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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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大多是各说各话

近来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在这场辩论中，参与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各说各话，并没有真正的对话。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三个不同但又紧密相连的大问题经常被混在一起讨论。这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大问题是：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制度变革。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只是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只是一个产业政策水平上的问题，不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而中国目前是需要紧缩政府投资，还是继续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是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最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要更依赖民营经济还是继续“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是个制度问题。

但是，这三个大问题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首先，产业政策的成败确实受制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约束。相比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则较少受制于产业政策。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受制于制度体系。比如，因为中国的特定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压缩政府主导投资的实际效果经常会大打折扣。

最后，制度变革肯定是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核心基础。

因为对上述三个大问题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没有明晰的认识，故参与产业政策的多种观点都是各说各话。

比如，对产业政策全盘否定的观点基本上是以制度变革为出发点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瓶颈是计划经济思维，而将产业政策等同于计划经济，这等于是混淆了制度变革和产业政策。

还有一种观点主要是以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切入点来批评某些对产业政策的质疑，但其中关于要坚持资本投入的讨论避开了资本投入是由政府主导还是由民间资本主导（且不说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继续）这个核心问题。此外，这种观点也完全没有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制度约束。

有的观点则基本只聚焦于产业政策，几乎完全避开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这样的讨论尽管有益，但是却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最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几乎不讨论制度变革，而多半停留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如此，中国的经济学界对关乎中国长远未来的根本问题几乎全然没有贡献，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永远都不是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一点亚当・斯密就讲得很清楚了，可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好像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澄清对产业政策的一些误读和迷思

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一个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主要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如果学界和政策界把“产能过剩”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则是一种误读。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致是“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这其中包含了宏观经济政策，也包含了一部分制度变革。但是，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解和执行中，确实有可能犯了将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当成了制定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的错误。另外，“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制度约束似乎考虑得不够多，这也有可能影响“供给侧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

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显然受制于其制度体系。而学界和政界完全不考虑制度变革，只是想从技术水平来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度瓶颈，这将是本末倒置。换句话说，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约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瓶颈问题，产业政策就更不能了。

因此，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肯定是正确的方向，它和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并不矛盾，关键是具体的制度变革的推进。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只是初步完成，且中国的工业生产效率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变革都还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下，中国的制度变革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来促进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同样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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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就短期来看，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已基本停止。尽管按照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口径计算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仍是-0.8％，但2002年下半年按月度环比，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到了2003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上升0．4％。这是当前总需求增长的一个自然结果。

在另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思考，2001－2002年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值得认真分析。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基本上有1％的通货紧缩，而且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包括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这两年在多数时期也是负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甚至是一3％-－5％。但这似乎并没有阻碍投资进一步地增长。这和一般的逻辑分析是有差异，一般理论认为，价格总水平下降，预示着生产能力的过剩，人们预期的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水平就会下降。而当前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这就需要分析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在1996－1997年，通货紧缩刚刚发生的阶段，当时主要是由总需求的萎缩导致的。因为当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压缩总需求，特别是银行的坏账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货币当局紧缩了银根，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贷的萎缩”，出现了“银行惜贷”一类的现象。那时的价格总水平下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但是物价水平下降还有另一原因，即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由提高生产率而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成本下降型的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不是货币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在技术能力、体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见成效，遂使各种产品单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价格的竞争，迫使价格随成本下调；这样一种价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积极、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会阻碍投资的增长和总需求的增长。这种现象并非仅是我国刚刚发生，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现过价格总水平长期持续下降。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几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在民间投资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该做怎样的调整？16％的投资增长率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有一些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可说是已经高于正常水平。尽管2002年的投资增长还谈不上过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恢复的性质。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下一步投资增长的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投资增长的几个因素还都存在：第一，目前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仍高达30％以上，外资的增长今明两年还会保持较高的势头，世界上各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意向依然非常强劲。第二，国内受经济形势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资者对未来预期进一步乐观，投资将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这种势头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政府就应开始考虑适当减少政府投资，以抵消非政府投资过快增长的效应，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资总量不应在200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逐步减少政府投资的比重。

2002年虽然淡不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还有一些轻微的通货紧缩，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局部产业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比如说2002年我国的钢铁生产从上年的1亿5千万吨提高到1亿8千万吨，而冶金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53％，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该产业就很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产业，在最近几年大规模提高住房信贷的同时却有更多的房产商感到资金紧缺，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谈不上经济过热，还谈不上有什么泡沫，也应该对经济进行及时的“微调”，防止一些问题的产生。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过程当中“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企业、民间的活动而决定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在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下滑的时候，“托住”经济（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拉动”经济），使市场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而在总需求过大的时候，则是压缩需求，使经济“冷却”下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不要认为政府可以在没有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支撑长期的增长；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资，经济就一定会高增长。

正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只在于拾遗补缺，因而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即根据总供求关系的特定状况，来确定采取哪一种特定的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是增加政府支出，还是减少支出，增加多少，减少多少，还是依然如故。是否采取一种政策调控，力度大小，决定的标准就是总供求关系的状态，而且作为一种短期需求调节政策，其判别标准就是总需求的大小是大于潜在总供给，还是小于潜在总供给。而不取决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不取决于政府应不应该投资一类的制度因素，政府投资是否有效率一类的微观效率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总量平衡、稳定增长的宏观效率。这样上种总量调节政策，当然只能是一种短期政策，即根据当前（今年）的总供求关系，来决定当前（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不解决体制改革问题，也不解决长期经济发展问题，而只解决短期内的总量平衡和稳定增长问题，并因此而为长期稳定而有效的经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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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与财务研究；宏观经济；微观企业行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越来越干预经济的发展，宏观采取的政策一定会对微观企业层面有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对宏观因素的反映特别的强烈。因此，就要从一个新视角研究会计与财务，即：宏观层面包括宏观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是以前没有研究的，是对以前研究的一种创新。

一、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

（一）宏观与微观的范围。宏观与微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宏观因素一定要通过微观企业才能发挥作用，微观企业的行为也会影响宏观因素。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严重，企业在做决策之前，通常先会推测宏观因素。宏观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政治因素。微观企业根据宏观经济或者宏观政治做出的决策，不限制于公司的管理、盈余管理等。

（二）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实务既是会计的研究对象，也是财务的主要研究对象。宏观经济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制定的调控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些宏观政策不只是财政政策、经济政策等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主要以国民生产总值、人民生活水平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由于会计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研究会计学主要就是研究外部环境。宏观经济因素是最大外部因素。会计与财务最关注的是企业的行为，它们的研究范围比较狭隘，仅限于微观方面的研究，比较片面，没有把宏观因素考虑在内。很多的经济学研究家没有把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结合起来研究，单独的研究企业行为与产出，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出现宏观与微观研究破裂。然而现实中宏观经济对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宏观政策做出的财政政策等，它们影响着企业做出的决策，而企业做出的决策也会影响着宏观经济。

（三）宏观因素中的政治因素与微观企业行为。宏观因素中不仅宏观经济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宏观因素中政治因素也影响着企业的决策，政治政策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反映，政治领导者某些决策可能直接会影响着企业主体做出的决策，甚至是还要随着政治政策的出台而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如果企业的高管与政府的关系强，那么政治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会更大。

（四）研究会计与财务宏观向微观传递的意义。有些经济研究家没有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研究，因此，对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研究会计与财务时能够做到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是研究会计与财务的一个新视角。把宏观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企业决策中，形成一种机制，能不断地完善传统的微观企业行为。微观企业所做的决策，考虑宏观因素的变化。在我们国家而言，我国政府对与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政策都会影响着我国企业经济的发展状态。并且在我国政府与经济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研究会计与财务时，都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三、在研究中注意的问题

（一）内生性问题。宏观与微观是分解与综合的关系。宏观因素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或者政治政策都会影响着企业经济的产出，反过来企业的行为以及经济产出也会影响着宏观政策的调整。因此，在会计与财务的研究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二）衡量宏观因素的标准。宏观因素的两个方面；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宏观因素，如果只是用其中的一种作为标准来衡量是片面的。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标准或者是多样化的标准，来衡量宏观经济指标；而对于政治因素的衡量标准比较匮乏，经常需要用他变量来代替。因此，一定要对文章进行稳健性的检测。

（三）尽量排除偶然因素。宏观因素的很多方面都对微观企业有影响。因此对于微观企业的行为一定要考虑排除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于会计与财务的研究新视角研还可以利用时间研究法，但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会计与财务的新视角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偶然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为了控制偶然因素的干扰，可以采取循环性事件的方法来研究会计与财务的新视角。

四、会计与财务新视角的可研究方面

（一）宏观经济方面。第一是宏观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宏观因素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经济产出，比如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或者是经济政策等都可能会影响着企业或者是不同行业，微观企业也会很据宏观因素相应的调整其决策，以适应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更直接的影响是政府通过财政的投资额以及投资的方向观察企业的行为决策，政府还可以通过发行货币量查看企业的行为变化。

（二）世界的宏观因素对我国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密切。我国微观企业对商品出口的依赖性很大。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国际宏观调控的政策影响着我国国内微观企业的决策。这有利于企业实际运作。

（三）区域经济的影响和上市公司的数量、投入的资金量等之间的关系。由于各个省市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实力等不相同，这些不同都可能会对微观企业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省市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有实力的区域上市公司的数量、投入资金量的变化；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对微观企业价值的影响，对微观企业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研究，可以研究出不相同的因素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从而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对策解决问题。

总 结：

没有把微观企业与宏观政策结合起来研究致使当前研究比较的片面。本篇文章主要研究了宏观调控对企业政策行为的影响，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出一个创新点。对于有关宏观因素影响企业的研究很少。因此，从宏观因素向微观企业传递的研究角度出发，能够打破以往研究的局限、提出新的内容、可以完善以前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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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亚洲出现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亚洲实行货币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从目前来看，实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困难重重。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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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璋.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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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调控；反思；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0041-02

1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再认识

1.1 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概念

房地产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业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供需结构平衡,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活动。从调控体系上可将宏观调控分为政策调控和战略调控。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是从经济角度,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与土地政策等措施对市场行为进行经济性约束。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是从法律和行政角度,对房地产市场环境与房地产市场系统全局进行引导和规划。

1.2 房地产战略调控与政策调控的主要区别

调控手段差异。政策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等进行经济性约束和惩罚,对市场失误进行纠正,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充,对市场失效进行调整。战略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进行引导、惩罚和制度安排,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

调控目标差异。政策调控旨在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调节,维持市场短期局部的稳定,协调发展房地产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战略调控旨在制订房地产发展规划、房地产市场战略调整,维持房地产市场总供需总量平衡,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优化供需结构,保证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 房地产战略调控的必要性

战略调控有利于调整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当前我国发展房地产业主要从总量上加大房地产业投资,由于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民经济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而战略调控是从结构上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整,提高房地产业的增加值,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实现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战略调控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不协调,而政策调控仅调控区域性和短期性市场波动。战略调控则是从整个房地产市场出发,制订房地产长期发展规划,实现房地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战略调控有利于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产开发,而忽视城市规划,造成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政策调控只是用经济手段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而战略调控则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约束性,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2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主要问题及反思

(1)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失灵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滞后性。宏观调控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需要一段过程,包括问题的发现、调控政策的制定、实施。而市场的易变性、波动性会使得政策无法执行,形成滞后性。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灵活性较差。宏观经济政策是面向整体市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而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较强的市场,易造成部分区域适应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调控细则,也只是一纸空文。另外,还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问题把握不准。其三,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冲突、调控细则歪曲调控政策、政策执行者不作为、政策执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产宏观调控失效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约束性失效。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因为利用土地、货币、财政、税收政策等对违反市场行为者进行经济性惩罚。在实施惩罚过程中,会因“寻租”、“招商引资”政策、经济惩罚力度不够使得执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资回报远大于经济性惩罚,致使政策经济性约束性失效。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片面性。综观我国已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皆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或现象。其三,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时间短。我国宏观调控实施后,会在短期内产生一定效果,之后问题会更严重,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仅在短期内影响部分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

(2)房地产宏观调控引发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市场环境问题。其一,宏观调控使房地产市场经济环境更加恶劣。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投机回报率增加,投资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产市场俨然是住房投机市场而非消费市场。特别是大量制造业资本或者其他重要实体经济资本投资楼市,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开发商大建高档住房,而高档住房成交拉动房价,使得中端房价也跟随上升,中端住房出现泡沫。因此,调控使得房价越调越高,住房越来越困难,房地产市场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其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环境受到质疑。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效用大减,2006年的国八条和国六条实施后,房价出现短暂回调后又升到较高水平。使得人们质疑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多次调控表明,房地产宏观调控并不能引领房地产市场走向、改变房价走势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权利。二是房地产市场系统问题。其一,房地产市场投机预期高涨。宏观政策调控使得房价不跌反涨,投机者信心高涨。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投机者)“买涨不买跌”,于是投机者看涨预期形成,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楼市,房价越炒越高。其二,我国房地产市场住房投资功能强于消费功能。目前楼市投机盛行,政府宏观调控不力,使得购买住房主要是为投资而非消费。宏观调控使得购房者购房越来越困难,消费市场逐渐萎缩,投资市场成为主流。其三,投资者与消费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开发商与消费者的矛盾,征税增加开发成本,而开发商会将税收纳入房价,将赋税转嫁给了购房者,房价越高,购房越困难,开发商与购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机者与购房者的矛盾,如为抑制投资,提高税率,但同时增加了自住、投机购房者的购买成本,可投机者掌握大量资本,并不受其影响,他们只需投资回报率大于银行或其他投资回报率,就不愿退出房地产投机市场,反而使自住需求减少。结果造成一方面投机者拥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购房者又买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 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新思维

3.1 继续改进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

(1)弥补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视对宏观调控效果评价,制定更加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解决政策失灵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要适时、针对性地执行,严格执行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加大宏观调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观调控执行力。执行力关系到效果与目标的差异。要力求避免执行力大打折扣、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作为的现象,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执行,努力构建宏观调控政策监督体系。第三,着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积极引导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机制。第一,完善税收政策调控机制。税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产要素再分配。对房地产征税,主要应增加住房投资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目前我国住房税收调控既抑制投机,也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由此引发住房难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转交易分别设计征税。只有增大持有投资住房的税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资投机行为,即让投资房地产的收益小于成本,才会抑制投机。第二,完善土地出让机制,最大限度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我国土地现行的“招拍挂”出让机制,造成了房价的不断提高,建议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现行的价高者得的招拍挂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而采取应价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价招拍挂,可以实现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将这部分资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设,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

3.2 逐步启动和发展我国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

(1)从战略调控的现实意义上正确引导我国住房需求。一是正确认识住房需求与住房需要,需要且有支付能力才构成需求。因此,购买住房的需要并不等于住房需求。实际上,我国楼市多数住房需要都被错误地理解为住房需求。二是引导中国住房观念,“安居乐业”是指有居住权而非住房所有权。因此,只要能满足居住,租房也能实现“安居乐业”。三是年轻人要认识到购买住房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根据房价收入比4~6倍的国际经验,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大多在10倍以上,再加上CPI的持续高涨,使得年轻人住房和资金购买力下降。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较低,短期内难以承担高房价。因此,购买住房只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只有当改善住房需要变成需求时,住房才由奢侈转为必需。

(2)从战略调控的理论基础上,保障我国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消费权利。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由市场解决,社会问题由政府解决。因此,完善住房商品房分配制度,努力满足住房改善需求和住房投资需求的住房消费权利。更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和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努力建设以消费功能为主,投资功能为辅的房地产市场。并且实行透明、公开和动态的保障房分配制度,设定保障标准和进入退出机制设计,即无购买商品住房能力时,中低收入人群自动进入保障房分配；当有能力购买商品房时,又能主动退出保障房分配。还要扩大舆论影响,即从舆论上严惩不符合保障房人群却购买保障房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黄烈佳.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分析［J］.产业观察,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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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超预期反弹的表现

在强大的刺激政策与存货调整周期的作用下，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成功走出了自2008年3季度以来深度下滑的低谷。虽然外贸形势依然严峻，但在投资和消费扩张的引领下，实体经济出现超预期反弹，通胀预期开始抬头，资产价格快速提升，宏观经济景气快速回升，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开始进入“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的过渡阶段，2009年的宏观经济在超预期反弹的表现下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各种GDP、投资、消费、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以及总体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等指标都出现了大幅度回升，远远超过各级经济主体的预期，中国宏观经济成功摆脱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深度下滑，实现了超预期的触底反弹。

第二，从总量来看，GDP同比增速逐季提升，呈现“V”型反弹的态势，但从环比增速来看，呈现“v”+“倒V”型，中国宏观经济并没有出现2个季度以上的持续加速局面，环比增速的波动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效应已经度过其加速阶段，开始步入平稳增长阶段。

第三，从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触底回升与超预期反弹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有内需扩张、存货调整的因素、也有基数效应的因素，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源依然来源于政策刺激性反弹和存货周期调整，市场性自发需求依然低迷，具有强烈的局部性和易变性，标志着经济全面复苏的核心指标――“市场自我循环、自我驱动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还远远没有形成。中国宏观经济处于“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的过渡阶段，具有强烈的结构不平衡性、动力不稳定性、增长要素缺少互动性等特点。这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具有“易变性”，产出缺口依然存在大幅波动的可能。

第四，从经济结构来看，经济下滑以及经济刺激的双重作用使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出现了外需比重、重化工比重、东部比重以及单位GDP能耗等指标下降的重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大部分具有短暂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中国重化工业的率先反弹、下游产业和出口产业的持续低迷意味着中国结构性问题将进一步凸现。

第五，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流动性向实体经济渗透性低下的双重力量作用下，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地产价格与房产价格同步提升的“正反馈机制”的形成将使房地产复苏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第六，在货币极度扩张、中国经济率先反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恢复性上涨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通货膨胀预期抬头，在引领经济预期逆转的同时，给中国宏观经济复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第七，虽然由于基数效应、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等因素，自2009年第4季度起，进出口同比增速将大幅度改进，但进口增速的反弹力度将明显超过出口反弹的速度，中国外需的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上述七大方面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目前超预期反弹具有“政策主导性”、“结构不平衡性”、“动力不稳定性”、“增长要素缺少互动性”以及“总体发展方向的易变性”等特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将发生以下几种变化：

经济将会呈现“双W轮动”的调整模式

在经济内在惯性、政策持续刺激和世界经济反弹等多元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0延续增长的态势，但从周期角度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很可能呈现出“双W轮动”模式，即从GDP同比增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在短期为“V”型，但中期却呈现为“W”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0虽然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但内在矛盾累积的作用下，在2011-2012年依然存在较强的中期下行力量；从环比增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在2008-2010年将呈现“W”轮动的模式，内生的、持续加速的力量还没有形成，产出缺口存在强烈波动的趋势。

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将步入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阶段，“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的全面过渡决定了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及其政策选择可能进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刺激政策的持续或进一步放大很可能带来短期的快速回升和经济的过热，但却可能使政策主导性反弹压制市场复苏力量的培育，未来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激化，结构恶化、产能过剩将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在中期的不可持续，甚至出现在中期的“第二次探底”；另一方面，简单采取退出政策将使政策刺激性需求急剧萎缩，刚刚启动的局部的、还没有形成自我循环的市场动力机制夭折，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出现“第二次探底”。因此，如何摆脱“进退两难”的困境，避免宏观经济在短期或中期内出现“第二次探底”，成为考验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和政策实施节奏的核心焦点。

“进退两难”困境需要“以进为退”的策略

“进退两难”困境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之间的冲突；二是无就业复苏与增加就业的刺激方案之间的困境；三是进一步出口刺激、出口快速回升与不平衡调整之间的冲突；四是房地产作为民生产业与作为经济支柱产业之间的冲突；五是作为地方政府核心财源的房地产土地与作为中央政府农业基础的土地之间的冲突；六是结构调整进程中“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之间的冲突；七是汇率政策调整中“贬”与“升”两难选择；八是被中长期投资项目和地方政府“双重绑架”的货币政策在“数量主导型退出”与“价格主导型退出”上的两难选择；九是战略调整问题在短期战术层面进行独立实施带来的“长”与“短”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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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的形成与发展，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而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相应的扶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在中小企业的发展当中，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十分巨大，特别是在融资方面，由于自身的规模限制，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十分巨大。因此通过加强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企业的融资影响分析，能够更好的分析国家宏观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好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就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融资来说，由于受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融资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十分严重的阻碍。中小企业在进行融资的过程中，主要的途径在于自己筹备以及银行贷款与政府扶持，而银行贷款所占的比例较小，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融资工作往往依靠自身，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来获得相应的发展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的融资途径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不健全的证券市场当中，中小企业很难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得资金支持。而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限制，很难获得充足的信贷支持，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300万私营中小企业当中，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比例仅仅占到10%。2013年全国乡镇、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占银行全部短期贷款的比重仅为14.4%。以浙江省为例，2011年统计，全省民间投资中自筹占55.9%，银行贷款20.1%，直接融资不到1%，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稳定性不足，对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分析

1.货币政策的影响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会对企业的融资环境产生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货币政策进行调整的阶段，资本市场受到利率机制的影响，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金融中介机构当中，由于其直接受到各种货币政策的影响，使得中小企业的贷款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在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中，货币政策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对企业的融资工作产生影响，即货币渠道以及信贷渠道。所谓的货币渠道指的是在实行的货币政策当中，由于存贷款利率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使得企业所遭受的贷款环境产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整个的融资工作。而信贷渠道政策的存在，使得银行的资本储备会随着货币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当银行的资本储备减少之后，货币的供应就会呈现出一种紧张的状态，从而使得企业的融资工作面临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融资工作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2.财政政策的影响分析

就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而言，主要有两种财政政策，即财政扩张政策以及财政紧缩政策，这两种政策会对企业融资工作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在2015年，我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存贷款利率都受到了这一政策的影响，整体利率都得到了相应的下调，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见表）。当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化以后，国家如果持续的推行财政扩张政策，就会使得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规模巨大的借款需求，这种情况的产生会对企业的融资工作产生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对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包括交通设施以及经济环境建设等等，这就能够在无形中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融资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3.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分析

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根据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宏观经济当中的利率以及汇率等进行相应的调整，进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产生影响。首先来看，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下，信贷市场的分配效率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从而保证中小企业能够满足相对性的融资需求，进而实现自身的良好发展。其次，在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下，由于这种自由是双向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必须要对金融自由化政策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响下，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以及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其自身的经营风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而在较高的经营风险影响下，企业在融资工作中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特别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当中获得资金支持的过程中，在考虑到综合风险之后，金融机构就会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申请进行限制。所以说，在不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影响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也愈加恶劣，融资工作的开展所面临的难度也不断提升，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4.银行并购行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在新时期的经济形势之下，银行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不断的增大，这就使得银行业的并购行为不断增加，通过并购行为的发生，银行对自身的结构进行调整，从而保证自身的良好发展。而当一些大型银行进行合并的时候，以往的融资手段很难获得良好的效果，融资工作的开展也就遇到了极大的阻碍。而对于一些小型银行的并购而言，其在并购行为发生以后，为了更好的开展相应的信贷业务，就会在政策上对于中小企业的信贷工作进行倾斜，从而为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提供便利的条件，融资工作也就能更有效率的开展。因此在对银行并购行为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影响分析的过程中，应该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更好的了解整个的资本市场环境，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的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宏观政策影响下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因此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更好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首先来看，国家必须要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通过强化法制建设来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工作提供可靠的保障，从而使其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进行融资工作，更好的促进自身的发展。其次，国家应该引导资本市场形成一个科学完善的信用体系，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进行合理的评估，从而在便利其开展融资工作的同时，最大程度上的降低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损失，进而保证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最后，应该逐渐的形成一个健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通过形成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良好关系，逐渐的提升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水平，从而为融资工作的开展提供便利的条件。只有逐渐的形成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以后，才能更好的开展相应的融资工作，保证其能够在一个健康平稳的环境当中获得良好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结语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大型企业由于自身所具备的资本以及规模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而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限制，在市场竞争中很难获得很好的发展。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当中，融资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资金短缺使得其在发展当中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使得其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比较严峻。因此通过加强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企业的融资影响分析，能够更好的分析国家宏观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好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武晓东.探析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货币政策的作用[J].中国商贸，2011年09期.

[2]刘洪连.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及其解决对策[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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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监管;宏观审慎;系统性风险

Abstract:The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has been proposed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i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further strengthening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and stick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and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have become a trend among world’s major financial regulators.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atest research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proposals have been made on how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inspire China’s banking supervision.

Key Words:banking supervision,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systemic risk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6-0045-03

“宏观审慎监管”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国际清算银行就意识到仅加强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足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二十世纪80年代,“宏观审慎监管”一词正式出现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公开文件中,之后开始受到广泛关注。2009年4月,20国集团伦敦峰会《强化合理监管,提高透明度》的工作报告提出:作为微观审慎监管和市场一体化监管的重要补充,各国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审慎原则是金融监管的核心价值,但传统的监管理念体现为微观审慎,注重对特定金融机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而缺乏对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以及金融市场的关注。历次金融危机证明,对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微观审慎监管却不能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随着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场外交易规模的增加和金融动荡的加剧,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逐步认识到,作为微观审慎监管的补充,一国的金融监管者应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后者可以更有效地监测和及时解决金融系统中过度的流动性、杠杆率、承担风险等有可能导致金融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宏观审慎分析的重点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和稳定性,而微观审慎分析则以单个金融机构为重点。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并将其与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标志着金融监管理念和方式的调整,将是后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含义

宏观审慎监管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以减少金融危机事件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损失为目标,关注各家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并认为整体风险是由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累积引起的,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进行监管。也可以说,宏观审慎监管是把整个金融体系当作一个投资组合进行管理,注重的是对整体尾部风险的控制,而微观审慎监管考虑的是各机构的尾部损失,对单个金融机构损失对系统的影响关注较少。此外,宏观审慎监管认为金融机构之间能够相互影响,而且能进一步作用到金融资产价格、交易量和活跃程度等方面。微观审慎监管将风险看作外生因素,认为单个金融机构的决策和运行对市场的资产价格、市场借贷和经济活跃情况影响较小,习惯采用对一家机构的指标进行一系列分析,忽略了其对经济的作用(见表1)。

三、宏观审慎监管对风险的测度方法和指导原则

宏观审慎监管对风险进行测度时,主要考虑了风险在横截面上的分布和在时间上的延续:一是特定时间内风险如何在金融体系内传播,二是整体风险如何随时间推移累积变化。

(一)横截面上风险的分布及其指导原则

横向层面上,宏观审慎监管面临的是如何处理金融机构间共有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是金融机构直接暴露的共同风险,也可能是机构间业务交互而间接暴露的共同风险,共同风险解释了多家机构同时倒闭的原因。宏观审慎监管者应关注此类风险,将金融体系损失风险控制在局部,防止“尾部风险”的发生,从而减少实体经济损失。与之相应的指导原则是使之与单个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相匹配,监管上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对系统性尾部风险进行量化,计算出单个机构对此风险的贡献度,再相应地调整审慎监管工具,这意味着对那些造成较大影响的机构应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标准。

(二)时间层面上风险的累积及其指导原则

金融系统性风险会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变化,金融体系内部相互作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作用会放大系统性风险,呈现顺周期性。其本质是风险的内生机制,在经济扩张时,风险认知能力下降、融资约束减弱、杠杆率提升、市场流动性提高、资产价格激增以及支出增多等因素相互作用,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规模过度膨胀。反之,经济不景气时则加重金融危机。此外,金融制度的设计也具有顺周期性,如:信用评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盯市原则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等,这些顺周期行为和制度会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放大经济波动,产生加速效应,在危机时会加剧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下挫幅度。因此,宏观审慎监管应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抑制金融体系内在的顺周期性。与之相应的指导原则主张调整监管工具以鼓励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建立更多的资本缓冲以备危机出现时使用,使整个金融体系具备更强的承受力以减少金融危机的损失。此外,建立资本缓冲等在某种程度上类似限速的装置,可限制经济扩张时期的风险追逐行为,在第一时间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

四、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架构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框架中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对宏观审慎监管而言,要对其两个层面的风险进行指导和调控,都会涉及到单个金融机构的相关指标和运行情况。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不但需要微观主体的配合,更需要政策层面的协调和支持。

(一)宏观审慎监管要与银行逆周期监管有效结合

首先,对金融机构要提出差异化的资本充足要求。对不同资产规模和风险特点的银行机构提出不同的资本监管要求,这是增强银行抵御潜在金融风险和损失能力的重要手段,在经济下行时期则可以下调资本充足率要求。监管当局也可以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针对特定的业务提出特殊的资本要求,对银行贷款的首付比例、抵押品、还款期限、保证金比例等提出新的监管要求。其次,实施动态拨备政策。当经济出现好转时,扩张信用的内在冲动会促使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因此,在经济上升时期,监管当局可以要求银行机构提高拨备水平,以限制信贷资产扩张;在经济下行时期,可以要求银行机构降低拨备水平,以扩大资产规模,加大对国民经济的支持力度。

(二)宏观审慎监管要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

从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上看,不仅包括传统的银行监管政策,而且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事先设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目标来实现政策目标,也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资产价格泡沫;财政部门可以通过调整房地产交易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利息税等税率,在减缓泡沫的程度、促进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此外,金融危机造成的最终损失基本上由国家财政买单是财政部门参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另一重要理由,而且一国财政的中期稳健性对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

(三)宏观审慎监管要有科学果断的相机抉择政策

一旦确认能够造成系统性风险的资产泡沫正在积聚,且判断出金融系统内的非均衡现象已经上升到较危险水平,监管当局就可以对银行业自上而下地直接采取干预行动,如,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现金储备水平,提高流动性要求,提高房地产贷款首付比例,对投机性的金融交易提高交易保证金要求,提高损失拨备等,从而限制信贷投放的速度和水平。

(四)及时有效的宏观信息共享机制和预警机制

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间在确保一国金融稳定方面,既要有明确的分工,又要有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要加强境内外金融监管信息和宏观经济信息的交流,特别是在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风险、市场集中度风险、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等方面,要做到信息及时共享。要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风险预警机制,共同提高危机防范能力。

五、几点启示

(一)银行监管应关注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稳健的影响

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融业风险状况与宏观经济状况联系紧密,宏观经济的状况势必影响到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宏观经济受到市场效率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双重影响,不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会造成金融业的风险隐患,因此,为维护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监管视野应当囊括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讲,要做好地方银行业审慎监管,也必须了解和掌握区域内的经济运行情况和行业发展特点。

(二)银行监管不应仅以金融机构为重点,还应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关注

传统的审慎监管以金融机构为主要监管对象,缺乏对金融市场风险状况的关注与判断。现代金融业发展表明,风险不仅存在于金融机构中,也潜藏在金融市场中,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初由汇率风险引发,但汇率本身并不体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因此,仅通过监管金融机构无法全面、真实地衡量风险。目前,国际社会已就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达成共识,G20伦敦峰会提出“扩大监管措施的适用范围,将所有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说都十分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涵盖在内”。可见,监管视野从机构向市场拓展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三)宏观审慎监管要防范外部风险的传染和保持金融机构的内部稳定

当今金融危机的危害首先表现在其传染的迅速性,在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紧密业务联系或相互持有大量头寸的情况下,危机具有传导性,尤其是对同类机构的信任危机会导致市场交易萎缩和流动性枯竭,原本稳健的机构也会受到冲击。金融风险兼具外生性和内生性特征,金融机构自身的稳健程度是其能否有效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宏观审慎原则的指导下,监管机构不应仅在特殊情况下对危机进行及时有效处理以防止风险的传染,同时,更应在日常监管中重视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

(四)宏观审慎监管应关注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和运行情况

传统的审慎监管关注的重点是对金融机构已有风险的化解,并通过防止风险扩散防范系统性风险,对风险的起源―金融产品缺乏应有的审查和控制。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类金融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多,传统监管视野的缺陷日渐暴露。因此,银行监管不仅应关注已暴露风险的规制和监管,还要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准入设置必要的审查机制,对风险过高的金融产品应设置必要的交易限制条件和定期审查机制,在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下,适时抑制金融创新过分而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势头。

参考文献:

[1]Avinash Persaud,07-2009,“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Crisis response”,the World Bank.

[2]“The Need and Ways to Improve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省略.

[3]E Philip Davis and Dilruba Karim,Brunel University and NIESR,London,06-2009“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the Missing Policy Pillar”.

[4]Claudio Borio,07-2002,“Towards a Macro-prudenti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cesif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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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可以用“动态复杂性”和“结构复杂性”两个概念描述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动态复杂性是指随着时间延续，经济系统的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经济系统的变动趋势越难以预测，运行越来越不规则，那么整个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也就越高；而结构复杂性是指某一时间点，经济系统的构成状态，结构复杂性假设经济系统由若干小部分组成，这些小部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数量越多，说明经济系统的结构复杂性越高。然而，无论是基于动态复杂性角度分析，还是基于结构复杂性角度分析，我国的经济系统都朝着日益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二、我国经济系统复杂性的特点

（一）我国经济系统的构成变化速度加快

目前，我国经济系统的构成变化速度日益加快，结构复杂性日益增加，变动规律难以预测。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优胜劣汰，每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经济单位在重组、破产、兼并过程中消失，但每年也会有数以万计的经济单位注册成立。与此同时，经济单位的所有制形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也变得较为复杂。无论是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是数量，我国国有企业都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个体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却得到了较快发展。此外，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日益提高，从199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3%提高到2013年的46.8%，主要原因在于第三产业是沟通物质产品最终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中介产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高，说明各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密切，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也越复杂。

（二）经济系统构成部分的异质性明显提高

我国经济系统中存在较多的异质性表现，如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企业规模分布不均匀、行业规模分布不均匀、地区经济差异较大、居民收入不均匀等。从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看，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差异日益增大，由表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江苏省2011年生产总值为49110.27亿元人民币，2012年生产总值为54058.22亿元人民币，2013年生产总值为59161.75亿元人民币；而西部地区的贵州省2011年生产总值为5701.84亿元人民币，2012年生产总值为6852.20亿元人民币，2013年生产总值为8006.79亿元人民币，仅占同期江苏省生产总值的12%左右。基于企业规模来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规模差距日益加大，尤其是在电力、石油等垄断性行业，少数占支配地位的大型企业几乎完全垄断了整个行业的市场销售活动和生产活动，使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内部效率差异与经济行为差异日益增大。

三、经济系统复杂性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一）促进政府制定细致的、针对性强的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系统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差异越大，就需要越多信息协调经济运行，这会增加整个经济系统的结构复杂性。而经济系统的结构越复杂，越会使经济系统构成部分呈现出高度多元化或高度异质性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若要开展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就必须在采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制定细致的、针对性强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不能再采用过去统一的、简单的经济政策。

（二）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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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数作用限制了投资的拉动作用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4万亿元的投资，对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较低的投资乘数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及我国传统的勤俭节约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居民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大致为0.3，只相当于英美国家一半的水平。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因为预期的不乐观而继续走低。

（二）财政政策很难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消费不足问题

美国这次危机不是消费需求不足，它的消费很活跃，其经济增长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相反，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不缺投资需求，中国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投资都有经验、有热情、有积极性。但是中国怎么刺激消费需求，确实是经验不多，体制上、政策上、环境上的准备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认为，中国目前是投资需求过旺而消费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而中国实际上投资需求很旺盛，应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从短期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为扩大内需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从长远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消费需求的增长才是根治我国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国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缺少经验、缺少办法，体制上、传导机制上也存在障碍。

（三）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有限

自2008年9月以来，央行连续几次下调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从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降到13.5%。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从信贷投放看，1~2月2.69万亿元的天量信贷，已超出今年5万亿元信贷底线的50%。目前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极点，面对创下历史之最的一季度4.58万亿元信贷投放，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尤为重要。所以，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很有限。

（四）“流动偏好陷阱”使货币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从反经济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谓流动陷阱，因此给很多投机者带来了机会。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则不明显。因为，此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央行松动银根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安全起见也不肯轻易贷款，这样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费政策的有效性

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消费需求不仅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倾向的大小也将决定各项乘数的大小，从而全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

当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需求（剔除价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3.5%，比西方国家要快1倍还多；这几年更高，从2003年以来就没有低于24%。2008年我们紧缩投资，防止过热，控制投资规模，结果公布出来的数据还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见，这些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一个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去买投资品，就不能去买消费品，两者之间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消费增长是不是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很大程度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在总分配中的情况。目前，从中国各地每年公布的数据看，增长最快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长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些年，政府收入增长最快，其次是企业，最慢是居民，因而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续下降。1998年，我国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间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因而总的消费比重也在下降。这是国民收入分配宏观方面的矛盾。

3.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地给了有钱人。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钱人消费的绝对量大，但是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钱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钱后，只将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用于投资、储蓄和买保值品，这又加大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不匹配。所以，消费收入差距过大，不只是影响公平，还影响效果，更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因此，我们收入分配中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问题，宏观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观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问题影响经济的增长，使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二）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要加快开发新的市场工具。应根据经济需要，增加发债规模，积极调整债券结构，增加可资利用的债券品种，进一步增加银行间市场的开放程度，扩大货币市场主体，吸收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增大银行间市场的覆盖范围，最终建成我国集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市场、贴现市场于一体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

（三）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波动过大造成的影响

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准确估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各种金融支付工具层出不穷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一个新的中介目标来替代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减弱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被弱化，但是两种政策的作用机理、调整的力度和调整的对象却不同，要从整体上促进经济的复苏，两种政策必须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长补短，而不能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双管齐下，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