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政策手段范文
时间:2023-11-03 17: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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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与意义
循环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提出的。循环经济(eirculareeonomy)一词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elosingmaterialseyele)经济的简称,指的是在经济发展中遵循生态学的规律,将清洁生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①循环经济的实质体现在生产中是指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它强调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我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现状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许多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如消费税、增值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与土地相关的税种、车船使用税、车辆购置税税等,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保护、节能减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1、关于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对相关产品的增值税作了规定。譬如:对再生水、污水处理等业务免征增值税;对以工业废气为原料生产的高纯度二氧花碳产品、以垃圾(比重不低于80%)及垃圾发酵的沼气为燃料生产的电力或热力等废物循环利用的经济生产活动实行全部或一定比例的即征即退政策;对销售自产的综合利用生物采油(比重不低于70%)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行先征后退的税收政策。
2、关于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税法取消了对废旧物资收购企业发票抵扣税款的规定,从根本上防止了“利废企业”虚开废旧物资销售发票的偷税行为。财税[2011]115号规定,销售自产货物,如以回收的废矿物油为原料生产的词料级混合油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100%;以废旧电池、废感光材料等为原材料生产的金银等金属,增值税即征即退50%。②
3、关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政策
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购置并实际使用相关规定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可以按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抵免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企业当年应纳税额不足抵免的,可以向以后年度结转,但结转期不得超过5个纳税年度。③同时在2015年度对成品油消费税以及卷烟消费税的上调也是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上的重要举措。
4、有关循环经济科技研发的税收优惠政策
为鼓励与循环经济相关的科技创新,2013年2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财税[2013]13号)、《关于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财税[2013]14号)、《关于相关技术人员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财税[2013]15号)等文件,规定凡是获得技术转让的科研单位均可享受免征其营业税;对部分行业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成果转让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我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支持循环经济的现行政策法律法规内容、税种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排污收费制度的设置来看,尽管我国政府在相关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出台了多项相关法律和文件,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先进的税收政策和实施的技术水平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税收作为一种经济调控工具也未能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首先,在税收体系方面,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由环境税为核心,以其他税种起辅助作用的循环经济税收体系。其次,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缺乏多样性,主要集中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大税种,而对环境保护只采取了减免的税收优惠。同时税收征免范围狭窄,主要集中在综合利用资源和回收废旧物资上的优惠,而基本忽视了怎样处理污染物排放的问题,缺乏针对性。
我国的循环经济起步较晚,更多的是靠政府财政投资以及制定相关的环境政策来推动,而针对环境保护的税收法律缺位,公众意识淡薄,监督机制薄弱,税收征管机关与其他相关单位缺乏有效沟通协调。
四、对于构建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税收政策的政策建议
发展循环经济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潮流,也体现了我国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尖锐矛盾的重要举措,也是构筑未来经济发展和竞争优势的战略措施。要坚持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制定相关税收政策。一方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整合现有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性质的税种,调整其税制要素,进行税制的优化改造;另一方面,要引入新的税种,加快环境税的立法进度,分批开征碳税、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对有害于环境经济生产活动增加征税力度,使其丧失成本上的竞争优势,从而促进更加环保的生产模式。总之,税收政策与循环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税收政策作为政府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污染、实现循环发展的经济调节手段之一,并不是万能的,在其实施过程中还需其他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支持,如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环保收费等,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作者单位:1.吉林财经大学;2.东北财经大学)
注解:
① 黄乘政.湖南发展循环经济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2007
篇2
摘要: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其直接原因是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企业为了保护环境而增加了成本,而这些环境保护成本会全部或部分地进入产品的最终定价中。价格的升高,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降低,从而影响到产品的贸易量。从更深层次来分析,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是因为一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到一国的比较优势及专业化生产,进而影响到与贸易有关的贸易模式、贸易条件等领域,最终这种影响会反映在贸易量的变化上。
关键词:环境经济政策;价格;比较优势
环境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又称环境保护经济政策,是指运用经济杠杆(如价格、财政、金融和贸易等)的原理,引导和促进人们的生产、建设和开发活动遵循环保要求的政策,是环境政策领域中有着广泛应用的一种政策工具,其特点是灵活而富有经济效率,既可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 pay principle,PPP原则),又可为污染控制提供经济刺激。
环境经济政策的分类在文献中多而杂,比较新且具有代表性的是K.汉密尔顿等人1998年提出的。他们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利用市场型和建立市场型两类,前者又称庇古手段,主要是通过利用现有的市场来实施环境管理;后者又称为科斯手段,主要手段包括明晰产权、可交易的许可证等。(见表1)
OECD环境委员会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四大类,包括环境税(费)、补贴、押金一退款制度和可交易许可证制度。还有学者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价格控制、数量控制和责任制度三大类。
一、环境经济政策对贸易产生影响的原因分析
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其直接原因是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企业为了保护环境而增加了成本,而这些环境保护成本会全部或部分地进入产品的最终定价中。价格的升高,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降低,从而影响到产品的贸易量。从更深层次来分析,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是因为一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到一国的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进而影响到与贸易有关的贸易模式、贸易条件等领域,最终这种影响会反映在贸易量的变化上。
(一)直接原因――价格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产权方面的缺陷导致了环境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的发生,从而引起了各种环境问题。环境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解决环境资源的产权问题或者通过外部性的内部化,给环境资源赋予“价格”,使环境资源的使用者承担使用成本,亦即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给相关厂商带来的环境控制成本(Environ―mental Control Cost,ECC)。
一国实施某种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该国相关产品贸易产生影响,其直接原因就是该国产品的价格由于环境控制成本发生了改变(一般是价格升高)。也就是说,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负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成本,同时还要为环境要素的使用付出代价。厂商在对产品进行定价时,最基本的定价方法就是成本导向定价,即产品价格=成本+利润,其中成本又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环境控制成本或环境要素的使用成本属于变动成本,在固定成本和利润不变的情况下,环境控制成本的增加会导致产品价格的同比例上升。
下面,我们用图示的方法来说明成本(价格)的变化对一国产品贸易的影响。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本国(Home)和外国(Foreign),两个国家都生产同一种产品,且两国之间的运输成本为0。同时,每个国家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供给s和需求D是产品价格P的函数。当两国之间没有贸易关系时,本国产品的价格Ph低于国外同种产品的价格Pf,即当允许贸易发生时,本国为该种产品的出口国,外国为进口国。
现在,设两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Ph/Pf,我们来推导本国的出口供给曲线HES(Home Ex-port supply)和外国的进口需求曲线FID(ForeignImport Demand)。
已知,当两国无贸易时,Ph<Pf,即0<P<1。当允许两国贸易时,由于本国产品价格低于外国产品价格,外国厂商会从本国进口相对更加便宜的产品,而本国厂商也会因为将产品销售到国外更有利可图而出口产品。假设,在两国发生贸易的期间,外国国内产品的价格保持不变。那么,随着本国产品价格的升高,外国进口需求会相应减少,即FID曲线斜率为负。当本国产品价格Ph由于成本的增加而升高到与外国产品价格相同时,即P=1时,由于出口或进动并不能带来额外的利益,反而会因为联系客户、雇佣外贸人员等损失一笔费用,两国间的贸易量可能降为0。外国进口需求曲线如图1所示:FID曲线为一条起点为(0,1)斜向下的线,即纵截距为1。其中,横轴表示外国进口需求量Q,纵轴表示两国的相对价格P。在FID曲线与纵轴的交点处,本国与国外的产品价格相等,两国的贸易量为零。
当两国发生贸易时,由于本国产品价格低于外国产品价格,本国厂商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会将产品出口到国外。随着本国产品价格的升高,本国厂商的供给也会相应增加,可用于出口的产品量也相应增加,直到本国产品的价格升高到与国外产品价格持平,本国提供的可供出口的产品量达到最大。因此,本国出口供给曲线是一条斜向上的线。
如图1所示,当两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为*时,本国出口供给=外国进口需求=Q*,Q*为本国与外国实际的贸易量。
假设,环境控制成本会全部或部分地传递到产品价格中。当本国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时,本国厂商生产成本即产品价格由于环境控制成本的引人而提高。其它条件不变,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本国厂商愿意生产的产品数量降低,本国出口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至HES′处。假设外国需求曲线保持不变,在HES′曲线与FID曲线新的交点处即新的均衡处,由于本国产品价格的提高,本国实际出口量减少到Q′,减少了(Q*-Q′)。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环境控制成本引起的产品价格的升高,会导致本国产品实际出口量的减少。
(二)深层原因――比较优势环境经济政策对国际贸易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它的实施改变了――强化或削弱了――一国生产的比较优势。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来自于
该国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同时也是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基础。而新的贸易理论认为,环境要素禀赋也应该被用来作为衡量一国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标准。
一个国家的环境要素是否丰裕,不但受到该国水、空气和土地吸收污染物的能力(即该国环境的自我净化和恢复能力)的影响,还受到该国接受污染物的意愿的影响。而一个国家接受污染物的意愿强弱,往往会反映在其所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的严厉程度上。两个国家在自然环境对污染物的容纳能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环境政策相对宽松的国家,其环境要素会较为丰裕,而环境政策相对严厉的国家,其环境要素则相对匮乏。一个国家环境要素丰裕,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为环境资源的使用所付出的“价格”更低,也就是其所承担的环境要素成本更少。如果国家之间在技术和需求方面没有差异,环境政策宽松的国家将会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环境要素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些环境要素密集的产品。(见图2)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两国都生产两种产品A和B,产品B相对于产品A为环境要素密集产品,本国相对外国环境要素较丰裕(即本国的环境政策较宽松)。在图2中,曲线T1T′1和T2T′2分别代表本国和外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直线OL上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生产比例相同。OL线与两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分别交于点Hl和H2,本国的边际转换率大于外国的边际转换率,即本国的PB/PA大于外国的PB/PA。也就是说,产品B在本国的价格低于外国的价格,产品A在本国的价格高于外国的价格。在其它要素条件如资本、劳动等相同的情况下,本国在产品B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外国在产品A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按照要素禀赋理论,环境政策宽松的本国和环境政策严厉的外国将分别专业化生产产品B和产品A。
环境经济政策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来自环境控制成本和外部性内部化的程度,即环境经济政策的严厉程度。环境经济政策严厉的国家,环境控制成本大,外部性的内部化程度较高;环境经济政策宽松的国家,其环境控制成本小,外部性的内部化程度较低。相对于那些环境经济政策宽松或不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国家,政策严厉国家的厂商不得不为环境要素的使用承担更高的成本。环境要素和环境控制成本的出现,会导致一国原有的以劳动和资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发生改变。从总的贸易格局来看,由于一国实施了它国没有的环境经济政策,或是实施了更严厉的政策标准,影响了比较优势的相对分布,使资源的优势从环境管制的国家向无管制或管制较松的国家转移。
由于一国实施环境经济政策而导致的比较优势的变化,不必然从根本上改变该国原有的专业化生产格局和该国的贸易模式,但是,会对该国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条件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假设,某国在实施环境经济政策之前与它国相比在环境要素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按照要素禀赋理论,该国会专门生产并出口该种产品。但是,由于该国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及接受环境污染的意愿减弱,政府开始推行各种环境经济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该国在环境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削弱或消失,这势必会对该国在环境要素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专业化程度产生抑制作用,该国产品的出口商品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亦即其贸易模式会发生变化。同时,由于该国环境要素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减弱,该类产品的价格升高,原有的成本及价格优势被削弱甚至消失,也会使该种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环境经济政策对贸易模式和贸易条件的影响,都会反映在该国该类产品贸易量的变化上。
二、环境经济政策对贸易的影响机制
在这一部分,主要探讨环境经济政策的两个核心手段――排污费(税)制度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对政策实施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机制。无论是实施排污费(税)制度还是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都会对厂商的环境保护成本和生产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产品的价格。价格的变化会使产品的竞争力发生变化,产品的贸易量也会相应变化。下文只着重对这两项环境经济政策对厂商生产成本及价格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排污费制度对成本的影响。经济学家把环境恶化问题看成是经济主体以污染的方式对社会大量地施加外在的成本。由于没有“价格”为污染行为的削减提供恰当的激励,结果必然是对环境容量形成过度的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简明办法是对污染行为加征一个适当的“价格” (或称之为税),从而使得社会成本内在化。排污费制度就是基于这一理论提出的。实行排污费制度是世界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征收排污费是用经济手段加强环境保护的一项较好的办法,其目的是促进企业、事业单位加强经营管理,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治理污染,改善环境。
排污费制度对一国对外贸易产生影响,其原因就是这项制度的实施增加了厂商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到了产品的价格。
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所有生产成本或经营成本称为总成本,按其与产量的关系,可分为总固定成本和总变动成本两种。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由于排污费正比于排污量,而排污量正比于产量,故企业的排污收费额可以看成是产量的函数。在一定的收费标准下,其关系为:
排污收费应属于变动成本的一种。征收排污费后,企业的成本发生了变化,即:
厂商生产成本的增加,使得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厂商的供给曲线发生了移动,厂商愿意生产的产品及可供用于出口的产品量减少,本国厂商的HES曲线向左平移,如图3所示。换句话说,由于征收排污费使厂商的生产成本上升,成本上升所引起的价格的提高,使产品的竞争力下降,本国产品的出口减少。
当然,政府征收排污费时,厂商不仅可以选择缴纳排污费,还可以选择购买和安装处理污染物的设备,无论厂商采取哪项措施,其结果都是增加了自身的生产成本。
(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对成本的影响。排污许可证制度,以污染物总量控制为基础,根据某地区环境质量要求确定该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依据排污总量限额发放排污许可证,通过控制发放排污许可证来控制排污总量,从而改善环境质量。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是在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基础上实施的一种环境经济政策,政府向厂商发放排污许可证,厂商则根据排污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特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及其所代表的排污权是可以买卖的,厂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排污权。
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是环境管理当局有效地确定污染排放总量,再把具体的污染排放量的配置任务交给市场力量来完成的一项制度。为执行这一制度,环境管理当局将针对污染排放发放许可证,总污染排放将处于与边际治理成本和边际社会损害相
等的水平上;在污染者中进行的这种许可证交易将形成市场出清价格。
如图4所示,横轴代表污染物排放量,纵轴代表成本和价格。MAC线和MEC线分别代表边际治理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政府根据MAC线和MEC线的交点确定了最优污染水平为Q,并据此向污染者发放排污许可证。由于具有稀缺性的环境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因而环境资源的使用者需要向政府交纳环境资源使用费,即支付环境资源的使用者成本。政府发放排污许可证的目的不是赢利,而是保护环境,因而排污权的总供给曲线s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表示排污许可证的发放数量不会随着环境资源使用费的变化而变化。
对于排放污染物的厂商来说,他们必须在购买排污权和自行治理污染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污染物的边际治理成本低于排污权的价格,厂商将选择自行治理污染;反之,他们将到市场上购买排污权。正是因为厂商对排污权的需求取决于其边际治理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将图4中的MAC线看成是排污权的总需求曲线D。排污权的供给曲线s与厂商对排污权的需求曲线D的交点决定了排污权的市场出清价格P。
当管理当局发放的许可证数量减少即政策严厉程度增加、排污权供给减少或厂商对排污权的需求增加时,排污权的市场出清价格都会升高,厂商的成本也会因此增加。无论是排污权的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发生变化,排污权的市场价格都会发生变动,从而影响到厂商的环境保护成本和生产成本。换言之,在实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的情况下,单位排污权的价格是随着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亦即厂商为单位污染物排放量所承担的成本不是固定不变的。排污许可证价格的变动,导致厂商的生产成本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和贸易量。
三、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两个结论:
(一)环境经济政策对政策实施国的贸易产生影响。其原因是:一国采用环境经济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该国的比较优势,与不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或政策宽松国家的厂商相比,政策实施国的厂商不得不为环境要素付出更高的使用者成本,削弱了原有的价格优势,对相关产品的贸易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篇3
一、充分认识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意义
(一)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以及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行为,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策略措施。实施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环境保护,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和道德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高生活水平,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长远利益,保留发展空间。
(二)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方式。随着我市经济迅速增长,在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要实施环境经济政策,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杠杆作用,提升社会和企业环境保护意识。
(三)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选择。促进环境保护体制改革,创新环境经济政策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率先建成大河西先导区试点工程,发挥我市在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中的示范带头作用的必然要求。
(四)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有力举措。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直接相关。如果不加速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则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只有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当前我市实施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权交易、环境资源补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三同时”保证金、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绿色信贷”、“绿色税收”以及“绿色财政”等八项制度。
(一)建立排污权交易机制
坚持有利于环境资源优化配置,满足环境质量要求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则,建立排污权交易机制。
按照省关于排污权主要污染物交易的规定,我市现阶段主要开展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扬尘、二氧化碳为主的排污权交易工作。在国家、省规定的排污总量控制范围内,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全市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要调整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标,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排污权优先向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类和市优先培育发展的主导产业倾斜。环境资源交易所作为主要污染物交易平台,引入市场机制,允许融入社会资本,支持环保事业发展。
(二)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环境资源补偿包括城市大气环境资源补偿、流域水环境资源补偿和生态环境资源补偿三个方面:
1、城市大气环境资源补偿机制。以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扬尘为补偿因子,以建设单位为补偿责任主体,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气环境资源补偿。
2、流域水环境资源补偿机制。以市各区、县(市)人民政府为补偿责任主体,以化学需氧量、氨氮为补偿因子,对境内区、县(市)主要跨境河流开展流域水环境资源予以补偿。
水环境资源补偿采用超标补偿和达标补偿两种方式。如县(市)交界断面水质指标超过断面控制目标的,上游县(市)政府将对其下游县(市)政府进行经济补偿;如交界断面水质指标优于断面控制目标的,下游县(市)政府将对其上游区、县(市)政府进行经济补偿。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划定交界断面,制定断面控制目标值,建立断面自动监测系统。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并设立专户用于水环境资源补偿,市财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扣缴、补偿资金。
3、生态环境资源补偿机制。生态环境资源补偿机制是指在满足环境质量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对损害林地、绿地、湿地、土壤、山体、水体、农田、动植物、景观等各类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者、使用生态环境资源受益者、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考核结果等级较低的各级政府、生态保护投资者等支付生态补偿资金,生态保护志愿者无偿捐赠生态补偿资金,补偿管理机构使用生态补偿资金保护、改善、恢复、重建生态系统的活动。
(三)建立环境风险责任保险制度
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划分环境风险企业,对化工、有色、金属矿采选、砷制品以及涉镉等高环境风险企业全面实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全面投保;在造纸、规模以上养殖业等企业逐步推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依法建立投保企业优惠政策、奖励制度以及设立环境污染事故应急专项资金。环保部门要将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和环境风险防范作为日常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并在核发和换发排污许可证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开展行业准入审查、上市环保核查、申报环保专项资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等工作中,大力加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宣传和推介工作。要督促企业认真履行环境污染事故预防和事故处理等责任,开展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企业和工艺设施的调查,充分评估其环境风险和影响,尽可能杜绝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或遭遇突发环境事件,要积极配合保险公司开展事故查勘、定损、理赔等工作,确保污染受害者得到经济赔偿。
保险公司开发环境责任险产品,合理确定责任范围,分类厘定费率;保险监管部门制定行业规范,进行市场监管。
(四)建立建设项目“三同时”保证金机制
建设项目中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三同时”制度是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是我国以预防为主的环保政策的重要体现。“三同时”制度的适用范围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工程项目。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的轻工、纺织、黑色冶炼、有色金属、化工、石化、医药、电力、建材、机械、饲料、食品、酿造等行业对环境和生态有较大影响的项目,必须缴存环境保护“三同时”保证金。保证金由负责环评审批的同一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收取。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经“三同时”验收合格后,由收存保证金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审核确认后,将保证金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单位活期存款利息全额退还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未履行环境保护“三同时”有关要求的,保证金及其利息全部缴入同级国库,作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五)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建立包括事件受理、调研勘察、组织调解、行政仲裁以及司法诉讼等五个方面的污染损害赔偿制度。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市属机构或个人污染损害赔偿工作实施统一监管。区、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内区、县(市)属机构或个人的污染损害赔偿工作实施统一监管。被控致害方有排污行为,且排放污染物与受害方的损失有直接关系的,环保部门应责令排污单位迅速排除危害。
(六)建立“绿色信贷”机制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配合银信部门利用信贷机制,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监督管理,将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列入淘汰类、限制类名单,并会同符合环境友好企业标准的企业名单交人民银行、银监部门,作为银行授信的参考依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的企业,停止信贷。
(七)建立“绿色税收”机制
税务部门对开发、保护、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依据国家关于税收的相关法律、法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的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结合我市实际,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实施细则。
(八)建立“绿色财政”制度
公共财政投入项目必须与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建立减排效能与财政拨付挂钩制度。政府采购优先使用环境标志产品,并给予奖励;建立财政投入环境效率评估与审计制度。
三、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保障措施
(一)成立环境经济政策实施协调小组
在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环境经济政策实施协调小组,市环保局具体负责与各部门的协调联系,发改、环保、财政、规划、国土、工商、税务、物价、林业、水利、监察等部门和银行、保险等机构依照各自职能开展工作。
1、市发改委做好全市产业调整规划。
2、市环保局负责实施排污权交易、环境资源补偿、环境责任保险、“三同时”保证金、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等工作,配合物价部门建立上述工作价格体系,同时做好其他环境经济政策实施配合协调工作。
3、市财政局负责实施绿色采购环境经济政策,加强财政监督与管理,为各项环境经济实施提供工作经费保障,对环境经济政策各项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4、市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按照职责加强对建设项目管理,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没有依法办理环评许可的项目,不得办理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
5、市工商局严格把关环保前置审批制度,对小型污染企业、餐饮业、娱乐业项目的行政许可,必须严格把关。
6、市国税局、地税局负责实施绿色税收环境经济政策,依据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上报国家税务总局,积极配合其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予以实施。
7、市物价局负责建立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价格体系,制定并适时调整收费标准,做好日常价格监督检查工作。
8、市林业局配合物价部门建立生态环境资源补偿价格体系,开展生态环境资源补偿工作。
9、市水利局配合做好流域环境资源补偿工作。
10、市监察局负责对全市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违规违纪案件进行查处。
11、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完善绿色信贷相关政策与措施,建立通畅的信息交流和沟通的绿色信息共享机制,运用信贷绿色信用杠杆,严格控制信贷闸门,抑制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12、保险监管部门、保险公司建立和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建立环境污染事故的勘察、定损与责任认定机制,制定环境污染事故损害核算标准和相应核算指南,建立规范的理赔程序,提高环境污染事故防治能力。
(二)健全资金管理体系
对于划入市财政各类相关的环保资金,由市财政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三)制定责任追究制度
1、各项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工作应接受群众监督,对不符合环境经济政策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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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滇中经济区建设已经纳入国家战略,是桥头堡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明确要求。但该地区环境问题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也日益突显出来,政府如何发挥作用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这是作为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
(一)滇中城市群的规划
按照云南省“滇中城市群”构想,云南省将以昆明为核心,携手曲靖、玉溪和楚雄进行滇中城市群建设。滇中城市群区域内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是云南省最主要的产业聚集区,2010年前后由工业化初级阶段跨入中期发展,城市群雏形初步形成。滇中城市群包括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四州市行政辖区范围,总规划面积9.6万平方公里。根据规划,到2030年末,滇中总人口规模约为240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75%。2011年5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地提出要提升滇中城市经济圈的辐射带动能力,将滇中经济区培育成为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二)滇中地区环境现状
云南省经济高度集中于滇中地区,这一地区的GDP占到全省近70%,故而滇中地区加快发展与其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落后于全国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经济增长仍处于外延和粗放阶段。主要表现在科技水平低、技术装备落后、生产经营粗放、资源利用率和加工度低,缺乏竞争力;能耗和生产成本高,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矿产资源深度开发不足,有色金属采选与加工之比为1:5.4,低于全国的1:27,主要有色矿山资源平均综合利用率只有55.76%,煤矿开采率只有36.9%,磷矿资源开采中的损失每年高达100多万吨,水能资源利用率只有7%,生物资源开发相当程度上还是低档次原料生产,资源转化效率低于全国的中间值14.09点。滇中地区经济的自主增长机制尚未形成,拼资源、拼投入、拼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对资源环境造成很大压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任务更加艰巨;水环境污染和饮用水环境安全问题仍将十分突出;城市环境基础建设滞后,城市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退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辐射环境安全仍存在隐患;环境保护能力与日益繁重的环境保护任务不相适应。因此,在构建滇中城市经济圈,将滇中经济区培育成云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需要重视环境问题,有必要运用环境经济政策手段解决滇中城市群的环境问题,以确保滇中经济区国家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制定环境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环境问题是指全球环境或区域环境中出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现象。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环境问题的预防与解决也已迫在眉睫。当前,国家经济调控手段已主要传统的计划手段转向主要依靠市场手段。环境经济政策正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因此,我们应转变观念,重视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以尽快在云南省滇中城市群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各种行为。但是,由于经济外部性及公共商品的存在、加之市场条件不完善,由此必然会出现市场失灵。在环境保护领域,市场失灵更为明显,这就需要政府干预。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建立并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干预环境保护的最佳途径。因为,通过环境经济政策可以很好地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协调,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环境经济手段的优势
理论和实践证明,环境经济手段与强制手段相比,能以更低的费用实现相同的环境目标。这也是各国政府在环境管理中越来越多地引入环境经济手段的主要原因。同时,与强制手段相比,环境经济手段还有很多其它的优势。通过环境经济手段,不但可以刺激当事人削减污染,还可筹集到大量资金,缓解了环境保护中资金紧张的局面。政府财政也可以利用环境经济手段来体现国家的环保政策,鼓励污染者削减污染,使自发治污成为可能,从而降低环境保护的社会成本。同时还可借助环境经济手段,把某些具有经济效益的环保产业推向市场,以减轻政府负担。对于环保资金短缺的我国来说,这一点尤其具有吸收力。与强制手段相比,经济手段能使当事人以它们自身认为更有利的方式来对特定的刺激做出反应,促进了市场资源配置职能的发挥。经济手段能够提供一种动态的效率和革新的刺激。由于污染者对它们所造成的任何单位的污染都要继续支付费用,所以,为了减少污染行为,经济手段便可持续不断地刺激技术革新。经济手段的这种财政动机的存在,促使企业想方设法减少污染物排放,甚至使排放低于所规定的标准,而强制手段仅仅要求企业达到规章的要求。对政府机构来说,修改或调整一项收费标准总比调整一项法律或规章制度更加容易和迅速。对污染者来说,他们则能够在一个规定的财政预算范围内自由选择污染控制手段。
(二)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
在现实的市场中,市场经济条件不能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由此造成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就是市场失灵。换句话说,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机制的某些障碍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状态。在环境保护领域,由于生态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明晰、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共商品属性、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外部性、生态环境建设及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生态环境信息的稀缺性和不对称性、生态环境资源无市场和自然垄断等原因,必然出现生态环境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即在环境保护领域,市场失灵尤其突出。生态环境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必然导致环境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其结果是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所以说,市场失灵是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由于市场失灵会导致环境问题,所以解决环境问题必须纠正市场失灵。实践证明,政府调控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有效途径。基于这一点,发达国家提出了“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在我国,这一论点同样适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需要正确界定云南省政府及滇中城市群各地方政府的作用范围。一般说来,在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要减少干预,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需要进行政府干预。政府可以对市场经济和个人活动起催化作用、促进作用和补充作用。#p#分页标题#e#
三、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
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个经济问题,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利用经济手段。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经济,市场主体的行为主要受利益机制驱动,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可以对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施加一定的经济刺激,从而促使其采取积极、主动措施保护环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将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追求(有时是眼前的)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往往忽视或很少从长远角度去考虑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其后果是将污染问题转嫁给了社会。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出现过这种结果。20世纪50~60年代,由于环境污染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在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取得统一协调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段痛苦而漫长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滇中地区出现的昆明市阳宗海砷污染事件及曲靖市陆良县南盘江废渣污染事件等环境问题事件都让社会为其承担了较大的事后成本,其隐性成本则更是无法进行估量。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手段是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一点,可通过图1来说明:图1中,MB代表企业的边际效益曲线,MSC代表边际社会成本曲线,MPC代表边际私人成本曲线,t代表税收(收费)水平或补贴水平。图a说明经济机制对企业负外部经济性(如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影响: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企业的最佳生产水平(排污量)为Q(此时MOC=MB);若从社会角度看,企业的最佳生产水平(排污量)为Q*(此时MSC=MB)。通过征收环境税(或排污费)t,企业边际私人成本曲线由MPC变为MPC+t,此时,企业的生产水平(排污量)将调整为Q*(此时MSC+t=MB),这说明通过经济手段可刺激企业主动消减排污量。图b说明经济机制对企业外部经济(如植树造林)的影响:在现行体制下,植树造林一定的补贴,则植树造林的边际效益曲线将变为MB+t,此时,植树造林的规模将达到Q*,这说明通过经济手段可以刺激市场主体主动进行外部经济性的活动(如植树造林)。总之,经济手段可以有效地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地从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活动。
(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
云南省的环境保护工作已有30年的历史,目前,滇中城市群地区的环保工作面临着四个转变:第一,环境决策由单目标决策向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转变;第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由污染防治为主向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转变;第三,污染治理方式由点源治理向区域性和流域性综合治理的转变;第四,环境管理手段从以环境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科技手段转变。其中第一、四两个转变直接与经济手段相联系,这说明环境保护工作十分需要运用经济手段。在环境政策制定上,价格、市场和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发挥补充性作用。环境费用应该体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定上,现在的趋势是把环境作为“免费品”,并把代价转嫁给社会的其他部分,转嫁给其他国家或未来下几代人。这种趋势应该逆转。价格应该反映出资源的不足及其总价值,应有助于防止环境恶化。应该减少或取消那些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相适应的产品,应该建立污染控制和环境无害资源管理的新市场。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作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四、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要求改变在滇中地区传统的、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传统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粗放型,极大地依赖自然资源并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基础之上的,只注重数量的增长,不重视质量的提高,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利益的发展模式。市场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单一的,即利润的增长和数量的增加。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多重的价值判断标准,许多价值的实现只能依靠非市场的机制,尤其是政府机制。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将环境保护纳入发展的进程,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当代人在实现当前发展和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同时不应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和发展的能力,从而实现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要对现行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对社会利益进行再分配,所有这一切都极大依赖政府为主导来进行。政府的作用应体现在积极进行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采用激励措施,实现环境保护的公益性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有机结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与企业、公众的自愿性有机结合,综合运用法规强制、行政管理、市场引导、公众自愿等手段,形成全社会自觉保护环境的氛围。建设生态省和生态示范区,引导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和协调发展;创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环境优美小城镇,改善城镇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创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动员公众自觉保护环境;建设环保型工厂和工业园区,开展ISO14000管理体系认证、清洁生产审计,引导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走循环经济之路,节能降耗减污,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使滇中城市群地区成为环境生态友好地区,促进该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五、应对滇中城市群环境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
滇中地区作为云南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区,又是国家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战略建设的重点地区,伴随着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势必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我们需要作好必要的规划,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出发,运用环境经济政策处理好已出现的及潜在的影响滇中城市群发展的环境问题。
(一)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发达国家从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历程中总结出一条规律,即“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利用财政政策支持、促进环境保护是“环保靠政府”的重要途径。税收手段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同时,税收政策在环境保护工作中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适应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税收政策是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差别税收。即对不同的征税对象,采用不同的税率。第二,设置环境税。环境税主要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税和有污染的产品税两种。第三,税收政策的“绿色化”。简单地说,税收制度的“绿色化”就是提高有利于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在整个税额中的比重,以及降低不利于环境的税收在总税额的比例。#p#分页标题#e#
(二)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政策环境金融政策是专门为环境保护目的而实施的投融资政策。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质,因此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最终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以便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首先,完善滇中地区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信贷政策,重视利用信贷杠杆保护环境。其次,发行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债券、股票和基金。对于某些一次投资巨大的环境保护工程,国家财政可以凭借国家信誉发行基本建设债券,通过债券的形式,既可筹到资金,又可督促公众加强监督。另一方面,通过发行股票在资本市场融通资金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这样,既可从社会闲散资金中筹集到足够的经费,又没有到期还债的压力,并且股票持有者以“脚”投票,会使公司更注重自己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可使公众监督环保意识增强。最后,开展各类环境责任保险。扶持保险公司根据对环境的可能损坏程度或有关产品储存、废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和清洁治理费用的大小收取保险金,使环境损害处罚的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在市场机制下,这些金融政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效的管理环境手段。
(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补偿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生态环境资源有价值,因此利用生态环境资源理应支付相应的补偿。若从经济外部性理论来说,经济外部性应该内部化,生态环境补偿费是实现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途径。具体说来,产生外部不经济性的行为人应该向受害者支付相应的补偿;产生外部经济性的行为人,应该从受益人那里获得相应的补偿。生态环境补偿政策是一项有效的经济手段。在滇中地区生态补偿政策需要从两方面来实施:一是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支付的补偿。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如矿产资源的开采、森林资源的采伐、旅游、放牧、采药等活动。一方面是利用了有价值的生态环境资源,另一方面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应该支付相应的补偿费。生态环境补偿费可以按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量来征收。二是受益者补偿。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性,如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将会使全流域受益。根据收益者补偿原则,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建设的收益者也应该支付相应的补偿费。通过建立受益者补偿制度,可以筹集到一笔专项基金,以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四)排污许可证交易
排污许可证交易又称排污权交易,是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目前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对于滇中地区的各类企业如何确定排污权的交易价格,是运用排污许可证交易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排污权的价格主要由治理费用决定。而在具体操作时,交易双方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以达到一个合理的价位。根据经济学理论,在完全竞争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上,排污权价格是由排污权供求均衡决定的。而在目前,排污权交易市场尚不成熟,还没有形成排污权的市场定价机制。因此,现在由交易双方一事一议地协商排污权交易价格,往往不能反映排污权的供求状况,也就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有市无价的不成熟的排污权交易中,排污权价格的协商确定也要有一定的原则,那就是排污权的交易价格至少不应低于交易排污量的治理费用,高于治理成本时,购买方不愿意,低于治理成本时,转让方不愿意。由此可见,尽快培育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定价机制至关重要。实际上,在实施的排污权交易中,环保部门都收取了一定额度的交易费用,例如云南省开远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交易,以评估费的形式收取了交易资金5%~10%的交易费。环保部门收取管理费是有其合理性的,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环保部门收取这部分费用的使用,该资金应用于企业的污染治理,或用于鼓励企业间排污权交易的实现;二是政府的管理也应该市场化、规范化,应防止环保部门借此“”,否则将会给排污权交易市场带来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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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力与环境保护,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新能源计划,能源发展战略的中长期设想,可行性建议
中图分类号:F40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长期以来,电力作为耗能大户和碳排放大户,在其快车道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已经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深远影响。站在科学发展的视野和战略高度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电力的发展基础,建设好生态就能极大提高电力发展力,实现电力与环境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1、电力发电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和保护问题
2011年6月3日环境保护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告》指出,2010年中国部分环境质量指标持续好转,但环境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环境保护面临极大的压力,电力发展所造成的环境生态破坏使其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治污减排、改善环境质量、防范环境风险的社会责任和国际压力。
1.1 火力发电产生的环境保护问题
在各类一次能源中,单位热量含碳量从高到低依次是:木材(110)、煤炭(97)、石油(73)、天然气(56)。受制于能源资源禀赋,我国的能源消费以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应用为主,其中约70%靠煤,发电量的约80%来自于火电,形成了以火电为主的电力装机结构,导致了包括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居高不下。虽然目前我国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控制技术和应用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我国SO2和CO2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形成酸雨的面积已超过国土面积的30%。这不仅严重地威胁到我国的生态环境,也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2006年的数据显示,“电力行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分别占到全国总排放量的40%、53%、50%和42%左右”,“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和生态破坏损失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7%-20%”。【1】随着燃煤装机总量的增加,我国将面临严峻的经济与资源、环境与发展的挑战。
1.2 水电开发带来的环境保护问题
根据最新的全国水能资源普查成果,大陆的水力资源技术开发量为5.42亿千瓦,2010年已开发2.11亿千瓦,中国水电发电量高居世界第一,“开发程度为37%”。【2】预计到2030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4.5亿千瓦,超过经济可开发容量,除外,全国水电基本开发完毕。【3】浏览次数:555次
三峡水利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作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载入史册。而关于水电与环境关系,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水电是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因此被认为是一种环保的绿色能源,对环境和生态没有影响。事实上,相较于火电对环境的全球性影响,水电对局部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更大,更加隐蔽甚至是永久性毁灭。对此,国际社会,比如美国加州已拒绝将大型水电划归为绿色能源。当然,有些生态问题可能被过分渲染了。但水电开发和兴修水电站对环境的影响除了工程施工期间产生废水、废渣和噪声外,在运行期间,由于水库淹没、大坝阻隔以及河流水文情势的改变,将对文物古迹、自然遗产以及流域生态环境带来永久性影响,甚至引发泥沙淤积、泥石流、滑坡、水灾、旱涝等次生地质灾害问题都不容忽视。
2010年湖北、湖南、江西都遇到近几十年来非常罕见的旱情,几个大的湖泊包括鄱阳湖、洞庭湖、洪湖水位都降到了非常低的位置,其中洞庭湖湿地保护区有2万多亩湿地已干涸,严重影响生态环境。除了自然灾害因素,业内人士对三峡大坝的批评可谓掷地有声,甚至有专家指出,由于三峡大坝影响了正常的大气环流,进而改变气候型态,导致中国频频出现极端天气,如2006年的大旱、2008年冬季南方的雪灾、2010年3月西南方的干旱和近期南方的大旱等。【4】水电是我国最现实的、具有大规模发展能力的首选能源,防洪、发电、航运、灌溉是设计大坝时考虑最多的因素,但“现实告诉我们,要更注意充分发挥大坝的生态保护功能,保障流域的生态安全”。【5】
1.3 核电发展带来的环境保护问题
从核能发电看,核电虽是清洁能源,但其产生的废物不仅不清洁,甚至非常危险。根据放射性的不同,核废物分为高放废物和中低放废物,其中,反应堆用过的核燃料称为乏燃料,具有极高放射性,核电站使用过的工作服、手套、废弃退役的仪器设备等则属于中低放废物。尽管乏燃料只占废物的1%,但是乏燃料中的众多放射性元素都拥有数以万年计的半衰期,长的约为210万年,短的也有近500年,对人体危害极大。其中一种被称为钚的核素,只需摄入10毫克就能致人死亡。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让核废物“变废为宝”的方法,建立高放废物的处置库是目前国际社会的最有效的办法,即是将这些无法处置的核废物“入土为安”留给子孙后代。因此,核电要顺利发展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核安全和核废物的妥善处置。
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爆炸事故再次引发了全球核安全恐慌,许多国家都决定暂缓发展核项目,甚至立法弃核电。目前中国计划修建的核反应堆数占全世界计划修建数量已近40%,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核能发电大国,在全球核安全恐慌下中国政府也不得不宣布停止审批新的核电站建设项目。相对于我们对前端燃料开发的高度重视和核电站的抢建热情,对后端涉及重大安全的核废物处置环节则重视得远远不够。根据规划,中国2020年建成的70个反应堆,加上当时在建的30个反应堆,全寿期(60年)产生的乏燃料将为14万吨。【6】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高放废物永久处置库仍没有落定,中国还没有国家级高放射性核废物地质处置专项规划,只有一个《高放废物地质处置中长期研发规划指南(讨论稿)》。多年来“谁该为核废料处置埋单?”一直纠缠不休,核废物处理问题成了中国核电产业链上的一段空白,随着核电发展规模猛增,必将越来越突出。
1.4 输电线路的电磁干扰带来的环境保护问题
当前,国家电网正在加快推进“一特四大” 智能电网战略,即以大型能源基地为依托,建设由1000kV交流和±800kV直流构成的特高压网,以促进大煤电、大水电、大核电、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的集约化开发,以解决能源基地与负荷中心之间远距离、大规模、大容量的电力输送难题和新能源发电并网的要求,实现更大范围内能源资源优化配置。随着800kV云广直流特高压示范工程和1000kV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的成功建设并安全运营,我国电网进入快速发展时代,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不断加快,电压等级不断提高,输电线路对周围环境的电池干扰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在2010年中国的环境状况新闻会上表示,“全国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保持稳定,核设施、核技术利用项目周围环境电离辐射水平总体未见明显变化;环境电磁辐射水平总体情况较好,电磁辐射设施周围环境电磁辐射水平总体未见明显变化。”【7】今后,电力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仍需要加强超高压输电线路和特高压输电线路的电磁环境问题,包括输电线路周围电磁场对人体、动植物的生态影响,输电线路的生态足迹,以及输电线路电晕放电对无线电、电视、网络、通讯等的影响。
2、电力与环境相互协调的关键在于实现科学发展
2.1 科学发展观是实现电力与环境相互协调的指导思想
作为京都议定书第37个签约国,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15%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由化石能源利用和水泥生产产生)。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十二五”期间就必须控制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在42亿吨标准煤,并确保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1%以上。【8】显而易见,以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想要达到目标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任务能否如期“实现”,将取决于中国政府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能源政策、环境政策、教育政策、科技发展政策等,由此来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中长期的能源发展战略。
虽然“十一五”期间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成就斐然,但是环境压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释放,相反,电力工业必须承受越来越大的治污减排、改善环境质量、防范环境风险的社会责任,必须直面来自西方对中国的环境压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简称“十二五”规划)被西方媒体誉为“中国历史上最环保的战略文件”,【9】 “规划的前瞻性和针对性都很强,将成为中国未来5年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主线。”【10】它明确指出,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来指导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工作。
2.2 实现电力与环境相互协调的可行性建议
第一,建立和完善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总体设计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System)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与传统行政手段的“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具有“内在约束”力量,在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与行政监控成本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1】因此,从宏观层面讲,环境经济政策是决定一国能否真正的实行环境、资源、经济和人口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策手段。
从实践方面看,发达国家利用收费、补贴、押金制、建立市场、执行鼓励金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等经济优惠政策来力促环保。以美国为例,美国就是世界上对新能源补助最多的国家之一。2009年,美国公布《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对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益、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都进行补贴,其中可再生能源就获得252亿美元的补贴。奥巴马上台后宣布对美国新能源给予600亿美元的补贴,光2010年1~9月已经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提供的补贴就高达46亿美元之多,其中有30亿就补贴给了美国的风电企业。【12】当前,我国环境问题异常突出,环境治理工作繁重艰巨,说明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在因市场失灵导致的环境问题时, 政府应积极介入,采取减税、低息贷款、信托基金、生产补贴、生态补偿、排污收费、排污许可证制度、押金退还制度、退还排污费甚至罚款等多种环境经济手段,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第二,以市场机制来引导,探索和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
排污权交易是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碳排放交易实质上也是在交易排污权,是一种生态补偿方式,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对各国分配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规定,而创设出来的一种虚拟交易。当交易双方(或经过中介)在市场上相互买卖经核证的碳信用指标或投资进行减排增汇的活动(植树造林)时,就形成了碳排放交易市场。简单地讲,当某国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时,可以向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的国家购买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交易体系,但在我国碳排放交易仍处于起步阶段,碳排放交易试点尚在酝酿之中。【13】“十二五”能源规划已明确,到2015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41亿吨标煤以内,目前各省区之间正在进行强制碳交易的物的确定、排放权的分配和排放源的监测核查等制度设计。那么,如何制定各行业的碳排放标准,如何对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进行碳排放计量、监测和认证,甚或某一地区或行业或企业不能如期实现减排目标该怎么办,这些都需要形成一套严密的考核指标、制度和奖罚措施。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来引导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平台,制定与排放交易有关的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迫使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去转型或利用清洁能源实现减排,达到考核指标。而且,随着,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和逐步成熟,必将推进新能源与清洁能源的开发进程,造福环境。
此外,利用经济手段,引导个人、企业和地方绿色消费;利用经济手段,使消费者自觉成为新能源的主角;利用经济手段,加快节能环保体系建设,建立循环经济工业园区。西方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也不乏成功范例。在2011天津“APEC低碳示范城镇论坛”上,国家能源局表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建设100座新能源城市,200个绿色能源示范县,1000座新能源示范区和10000个新能源示范镇,积极构筑绿色低碳产业体系。【14】这些举措都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环境保护,也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力工业变革与发展的战略选择》,2011年4月6日,来源:保定市龙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网站。
【2】【5】吕宗恕:《汪恕诚:水利部前部长眼中的水电是非》,2011年7月4日,来源:南方周末 。
【3】《优先开发水电》,2011年1月18日,来源:中电联。
【4】《中国七大水系全被污染 环保部长拒评三峡》2011年6月5日,来源:中华网。
【6】《核电跃进,核废物处理待解》,2010年12月6日,来源: 望东方周刊。
【7】《李干杰:环境总体形势依然严峻》,2011年6月3日,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
【8】《十二五能源路线图浮出水面核电容量将翻8倍》,2010年11月2日,中国电力网。
【9】《在依靠污染工业实现繁荣后,中国筹划绿色增长》,2011年2月4日,来源:英国《卫报》。
【10】《外国人士评中国十二五规划:突显前瞻性针对性》,2011年3月16,来源:中国网。
【11】来源:百度编辑词条: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12】《中国能否打赢新能源“保卫战” 解读美国对华清洁能源301调查》,2010年12月2日 来源:凤凰网财经资讯。
【13】《碳排放交易将开展试点 清洁能源成为新宠》,2011年7月19日,来源:证券日报。
篇6
关键词:绿色证券;环境信息披露;环境经济政策
1绿色证券概念
2008年2月25日,环保总局正式了绿色证券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绿色证券的概念(以下简称意见)。
所谓绿色证券是指上市公司在上市融资和再融资过程中,要经由环保部门进行环保审核。它是继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之后的第三项环境经济政策。同时在对绿色证券市场进行研究与试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针对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证券市场环保准入审核标准和环境绩效评估方法。从整体上构建了一个包括以绿色市场准入制度、绿色增发和配股制度以及环境绩效披露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绿色证券市场,从资金源头上遏制住这些企业的无序扩张。
2绿色证券功能分析
2.1控制污染的经济刺激作用
《意见》中规定:“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中应当提供国家环保总局的核查意见;未取得环保核查意见的,不受理申请。”可见,环保核查意见成为证监会受理申请的必备条件之一。企业从事低污染低风险不仅为其再融资获取了门票,也为其扩大生产提供了前提,同时各方的共同监督也会促使企业抽取一定比例的融资来改进污染治理技术,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随着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公众可以直观地知道企业经营中的环境风险,直接影响了企业的股票价格、资信以及市场竞争力,间接刺激企业从事低污染、低风险的生产。
2.2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功能
(1)环保部门和证监会。《意见》要求省级环保部门严格执行环保核查制度,做好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工作并提供相关意见。对于核查时段内发生环境违法事件的上市公司,不得出具环保核查意见,督促企业按期整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而证监会不得通过未出具环保核查意见的企业的上市申请,同时督促上市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
(2)公众。环保总局鼓励社会各界举报上市公司的行为。绿色证券的重点是加大企业融资后环境监管,调控其融得的资金使其真正用于企业的绿色发展。对股民来说,上市企业的业绩和其经营行为是他们特别关注的。这种从股民自身利益出发的监督行为更有利于真实信息披露。
(3)其他企业。如何更多地获得资本,直接关系着企业是否能扩大生产、占据市场份额。因此,在自身利益驱动下,企业之间会相互监督,制约对方获得资本。
2.3减少资本风险的转嫁
上市公司环保监管缺乏,导致“双高”企业利用资金继续扩大污染,或在融资后不兑现环保承诺,造成环境事故屡屡发生,因而潜伏着较大的资本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嫁给投资者。这里的资本风险是指企业利用资本进行生产经营,但由于环境事故发生,致使企业需进行大量经济补偿,从而使得资本不仅不能获得收入,还存在收不回的可能性。绿色证券的推行可以有助于减少企业将资本风险转嫁给投资者的可能性,因为那些存在高风险的企业不再拥有直接融资的机会,扩大污染的几率大大减少。
2.4与其他环境经济手段的互补作用
绿色证券推行之前,环保部门陆续与银监会、证监会联合推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两项政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以及绿色金融体系的初步框架。“绿色信贷”重在源头把关,对重污染企业釜底抽薪,限制其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间接来源;“绿色保险”通过强制高风险企业购买保险,旨在革除污染事故发生后“企业获利、政府买单、群众受害”的积弊;绿色证券对企图上市融资的企业设置环境准入门槛,通过调控社会募集资金投向来遏制企业过度扩张,并利用环境绩效评估及环境信息披露,加强对公司上市后经营行为监管。证券、信贷分别从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对企业进行了限制。除此之外,企业在“绿色信贷”或是“绿色保险”中,向有关单位提供的环境信息,也可作为企业向公众披露的信息,使得三项政策之间的企业环境信息互通,保证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正性。3绿色证券实践中可能的问题和建议
绿色证券虽然刚刚启动,但在推行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为绿色证券提供警示,同时绿色证券由于其市场特殊性也必然存
在独有的疑难。正确认识并解决这些困难才能更好的运用绿色经济杠杆。
3.1法律空白需填补
我国环境经济政策还在探索阶段,其法律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存在不少空白。而且目前相关规定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缺少具体实施的指导目录、环境风险评级标准;加之证监会缺乏“绿色证券”的专门人员、机构和制度,降低了绿色证券的可操作性。除此之外,政策制定标准的不连贯性也给企业带来了融资障碍。
3.2地方保护要遏止
从“绿色信贷”推行的经验来看,地方保护是阻碍其有效落实的一大阻力。相关数据显示,尽管国家环保部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三万多条企业环境违法信息,供商业银行据此采取停贷或限贷措施,但半年来仅仅有12家企业在申请贷款方面受到限制,而落实不力的原因就在于银行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受到地方保护。
3.3环境信息披露待完善
绿色证券的指导意见以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根据环保总部副部长潘岳的说法,2007年的情况说明上市环保审核制度已基本成型,下一步要重点推进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加大公司上市后的环境监督。我国开展环境信息披露起步较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属政府强制性披露。在披露的企业中,多数是强污染的企业,其他企业披露的较少。其次,对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目前仅有的一些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限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或重污染企业,而且鲜有提及经营者的环保理念,同时只是针对排放量进行披露而没有提出消减对策,这将不能激发企业研发新技术的动力,无法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再次,我国企业普遍采取的披露形式是董事会报告和附表附注,只有少数企业采取独立报告的形式,因而很难全面、直观的了解和评价企业的环境状况;而且很少有通过互联网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公开程度不够。
3.4环境友好型企业要引导
目前采取的绿色证券与绿色信贷等经济手段一样,只强调“堵”,即切断污染企业的融资渠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同行业环境友好型企业的融资竞争力,但由于没有提出利于制度推进的激励机制,对于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贡献的环境友好型企业缺少扶持政策,未能有效促进其发展。
4结语
绿色证券推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包括法律不健全、地方保护阻碍等问题,需通过各方努力协调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绿色证券是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刺激上市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治理环境问题的重要尝试。
参考文献
[1]罗世荣,杨逍,张倩.建立我国环境保险制度研究[J].中国保险,2007,(2).
篇7
内容摘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两型”社会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广西要发展经济并实现新世纪广西环境战略目标,需在继续推行行政、立法、体制建设、科技教育等方面环保措施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环境经济策略。具体措施:健全和完善符合广西实际的环境经济政策;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加快结构调整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完善和规范环保奖罚条例且严格环境经济执法等。
关键词:广西 环境保护 经济策略
新世纪特别是“十一五”以来,广西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生态广西建设为主轴,不断加大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全面实施污染减排项目,取得了明显效果。广西近岸海域、地表以及地下水源污染现象得到控制,大气环境质量总体基本保持稳定,全区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简称COD)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逐年下降,主要污染物减排取得积极进展,城乡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提高。
根据广西环境现状,要保护和改善广西的生态环境,建立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系统,实现我国21世纪中期中等发达国家环境战略目标,广西必须在继续加强行政、立法、体制建设、科技教育等方面环保措施的同时,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环境经济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
健全和完善符合广西实际的环境经济政策
在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基础上,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保证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重视与支持。实行环保公共预算制度,确保自治区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建立首长问责制度,将环保与领导政绩挂钩,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将利益机制引入环保管理责任体系。
进一步完善环境税收、排污收费及生态补偿制度。在资源税、消费税、进出口税改革中考虑可持续发展要求,发挥税收在环境保护中的杠杆作用。全面征收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费及放射性废物收储费。建立能够反映污染治理成本的排污价格和收费机制,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可实行二氧化硫等排污权交易。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促进企业减少排污。
建立健全环保投入机制。促进环境管理和生态保护向市场转化,建立社会化、市场化的投资和管理经营体制。制定和完善各方面优惠政策,鼓励有投资、经营管理能力的国内外企业和个人参与环保投资、经营。积极推行建设-经营-转让(build-operate-transfer,简称BOT)投融资经营方式,发行环保债券或建立环保基金用以支持环保基础设施和生态工程建设、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形成开放式、竞争性的投资经营格局。
建立绿色GDP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制。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实行科学的政绩评价标准和考核标准,将地方GDP增长与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挂钩,确保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的统一。自治区应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布万元GDP能耗、万元GDP电耗、万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并以法规形式将万元GDP能耗指标作为自治区经济发展规划一项约束性指标,以规范企业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效发挥政府规划和政策的积极引导和调控作用。自治区应制定并实施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在区域规划方面,重点搞好北部湾经济区、桂林自然风景旅游区、柳州工业区等地区的规划,同时积极抓好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区域规划的试点工作。在区域政策方面,逐步加大对桂西南、桂西北等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打破条块分割,消除区域性壁垒,鼓励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合理有序流动,促进东部产业西移,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根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将区域经济规划和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在柳州、南宁、梧州等环境容量有限,而经济密度较大,布局和产业需要调整和优化的区域实行优化开发;在桂东南及环北部湾等还具备一定的环境承载能力、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实行重点开发;在桂西南、桂西北等生态脆弱区域和桂林市、北海市等重要生态区域实行限制开发;而在自然保护区、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湖泊湿地等依法设立的具有特殊保护价值区域一定要禁止开发。
加快结构调整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淘汰落后经济发展方式,从源头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强化环境准入。建立科学的行业准入制度,规范重点行业的环保、安全、能耗、水耗标准和产品技术、质量标准,严格市场准入管理,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重大项目和环境敏感项目的环境审批,要通过听证会形式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在环境影响评价之后向公众公布。对于经济建设新项目,尤其要做好环境影响评估工作。严格限制新上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项目,鼓励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政府以后引进项目,不仅要考虑项目对GDP的贡献有多大,更要考虑引进项目是否属于低排放、低能耗、环保型的产业。
加快推进循环经济。全区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环保战略重要核心。主要抓好以下工作:强化政府的指导和引导作用,加快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推进计划,制定循环经济政策体制、评价体制和相关技术标准;引入市场导向机制,结合广西实际,在资源利用、污染处理上制定合理的价格,通过价格导向,提升资源的投入和产出效益,减少污染排放;大力倡导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推行建筑节能,发展绿色建筑,推进城乡污水再生利用和垃圾处理与资源化回收;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生态工业园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推进产业和工业园区的生态化设计与改造,促进产业生态化发展。
大力开展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补充完善符合区情的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有关政策条例。努力形成政府大力推进、市场有效驱动、公众自觉参与的机制,综合使用经济、法律、行政、科技等多种手段,建立节约型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城市建设模式,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着重抓好以下工作:加快转变工业领域生产方式,在重型化的产业结构中实现“轻型化”生产,有效降低工业能耗;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规划在南宁建设五条城市轻轨,在城镇开设公交运输等,以提高交通效率,节约能源。
大力开发环保能源。广西不可再生能源严重短缺,能源产量仅占全国的0.84%,但水能资源相对丰富。根据这种情况,应采取措施: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水火电并举,大力发展水电,以水电为主;推进适合城乡特点的清洁能源工程。大力推广使用沼气、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规划建设垃圾发电项目等;积极开发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以桂中、桂西南为基地,大力发展以木薯为原料的生物乙醇;开展核能研究,适当发展核能。
完善和规范环保奖罚条例且严格执法
人类的全部社会活动都与利益和对利益的追逐有关。因此,加强环保经济执法,以经济手段为杠杆,才能有效鼓励保护生态环境并从根本上遏制对生态环境的各种破坏。
在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有关法律基础上,制定自治区有关水源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化学物质污染、核污染、生态破坏等方面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并进一步完善技术规范和环境标准体系,科学确定标准限值,制订更加严格的广西环境保护奖罚标准。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严格环境经济执法。按照权责明确、行为规范、执行有力、高效运转的要求,明确执法责任和程序,提高执法效率,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加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环境经济执法情况的监察力度。建立环境执法信息网,鼓励社会参与执法监督,最大限度确保环境经济执法的公平公正。依法要求企业、单位和个人各类法人负责解决自身环境问题,承担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经济责任。
参考文献:
1.黄选高.广西循环经济发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篇8
一、理论基础
征收环境税的理论根源可以从“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谈起。他认为:市场经济运行中,因为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不能由市场进行交易,所以,市场机制无法对经济运行主体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作用。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外部性成本发生在市场之外,庇古称之为“负的外部性”。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产生了但没有反映社会成本和未来成本,价格也不能真正反映使用环境资源的社会边际成本。为了克服这种“负的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政府应当实行干预措施,从而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迫使其面临真实的私人成本和收益,以达到控制其污染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发达国家用市场机制解决污染外部性作了详细的分析发现,市场手段中环境税是控制环境污染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方法。按照公共财政的定义,可将环境征收定义为:政府拥有的与环境因素相联系的收入。它包括一切在反污染的政策框架中征收的税收,其核心是使污染者支付与其污染行为相适应的价格,即对污染者每单位产出征收的与其在有效产出水平上所造成的边际损害等值的税,目的为了实现对纳税人影响生态环境的行为的改变。由于在庇古的理论发展而来,所以又称“庇古税”。
二、征收环境税的优势分析理论上,庇古税可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能够导致污染减少到帕累托最优水平。
污染者权衡保持污染水平所支付的税收和减少污染少交税所获收益,控制成本小于税率,则污染减少,直到二者相等时,达到污染最优水平。这有动态和静态两方面的优势:首先在静态条件下,因为只要有污染就会被征税,企业出于少交税的目的也要控污;其次在动态方面,若税率不变,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可以减少对未来税收的支付,庇古税这种提供进一步减少污染的动态效率与静态效率一起被认为是与其他方式相比的主要特点。
庇古税对外部的不经济有矫正性的功效。它通过税收的方式对生产和消费中的外部成本进行矫正。使产量和价格在效率的标准上达到均衡,矫正的边际私人成本,使企业认识到在社会层面上的成本。所以又名“矫正性税收”。而作为矫正性税收的另一角度的优势在于,它很好的避免了税收的扭曲性效应。比如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过高时,人们会以闲暇替代,有奖懒罚勤的副作用,相反,庇古税正是对外部不经济调整为经济,是修正性的,在初衷上就避免了扭曲效应。
在实践中,征收环境税、提供补贴、发放污染许可证、收取押金都是间接控制方法。征收环境税与提供补贴相比,是阻止而不是鼓励资源流人污染严重的企业;无需确定污染的基准点,只需确定单位排放量的税金就够了;可附带得到一笔财政收入。征收环境税与发售许可证相比,许可征的发售有膨胀的可能,存在炒买炒卖的投机性。征收环境税与收取押金相比,收取押金的操作相当麻烦,且只能限于很小的范围内。由此可见,征收环境税的确是一个理想的环境保护手段。
三、在美国的实践成果美国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因为税收本身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使税收手段在环境经济体系中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在美国自从对损害臭氧的化学品征收消费税以来,人们普遍减少了对氟里昂的使用;汽油税的征收,鼓励了消费节能汽车从而减少了污染排放;开采税的征收,有效抑制了在盈利边际上的开采,从而减少了约10%-15%的石油总量消费。目前实现了环境的根本好转,自然灾害发生率下降,虽然汽车使用量增加,但二氧化碳比70年代下降99%,一氧化碳下降97%,二氧化碳下降42%,悬浮颗粒下降70%。
四、环境税在我国的适用及政策方向虽然环境税实施上仍存在2个难题
1.边际外部成本和边际私人净收益难以确定,影响到环境税的效率。环境税的先决条件就是确定社会和私人边际成本,这样才能计算出准确的税率。
2.一些情况下,征收成本太高。实施环境税后有两个问题;其一是监测每个污染源的费用。另一种是由征管者承担污染物排放的监测任务。经验表明,第一种的费用远远高于第二种。而且,我国长期以来对环境税认识的不足而导致具体开征环境税似乎有一定实践难度,但在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背景支持下和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中,在新世纪建立一个环境经济体系已成为不争的关键所在。对此,提出以下刍议:
(一)开征新税种
首先,重点在城市把原来的排污费改为开征排污税。其次,对消费税中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消费品除烟火、小汽车、鞭炮外还应扩展到一次性包装物等白色污染。同时,提高部分消费品税率,如含铅汽油。再次,对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可考虑在条件成熟时开征。最后,可以对民航等交通设施和建筑工地征噪音税,并把所获资金用于隔音设备投资或对居民进行补偿。
(二)对现有税制进行调整
首先,完善资源税制度。可适当扩大其征税对象。广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杜绝肆虐的生态破坏行为,待时机成熟不妨开征土地、海洋、地热、动植物税,并对不可再生资源课以重税。
其次,在现有税种中增加环境保护条款。
消费税:设计差别税率,鼓励清洁环保产品的使用。只要对环境有直接或间接损害的都应收较高的税。
增值税:增加对企业购置环保设备允许抵扣进项税的规定,而对购买以淘汰的构成污染的设备的企业应从构建固定资产上予以限制。
企业所得税:现行税制在环境保护方面只能发挥很有限的作用,如利用“三废”为原料进行生产获得的利润免税。除应丰富和明细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规定,如治污费用的税前宽口径列支、投资抵免、对环保设备达一定比例的可通过加速折旧等,最重要的举措是将征收排污费为征收环境税。
篇9
(1?兰州财经大学甘肃经济发展数量分析研究中心,甘肃兰州730020;2?兰州财经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摘要:寻求适宜的环境经济协同策略是当前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问题。依据环境经济学、协同学的理论原理,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提出了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协同的策略:以环境优先为目标,综合应用“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鼓励—自愿型” 的手段体系,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渐过渡、由连片示范向全面推进不断演化,以建设经济繁荣和环境友好的新农村。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环境经济;协同策略;生态文明;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3?22;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 (2015)04-0018-06
西部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生态屏障,也是我国生态退化与生态恢复的重点地区。目前,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蓬勃发展,但是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与原有农村环境问题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呈现叠加复合效应,环境挑战已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纳入我国“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背景下,实施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模式,不但是实现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全面目标的内在需要,也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客观要求。
策略,一般是指实现目标的方案集合。在此,把策略定义为包含目标、手段和阶段等要素在内的方案总体。也就是说策略是应用什么样的手段,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特定目标的有效途径。探究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目标、手段和策略,可为有效推进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也为国家进一步完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科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环境经济协同的目标
一般而言,人类的目标具有多样性,对于特定目标而言,实现目标的途径也具有多样性。一般而言,人类在实现大目标的过程中,往往要受到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技术规律和环境规律等多种规律的作用,规律的作用方向与目标一致称为协同,相反为拮抗、规律的作用方向偏离预期目标为偏离[1]。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在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上,主要受经济规律和环境规律的综合作用。要达到新农村建设环境经济的协同,经济规律和环境规律的作用方向与目标要一致。其作用见图1。
(一)环境经济目标协同思想的演变
环境经济的目标协同,在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层面,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经济优先、环境经济协调、环境优先。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经济优先”的道路。当自然资源、环境容量超出承载力时,人们才认识到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提出了“环境经济协调” 发展的战略。再到后来,当环境承载力已不堪经济发展的重负,严重的环境问题已影响或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时,“环境优先” 战略便应运而生。
198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 “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因此有学者认为,协调发展是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指环境法所确认并体现的反映环境法本质和特征的基本原则,它贯穿于整个环境法体系,对贯彻和实施环境法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2]。但这里的“协调发展”,是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尽管有“环境与社会经济相协调” 的原则,但在实际上大部分地区走的仍然是一条“经济优先” 的道路。随着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由经济优先主导下的协调发展战略向环境优先战略的转变,这是借鉴吸收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依据我国的严峻环境形势,指向生态文明的一种战略。“环境优先” 战略从孕育到不断成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2014年修订于2015年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规定: “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与之前环境保护法的这种变化,一方面适应了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认识的深化。
这些法律规定都体现了一脉相承的发展战略取向。“环境优先” 思想的提出,是一种国家战略的转变,将过去的“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就是说,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产生矛盾时,不再是环境保护服从于经济发展,而是要让经济发展服从于环境保护,实行环境优先。
(二)“环境优先”的目标协同
西部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方面,生态环境整体比较脆弱;另一方面,有的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西部地区的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占国土面积比重高,截至2012年底,作为禁止开发区的自然保护区,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例达81?78%[3]。在全国具有生态屏障作用的广大西部农村地区,主要以提供生态产品和农产品为主体功能。所以,在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的目标协同,就是要实施“环境优先” 的战略。
环境优先,又称“生态优先”、“环保优先”,是指在一些特殊区域或领域,把环境质量状况作为指导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基本衡量标准之一,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和底线来规划和约束各方面工作,使环境保护成为保障人民生存环境、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和首选的手段[4]。具体到西部新农村而言,所谓环境优先,就是在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中,把环境质量状况作为指导经济发展的基本衡量标准,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和底线来规划和约束各类新农村建设活动,使环境保护成为保障环境安全、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和首选的手段。
国外和一些发达地区实施环境优先战略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可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提供必要的经验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实践说明实施“环境优先”战略,一方面可以保护环境,同时也能优化经济发展的方式。如日本面对高度增长产生的公害污染,1970年对《公害对策基本法》做了修订,废除了“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的相关条款,以“环境优先” 替代了“经济优先”的原则,其后,走上了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一些发达地区也有实施环境优先战略的先例。如广东省2004年提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实行“环境优先” 的总体方针;上海浦东新区2006年把“环境优先” 作为发展方针,建设“生态城区”,江苏2006年实施环保“十优先” 的战略方针:环境立法、环保规划、环境影响决策、发展清洁产业、节约环境资源、环境评估、环保投入、环境设施、环保型技术、环保指标考核等的优先[5]。
(三)目标协同的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指标体系,可测度和量化环境经济协同的进程,识别相关问题,从而提出有针对性对策政策[6]。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的协同面临的问题纷繁多样,牵涉面广,这就需要构建一套能体现数据可获得性和结果有效性的指标体系。在参照环保、农业和社会经济等相关规划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7],按照环境经济协同的内涵,构建了包含4个层次的指标体系,由35项指标构成。在指标体系中,其中绝对量指标只有农民人均纯收入等8个,其他27个都是相对量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恩格尔系数、化肥施用强度、农药施用强度和农膜使用强度等4个为逆向指标,其他31个均为正向指标。其指标体系结构见表1。当然,这里构建的指标体系,针对的是一般的情况,各地在具体执行时,可进行适当调整,应用中时空间尺度应以县、市为单位。
二、环境经济协同的手段
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的协同手段主要是解决靠什么协同的问题。协同手段是协同主体关于协同所采取的方式、工具和措施等的集合。综合而言,协同手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鼓励—自愿型。其中每一类都是由多种具体手段构成的复杂手段体系。
(一)协同手段的构成
依据协同的主体和协同手段实施的强制性程度以及发展趋势,可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鼓励—自愿型等三大类协同手段。一般而言,命令—控制型手段的强制性最高,经济—激励型次之,而鼓励—自愿型强制性程度最小,基于协同主体的协同手段的类型的具体构成见表2[8]。
(二)协同手段的比较
当然,不同类型的协同手段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在具体选择时应全面分析三大类协同手段的基本原则、体系构成、主要优点、主要缺点、防治环境问题的属性、效果影响因素等各个方面,从而加以综合配套地采取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有针对性的手段或手段体系,以促进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综合已有的研究文献,三种类型协同手段的比较见表3[9-16]。
三、环境经济协同的基本策略
(一)实现协同目标的阶段
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的协同是分阶段的,从协同的水平变化来看,可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初级阶段,以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和解决突出农村环境问题为重点,初步构建基本的协同机制。在中级阶段,以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机制为重点,基本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生产体系和生活体系;基本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环保体制机制,初步形成农村环境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格局。在高级阶段,协同发展的机制将走向完善,协同走向制度化、程序化的轨道,完全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生产体系和生活体系;城乡一体化的环保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农村环境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实现协同目标的步骤
就协同的实施步骤而言,借鉴国内外协同发展已有的经验,可选择基础条件比较成熟的点先行示范,探索先进的发展理念和转型经验,进而以点带面带动整个新农村建设的协同发展。在新农村连片推进示范区中,按照协同发展的思想进行产业升级改造、农业园区生态链设计、农民低碳生活倡导,充分利用试点示范的优惠政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开展协同发展的规划与政策试点,探索可延伸到所在区域范围的协同发展的经验,再总结推广,以建设环境经济协同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连片示范推进的类型
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的连片示范推进类型,主要包括三类方式:一是对地域空间相连的村子实施连片示范推进;二是针对协同面临的同类型障碍或者相同的协同目标,对地域上分割的多个农村同步推进;三是通过建设集中的环境治理设施或生态修复工程,能整体推动协同发展的农村。
2?连片示范区的选取原则和要求
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的连片示范区的选取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并符合一定的要求。在具体选择示范区域时,要综合考虑所在区域的经济和环境特点,并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类型、重点环境问题类别等方面都要有所涵盖,这样的示范布局,才能对不同类型的其他农村真正起到示范推广价值。可考虑将以下地区作为示范区域:退耕还林、生态移民、循环农业促进行动、乡村清洁工程、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等重大政策和工程实施区。已有一定工作基础,预期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明显成效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在政策叠加作用下,可以比较明显地见到成效,对后续的推广和扩大示范地区,能起到较好的标杆作用。在协同发展的连片示范村选取要求上,连片区原则上应在同一个县级行政区范围内,这样便于协调,但对于地理相连、问题相关的区域,也可考虑建立跨行政区域的示范区,同时,受益人口要有一定的规模。
(三)建立协同目标和手段的双向反馈调节机制
根据协同主体、协同问题的类型、协同的目标、协同手段本身的特点、外部条件等因素,依据适用性、引导性和动态性的原则,进行协同手段的优化选择。针对某一领域的协同对象时,协同手段的应用是一个体系,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彼此互补的。命令—控制型手段是基础和保障,经济—激励型手段是杠杆和导向,鼓励—自愿型手段是动力和去向。总之,三大类协同手段要综合应用,以发挥协同的合力。只有多种手段的综合配套使用,形成合力,达到新农村建设的行动服务协同目标,手段支持协同行动、目标引导协同手段、手段促进协同目标的良性循环。
有效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同样是一套手段体系,具体主要包括技术创新、体制改革、政策创新、投资、财税、农民教育和培训、战略规划、组织管理等。应当强调的是目标与手段具有整体联系性,目标只有符合规律和各地区实际条件,有战略远见,适应目标要求的手段也就是主要的、重大的措施才会有创新性、健全性、可行性;手段具有创新性、健全性、可行性,才能保证目标得以实现。手段要注重战略全局上的实用性、有效性及其紧密的配套性。手段有效、健全与否,就看它能否有效实现目标。总之,在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中,要结合实际,寻求适宜的环境经济协同策略:以“环境优先”为目标,综合应用“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鼓励—自愿型” 的手段体系,实施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渐过渡、由连片示范向全面推进不断演化的步骤,以建设经济繁荣和环境友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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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将零星的财政补贴转化为规范的生态补偿机制,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策起步
《新理财》:目前,我国生态补偿工作处在怎样一个阶段?
孔志峰:我国生态补偿已经走过理论准备、地方试点阶段,目前正处在政策起步阶段。
2000年之后,国家环保总局就着手展开了生态补偿的研究。2005年3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课题正式立项,该课题研究为我国生态补偿实现了最基本的理论准备。
2007年,环保总局印发《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就流域、林业、保护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功能区等领域的生态补偿,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个意见,总结了各地经验和现有的研究成果,也标志着中国的生态补偿,已经走在国家宏观指导下的起步阶段。
《新理财》: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生态补偿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请问我国现有的生态补贴做法是怎样的?
孔志峰:每个地方做法差距很大,但从总的看,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宏观调控层面上。利用一些财政工具,如:消费税、增值税减免、财政补贴、水资源费等,在国家宏观中体现生态补偿的要求。
第二,在国家层面上。主要体现在一些生态项目中。如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等项目中的补偿政策,“三江源”生态保护等项目中的生态补偿。
第三,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一般采取政府间转移支付解决,纵向转移支付一般由省级财政向市县进行,横向转移支付则体现在同级政府之间。
政府摸索
《新理财》:对于环境保护,生态补偿能否成为一种普适的办法?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做好生态补偿?
孔志峰:实际上,生态补偿一直是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来实施的。在目前环保部提出的七大环境经济政策中,生态补偿是最早落实的一项政策,因此,可以说是一项普适的环境政策。目前的问题是,生态补偿涉及到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两大领域,各地在试点形成的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都是比较零星的、分散的。如何将其转化为比较规范的生态补偿机制,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建立规范的生态补偿机制,包括很多内容。如:如何把生态补偿的一些因素纳入现行的财政体制中,如何在税收体系中形成环境税收体系等等。此外,还需要考虑把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调动企业家发挥社会环境责任;需要考虑把生态补偿政策与我国的生态功能区划分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财政设计
《新理财》:在您看来,生态补偿方面的财政方向是怎样的?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孔志峰:从我参与生态补偿的研究与实践情况看,我认为,从财政的角度讲,进行财政政策的制度设计,需要从如下三个层面进行:
首先是形成调整人与自然交换方式的政策,把过去干预性、过度开发调整为可持续发展式的,具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对产生生态服务功能地区的地方政府,要对其失去发展机会导致的财政收入减少,给予一定的补偿,这种补偿主要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实现:二是对企业,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整,在其成本中增加生态补偿的相关费用,要提高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三是对个人,需要通过向它们发放生态补偿补贴的方式,来调整其与自然的交换关系。
其次,是要把生态补偿与地方产业转型结合起来。如果仅仅是发放补贴来实现生态补偿,最终会形成一种输血型的机制,难解根本问题。因此,生态补偿需要与扶贫、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等结合起来,改变原来生产生态服务功能地区的经济结构,使他们的发展,从原来的GDP为核心,转化为以绿色GDP为核心。
最后,需要建立生态补偿资金的绩效评价制度,以绩效评价制度规范补偿资金的使用,将绿色GDP与生态补偿挂钩,由此达到生态补偿的目的,提高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
国际借鉴
《新理财》: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种有效手段,生态补偿已经在国外较为常见,他们的做法能否为我国的生态补偿提供借鉴和启示?
孔志峰:国外的概念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讲的生态补偿,在国外叫做“生态功能服务付费”。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然资源、生态功能产权基础上的市场交易行为。我国是公有制国家,土地是国有的,由此形成的生态功能是很难界定产权的。因此。利用产权交易的方式,形成市场主导型的生态补偿机制,在我国很困难。所以我国的生态补偿,还是政府主导为主体,两者差别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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