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处罚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事纠纷处罚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对于该纠纷性质的认定，区公安局认为，汪某属于妨碍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由此对汪某进行了处罚，笔者认为对汪某的行为认定为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这种定性是错误的，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执行公务的行为有以下标准：（1）该行为实施者必须是公务员或者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正式工作人员，或者是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执行公务的人员；（2）该行为实施者必须出于执行公务的动机和目的；（3）该行为必须在行政职权范围内进行，不得超越职权。单纯以公务人员的行为是否在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内进行判断是不恰当、不全面的。行政机关执行公务应当遵循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应当表明身份，可以通过着装、出示证件或佩带有关值勤标志等方式表明自己的公务身份。在本案中，任某是工商局干部系国家公务人员，但他的买苹果的行为并不属于执行公务的行为，因此汪某对其不满进行殴打并不是对公务行为的妨碍。该纠纷是个典型的民事纠纷，即平等主体任某与汪某因买卖关系发生的民事纠纷，因此区公安局对汪某行为定性为妨碍公务的行为并依据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是错误的。

2.从案情得知，对于任某和王某的民事纠纷，区公安局直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的规定，作出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并责令汪某赔偿任某的全部医药费200元。笔者认为这种行为虽不失合法性，因为调解毕竟不是处罚的必经程序，但从常理上来说，该纠纷属于民事纠纷，根据民法中的自愿协商原则，先对于他们俩的纠纷进行调解处理更为恰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9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调节处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毁损他人财物等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本案中，任某与汪某之间因商品买卖发生民事纠纷，他们之间发生了打架斗殴行为，可先由区公安局进行调节，经区公安局的调节，汪某与任某之间若达成了协议，比如达成了汪某对任某支付医疗费，赔偿道歉的协议，区公安局可以不对汪某进行处罚；经区公安局调节，汪某与任某之间未达成协议，或者他们达成了协议，但是当事人双方不履行调节协议的，去公安局应当依法对汪某进行处罚，并告知任某可以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

二．关于汪某不服区公安局的处罚的救济问题。

本案中，区公安局认为，汪某属于妨碍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的规定，作出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并责令汪某赔偿任某的全部医药费200元。汪某对这个处罚不服。由于行政处罚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且该案件是复议选择案件，即当事人可以先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法院提讼，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讼。因此这是对汪某来说，有两种救济措施，一。依法提起行政复议。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1．依法提起行政复议。⑴.行政复议当事人。汪某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在这个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中，复议申请人是汪某，若汪某死亡，则他的近亲素可以取得申请资格；因为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是做出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做出处罚的行政机关是区公安局，因此复议被申请人是区公安局；复议机关如果没有例外情况是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的上一级机关，因此本案中复议机关是区公安局的上一级机关即市公安局。本案中存在行政复议第三人，因为汪某与该行政处罚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应列汪某为行政复议第三人。⑵行政复议的申请与受理。汪某应该在知道具体处罚之日起60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常理由耽误的时间，不计入复议期间。区公安局应当在受到汪某的行政复议申请后5日内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受理，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于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告知汪某向有关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若不数以前两种情形的，自市公安局的负责处理行政复议的办事机构收到汪某的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即为受理，复议申请材料不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办事机构应该书面通知汪某补正，汪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汪某放弃行政复议申请；汪某按照补正通知的要求补正的，复议申请仍自办事机构收到之日起受理。⑶行政复议的审理。行政复议原则上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即市公安局根据书面材料查清案件事实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当事人以书面像是提出自己的申请意见和答辩意见，以书面形式提交和运用证据；汪某提出或者市公安局的负责处理行政复议的机构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书面审理以外的方式，即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甚至可以实地的调查核实证据，可以听取汪某、区公安局以及任某的意见，甚至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在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汪某说明理由，并且经市公安局内负责行政复议的办事机构的同意，汪某可以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撤回后汪某禁止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应该在受理复议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若情况复杂，不能在60内做行政复议决定，经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批准，并告知汪某和区公安局，可以延长至90日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⑷行政复议的结案，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二）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该案中市公安局经查认为，汪某的行为性质属于侵犯他人人身权利，根据《治案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的规定，仍然处以汪某10天的拘留，赔偿任某200元的医药费。⑸复议期间原则上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因此汪某如果向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在复议期间，区公安局仍然可以对汪某执行行政拘留和罚款的决定。2.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汪某也可不经复议直接提起行政诉讼。⑴该案行政诉讼的管辖。在地域管辖方面，该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为区公安局对汪某的行政拘留决定，直接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件，不仅可以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在级别管辖方面，该案不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因此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因此该案若汪某直接提出行政诉讼，则由汪某所在地或者区公安局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⑵行政诉讼当事人。行政诉讼原告必须是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人，汪某认为他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区公安局的行政处罚行为的侵害，因此在该案中原告为汪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在该案中，行政诉讼被告是区公安局。“同提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任某是治安违法行为的被害人，公安机关能否公正地处理汪某的违法行为，直接涉及到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就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因此，任某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⑶行政诉讼的和受理。该案中，汪某应该在知道作出行政处罚之日3个月内，向法院，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间的，在障碍消除后的10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由于不属于汪某自身的原因超过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期间内，若汪某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讼，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期间内。人民法院受到状后，应当进行审查，审查处理的期限为7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做出裁定不予受理。⑷行政诉讼审理中的特殊制度。法院对该案件的审理期限为3个月，从立案之日起计算，其中鉴定、处理管辖争议或者意义以及中止诉讼的时间不计算在审限内。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魏依据。地方性法规使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在该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汪某申请撤诉，或者区公安局改变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汪某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允许，由人民法院裁定。⑸行政诉讼裁判。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槛用职权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⑹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朽为的执行：

（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三）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因此本案中，诉讼期间原则上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即区公安局可以对汪某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决定，如有例外除外。

篇2

根据《广东省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保安员实行持证上岗，即取得公安机关发给的《广东省保安员资格证》的方可参加保安员的应聘。保安员的职责是：（一）保护服务单位的财产安全、维护服务场所的正常秩序；（二）保护服务区域内发生的刑事、治安案件或者灾害事故现场，维护现场秩序；（三）把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扭送公安机关或者保卫组织；（四）做好服务区域内的防火、防盗、防爆炸、防治安灾害事故等安全防范工作。保安员执勤时，禁止从事下列活动：（一）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二）辱骂、殴打他人或者教唆殴打他人；（三）处理民事纠纷、经济纠纷或者劳动争议等。如违反相关规定，情节轻微的，由保安服务公司或者内部保安组织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予以辞退，并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注销其《广东省保安员资格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以说，我省对于保安服务的管理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管理模式。

从当前广州市物业管理公司保安队伍的设置情况来看，物业管理公司的保安机构类似于《广东省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规定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部保安组织，但实际上，两者在服务范围及管理模式上有较大的差别。根据《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和《广州市物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包括：（一）建筑物及其附属共用设施、设备、场地的使用管理、维修养护、巡视检查。（二）园林绿地的管理养护。（三）环境卫生的管理服务。（四）公共秩序的维护、安全防范。（五）车辆行驶、停放管理及其场地的维修养护。（六）物业档案资料的管理。（七）法律、法规及合同规定的其他事项。物业业主、使用人需要特约服务的，可以与物业管理公司另行约定。在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这些服务中，公共秩序的维护、安全防范与内部保安组织的服务相类似，但两者存在以下区别：（一）物业管理公司的保安人员并不是专职的保安员，除了提供安全防范服务外，大量物业管理公司的保安人员还参与了物业的场地的使用管理、维修养护、巡视检查，公共秩序的维护和车辆行驶、停放管理等；（二）物业管理公司是向物业的业主、使用人提供服务的，这一服务来源于公司以外的主体———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业主委员会的委托，这有别于不得对外提供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保安服务的内部保安组织；（三）物业管理公司的保安机构一般是物业管理公司的自设机构，没有经过公安机关的批准，其保安人员由公司向社会招聘，一般也没有在派出所备案。由于以上区别，对于物业管理公司保安机构、保安人员的管理，套用《广东省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内部保安组织的管理模式有点牵强，而要求物业管理公司从保安服务公司聘请专职的保安员，由于既不符合物业管理尽量降低成本的原则，又存在物业管理公司对外聘的保安员管理难以到位的实际问题，在现实中难以真正实施。

为了对保安员与物业管理公司保安人员进行区分，有的物业管理公司甚至提出，物业管理公司的保安人员应当定位为安全管理员，是物业管理的服务人员之一，而不是单纯的保安员。

篇3

关键词：行政调解；价值；优势；构建原则

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一规定给行政纠纷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行政调解，是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它脱胎民间调解，中国人有厌诉的传统心理，人们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和冲突。[1]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行政调解在纠纷解决中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被人们广为应用。然而，人们在片面的法治观念――“法律万能、诉讼迷信”观念的影响下认为行政调解这种“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不值得重视。

我们究竟如何看待行政调解呢？为此，我准备在文中论述行政调解的概念特征、内容种类，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它是一种行政行为，继而探讨其价值功能以及它在法制化进程中的几个问题。

一、行政调解的概念和特征

（一）行政调解的概念

在现代，行政调解一般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出面主持，以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诉讼外活动。[2]它与行政裁决、行政仲裁一起构成了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的重要制度，它于人民调解、仲裁等制度是我国典型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也往往是其他争议解决办法的先行程序。

（二）行政调解的特征

1.行政调解在主体上具有特定性

它是行政机关主持的活动，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种方式。它的主体不是司法调解中的人民法院，也不是人民调解中的群众自治组织，而是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国家行政机关。

2.行政调解在方式上具有非强制性

行政调解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它是一种在当事人自主协商基础上进行的解决纠纷的活动。因此，行政调解程序的启动、运行以及被执行，应该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方合意的结果。是否申请调解、以及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当事人是自愿的，行政机关不能强迫。因此，在整个调解过程中，行政相对方可以随时改变主张，而无须因此承担法律责任。这点与行政仲裁、行政裁决不同。

3.行政调解在效力上具有非拘束性

行政调解属于诉讼外活动，除个别情形外，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在调解协议的实施过程中，遭到行政相对方的拒绝甚至对抗，行政机关无权强制执行，更不能采取制裁手段。行政调解协议主要靠双方当事人的承诺、信用和社会舆论等道德力量来维护，不能因经过了行政调解便限制当事人再申请仲裁或另行的权利。这点与人民调解的效力相类似，而与一经送达协议书就具有与判决同等法律效力的司法调解截然相反。

4.行政调解在责任上具有双向性

一方面，由于调解行为不具有强制力，其法律效力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各方的意愿，当事人如对调解行为持有异议，完全可以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无需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另一方面，如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调解过程中采取了不适当的手段，例如以压代调，强迫当事人签字画押等等，该行为在事实上就不属于调解行为，而是违背当事人意志的违法行政行为。对这种行为不服的，应允许当事人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因违法的行政调解给行政相对方造成损失的，应依法由行政机关进行赔偿。

二、行政调解的内容和种类

（一）行政调解的内容

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实践，行政调解包括行政机关在日常的管理或指导工作中附带性的纠纷调解，以及为解决特定纠纷所设的专门性调解。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因违反该条例对他人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等所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调解；各主管行政机关处理的消费者争议；公安机关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所调解的交通事故处理中涉及损害赔偿的纠纷；婚姻登记根据婚姻法对婚姻当事人之间的调解；[3]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中的调解；土地管理部门处理的土地权属争议；专利纠纷的行政调解；商业经济纠纷的行政调解；经济合同纠纷的行政调解；环境保护领域中的行政调解；以及其他各行政主管机关对其管理权限内的纠纷调解，等等。

（二）行政调解的种类

1.依照行政调解的主持机关，行政调解可以分为：

（1）主管行政机关主持的行政调解。它是指主管行政机关，在其行政职责的范围内，对有关的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进行的调解。例如：公安机关对治安违法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案件的调解；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肇事造成他人损害案件的调解等。

（2）行政仲裁机关主持的行政调解。例如：根据我国《仲裁法》和《劳动法》 等法律规定，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都应先行 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行仲裁。

（3）行政机关的内部调解。指行政机关对其所属成员之间，以及行政机关所属成员与其他单位成员之间的民事纠纷。

2.依照行政调解的效力，行政调解可以分为：

（1）正式调解。是指调解一经成立，便具有强制执行力。属于行政调解中的特殊情况。需要有法律、法规做出专门规定。目前在我国，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只有对于经济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由专门的行政仲裁机关作为行政仲裁的先置程序进行的调解，并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具有强制执行力。

（2）非正式调解。是指调解成立后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只靠当事人自觉执行的调解。这类调解在我国普遍存在，绝大部分调解皆属此类。

三、行政调解的价值和功能

（一）调解解决纠纷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理念

调解解决纠纷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在社会关系领域，即使在国家大力建设法治社会、全民法律意识已经有了显著增强的今天，“以和为贵”、“息讼”、“厌讼”等观念仍占有重要地位。据调查显示，目前在广大农村，对于纠纷的解决，在“打官司、干部解决、私了”三个选择项中，664人中各有297人选择“干部解决”和“私了”，各占44.73%，只有10.39%的人选择“打官司”。[4]这一调查结果反映了人们对调解这种方式的渴求与认同。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更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更容易为人们接受。

（二）行政调解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弘扬意思自治，加强法治化

行政调解是建立在事人的同意的基础上的，主要是由双方当事人自主决定以何种方式和内容来解决纷争。只有当事人双方在感情用事、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很难进行对话、或者即使进行对话也很难在各自合理打算的基础上达成妥协时，这时不站在任何一方的行政机关才居间说和、帮助双方交换意见，从而帮助当事人达成合意，行政机关始终是当事人之间形成合意的促成者，而不是以自己的判断来强制当事人的决定者。行政调解中的行政相对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处分自己的权利，不必听从行政机关的命令，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所以法律正是通过行政调解实现了其非正式的解决纠纷，这正是法治化的表现之一。由于调解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社会公德进行调解，所以调解纠纷的过程就是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的过程。在调解过程中，通过宣传法律知识，讲解法律，使公民懂得什么是合法行为，什么是社会公德，公民享有哪些权利，应该履行哪些义务，从而树立和增强法制观念。这无疑有助于法治秩序的建立。

（三）行政调解有助于弥补诉讼弊端、缓解诉讼压力

近现代的诉讼制度所提供的是一种正统的、公开的、最符合形式合理性的程序，这种程序要求一系列专门化的操作规程，要求借助律师的中介；同时也要求诉讼所做出的判决具有严格的规范性。通过诉讼，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当事人和社会主体对于“正义”的需求，解决纠纷。但需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即所谓的诉讼成本。相对于此，行政调解则尽量发挥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的自主性和合理性，采取常识化的程序，争取做出接近情理的解决，并以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追求效益最大化为基本目标，行政调解在功能和效益、效果上早已远远超过了诉讼。

（四）行政调解与诉讼审判的比较优势

行政调解的许多内在价值确实是法院的诉讼程序所不具备的，即使在诉讼审判正常运作的前提下，行政调解也能发挥其特有的优势。

第一行政调解的优势首先来自其程序，即成本低、迅速和便利之特点。在法院的诉讼积压、程序迟延、费用高昂的情况下，行政调解可以趋利避害，相对迅速、简便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以较低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

第二行政调解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理念也不同于诉讼的价值取向，比诉讼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社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例如：以其简单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纠纷的解决；以通情达理的对话和非对抗的方式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在调解中，没有原告和被告，只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且双方是在调解机构的主持下协商解决纠纷，所以，“被申请一方不会感到丢面子和屈辱和愤怒，有利于维护双方关系的和谐”；[5]以简单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和标准等解决纠纷；由于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关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专门性，在解决特定的纠纷时既可以提高效率和效益，又能充分发挥作为中立调解人的专家意见在纠纷解决中的有效作用，得到较审判更为合理的结果；经过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的结果，而且由于调解协议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合意基础之上，其履行率比判决高，又免除了社会为执行所承担的风险和成本，增加了安定的因素。

第三行政主管机关通过行政调解，可以使主管部门觉察到问题发生的根源，及时了解民情、社情，掌握一定时期内的社会问题或矛盾，积累经验，有的放矢地进行行政立法及实施行政管理、形成政策和规范。这样不仅可以进行适当的救济，而且有助于积极防止和有效调整今后同类问题的发生。正如棚濑孝雄指出的那样：“以个别的纠纷为起点，通过自己的管理权限进一步发掘问题 谋求更具一般性的根本解决，正是行政性纠纷处理机关的最大优势。”[6]

综上所述，行政调解的存在不仅不会威胁法律制度和阻碍法治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法制的正常运作。行政调解的积极作用会对法院起到保护作用，而不会导致对诉讼与司法地位的侵害。

四、我国构建行政调解制度原则的几点思考

为了充分发挥行政调解的积极作用，并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行政机关在主持行政调解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遵循自愿、合意原则

自愿原则的含义是：行政调解必须出于当事人的完全自愿、必须是当事人内心真实意思表示的自愿、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的自愿。这就要求一方面，行政机关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厚此薄彼。双方当事人地位完全平等，都有自愿充分、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理由和意见的权利。另一方面，当事人双方与调解机关地位平等，不存在命令与服从，主动与被动的单项隶属关系，行政机关只能以平等一方的地位，踏实认真地做好沟通疏导、协调教育工作而不能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强行调解。

自愿、合意原则应当是行政调解制度的首要原则，其实质意义在于充分保当事人的处分权。这是防止在行政调解的过程中，政府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当事人，保障公平与合理的最有效的制约机制。没有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和自愿接受，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调解。

（二）遵循“法、理、情”相结合原则

这项原则要求：首先，行政调解应该与法律紧密结合，不得违反国家的法律、政策，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调解应该切实使享有权利的人得到应有的保护，负有义务的人承担应付的责任，不能是非颠倒、本末倒置。其次，行政调解还要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优良习俗，“调解不但要以法服人，更要以情感人、以理喻人，即所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调解应该很好的平衡这三种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一些事实不清的案件怕麻烦，采取‘和稀泥’的方式进行调解。”[7]

（三）遵循据实调解，讲求效率原则

据实调解原则指行政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掌握证据、分清责任、明辨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行政机关必须收集充分、可靠的证据和大量的事实材料，只有这样，才能使调解具有说服力，使当事人与行政机关及早达成共识，解决纠纷。它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进行客观调解。据实调解是公平、公正调解的基础和保障。效益原则是指行政调解既要讲求调解的效率，又要注重调解的实效，二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这就是说，行政机关在调解中必须讲求必要的方式、方法，以期提高工作效率，促成调解的早日圆满完成。但与此同时，行政机关又不能单纯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应有的调解的质量；也不能只为当事人握手言和而进行久拖不决的马拉松式的调解。

（四）遵循尊重当事人诉权原则

指当纠纷发生后，若当事人不愿经调解或不接受行政调解或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要求行政裁决或行政仲裁或直接诉讼至法院的，行政机关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是因为行政调解的产生、变更、消灭， 不是基于行政命令，而是基于双方（皆为行政相对方）的合意。对调解协议的接受，并不是行政相对方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而仅仅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因其改变主张总是被允许且无须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行政调解重视不同的社会成员在纠纷解决中的需求差异；主张在实现法治的前提下提倡社会成员的自治性；在注重纠纷解决的公平公正的同时，兼顾效益和效率的原则；在弘扬依法维权意识的同时，提倡协商和双赢的精神；行政调解可以有效地对司法和诉讼补偏救弊，并具有特殊的优势。[8]它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纠纷解决、保障当事人的自治、协调社会关系和提供积极对话的渠道等作用。它的存在符合当代人自主、自律、平等协商的精神，具有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将更好的推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陈晋胜.研究报告[M] . 北京：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3）：24.

[2]崔卓兰.行政法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210―211.

[3]林万泉.论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 中国法院网，法学研究，2003（12）：4.

[4]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4）.

篇4

[基本案情]李某原为南京某装饰公司的司机，后离职。2013年4月28日晚，李某趁单位五一劳动节放假，无人值守之机，利用其在单位工作期间偷配的汽车钥匙将单位的一辆银灰色北京现代牌轿车（价值人民币80000元）开走，并使用该轿车到外地进行走亲访友等活动，后被公司发现，公安机关经技术侦查，在外省将李某抓获。经审讯，李某对其偷开单位车辆的事实供认不讳，但其辩称，自己只是想趁单位五一放假期间不备，偷开汽车用用，并在用完之后再将汽车偷偷归还给单位，并没有想把轿车占为己有。并且，其还交代了曾以相同的方式在2013年春节期间偷开单位车辆并归还的事实，该事实已经查明。

一、“使用盗窃”问题的提出

对李某行为的定性，司法实务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盗窃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意欲永久性地剥夺对方对财物的占有而不归还的意思，“如果对某种财物未经物主同意，暂时挪用或借用，无非法占有目的，用后准备归还的，不能构成盗窃罪”。[1]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并无永久占有汽车的目的，其相关辩解亦具有合理性，因此，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在盗窃罪条文中并没有规定“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有要求行为人需具有永久性占有的意思，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能够排除财物所有人对财物的占有、控制和使用即可，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已经在事实上排除了权利人对财物的占有，因此构成了盗窃罪。

二、对盗窃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要件之思考

围绕该问题而出现的不同见解其实牵涉到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即“使用盗窃”行为是否构成我国刑法意义上的盗窃罪，也就是说，在行为人转移为他人所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之时，其主观上存有返还的意思而非“非法占有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盗窃罪。

盗窃罪被规定在我国刑法第264条，采用的是简单罪状，其内涵一般被解释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2]或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3]等等，在通行的刑法理论中均把“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因此，我们在对盗窃罪的理解中，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首先明确盗窃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是什么？其存在的依据又是什么？

（一）“非法占有目的”之内涵

通说认为，盗窃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是指行为人明知是公共的或他人的财物，而意图把它非法转归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或者说“行为人排除权利人对财物的合法控制，并以自己所有之意识对所占有的财物进行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由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两个方面构成，“单纯侵害占有的意思还不够，还必须具有作为所有权者进行处分的意思”，[4]它需要行为人形成对财物事实上排除他人占有的支配状态。

在“使用盗窃”行为中，行为人在客观上造成了被害人对财物的失控状态，该点并无异议，但盗用行为是否永久性地排除了权利人对财物的控制便不无疑问。盗窃他人财物并使用，其指向性比较单一，而“非法占有目的”则是指行为人所具有的，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非法控制他人财物的目的，盗用行为当然地在一定程度上危及或曰妨害了权利人对财物的占有和由此可能产生的一系列收益，然而行为人如果并没有排除权利人对财物占有的主观目的，对此，我们是否可以以“短暂的占有亦属于盗窃罪中的占有”为由进而认定其构成盗窃罪呢？笔者认为该观点并不妥当。

（二）在盗窃罪中保留“非法占有目的”之意义

我国刑法学界的理论通说认为，在盗窃罪的责任要素中除需要故意外，还需要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亦即“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5]盗窃罪中的主观故意是指行为人认识到其盗窃的对象是为他人所有或占有的财物，而“非法占有目的”则包括为自己或者第三人所有。然而也有些学者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已经为盗窃罪的主观方面的故意所包含，“使用盗窃”行为无法从主观上区分是否可罚，而关键是要看其社会危害程度是否严重，[6] 因此，盗窃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并无存在的必要。

然而笔者认为，首先，刑法上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故意只是行为人对结果的一种态度，而难以包含行为人在占有财物时的主观目的，亦即“目的虽是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要素，但并非犯罪故意的具体内容”，[7]将“非法占有目的”规定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也为了更好地区分各个犯罪，否则如故意毁坏财物罪与盗窃罪之间又当如何区分呢？其次，犯罪的构成要件有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和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两种，“根据构成要件要素的实质与机能，如果某种要素对于说明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与主观罪过性具有重要意义，需要通过该要素来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那么，该要素就应当成为构成要件要素”，[8]保留盗窃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对于区分行为人在行为之时的不同主观意图进而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去对行为人进行罚当其罪的处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当将该要件予以保留，从而使其成为指导我们区分罪名时的工具。

三、对与“使用盗窃”行为相关司法解释之解读

其实“使用盗窃”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司法解释对此也有相关规定，然而笔者认为，2013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出台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使用盗窃”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的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

该司法解释第10条共罗列了“偷开他人机动车”在三种不同情形下该如何处理的相关规定，然而唯独没有规定“偷开机动车，并将机动车送回的”该如何处理，而是在该解释中第10条第1款中规定了具有“客观归罪”意味的“偷开机动车，导致车辆丢失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的相关条文。在该解释第10条第3款还规定，“为实施其他犯罪，偷开机动车作为犯罪工具使用后非法占有车辆，或者将车辆遗弃导致丢失的，以盗窃罪和其他犯罪数罪并罚；将车辆送回未造成丢失的，按照其所实施的其他犯罪从重处罚”，由于该条款与“使用盗窃”的行为方式在客观上较为相似，并且司法解释权也是从属于立法精神的产物。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该司法解释的相关精神对“使用盗窃”行为予以分析。

首先，对该条款的后半部分，基于文意上的连续性，应当这样理解“为实施其他犯罪，偷开机动车作为犯罪工具，将车辆送回未造成丢失的，按照其所实施的其他犯罪处理”，根据反义解释，行为人的这一盗用行为应当不构成刑法上的犯罪，不然司法解释就应规定“以其所犯之罪（盗窃罪）与其所实施的其他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了。其次，根据上述解释，行为人为了实施犯罪行为而偷开机动车作为犯罪工具，事后将偷开的机动车送回的尚且不构成犯罪，“举重以明轻”，行为人为“练习开车、游乐”等目的而偷开他人机动车，其主观上的恶性更小，其行为的可谴责性更低，因此，在“使用盗窃”行为中，行为人在使用机动车之后“将车辆送回未造成丢失的”，也应作无罪化的处理。

其实，早在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12条第4款中已有了“偶尔偷开机动车辆，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的相关规定，然而该条规定在新的司法解释中并无相应的体现，虽然该司法解释现已被新的司法解释所废止，但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对“使用盗窃”问题未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在这份已被废止的司法解释中所体现出的立法精神对于指导我们理解“使用盗窃”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四、以行政与刑事处罚之界限的视角探究“使用盗窃”问题

我国法律对广义纠纷之处理，分为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种方式，其中民事纠纷的处理属于公民私权范围，而行政和刑事纠纷的处理则属于国家公权力的运用。关于行政与刑事处罚之界限，有学者指出“行政违法性是第一层次判断，刑事违法性是第二层次判断。第二层次判断依赖于第一层次的判断，但是经过第一层次判断而得出的肯定结论，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第二层次的结论”，[9]因此我们对于一个行为的分析应优先适用行政法上的规定，只有在对一个行为动用其他手段都不能予以解决的情况下，才考虑动用刑罚这一最后的手段来予以规制，这也即为刑法的“最后性”或者说“谦抑性”。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刑罚、劳动教养和治安处罚三级制裁体系，其中的劳动教养和治安处罚属于行政性处罚，而刑罚则是一种司法性处罚。行政违法责任的目的在于恢复社会的外部管理秩序，这种评价往往着眼于行为人的“客观违法”，而刑事处罚则着眼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基于主客观要素而对行为人进行的一种人格评价。[10]因此，只有当一个行为不仅具有客观违法性，而且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较大的情况下，才具有动用刑罚权之必要。按照上述观点来理解“使用盗窃”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早在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第24条第5款就规定了“偷开他人机动车辆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在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在该法第64条第1款保留了该项规定，“偷开他人机动车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因此，在“偷开他人机动车”作为一种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而被治安处罚所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其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动用刑罚处罚的严重程度呢？行为人未经他人允许偷开他人车辆进行游乐等活动，其行为在客观上妨害了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符合“客观违法性”，然而行为人主观上却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其并不具有值得刑法处罚的“人身危险性”。

五、结语

其实，在日本和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都有将“使用盗窃”行为作为一种单独的犯罪而在刑法中设置专门的罪行条款，英美法系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11]诚然，“使用盗窃”行为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已经达到了需动用刑法来对行为人进行否定性评价的程度。然而笔者认为，“罪刑法定”才是刑法的生命，它是防止公权力滥用，进而保障国民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我国现行刑法理论关于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没有修改之前，“使用盗窃”行为因不符合盗窃罪的定义而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在该行为已被行政处罚法规所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我们就应坚守法律的底线，而不应为了让“使用盗窃”行为入罪而对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做不适当的扩大化解释。

注释：

[1]张军主编：《刑法及其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3页。

[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73页。

[3]同注[1]，第1038页。

[4]张明楷：《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

[5]同注[1]，第1042页。

[6]刘明祥：《刑法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尹晓静：《财产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之否定――“侵害占有、建立占有”客观分析之提倡》，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1期。

[7]桂亚胜：《目的犯之目的争议研究》，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8]同注[4]。

[9]时延安：《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的纠葛及其厘清》，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4期。

篇5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家庭是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细胞组织，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宁，然而家庭暴力在我国却较为普遍存在着。近年来，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数量明显增多。据全国妇联统计，2004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又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全国妇联权益部门的统计，我国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施暴者多为男性。目前我国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中，因丈夫的暴行而涉讼，导致夫妻离异的占绝大多数，由此表明妇女（妻子）是家庭暴力的最大受害群体。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危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给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必须建立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笔者在此就其现状、成因及对策等，谈点肤浅的认识，以达抛砖引玉之效果。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关键词：家庭暴力危害原因对策妇女权益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力的行为。其形式包括殴打、罚跪、捆绑、拘禁等体罚形式，也包括威胁、恐吓、辱骂等精神虐待。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

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一、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

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当家庭关系还没有破裂时往往具有私密性。“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观念又为这种私密性加上了一道防线。因此要对家庭暴力精确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以几个区域性的调查和妇联系统收集的资料进行说明。这些区域性调查中首先留下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影子，在暴露家庭不和睦方面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报喜多报忧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家庭暴力肯定比统计在纸上的多。有关调查统计：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了遵循概率抽样原则，采取整体抽样方法的大型婚姻质量调查。样本范围界定在北京市内8个区，发放2400份问卷，回收合格问卷2118份，有效率达88.25％。资料显示：夫打过妻的占21.3％；妻打过夫的占15.2％；吵架现象占81.8％。值得说明的是男女动武的质量有着量级不同的很大差异。妻给夫一耳光（或一拳）和夫给妻一耳光（或一拳）有质的区别。对这项调查的双变量分析表明，男人自己承认被妻子打过的概率大于女人承认自己被夫打过的概率。这说明女性中有些人隐瞒了被丈夫打的事实。近几年来，上海市家庭暴力也呈上升趋势。1991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当事人扬言或有一定行为的伤害、凶杀和自杀的达800多件。市妇女权益保护委员会统计，1990年全市接待、受理家庭暴力事件3899件，其中发生在夫妻之间的2398件，占61.5％。从对向市妇联求救的348个受害妇女遭遇来看，她们中轻者被打得鼻青眼肿，身上多处肌肉挫伤；重者肾脏出血，耳膜穿孔，鼻梁骨折，肋骨断裂；还有个别的则是头皮拉掉，眼睛抠瞎或留下终身残疾。有一个被打妇女自己曾作过一个粗略统计，一年中被丈夫打过98次，其中有一星期内被丈夫用皮鞭抽打过3次的纪录。中国妇女报“家庭暴力问题公众调查”显示有11.2％的女性曾经挨过丈夫的打，这与14.6％的男性承认打过妻子大体一致。不过有44.9％男性认为妻子挨打总有其自身原因。从中可以看出家庭暴力行为是受隐型观念支配的。全国妇联处1995年共收到要求保护妇女权益的信件128900件，接待此类来访1600人次。在这些数字中，涉及家庭暴力方面的占三成左右。比起1994年增加了30多倍，尤其以山东、湖南、吉林、四川等地为甚。湖南各级妇联近年接待的中，状告丈夫虐待的占30％，有的地区高达50％。长沙市1993年1月至1995年10月，有登记的家庭暴力事件有1936件次，95％以上是丈夫殴打、虐待妻子。娄底地区两年来有20多名妇女惨死于家庭暴力，30多名被打成重伤，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双峰县去年调查的1421户家庭中，有82户发生了家庭暴力，其中8名妇女被杀或被迫自杀，7名重伤，13名轻伤。湖南每年约有2万个家庭解体，其中有1／4是因家庭暴力所致。中国妇女报何力记者在吉林省部分地区妇联采访时了解到，自1993年以来，在各级妇联接待的来信来访中，婚姻家庭类占70％～80％，而其中属于家庭暴力的案件达40％左右，农村个别地方达70％之多。这些采访记录，每一个家庭暴力案件都渗透着女性的血泪和，每一位来到妇联诉苦的女性都脸上尚泪心里流血。吉林黎树县北老壕乡的一名农妇，如今已当上了奶奶，却仍摆脱不了丈夫的打骂，结婚30年，挨打30载。马鞍山市妇联统计，1995年接待来访91件，家庭暴力41件，占总件数的45.1％。其中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暴力24件，占总数的58.5％；离婚诉讼期间的家庭暴力2件，占总数的4.8％；离婚后妇女受前夫暴力的8件，占总数的19.5％；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7件，占总数的17.1％。可见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夫妻之间，受害者主要是妇女。

上述点滴统计资料反映了丈夫对妻子家庭暴力的片段概貌。下面一些典型案件也许能增加人们感性认识或视觉效果，它会使你不能不相信中国社会夫对妻家庭暴力的严重性。就在中国第一个国际家庭日（1994.5.5）到来前夕，重庆市李亿琴被丈夫张文勇割掉左耳和鼻子的事件震惊山城，轰动全国；北京顺义县贾艳荣被丈夫黄云明砍断双腿跟踺、挖掉双眼，给即将召开的’95世妇会一个不大不小的示威（1995.5.12）；世妇会余波未逝，长沙市37岁的姚亿召被丈夫谭自忠从六楼阳台抛出当即摔死的“高楼抛妻”事件（1996.1.4）震惊中外，舆论哗然；重庆市姚蓉被丈夫杜世平长期虐待的事件披露（1996.1.24）给世妇会唱了一个反调。我们还不能忘记：北京女经理连华被丈夫毁容（1994.3.18）；沈阳恶人张伟将妻子严重烧伤致残（1994.3.18）；广东一税管员、先进工作者朱乔被丈夫廖某火烧致死（1994.4.13）；北京姑娘仇芳被恋爱不成的刘洪启毁容（1994.5.2）；江西宜丰县违反计划生育的卢润民虐妻熊秋兰致死（1994.5.2）；湖北仙桃农民郑水才只因片言只语不对劲狠心烧妻杨仙娥致死（1995.1.5）；河南泌阳县侯发随囚禁妻子吕贵云，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半年之久（1995.3.30）;河南泌阳县农民曹炳建婚内不成对妻下毒手致使周桂菊次日身亡（1995.5.12）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问题更为突出，因为家庭暴力导致离婚和人身伤害的案件不断增多。据全国妇联统计，2004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访、来电总数31万多件，有关婚姻家庭权益的占到总数的52.4％。其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又占到婚姻家庭类总数的22.5％。绝大部分是丈夫对妻子施暴。并且家庭暴力的手段也越来越残忍，烟头烫，柴油烧，泼硫酸等等，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杀、重伤害等恶性案件逐渐增多。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仅仅因为生理上的弱者吗？不！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有其深层原因。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1.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此外还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岗，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依赖丈夫，从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视。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的对象，并且大都表现出逆来顺受。而这种软弱的反应使得施暴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2.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存在着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3.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有两句古话：一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二是“家丑不可外扬”。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对于一般家庭暴力持比较模糊、暧昧的态度；同时受害者认为家庭暴力属于‘家丑’，不足为外人道。致使家庭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员认为“清官难官家务事”，他们怕自己正儿八斤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马上又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文化，男女在家庭及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极不平等，我国古代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从"思想更是其极端表现。“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

5.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对酗酒、吸毒、重婚、"婚外情"等很容易引发家庭暴力的丑恶现象尚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手段。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长期来被视为家庭私事，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尽管家庭暴力性质比社会上一般暴力恶劣，但它成了相关部门不予介入，惩治过轻的真空地带。实际上是对施暴者姑息纵容，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

6.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负担越来越沉重，长期积聚需要得到彻底的发泄，一旦这种情绪被错误地带到家中，就很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结果：

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

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家庭暴力不但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以及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更为危险的是，因家庭暴力而引起的自杀、杀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有统计表明，60％以上的人在对配偶实施暴力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实施暴力。而专家指出，即使没有受到殴打，见到家庭暴力和受到身体虐待的孩子所受的伤害同样严重。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也会给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他们性情忧郁，变得懦弱或残暴，学习成绩下降，有自杀倾向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家庭暴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的范围。不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预防和制止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势在必行。

可见，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破坏现代婚姻家庭幸福，和谐社会的重要威胁。禁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成为了当前各国都关注的社会问题。

四、制定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

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2.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3.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4.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案件的审查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5.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6.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7.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所有的妇女应该勇敢的对家庭暴力说“不”。我们的社会应该是和谐美满的人间。

参考文献：

1.刘伯红。女性权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2.巫昌祯，杨大文。防治家庭暴力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3.参见中国人大新闻网2005年12月8日刊载，《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安宁》。

4.参见人民网，法界动态专栏2005年11月24日刊载，《我国重视家庭暴力防治，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篇6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

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

第三条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建立健全内部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严格实施岗位质量规范、质量责任以及相应的考核办法。

第四条生产者、销售者依照本法规定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第五条禁止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禁止伪造产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禁止在生产、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第六条国家鼓励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鼓励企业产品质量达到并且超过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对产品质量管理先进和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提高产品质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产品质量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领导，引导、督促生产者、销售者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组织各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措施，制止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保障本法的施行。

第八条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主管全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法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部门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或者，包庇、放纵本地区、本系统发生的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或者阻挠、干预依法对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有包庇、放纵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的，依法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向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为检举人保密，并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给予奖励。

第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排斥非本地区或者非本系统企业生产的质量合格产品进入本地区、本系统。

第二章产品质量的监督

第十二条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第十三条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四条国家根据国际通用的质量管理标准，推行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企业根据自愿原则可以向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认可的或者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申请企业质量体系认证。经认证合格的，由认证机构颁发企业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国家参照国际先进的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推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企业根据自愿原则可以向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认可的或者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申请产品质量认证。经认证合格的，由认证机构颁发产品质量认证证书，准许企业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使用产品质量认证标志。

第十五条国家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抽查的样品应当在市场上或者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监督抽查工作由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规划和组织。县级以上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也可以组织监督抽查。法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国家监督抽查的产品，地方不得另行重复抽查；上级监督抽查的产品，下级不得另行重复抽查。

根据监督抽查的需要，可以对产品进行检验。检验抽取样品的数量不得超过检验的合理需要，并不得向被检查人收取检验费用。监督抽查所需检验费用按照国务院规定列支。

生产者、销售者对抽查检验的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实施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上级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申请复检，由受理复检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作出复检结论。

第十六条对依法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生产者、销售者不得拒绝。

第十七条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的，由实施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其生产者、销售者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予以公告；公告后经复查仍不合格的，责令停业，限期整顿；整顿期满后经复查产品质量仍不合格的，吊销营业执照。

监督抽查的产品有严重质量问题的，依照本法第五章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当事人涉嫌从事违反本法的生产、销售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调查、了解与涉嫌从事违反本法的生产、销售活动有关的情况；

（三）查阅、复制当事人有关的合同、发票、帐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有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直接用于生产、销售该项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对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前款规定的职权。

第十九条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法律、行政法规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从事产品质量检验、认证的社会中介机构必须依法设立，不得与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第二十一条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必须依法按照有关标准，客观、公正地出具检验结果或者认证证明。

产品质量认证机构应当依照国家规定对准许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进行认证后的跟踪检查；对不符合认证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的，要求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使用认证标志的资格。

第二十二条消费者有权就产品质量问题，向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查询；向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申诉，接受申诉的部门应当负责处理。

第二十三条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就消费者反映的产品质量问题建议有关部门负责处理，支持消费者对因产品质量造成的损害向人民法院。

第二十四条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定期其监督抽查的产品的质量状况公告。

第二十五条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以及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不得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产品；不得以对产品进行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经营活动。

第三章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一节生产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

（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

（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第二十七条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

（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

（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

（五）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

裸装的食品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以不附加产品标识。

第二十八条易碎、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以及储运中不能倒置和其他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其包装质量必须符合相应要求，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作出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标明储运注意事项。

第二十九条生产者不得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第三十条生产者不得伪造产地，不得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

第三十一条生产者不得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

第三十二条生产者生产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第二节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三条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第三十四条销售者应当采取措施，保持销售产品的质量。

第三十五条销售者不得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和失效、变质的产品。

第三十六条销售者销售的产品的标识应当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第三十七条销售者不得伪造产地，不得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

第三十八条销售者不得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

第三十九条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第四章损害赔偿

第四十条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

（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的；

（二）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

（三）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

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负责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品的其他销售者（以下简称供货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

销售者未按照第一款规定给予修理、更换、退货或者赔偿损失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生产者之间，销售者之间，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承揽合同有不同约定的，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

（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

（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

第四十二条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

第四十四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

第四十五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第四十七条因产品质量发生民事纠纷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当事人各方的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各方没有达成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第四十八条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本法第十九条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对有关产品质量进行检验。

第五章罚则

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的，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五十二条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伪造产品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五十四条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有包装的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五十五条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五十六条拒绝接受依法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五十七条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检验资格、认证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或者证明不实，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造成重大损失的，撤销其检验资格、认证资格。

产品质量认证机构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不符合认证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未依法要求其改正或者取消其使用认证标志资格的，对因产品不符合认证标准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认证资格。

第五十八条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对产品质量作出承诺、保证，而该产品又不符合其承诺、保证的质量要求，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在广告中对产品质量作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十条对生产者专门用于生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所列的产品或者以假充真的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应当予以没收。

第六十一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属于本法规定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而为其提供运输、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的，或者为以假充真的产品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没收全部运输、保管、仓储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收入，并处违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服务业的经营者将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二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用于经营的，责令停止使用；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使用的产品属于本法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的，按照违法使用的产品（包括已使用和尚未使用的产品）的货值金额，依照本法对销售者的处罚规定处罚。

第六十三条隐匿、转移、变卖、损毁被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封、扣押的物品的，处被隐匿、转移、变卖、损毁物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六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包庇、放纵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

（二）向从事违反本法规定的生产、销售活动的当事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查处的；

（三）阻挠、干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六十六条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超过规定的数量索取样品或者向被检查人收取检验费用的，由上级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退还；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七条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产品或者以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经营活动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消除影响，有违法收入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消除影响，有违法收入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收入一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质量检验资格。

第六十八条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九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条本法规定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至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范围决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七十一条对依照本法规定没收的产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销毁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第七十二条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所规定的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

第六章附则

第七十三条军工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