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缩性财政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收缩性财政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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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初,随着国家提高银行准备金措施出台,收紧流动性预期在市场蔓延。锌价结束了长达1年的攀升行情,从年内最高位22585元迅速滑落,最低跌至16939元。之后,受美国经济不断转暖的影响,全球经济从谷底爬出,LME锌价重新开始震荡上涨,国内锌价也受到影响,在19000元附近反复波动。展望后期锌价走势,以下几点需要特别关注。

首先,中国再度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可能随时出台。锌作为大宗原材料,其中50%用在建筑消费领域,而我国大规模基础建设项目主要受到宏观财政政策影响。准备金率变动,代表了国家宏观货币政策取向。从今年的形势看,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央行目前已开始逐渐收缩流动性,导致股市和商品市场出现下滑。未来,由于CPI和PPI上涨较快,预计不久央行会再度出台收缩性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方面,在维持稳定的前提下,我国会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前期已开工的项目仍会继续,因此2010年锌的总体消费量较2009年同比不会明显下降。但新开工项目会较去年下降,锌消费增速将回落。从我国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以看出,26.6%的增速较2009年平均32%的月度投资增速下降,尽管包含春节因素,但投资下降和流动性收缩已成事实,锌价若要再度上涨,面临很大的压力。

其次,人民币升值因素会导致商品价格下降。我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2004年到2008年汇改后,美元兑人民币从8.4一路升值到目前的6.8263,去年到今年则基本稳定在6.8上下波动。由于中国长期对外贸易顺差,美元又出现大幅贬值,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近期我国相关部门正在开展针对人民币升值产生影响的调查,升值预期在升温。而目前,央行的正回购、准备金率提高等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也会提高人民币汇率,为升值作铺垫,进而对锌价构成压力。

再次,锌短期供过于求。由于锌价不断攀升,企业生产积极性很高。我国锌精矿产量在今年1-2月保持旺盛势头,产量同比增长45%,我国锌产量1-2月也创出历史最高水平,供应量十分充足。从库存看,上海交易所锌库存达到22万吨,创出自交易所锌品种上市以来的最高水平,短期过剩迹象开始出现。

当前镀锌板产量仍较高,这也是锌价能维持在高位的最主要原因。我国去年12月镀锌板产量203万吨,创下历史最高水平,短期还没有看到明显减少的迹象。但从国家宏观政策取向看,未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应趋向收缩,因此,钢铁行业总消费会受到影响。同时,为了抑制房价继续走高,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使得全国房产交易量明显下降,政策预期又会影响未来房屋开工率,对钢材消费和锌的消费会构成负面影响,从而对锌价构成一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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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控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无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准备金率的调整、利率的调整、央行票据的发行都会在一段时期引起热烈的讨论。同时，虽然财政政策一直没有停止其对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受关注程度明显逊于货币政策。

对此，应该明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重视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比较

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财政通过增加和改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与结构，通过优化政策设计与创新制度等，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高。

财政政策最初冲击的是商品市场，货币政策最初冲击的是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还有独特的特点：

首先，货币政策更多地针对总量调控，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政策的差别设计，实现对经济结构的调控。这与货币政策针对的货币是同一的、无差异的，而税收和财政支出则可以针对不同的细分领域有所区别有关。

其次，在某些情况下，财政政策虽然作用效果比较慢，但是可以对经济实现治本的调控；而货币政策虽然作用效果比较快，但是对经济失衡的本质的作用效果有限。财政政策的引导、激励和约束带有一定的间接性，但往往更具有规范性和长效机制特征。

我国财政政策取得的成绩和仍需面对的宏观经济问题

近一个时期，中国财政大力推进各项改革，着力机制体制创新，注重综合运用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不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是由于经济增长观念相对落后、体制机制不完善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中国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经济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失衡仍然严重，给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安全性及竞争力带来了严峻挑战。

在货币政策频繁出手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已经越来越接近极限，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范围和力度受到了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该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经济发展中的失衡和矛盾方面更大程度地施展拳脚。

针对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失衡和结构性矛盾的财政政策设计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失衡和结构性矛盾很多，以下选择其中受关注程度比较大的几个分别讨论财政政策的作用。

1、国内投资过快增长与消费相对不足的矛盾

投资过快增长与国内消费相对不足是我国经济失衡的表象之一。引起这一矛盾的原因主要有：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消费支出不足、地方政府的传统政绩观使地方投资冲动强烈等。对此，货币政策相对无力，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处在人口红利期，在此阶段储蓄率偏高是相对正常的；其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对消费刺激的货币政策效果难以发挥；最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微弱。

第一，利用政府采购的“特权”向供货企业施加影响。

在政府采购在进行资格审查时，可以对供应商提出有利于促进社会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倾斜的要求，如对投标企业雇用残疾人比例达标企业加分，以及对企业中标后带动就业、负责相关知识的培训、雇佣失业者的比例等内容做出规定；可以通过及时兑现采购款项等方式明确规定供应商不得拖欠劳动者工资等强制性政策条款，保障供应商和劳动者权益。

第二，增加支农工作的力度。

通过支农资金的拨放来提高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水平是财政支农政策应有的思路。支农资金应该更多地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

第三，在税收方面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力度，从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200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关于调整完善现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延长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所得税执行期限的通知》等文件的下发，是通过税收手段增强对社会保障建设支持力度的财政政策的举措。

2、贸易顺差猛增、外汇储备过多过快与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针对贸易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过多进而产生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货币政策在去年和今年频繁推出，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发行央行票据轮番上阵，但是，由于这些政策不能在根本上抑制贸易顺差的产生，往往治标不治本，在准备金率和利率屡次上调之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逐步缩小。

3.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过度消耗的矛盾

资源环境过度消耗，是货币政策相对无所作为的地方，只有通过财政政策，才能正确地引导和控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过度消耗的问题。

首先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完善资源有偿取得制度；通过增加中央财政地质勘察基金，引导建立市场化为导向的地勘投入机制；通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开采利用“废矿”、“尾矿”，挖掘资源开采潜力。

其次，促进节约资源。完善资源税制度，扩大征收范围，改进计税办法，提高稀缺性资源、高污染和高能耗矿产的资源税税额。

再次，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通过完善财政制度促进废物利用，支持可再生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提高财政对发展替代能源，发展生物能源、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资源综合利用率高的产业发展。

还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革排污许可证制度，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矿区环境和生态恢复新机制，督促采掘企业承担资源开采的环境治理成本；财政适当增加资金投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真正解决“企业污染、政府埋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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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减弱，货币政策调控作用增强

1998年以来，为缓解通货紧缩，保证经济增长，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内需；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于防范风险，并与财政政策相配合。这样的政策组合在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随着连续6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不断释放，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宏观及微观环境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比前几年明显增强，经济的内生性自主增长机制在逐步形成。这就相应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要减缓“积极”力度的问题。

随着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通货紧缩有所缓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配合也面临着新的矛盾。2003年8月，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债市出现暴跌，继而引发国债发行困难，先后出现第八期国债流标和第九期国债推迟发行，这集中反映出收缩性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的冲突。

由于经济形势出现变化，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原有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也面临着调整。一方面，在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必要的连续性的同时，应逐步校正财政职能的越位和缺位，淡化“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意味，并逐步转向正常的更好发挥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协调的“公共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再成为宏观调控的政策主力时，一直处于配合地位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地位将相应上升，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性将有所加强。主要体现在保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为经济运行提供较为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在保证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的同时，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货币政策有所“收缩”，但不会出现“紧缩”

针对2003年以来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央行已经做出了“偏快”、“过猛”的判断，并果断地采取了“收缩”的货币政策措施，因此，2004年货币信贷的增速将有所降低，不会超过2003年的较高水平。但货币信贷不会出现“紧缩”。

首先，当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生产过剩导致通货紧缩加剧，而不是通货膨胀。之所以形成以上判断，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当前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只是投资出现了增长过快的迹象，而国内消费仍增长乏力。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仍是剩余经济。

其次，当前所面临的是投资需求旺盛，新一轮经济增长出现，商业银行积极放贷。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货币政策需要继续保持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而不是紧缩银根；另一方面，在利润增长的要求下，在储蓄存款高增长以及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下，各商业银行仍可能保持放贷积极性。

再次，从2003年以来货币政策执行与金融运行的情况来看，面对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央行尽管采取了收缩的政策，但政策手段较温和。由此可以看出面对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央行并无大力收紧银根的意图。

最后，我国坚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将相应扩大国内货币投放。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下，为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必须大量买进外汇，从而被动形成外汇占款形式的基础货币投放。

总之，货币政策当前所要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保证新一轮经济增长不会夭折，在防经济“过热”的同时治理“通货紧缩”。因此，货币政策不会采取“急刹车”的措施，在总量上“收缩”得太快、太紧，货币信贷也不会出现“紧缩”。2004年，央行将尽可能采取一些较为温和的政策和措施，进行预调和微调，在保证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及时传达货币信贷政策意图，正确引导社会心理预期。预计2004年全年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将达到18.5%左右，狭义货币M1增速将达到18%左右。

三、贷款高增长格局难以再现，信贷结构调整力度将加大

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商业银行贷款投放一反前几年“惜贷”的局面，开始出现加快势头。进入2003年以后，贷款更是“超常”增长。今年前10月人民币贷款同比累计多增11069亿元，超出上年全年贷款6857亿元。

今年贷款之所以“超常”增长，其中既有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需要这一合理因素，也有地方政府推动，商业银行急于“抓降”不良资产率等体制性问题。由于央行对贷款高速增长果断地采取了控制措施，今年贷款的高增长的局面在2004年很难再现。目前货币政策面临复杂局面，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不能“紧缩”。信贷作为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在总量上也不能出现紧缩。预计2004年全年新增贷款将保持在2.8万亿左右。

我国贷款高增长所潜在的金融风险恰恰在于我国信贷结构的不合理。例如，贷款多投向中长期贷款和国家重点大型和大型项目，这种信贷集中孕育着新的风险隐患。再如，在房地产业与汽车这两个高增长行业带动下，钢材、水泥、建材等原材料行业出现普涨，并吸引贷款向以上行业集聚。不但造成行业“过热”，也形成新的不良贷款的风险。与货币政策的功能不同，信贷政策除具有调控总量功能外，还具有调整结构的功能。在强调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信贷政策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将有所侧重。通过鼓励和限制的信贷政策措施，加强信贷结构调整，在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同时，减小潜在的金融风险。

四、居民储蓄分流力度加大，但仍将维持高增长格局

2002年，居民储蓄增长出现提速，在保持原有增势的基础上表现得更为“突飞猛进”。2003年，居民储蓄在上年高增长的基础上，持续高位运行。继本外币居民储蓄在2003年2月末首次突破10万亿大关后，9月末，人民币居民储蓄也突破10万亿大关。10月末，本外币并表的居民储蓄同比增速达到21.2%.

当前，居民储蓄存款存在的“超储蓄”现象（即居民储蓄增速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这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和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也反映了我国融资体系的不合理和居民投资工具的匮乏。而居民储蓄的高速增长还加剧了银行放贷的压力，使金融风险向银行体系积聚。因此，面对居民储蓄的高增长，主管部门一直在寻求对其进行合理分流的途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

2003年10月，几家基金管理公司相继提出设立货币市场基金的申请。货币市场基金（MMF）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例如短期国债、债券回购、央行票据等安全性极高的金融品种。在国外，MMF以其低风险、高流动性、稳定收益三大特性，成为替代银行存款的常用工具，有“准储蓄”之称。在美国，家庭短期金融资产的22%以MMF的形式存在，其规模已远超储蓄存款。

尽管居民储蓄面临分流，但居民储蓄高增长的态势，在2004年仍将维持。这是因为：首先，近年来储蓄存款增加的刚性和稳定性在持续增强。这主要体现为居民储蓄意愿的不断增强。

其次，MMF等新兴的投资工具，短期内很难大规模分流储蓄。一方面，很多因素制约MMF发展。例如，货币工具的缺乏。另一方面，MMF对多数居民而言还非常陌生，对其接受度可能会较低。

再次，由于居民储蓄是银行吸收存款的主要来源，也是发放贷款的主要依据。在当前，信贷业务仍是银行主流盈利业务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回暖，商业银行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势必积极放贷，从而必须要求积极吸取储蓄，以保证信贷来源。

五、存贷款利率基本保持稳定，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

进入2003年以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在持续下降14个月后，也出现连续10个月的上涨。物价的走高引发出通货膨胀的预期，社会各界开始预期利率调升。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2004年，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仍将基本保持稳定。

首先，利率的升降取决于物价水平的高低。2002年下半年以来，在汽车、房地产两个高增长行业的拉动下，钢材、水泥、建材等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2003年10月份，更是出现粮棉、油料作物以及蔬菜等农产品价格暴涨的情况。但是，今年以来的物价上涨只是局部性、结构性的上涨，物价缺乏持续、全面上涨的基础。

其次，提高利率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目前新一轮经济增长正在形成，“过热”现象只是出现在部分行业和地区。如果调升存贷款利率，将直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因此，除非出现全局性，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否则不宜采取调升利率，这一全局性、效果较猛的“收缩”手段。

再次，由于目前普遍存在较为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将扩大人民币与外币利率之间的利差，使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加强。目前，我国政府已明确表示，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稳定。为了消除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预计人民币利率近期也应保持稳定。

第四，全球低利率是否马上结束尚不确定。而即便明年出现全球加息的局面，在我国实行资本项下严格管制的前提下，外围的加息因素也并不能对我国构成实际的压力。

2004年，在保持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稳定的同时，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将得以推进。主要表现为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进一步扩大，并逐步过渡到取消贷款利率上限，对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

六、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

2002年底以来，国际出现唱“升”人民币的声音。进入2003年后，日本、美国、欧盟都陆续要求人民币升值。随着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相关讨论也逐渐热烈，人民币开始承受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有两个途径，其一是在坚持现有汇率制度的前提下，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范围。其二是放弃现有的汇率制度，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使人民币在市场供求的作用下实现升值。不管采取哪种路径，人民币升值对我国都是弊大于利。预计2004年，我国政府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立场不会变。而随着国际形势及我国国际收支的变化，人民币升值压力可能会有所缓解。

首先，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是由于对美出口冲击了美国的就业市场。而今年三季度，美国经济达到7.2%的高增速。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有可能继续复苏，乐观预期进一步加强，就业压力可能随之缓解。

其次，出乎以日本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的意料，其唱升人民币竟引致美国指责多数亚洲国家均存在低估本国币值的，进而要求日元等货币对美元实现升值。2003年下半年，美国要求日本央行停止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而日元、韩元等兑美元已经出现走高。这些都将促使以上国家改变态度，不再公开地对人民币汇率横加指责。

第三，我国政府切实采取措施，有针对性地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例如，调整个人购汇政策，实施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降低出口退税率等。

第四，“双顺差”将有所减少，来自国际收支的压力相应下降。

尽管针对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强大预期，我国仍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但是应在国际收支形势很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扩大的利好下，着手考虑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七、货币政策将支持资本市场的，资本市场面临发展新机遇

我国一直采取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比率过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相当不协调。2003年前三季度，股票市场累计融资同比下降4.6%.前三季度，国内非部门通过企业债和股票融资的比重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0.4和1.9个百分点。

直接融资的大幅下降，使得当前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金融风险向银行体系集中加剧，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的不协调问题愈加严重。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已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新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易刚曾表示央行将在货币政策上体现支持直接融资增长、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意图。2004年，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支持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不会“紧缩”，仍将为全社会提供较为宽松的资金环境。这有利于资本市场保持较为充裕的资金来源。

其次，货币政策执行将考虑对金融市场的。今年8月底以来，尽管央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主要针对信贷市场，但由于我国资金运行存在一致性，各金融子市场普遍感到资金偏紧。因此，货币政策针对实体经济中存在的“过热”而“收缩”银根时，还要同时兼顾对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

再次，推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效沟通，疏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资金合理流通渠道。一方面，通过金融创新，提供更多沟通两个市场的投资工具。货币市场基金就是一种有效沟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品种。另一方面，要允许更多的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与基金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措市场与债券回购市场，使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渗透程度得以进一步加强。

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步伐加快，上市逐渐提上日程

截至目前，除农业银行之外，工中建三行均在不同场合和时间表露了上市的打算，并聘请国际知名的四大师事务所进行内部审计、清产核资。2003年11月，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指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

目前关于国有银行上市的方式，有分拆上市和整体上市两种，其中选择后者的可能性相当大。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所提交的方案也均选择了整体上市。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首要解决的是股份制改造，以及不良贷款和资本金充足率的问题。

针对降低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问题，央行及银监会的领导在不同场合均提出，国家将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此次注资可能不再采用1998年向国有银行发行特种国债的做法。在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安排上，国有商业银行将按照各自不同的条件遵循“一行一策”的原则。

九、邮政储蓄面临困境，吸储将有所减少

2003年9月，央行通知，对邮政储蓄转存款制度进行改革。此次改革一方面降低了邮政储蓄新增存款转存人民银行部分的利率，另一方面，允许邮政储蓄新增存款由邮政储蓄机构自主运用，包括进入银行间市场参与债券买卖，与中资商业银行和信用社办理大额协议存款，与政策性银行进行业务合作，开展部分中间业务，承销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等。此次邮政储蓄转存款制度改革，有着以下积极作用。

首先，消除了邮政储蓄对货币供应的干扰。其次，消除了邮政储蓄对农村金融的侵蚀。由于邮政储蓄只能吸收存款而无法发放贷款，这就使得邮政储蓄从农村资金市场吸取资金，却不投放资金，使农村资金“倒吸”入城市加剧。最后，减轻央行财务负担。在降低新增储蓄存款转存利率后，邮政储蓄资金不会再有上存央行的强烈冲动，央行的财务压力可望因此减少。

但邮政储蓄转存款制度的改革也将给邮政储蓄带来一些困境。

十、对外开放进程加快，但外资银行一时难成气候

2003年11月，我国按照WTO协议，将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扩大到济南、福州、成都、重庆四个城市。自此，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已扩大至13个城市。随着开放进程的加快，外资银行的业务开展也逐步深入。就2003年外资银行的发展情况来看，外资银行的业务在2004年将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加大参股中资银行的力度。2003年，银监会将外资金融机构对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从5%提高到25%，这为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创造了条件。

其次，重点开发个人业务市场。主要有以下方面：个人消费信贷，主要是汽车信贷、银行卡业务、个人理财及购汇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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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机制分析 风险防范 危机化解

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有国际信贷、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三种形式，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流动路径、环节，影响因素和风险亦各不相同。国际资本流入或流出会对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影响。因此，分析其运行机制，找出风险防范和化解对策，是用好这把双刃剑的关键。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机制分析

由于直接投资不会引起一国金融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明显，我们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国际信贷、证券投资两种形式上。

1、国际信贷

当外国资本以国际信贷的形式流入某个国家，即以增加某国银行对外负债的形式流入某个国家时，该国银行的外币负债增加，同时，通常表现为该国银行在外国银行存款的外币资产也相应增加。即：（国际信贷）（某银行境外外币负债、某银行存放外国银行外币）。如果该国中央银行从该国银行购买外币，那么，该国银行本币的存款准备金将增加并出现超额存款准备金，该国银行将会增加本币贷款。这样，外国资本流入导致该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增加、本币贷款的增加和本币供给量的增加。即：央行购买外币（存款准备金）本币贷款，经济扩张。如果该国中央银行不从该国银行购买外币而允许居民持有外币存款，那么，该国银行将会增加外币贷款。这样，外国资本流入没有导致该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增加，但导致对本国居民外币贷款的增加和外币供给量的增加，给本币升值带来压力。即：某银行存放外国银行外币对本国居民外币贷款货币兑换本币升值。

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造成借贷市场和利率的波动。如前所述，当国际资本流入时，将导致银行贷款的增加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导致利率的下降。相反，国际资本的流出导致利率的上升。这样，如果发生了大规模的国际资本净流入，利率将出现一个下降的过程；反之，利率将出现一个上升过程。因此，国际资本频繁流动造成利率的波动。

如果国际借款流入而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发放贷款时，它们能根据借款人偿还贷款的能力决定贷款的利率，针对可能出现的呆帐预提足额准备金，避免贷款过分集中在那些对于资本流动较为敏感的部门，当国际借款偿还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收缩贷款时，它们可以比较从容地解决资金调拨问题。但是，对于中央银行监管不力，银行体系不够健全的国家来说，国际资本流动将给金融体系造成较大的风险。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当国际资本流入而导致国内资金较为充裕时，银行为了扩大贷款往往会把资金贷给利润率较低的企业或信用级别较差的借款者。当国际资本流入而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发放贷款时，它们往往盲目扩大银行信贷而且银行信贷分配不当，使银行贷款扩展到偿还能力不高的债务人。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这些国家的银行往往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困境，从而不得不求助于中央银行提供资金，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

2、 证券投资

当外国资本以债券投资、股票投资的形式流入某个国家时，外国厂商或居民需要把外币兑换为本币，以用于投资。如果该国中央银行从该国银行购买外币，那么，与上述分析相同，本币贷款和本币供给量将增加。如果该国中央银行不从该国银行购买外币并允许居民持有外币存款，那么也与上述分析相同，外币贷款和外币供给量将增加。

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造成股票市场和股票价格波动。当国际资本以股票投资的形式流入某国时，将刺激该国股票的需求和引起该国股票价格的上升。当国际资本以卖出股票的形式流出某国时，将增加该国股票的供给和引起该国股票价格下降。

在股票市场上，外国投机者通常寻找股票价格指数偏高的时机同时在股票市场、股指期货市场、股票期权市场上抛售股票现货、股指期货和股票期权，以获取股票价格下跌的差价。股票市场的投机将出现两种可能性：第一，如果外国投机者获得成功，那么，该国股票价格暴跌，该国股票持有者将遭受损失。这样，企业将会减少投资支出而居民则会减少消费支出，从而导致社会需求的减少。第二，如果该国政府采用大量买进股票的方法来反击投机，即使可以保持股票价格的稳定，但由于政府使用可以流通的本币买进了不能流通的股票，该国货币供给量将会减少。因此，大规模的股票投机往往对该国国内经济产生收缩性影响。

二、风险的形成与危机的爆发

从理论上看，国际资本流动，即使是投机性的国际资本流动，也可以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金融资产价格恢复均衡状态。以借贷市场为例，当某国借贷资金供不应求而导致利率上升时，国际资本为了取得更高的收益率而涌入该国，该国借贷资金的供给将增加，从而使利率回复到原来的均衡水平。然而在现实的世界上，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市场的参与者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反映。例如，当借贷市场的利率上升时，市场的参与者有可能作出过度的反应而把大量资金投向该国的借贷市场，从而有可能导致该国借贷市场的利率大幅度下降。又如，当某国出现轻微的政治或经济动荡时，市场参与者有可能过于敏感地产生不利于市场的预期而把大量资金撤离该国的借贷市场，从而有可能导致该国借贷市场利率大幅度上升。同时，金融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当规模巨大的机构投资者在某国的金融市场上掀起投机风潮时，有可能导致该国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动荡。

不仅如此，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造成外汇市场和汇率的波动。不论国际资本流动采取银行信贷还是采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形式，都涉及货币的兑换，从而对外汇市场产生影响。当外国资本流入某国时，在外汇市场表现出来是外币的供给增加或本币的需求增加，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导致外汇汇率降值和本币汇率升值。相反，当外国资本流出某国时，将导致外汇汇率升值和本币汇率降值。这样，在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净流入时，本币汇率将持续升值；反之，本币汇率将持续贬值。因此，国际资本流动还造成汇率的动荡。

更为严重的是外汇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外国投机者通常在某国币值高估的时候借入该国货币，然后同时在即期外汇市场、远期外汇市场、外汇期货市场、外汇期权市场同时抛售该国货币，以期待在该国货币汇率下降以后回购该国货币来偿还该国货币贷款，从而获取该国货币汇率变化的差价。受到投机性冲击的国家中央银行通常采用的反投机方法是动用外汇储备买进本国货币，以减轻本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由于国际市场上的游资高达7-8万亿美元，国际大鳄实力雄厚，调度资金便利，受到冲击的国家很难应付。这样，在外汇投机中将发生两种重要的现象，投机者方面：借入币值高估的某货币抛售某货币某货币贬值购回某货币偿还某货币并获取价差；受冲击国：借出币值高估的货币购买货币外汇不足货币贬值收回货币并损失价差。外国投机者在该国大量借入该国货币，导致该国借贷资金的需求增加和利率的上升，会对该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由于中央银行使用外汇买进本币，该国货币供给量在短期内出现收缩。如果该国中央银行允许居民持有外汇，该国货币供给量收缩将持续下去。

外国投机者的资产组合极其复杂，投机技巧高超，往往在国际信贷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多管齐下，而且手段极其狠毒，令受攻击国防不胜防。大规模的投机对金融市场的波动有助涨助跌的作用，加大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加速经济泡沫的崩溃，其结果往往是债务危机的爆发、固定汇率的崩溃和经济的被迫收缩。收缩的过程是痛苦的，利率的上升、国民收入的减少、失业和通货紧缩都将不期而至。

1982年，墨西哥因为无力按期支付国际银行的贷款利息和偿还部分债务本金而发生金融危机。由于自己无力应付，不得不求助于美国。 1994年12月，墨西哥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到1995年初，比索兑美元贬值已达60％。危机的后果是严重的，在爆发危机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7％，通货膨胀率上升近 50％，就业人口的25％面临失业，工资购买力丧失55％，250多万人进入“超贫 ”的行列。 新世纪拉美国家再次爆发了金融危机。2001年底，阿根廷陷入金融危机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府频繁更替。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宣布停付1410亿美元外债后，又使阿根廷政府陷入了信用危机。持续已久的经济危机使阿根廷的金融系统受到严重打击，比索兑美元贬值近70％。国际上大多数贷款机构都已经拒绝向阿根廷提供贷款。

始于1997年7月的亚洲金融风暴更是震惊全球。这股“风暴”由东南卷向东北，直袭韩国。发生危机的各国经济普遍陷入衰退，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度下降。1998年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为-0.4％至-0.8％之间，是30年以来经济情况最差的一年。这次危机不仅给亚洲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还波及到世界整体的发展。1998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从4.1％下跌到2.1％。

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危机往往是自身矛盾积累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则更多的带有国际资本冲击的影子。但它们深层次的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协调、微观经济主体的脆弱和行为的不理性。

三、风险防范与危机化解

从现代货币经济体系和运作机制方面分析，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流通的相对独立化，形成与实物经济系统相对立的货币经济系统，并且两者背离的结果。所以防范风险和化解危机要从机制分析入手，抓住风险形成的关键环节，既要努力发展实物经济，又要健全自己的货币经济系统，力求标本兼治。

1、对冲性货币政策。如果汇率体制缺乏灵活性，外汇储备越多，越要避免名义汇率升值。外汇储备增加会引起货币扩张，为了遏制货币总量的扩张，克服总需求膨胀，应采取对冲性货币政策。可供采用的对冲政策措施有三种：一是公开市场操作。它有两个突出优点：一是减缓了因购买外汇而造成的货币信贷扩张，同时又不增加银行体系的负担；二是限制了银行体系在资本流动方面的媒介作用，降低了因为资本突然外流对银行体系的冲击。然而，公开市场操作会抬高国内利率，进一步诱发资本流动。二是准备金要求。提高准备金率会降低货币乘数，也会抵消中央银行因为干预汇市而引起的货币扩张。但是，增加准备金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趋势发生逆转，阻碍了信贷资源的有效配置。长期下去，会引起金融脱媒化。这种政策也将进一步刺激资本流入。三是公共部门存款管理。这种政策措施是将公共部门存款或养老金存款从银行部门转到中央银行。

2、加强银行监管，健全金融体系。虽然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都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银行自身因素却是更直接的原因。如果银行在内控机制和市场纪律方面存在纰漏，加强银行监管则可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监管能够重塑操作环境，强化市场纪律，促进内部治理。例如，通过精心设计进入门槛和业务范围就会改善运营环境；选拔合格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淘汰不合格的管理者、所有者甚至整个银行；要求所有者自担风险，制定适当的贷款评估、分类规范和会计标准，能够改进内部治理；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确保市场参与者掌握充分信息，保证市场制裁的落实，也就强化了市场纪律。

尽管银行监管有局限，但是，在资本流入期间，这种政策在降低因贷款猛增、资产价格膨胀而引起的银行风险方面仍然有特殊的作用。由于银行贷款增加最多的国家往往就是后来爆发危机的国家，信贷膨胀但没有引发危机的国家是银行体系得以加强的国家。Andrew Crockett认为，健全的金融体系有利于经济的平衡增长，银行体系的强健有助于出口不利时内需的扩大，发展长期投资的金融机构和本币债券业务、扩大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倚赖至关重要。

3、紧缩财政政策。紧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公共支出，减少总需求，降低资本流入的通货膨胀效应。这类政策的优点如下：一是政策操作成本较低；二是可以替代汇率调整政策充当稳定器，削减公共支出可以限制实际汇率升值，因为非贸易品在公共支出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财政政策缺乏应对资本流动的灵活性，它涉及立法和政治考虑，比较复杂。更何况，作为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同税收和支出的长期目标相冲突。所以很少有国家在资本流入期间实行财政紧缩政策。

在资本流动出现波动迹象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财政紧缩政策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把核心收益和支出隔离出来。而且，即使出现了资本流动的严重波动，财政收支需要进一步紧缩，但变动幅度将会更小。这种办法的另一个优点是不需要对税收和支出进行大幅度调整。

4、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1）资本管制。二战后新成立的IMF曾赋予各成员国资本管制的权力。当时的美国代表怀特(Harry White)和英国谈判代表凯恩斯，尽管分歧甚多，但在控制资本跨国流动这一点上却毫无二致。这有两点深刻原因：第一，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资本外逃将破坏二战后福利国家税收与金融政策的自主性。凯恩斯强调，如无“资本控制”，有产阶级不会接受福利国家的政策。 第二，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国际金融自由化是有冲突的。

一般说来，在经济扭曲的情况下，资本管制能够增进福利。因为资本管制实际上是在内外利率间加楔子，因此，在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汇率制下，它有助于货币供应量控制。资本管制是政府获取收益的工具，也是降低政府债务清偿成本的手段。但是，要让资本管制支撑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话，它就会无能为力，它对国际收支危机起不到防范作用。

限制资本流动的办法有两类，一类是数量控制的办法，规定资本流动的规模；第二类是税收（如交易税）或类似税收（不给国外借款的储备金支付利息）办法。这种措施成功地降低了国内利率，减少了短期资本流动；但是长期实行这种政策就会损害本国金融的竞争力。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管制对消费、经常账户和实际汇率的影响很小，但是它能够降低资本流动的总规模和改变它们的期限结构。事实上，智利、捷克和马来西亚在实行资本管制的一年中，其资本账户就分别缩减了7．6、3．5和15．1个百分点。而且，资本管制对吸引长期资本、防范短期资本有理想的效果。智利、哥伦比亚和马来西亚在实行资本管制之后，短期资本流入大幅下降。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结论。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表明，短期债务是资本流动发生波动和逆转的主要决定因素。

（2）鼓励资本外流。如果资本管制的目的是减少资本的净流入，那么取消资本外流的限制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危机过后的东南亚国家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政策，如韩国放松资本外流的限制以鼓励韩国企业对外投资；泰国、智利和哥伦比亚也有类似的考虑，它们现在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者将资本和利息汇回母国，取消了出口结汇制，对居民旅游换汇不再规定上限。

5、恰当的政策搭配。以Krugman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危机来源于国内经济政策与固定汇率之间的矛盾。 如果某个国家试图通过发行货币来为财政赤字筹资，那么国内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出口产品价格上升，竞争力下降。为了维持出口，货币必然贬值，和固定汇率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者会判断该国货币即将贬值，从而发动攻击。当金融投机集团大肆抛出本币之机，该国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只好动用外汇储备来打一场几乎是毫无希望的汇率保卫战。最终耗尽了外汇储备之后，汇率体制全线崩溃。

“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所谓“三难选择”，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将汇率的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不仅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内外均衡的调节，而且还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国际资本流动特别巨大的今天，固定汇率制实际上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只赚不赔的好的投机机会，因此，除非实行资本管制，否则，固定汇率制将成为一国遭受经济冲击的潜在诱因。相比之下，浮动汇率制似乎更有优势。由于汇率的自由波动，一国政府不仅可以减少一个政策目标(汇率稳定)，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政策工具(汇率政策工具)，这样，政府在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目标时，可以更加从容。

6、国际合作。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 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机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 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 3％。 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券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影响。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为了维持经济调整和债务重组的良好秩序，国际社会有必要允许在界定明确的条件下暂时停止向所有债权人支付款项。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通过IMF《约定条款》(Articles of Agreement)将其作用予以公开明确，并允许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停止有关诉讼。之所以这样做，当然不是永久性地改变债权人的权利，而是限制债权人在可能损害债务国重组进程或不必要的情况下提出诉讼，并进而迫使所有的债权人接受普遍的程序。米切尔•康德苏认为，这种初步设想应该可以与解决危机的其他合作性的措施协调一致。在日益全球化的金融世界里，债务人支付能力的早期恢复同样关系到债权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债权人也有必要关注那些有序的、谨慎的调整措施和债务重组方案。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则进一步指出，“有一借主，必有一债主。外国债主在很多情形下是边际贷款人（marginal lender）”。 可见，外国投资者也须对危机负一部分责任。

四、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正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上述分析结果在某些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1、在固定汇率或者联系汇率制度下，充足的外汇储备是应对国际投机的重要手段，保持经常账户顺差、警惕国际收支逆差对于维持本币汇率稳定至关重要。我国的人民币目前尚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不能直接作为国际清偿手段，我们现阶段还不能放松外汇储备的管理。

2、银行不良贷款必须得到根本性解决，不仅要尽快消化存量，更要在健全金融体系、控制增量上下功夫，建立良好的信用制度。

3、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时，要防止货币、财政政策的过度扩张可能造成的经济过热，可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延缓和防止经济泡沫的形成；反之则反向操作，防止资产价格急剧贬值，陷入金融危机。

4、资本市场要进一步在开放中发展，开放的步伐要循序渐进，和我国金融监管的能力相适应；发展本国资本市场，增加投资和风险转移的工具。如发展金融期货等。

篇5

《文汇报》：新结构经济学因其与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相区别的明确意识而为经济学界关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林毅夫：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就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变迁。按现代经济学的常规，研究经济结构和变迁的原因，就是结构经济学；为同原来的结构主义相区别，所以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是内生的。旧结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都把结构和制度看作是外生的。旧的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参照系，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搬照抄来发展；新自由主义则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倡导发展中国家同样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

新结构主义与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前者认为结构是内生的。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断加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所在。在18世纪以前，即使在西欧国家，人均收入增长非常缓慢，按照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1400年；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70年；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人均收入翻一番只需要35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加快。一国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其产业必须符合比较优势，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也不同，使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都不一样。因此，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同，其所需的基础设施也就不同，相应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也就不同。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必须同实体经济的特质相匹配，超前或落后都不好。

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总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发达国家哪些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好、发展中国家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作为参照系，以此来制定经济政策。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的参照系，看它们有些什么，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把能做好的发扬光大。上世纪5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经济成功，就是按照自身要素禀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按照发达国家优先发展大产业的路径来发展经济。依样画葫芦的结果必然是削足适履。

《文汇报》：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以及政府的作用，这样的见解肯定同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经验”有关。

林毅夫：理论总是来自现象。新结构经济学既有来自中国和东亚的经验观察，也有理论的分析。

关于政府和市场，1993年世行出版的《东亚奇迹》一书在总结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时，认为一是出口导向，一是对市场友善的政府干预，这里，既有市场又有政府。2008年，以迈克尔·斯宾塞为首的经济增长委员会的经济增长报告，总结了二战后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取得年均7%以上增长的全球13个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归结为五点：开放经济，宏观稳定，高储蓄高投资，以市场为基础，以发展为导向的有能力的政府。这个报告同时强调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就会发现，市场和政府必须同时存在。按照结构内生和要素禀赋理论，资本积累的速度必须比人口增长速度快，资本来自剩余积累，更多的剩余积累必须来自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和前提。但是，现代经济发展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性就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这种升级需要先行先试者，先行先试必然充满风险。发达国家往往是以专利方式激励先行先试者，发展中国家则是想办法给先行先试者以一定的外部性补偿，同时，政府还应当成为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完善的提供者和协调者，以便为先行先试者提供合适的环境。我之所以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回到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加以研究，但不主张回到《国富论》，是因为斯密用8年时间写作《国富论》时，实际上尚未认清工业革命的进程。《国富论》假定技术和产业是给定 的，要在此条件下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所以，斯密只强调竞争的市场，不强调政府的作用。但是，从斯密到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是斯密当年所没有看到的。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条件下如何最优化配置资源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使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更重要。

《文汇报》：从理论上说，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是否存在一个理想的边界范围？如何才能克服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以及政府干预过多这两个极端？

林毅夫：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比如，结构主义对政府的强调就过了，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因此乞求政府的各种保护补贴，导致种种扭曲和寻租，这就是过犹不及。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是不及犹过。如果只强调市场竞争，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降低交易费用、补偿外部性，就会导致产业和技术升级非常困难。智利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按“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没有形成新的产业，一直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子。

在产业升级中，政府应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其实，在十五、十六世纪英国追赶荷兰的进程中，政府对毛纺业提供了大量政策支持，而在英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后，德国、法国、美国在追赶过程中，政府也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今天，在发达国家，政府往往通过专利保护、对基础科研加以有选择的支持、政府采购、行政规定（比如目前美国对新能源使用比重的规定）等方式发挥着因势利导的作用，以诱导产业和技术升级。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发挥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否则就是自废武功。当然，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对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不是要保护那些竞争能力不足的企业。这里面存在着质和量的根本区别。

“新马歇尔计划”为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

《文汇报》：重构国际货币体系，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逐渐达成的共识。为此，您的新著提出了以超的完全信用货币“纸黄金”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构想。提出这一构想的新意何在？

林毅夫：“纸黄金”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的。以单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有着内在必然的矛盾，也就是一国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放松金融监管有利于发展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美国经济能支撑巨大的外贸逆差，在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也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来源。长远看，如果仍然以一国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其内在矛盾永远没法解决。

美国在二战后经济处于上升势头，总量占全球经济的50%以上，因此，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既方便又稳定。应当看到，多元储备货币的国家都存在结构性问题，会造成短期投机资本在国际市场间大量流动，导致储备货币汇率急剧波动，资产泡沫此起彼伏，给储备货币国带来大量问题。这样，大家都是受害者。为克服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然存在的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冲突，推出“纸黄金”这一构想可谓适逢其时。

《文汇报》：为振兴全球经济，您特别提出“新马歇尔计划”，也就是大规模投资于全球的基础设施。这样的构想如何能够在各国家得到普遍认同？

林毅夫：各国经济发展固然仍以国家为主体，但是，任何发展政策，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相对更加严重。大家最关注的是欧债危机。就欧债危机而言，如果债务国不进行结构性改革，短期援助计划都只是止痛药而已。结构性改革如此重要，为什么欧洲国家不推行？因为结构性改革短期而言是收缩性的，降低工资，减少福利，金融去杠杆，短期会使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继续攀升，从而加剧社会和政治不稳定。传统上，一旦出现危机，总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中长期竞争力，以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以此抵消因结构性改革出现的经济收缩。但是，在当前发达国家仍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很难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提升竞争力。美欧目前通过释放流动性来应对危机，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有鉴于此，我提出“新马歇尔计划”，就是给发达国家提供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也就是通过对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这种投资是双赢，发达国家可借此进行结构性改革，走出金融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消除自身的基础设施瓶颈，从而获得更快发展机会。在发达国家依然拥有货币储备权和印钞权的现实条件下，发达国家与其通过大量印钞购买政府国债以刺激消费需求，还不如通过印钞来投入全球基础设施以增加就业。与前者相比，后一种投资长远来看更有利。

《文汇报》：问题在于，“新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主体又该寄托在谁的身上？

林毅夫：首先，G20国家要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发展机构应充当这一计划的实施主体，包括欧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其项目选择、设计和执行的能力非常强，以这些国际机构为依托，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可以使“新马歇尔计划”顺利推行。

《文汇报》：全球步调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决定全球经济能否复苏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但是，由于各国失业率高导致的社会抗议压力以及政党政治选举的实情，许多货币或财政政策可能因此出现变形。这样的情形是否更使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