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政策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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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稳增长；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引言

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不仅延续了2011年逐季回落的趋势，而且在多重因素的持续作用下呈现出加速回落的态势。这迫使政府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稳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各类刺激政策开始重返。但从去年5月份出台“稳增长”措施以来，宏观经济并没有明显回升的迹象，反而呈现进一步回落的趋势。这种下滑趋势的持续要求我们应当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思。

一、宏观经济分析

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为粗放型增长，是由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的，而我们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相对比较薄弱。长期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在GDP中的比例逐渐下降。查询相关资料，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在“一五”时期为75%左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65%左右，但过去20年中加速下降，到2007年降到48.8%。同期，资本形成率从80年代中期的35%左右上升到42.3%，净出口从0左右上升到8.9%，形成了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局面。一定范围内的高储蓄、低消费能够促进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一定限度的贸易顺差能增加外汇储备，改善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和抗风险能力。但当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会导致明显的结构失衡。

目前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欧美市场萎缩，我国出口产业已经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今后更长时期也不可能恢复到出口超高速增长、靠不断扩大净出口来拉动经济的状态。 因此，当前的启动内需，实际上是经济结构的一次深刻调整，关键在于调整消费、出口和投资结构，促进消费增长，提升消费比重。“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二、宏观政策分析

我们要贯彻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三者的关系，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要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及时适度预调微调，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其一，财政支出要更加强调优化支出结构，重点投向前期重大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加大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房建设、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民生方面的支出，确保“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西部开发、自主创新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其二，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逐步降低宏观税负，增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为稳定增长、促进就业和结构转型，出台针对微小企业、节能减排、研发创新、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推进服务和运输行业营业税转增值税。通过降低税负支持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需求，既有一定的逆周期扩张作用，又有利于长期结构调整。其三，在抑制通胀的供给方面精准着力，通过投资、税收、补贴、奖励等手段调节短期供给，从而使其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稳健货币政策：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基本取向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更加注重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加强金融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改善信贷投放能力，保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畅通有效；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切实做到有保有压，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信贷投放，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对近几年连续调高存款准备金率造成货币紧缩，去年是近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政府调控市场上货币流通量的有效途径，去年的调低存款准备金率表明市场上资金短缺，中央政府有意在放出资金。2012年年初广义货币M2增速的目标确定为14%，但从1—4月份的数据来看，新增贷款只有31420亿元，新增外汇占款约为2400亿元。鉴于构成M2的主要是信贷和外汇占款，这表明在新增外汇占款规模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只有扩大信贷规模才不至于让M2增速远低于预定目标。于是央行2012年5月12日宣布，从5月18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采取了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

三、结论

经济减速增长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恐慌情绪，但是政府出台“稳增长”政策以及根据当前情况进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宏观调控，将重点由出口，投资转移到消费而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宏观经济产生了积极效果。

参考文献：

[1]统计局网站

[2]刘元春.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调整，中国金融，201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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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政策经历了产生和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这些政策是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相联系的。西方国家循环经济及其政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末端治理阶段。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又不加任何处理的向自然排放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的征服自然而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凸显出来，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人类，于是人们开始注意环境问题。20世纪70、80年代，德国、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早期都经历过末端治理过程。在这一阶段，世界各国的政府都积极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及奖励惩罚制度：一是对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提供法律支持，二是对污染排放的处罚和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奖励。1972年德国颁布了《废弃物管理法》，要求关闭垃圾堆放厂，建立垃圾中心处理站，进行焚烧和填埋。后来德国意识到，简单的垃圾末端处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在1986年颁布了新的废弃物管理法，试图解决垃圾的减量和再利用问题。1991年通过了《包装条例》，要求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规定义务，并于1992年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废旧车。日本从70年代起实施环境保护末端治理战略，并于1970年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1991年制定《关于促进利用再生资源的法律》，目的是确保废弃物的适当处理和再生利用。日本大阪市对回收废纸、旧布等废弃物的社区、学校等集体发放奖金。并于80年代以后转向从生产和消费源头上防止污染的“管端预防”，实现了发展战略的新突破；美国也于1976年制定了《固体废弃物处置法》，加强对废弃物的末端治理。这一时期循环经济的重点是污染的防治和垃圾的处理。

(二)生态治理阶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强化，逐步认识到，与其被动地等待废弃物产生后进行回收再利用，不如主动采取行动，实施清洁生产，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尽力把废弃物消灭在产生之前。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纷纷提出了生态治理，并通过立法和政府政策加以实施。在这一阶段，政府政策从提倡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转变为强制推广清洁生产：一是制定清洁生产标准，二是推广清洁生产技术，三是运用环境管理工具。日本1993年制定了《环境基本法》，随后制定了《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和《特种家用电器循环法》等；德国1994年制定了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和废弃物处理法》，并于1999年制定了《垃圾法》和《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美国90年代也分别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对电池生产过程中汞含量加以限制，禁止在制冷设备生产、使用过程中排放含有氟氯化碳的制冷剂。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污染预防法》，变末端治理的污染控制政策为源头治理的污染预防政策。为推动资源的回收利用，美国环境保护署宣布，到1993年城市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25%。生态治理理念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强调在生态阈值的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从原来的仅对人力生产力的重视转向在根本上提高资源生产力，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切实有力地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生态治理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采用全过程的“清洁生产”，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目的，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

(三)深生态治理阶段。深生态治理是在生态治理的基础上，不仅强调处理好“生产—资源—环境”的关系，实行生产全过程治理，而且主张将制度、体制、管理、消费、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注重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将生态治理的领域从生产、环境领域扩张到管理、文化等生活领域。在这一阶段，政府循环政策重点是：一是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二是构建绿色技术支持体系，三是构建循环经济绿色消费。日本进入新千年以后，逐渐意识到建立不受环境与资源限制的新型社会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将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融合到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并先后颁布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可循环食品资源循环法》、《绿色采购法》等；德国于2001年制定了《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2年制定了《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等；而美国人的生态理念十分重视循环消费。美国人开展循环消费的渠道很多，既有家庭的庭院甩卖，也有慈善机构进行的旧货交易，消费者还可以通过一些商业网站或政府支持的网站进行旧货买卖。由于循环消费观念的普及和循环消费社会机制的发展，循环消费已成为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西方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主要经济政策

循环经济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提出了循环经济策略，并以法律和政策手段为先导，推进其发展。日本、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如下政策手段：

(一)投资政策。西方国家主要采取预算拨款、专项资金、财政补贴、优惠贷款利率和抵税优惠等投资政策，兴建环保设施、环境开发技术项目、废弃物再利用项目、合理利用能源项目、可再生能源研究与开发等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2003年与循环经济相关的财政预算为35.1亿日元，2004年为24.7亿日元。日本还对发展循环经济实行各种补贴政策：对中小企业从事的有关环境技术开发项目给予补贴，对废弃物再资源化工艺设备生产给予补助，补助费均占其研发、生产费用的1/2左右；对引进先导型合理利用能源设备予以补贴率为1/3的补贴；对推进循环社会结构技术实用化予以补贴率为2/3的补贴。日本政府还实行特别折旧率政策，对各类环保设施在其原有折旧率的基础上再增加14%-20%的特别折旧率。日本政府还实行优惠利率贷款政策，对从事3R研究开发、设备投资、工艺改进等活动的各民间企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享受1.85%、1.80%、1.75%政策贷款利率。美国政府通过实行抵税优惠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项目提供抵税优惠。如对生产节能型家电的厂家提供抵税优惠；对消费者购买节能设备也能获得抵税优惠；对购买燃料电池车等新型车辆的消费者可享受抵税优惠。德国对兴建环保设施，其补贴数额相当于投资费用的一个百分点，对建造节能设施所耗费用，按其费用的25%给予补贴。

(二)税收政策。西方国家主要采取征收新鲜材料税、生态税、垃圾填埋和焚烧税等税收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通过征收能源税以达到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保存不可再生资源的目的。日本政府对实行循环经济的企业、项目，给予各种税收优惠：对废旧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特别退税；对废纸脱墨处理装置、处理玻璃碎片用的夹杂物剔除装置、铝再生产制造设备、空瓶洗净处理装置等除实行特别退税外，还可以获得三年的固定资产税退还；对公害防止设施可减免固定资产税。根据设施的差异，减免税率分别为原税金的40%-70%。美国联邦政府对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和潮汐的发电技术投资总额的25%，可以从当年的联邦所得税中抵扣；风能和闭合回路生物能发电企业自投产之日起10年内，每年生产1千瓦时的电，可享受从当年的个人或企业所得税中免交1.5美分的待遇(2003年提高到1.8美分)。美国亚利桑纳州1999年颁布的有关法规中，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10%。德国实行生态税政策，于1998年制定了绿色规划，将生态税引进产品税制改革中：所有的地方公共交通工具只支付增加的能源税率的一半；公共的货车和铁路运输只负担电税的50%；合并生产热和电力的设备，其每月的使用率或每年的任意使用率不低于70%的，可以完全减免现行的矿物油税；直接使用由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和由此类能源制成的蓄电池或类似系统产生的电免除电税。

(三)收费政策。西方国家主要实行废旧物资商品化费、垃圾处理费、污水治理费等收费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废弃物收费的征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向城市居民收费，另一类是向生产商收费(又称产品费)。德国政府采取垃圾收费政策，强制居民和生产商增加对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理投入。垃圾处理费的征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向城市居民收费，以垃圾处理税或固定费率的方式收取；另一类是向生产商收取产品费，即要求生产厂商对其生产的产品全部生命周期负责，充分体现“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德国政府还实行押金抵押返还政策。先后颁布了《饮料容器实施强制押金制度》和《包装条例》，规定任何人购买饮料时都必须多付0.5马克作为容器的押金，以保证容器使用后退还商店以循环利用。购买液体饮料的容器是不可回收利用的，购买者必须至少多付0.25欧元的押金，当容器容量超过1.5升时需要至少多付0.5欧元。日本实行对废旧物资商品化收费。日本法规中规定，废弃者应该支付与废旧家电收集、再商品化等有关的费用。产品费的征收更充分地反映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要求生产商对其生产产品的全部生命周期负责。产品费的征收对于约束生产商使用过多的原材料，促进生产技术的创新，以及筹集垃圾处理资金都有较大的帮助。

(四)政府优先购买政策。在消费性支出方面，西方国家政府主要通过绿色采购行为来促使市场鼓励再循环利用，如推出鼓励和推动绿色采购的法律与行政命令，出版各种指导纲要与手册，积极推动绿色政府采购活动。为了促进国家机构积极购买对环境友好的再循环产品，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绿色采购法》。美国几乎所有的州均有对使用再生材料的产品实行政府购买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为扩大可再生能源市场，美国采取了由政府部门带头使用新能源方式的办法，美国已经要求其联邦机构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在2011年达到总能耗的7.5%。2002年美国根据《能源政策法》拨款3亿元用于实施太阳能工程项目，在2010年前，在联邦机构的屋顶安装2万套太阳能系统。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政策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而西方国家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以法律和政策手段为先导的推进模式，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无疑有重要启示。我们应从以下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政策机制：

(一)投资政策。目前，我国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投入偏低，财政补贴制度设计不合理。我国“十五”期间的环保投资仍然不及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为此，政府应加大对循环经济投资的支持力度，各级投资主管部门在制定和实施投资计划时，应加大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支持。各级财政和环保部门应安排排污资金，加大对企业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污染防治项目的投入力度。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从国情出发，坚持“集中财力、重点突出”，将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财力优先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和产业上。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项目和技术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给予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支持，并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应加快研究建立促进节能、节水产品和节能环保型汽车、节能省电型建筑推广的鼓励政策。各类金融机构应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给予金融支持。对污染治理、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等公用性事业应给予财政补贴、中长期低息贷款等。

(二)税收政策。目前，我国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缺乏系统的环保税收政策。没有设立专门的环境税种，有关生态环境税收的规定不完善。为此，政府应加大财税手段的应用，开征环境保护税，具体包括诸如污染税、原料税、资源税、产品税等税种。适时出台燃油税，完善消费税制。增强资源税、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和完善有利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政策，加快建立大宗废旧资源回收处理收费制度。对一些亏损或者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和对污染物无害化处理的企业应加以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

(三)价格政策。西方国家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少采用价格政策。而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合理的价格关系。即“商品高价、原材料低价和资源无价”的扭曲价格，结果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浪费。为此，政府应改变财政补贴的项目和额度，调整资源环境商品价格，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政府应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理顺自然资源价格，逐步建立能够反映资源性产品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应调整水、热、电、天然气等价格政策，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扶持建立能够使各种资源能够合理流动的开放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明晰资源产权，使资源和其他物品一样进入市场，使其价格正确地反映它的全部社会成本，以促进稀有资源的有效利用。

(四)收费政策。目前，我国的垃圾收费等环保收费政策不合理，从而造成对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理投入不足，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为此，政府应加大对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废弃物、噪音等的收费力度。应积极研究以资源量为基础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办法，进一步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并适当提高征收标准，优先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全面开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在理顺现有收费和资金来源渠道的基础上，应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企业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另外，采用政府优先购买绿色产品的政策，对于促进和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吴季松.循环经济[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2]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中关村国际环保产业促进中心.循环经济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李慧明，等.中日韩循环经济政策比较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3).

[5]单宝.循环经济与政府政策[J].技术经济，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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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分析 旅游经济 项目分析

将社会分析应用于旅游经济政策与项目管理中是对传统技术主导法的改革创新。旅游经济的社会分析主要是以社会学角度进行旅游经济系统全面考察，其中涵盖行政管理措施与资金及技术的使用考察，还包括对旅游经济项目影响范围内的社会组织变量分析与考察。笔者在文中先分析了旅游经济社会分析的重大意义，并基于其重要性进行了社会知识认同分析，最后分析了社会学变量切入点分析。

一、旅游经济社会分析的战略意义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注重进行自然发展经济学，从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中人类文化的相关影响研究。近年来，众多经济学者将文化变量引入到经济发展研究中，取得了比较系统的经济理论成就，进而确定了文化问题在经济发展思想与实践中重要的影响地位，社会文化变量在旅游经济中的影响地位也就此确定。

旅游活动最大的特点便是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社会活动，其中各项活动都以旅游民众的主体需求为主导，具有社会人文性。旅游活动由于包含旅游消费群体与旅游活动服务群体，而其中的各群体或个体又具有明显的主体倾向，包括不同的社会生活行为习惯，这便决定了旅游活动中多元化社会影响因素的存在，因此将社会分析应用于旅游经济活动中能够系统囊括经济活动中各种社会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意义。

此外，社会知识对于经济发展也渐引起学者注意，并在经济研究中不断加深对社会知识的理解。社会知识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影响研究能够改变减少经济发展中的障碍因素，对于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社会学科系统知识认同分析

（一）社会科学知识认同的必要性

现阶段，将社会分析应用于旅游经济发展中首先推进了旅游经济发展研究对社会科学知识的认同，这是人们用社会学角度进行旅游经济发展可行性考察的必然结果，此外，强化旅游经济对社会知识的认同也是经济发展研究对社会文化变量关注度不断提升的附带成果。基于一项项的经济发展研究，社会文化变量与社会科学知识认同能够影响旅游经济项目的成败，因此将社会分析应用于旅游经济发展中需强化对社会学科知识的认同。

（二）社会科学知识认同发展意义

现阶段，旅游经济项目计划与设计工作多是基于经济发展目标进行项目规划，其中社会科学知识认同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能够帮助基于经济实际进行因素分析，转变经济发展观念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

社会分析应用于旅游经济分析中能够为经济计划的制定提供参考意见，这便对旅游经济发展研究中强化社会科学知识认同提出了要求。社会科学知识认同过程中包括环境分析、可持续发展观、机构构建等环节的分析。这些知识与意识方面的认同能够推进社会分析的系统化。

一般而言，社会学科知识中一些因素对旅游经济的项目规划具有限制性影响作用，会直接损害旅游经济各项工作开展的系统性与概念性，这便要求强化科学知识认同以形成系统的知识理论，减弱旅游经济内部社会因素的障碍性。

三、社会变量学与资金为主导的旅游经济

对于以资金为主导型的旅游经济而言，项目能够促进旅游经济迅速发展，推进经济目标的实现，将社会分析应用与旅游经济项目计划中能够拓展旅游经济发展内涵。

现阶段，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已经构建了相关的选择模型，但是社会分析就其模型作出了理论指导。项目选择模型中的人作为一大社会变量具有关键因素，可以算是旅游经济项目中的主导。将社会分析应用于旅游经济项目规划中将人这一变量置于首位进行因素考察，能够推进旅游经济项目规划。笔者认为人这一社会变量算是旅游经济政策制定者，这一社会变量能起到基础作用，重视社会变量的研究能够推进旅游经济科学发展。

四、旅游经济中的社会学切入点

将社会分析应用与旅游经济项目计划与政策制定中能够打破各社会学科之间的界限，并形成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现阶段，国外就社会学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着重分析了社会角度在经济政策制定等相关工作中的作用，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学科知识应用束缚性因素过多，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由此可见，将社会分析学应用于经济政策相关工作中需要以各学科界限的打破为切入点，着重明确旅游经济中的社会分析要素与内涵，强化应用。

随着旅游经济需求模式的转变，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因素也发生了变化，将一些重要的社会变量置于经济研究的重要位置，会使经济决策的制定更加客观，也会强化项目诱导作用的发挥。在旅游经济研究中进行社会变量考虑能够实现旅游经济项目与政策相关问题的结构优化。

五、结语

本文着重阐述了社会分析在旅游经济政策与项目中的应用。笔者就社会学中的社会学科知识与关键变量进行了应用分析，认为将人这一社会变量作为现阶段旅游经济项目规划中的关键社会因素进行计划与设计能够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还能够促使旅游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加符合旅游需求模式转折阶段的实际情况，利于旅游经济客观化水平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余岫.社会分析在旅游经济政策和项目中的应用[J].经济师，2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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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分析；价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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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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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与政策的一般关系。二者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调整范围、表现形式、实施方式、社会功能、稳定性等诸方面都有着不同，同时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可以起到法律的作用。一般地说，政策是法律的基础，国家法律的一部分就是对成熟政策的法律化，而法律化后的政策具有了强制执行及稳定性，给予市场主体更大的合理预期。另外，法律也不能取代政策，法律具有普遍性、抽象性、时滞性。因此需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和具体化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2．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特殊关系。经济法按照它的性质来说，是为了从经济政策上来满足经济法社会协调性的要求，由国家进行干预立法。经济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指导、影响经济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是政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经济事务中的有意识的干预。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自觉调控与参与，需及时应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以求兴利避害，促进经济快速平衡发展。它的任务是实现一定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要求，从而获得了比其他任何法律部门更为显著的政策性特征。经济法与经济政策都是国家(政府)经济意志的体现，都是上层建筑的范畴，都要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而法律化后的经济政策更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应保持经济法(律)的稳定性及经济政策的灵活性来共同应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多变。所谓制度，无非是形形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所以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互动整合于经济制度，以共同服务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政策性的内涵相当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其综合性比较强，若将其归为经济法的特征，显然与经济法的内在本质不相符合。虽然理论界对经济法的本质仍存有争议，但有一点是已经达成共识的，即经济法是以经济为主线的。如果单纯地得出政策性这一特征，未免过于武断、不够严谨，因此要明确政策性与经济政策性的差异。作为干预一国或地区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体现某一时期的政策，必然也应当是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政策。故不能简单地将广义的政策性与狭义的经济政策性相等同，这是进一步研究经济法特征的前提和基础。

二、经济法存在基础的经济政策性

经济法学界通常认为，经济法的产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渗透、融合的产物。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产生原因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关于经济法的产生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以及法律自身三个角度来分析，但其中政治方面的原因无疑是经济法的存在基础，换句话说，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原理，其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灵，而为了弥补这部分缺陷产生了对政府干预的需求，这也为战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成就所证明。在众多缺陷中，政策效率递减是最为基础的一项，该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到寻租行为、官僚机构膨胀等问题的解决。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而任何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遭遇到效率的问题，一方面，政府的效率会随着机构层次的庞大而递减;另一方面，政策的效率会受到地方主体规避行为的限制。政府缺陷是因政府弥补市场缺陷而存在的，因此，无论是回过头转向市场机制还是依靠政府自身都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这就为法律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机会和土壤，使法律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经济政策不但是经济立法的基础，而且深深地影响着经济执法与司法。法律较之政策的稳定性主要来自于其原则性抽象化的概括。因此，成文法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其蕴含有不确定性。同时，法律还具有滞后性。

三、经济法制度建构的经济政策性

法于政策无疑是属于不同的范畴，经济法于经济法政策同样也是。但这并不表示二者毫无关系，经济政策是国家基于现实的经济状况，以诱导经济向某一方向发展的有意识的行为。换句话说，是作为经济行政单位的政府的行政原理。经济法体系中无论就市场规制的角度，还是就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政府适度干预经济一方面可确保法人、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可对其设定一定的义务。

首先，从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作为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二者可统称为竞争法。事实上，竞争法与一国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是实现国家竞争政策的根本手段，因此，它必然以竞争政策的目标作为自己的基本内容，而其实施实质上就是竞争政策的实现。为了使竞争能够真正成为调节攻击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手段，各国制定的保护竞争的政策和法律一般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制:限制竞争措施、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国家援助和企业合并控制。

四、经济法目标价值的经济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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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 金融形势 经济政策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一种良好趋势，国民产值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在这种良好的趋势下仍然存在一些经济运行上的问题。比如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容易出现通货膨胀的风险，就业率有所下降等。我国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寻找到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制定出解决对策和措施，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上一层楼。

一、当前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

（一）出口形势不乐观

我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在今年一月、二月都呈现负值，这说明我国今年一月、二月的商品出口金额出现了下降。出现这种现象，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春节假期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全球的经济形势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2015年，全球经济整体出现萎缩状态，各个国家的出口贸易量都有所下降，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在去年的商品出口量占全世界总出口量的12.3%。而在今年年初，这一比重则达到了13%[1]。但是这并不说明我国的出口贸易有所好转。相反，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开始大力扶持制造产品出口，出口贸易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各个国家正在从疲软的经济形势下恢复过来，在出口贸易上对我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要积极寻求出口贸易的新出路，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贸易需求会出现增加，我国必须抓住这一良好机遇，与欧盟、韩国、澳洲等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促进我国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往来。我国政府要对出口贸易予以扶持，加强出口贸易管理，对外贸企业的税收采取优惠政策，降低我国出口贸易的压力。

（二）投资增速大

从我国的投资形势来看，今年年初的投资增长速度有了明显增加，比去年同期上涨了0.2各百分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增长了2个百分点，建筑项目的投资总额增长了9.4个百分点，工业产品总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8个百分点[2]。这是因为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逐步调整和优化当中，企业在扩大产品的生产小说规模的同时，也在积极利用各项先进设备和技术，提高企业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产品生产水平的提高，大大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和投资增加，比如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等。

（三）消费能力增长

由于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用于基本生存之外的花费也越来越多。对这些巨大消费潜力的合理挖掘，能够带动我国相关行业的发展。我国在今年年初推行减税政策和支持产品创新的政策，这大大提高了我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让服务业得到了良好发展。政府的这种行为，伴随而来的是我国人民消费能力的大大提升。我国目前城镇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居民的意识发生了转变，消费意识大大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从基本生活需求更多转向其他需求，这就为服务业和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二、我国应该采取的经济政策

（一）财政政策方面

从我国目前的金融形势来看，我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政府的当前目标是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3%以下，不要让财政赤字的金额超过2.18万亿元这一数值。我国政府要从财政预算着手，通过调整财政预算的分布，来控制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督促我国的各项产业向着高科技、智能化、全自动的新型产业转变。为了降低我国的财政赤字，我国要对民营企业和小型企业采取减税政策，为新兴企业提供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减轻其发展负担。我国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财政预算的分布不均衡，前半年少后半年多，这不利于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调节。这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方面

我国的信贷行业近年来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贷款的利率逐渐降低，信贷业务的运营水平比较低，这是由世界上复杂的金融形势决定的。面对这种形势，我国要采取比较稳定的货币政策，让信贷业务的增速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平，提高信贷业务的运营水平。政府要尽量避免通货膨胀，维持汇率的稳定，确保我国货币的价值不会发生太大的波动。如果货币政策太宽容，就会由于溢出效应造成泡沫经济泛滥，资产价格虚高，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三）加强投资有效性

在2016年，我国要将投资增长的速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加强投资有效性上。首先，我国的财政预算中要挪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固定资产项目的建设当中，优先完成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其次，各级政府要加强债务管理，限制置换债务的数额限度，避免由于政府债务而产生经济风险。最后，我国政府要放松对民间资本的投资限制，让更多的资金流入到发展薄弱的环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加强投资有效性的过程中，我国政府要始终坚持财政与金融的协调发展，确保各项政策的落实与执行情况。

（四）扩大房地产需求

房价的居高不下，不仅是困扰着我国人民的生活问题，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过高的房价给买房者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抑制了人民的购买需求，不利于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此，我国应当适当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提高员工住房公积金的金额，或者降低二手房交易的税费，刺激人们的购房需求。我国要积极抑制房价上涨的速度，建设更多的保障房来缓解房源紧张的状况。

我国的经济形势与世界金融形势息息相关。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政府要积极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项问题，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加强投资的有效性，有效带动资金流动和行业发展，扩大房地产等行业的需求，降低金融风险，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涛.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与展望[J].金融纵横，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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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潜在增长率；增长因素分析法；贸易顺差

中图分类号：F124

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呈现增速持续下滑、通胀率逐步走低、国际收支顺差增加的格局。但进入四季度后，经济呈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针对目前学者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讨论，结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发的先行指数课题，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做下文的分析判断。文章分为四部分。一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三是对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四是对2013年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

关于2013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仍有很大争议。最主要的争议围绕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判断。2012年经济增长率在前三季度走低，四季度有所回升，但未必能够回到8%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存较大分歧。根据前些年国内外分析资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国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在9%～10%，有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2001-2007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可能在11%左右。如果根据以往的经验，7%的增速明显偏低。但现在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国潜在增长率是否已出现明显下降，归纳起来看国内有几派的观点。

一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未来20年，中国还具备保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性。二是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能够保持5%～7%就不错了，与他观点类似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认为，2011-201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到7.2%左右，2016-2020年期间只有6.1%，跟他观点类似的还有卡内基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将会下降到3%～3.5%。中信出版社的《大拐点》一书，从几个方面判断中国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于经济上的大型拐点。蔡昉教授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二、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

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来研究。 根据国际经验，把不同的国家发生经济增长速度转折的时间段归纳总结，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以此判断中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的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转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臣格林和两位韩国学者根据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总结，在最新的报告里，他们认为，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价格水平来测算，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在达到10000～11000国际元和达到15000～16000国际元这两个时段中，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速有可能出现下降的两个风险时段。过去的研究认为只有15000～16000一个风险时段，近期的研究分为两个风险时段。

对于中国来说，按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购买力评价，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7146国际元，按照近两年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速，我们估计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500国际元。按照近期中国的增长态势，2015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达到10000国际元，这是购买力评价测算，以2005年购买力评价为基准的国际元水平。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按照这样的经济分析，2015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第一风险时段。202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第二个风险时段。这个分析和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增长因素分析法所提供的一些分析结论、论据大体上是一致的。

增长因素分析法由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罗、以及后来美国的经济学家丹尼森等开发应用。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撰写了《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认为2010-2020年期间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是8%，2020-2030年期间年均增长是6%。国内其他的研究报告分析结果也与之比较类似。例如，201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曾经联合的报告一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分析也比较相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报告中使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出了判断。认为在近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应该还在8%以上。采用“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也可佐证该判断。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缺口与通胀之间有关联关系，当总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水平的时候，价格水平将上涨，当总产出增长率持续高于潜在增长率，尤其是增长率大幅度增加时，价格上涨率压力增大，将会提高。

2009年底至今，中国经济出现了接近于一个周期的演变过程。2009年底至2011年初，我国石油价格上涨压力较大，2011年以来价格上涨幅度走低，对照这样的运行过程，应该说中国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在8%以上。否则，对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略微低于8%的情况下，价格上涨幅度和价格上涨率持续走低的现象就不好解释了。还需注意的是2012年中国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的购进价格都是同比下降的。

追溯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情况，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现称为生产价格）、生产者的购进价格在1998年前后出现一次下降情况，2002年、2008年、2009年均出现过同比下降的情况。这是统计数据可查的四次同比下降。同时，消费价格的涨幅在不断走低，工业品价格同比出现了长时间持续下降。对于反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具有说服力。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到8%，可能还是低于目前这个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文章开篇提到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偏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了答案。低于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因此，2012年放松货币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基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判断。

除了从经济增长、价格对判断形势的论据外，还有另外一些方面的论据。如在2012年全球经济较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贸易顺差比2011年明显增大。2012年的顺差比2011年实际上增加了700多亿，增长幅度接近50%。在整个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顺差较2011年同期有明显扩大，反过来也只能说明国内需求扩张的步伐和放缓的势头比较严重，这也是能够支持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结论。

可能还有一些指标能够支持这样的判断。如财政收入明显减速，货币供应量较2011年同期大幅下降，发电量和用电量指标争论特别激烈。发电量曾经出现过零增长，年终用电量指标稍微有些增长。最近已有好转。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速比2011年同期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出现了负利润。

以上分析说明，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并非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言，纯粹是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速偏低；中国经济增长到了换挡期等。虽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来自周期性方面的，因需求不足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实应当适度放松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需求，提升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低迷的原因是有共识的，如内外需都在放缓，外需放缓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形势不佳，内需放缓是因为整个国内投资都在放缓。体现在：2012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负增长。这与2012年抑制通胀，货币政策收紧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的中国经济综合动向指数也表明，尽管进入2012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但与经济比较低迷时候的状况仍较一致的。这也支持了前文提出的中国经济实际上还处于周期性低谷的判断。

三、2013年中国经济预测

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反弹，但仍处于低谷阶段，未来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学者们的主要分歧是经济反弹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借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下文将进行一些分析判断。

（一）出口形势的预测

出口形势的分析判断有一定的难度。2012年5、6月份以来，出口增速月度之间波动非常大，10月是1%左右，12月变成14%左右。这也许与我国出口订单短期化的趋势有关。总的来看，2012年整个出口的形势走低，到现在出口形势应该说还是很严峻的。笔者判断2013年会有一个小幅反弹，最主要的是国际经济形势会有一定幅度的好转。

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应该说还是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没有找到很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欧洲国家、日本近期纷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也放松货币政策等。在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好转。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德、意、法三家著名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个预测，认为2012年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欧洲经济还有可能持续下降。2013年一季度有可能持平，同比下降的。2013年二季度环比有可能出现轻微正增长，扭转目前连续环比下降的状况。

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预测，2012年四季度，美国受财政悬崖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跌至1%以下。2013年上半年两个季度也将处于低迷状态，预计在1.5%以下。但2013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将上升至2%以上。整体来看，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因受财政悬崖的影响，速度会有所放慢。

日本证券机构判断2013年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与2012年大体持平。总的来说，随着欧洲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美国经济在2013年下半年也有可能出现好转，再加上随着政策效能的发挥，新兴经济体可能未来也会有一些好转的情况。

因此，整个中国的出口的外部需求将受到一些正面因素的影响。但是仍需考虑的因素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总的来看，认为中国出口仍然比较低迷，但增长速度总体来看可能与2012年持平，有可能会有略微好转，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有可能会有轻微加快的情况。

（二）投资形势的预测

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拉动力量除了外需，内需主要还是投资方面的情况。2013年投资的反弹态势有望延续。材料表明，一方面中国近期投资增速有一些小幅反弹，尽管幅度不大。2012年以来基础设施项目增速均在反弹，原因是新开工项目增加，如高铁项目原来停止，而年终前后恢复施工，整个投资项目资金到位的情况有所改善。房地产方面，2012年下半年房地产成交有所活跃，预售房和售房所获得的资金使整个资金状况有所改善，成交活跃对于促进投资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总体来说，整个投资增速有可能将目前这种小幅反弹的情况持续下去。不太有利的因素来自保障房建设。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保障房的开工增速比较快，但是按照整个保障房计划来看，2013年之后保障房开工和建设规模都有可能较2012年有所下降，这可能对整个房地产和整个投资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保障房的建设规模在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够大，如果下降的幅度不那么大，还不会影响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反弹的趋势。

因此，2013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渴望继续保持反弹的势头，全年的GDP增速应该高于2012年，预计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实现略微超过8%的增速。

（三）消费形势的预测

从消费价格来看，2013年CPI较上年上涨2.5%。当然国家统计局解释，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随着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加之国际因素，如美欧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价格的影响，国内工业品和原材料价格2012年持续同比下降的情况会逐步得到扭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形势变化对此影响较大。

前文提到外贸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些好转，但反复波动的态势有可能会延续。外贸顺差随着国内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国际变化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外贸顺差较2012年会有所下降。国经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现在处于持续反弹的态势，一致指数也出现了反弹。根据两者之间有一个超前滞后的时差，我们判断目前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会至少延续到年终。直到2013年三季度，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都会延续下去，到四季度增速反弹的态势有可能会停止下来。

2013年价格上涨的态势有可能会有所加强，考虑到国内需求扩张步伐加快，以及国际上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大的因素，判断2013年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有可能比2012年要快一些，但应该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估计在3%～4%的范围内。

国内外工业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联动关系比较明显。中国工业品的价格和国际上的变化同步性比较好，幅度上有时有一些差异。2012年，中国的工业品价格以及原材料购进价格同比都是下降的。比如美国、欧洲的经济那么不景气，也没有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一开始我们把这两类价格指数下降作为佐证中国经济比较低迷与潜在增长速度差距较大的一个证明，同时也参考了国际上一些价格变化的情况。随着2013年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种下降的态势有可能会出现扭转，CPI价格指数、中国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同步性比较强的情况，给我们做出判断提供了一些支持。如，中国和美国的PPI的走势比较一致，2013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还持续下去的话，美元有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至少不会出现原来因受风险因素影响，短期曾经走高的情况。随着全球经济风险减弱，加上美国的量化宽松的影响，美元汇率有可能走软，对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推高的作用，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些影响。量化宽松对美国的货币供应业会有一些影响，同时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传导到国内。

四、政策建议

第一，财政政策方面。要继续落实2012年初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为了保障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2013年在安排财政收支目标的时，就应考虑这方面的因素。由于没有考虑到要实行结构性减税这方面的需求，对2012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一些偏差，把财政收入的目标制定得偏高，财政支出有时跟不上收入变化的步伐，财政政策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2013年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加大一点，财政赤字的规模适当扩大。

第二，货币政策方面，2013年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美、欧、日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中国为了稳增长，也放松了货币政策。2013年是否继续放松，恐怕要保持灵活审慎的态度，监测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形势运行的态势。必要时，可以考虑适当加大货币政策的力度。如降低准备金率，在价格上涨幅度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降低基准利率，但是这个可能性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出口政策方面，要稳定出口的政策，2012年国务院提出了稳定出口的一系列政策，重要的是把稳定出口的政策落实好。

第四，稳定投资的增速。目前整个投资增速仍快于投资资金来源的增速。说明投资的资金来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因仍赶不上投资增速，所以资金方面还需要把这方面的工作落实好，能够保持投资较快增长，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美）索洛（R.M.Solow），等.经济增长理论[M]. 胡汝根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

[2]（美） 迈克尔·佩蒂斯.中国经济存在软肋吗：国家资本结构陷阱与金融危机[M]沈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R].2012-10-27.

[4]袁剑.大拐点[M].中信出版社，2012.

篇9

关键词：新常态；宏观经济；实证分析

一、前言

2014年，随着国家方针政策的大调整，各行各业正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朝着“新常态”的轨迹不断前进，“降增速、调结构”也成为了“新常态”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特征。未来几年中国将进入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这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从新常态的阵痛中逐渐走出，还决定了“十三五”能否顺利开启，因此做好宏观经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对合理制定相关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统计与分析

本文通过国家2015年3月给出的2014年全年经济数据，对其10项最主要的经济指标进行如下统计，并作具体分析（见表1）。

表中数据表明，除了新增贷款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其它经济指标皆呈下降趋势，宏观经济指标很不乐观。

1、世界经济环境尚未好转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著名的国际金融海啸，并不断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逐渐形成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也没能幸免，从2014年进出口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全年出口总额同比仅增长3.4%，远低于经济危机前的数据。随着中国工业的持续萧条，恢复尚待时日，未来仍不乐观。

2、中国宏观经济整体下挫

从10项主要数据来看，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整体下滑的不良态势，其中GDP更是创下了中国经济统计以来的最低点，PMI全年处于较低水平（见图1）。GDP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传统工业增加值的不断疲软所致，虽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也有所下挫，但是考虑到多项政策的出台和区域性“微刺激”政策的扶持，未来其增加值、增速应可以保持相对稳定，所以工业领域和建筑业领域的困境是未来“十三五期间”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

3、进出口业务增长缓慢

2014年全年新增贷款总额9.78万亿元，同比增长13.3%，这主要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见图2）。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3.29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06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3万亿元，同比略增；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6.48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40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83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9574亿元，均略有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美元的逐渐走强，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国际货币供给不断减少，因此未来几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依然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

4、收入分配政策初显成效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多项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断出台，2014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再次呈现增长趋势，并保持9%以上的增速，远大于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幅（见图3）。在未来的几年内，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断完善将有助于我国社会资本更合理的流动，也有助于居民财富的不断累积，由此将缓解国内需求疲软的现状。

5、房地产泡沫依然存在

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大幅度缩减，这首先要归咎于近5年土地成本的走高，投资热情受到抑制；其次随着国内存量房增速的下滑，刚性需求不再是抬高房价的主要推手，仅靠社会闲余资本的投资热情难以维持房价的持续走高，所以目前中国房地产仍然处于泡沫挤出状态，而且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这种状态还会不断发酵。

三、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对策

1、保持适当、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中国经济下滑不仅源自于国内需求的疲软，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遭到了破坏，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有效恢复工业生产，使基本面恢复正常是经济政策关注的主要环节，同时基于物价的基本稳定，所以适当、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应进一步加强。

2、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均衡取向”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经济的恢复应保持一种战略平常心，不宜采取“唯增长”或“唯改革”的取向。未来中国政府的目标应当是在坚守底线管理的同时，全力推进各行各业的“大改革”与“大调整”，通过深化改革、改变传统体制来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

3、采取政策引导消化房地产泡沫

中国房地产问题并非个案，早在上个世纪日本和美国都经历过类似的房地产危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后来的十几年中逐渐消化。所以，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不应该进行过多的政策干预，之前的限购、限价等措施并没有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吗，反倒加速了房价的上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因此未来中国政府应该从价格干预向政策指引过度，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撬动刚性需求，逐渐去除房产库存。

四、结束语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2014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持续发展的一年，其典型特征开启了中国“大改革”和“大调整”的序幕，未来将延续“新常态”的运行逻辑。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全面配合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切忌不宜采取强刺激，过度人为干预。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3―201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篇10

 

我们把所有的结构参数分为9个组。表1列出了它们的估计值和标准差。图1则给出了估计所得的行为方程与样本数据的拟和。所有数据都是年度数据。由于样本数据有限，我们的参数估计并不能完全尽如人意。接下来我们将解释表1中的估计值是如何得到的。

3-9 组的参数估计

 

我们的讨论首先从第9组开始。我们发现9组中的参数大多可解释为样本平均值或定义在只有一个结构参数的方程中。这就允许我们使用一阶距的方法(method of first moments)对它们进行估计。

 

尽管一阶矩方法能同样用于估计消费函数(10)和进口函数(12)中的参数c和m，然而我们发现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为此我们允许c和m能随时间而变化。我们假设

其中，ctct/(yt-1-tt-1)；mtmt/yt；vt和εt都假设为独立同分布（i.i.d.）的正态随机变量。这表示边际消费和进口倾向都服从于一阶自回归ar（1）过程。将公式（20）和（22）分别代入(19)和(21)，我们得到

其中，c0=c(1−ρ)，c1=ρ，m0=m(1−λ)，m1=λ。现在我们可以用最小二乘法(ols)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而有关的结构参数c、m、ρ和λ则由下列公式获得：

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方法无法使我们直接得到参数c等的估计方差。为此我们必须把该估计看成是非线性估计。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judge et. al (1988,p508-510)所讨论的方法来求解参数估计值c等的标准差。在这一计算过程中，我们利用gauss语言中的grardp程序来计算有关的一阶导数矩阵。该矩阵被用于推导参数估计值的协方差矩阵。

 

对于投资函数(5)中的参数估计，我们采用如下估计方程：

(25)

(26)

其中，it=it/kt-1；vt同样为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这里我们所采用的估计方法为cochrane－orcutt方法

此外，在对工资、价格和利率方程(15)-(17)进行估计时，我们假定方程中所有的干扰项都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对它们进行估计。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对工资公式(15)进行估计时，我们用劳动生产率(实

际gdp与就业之比)来代表供给冲击，即解释变量st。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参数βn的估计值极不显著，因此，我们令它为0。这也同时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对工资没有任何影响，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一直是处於供过于求的状态。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供过于求反映了由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总供给的参数估计

 

对于产出方程(1)-(4)中的结构参数βv和βg的估计则更为困难。首先，我们无法得到期望值get和yet；其次，尽管我们可以从方程(1)中推算出δvt，但是，我们并没有存货vt的数据(这需要有一个存货的初始值)。为了避免使用数据vt，我们的估计需要建立在对方程(2)进行一阶差分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利用(3)对vdt进行置换，我们得到

(27)

按照预期增长率get的定义，我们有δyet=getydt-1。将其代入公式(27)，我们可以得到参数βv的估计方程：

(28)

其中

以上，误差项νt同样被假定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

显然，对于βv的估计需要获得时间序列get，该数值我们无法得到。然而给出参数βg和get的初始值ge0，我们能从(4)中推算出get。假定ge0＝g0，也即预期

增长率get的初始值等于其实际的观察值。设立目标函数：

(29)

这里，e(βg)是在给定的βg情况下，对方程(28)进行线性回归所得的误差向量。这样f(βg)就可以看成是该误差的平方和。由此，对于参数βv和

βg的估计可以看成是寻找一个βg使得目标函数f(βg)最小。这里，我们使用网络搜索法来实

行这一最优化过程。

技术函数中的参数估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估计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大多可以从国家统计年鉴中获得，资本存量kt则来源于张军(2003)。然而，对於技术函数中的参数da、φ和θ的估计，我们首先需要解决无法观测的变量at和ypt的数据来源问题。如果我们假定生产用电力消耗与资本设备的实际使用成线性相关,则通过利用生产用电力消耗数据，我们就能测算出at和ypt。假定一定时期内生产用电力消耗和资本服务使用量成固定比例，也即

st=het   (30)

其中，st为资本服务的使用量，即st=utkt；et为生产用电量；h为一个正实数。给定st及公式(5)和（6），相应的实际产出则可由下式导出：

yt=atst  (31)

进一步将(30)代入(31)，我们得到

st=athet   (32)

对(32)式两边分别求自然对数并进行差分，我们可得到

(33)

以上分别表示为产出、技术和用电量的对数差分(近似于它们的增长率)

由于yt和et都是已知的，由公式(33)我们可以算出at，再进一步由(32)解得h。给定h，我们可以按公式(30)求得资本服务量st，并进而按定义st=utkt导出ut。给定ut和at，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公式(6)测算出ypt。

 

需要说明的是，在按公式(32)求解h时，我们需要的是at，而我们从(33)式中得到的则是其增长率at。因此我们必须有个基年(这里采用1980年)的资本生产率a0。现假定基年的资本设备利用率为100%，则a0可由公式a0=y0/k0求得。图2 给出了我们所测算出的ut、ypt和at的时间序列。

图2

 

需要说明的是，由此而测算出的技术存量at具有较大的波动，甚至会出现技术退步。显然此种情况与我们所想象的实际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想象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技术的存量也在不断增加，而且这种增加应是一个平缓的过程，不应出现大起大落。显然，这种过分的波动来源于各种误差干扰（如我们所假定的用电量与资本服务量之间线性关系中所出现的误差）。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图2中c格的at进行滤波（或光滑）处理，经过滤波以后的at由图2中的d格所示。

给定数据at，我们就可估计技术函数(8)中的结构参数da、φ和θ。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仍然要对公式(8)的h作一番解释。按照romer(1990)的原意，h为用于科研的人力资本。然而，除了现有的技术存量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外，技术的提高也有赖于科研所需的物质投入和有效的激励机制。研究需要设备和经费，而有效的激励机制（如专利制度和对科学贡献的奖励制度等）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果我们使用国内现有的数据，h可以看成是国家用于教育和科研的投入。

 

估计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最小二乘法，即使误差平方之和为最小。然而由于方程所体现的非线型性，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全局数值优化(global optimizationalgorithm)的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在这一研究中，我们所采用的是模拟淬火(simulated annealing)法。

4、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益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我们所估计的模型分析和测算过去5年(1998-2002)积极财政政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测算所依据的原则是“有无原则”(with andwithout principle)。这一原则在项目评估时经常被使用。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分别计算在“有”和“无”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我们所关心的各项经济指标，如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等。比较这些指标的不同就能使我们测算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益。

 

无论是“有”还是“无”，我们都必须通过对模型的模拟，计算出有关的宏

观经济指标。关于这一模拟，我们要求：

 

所有外生变量都用实际样本值来表示；

 

所有随机变量的实现值都用模型估计时所留下的残差来表示；

 

所有内生变量都由模型的模拟计算得到。

假设过去5年里没有积极(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应等于税收。因此，所谓没有(或无)积极财政政策的条件是：令过去5年里每年的政府支出等于其当年的税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没有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政府的支出结构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为此，我们使用国债投资中的支出结构来推算在没有积极财政政策情况下的支出结构。表2给出了这一推算。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无”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我们有理由使用对模型的模拟计算出有关的宏观经济指标，然而，为什么对于“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我们不能直接使用实际的样本观察值来代表相关的经济指标？由于模型的参数估计和设定本身也有可能产生误差，因此，即使我们引入了误差项的实现值和实际的外生变量，当我们对模型进行模拟时，仍然有可能使模型的模拟值与样本值有偏离。为了使由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模型的设定等原因所引起的误差对评估的影响减少到最少，我们对于在“有”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的经济指标的测量与“无”积极财政政策条件相似，即都通过对模型的模拟算出，两者的不同仅仅体现在政府支出的总量和结构上。

 

表3 给出了过去5年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益的评估。

 

首先，我们需要说的是，这里的财政赤子与国债支出并非完全相同。当政府的支出大于其税收时，它仍然可以动用除发行国债之外的其它资源，如过去的财政积余等，来弥补其支出。 

 

其次，按照我们所构造的模型，政府的支出无论从供给或需求角度看，它对经济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滞后。因此，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98的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现实中这种影响就不存在。如果我们的模型是以季度(或月度)为一期进行估计，此种影响显然就可以得到反映。

 

第三，表中所反映的拉动效应是一种累积效果。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拉动0.056630177为例，该数据表明，假如没有1998-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2002年的实际gdp将减少5.6630177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思路，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给2002年gdp的拉动效应为5.6630177-5.1568633≈0.5个百分点。尽管与前期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相比，这一效应似乎在递减。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在创造2002年的就业机会上的贡献并没有过分减弱。

5、结束语

本文利用了一个简单的宏观计量模型对1998-2002年期间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益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在2003年底彻底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到了2002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也已递减，这也此后逐渐淡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由于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淡出，因此本文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其理论和技术应用的研究，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对未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定量分析）有所启发和借鉴。

 

其次，按照我们所构造的模型，政府的支出无论从供给或需求角度看，它对经济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滞后。因此，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98的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现实中这种影响就不存在。如果我们的模型是以季度(或月度)为一期进行估计，此种影响显然就可以得到反映。

 

第三，表中所反映的拉动效应是一种累积效果。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拉动0.056630177为例，该数据表明，假如没有1998-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2002年的实际gdp将减少5.6630177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思路，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给2002年gdp的拉动效应为5.6630177-5.1568633≈0.5个百分点。尽管与前期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相比，这一效应似乎在递减。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在创造2002年的就业机会上的贡献并没有过分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