理
一要设置专门管理机构。对固定资产的管理要落实到部门，有专人负责，统一登记、管理。二是建立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论文百事通
3.2.2 推行政府采购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效益”的原则，大宗办公用品、仪器设备、装修装潢等消费品集中由政府采购，提高资金支出的透明度和资金使用效益。
3.3 建立高效严格的财务管理体制
3.3.1 适应上下级关系的变化，迅速转变观念和行为方式
下级机关要坚决地贯彻执行系统财务管理办法，经常向上级局汇报财务工作的情况。上级机关要加强对下级局的财务监督管理工作。
3.3.2 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
3.3.3 建立顺畅快捷的上缴下拨渠道
在系统内部，抓好票据的使用和管理，做到应收尽收，应缴尽缴。在外部，要解决好与省财政的关系，加快经费的核拨速度；加强与银行的联系，解决划款的时间问题、代收代缴款的上划问题和代收网点问题。
3.4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3.4.1 加强财务人员政治业务培训
财务人员要努力学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保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3.4.2 加强财务会计知识，提高会计电算化管理水平
财务会计人员要努力学习财务会计知识，精通业务，做到人人持证上岗。对于那些业务不精且不努力学习的人员进行淘汰。要有效的发挥全系统对工商财务软件操作作用，不断提高全系统财务人员电算化水平和账务规范处理能力，提高办事效率。
参考文献：
[1] 雷月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财务管理有待强化[J].广西会计，2001， （6）：14-15.
[2] 黄雪梅.搞好工商行政财务管理工作必须要树立五个观念[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2）：48-49.
篇4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篇5
关键词 新古典综合派宏观财政政策
一、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概述
新古典综合派是在二战以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宏观经济学”是在凯恩斯基本理论基础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综合在一起而形成了。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以及分配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则被冠以“微观经济学”的名称。
新古典综合学派是继“凯恩斯革命”之后起初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学派,又先后自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Post-Keynesian Mainstream)”和“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
反映这个学派理论观点的代表著作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减少失业、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制度方面,主张混合经济论,即公私机构共同对经济施行控制①。
二、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对各经济体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受其影响,经济已告别“高增长、低通胀、贸易流量大幅增长”的黄金时期,经济增长减速、就业压力加大与贸易保护抬头使各国步入“多事之秋”。 美国第四季度GDP下降了4.5%,剔除贸易的贡献,内需增长下滑显著,个人消费和投资等降幅都比较大,制造业遭遇到近30年来最为严重的衰退,新的订单和产量也降到了1948年以来的最低谷。与美国相似,欧盟经济前景堪忧,日本经济也添内忧外患,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②。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中国也不能幸免。我国的GDP已增长放缓,已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跌落至个位增长③。
三、从新古典综合学派角度评析我国当前财政政策
从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角度,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和扩张性财政政策思想的基础上,新古典综合派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主张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减少经济周期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我国目前处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经济增长下滑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我国。现阶段我国应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从需求、供给、制度改革等多个角度入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如当下热议的四万亿投资扩大内需之事: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④。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第二个创新是主张在经济上升期实行赤字预算、发行国债,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当前我国四万亿扩大内需资金的来源,中央政府承担11800亿,其它近三万亿。
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有特点,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不同,因此在使用哪一项政策时,或者对不同的政策手段搭配使用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政府应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地决定。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方面,新古典综合派有两个基本主张:一是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重要。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相机抉择”。
新古典综合派又提出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种经济目标。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即政府针对个别市场和个别部门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宏观经济政策在总量控制过程中给经济带来的较大震动,使得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更为灵活有效。例如,财政政策在稳健的前提下可采取有针对性的结构性松动措施。如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及社区医疗等薄弱环节及弱势群体的支出,尤其要加大对灾后重建以及中西部县域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同时提高税率水平,这样也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1]潘醒东.论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3.
[2]马宏范.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财政政策选择.经济研究参考.2009.7.
篇6
［关键词］政府信用；创新；国债转贷
作者简介：侯合心(1958―)，男，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昆明，650221)，副教授。研究方向：货币政策理论与商业银行改革。
到2006年底，中央财政累计发行了约10500亿长期建设国债，在所筹集的10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资金中，约三分之一是由中央财政以转贷款方式间接注入投资领域的。［1］国债资金实行转贷，是中央财政在政府信用运作方面的一项创新，这一创新的理论机制是：在国债资金运作中引入效益约束，借以强化政府信用的经济效率。但是，在信用经济学领域里，政府信用是一个与一般社会信用有着显著区别的特定信用范畴，因此，改变资金运作方式是否能够真正提高政府信用运作效率，值得研究。
一、政府信用的理论发展与政府信用创新
（一）政府信用理论发展历史追溯
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为界，政府信用理论发展大致可划分成为两个大的时期。
1.以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时期。从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肇端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创立，经济学理论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尽管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如新古典主义、奥地利学派、德国学派等，但总的说来，理论发展的基石仍然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由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思想主旨是自由经济和市场自我均衡，加之18、19世纪欧洲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导致这一时期有关政府举债研究的视角主要是政治而非经济的。亚当•斯密在其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中辟有“论公债”一章，专门讨论国家举债，但重点是从政治的角度透析国家举债的两大原因，即战争和奢侈。［2］(269)在亚当•斯密以后，英国的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法国的简•巴蒂斯特•萨伊等经济学家，均在其政治经济学著作中讨论到国家举债。他们的研究视角虽然重点仍然放在讨论国家举债性质，但已出现了从信用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国家举债的端倪。如萨伊在其理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公共信用健全”的问题。［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针对有人提出发行一定数量的公债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投资对象是合乎需要指出：“……就这一点来说，国债提供的便利是必不可少的”。［4］大卫•李嘉图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还就公债价格对证券市场和利息率的影响进行讨论。
2.以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时期。1936年凯恩斯《通论》发表以后，经济学理论领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从政治和经济双重意义看，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不仅与资产阶级革命关于对政府权力进行合理限制的政治学宗旨存在着某些微妙冲突，而且也与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核心思想发生了一些在当时看来难以调和的矛盾。仅就政府信用理论研究看，由于历史背景特殊，在《通论》发表前，凯恩斯有关国家举债的研究也几乎都与战争有关，［5］但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对政府信用理论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为政府信用理论摆脱政治视角局限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学基础。二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基本结束了传统的、直接以战争为理由向公众举债的历史，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进入高速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历史时期后，世界各国政府发债筹集资金的政府信用行为，已完全奠基于政府调控和管理经济的需要。
（二）我国国债转贷政策与政府信用创新
以上所作的分析表明，在政府信用理论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真正产生变化的是政府信用理论的研究视角，而不是政府信用的信用方式。政府信用方式未构成政府信用发展变化的重要内容，原因在于政府信用的基本规范一直保持着固有的形态。虽然在政府信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信用工具、筹资方式等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政府信用作为社会信用总体构成之一种，其基本规范，如整体信用行为过程、筹资主体信用定位及信用资金运作基本流程却始终保持着常规形式。这里我们撇开历史以来政府举债原因不论，政府信用的本质基本可以概括为：政府以金融工具为载体，以国家政权为基础，面向社会和市场直接融资，在整个信用行为过程中，政府既是资金筹集者，同时还是资金使用者。
改变国债资金的运作方式是我国政府信用的一项创新，政策构思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对转贷政策进行信用理论分析和政策实践考察后我们发现，政府信用资金运作方式改变对政府信用基本规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仅仅从政府本身看，它引起了政府信用基本规范的两个重要改变：一是中央财政虽然还是公共信用的债务主体，但已不再是公共信用资金的使用主体；二是国债资金的运作管理不再是“资金使用”的意义，而是具有了“信用运作”的意义。如果进一步从财政功能和金融角度分析，引起政府信用基本范畴改变的实质性影响将更为深远。从这个意义上讲，1998年以来所实行的国债转贷政策，作为政府信用创新内容虽然具有理论积极意义，但是否具有实践积极意义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转贷政策与政府信用改变
（一）常规政府信用分析
以国债资金运动链为基础，可将常规方式运作国债资金的全过程划分成为四个环节：第一是国债发行。即政府通过发行证券，从广大民众手中将资金筹集起来的阶段，从金融理论角度看，这是一个具有典型信用特性的阶段，因为债券发行成功，也就意味着资金使用权已从国债购买者手中分离出来并转移给了政府，政府则因为获得一定时效的资金使用权而必须向资金所有权者支付资金利息。第二是国债资金使用。国债发行完毕后，资金即在政府预算账户上聚集，政府紧接着会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既定的政府支出。政府运用国债资金的行为归属于财政预算支出范畴，而不归属于社会信用范畴。第三是偿债资金归集。政府为了确保证券到期时向证券持有人还本付息，就需要有目的的归集偿债资金，而还债的资金取自于税收，偿债资金的归集过程也就是财政预算收入安排过程，因而不属于信用范畴。第四是国债兑付。当证券到期后，政府就要按照既定的还本付息条件兑付国债，很显然，这是资金使用权与所有权重新归于统一、债权债务得以解除的过程，因而属于典型的信用范畴。
（二）政府信用改变分析
以转贷方式运作国债资金，国债资金的信用环节发生重大改变，并导致了政府信用改变，以下从信用实践和金融理论两个方面来讨论政府信用改变问题。
1.基于政府信用实践的分析。在常规政府信用方式下，政府信用实践和管理主要是中央财政的事情，地方财政实际是处在政府信用运作管理体系之外的，但在国债转贷政策下，政府信用实践和管理延伸到了地方财政部门，并且，政府信用改变在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
(1)从中央财政层面看，转贷政策下国债资金的筹集和债券到期后向公众还本付息，与常规方式运作国债没有区别，但政府信用资金的使用和偿债资金的归集却发生了根本改变。从国债转贷资金运用环节看，中央财政是采取与地方政府签署转贷协议的方式，将国债资金以贷款的方式注入到项目上去的。［6］由于中央财政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标准的借贷关系，中央财政的国债资金使用，已不再是依靠自主性财政收入来平衡的预算支出行为，而是被改变成了一种与银行“发放贷款”可以等同的信用行为。此外，从与国债转贷部分相对应的公众债务还本付息资金归集过程看，偿债资金不再取自中央税收，而是来自于地方政府和项目企业的还本付息资金，资金回流不再是自主性财政预算收入行为，而是债务人依据借贷合同履约的行为，因而中央财政归集偿还公众债务资金的财政预算行为，实际改变成为与银行“回收贷款”可以等同的信用行为。
(2)从地方财政层面看，国债资金转贷地方后，使用主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地方政府；二是项目企业。［7］当地方政府自己作为国债资金使用主体时，转贷资金则投资于政府的基础性建设项目，原来意义上 “无偿使用中央财政资金” 的行为，被改变成为“有偿使用贷款资金”的行为，从信用形式上分析，此时的地方政府则相当于中央财政的 “贷款客户”。当转贷资金到期时，地方财政必须以其预算内和预算外可用于建设的财政资金归还贷款本息，如果将中央财政的“贷款”行为与地方政府的“还贷”行为联系起来看，它具有与银行贷款客户归还银行贷款等同的信用特质（区别在于中央财政不收取利差）。对于项目企业作为国债资金使用主体而言，地方政府则处于发放转贷款的位置，这是因为国债资金是由中央财政统一转贷给地方政府的，债权债务关系表现为：中央财政将资金转贷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将资金转贷给项目企业。理论上，地方政府处在先借入国债资金，再将国债资金贷出的信用中介地位。很显然，财政作为信用中介借入再贷，是历史上没有的一种新型政府信用形式，“借入”和“贷出”行为显然都不属于常规的政府信用行为，同时也不属于财政预算行为。就这个意义上说，国债资金实行转贷，实际使地方财政改变成为 “信用中介”。
2.基于金融理论的分析。发债和偿债分别是直接金融的起点和终点，作为直接金融的政府信用也不例外。但转贷方式运作国债资金后，政府信用的直接金融特性被改变成为间接金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央财政作为筹资者不再是资金的直接使用者，国债资金运作的四个主体――公众、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项目企业之间的关系已全部被信用关系覆盖。政府信用从直接金融改变成为间接金融，可由国债项目企业不能还本付息的情况下得以充分证明，由于国债资金转贷到地方项目的过程，同时也是地方财政层层签署转贷承诺协议的过程，只要项目企业违约并不能还本付息，地方财政一是要被迫用财政资金垫付项目企业还本付息亏欠，所遭遇的预算风险与银行遭遇 “流动性风险”等同；二是要面临如何处置因项目企业违约而产生的资产问题，其实质与银行处置“风险资产”等同。
三、政府信用改变效应
（一）潜在地改变了社会信用现状
从信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政府信用改变对社会信用现状将产生以下三方面影响。
1.潜在地扩大了社会信用总量。在没有改变国债资金运作方式的情况下，中央财政作为直接融资主体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其在整个社会信用中的信用定位与一个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发行长期债券并无二致，其信用量均按照筹资规模大小直接计入社会信用总量。当国债资金实行转贷后，虽然筹资环节没有发生改变，但所筹资金使用环节发生了重大改变，国债资金运动过程所反映的信用环节已远远大于常规政府信用。尽管在社会信用统计中，国债直接融资总量占比仍然保持不变，但由于各级财政之间、地方财政与项目企业之间，发生多次借贷、多次信用承诺，国债资金运动所包含的信用总量实际已被大大扩张。中央财政以常规方式运作国债资金时，一元钱国债资金，仅仅就表现为“一借一还”的信用过程，但以转贷方式运作国债资金，一元钱国债资金不再只是“一借一还”的信用过程。依据地方国债转贷资金现行管理规定，国债资金转贷到县一级后，从中央财政发债筹资开始，一元钱国债资金的信用环节可达到“五借五还”。①“五借五还”的信用过程所反映的信用总量，显然远远大于常规政府信用下“一借一还”所反映的信用总量。
2.潜在地增大了整个社会信用风险。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是因为国债转贷使同一笔资金的借贷次数增加。依据信用风险理论一般原则，风险总量与信用规模和风险点是正相关关系，而风险点又与借贷次数直接正相关。假定每一次借贷发生风险概率相同，如果我们用方差来表示同等信贷资金规模之下，每发生一次借贷的风险量，以RB(1)和RB(2)来分别表示常规方式和转贷方式运作国债资金的风险总量，那么，常规方式运用国债资金，即中央财政将国债资金直接无偿拨付给地方使用的情况下则有：
3.在商业性信用风险与财政预算之间构建起一种关联关系。一般情况下，微观的商业性信用违约风险是不会对财政预算构成直接影响的，但国债资金转贷后，政府信用改变成为间接金融并直接与国债转贷资金项目效益、国债项目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相关联。国债转贷项目投资效益一旦出现问题，使用国债转贷资金的项目企业就会违约，就会无力向中央财政还本付息，国债转贷资金就不能正常回流到中央财政。这一情形一旦出现，首先会造成地方财政垫付资金向中央财政还本付息，项目投资效益和项目企业经营行为实际就成为影响地方财政预算的不稳定原因；如果这一影响进一步扩大，最终导致地方财政无力垫资向中央财政归还本息，中央财政就会被迫垫付资金偿还公众信用，中央财政原有的预算平衡就会被意外打破，国债项目投资效益和项目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而也就成为影响中央财政预算的不稳定原因。［8］
（二）间接引起财政功能错配
财政功能错配主要是指：在国债转贷资金运作和管理实践中，现有财政职能与实际管理需要之间不匹配。
1.中央财政层面上的功能错配。从常规政府信用运作看，中央财政始终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代表国家管理整个政府信用，包括国债发行和兑付的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二是在金融市场上充当直接融资主体。就第二重身份看，中央财政既是筹资主体也是所筹资金的使用主体。国债资金实行转贷后，国债资金所反映的政府信用从直接金融改变成为间接金融，尽管中央财政作为政府信用管理者的身份没有发生改变，但作为筹资主体的身份却发生了改变，即中央财政成为间接金融主体而不再是直接融资主体。由于中央财政的政府信用行为不再限于发债和兑付，而是扩展和延伸到政府信用资金的借贷管理，中央财政国债资金运作实际相当于一种金融中介行为。但中央财政作为国家预算管理和政府信用管理的职能部门，无论是内部组织架构还是功能设置，无论是管理制度体系还是人才知识结构，都不具有间接金融运作管理的功能。
2.地方财政层面的功能错配。地方财政不具有管理政府信用的职能，同时也不是金融意义上的直接融资主体。但是在国债转贷资金的运作中，地方财政同样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就自身使用国债转贷资金而言，地方政府是中央财政的“贷款客户”；二是就转贷项目企业的国债转贷资金而言，地方政府是相当于承做资金零售业务的“信用中介”。常规政府信用之下，当中央财政按照无偿方式运用国债资金时，地方财政是以预算方式接受中央财政拨款，只承担按用途使用资金的职责，不需要以信用管理方式去管理这些资金，国债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与地方财政预算功能并行不悖。
真正导致地方财政功能错配的是转贷给项目企业使用的那一部分国债转贷资金的管理，就这一部分国债资金的资金关系而言，项目企业实际是地方财政的“贷款客户”，国债项目资金一旦违约，必然导致地方财政垫资，信用风险必然转为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财政近似于承做信用资金零售业务的“信用中介”，履行的是间接金融经营管理职责。在我们国家，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在职能和功能设置上是一体的，所以，地方财政同样不具备对间接金融行为进行有效管理的功能。
四、简短结论和思考
理论上，以有偿方式使用国债资金，在政府信用运作中引入效益机制，对于提高政府信用资金的使用效率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国家审计署2003年6月、12月两次国债资金审计报告和一些文献反映的情况看，国债资金投资和管理低效实际已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2007年是地方政府开始向中央财政还本付息的第5个年头，②根据国债转贷的时间梯度估计，到2008年，各地方政府和项目企业将进入向中央财政还本付息高峰期。进入还本付息高峰期后，一些国债项目效益问题突出的地方，［9］国债转贷资金问题就会转化成为现实的社会信用问题和财政预算问题。
鉴于以上分析和国债转贷资金的现状，要达到从政策制度上解决政府信用创新中遇到的问题，政府信用管理部门应着手做两个方面的重要工作：一是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国债转贷政策的科学有效性进行再评估。一般而言，对于任何一项经济政策，不仅要从经济理论上深入分析其科学合理性，避免引起政策概念判断混乱，而且还要从实践意义上去考察政策与政策实施环境之间的匹配水平。如果不具备一个可以保证既定政策目标实现的政策运行环境，即使理论上具有一定合理性，政策的实施也是应该慎重的。二是要根据国债转贷政策实践需要，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现时的情况是，国债转贷政策上的政府财政功能错配问题，在地方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促进国债转贷资金的后续管理，财政功能错配效应必须予以弱化，很显然，我们不能企图从财政部门的组织架构和功能改造等去实现和达到这一目的，最可行的办法是调整和完善现有的国债转贷资金管理制度。总的来说，国债转贷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应从国债转贷资金的间接金融特性出发，尽可能参考银行资产管理和风险控制原则，使管理制度与管理需要相适应，最终到达弱化财政功能错配的目的。
从2003年以后，中央已逐步减少了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国债转贷方式运作的资金也相应减少，但毕竟在过去9年时间中，已有近4000亿国债资金以间接金融的方式投入到实际经济领域，以每1元国债资金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5元来计算，［10］约4000亿元的国债转贷资金实际带动全社会投资是2万个亿，如果这一估算大体符合实际的话，国债转贷资金低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就将不仅仅局限于国债转贷资金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在2008年国债转贷资金还本付息高峰期到来之前，加紧对相关制度的研究和调整，显然是
具有现实意义的。
注 释：
①“五借五还”：只要项目企业不能按预期实现投资效益，归还国债转借资金本息受阻，层层财政垫资偿还国债转贷款的过程，表现为以下复杂的信用关系：企业向县财政借钱，而这笔钱又等同于县级财政向地区财政借，以此类推，地级财政向省级财政借、省级财政向中央财政借、最后是中央财政向公众借，正好发生五次借贷。
②根据1998年财政部公布的《国债转贷地方政府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中央转贷款的最长期限发达地区为6年，西部地区为10年（农村电网均为15年）。2001年6月16日，财政部又以“修订《国债转贷协议》部分条款”方式下文，全国统一将国债转贷资金的偿还期限延长到15年，还款宽限期也统一由原来的2年延长至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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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ment Credit：An analysis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nding Policy of Treasury Bond Fund
Hou Hexin
Abstract：The lending of the Treasury bond fund is one kind of innovation of the operation way of government credit. Theoretically, it is advantageous to enhance the using efficiency of the Treasury bond fund to use the Treasury bond fund adopting the way of credit. But, according to all kinds of auditing reports and literature, it has the obvious disparity between theoretical expectation and the real effect of the lending police of the Treasury bond fund. As the “fastigium” of refunding is coming in 2008, the low efficiency of the Treasury bond fund gradually shall become the real credit problem.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timing to think again with the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ment credi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篇7
关键词：海外并购 金融支持 金融所有权优势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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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篇9
当前，国内外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相关的财税政策研究，大致是沿着理论分析和实践分析两个方面展开的。
1.1“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典型的有两种思路。其一，财政分权与相关财税政策设置。早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因为各个地区居民的偏好并不完全不同，所以由地方政府有所区别地分别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显然比整齐划一地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更有效率。Oates（1972）认为中央政府应当赋予地方政府提供相应地方性公共物品的财政收支权力，这样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Tiebout（1956）指出，如果居民具有充分流动性，地方政府就会根据本地区居民的偏好设计出迎合他们需求的公共产品，进而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适当的分权化制度安排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维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进而推动经济发展。Qian和Weingast(1997)提出，财政分权有助于形成一种称之为“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明确划分彼此的责权利，并由地方政府承担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责任。这样一种体制能够形成一种有助于保护市场的地区间财政竞争，政府间的竞争对地方政府随意干预市场构成了约束，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强化对预算的硬约束，并促进经济的发展。杨之刚（2006）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按照共同同意的决策规则，在各个公共服务领域内明确地划分责任。政府间财政分权不仅要对政府职能进行有效配置，同时，合理的收入分享制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符合法定程序的举债制度等是不可或缺的，最优的分权度需要针对不同的政府职能或政策任务具体地一一考察。其二，纵向税收竞争与相关财税政策设置。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学者开始考察国内纵向税收竞争问题。国内纵向税收竞争是把双刃剑。一方面，适度、合理、规范的税收竞争可以调动中央、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防止中央政府因为税权过分集中而引起效率低下、官员腐败等问题；另一方面，纵向税收竞争如果过度、不规范，就会使中央政府难以筹到足够的财政资金，以履行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宏观调控职能等严重的问题，甚至还有可能引致国家分离等政治问题。Dahlby(1996)分析了财政外部性包括纵向税收外部性与政府间转移支付机制设计问题；Keen(1997)详细分析了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中的纵向税收外部性问题；Besley和Rosen(1998)则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在石油、烟草税设置上的纵向外部性问题；Sato(2000)也就财政外部性和联邦制国家的有效转移支付问题进行了研究；Wilson(1999)则研究了国内纵向税收竞争与征税过度问题；Br?ulhart和Jametti（2003）则从实证的角度详细分析了瑞士的纵向税收竞争问题。
1.2“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分析。学者的研究主要根据我国早期“省直管县”改革实践（例如浙江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市管县”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优劣比较。与“市管县”相比，“省直管县”具有以下优势：①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市管县财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制约了农村的发展，不利于城乡统筹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实行省直管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实质就是“扩权强县”与留利于农村，体现了关注“三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新理念，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②有利于提高财政管理效率。实行省直管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后，相应地减少了地市级中间管理环节，可有效地避免管理效率的递减，防止财政资金的层层盘剥和滞留，增强了省级财政的调控能力，提高了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和周转速度。③有利于扩权强县和富民强县。实行省直管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后，能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④有利于缓解县级财政困难。实行省直管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后，省级财政按财政管理体制直接结算到县（市），既能避免地级市集中县级财力的“市刮县”问题发生，又可以使县级财政困难直接反馈到省级财政，从而省级财政能够直接解决县级财政困难。同时，也要看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负面影响：加大了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监管的工作量和难度；行政管理与财政管理不同步；制约了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可能造成县域开发的无序进行。其次是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财税政策。正是考虑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负面影响，学者们纷纷提出了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财税政策：①相对确定的各级政府事权的确立。各级政府事权的确定是一个由何级政府承担才能最有效率的问题。事权的相对确定性，不是说事权不能变，而是要求每一次事权的变动都应该有对应的财力变动，即事权变动有相应的财力支持。②税权、收费权、发债权、国有经济与国有资源收益权等地方财权的重新划分。税权的界定，要综合考虑税收的征收成本、政府所承担的职责以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等因素。如个人所得税就是一个与收入再分配和经济稳定密切相关的税种，从政府职责实现的目标来界定，应属于中央政府征收的税种。收费权往往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直接对应。一般说来，收费仅针对受益对象明显的公共服务，但这不是说所有受益对象明确的公共服务都应该收费。现代政府负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责，应保证提供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全口径预算(综合预算)的要求，政府收费不仅要纳入预算，而且收费权也应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进行分配。③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财权划分并不能完全解决事权与财权的匹配问题，而财政转移支付可弥补这一缺陷。应尽可能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标准收入的测算将融入更多的激励因素，考虑更多的财政努力因素，以尽可能减少其负激励效应。专项转移支付则应尽可能使决策公开透明，并在一定范围内引入竞争机制。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地方政府参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竞争，以尽可能降低政策目标实现的成本。再次是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条件。①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政非常重要，政府各项事务都与之紧密相关，政府的各种活动都会对之产生影响。为确保“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成功推进，需要进行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②行政区划调整。从浙江省的经验来看，辖区面积小和各县（市）之间距离近是其实行“省直管县”独特的地理条件。实行“省直管县”后，全国多数省份除了管理数量较少的地市之外，还要管理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县的财政。这无疑会急剧增加省财政的压力，增加省级财政的工作量，对省级财政管理能力也是一种考验。虽然信息化的推行可减少一定的工作量，但从根本上看，还需要对一些面积小、人口规模小的县市进行合并，以减少工作量。
2湖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与初步成效
2.1改革的内容
2.1.1推进湖南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的财税政策研究。财政分权有助于各级政府明确划分彼此的责权利，并由地方政府承担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责任。这种体制能够形成一种有助于保护市场的地区间财政竞争，政府间的竞争对地方政府随意干预市场构成了约束，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强化对预算的硬约束并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财税政策有许多工具可以运用，通过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能够为促进湖南地方财政分权和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1.2促进湖南地方层级政府之间良性税收竞争的财税政策研究。适度、合理、规范的税收竞争不但可以调动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而且还可以防止各级政府因为税权过分集中而引起效率低下、官员腐败等问题。在这方面，将利用各种财税政策允许地方根据当地税源情况，行使必要的税收管理权，以提高税收制度的效率。
2.1.3推进湖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财税政策研究。省直管县部分解决了不同层级政府财政的分工问题，但与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要求的财政体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配套的财税体制改革与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在结合国家政策基础上，我们将对湖南地区如何制定和实施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财税政策，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述，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2.1.4推进湖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条件的研究。“省直管县”的推进成效与其配套条件紧密相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等都是十分关键的因素。这些方面都可以充分发掘财税政策的着力点。
2.2主要观点
本论文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以财税政策来促进湖南地方财政分权和地方自治，这也是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二是财税政策应有利于构造湖南地方各级政府间良性的纵向税收竞争。三是与湖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配套的财税政策要紧密配合。例如相对确定的各级政府事权的准确划分，税权、收费权、发债权、国有经济与国有资源收益权的重新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等。四是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配套的条件要跟上，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等。五是应借鉴包括浙江等省在内的国内先进经验，在财税支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有所创新，包括努力争取更加广泛的中央财政政策支持，这些都是促进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
2.3理论创新程度与实际应用价值
2.3.1创新程度。迄今为止，关于财税政策支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更多的研究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对于在地方区域层面上研究这一问题，无论国内外都还存在较大理论和政策研究空白。通过密切结合湖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在此方面将会有重大的创新，而且在财税政策运用方面也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篇10
【关键词】财政税收 公共资源 科学方法 实践和实证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和财政税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指导方法，其中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财政税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认识事物和分析事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财政理论与实践研究有了科学的基础，使其不致被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和阶级偏见所左右。认真学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入领会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和方法论原理，对于促进财政税收理论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财政税收领域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矛盾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所固有的对立和统一及其关系，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全面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可以解决具体矛盾。矛盾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和非重要方面之分，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首先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同时也要注意非主要矛盾的解决，学会统筹兼顾。
财政学在一定程度上研究社会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和社会公共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关系，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公共资源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将它们满足于社会公共需要，这是财政学的研究内容。财政学作为经济学中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必然要面对资源稀缺性和人类欲望无限性这一经济学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经济学的世界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如何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在既定成本约束条件下如何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市场机制在资源既定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资源，经济体在既定技术和要素投入条件下如何实现稳定快速增长，如何利用现有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引导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学和财政学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首先必须正视，不能无视，更不能回避，只有承认这些矛盾，我们才能形成对经济学和财政学学科的科学认识；其次，既然这些矛盾和问题普遍存在，我们就必须具体分析和研究这些矛盾和问题，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各自的特性，从中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最后，我们还须分清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重要方面，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产品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在经济主体之间合理分配，这是经济学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只有将这些主要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好了，其他的矛盾和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二、正确把握社会主体的内容和范畴，在财政税收专业领域研究中凸显人文关怀
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的存在状态是社会发展的尺度，离开了人的存在状态和发展状态就谈不上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内容。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要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部门在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同时也研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问题。具体来说，财政学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将由其凭借国家权威和国家强制力集中起来的社会资源合理分配给人民的问题，由此看来，财政学不仅是研究财富和资源分配的学科，更是研究人的学科。我们在财政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以人为主体进行研究，研究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对人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程度。比如，在关于财政学中的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中，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保障的意义和作用，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尽可能广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研究最适税收理论中，必须研究和制定最优的税收征收机制，确保不给人民带来过重的税收负担，等等。因此，在财政学的学习过程中，在制定和研究财政政策及财政制度时，应注重人民的关切，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利益出发，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愿望。
三、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财政税收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财政税收理论研究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财政学专业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学习课本知识，获取间接经验，同时不忘实际调查取证，充分认识获取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从实践中掌握第一手材料。纵观人类认识活动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正是人类社会经济实际和国家管理实践活动的需要，才促使了财政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财政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为社会经济实践服务并指导社会经济实际，财政学中的理论，比如，福利经济学中的第一、第二定理是否说明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庇古税和庇古补贴能否纠正由外部效应导致的市场失灵；被认为运作良好的国家各项社会保障计划是否真正保障了人民尤其是最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合理以及支出达到什么样的规模才是最优的……这些财政学的理论应当而且只能由社会经济实践来检验。如果这些理论被检验为是正确的，那么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践就会使国家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如果被检验为是错误的，那我们就应及时发现其中的错误并加以纠正，将纠正后的理论再应用于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中，确保各项财政政策和制度趋于合理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