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的财政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紧缩的财政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无论是从世界各国治理通货紧缩的历史经验，还是从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来看，缓解和消除通货紧缩的措施，既要从相关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结构调整等方面入手，以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障碍，又要适时调整政策内容，特别是加大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调节力度，以收到明显的政策调控效果。

一、调整财政投资政策的内容和方向，尽可能放大财政投资政策的即期扩张效应及中长期的维持与推动效应。

正如买方市场条件下的需求不足，将是今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一样，当前的政府（财政）投资拉动政策，是在我国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种特殊举措，不可能长此下去。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拉动”和“带动”，而不可能是包办或替代——对民间投资的替代。因此，如何放大财政投资政策的即期乘数效应，并为中长期投资需求的增长奠定基础，就成了衡量积极财政政策功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有利于化解通货紧缩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必须适时调整扩张性财政投资政策的方向和内容。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这方面可供考虑的举措主要有三：

——适当缩小国家财政对公共基础设施的直接（全额）投资规模，抽出部分财政投资资金，通过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多种途径，以吸纳、带动社会资金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做，一则可收到放大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之利；二则可把近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在必要而合理的规模上；三则还可为国家财政直接投资规模的逐步缩减，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择机转型创造条件。

——调整财政投资方向。去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以及与之配套的1000亿元信贷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推动当年和近期的经济增长，无疑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过分强调不搞加工工业，特别是不投入技术装备工业和技术改造的做法，将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为了把财政政策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有机结合起来，须对财政投资方向进行适时调整。即除了继续进行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应有选择地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对关乎工业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技术装备工业，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投资需求，予以更大的财政支持。其中包括通过实行结构性的税收减免、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政策措施，以定向支持企业的科技进步，促进那些具有旺盛活力与关联、带动效应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基础性的技术装备工业的升级换代，为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冲出由于实体经济不发达和低水平所造成的市场疲软、需求约束和通货紧缩陷阱而创造条件。这样做，不仅符合我国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方向，而且是缓解乃至消除通货紧缩压力的一项治本之策。

——发行专项建设国债，一方面减轻国家财政的债务压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扩张效应。所谓专项建设国债，简而言之，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投资形式。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发行了大量的专项建设国债，用于满足某些公共事业、公共工程和大型项目的贷款需要，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采取积极措施，加大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

去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对最终消费需求的提升作用还有待加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短边”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买方市场已初步形成的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正是有鉴于此，近期就应适时加大直接启动我国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力度。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这方面的突出矛盾，就是广大干部职工的低收入、高支出预期，已成了扩大即期和中远期消费需求的一个严重障碍。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都充分表明，稳定人们的收支预期，尤其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不仅是在经济紧缩期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而且其直接转化为即期消费需求的比例也最高、最快；定向增加对国家工薪阶层的住房补贴，不仅可以缓解现行低工资与住房货币化的尖锐矛盾，而且是使建筑业成为支柱产业的一个重要推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尽快建立，则是消除目前大多数人消费后顾之忧，消费心理不确定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然而，无论是改革收入分配体制，还是加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步伐，都需要国家财政投入大量资金。在国家财政长期紧张的情况下，如何筹措这些资金，就成了举国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难点和焦点。从当前我国的现实出发，满足上述需要的筹资对策有：

——调整国家的现有预算安排。

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及其预期，充实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等，就财政支出属性而言，均属于经常性支出的范畴，因此如何扩大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来源，就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其中，可供考虑的一个办法就是调整现有的国家预算安排，即把近年来的经常性预算结余，不再转入建设性预算，而留作用以扩大经常性预算之需。这可称之为“调”。

——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挤”出一部分财政资金用来满足上述需求。

例如，配合市场化进程和政府职能转换，适当缩减政府的支出与投入范围；配合国企改革，逐步减少企业的亏损补贴；在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大力压缩各种形式的价格补贴；配合政府机构改革，以及支出制度的创新（如政府采购制度），逐步压缩行政事业费支出等等。

——通过对国有资产存量的有效利用，“变”（现）出一块资金来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例如，对大中型企业的“办社会”资产部分实行“”剥离“，一方面可减轻企业的经营压力，同时又间接增加了在职职工的社会保障来源。通过对中小企业国有资产的多种处置方式，也可变现出一部分资金来满足类似的需求。

三、从速推进费税体制改革，是持续扩大内需、遏制当前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这种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通过费税体制改革，切实减轻企业和农民的非税负担，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为提高城乡市场主体的投资——消费能力奠定基础。

我国人口中的2／3居住在农村，农民理应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但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却从“七五”时期将近50％锐减至1997年的39％。其中，农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水平低下，可说是一个基础性的原因。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则是“苛费猛于虎”，大量侵吞和蚕食了农村和农民的有限收入。有关资料表明，1998年，尽管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下降2.36％，但农民上缴的三提留、五统筹仍比上年增长了1.4％， 加上各种摊派和罚款，比交纳的税金还多出13％。

至于各类企业所承受的各种非税负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此只列举三个数字就可见一斑：一是据初步统计，近年来企业上缴国家财政的资金，仅占各种收费摊派的1／3 强； 二是近两年取消不合理收费26710项，涉及金额每年985亿元，相当于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两倍；三是在有些技术改造项目中，除按国家规定上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以外，还要交纳各种费用20多种，两者合计占总投资的30％以上！难怪不少企业扼腕长叹：不改造等死，改造找死。

篇2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的作用

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学原理

1.西方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启示

西方经济学家尝试了多种方法治理通胀问题。凯恩斯学派在治理通胀过程中采取降低有效需求的理论，认为可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减少投资和消费，降低需求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控制通胀压力。新古典学派认为要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配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经济平稳发展。

西方国家在治理通胀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上世纪经济波动时期普遍采用压缩总需求的方法来治理通胀，一方面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其中运行效果较好的是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灵活的“松紧”搭配的政策取得较为有效的成果，特别是在滞涨时期，美国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政府支出、消减赤字等，重视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抑制通胀。

2.我国采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我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来应对通胀压力，对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导致的经济下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为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适当合理的运用财政政策对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1)财政政策的运用有利于在短期内调整我国经济结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对国内商品的需求状态来调节经济发展效果。对于国内出现的较高通胀压力，政府可以采用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结构性调整，在短期内有效的改变商品市场供应，淘汰一部分落后产业，积极推动前沿产业的发展，对加快经济合理化调整和持续稳定长期发展具有较高的影响作用。

(2)综合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和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抵御通胀压力，又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政府实现在新形势下的双赢目标。一方面紧缩货币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国内需求水平，另一方面扩张财政政策可以适度的提高国内居民的社会需求，当两方面的力量相平衡的时候既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又可以达到抑制通胀的目标。

(3)财政政策可以对货币政策实行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进行弥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出现资金流通困难，更加促进经济的萧条，损害经济运行的动力。然而如果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例如对企业进行税收上的优惠和补贴，则可以有效的对其产生的不利方面进行弥补，帮助企业降低损失。

更多利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理论分析

(一)西方国家治理通胀经验的启示与借鉴

西方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治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凯恩斯经济理论认为，在治理通货膨胀时，要采用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减轻通胀压力。新剑桥学派则反对用紧缩政策、压低就业的办法来治理通胀，主张更多地注重财政手段治理通货膨胀。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抑制通货膨胀需要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进行适当的松紧搭配运用，配合实施收入政策和劳动政策。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减少通货增长率就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政府采取“单一规则”控制货币供给量，就能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供给学派认为，要在抑制总需求的同时增加供给，运用减税、减少对企业活动的限制等刺激生产力的方法同时解决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

西方国家反通胀的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占有明显统治地位的上世纪70年代之前，各国基本都采用压缩总需求的方法来治理通货膨胀，其中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利率、控制信贷、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流通速度等，财政政策包括减少政府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削减财政赤字和增加税收等。上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在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涨”局面中逐步放弃了单纯依靠抑制需求治理通胀的政策，开始采用主动遏制通货膨胀的手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不再是一味从紧，两者的组合也更加灵活。80年代美国政府就以供给学派的理论为指导，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松紧”搭配的政策，一方面减少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实施减税措施，当经济走出滞涨后再实施削减财政赤字的政策。这一系列措施帮助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本摆脱滞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则高度重视物价的稳定，变治理通胀为积极预防通胀，治理通胀同样采用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上控制公共支出、削减赤字，重视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供给抑制通胀。

西方国家治理通胀的实践经验主要有：一是治理通胀要重视采用更加主动的政策措施，既要尽力减轻通胀的负面影响，也要积极从源头化解通胀压力、遏制通胀蔓延，在一些情况下，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些调控目标的重要工具;二是在保持各种政策协调配合打出“组合拳”的同时，也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地加大某些调控政策的实施力度;三是政策的制定也要注意着眼长远，着眼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而不应仅仅是应急之策，注意在治理通胀同时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在治理通胀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之间寻找平衡点。

(二)我国利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世界各国治理通胀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缓解当前通胀压力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结合当前通胀压力形成的原因和特点分析，从紧货币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有效解决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更是难以在短期内有针对性地调整供给结构;二是货币政策作用的外部时滞较长[3]，在我国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传导阻滞，政策效果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显现;三是抑制输入型通胀压力效果不明显，通胀压力在全球不断蔓延的今天，一国的货币紧缩政策难以完全抵御输入型通货膨胀;四是过度紧缩可能削弱实体经济的活力，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攀升，经济下滑;五是在经过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之后，这些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余地已显狭小。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在应对当前通胀压力中则应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一，财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用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的外部时滞短、指向性强，在强势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中效果更加明显。在治理供给不足引发的通胀压力时，财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内直接、有效地改善短缺商品的市场供给，抑制过快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同时也可为其他调控政策充分发挥作用，争取更多的时间。

第二，财政政策可以在抵御通胀压力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实现“压通胀”和“抓增长”之间的平衡。受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影响，今年我国净出口的增速可能会大幅下滑。在外需受到抑制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外需求不旺对经济增长的拖累。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稳定并刺激社会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第三，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弥补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对中小企业融资造成更大困难，“误伤”经济实体，损害经济运行效率。实施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最大限度消除从紧货币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帮助因实施从紧货币政策而受到影响的企业渡过难关。

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0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再次达到3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应对可能会持续时间较长的通胀压力。因此，短期内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依然有待观察的情况下，更多利用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看了“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的作用”的人还看了：

1.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2.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

3.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

4.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5.财政政策的功能

6.财政政策的功能有哪些

篇3

[关键词] 新劳动合同法 财政政策

2008年中央经济会议文件显示，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政府对经济工作的指导，从中可以看出国家经济的走向。财政政策主要分为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两部分，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政府收入包括税收政策等。

新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年初开始实施，其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将新劳动合同法作为一项财政政策进行论述，并对其政策效果进行分析。

一、新劳动合同法的是财政政策吗

根据财政政策的定义，财政政策是一种政府计划。内容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及转移支付等支出;税收的数量和种类。从定义上来看。一部关于劳动者的法律很难和政府购买，转移支付和税收相关。然而，笔者认为，如果政府直接采取的一项非金融类政策对宏观经济层面存在一定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时，那么这项政策就可以被称为财政政策。因为，它与书面意义上的财政政策有同样的政策效果。

税收被公认为是一种财政政策，税收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影响市场交易的数量，并表现为将私人的一部分货币转移给政府或相关部门。同样，一项旨在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是一项财政政策，只是这里的货币转移较为隐蔽而已，这些将在后文进行叙述。

二、新劳动合同法为什么是紧缩的财政政策

在明确了新劳动合同法是财政政策之后，下文将论述新劳动合同法是紧缩的财政政策的原因。

首先，一项法律或管制，无论是处于什么原因，一定会减少市场的作用。用最基本的经济学例证，最低工资减少了就业的数量，租金限制降低了出租房屋的质量。因此，仅从政策性质来说，一项作为管制和具有强制力的政策一定会减少市场的交易，即紧缩的财政政策。

其次，从新劳动合同法的内容来说。这里仅以无限期合同和须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例。新劳动合同法引入了无限期劳动合同这个“时髦”的名词，然而其效果并不“时髦”，反而引发比较“时髦”的事情――华为用工门事件，企业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示对新劳动合同法的不满。华为为什么从上到下都要重新签订合同，就是因为无限期合同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太高，企业无法承担。世界上有采取终身雇佣制度的国家――日本，然而，日本不是人人都是终身职工，只有雇员人数超过999人的大企业才会采取终身雇佣制，且终身职工的数量还在不断下降。中国的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这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般劳动合同的形式，有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两种。口头形式适用于一些灵活的，临时的用工场所。根据合同的定义，只要是当事双方自愿平等达成的协议都应该被当作合同履行。因此，书面合同的规定会不会减少对这种用工的需求呢，至少可以说它降低了劳动的灵活性。

从上述可以得知，新劳动合同法无论从本质还是其内容均体现了和税收类似的紧缩特征。新劳动合同法的种种规定很有可能以增加就业成本的代价减少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数量，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并且，通过比较各国在劳动立法上的成败经验，凡是有过多的立法来干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比如德国、印度，尽管立法者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福利，最后都事与愿违，出现了长期持续失业和劳动者福利下降的情况，国民经济长期不景气。因此，新劳动合同法是紧缩的财政政策。

三、新劳动合同法作为紧缩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

作为一项紧缩的财政政策，新劳动合同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合同的不公平现象。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大量劳工都是在比较低工资的条件下工作，这说明社会经济是相当不发达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率，促使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市场上其他产品的价格是一样的，本质上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形成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工资就会节节上升。一个落后的经济，就业机会非常稀有，劳动供给大量过剩，工资水平就会非常低，无论政府做什么，工资水平都高不了。过度的管制只能增加劳动力的雇佣成本，使劳动力市场萎缩，进而造成失业的增加。

同时，面对增加的失业人群，政府将提供更多的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来维持其基本生活。也就是说，政府的转移支付有一部分是因为不当的劳动合同法规所造成的，这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隐蔽”的货币转移。并且，新劳动合同法不同于税收，税收政府在扭曲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还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而新劳动合同法在政府扭曲劳动力市场后还要提供更多的转移支付来维持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所以新劳动合同法不仅是一项紧缩的财政政策，还是一项政府、民众两边都得不到好处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有使用的必要吗？

四、关于新劳动合同法作为财政政策的使用问题

有人也许会问，难道政府不应该维护劳动者的公平和合法权利了吗？是的，政府应当维护，但政府管的不应过多。政府应管的是两件事：一是保证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避免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劳动场所的不安全性等。其次，政府要帮助维护劳资双方合同的严肃性，帮助劳资双方认真地执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而不该过多干预合同里应该包含什么内容，比如工资、福利、劳动时间等。在不损害劳动者健康的前提下，劳资双方可以根据供求关系、工作内容，以及工作需要来决定劳动时间的长短。

因此，笔者认为，新劳动合同法是一项对国民经济有着一定负面影响的财政政策，对其实施应抱有谨慎态度。对于当年的中国，如何增加企业的效率，增加就业的数量和经济发展的质量才是关键。

参考文献:

篇4

[摘 要]CPI和PPI均是反映一国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我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出现一正一负的状态。面对“二率背离”出现的“剪刀差”现象，不应再仅仅抓住CPI不放，应同时兼顾近年来PPI持续紧缩的状况，采取必要的措施，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紧密结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增长，同时警惕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现象。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由CPI、PPI的分化现象导致的我国政策的走向。

[关键词]CPI；PPI；政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0.087

[中图分类号]F424；F7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0-0-02

一般而言，人们认为价格波动通常从由PPI所衡量的上游价格指数，向CPI所衡量的下游价格指数传导，然而我国的价格传导关系在近10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PPIq跌幅度远远大于CPI涨跌幅度，CPI和PPI的背离越来越大，PPI的波动不能及时向CPI传导。鉴于此，本文从CPI和PPI的含义入手，一方面分析了近几年我国CPI和PPI的波动特征，同时解释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并对如何适应未来经济改革提出了政策上的建议。

1 CPI指数和PPI指数

1.1 消费者价格指数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又称生活费用指数，反映一定时期内普通消费者所购买的一组固定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建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购买的食品、衣服、住宿、燃料、交通、医疗、学费及其他商品的价格基础上的，反映的是一定时期的生活成本。

1.2 生产者价格指数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又称批发价格指数。它是衡量一定时期内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用到的产品的价格变动的相对数。生产者价格指数是建立在产成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基础上的，反映的是一定时期的生产成本。

1.3 CPI与PPI的关系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1.3.1 CPI和PPI的关系

PPI作为CPI的先行指标，对CPI产生传导作用，当前的PPI走势会决定以后CPI的大致走向，但从2008年5月份开始，我国的CPI走势和PPI走势出现了相反的变动，甚至自2012年3月，PPI与CPI便开始出现了一正一负的变动，且这一变动持续了近50个月。

1.3.2 CPI和PPI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CPI与PPI两者一般呈同向趋势，只有当经济走势发生变化时才会先后发生变化。变化蕴含的一般经济含义是：CPI和PPI上涨，意味着通货膨胀上升，经济增速加快；CPI和PPI下跌，意味着经济放缓，下跌幅度过大，导致通货紧缩，经济陷入衰退；CPI上涨，PPI下跌，意味着企业利润增大，经济将进入一个扩张期；CPI下跌和PPI上涨，意味着企业利润减少，经济有衰退的危险。

2 CPI、PPI变化趋势分析

2.1 分析变化趋势

CPI和PPI在2011年10月份左右出现了交叉后，PPI出现明显的下滑，形成走势分化的局面。且在PPI走势低迷的情况下，CPI也逐渐形成了下行的趋势，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断拉大，形成了“剪刀差”的现象。

2.2 从变化趋势分析我国目前经济形势

CPI和PPI均可以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状况的指标，一般而言，CPI更为广泛使用一些。然而在PPI长期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只研究CPI指数的变化显然不合理。尽管CPI仍维持在2%左右，但依据众多其他指标及跨国经验，基本表明我国经济状况已进入轻微通货紧缩阶段。

3 针对CPI和PPI分化的政策及建议

3.1 财政政策

3.1.1 财政政策的建议

财政政策是政府为了促进就业水平，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实现稳定增长而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变动调节社会总需求，进而影响某些经济总量的政策。在我国出现经济轻微通货紧缩，国内出口受到抑制、国内消费不足、投资需求带动不了的情况下，应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3.1.2 财政政策的优势与不足

凯恩斯曾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过剩的产能和不足的需求，然而供给不会自发的创造需求，只有需求才能继续生成需求。财政政策工具有较强的填充需求缺口的能力，这是货币政策望尘莫及的。财政政策不仅能有效带动消费和投资，且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可直接成倍增加就业和产出，而后者则是以利率为中介向市场传递信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然而，财政政策并不能取得理想中的好效果，原因在于它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越大，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越差；挤出效应越小，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越好。

3.2 货币政策

3.2.1 货币政策的建议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整个经济，以达到一定经济目标的行为。在我国目前轻微通货紧缩的经济形势下，应采取适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率，从而达到刺激投资，刺激总需求的效果。

3.2.2 货币政策的优势与不足

货币主义论者认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会导致“滞胀”问题，而货币政策不仅可以通过利率渠道引导经济，还能直接作用于信贷量等变量，进而刺激需求。且与财量相比，货币供应量与消费水平的相关性更高。

货币政策存在的不足是当央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会被货币流通的速度所抵消，且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也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3.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由文中两种政策的局限性可知，单方面使用一种政策来调节经济并不足够，为了使政策更好的达到预期效果，最好的方法是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使用。从根本上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使供给与需求在变动中保持一个最优的结构，进而使社会经济维持在一个长期稳定的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时，可能会损害各自的独立性。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需要预防扩张性财政政策与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

4 结 语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将构成我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真正基础，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已经进入增长速度“换挡”、市场化改革“阵痛”加剧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等多重背景下，摒弃原有的思维模式，彻底告别非常规刺激政策的时代，对经济增速的减缓持包容与克制的态度，且政府应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缩小CPI指数与PPI指数之间的差异。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康.PPI、CPI传导机制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4（5）.

[2]向悦月，周昭雄.我国PPI与CPI走势“背离”的成因及协整检验[J].中国林业经济，2016（4）.

[3]邹静娴.中国CPI、PPI的分化与通缩[J].国际经济评论，2016（4）.

[4]姚兴财.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的实证分析[J].时代金融，2016（11）.

[5]燕雄.10月份CPI重返“2”时代[N].中国信息报，2016-11-30.

[6]刘金全，解瑶姝，龙威.“新常态”下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的新视角[J].经济问题，2016（3）.

[7]尹岁.新时期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方法[J].时代金融，2016（11）.

[8]何代欣.中国财政政策取向[J].中国经济报告，2016（10）.

篇5

关键词：IS-LM模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由于凯恩斯有关利率的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确定性，二是货币市场均衡无法保证商品市场也达到均衡，因此希克斯于1937年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后，汉森提出这一分析工具，并将LL曲线改称为LM曲线，于是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一般均衡模型是指在商品市场中，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随着r递减而减少，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S是Y的递增函数。希克斯认为，将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与利息率的另一种关系，形成IS曲线。同样由于下式决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货币市场上，名义货币供给量为M，货币需求为L=L(r,Y)。货币供给有政府决定，是个既定的量，货币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数，当下式成立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M=L(r,Y)货币供求相等点的轨迹形成LM曲线。它表示在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态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将方程I(r)=S(Y)与M=L(r,Y)联立，可求得未知数(r,Y)的解，这个解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这就得到一个关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点E代表一般均衡态（如下图）。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点。在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时，收入水平达到稳定均衡。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般比较分析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波动的两种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两种政策的效应又会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而有所差异。

所谓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所谓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基本方针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具体政策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IS-LM模型比较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中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这里有引入IS-LM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

IS-LM模型中的LM曲线是表示货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息率(简称利率)关系的曲线:IS曲线则是表示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率关系的曲线。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到调节。这些影响可以在IS-LM图形中看出。

如果LM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财政政策，会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它和LM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和收入都高于原来的利率和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则会使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使利率和收入下降。相反，如果IS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会使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它和IS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低于原来的利率，收入则高于原来的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会使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使利率上升，收入减少。

（1）财政政策效应

从IS-LM模型看，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是指政府收支变化(包括变动税收、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等)使IS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显然，从IS和LM图形看，这种影响的大小，随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不同而有所区别。

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大。反之，IS曲线越平坦，则IS曲线移动时收入变化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小。如图1所示。

IS斜率大小主要由投资的利率系数所决定，IS越平坦，表示投资的利率系数越大，即利率变动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资变动的幅度越大。若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较敏感，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利率上升时，就会使私人投资下降很多，就是“挤出效应”较大.因此，IS越平坦，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被挤出的私人投资就越多，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即政策效应越小。图1(a)中Y1y3即由于利率上升而被挤出私人投资所减少的国民收入，YOY1是这项财政政策带来的收入。图1(b)中IS曲线较陡，说明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较小，因而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的斜率不变时，财政政策效应又随LM曲线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线越陡，则移动IS曲线时收入变动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则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2所示。

从图2(a)和(b)中可见，政府增加同样大的一笔支出，在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小，即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在LM曲线较平坦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大，即政策效应较大。这是因为。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表示货币需求增加将使利率上升较多，从而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结果，使财政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当货币需求利率系数较大(从而LM曲线较平坦)时，政府由于增加支出，即使向私人部门借了很多钱(通过出售公债券)，也不会使利率上升很多，也就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政府增加支出就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较多，即财政政策效应较大。

（2）货币政策效应

变动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即货币政策的效应，同样取决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

在LM曲线斜率不变时，IS曲线越平坦，LM曲线移动（由于实行变动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IS曲线越陡峭，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小。如图3所示

LM曲线右移，货币供给增加，从而能够增加国民收入。但实际上收入并不会增加那么多。因为利率会因货币供给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中一部分要用来满足增加了的投机需求。IS的斜率主要决定于投资的利率系数。IS陡峭时，投资的利率系数较小。LM右移时会使利率产生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增加的货币供给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满足投机需求。国民收入水平不会有较大增加，政策效应不大。相反，IS平坦时，投资利率系数较大。LM右移时，利率下降不大，投机需求较小，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平坦，LM曲线由于货币供给量变动时，国民收入的变动就越小，即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则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4所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LM曲线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若LM曲线较陡峭，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小，即货币供给量稍有增加就会使利率下降较多，因而使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多增加，即货币政策的效应较强。

因此，IS-LM曲线的形状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关系如下:

IS或LM曲线移动时,均衡收入与均衡利率会发生变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推动IS或LM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实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自发性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和均衡收入增加,从而推动IS曲线右移。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受"挤出效应"的影响,IS曲线的形状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关系不确定。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法定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推动LM曲线向右移动。IS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越有效；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

三、从IS-LM模型分析我国的“双稳健”政策

近几年,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国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上,倾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不过,从2003年开始,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2003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达到9.3%,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7万亿元,增长9.5%。在这种变化下,我国实施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2005年开始转变。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的出发,中国在2005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稳健"。笔者拟运用IS-LM曲线来讨论这一“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1.“双稳健”的政策含义。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刘国光,200A)。笔者个人认为,“稳健”是相对于“积极”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说是稳中趋于紧缩的,尤其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反应在公众的心理预期上,这种政策调整反应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应运而生的整个宏观政策态度。虽然,稳健政策并不等同于紧缩,但在经济主体的预期中,“稳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近似于紧缩。

2.我国“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

“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是经济稳定而非经济增长。IS-LM模型探讨的是国民收入与利率水平的水平关系,没有讨论经济稳定的问题。而“双稳健”政策,作为宏观的经济政策,更多考虑的是预防经济过热,推动社会公平和减少失业,调整行业结构,应付经济垄断等各个方面。这一政策通过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落脚于经济平稳,致力于在经济过热和增长缓慢中间寻找平衡点。

3.“双稳健”政策应加大市场调控的力度。

我国的IS-LM模型没有确定的形状,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无法精确拟合。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等原因,一些变量实际上是政策性的,而定性分析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障碍,不能精确描述IS-LM曲线的形状。所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IS-LM模型(笔者把它看作是在经典理论中加入一些条件的定性模型)是不精确的。尽管长期趋势十分明确,但在短期内,或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模型的形状和趋势并没有准确的界定。在不精确的IS-LM模型下,稳健的政策,即中性政策,应该说很好地配合了这种不精确性。因为稳健政策意味着政府干预的谨慎,意味着留给市场更充分的发展空间,意味着由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力量的出清来实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均衡,从而通过市场的培育,使我国的IS、LM曲线由理论上的陡峭趋向正常,由实践上的不精确趋向可计量的稳定。“双稳健”政策是比较谨慎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应在确保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协调性,以提供公共物品、解决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实行其它配套的政府干预,加大培育市场的力度,引导市场的完善,使市场的调控更加灵敏有力,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美]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邓子基、张馨、王开国：公债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即政府调控主体主要通过政策手段把经济参数附加到市场上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上，进而调节、引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间接调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但分工而互补，需要相互协调配合，促使经济运行趋于总量均衡和结构优化的理想状态。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了，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也显著增加。本文试基于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的思考，提出几点基本认识，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财政、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差异性和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阐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又由于各自在经济体系中所侧重的不同领域和具备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异性特征。

首先，调节的范围不同。财政收支及其政策体现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其调节范围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货币政策主要处理商业性金融系统功能边界内的事务，其调节范围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当然，可以由经济领域间接传导到其他领域)。

其次，调节的侧重点不同。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对总量与结构发生调节作用，但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带有更为强烈的结构特征，因为财政收入按不同项目与不同规定来组织，可以直接调节不同地区、部门、企业及个人的收入水平，财政支出按资金性质与用途来安排，可以直接调节产业结构、部门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财政政策对总量的调节，则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数作用影响社会总资金运动的全局。反之，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而言带有更为鲜明的总量特征，因为国民经济中的一切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都要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中央银行作为唯一能够直接管理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部门，正是运用货币政策对之加以调控；同时，商业性金融信贷自身的市场化经营原则要求银根松紧的变化大体一视同仁地覆盖其全部资金运动，贷款差别利率等旨在区别对待不同产业、行业、企业、项目等以调节结构的手段，只能在比较有限的范围内实行和发挥作用，并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日趋有限。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目标，可归纳为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反周期波动、收入公平分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等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固然都服务于这一系列目标，但由于上述侧重点的不同，各自对于不同目标的作用，便有所区别。比如，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稳定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则排在首位。

第三，调节的手段不同。财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税收、预算支出、公债、财政补贴、贴息等，货币政策所凭借的手段，则主要有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及贷款安排等。

第四，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功能空间不同。例如，人们可以把货币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经济之车上面的绳子，认为当经济向上步入通货膨胀时，它可以拉住其别走太远，但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而无力向上爬坡时，它却无法推动。这种比喻形象地描绘了不同经济运行状况下，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差异。一般而言，货币政策长于应对通货膨胀阶段的问题，而财政政策在应对内需不足、解决通货紧缩阶段的问题时更具优势。我国1998—2002年间政策实践中的调控效应，与凯恩斯理论中关于萧条阶段财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第五，两大政策所调控的资金所遵循的经济运行机理不同。货币政策调控下的商业性金融资金是按照追求微观直接效益(利润)目标的市场原则展开竞争的，只愿意“锦上添花”，即按照商业化原则投向尽可能高收益、低风险的领域和状态良好的企业，这对于商业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与此不同，财政政策下的资金运作在承认市场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并且应该超越微观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长远、综合、宏观、社会的效益，财政政策可以和必须在关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政策的时差与调节的时滞不同。政策时差，是指决策机关从认识到需要改变政策，到实际上实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与修订必须经过立法机关审议、批准这样一整套程序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时差较长；而货币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备较强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人数不多的高级决策层所制定，其时差较短。调节时滞，是指政策从其调节动作的发生到调节效果的显现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运用某些强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时滞较短；而货币政策则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间接手段作用于调节对象，其时滞长于财政政策。

正是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联系，同时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点和侧重点，因此，在宏观调控中，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取长补短。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

现阶段进一步加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紧迫性，源于我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以及经济发展运行的实际状况。

我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进出口规模，还是跨境资本流动规模都出现了迅猛增强，国民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国内外经济运行的关联度和互动性大大增加，宏观调控既要考虑外部冲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又要考虑本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及其反馈作用情况。同时，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弹性不断提高，汇率浮动为经济主体带来更多交易灵活性、便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调控成本。因此，宏观调控任务的复杂性显著增加，要求两大政策在更广泛的领域达成共识，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对更为复杂的政策事项作出及时、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时，我国财政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变革和创新都正向纵深推进，其最终目标都是通过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在本质上有利于促进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但是，改革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阶段性的脱节、紊乱和矛盾，影响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为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这些问题，加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国内经济形势而言，2003年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隐忧，2007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加。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安排由“双稳健”转变为“一稳一紧”，这种新的组合模式也对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形势和国际竞争环境下，我国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行结构优化调整，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都很严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的调控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的互补和联动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当前财政、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赶超性质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等，不允许我们坐等由漫长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和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来解决结构问题。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国家干预促进结构优化的责任，在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努力提高决策水平，积极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调节结构方面的工作。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总量方面，目前我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经济过热和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使其在总需求调控方面的影响尽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给方面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四、关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结合部，加强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财政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例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基金。

(一)国债领域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国债具有一定的余额和足够数量的中短期债券。但目前我国国债发行中短期国债发行存量不足，这为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带来了一定制约，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也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比较而言，通过国债回购回收流动性的操作手法应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据的发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可用于冲销流动性的空间逐步缩小，从长期来看，通过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的冲销政策“独木难支”，有必要加强国债品种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财政部发行了15500亿元左右的特别国债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超额储备，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买入这些特别国债，增加了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为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载体，目前，人民银行已经开始用这些特别国债作为质押通过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这一举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这个结合点上进行合理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国债这一结合部上，也还有可能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左的现象，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原则上说，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在经济萧条时，可以通过增加国债发行、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实现经济的扩张，而在经济过热时，则需要减少国债的发行，减少政府支出紧缩经济。但是，我国现阶段在趋于过热的情况下，央行要回收流动性却需要更多的国债作为载体，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矛盾。当然，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的特点不同，其松紧配合的方式多种多样，同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候较少，因此，我国现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紧，来形成最佳配合来缓解国债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协调，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发行短期国债的办法。

(二)财政存款领域

财政存款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我国财政存款的数额由于季节性因素出现明显波动特点，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在中央银行的政府存款出现了逐年攀升态势，同时，财政存款规模变化的明显特征是前11个月存款余额基本上是增加趋势，而在每年的12月份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现阶段我国财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阶段性特点有关。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财政收支规范性、增强财政收支透明度实施全程监督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方针继续深化过程中，不断减少在途资金和单位滞存资金，使国库库底资金和财政存款规模走高。在“国库现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阶段内，这一矛盾会较为突出。随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预算制度以及国债发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财政存款的较大波动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也会使国库存款数量平均规模降低。但是，财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这意味着财政存款规模随着季节性因素而变化的特点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存在，因此，有必要积极探索相应的缓冲机制，合理明确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在国库资金收支管理中的有关职责，发展财政、央行的动态协调机制，逐步提高国库现金管理业务水平，在加强与税收部门、非税收入部门、主要政府支出部门、整个银行系统的合作与预测信息交流的基础上，提高国库现金流的预测水平，使得国库在满足财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拿出超库底资金部分进行安全投资，并提前消化财政存款余额大幅波动对货币供应量带来的压力。

(三)外汇储备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被动式的货币投放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难度。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的不可控性与波动性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构成了较大的干扰。

2007年，15500亿元特别国债的用途是购买部分外汇，并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投资运作。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汇存量储备资产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对目前我国推行的“藏汇于国”或者说是藏汇于央行的结售汇制的一种突破，可配合外汇体制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明显降低了超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干扰程度和运行压力，有利于在总体上降低宏观调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降低外汇储备的方式是受制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这种协调配合的操作空间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这一种方式持续地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仍将持续，因此，目前需要继续对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的缓冲机制进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汇结售汇体制，探讨藏汇于国家结合藏汇于企业、藏汇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研究解决债权性外汇储备与债务性外汇储备分类管理等问题的对策措施，以减轻外汇储备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和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及其宏观调控的水平。

五、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所应注重的制度建设逻辑

总体来看，近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实施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措施安排，对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两大政策需要在协调配合的各领域，提高协调配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笔者认为，在优化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应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内在逻辑是制度建设导向的，而非只是解决技术性磋商层面的问题。

篇7

1．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一般称“资本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当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有所谓一枝独秀的美誉。然而，进入90年代后，以地价下降为导火索，资本泡沫逐步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多年的徘徊或萧条期。1990年GDP增长率达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长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为-2.5％，2001年为-0.5％。失业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为5．3％，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价连续下跌，批发物价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为0．6％外，其余年度均为负数；消费物价虽不象批发物价那样长期下跌，也有两个年度为负数，基本上在0值周边波动。其二是泡沫经济时期泡沫化了的资本严重缩水。股市缩水：日经平均指数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与1989年相比缩水70％以上。其间，虽在1993年和1999年出现过反弹，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动，目前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缩水：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连续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价(日本中央政府国土交通省调查的价格)与最高价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价格共下跌了36．0％，商业用地价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调。

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尤其是通货紧缩，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预算扩张。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参见表1)。同时，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预算的债务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参见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对策。采取经济政策，是在政府感觉到预算安排的扩张力度仍不够，需采取追加预算时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为对预算扩张的强化或补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实施政府经济对策(这两年预算安排仍是扩张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两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担忧和“关心”程度。据估算，这些政府经济对策共动用资金(包括增发国债和减税等)130多万亿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国债发行、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

(1)扩大国债发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债规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债余额(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债，下同)，占GDP比重为61．4％。但在90年代国债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上升为139．6％，约1．4倍。从绝对额上看，日本GDP约为500万亿日元(90年代用现价计算的GDP基本上没有扩大)，1990年公债余额约为300万亿日元，2002年为700万亿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万亿日元，年平均增加40万亿日元，年均递增9％。公债余额增大速度快，无疑是大量发行公债的结果。

(2)减税。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实施一些临时性减税措施外，1994年进行了一次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提高消费税税率，决定从1997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两个百分点中一个百分点作为地方消费税)，同时从1995年开始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1999年再次下调了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00万日元提高到330万日元，低税率(10％)的适用范围由300—600万日元，扩大到350—900万日元，最高税率由50％下调至37％。与此同时，以个人所得为税基的地方居民税(都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也采取了减税措施。一般经营性法人的所得税(即法人税)税率也由37％下调至30％。在增税减税同时进行的税制改革中，减税的力度明显大于增税，税负呈不断下降趋势。日本税负1990年为27．4％，1999年下降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为22．9％。1997年因提高消费税税率税负略有反弹，但总体上未能阻止税负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减税主要是针对国税的，地方税的税负在90年代保持了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升，1993年为9．0％，2002年上升为9．6％，国税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国税税负为17．9％，1999年下降为12．9％，2002年为14．0％。

(3)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公共投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支出项目。在90年代，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公共投资支出保持了较快增长，每年比上年度增长5％左右(1997年为1．3％，1998年为-7．8％)，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为10—15％。加上综合经济对策等追加预算，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如1998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公共投资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经过两次追加预算后，公共投资支出比上年度实际增长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除一般预算安排资金外，还通过财政投融资提供资金。在90年代财政投融资保持了较大规模。1990年财政投融资计划总规模为34．6万亿日元，1999年上升为52.9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4．8％。由于财政投融资是有偿资金，其投向与私人资本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进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质疑，其增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规模也较大，1999年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政府预算中公共投资支出分别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资主要用于交通、城乡基础设施，治山治水和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政府固定资产形成规模也大，1998年政府总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重达6．2％，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社会保障实行收费制，其运营原则上独立于财政，由社会福利部门管理。但这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承担社会保障支出，相反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负责公共救助、公共卫生医疗等职责外，对于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年金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提供资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资金占社会保险制度给付总额的20—30％。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期间，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对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亿日元购物券，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90年代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较快，以中央财政为例，1990年社会保障支出为11．63万亿日元，2000年上升为16．8万亿日元，10年增加5．2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3．8％。在中央财政支出中，除作为国债成本的国债费外，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最快，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为19．7％。

二、财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来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了400多万亿日元的公债，相当于GDP总额的80％。目前公债余额已相当于GDP的1．4倍。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两次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90年代日本经济呈现出复苏短期化特点。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5％和5．0％后，1997年出现了下降(-2．5％)；2000年实现了1．2％增长后，2001年又出现了下降(-0．5％)。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两次暂短的复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把日本经济推向正常的增长轨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学术界，有人称90年代以后日本财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运用经济政策，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政策的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政策运用缺乏针对性，而财政政策孤军作战，以及公共投资效率下降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经济，其对外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好的态势。如进出口总额，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递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递增4．3％。贸易顺差，除1994年和1995年两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扩大，1999年为1230．4亿美元，比1990年的635．3亿美元增长94％，年平均增长7．6％。由于对外经济势头良好，日元也处于升值状态之中，1990年美元对日元的平均汇率为144．88日元，1995年升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为113．91日元，目前为130日元左右。

国内经济问题较多，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费增长非常缓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为负数(-0．3％)。而且与政府消费相比，民间消费增长更加乏力。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则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为负增长(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投资下降。有5个年度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虽有增长，有的年度增长幅度还相当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16．0％和15．2％，仍没能改变总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压缩财政投融资规模所至。

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创伤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机构的功能。在资本泡沫膨胀时期，金融机构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泡沫活动之中。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价格飞涨时期，金融机构的资产也以股票等有价证券和土地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账面收益曾高达34万亿日元。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金融分业经营的框架下，金融机构通过向以证券交易和不动产买卖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企业(包括金融、财务企业等)融资，实际上间接地将资金投入证券和土地市场。已经倒闭的7个住宅专业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机构资产也以严重泡沫化了的证券和土地为主。资本泡沫的破灭，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的资产严重贬值，而且由于贷款或融资对象的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不能还贷，致使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关于不良债权的统计标准不断变化，其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监督厅公布日本金融机构“有问题债权”为87万亿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为43．4万亿日元，其中银行32．5万亿日元。

金融资产贬值，不良债权增加，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破坏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不足，出现了谨慎消费与谨慎投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资产以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为主，据统计，1996年底日本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52％是定期存款(美国为17％)，11％为现金或活期存款(美国为2％)。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大及其表面化，严重影响了居民对金融机构，乃至日本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出现了谨慎消费。90年代初以来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调，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实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费并没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贷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谨慎消费影响国内需求，加上生产经营性公司、企业本身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和负债增加，投资者也出现了谨慎投资倾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大量不良债权和资产贬值的影响下，出现了惜贷行为，金融功能严重弱化。90年代，日本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过10％，而银行贷款增长率很低，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为负数，

如上所述，日本经济的问题出在金融体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对策重点放在扩大公共投资和启动消费上(其中也有一些解决金融体系问题的对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义上讲是下错了药，政府措施缺乏针对性，这是日本90年代以来长期财政扩张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财政政策扩张缺乏必要的货币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机构惜贷，实际上形成了财政政策孤军作战的局面，这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资效率下降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试图以此来扩大内需。但是，公共投资扩大内需的效果与投资效率是有关系的。只有当投资能带动民间的投资或者区域、产业的发展时，其效果才大，这就是所谓乘数效应。众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发达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在此基础上再过份扩大公共投资，往往是“奢侈”或浪费。

眼下，我国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扑灭了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从而“洋为中用”，提出我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不得调整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认为，他们对日本“教训”的把握不够准确。日本经济在1995年开始恢复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5％。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对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讲：(1)通过了《财政结构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债(不包括建设公债)发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编制了相对紧缩的预算，财政预算规模增长幅度下降，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律确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实施特别的经济对策。但是，从结果看，1997年的财政政策并非紧缩，而是扩张减速。虽然1997年的税负比1996年仅上升0．2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影响)，但债务余额继续扩大，1997年末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为84．7％，比1996年上升4．1个百分点。

虽不能完全否认财政政策调整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遭重创。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调整政策取向，日本经济是否就会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再度下滑，除固有问题影响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没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响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合资企业的收益，同时还影响了日本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1997年经济增长回落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决不是调整财政政策的“教训”。其后，1999年日本经济重又出现过复苏势头，但仅维持了几个月，2000年下半年开始就又转向下降，其间财政政策并未进行调整。总不能把这次下降的原因又归结为财政政策吧!日本经济在复苏与萧条之间挣扎，是其经济本身的症结决定的。此外，作为结论，认为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整，这在理论上也是存在问题的。作为景气调整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景气情况调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调整就无政策可言。而且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也是值得商讨的。该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意味着政府大量的国债和大规模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前提。我觉得，如果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或者说离开政府大规模投资就要出现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就不是健康的经济。我认为，我国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资效率低下，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训，要随时注意财政政策的效果和财政政策取向的调整。

三、日本财政政策展望

1．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难题。

当前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有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和财政能力低下等，它们是决定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01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日本政府对当前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不乐观。因出口的恢复，国内库存调整和资本存量调整的结束等，预计2002年度下半年经济会恢复增长，但增长率在1％左右，而且后劲明显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问题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制约投资和消费的扩大。而且政府推进的“结构改革”在近期内将增加企业倒闭和失业，加上美国经济的不透明性，经济恢复的动力明显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对财政压力增大。199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老年化比率)为16．7％，已进入高度老年化社会。不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进程十分快速。据日本政府预测，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将超过20％，2020年将达25％以上，成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将加大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据测算，70岁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医疗费为年轻人的5倍，加上现收现付制年金账户的高额赤字等，其对财政的压力是巨大的。

再次，财政债台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来的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债务累积。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债余额相当于GDP的1．29倍，2002年预算通过后，则进一步上升为1．4倍。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据内阁府的测算，假定社会保障水平及其他税制不变，2005年开始以提高消费税为主来实现长期财政平衡，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23％，同样条件下，2020年开始运作，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在所得税税制不变的情况下，将消费税税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认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缓。

2．今后财政政策展望与小泉结构改革。

在日本理论界、产业界和政治家中，对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较大。主流观点主张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他们认为经济复苏是基础，只有经济复苏了才能真正解决财政问题。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称，在政治家圈内也属于非主流派。其能成为总理也是人们对主流派政策丧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内阁诞生后，极力主张结构改革，结构改革的核心是压缩政府支出，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加强竞争，活跃市场。从财政政策上讲，主张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他主持编制的中央财政第一个年度预算(2002年度预算)突出反映了这一特点。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收支规模比上年度预算下降1．7％，与上年度决算相比下降5．9％。顶住各方压力，将国债发行规模控制在30万亿日元，公共投资规模压缩10．7％；同时，大幅度压缩财政投资规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篇8

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成功实践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自动（内在）稳定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根据宏观经济不同情况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又分为扩张性（又称积极）、平衡性和紧缩性三种财政政策。其中平衡性（又称中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既不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或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自动稳定器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和政府部分支出（如失业保障与社会救助等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中性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和对冲性政策组合；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

在我国1993年和1998年两轮宏观调控措施中，“逆经济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在熨平经济周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993年到1997年主要是治理通货膨胀，实施适度从紧（即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宏观经济运行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来主要是应对通货紧缩，实施积极（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性支出）等来扩大需求，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刺激需求，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来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这对带动投资、刺激消费和促进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有力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一是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煤电油运供求紧张，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出现经济局部过热；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价逐步攀升，带动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胀压力逐渐加重。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能源、交通、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薄弱环节，经济又并非全面过热。尽管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避免了经济出现大波动；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主要表现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机制尚不稳固，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很大，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依然突出，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增加。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通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甚至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利于减缓通胀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再加上目前投资规模很大，税收保持较快增长，也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财政政策从2005年开始由“积极”转向“稳健”。这符合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是又一次科学的相机抉择。

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成功基础

我国近几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方面呈现出的显著效应，与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和非市场化的利率制度密切相关。

第一，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发挥显著增长效应的关键原因。实行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如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扩大国内支出，促使汇率上升，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需买进外汇以干预外汇市场，自动引起货币扩张。可见，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扩张的增长效应明显。相比之下，货币扩张的增长效应不太明显。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导致汇率下降，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需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外汇，回笼本国通货，自动引起货币供给减少，增长效应部分抵消。

第二，非市场化的利率制度确保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不因挤出效应的发生而受到削弱。所谓挤出效应，是指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全社会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增加，从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将使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挤出效应的结论是基于充分就业假定状态下得出的。根据我国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挤出效应不太明显：

一是从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来看。自1996年以来，我国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非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下降，而央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物价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下降。

二是从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来看。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较高，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增加。国债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三是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要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某些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总体上看，我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因此，在经济景气度较低、出现通货紧缩趋势，尤其是利率尚未市场化的前提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并不突出，政策的增长效应没有受到明显削弱，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三、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将日趋减弱

随着汇率制度和利率制度的变迁，在经济过热现象出现的情况下，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日益减弱。

第一，随着我国现行的固定汇率制逐步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日益减弱。通过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以扩大国内支出，将使汇率上升，贸易余额减少，从而抵消财政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见，相对于固定汇率制度条件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大大削弱。

第二，随着我国利率的市场化推进，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将日益凸显，势必影响政策的有效性。这已在近几年的实践中表现出来。一方面，在财政扩张的中后期，随着国债发行额和累积额的扩大，国债投资开始挤占部分民间贷款，使社会资金更多地储存在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公共项目上，造成民间投资资金的紧张。另一方面，非公有制在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作用，其投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高于其他类型投资主体。在此背景下，市场利率的传导与调节功能将进一步得到发挥。赤字财政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将日益明显，相应地，其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将受到进一步削弱。

显然，鉴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财政政策由扩张性向中性转变是必需的；进一步看，在中性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公共财政功能和自动稳定功能也应受到足够重视，并通过财政政策的规则约束来实现，这也应体现在“稳健”含义之中。

四、财政政策的目标选择和功能归位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工具。在科学发展观视角下，财政政策目标至少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既包括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经济发展目标，也应包括促进经济公平（含收入分配、减少贫困、资源分布等）、社会公平（含公共服务、补偿机制、生活质量、发展机会等）、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等社会发展目标。经济发展目标是首要目标，核心是通过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目标要依托经济协调发展，核心是明确财政的公共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财政政策目标缺失是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基本上是“生产建设型财政”，对社会事业发展支持明显不足。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对社会事业财政投入不足，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事业内部分配不合理。资源分配不均是财政政策目标取向不合理和GDP过度崇拜引发的。

财政政策规则缺失也是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由于缺乏规则约束，一方面表现为公共财政功能“缺位”，如上所述；另一方面表现为财政作用范围“越位”，担负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功能过大，而担负经济增长“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过弱，在宏观调控中直接用于经济冷却或经济加热的频率过高，其负面效应影响经济稳定。

显然，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要通过健全财政政策的约束规则，“归位”财政公共功能，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也就是财政政策从原来直接刺激或抑制经济增长的框架转向运用适当政策工具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稳健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

五、稳健财政政策是相机抉择与规则约束的有机结合

如何理解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涵和政策取向。

第一，包含“适度、避险、公平”三重主要内涵，公共财政功能和自动稳定功能必须得到体现。其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是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同时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和国债规模，以促进发展和保持一定宏观调控能力。

调整结构，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逐步完善公共财政框架，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退出或减少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加大公共财政范畴“缺位”领域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如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薄弱环节，努力促进全面协调发展。

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规模中央财政投资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投资规模，腾出一部分财力，用于大力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包括完善税制改革，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增收节支，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或略减的基础上，严格依法征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二，包含相机抉择与规则约束有机结合的政策取向。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无外乎相机抉择和遵循规则两种。国内外都曾倾向于相机抉择的政策取向，由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导致当局政策不确定性和市场参与者行为与预期不确定性的相互强化，人为地制造和加剧了经济波动，丧失了公众对政策制定者的信任，严重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由此，又倾向于遵循规则优于相机抉择的政策取向。但是，遵循规则需要成熟而稳定的市场体制和公众对市场的理性参与。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正处在变革之中，经济结构变化异常剧烈，整个社会仍然缺乏广泛达成妥协的能力，遵循规则的政策难以具备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处于体制变革和市场建设时期的经济政策取向可能更需要相机抉择，以随时适应经济运行的变化而作出政策调整。因此，要把一定的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相结合，避免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篇9

一、稳健财政政策的实质是协调发展政策

关于什么是稳健性财政政策，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大同小异。

金人庆[1]主要是从宏观调控方面来谈论稳健性财政政策的。他认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就是经济学上讲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服从服务于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的苗头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从紧，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来说，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十六字方针。

贾康[2]为，宏观调控政策“中性”的导向，是以总量特征的直观形式给出当前财政政策转型的基本定位与趋向。动态上看，“中性”就是总量上既不扩张也不收缩，其中的基本含义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简单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是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按科学发展观实施公共财政职能，既有不少“越位”需要退出，又有许多“缺位”和“不到位”需要填补和加强。这里强调的是总量控制、松紧适度下的结构优化调整，即对有些项目降低支持、放缓支持或者不支持，而对有些项目继续支持。以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与流量，达到总量中性和结构优化的效果。

高培勇[3]认为，所谓中性财政政策，就其本来含义讲，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就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而言，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基本要求，就是不给经济带来扩张性的影响。

陈共[4]，提出其观点：按财政原理，稳健财政政策维持赤字规模不变，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中性。现在命名为稳健性财政政策，这种提法的缺陷，是政策目标不够明确，但它的好处是稳妥，可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松紧关系，做到松紧适度。并认为，在经济增长和经济调整时期，不可能实行紧缩政策，也不可能实行中性政策。因为第一，既然存在赤字，则说明仍然是松的政策；第二，如果维持赤字的原有规模，而赤字占GDP的比重会出现下降趋势，实际上对财政支出有所紧缩，则以上两点体现了松中有紧；第三，如果再考虑为了支持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而适度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则是对市场或企业的放松，也是松中有紧。因而认为，保持适度的赤字和国债规模，从政策类型来看，仍然是一种偏松政策，或者是一种松中有紧的政策。

二、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措施

1.注重投资政策导向调整

由于当前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长仍然偏快，投资增长的“软着陆”目标还未达到，国家对投资的控制应当严格些。出现这种状况，部分是由于政策时滞因素的作用未充分显现，还有，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增长仍然存在相当的盲目性和严重的结构性投资失衡问题。因此，要继续采取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完善对投资增长的宏观调控。

投资调控政策不仅要在“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更要采取灵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继续过热增长，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资增长下滑过多，主要是为民营投资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推进投资的市场化。特别是后者，要在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积极措施，使投资体制或结构尽快实现“两大转变”，即使投资增长真正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政府对投资的监管方式由“硬干预”转变为“软干预”。政府需加快从私人物品供给上（投资和生产经营）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给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软干预”则主要依靠法律法规、技术和环保标准、市场化的手段如利率和利率杠杆来调控投资的增长。

今后，政府投资要严格控制用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上新项目，而把重点放在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基础教育和卫生建设、大型生态工程和大型公共设施工程及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其中更应加大对农村公共方面的投资、铁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资。

2.注重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

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最重要的上具之一。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下，应当注重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促进经济内生增长，以实现既定的财政政策目标。

（1）适当调整税制结构，提高资本形成质量。一个良好的税制是兼顾了税收效率与公平的税制。但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存在较多不合理的地方，如间接税与直接税的结构不合理，具体税种设置不合理，还有一些税未开征，如社会保障税等。目前，应当将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并适当降低税率、改进个人所得税、完善消费税、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完善地方税制度等。通过这样的结构性调整，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推动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产业结构。

（2）调整投资课税政策，提高投资效益。如在增值税方面，首先应加快转型步伐，在增值税税率未变的情况下，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后，由于允许抵扣的进项税款增加，实际上相当于减税。从实践方面看，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效应已显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生产总值和民营经济投资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幅度。可以看出，民间投资对减税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其次，扩大征税范围。将与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业、仓储业等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这个过程要注意和税收征管能力相结合，采取分步推进的方式。

（3）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将逐步由物质资本刺激经济增长转向由增加人力" 资本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首先，开征教育税，增加税收收人，为国家教育提供尽可能充裕的财力基础。我国目前已征收的城乡教育费附加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教育费，大多已具有准税收性质。应该说，费改税的时机基本成熟。基本思路可以是，实行专税专用，税基由国家统_规定，税率可由省级政府根据需要和可能自主决定。其次，运用税收政策，鼓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如对民间办学实行税收优惠，对社会投资办学实行税收鼓励。个人对人力资本进行自我投资。可以考虑在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中，把教育支出计入费用扣除。

（4）调整税收政策，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目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主要目标是启动民间投资，而中小企业是我国民间投资的主体。但从我国目前增值税运行来看，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并没有同等对待，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应及时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政策，对建账完整、财务核算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定后，可转为一般纳税人，允许其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征社会保障税，减少不确定因素，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预防性储蓄占居民总储蓄的比重，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才会发生重大变化，社会消费需求才会真正扩大，进而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

完善股票税制，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拓宽投资渠道，增大直接投资的比例，也有利于储蓄转化为投资。

3.注重促进科技进步的财政政策的应用

二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我们在加大财政对技术投入力度的同时，要调整对科技的投入结构。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是那些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的科研活动，如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的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活动。要运用经济杠杆和政策手段，特别是要重视发挥税收优惠对科技投入的导向作用，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必须明确的是，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资金供求今后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三是加强人力资本（教育与培训）投资，为科技的持续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4.注重构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

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

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在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中，要建立有利于环保投入稳定增长的预算支出政策措施。

（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政府环保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一是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清晰界定财政支出范围。在环保领域，财政支出主要介入市场完全失灵的领域（如跨流域大江大河的整治等）、通过市场能够解决但解决不好的事项（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二是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事权，明确各级政府环境事权划分及其投资范围和责任，使中央和地方在环境保护方面权责对等，分职治事。在加强中央对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充分调动地方参与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实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国家环保投入占整体GDP的比重，为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2）进行预算支出科目改革，为财政履行环境保护职能提供制度保证。在进行预算支出调整时，应将环境保护作为支出的一大类单列，并下设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环境规划等子目。把环保支出作为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加强政府财政对环保支出的保障力度，通过公共财政改革为环境保护提供新的资金支持渠道。

（3）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促进财政支出效益最大化。此外，要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体系。

5.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恰当配合

我国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总体目标或着力点是“稳定预期、保持景气、防控通胀”，所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继续搭配使用，并且应当促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微观化，并讲究内部搭配使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要有明确的总体性取向，又要在各自本身的内部结构上有松有紧，保持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

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运用预算支出政策进行短期的需求管理，用调节短期需求量的办法实现短期供求平衡；用税收政策来调节中长期供给量变化，改善供给结构，实现中长期供给稳定和结构优化。税收政策要“有增有减、有松有紧”。预算支出政策应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积极姿态，尤其是国债投资政策方面，要将着力点放在中长期供给能力建设、结构改进和供给稳定机制建设方面来。

在货币政策方面，既要保持货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以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赋予政策一定的灵活性和应变性，相机抉择、斟酌使用。考虑到资金供给已经比较紧张而物价回落有一定的滞后期，下一步不宜出台新的总量性紧缩措施，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适度进行微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从“适度从紧”转变为“总体稳健、适度放松，有紧有松、结构优化”，可以适当扩大公开市场货币投放、降低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同时进一步运用差别准备金率调整信贷结构，缓解可能出现的资金紧张局面。

参考文献：

[2]贾康。从积极到稳健——中国财政政策转型与展望[J].财政与税务，2005，（1）。

篇10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在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expansionaryfiscalpolicy），运用减税、增支（包括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

中国自1998年以来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proactivefiscalpolicy）。应该说，从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上看，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用于加快农林、水利、公路、铁路、粮食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于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1999年，国家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1）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的办法。（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需求。（3）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收入专门用于城镇低收入居民和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

增加国债发行，提高投资水平，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实行了以国债政策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中国首次发行了建国以来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同时，又增发了1000亿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并且配合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423亿元。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继续增发国债。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之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在年初决定发行1000亿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新增国债重点投向五个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教育设施建设；四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五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科技项目。

税收对投资、储蓄和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财政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1998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策中，税收政策只是处于辅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外，几乎没有动用税收政策。自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才开始逐步扩展到运用税收政策，包括继续提高出口退税、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等。

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国把扩大需求的短期政策与改善供给的长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及若干约束条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讲，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第一，将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将刺激需求与调整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第三，注重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并没有完全按照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关于实施减税的教条，而是通过保证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时通过推行税费改革，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第五，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第六，将松中有紧的财政政策与紧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在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有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执行结果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预期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约束条件，制约着政策效应的发挥。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购买）的乘数效应不足。近年来，中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一些相关的投资产品，而对真正非政府的民间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则不很明显。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侧重点依然是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建设国债，增加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建设投资以及企业技术改造、科研开发投入等支出水平。实践表明，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建设性支出，对于稳定经济发展，实现国民经济预期增长目标，的确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未能得到真正解决。政府投资对于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不足，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投资需求来看，经过20多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步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越来越硬化。所有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够再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分析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缺乏需求冲动的原因，应该说其中既有因大多数商品结构性供给过剩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约束，使得企业无从选择投资项目的因素，也有因企业缺乏自有资金和社会资金供给渠道的问题。

应该说，中国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现有生产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设备技术更新投资的潜在需求应该是很大的。出现工业投资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原因，固然与企业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向、难以得到银行贷款有关，但也不能排除近年来税收增长过快可能导致的民间投资“挤出效应”，使得企业更加缺乏自有投资资金。

从消费需求来看，最终消费不足的问题是由居民消费结构进入升级换代期，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等原因造成的。但是，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分配体制的缺陷，收入分配关系未能及时调整，未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要求。首先，尽管原有体制下居民收入实物化、集团化和福利化程度降低，货币工资程度提高，但收入分配的规则仍然受到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观念的影响，致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总是持续滞后于GDP的增长，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长率以及消费率的下降；其次，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趋缓的同时，社会居民当中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带来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就使得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迟缓。东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也造成地区之间消费市场发展出现不平衡。再次，随着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工资结构没有根本改革的情况下，居民的消费性需求也难以对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迅速地作出反映。

二是税收负担方面的约束。从理论上讲，即使不动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由于财政制度所具有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应放慢，而且其增长幅度应当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但实际情况却是，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不断提高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然而，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扩大举债规模刺激国内需求，另一方面又因为提高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而可能约束了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这在政策效应上难免出现“内耗”和政府收入与支出成本加大的损耗。税收收入的增长，虽然主要是由于税收机关采取了严厉打击走私、严厉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坚决查处企业的偷漏税案件等措施，但是，也不排除个别税务机关为了扩大税收收入，采取“预征”税款等方式征税，这不仅不利于税源的成长，而且也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是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来自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对无收入和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转移性支出受“瓶颈”的制约。随着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与此有关的对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补偿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此类再分配问题的解决，包括对下岗、转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对职工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和必要购买力的维持等，都应由国家的转移支付体系来支持。而从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看，还难以满足此类转移支付方面的资金需求。其次，中央政府在实行财政纵向平衡方面也存在着约束条件。1994年实行分税制时，采取了照顾各地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办法，这种过渡性的非规范化的转移支付方式，对各地财政能力差异的平衡作用十分微弱。1995年实行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则因其投入的财政资金数额很小，亦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央财政可支配财力的制约，使其财政纵向平衡、纵向调控能力较弱，这既不利于为全国各地提供大体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也对刺激公共投资需求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三、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由于对经济形势有不同的判断，所以，也导致了财政政策取向方面的分歧。按照调整方向的不同，治理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从需求管理入手和从供给入手两个方面。其中，前者强调刺激经济的有效性，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的长期活力。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从1998年起实行的，它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抑制通货紧缩趋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2000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收效，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指数止降趋稳和回升的转机。但是，由于需求增长乏力的问题仍未解决，稳住经济增长速度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作间接手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除了银行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外，应引导和鼓励发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发行公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并且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进而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因此，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了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