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 (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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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什么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篇2

关键词：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　货币政策效应　转轨时期货币政策特点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货币政策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然而改革的整个进程不能脱离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本文力图从货币政策效应中，分析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特点，为我国货币政策改革所处阶段及特点提供数量上的依据。

二、计量检验

我们首先从Granger因果检验做起，由于我国常用的货币政策手段是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所以我们做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从实践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我们做财政支出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为了防止伪回归，我们对各时间系列的单位根做检验。

(一)Granger因果及单位根检验

经检验，利率、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都显著地Granger引起GDP。

经检验，Ingdp、Inml、Infinance、Inratio(gdp的对数,ml的对数，财政支出的对数以及利率的对数)都是I(1)过程，且存在着协整关系。

(二)建立包括Ingdp,inml,Infinance的，滞后三期的VAR系统

LNGDP=0.2104892954*LNMl(-1)＋0.3015000959*LNMI(-2)＋

(3.26)　(0.27)

0.2330595224*LNMl(-3)-0.4970655566*LNGDP(-1)＋

(0.37)　(-2.06)

0.08326675986*LNGDP(-2)-0.3935002847*LNGDP(-3)＋

(-0.35)　(-0.09)

0.1607142731*LNFINANCE(-1)＋(12514499022*LNFINANCE(-2)-

(2.186)　(1.671)

0.3063730264*LNFINANCE(-3)＋9.336098552

(0.711)　(2.96)

从检验结果的各项指标来看，r2较高，F统计量较为显著，离差平方和也不大，并且残差的相关系数也不高，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从各项系数来看，滞后一期的lnml对lngdp有正的影响，并且影响是显著的，滞后两期后效果不明显。说明货币政策从政策执行到效果产生有一期的时滞，货币增长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与经济理论相符合)但这种效果持续时间不长。财政政策的作用是显著的，并且政策效果有着较长的持久性，但是二者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及贡献的大小我们无法衡量，必须做进一步的分析，通过做脉冲和反差分解来分析。

(三)脉冲反应：反应程度的衡量

从脉冲反应函数中可以看到：

1．从脉冲反应来看，货币政策开始有一个时滞，而后开始起作用，货币供应量增长1个百分点使得gdp增长在到第四期达到最大值，增长约0.04个百分点，然后慢慢的影响就接近0。以后货币供应量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成波动状态，并且幅度越来越小，趋向于0。

2．财政支出的影响是逐步增大的，财政支出增长1个百分点在第二期使得gdp增长0.15个百分点，第三期达到最大为0.23个百分点，后降为0。

3．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波动更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这可能以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有关。财政支出的扩大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我国财政支出中基础设施的投入部分比例较大。而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有一定的依赖性，所以时滞比财政政策还要长。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从一定程度衡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gdp增长的短期效应，但是二者贡献率的大小，二者的地位无法衡量，这需要通过方差差分解来进行。

(四)方差分解：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贡献率大小

方差分解是通过衡量系统中被解释变量的方差的变动中由各因素方差影响所占的比重来衡量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变动贡献的比重。所以通过建立包括tngdp、lnml、lnfinance的系统，并通过对lngdp的方差分解来衡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贡献率大小。

从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1．货币政策的效应与财政政策相比不够显著。这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情况相吻合，我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比有效性不够显著，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gdp增长的7％左右，而财政政策对gap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15％左右。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较长的时滞，并且货币政策的时滞长于财政政策的时滞。这与前边脉冲相应函数的分析相一致。是由于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发展才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而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和财政政策有较大的相关性，并有一定的依赖性，所以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有更长的时滞。

3．gdp的增长有很强的自生性。在gdp增长中近70％的部分没有被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解释，说明gdp增长的自生性较强或者一些对gdp增长产生影响的变量没纳入模型。

(五)用同样的方法建立利率、货币供应量和GDP的VAR系统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构建由货币供应量，GDP利率组成的VAR系统，分析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和货币供应量政策之间的关系(三个时间系列都是一阶平稳过程，并且利率、货币供应量都与GDP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同样我们做GDP关于利率、GDP关于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通过脉冲反应函数可以看出：

1．利率的上升使得GDP下降，这与理论相吻合，利率上升提高了企业成本，企业减少产出。

2．同时可以看到利率政策有一期的时滞，利率上升一个百分点，第三期GDP增长率下降了约0.18个百分点，第四期后利率政策的效果几乎就为零。

3．利率政策相比货币供应量政策撤果不显著，且持续时间较短。

从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

1．利率发挥作用几乎没有时滞，第一期就影响到GDP的波动，但是对GDP的影响十分有限，仅占GDP波动的5％左右。

2．而货币政策的作用与前边的结论相类似，有三期左右的时滞，并且在第一期对GDP波动没有影响。

3．在我国货币供应量对GDP波动的作用明显强于利率对GDP波动的作用，利率对GDP波动的作用仅为货币供应量的30％左右，与美国的情况相反。

三、计量分析结论

(一)货币政策有效但效果有限

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得到货币供应量是GDP增长的原因，而GDP增长不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原因。而且从宏观调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经济稳定方面的作用。而引起人们对货币政策效应争议的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利率政策作用不显著，其次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较强的相关性，对财政政策有一定的依赖性，作用效果远远低于财政政策，方差分解中仅有财政政策的50％。因此，在转轨经济中我们不能忽略货币政策的作用，另方面，要发挥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加强货币政策作用。

(二)转轨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是其发挥致用的重要内容

我们建立由GDP、财政支出、货币供应量的VAR模型，从方差分解中我们看到财政支出对GDP变动的贡献率为15％左右，而货币供应量变动对GDP变动的贡献仅为7％，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对GDP贡献仅为财政政策的50％，再从脉冲反应函数来看货币政策的时滞，比财政政策的更长，而引起gdp变化幅度小于财政政策。这与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奉行的财政包干制度有关，特别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的资金由财政供给，并以贷款的形式下拨溃币供应量增加，货币政策成为财政政策的附属。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而1998年后货币政策的扩张贷款量的增长与财政支出的扩大，国债发行量的增长相配套，也使得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性大。因此，在转轨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与财政政策相配合效果才明显。

(三)利率政策效果不明显，以利率作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时机还不成熟

篇3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应如何,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货币现象,有研究证实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片面地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有效｡罗伯特•狄夫纳,汤马斯•斯达克与赫伯特•泰勒(1996)实证研究和估计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长期关系｡但是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决定理论存在局限性(龚六堂,2002),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存在联系,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有效的｡

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通过创造过度总需求,不断发生的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央行不将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

但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结论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达雷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政策中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存在联系｡SadanandaPrusty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960—1961年与1990—1991年期间印度各州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价格水平｡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由此导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给的增长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开始控制财政赤字,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了明显好转,1993—2000年均通货膨胀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2%,成为一个亮点｡通过研究印度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1994年到2004年印度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同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具体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具有相同国情的中国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借鉴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大多数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格兰杰协整定理,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协整关系的一种必然的等价表达形式就是误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是直接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的重要方法｡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选取财政赤字(FD)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为货币政策的代表衡量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水平使用批发物价指数(WPI)来衡量｡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1.样本数据的选取

选取印度物价消费指数(WPI)､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财政赤字(FD)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变换数列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时间序列,样本期间从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印度储备银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对这些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均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数项和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为I(1)｡总体而言,6个变量均含有单根,必须差分之后才能平稳｡因此,所列的6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继续对这6个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6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

3.协整检验､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指数序列都是I(1)过程,可以对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4阶滞后就能很好地满足检验要求,同时建立了ECM模型｡

轨迹检定(tracetest)中,在R=0时,轨迹统计量123.9478､大于5%显著水平,拒绝5%水平下虚无假设｡而后在R≤1的情况下,轨迹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所以在轨迹检定下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整合向量｡

接下来得到标准化协整系数的协整关系估计: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协整关系检验说明在5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趋势｡M1､M2序列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序列有相同的变动趋势｡LNCPI与M2成正方向变动,协整系数较大;而LNCPI和M1协整系数比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变动的协整系数较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各自短期波动的影响｡将方程(1)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为,*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标准误,[]表示t-统计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们发现,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统计上的关系显著((2)方程中协整误差et的系数显著),表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较强;其次,在短期调整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量对财政赤字的作用显著,这是财政政策短期有效的体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于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政策短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4.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影响关系(Granger,1969)｡选择影响关系最为显著的滞后阶数得到附表的估计结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绝原假设,结果显示财政赤字FD对CPI产生显著作用,对CPI存在显著格兰杰影响;其次,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也验证了协整分析中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是物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货币政策作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四､结论分析

以上对印度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印度财政赤字与物价水平长期呈正相关的关系,短期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显著,印度控制赤字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效,表明印度财政政策的效应较强｡印度的政策执行者认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印度政府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第一,简化税制､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改变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控制印度储备银行的信贷发行;第三,加强国债管理,减少补贴支出,征税筹集的资金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债务资金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第四,减少政府开支,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发展公共财政;第五,抑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长｡印度储备银行通过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降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调现金储备率(GRR)实施公开市场业务销售政府证券｡

第二,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短期影响程度较小,作用不显著｡但长期存在均衡关系｡长期M1､M2､M3和物价水平通向变动,符合经济学假设｡

第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财政政策短期与长期控制物价水平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短期调节物价水平的作用不明显｡由于印度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治理通货膨胀总量调节运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成为辅工具,通过货币供应量总量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中介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印度主要运用选择性信贷控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调控工具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1998年至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大量赤字,财政政策应当转型,淡出宏观调控,主要用于供给结构性调整,总量调整以货币政策为主｡

第一,谨慎运用赤字财政,转向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导致财政风险,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削减赤字规模,转向对经济结构调整,淡出总量调整,转向公共性财政｡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就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总量调控只能调节需求总量而不能调节供给总量,更不能调节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止局部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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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上的不合理，会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分别通过对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调节，实现对经济总量的均衡控制，面对我国经济高位运行的状态及经济运行中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实现“双稳健”的搭配政策，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得好不好，关键一点是看它们是否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出发，进行合理的搭配，确立一致的目标，形成趋同的政策效应。我们知道，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经济运行状态下，二者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和政府的支出，来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强的政策性，调控效果比较明显，但长期使用，会引起赤字和贸易逆差及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具有较强的市场调节特点，调控也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可经常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的复杂和滞后，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明显，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弱些；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减，而货币政策使用效果渐大；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增，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减弱。因此，二者的使用必须要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运行状态相适应，根据经济形势的要求，分别选用，配合运行。

二是要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出现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贸易出现顺差和经济的高位运行状态。如果出现经济过热，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或使经济进入下一个萧条周期。为此，要想抑制经济局部过热和物价上涨的苗头，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要适时退出，及时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要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分别采取相应的对策，合理把握紧缩、中性和扩张的政策力度，达到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实现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上的优化。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和增值税转型步伐，推进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企业的公平竞争搭建一个合理的税务平台。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支出结构，要把资金向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上倾斜，着力解决好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环保和民生方面的问题。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扶持，促进地区结构的转换。要发挥国债的经济调节作用，适当地增加一些中短期的国债数量，降低偿债风险。要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层医疗卫生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是间接调控机制，实现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首先要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完善汇率机制。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应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信贷规模，抑制个别地方和行业领域投资的过快增长。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与结构优化调整。要加快金融企业改革，尤其是推进政策性、股份制银行的改革。支持资本市场改革，扩大融资渠道，改变融资结构，协调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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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稳定；IS-LM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033-02

一、引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目前政府最常采用的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两大经济手段。二者从通过对利息率、国民收人和投资来影响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作为一国宏观经济调控主要的两项工具，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使用对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物价平稳、充分就业和收入公平等目标，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结合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如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等，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①。

（一）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两种政策的结合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调控任务一般由货币政策来完成，因为货币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稳定币值创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央银行可以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微汨；而财政政策具有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杠杆，能够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在市场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市场的缺乏更多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拾遗补阙。如在经济过热时期，要通过紧缩型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则要更多地倚重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强刺激作用才能拉动经济的增长。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②。二者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必须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协调而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二）同经济条件下而两种政策的选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都能产生影响，在经济过热、需求过旺的经济时期，政府一般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消除经济中的"泡沫"，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和压缩固定资产支出等手段来调节投资和消费③；而货币政策则主要是通过收紧银根、提高利率等政策工具来回笼货币，减少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由于该政策作用平缓，不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所以，这一时期效果优于财政政策，因而在政策手段的运用上是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④。在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往往需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的增长。通常财政政策主要侧重于投资需求，通过扩大目债发行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支出来影响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而刺激投资需求迅速增长。而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信贷规模和种类以及降低利率等手段来刺激投资和消费，并可以通过汇价、利率手段影响出口需求。这一时期由于财政政策作用的直接性、政策性，其效果明显优于货币政策，因而通常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进行调节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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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 广义货币供给 国内生产总值

一、引言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所谓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作为各个国家均采用的宏观调控的工具，其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作用尤为突出。在我国，货币政策自1984年开始实施，经过多年的不断的改善，以及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有：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俗称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

二、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情况

存款准备金率，被称为货币政策的“核武器”，因此该工具的效果之大昭然若揭。因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存款准备金制度亦是我国目前使用最为频繁，最为信赖的调控手段。故特以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执行，进行分析，以此为切入点，来观察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

上表为我国至2008年9月，历次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整的情况。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可做以下分析：

首先，国家利用这一工具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给予相应的调整。通常在紧缩时期，央行会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供给。例如1999年11月21日的调整，1997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始经历比较长时期的通货紧缩，物价下跌，股市低迷，央行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促进经济尽快复苏。一次性调低2个百分点，尺度颇大，之后确有效果。同样的情形发生在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一般为1年半，于是在08年9月25日，央行再次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然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尤其在通胀压力较大时，央行会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收紧银根。从简表中我们发现，国家在较多的年份总是提高准备金率，虽然调整频繁，但每次上调的幅度较小。由于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胀时的效果不如财政政策，而且效果也不易把握，因此央行在准备金率的调整上慎之又慎。

其次，我国经常利用这一工具来调控宏观经济。并且，随着经济形势复杂程度的加深，调整频率愈加频繁。07年与08年都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市场的导向和人们的心理预期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国家不断减少流动性，尽量降低人们持有货币或者过渡投资的风险。

最后，国家实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是会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的。例如，发生汶川地震后，国家对于灾区所在地实行的准备金率就比其他地区要低，这是国家对灾区灾后重建的一个有力扶持，也能减少其经济建设的压力。事实上，国家对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设定的准备金率以及调整幅度也是略有区别的。通常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要高点，这是由于其控制风险的能力更弱。

三、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

取1993至2008年间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货币与准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对比，让广义货币M2代表货币政策的实施，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检验其效果。

（一）GDP与M2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

通过做散点图，发现其有着同方向的变动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GDP与M2之间的线性关系

为探究货币供给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关系，将二者数值设为XY轴，置于同一座标系上观察，以探究GDP值受货币供给量大小的影响程度，发现二者成粗略的线性关系。

通过一元回归分析，得出二者之间可形成y = 0.5674x + 2E+06的函数关系，故每增加一百万的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会增加大约50万。需要说明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此是假定所有其他条件不变，忽略各种潜在的变动，单一观察货币政策的整体效果。

（三）GDP与M2的增幅变动关系

为进一步比较货币供给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关系，从而分析其产生时间效果，制作了下图。由下图可看出，GDP相较于M2的变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出相应变化。如图中所示1999年至2001年，货币供给的增幅从10%升至大约21%，然而GDP的涨幅却未能随之灵敏的反应，相反的是在经历一个增长放缓的阶段，直至2001年过后才开始加速增长。又如2002年至2003年间，M2的供给量的上升幅度明显降低，与之对应的GDP却在经历一个较为高速的增长。这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时滞性。

（四）结合我国相应年份的经济大事件进行分析

2005年4月国家开始实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这直接推动了2006年股市的雄起。伴之而来的是投资投机热，通胀水平也日渐上升，因此，从2006年开始，央行方面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尤其是存款准备金率，从2006年的9%到2008年三季度的15.5%（对主要商业银行）；同时这期间大量售出国债，频繁进行回购交易。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控制了经济的不良发展。也正因为这些措施，虽然房地产泡沫出现，但并没有出现1993年日本危机那样的局面。

因此，货币政策的良好运用带来了稳定经济的效果。再来看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后对国家经济的作用。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货币政策后于财政政策开始有所动作。美国次贷危机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中国也不例外，在这期间，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作了相应调整，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回购国债，增加货币供给等等措施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但是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繁荣的效果痕迹不很明显，这是由其本身特点所导致的。

在史上两个经济过热阶段，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的偏差较大，政策有效性较弱，而在经济复苏阶段，政策有效性似乎比较令人满意。总体来说，我国货币政策效果是有效的，但其有效程度欠佳，呈现出阶段性差别。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

（一）货币政策独立性

尽管近几年我国的政府干预已经明显减少，央行独立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二者的博弈依然没有使得货币政策本身占上风。

首先，利率改革的步伐太小，市场化程度不高，虽说已形成以SHIBOR为中心的利率体系，但政府对利率的管制还是比较严格。在我国，利率尚未成为投资者与消费者心目中的风向标。以证券市场为例，投资者很少根据利率的变化来决定是否投资，他们更多的是研究政府新颁布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政策市场。而在这样的导向下，并无法完全真实的反映出市场的变化。由此可见，充分发挥利率的调节及指示作用是相当迫切的。

其次，汇率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程度上比较被动。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外汇占款，不仅导致较大的通胀压力，也使得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里，在这样的压力下，汇率政策能否大展拳脚就难以得出。如，在国内通胀攀升的时候，迫于外汇方面的原因，使用正常的货币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反通胀的目标，这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难保证。我国资本管制正在逐步放松，这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将造成一定的冲击。根据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基础上提出的Impossible Triangle（不可能三角），在我国现有的经济环境下，我国既不能全面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又不能放弃独直实行货币政策的的权利。必须在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的同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求我国经济长足发展。[3]

（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时，无法达到财政政策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要短期内产生完全的效果几乎也是不可能的。货币政策众工具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即有这连锁的关系。所以，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十分重要。

假设第一年我国的CIP是8%，略为偏高，想控制在5%以内，于是，采取提高利率，卖出国债的措施；第二年，目标即将到达但还没有时，遇到了经济危机，为了抑制萧条，又立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危机到来时，人们还并没有感受到危机，所以物价也还没有下降，但是宽松的政策却使得物价水平回升。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背道而驰的效果，当消费者感受到了危机，失去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而物价又无法降低，那么水深火热的生活便在所难免了。其实05年到08年货币政策之所以比较有效就是因为政策的连续性较好，并且更替政策的时间切入点算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前后斟酌，尽量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的财政政策，政府基本上是发行国债，扩大三农支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每年有些新变化，但是大致的方向基本上是不变的；而货币政策似乎动作比较大，三年间由“紧”至“松”。

若是要保持原有的利率水平，同时又要保持增长的国民收入，那么应该实行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和增加供给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若要降低利率，同时又要保持国民收入增长，那么就要使得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效果强于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从05年到08年三季度之前，货币政策方面，货币供应量逐年递增，增长率也是递增的，财政政策方面继续扩大支出，尤其是在三农和教育方面。与此同时，央行方面又急切的调高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说明市场利率的发展轨迹是偏离了原有轨道，那么此时的政策配合实际上是没有很完美的配合起来。此时的状况应该是带扩张性质的财政政策效果强于带扩张性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2008年开始，货币政策方面急转掉头，转变为宽松的，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财政政策方面也还是偏向于扩张。从2008年9月份开始，央行开始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说明市场利率偏低，此时的财政政策效果略弱于货币政策效果，两者的配合也不十分完美。如我前面所述，要保持经济的正常，又要使得利率水平稳定，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是很重要的。

（四）货币的乘数效应

货币乘数的受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市场利率，再贴现率等影响。一方面，由于货币乘数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之间的反向关系，之前频繁的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使得货币乘数变小，另一方面，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发生较大程度波动，就难以判断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就会下降，影响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可预测性，并且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4]此外，一部分货币乘数创造的效应被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抵消了。关于存款准备金率影响货币乘数效应的部分在此不再赘述，货币流通速度对其产生的抵消作用很值得被关注。近年来我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但这种增长大部分是由投资和出口带来的。关于消费拉动增长的部分我们国家比较疲软，因为国内消费需求的不够，货币流动的速度因此也较为缓慢。若是国家的政策能找到行之有效提高消费的途径，那么货币政策效果中由货币乘数产生的那一分部分便不会那么容易被抵消了。

参考文献：

[1]徐小淇,任力.弱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及政策建议[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0,(10)

[2]周娇.我国货币政策效有效性分析[J].知识经济,2010,(7)

[3]任玉凤.我国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分析[J].知识经济,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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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就业效应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还是以宏观调控为主，带有显著的计划经济烙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改革，政府开始关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且根据不同阶段宏观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对这两项搭配进行了调整，分别推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适度过紧的财政政策。这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就业。但从近几年的就业形势看，我国的失业率明显呈上升趋势，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和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不可忽视。如果依靠市场的单一调节，很难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而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对财政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计量分析

拉动投资需求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国家预算之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总体投资需求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货币的发行量是货币政策中用于宏观调控的方式。“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表述，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发行量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探究，来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本文根据生产函数的形式建立了一个函数模型：

其中H为就业量，K为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M2为影响就业的其他因素，a、b表示就业弹性系数。对该公式两边求导得到：

建立回归方程后通过相关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该模型的回归结果：

运用T检验和F检验，表明该方程和变量具有较好的显著性。通过对以上模型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就业量就会相应地增长0.00892%，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就业量就会相应地增长0.059601%。货币作为社会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交易媒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分配和组合方式，因此货币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社会经济中各种潜在产出能力的增长。从量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表明，宏观财政调控政策能够显著推动就业。特别是近几年货币政策在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宏观调控政策下的就业效应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拉动内需方面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同时，由于现阶段银行信贷配给机制的自身抑制，以及银行在风险控制中出现的资金短路等情况，导致大量资金在银行体系内部滞留，不能有效拉动市场投资和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就业。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且对两者进行有效协调，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改善我国的就业问题。

二、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的建议

（一）改善短期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策略

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在现有的市场体制下优化国债的期限结构，并且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增强对国债项目的资金配置管理，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结合在一起。通过利率调节和信贷进行国债融资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达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相互促进的目的以促进就业。优化财政支出方式。我国的财政资金应该在投资公益项目的基础上，增加对基础性项目的投资金额，特别是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的投资，同时适当增加间接投资例如财政补贴等。

（二）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促进就业

以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来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加大对第三方产业的支持力度，解决中小企业“借贷难”的问题，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帮助第三方产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稳定货币升值预期和推进货币政策双轨机制。维持银行信贷市场中较高的利率，并且抑制投资总额的较快增长；维持货币市场较低的利率，以改善货币升值的压力，即在我国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中实行双轨机制。深化制度以保障在长期内调整货币的资金流动方向和流量，促进就业人数增长。通过税收手段和汇率制度相结合的方式稳定货币值，促进商品的进出口并带动相关贸易的发展，以此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加大对各级培训机构职业培训经费的投入力度，鼓励职业教育和培训并且优化教育培训机构，有效提高职业培训质量，保障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银行的信贷机制也应该进一步向民办学校倾斜，解决这些学校教育经费融资难的问题。

三、结束语

我国现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没有达到有效协调，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政府应该改善短期内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并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此产生长效机制来缓解就业压力。

参考文献：

[1]刘星，刘伟.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就业效应――基于1978～2008年的经验数据[N].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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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物价影响；效果；方法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我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整的重要手段，对于物价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果政府能够做好两者之间的配合，就能够有效控制物价上涨，并预防通货膨胀风险。因此，我们将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概念和调控方法进行分析，并探索其与物价的影响与关系。

一、财政政策及调控手段

财政政策是我国政府在一定的时期内，按照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而对财政工作进行的指导，能够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对整体需求进行调整。从财政支出上来看，增加政府支出能够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刺激，从而增加国民总体收入；反之，如果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压抑，会使得国民收入降低。从税收上来看，增加政府税收，会对消费总需求进行抑制，使得国民收入降低；反之，降低政府税收，会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刺激，从而使得国民收入增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调节手段，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通过国家预算的方法，确定预算收支规模和平衡状态，对收支结构进行安排和调整，使其能够与财政政策目标相符合。第二，是通过税收的方法，对税种和税率进行确定，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对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进行调节，从而使国家的财力能够满足政治经济职能的需求，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并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第三，是通过财政投资的方法，由国家来进行预算拨款，对预算外资金的流向进行引导，从而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行壮大，从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第四，是通过财政补贴的方法，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政策需求进行了解，使用财政转移的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对一部分群众进行财政补贴，从而能够安抚民心，起到促进经济和谐、稳定发展的目的。

二、货币政策及基本目标

货币政策，主要指的中央银行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很多工具来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从而使得市场利率发生变化，再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对民间资本投资产生影响，最终对整个消费总需求进行影响，从而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调整。货币政策对总体需求进行调整有其“三大法则”，即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货币政策有其最终发展目标，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物价趋于稳定。物价稳定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基本目标，物价稳定的本质就是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物价的稳定与否进行判断，主要从三个指标来进行探讨，一是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数，即GDP。二是物价消费指数，主要对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支出进行反映。三是批发物价指数，是将批发交易作为对象，对物价的发展情况进行掌握。第二，是实现充分就业，确保有能力进行工作，并且有意愿参加工作的人员，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水平，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如果国家失业率过高，就会造成了生产浪费，给社会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造成失业率过高的因素主要有需求因素和摩擦性失业、季节性失业、结构性失业这四个方面。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除了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之外，其他种种原因造成的失业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应注重对需求的良性引导，从而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第三，是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是让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在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上。经济增长与各项因素都有着直接的联系，需要各项要素的综合作用，如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物质资源等等。中央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主管部门，直接对其中的资金资源进行影响，从而对资本的供给与配置产生巨大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我国物价影响效果的比较

1.政策制定主体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较来说，两者的制定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的制定主体是政府，很多决策都需要从政治层面进行考虑，其次再对经济层面进行考虑，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会直接对政治的稳定性起到影响。而货币政策的制定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民银行也是受政府的影响，很多政策的制定有政府的授意，主要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利率，从而直接对消费进行引导，对物价产生影响。由于政策制定主体不同，使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别，财政政策直接对物价进行影响，而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2.对物价影响的时间滞留不同

两者对于物价的影响，产生的时间滞留的不同。由于财政政策都是直接并对物价产生影响的，因此几乎不存在时间滞留，并且在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受到的阻力比较小。而货币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是具有渗透性的，当中国人民银行意识到经济中产生问题，再到制定货币政策，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其中存在着比较漫长的时间，其对于物价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因此，财政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比较直接，几乎不存在时间滞留，而货币政策不管在内部政策制定还是在货币政策实施的时候都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滞留问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因此对于物价的影响没有那么直接。

3.对物价影响的灵活性不同

由于财政政策的实施比较直接，中间不存在着什么时间滞留，并且其指定政策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比较直接，因此，财政政策在物价影像中的灵活性比较高，并且其作用比较明显，当下就能够看出影响效果。而货币政策的时间滞留比较长，其政策制定的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受到政府的授意和影响，但是其实施过程比较漫长，效果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显现，因此货币政策对于物价影响的灵活性并不高。在财政政策实施之后，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重点工程项目的投资，来实现消费总需求的增加，从而对物价起到一定的影响。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保障我国物价的平稳

为了能够使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共同在物价稳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实现二者的相互配合，保障物价的良性、平稳发展，我们应从政府层面和央行层面进行分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提出合理性建议。首先，我们应加强政府层面的监督和管理，在财政政策制定完毕之后，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做好对财政政策实行过程中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并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各级政府的共同配合、共同监督和管理，一旦在财政政策执行中发现问题，就要积极进行解决，确保财政政策能够在物价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由于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很多部门来共同进行协调与合作，才能够使财政政策的效果得以呈现，并且切实对物价产生影响，因此，在各部门进行协作的时候，应注重对行政效率的提升，使其能够尽快发挥最终，从而在物价稳定上产生作用。其次，我们应做好对央行工作的管理，注重提高其工作效率，并且使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在透明、公开、公正的环境下进行，并且保障央行的独立性，使其尽可能多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央行要根据经济情况的不同，来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并且要做好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确保货币政策能够实现贯彻执行，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从而能够对物价产生一定影响。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依然处于需要提升的阶段，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使得央行的各种市场操作存在着一定困难，有的机制在执行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将会使得时间滞留更加延长，从而给整个政策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重视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其更加繁荣，从而有利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五、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物价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物价直接影响着我国消费者的收入和之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物价的影响效果有着一定的区别，我们应分别对二者的概念和手段进行了解，并对两者在物价影响方面取得的效果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出积极、有效的改进措施和方法，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向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丁一.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分析[D].吉林大学,2016.

[2]刘驰.我国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6.

[3]赵丹婷.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下我国经济波动及货币政策规则选择[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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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用空间；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3―0106―07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导出

(一)国外研究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登上历史舞台真正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是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之后。凯恩斯学派(keynesians)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有其演进过程。凯恩斯偏爱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高度重视。凯恩斯指出：“就我自己而言，我现在有些怀疑，仅仅由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有多大成就。国家可以向远处看，从社会福利着眼，计算资本边际效率，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汉森(A.H Hansen)曾言：“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在其名著《经济学》一书中引用维尔，罗杰斯的话――“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曾经有三件伟大的发明：火、轮子以及中央银行”。――对中央银行包括货币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他颇为自负地认为：“经济科学已经知道如何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使衰退不致滚雪球式的变成一次持续而长期的不景气”。在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共同撰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他们更意气风发地指出：“凯恩斯革命早期，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充满疑虑，正如他们对新发现的财政政策充满信心一样。但是最近20年来，联邦储备体系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并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减缓或加速经济发展”。“目前，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趋向于相信，美国的稳定政策应该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实施”。詹姆斯・托宾(James Tobbin)高度重视货币政策：“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新经济学的实践者或支持者――会认为货币无关紧要，货币政策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无关”。他甚至断言；“在美国，标准的新凯恩斯学说，即我前面所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至少从1950年以来，也就是说远在货币主义兴起之前，便认为货币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至少从1951年签订了财政部一联邦储备系统协议以来，政府就已根据这种看法制定政策了”。

货币学派(Monetffrists)是以凯恩斯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其最显著特点是强调“货币最重要”(事实上是强调货币分析最重要而不是货币政策最重要)。但其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也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三：“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政策的作用持消极否定态度，货币政策自难例外。卢卡斯(Robert E lucas)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为了回答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Keynesian Economics)，开始批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的全盘否定。阿兰・布林德(Alan.Blinder)指出：“宏观经济学已处于另一次革命之中，这次革命等于凯恩斯主义的再现，但是具有更加严密的理论风格”。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更专门撰写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指出：“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萧条经济学回归了，这意味着什么?从本质上看，它意味着两代人以来，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

(二)国内研究

1984年建立二级银行体制后，我国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黄达认为：“我们上上下下注视到现代宏观经济政策是在80年代中期。就一般趋向看，是估计偏高。比如那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只要控制住货币，就可以给建设和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样的高估价在1989年的紧缩中有明显的反映：紧缩的贯彻，货币政策显得单枪匹马，过分突出；企图扭转下滑的趋势，也过于单独依靠扩大货币供给这一个杠杆的‘启动’。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谢平指出：“货币政策短期内的多重目标是否能同时达到呢?非常困难”。“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货膨胀那样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

范从来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戴根有指出：“相当多数的人认为，货币政策不像财政政策那样有效，认为这两年的经济增长只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作用。其实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是总揽社会总需求的，任何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没有相应的货币政策加以配合，都可能落空。所以从道理上讲，这两年财政政策作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政策给予积极配合的结果”。

(三)简要评论与问题的导出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围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看法也不尽一致。原因何在?主要在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中外经济学界却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缺乏足够的重视。为此，深入探讨我国经济运行格局的变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空间的变迁，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政策的调控空间越来越大

(一)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地位的历史演进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体，不仅行政国防文教卫体靠财政拨款，发展国有经济和支援农业的资金也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支持。由此，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财政政策

“独木撑天”，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三平理论”的权威解释――财政收支平衡是关键，物资供求平衡是基础，信贷收支平衡是综合反映――即可得到说明。

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人认为财政分配权过分集中，从而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力量过强，不利于搞活经济。极端的意见则是要财政退出经济建设领域。现实发展结果是国民经济“紧运行”，财政日益贫困化。在财政日益贫困化的情况下，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东南亚金融危机(1978-1997)这一时期，财政政策很难承担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本该承担的调控任务，一直默默无闻。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国家财力日益增长，财政政策重新崛起。我国财政政策作用空间的变迁可简单归纳，如表1。

(二)财政政策的调控空间越来越大

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政策的调控空间越来越大。具体表现是：

1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占GDP的比重日益提高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持续保持良好势头，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增长率也稳步提高。1997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6.8％，至2007年已提高到32.4％。

伴随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和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日益提高。同时，国家财政已有能力通过增加债务来集中财力，为财政政策发挥调控作用提供强有力的财力保证。199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11％，至2007年已提高到21％。财政收入与债务收入已成为国家集中财力，保证财政政策有效调控经济运行的基础。

2　税收的强制性有利于财政政策调控作用的“全天候”发挥

2007年5月8日，为了抑制信贷过度增长和股市投机，中国人民银行三管齐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和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但股市逆势而上，不跌反涨；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宣布，调整股票交易印花税(由千分之一上调为千分之三)，股市应声而落，900多只股票下跌至跌停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调控股市效应的巨大反差，向人们充分展示了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的调控威力即税收的强制性有利于财政政策调控作用的“全天候”发挥。

诚然，中央政府财权集中度的提高为财政政策发挥调控作用提供强有力的财力保证。但是也应看到，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日益提高，中央政府财权的过分集中与市场化改革之间又存在着潜在的难以克服的矛盾。

三、面对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调控效力日益弱化

(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地位的历史演进

前已说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主体，财政政策在经济运行调控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巨大的调控作用。但那时银行却是财政的附庸，无足轻重，甚至连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也不存在，更谈不上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了。改革开放特别是1984年二级银行体制建立以后，我国货币政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初期至东南亚金融危机(1978-1997)这一阶段，货币政策一木独秀，宏观调控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面对通货紧缩和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受到重挫，调控空间受到挤压。我国货币政策作用空间的变迁可简单归纳，如表2。

(二)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发挥调控功能的约束条件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时期以来备受经济界和社会有识之士广泛关注的“流动性过剩”。就流动性而言，我国经济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流动性过剩在金融领域大体具有下列表现：

1　M2/GDP过高

M2/GDP是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提出的衡量金融发展的两大重要指标之一(另一个是金融相关比率)。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的货币化率越高，表明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货币化率已高达165.03％，已是全球最高的货币化率了。高达165.03％货币化率一方面表明我国流动性过剩，货币资本由短缺转为过剩；另一方面则表明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理由很简单，货币化率的倒数GDP/M2是个金融效率指标，它代表单位货币供给量所推动的GDP产出。货币化率越高，表明单位货币供给量所推动的GDP产出越少。

2　金融机构巨额存差

自1995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开始持续出现存差，从而一举结束了金融紧运行的格局。至2006年底，存差规模已达110148.82亿元，存贷比已高达148.89％。巨额存差表明，金融机构资金十分充裕，是金融机构流动性过剩的集中体现。

3　外汇储备激增

继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出现持续存差后，2002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同时呈现双顺差格局。在结售汇制度下，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购买外汇，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迅速增加。至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44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与此同时，外汇占款已高达98980.27亿元。巨额外汇储备造成基础货币大量被动投放，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日益加强，市场流动性日益加剧。

(三)流动性过剩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控效力的弱化

由于货币政策调控功能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的，这里，仅分析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控功能的变化便可清楚看到货币政策调控效力的式微。

中外学术界公认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最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但是却没有进一步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挥强有力调控作用的适用条件。其实，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挥强有力调控作用有其适用条件即商业银行体系对中央银行的资金依赖(具体地说，就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必须大于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储备率)。失却此前提条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就会从“强有力”变为“无能为力”，从“巨人”变为“侏儒”。

二级银行体制建立以来，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可分为两个阶段：1984――1997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储备是负值，在资金上严重依赖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具有强有力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1998年以来为第二阶段，此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储备是正值且超额储备越来越多，流动性十分充裕，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已失去强有力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2007年我国中央银行连续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在紧缩信贷扩张和收回，剩流动性方面却收效甚微。

应该承认，2007年我国央行连续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为防止经济过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已将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推至极限。流动性过剩有其产生的我国外汇体制和国际背景根源，远非货币政策所能从容改变。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由于中国的财政金融格局方面的原因，在中国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普遍高估货币政策的作用；而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财政政策开始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启动内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时人们又普遍看好财政政策而贬低货币政策。为此，如何正确看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以及它们之间的配合，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真正发挥调控作用是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之后。基于当时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衰退的背景，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进入20世纪40年代，长期的经济萧条暂时为战后繁荣所取代，有效需求不足得以缓解，通货膨胀开始抬头，在此形势下，凯恩斯主义者进而提出了“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Compcnsatary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即根据经济的冷热，交替实施紧缩和扩张政策。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托宾等更看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组合。 从世界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人们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逐步形成了下列共识：(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总供求的平衡，即AD=AS；(2)货币政策利用利率、货币供给量等工具来影响总供求的平衡；财政政策利用支出和税收影响总供求的平衡；(3)阿尔文，汉森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原理已经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即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强效应而对治理通货紧缩效应较弱，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强效应而对治理通货膨胀效应较弱。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异同可简单归纳，见表3。

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四种搭配组合即“双松”、“双紧”、“一松一紧”和“一紧一松”，就其实质而言只是抽象的理论模型。货币政策是科学，更是艺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审时度势、灵活运用。我国当前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应对流动性过剩、实现“双防”目标的一种对策。

五、结论与启示

总结全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1　财政政策发挥调控功能以国家财政拥有一定财权为基础，货币政策发挥金融宏观调控功能以商业银行体系对中央银行的资金依赖为前提(具体地说就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必须大于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储备率)。失却此基础和前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功能就会大打折扣甚或完全丧失调控功能。

篇10

一、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综述

与依据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重新界定财政货币政策类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类型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为基础的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方面。简单地说，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1，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

（一）突出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的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获得作为宏观经济学标准推断的常识性结论。概括而言，名义利率多于一对一地随通货膨胀上涨的泰勒规则有助于经济稳定论述，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的联合设计问题可被简化为两个递归解决的独立问题：首先，与财政方面隔离开来，货币政策参数单独决定局部均衡确定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其次，在确定货币均衡动态学的基础上，财政政策是‘消极的’，使政府债务动态学以稳定方式演变。

政府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都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 tax）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由此，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相比，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原因在于：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财政政策指标的可靠季度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存在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应的识别非常复杂[5]。明显不对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研究

与泰勒规则文献相反，价格水平财政理论[1，6]遵循一般均衡价格水平由以确保政府清偿力为目标的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组合决定的理论逻辑，探究积极财政政策规则下实现债务动态学确定性均衡所引发的一般均衡价格水平变化及决定。将确保政府跨期偿付能力作为实现价格稳定性的前提意味着，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担更高政府债务偿还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与私人部门最优化条件结合，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关键就是处处成立动态均衡条件通常又被称为政府跨期预算约束。Buiter（2002）认为，就所有正向价格序列而言，政府应选择满足约束的政策变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则将合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视为选择与均衡条件一致的政策变量序列。：全部名义政府债务（高能货币加未指数化债务）的真实价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均衡动态条件影响均衡价格水平过程时，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广泛存在于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动态模型，无论政府以本币标值出售债务，如绝大多数OECD国家，还是发行真实债务，如指数化通货膨胀或以外币标值的国家。

引入收入税和弹性劳动供给，Leeper等[7]在总付税禀赋经济和比例收入税生产经济模型中强调税收的供给方面的效应，通过Slutsky-Hicks分解将税收变化全部效应计算为替代效应、财富效应和资产再评价效应，前两者是常见的，而第三种效应发生在税收变化通过改变均衡价格水平并因而改变私人行为人持有发行在外名义政府债务真实价值时，给出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微观经济视角。通过发行名义政府债务为税收削减融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则取决于与均衡一致的当前和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对税收削减反应的假设。扭曲性劳动收入税情况下，税率和政府预算间的跨期联系产生对确定财政变化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的两条拉弗曲线：一是拉弗强调的常见高税率抑制效应；一 是财政理论独有的，长期税收增长总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时价格水平下降。税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价格水平并且再评价效应可正可负，取决于经济处于拉弗曲线的位置。若税率足够高，较高税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并提高价格水平。因此，税收长期增加提高还是降低价格水平取决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现值。

二、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逻辑矛盾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者共同的逻辑矛盾在于，遵循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于特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具有有限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

（一）特定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带来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对应积极货币/消极财政以及消极货币/积极财政两个政策组合，有力捕捉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两种常见形态，但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组合对应的时期。因此，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仅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组合的原因则是为满足理性预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消极，则可能存在自我实现太阳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确定；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积极，则财政货币当局都不确保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或因为违背债务横截条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为债务产出比率无限上涨而不存在静态均衡[1，8]。

（二）以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为基础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都建立在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础上。其中，最重要同时也影响最大的是与李嘉图等价有关的理性消费者、无限期界和总付税假设，故仅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规则对应的政策组合主要考虑经济的总量需求扰动，而未考虑税收和债务政策的经济供给方面扰动。为正规考虑政府债务、扭曲税和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供给方面的宏观经济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和扩展影响因素，提供便利条件和基础，并应体现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三）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假定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这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屡受挑战。继卢卡斯批判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9]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Hamilton[10]开创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方法解决了建模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的技术难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被广泛应用并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大量实证证据[3，11]，必须存在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的理论。可以预期，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尝试引入体制转换方法，将加深对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理解，并足以产生对现有研究构成挑战的新结论。

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论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一）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方法的代表性观点

作为理论文献研究的重要领域，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研究（又称策略相互依存）的研究动因在于，欧洲货币联盟实施的稳定和增长协定严格限制使用反周期财政政策，其意义不仅在于避免债务过度积累或阻碍自动稳定器运行[12]，而且，其引发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对作用问题，实质就是财政相机抉择与货币政策承诺关系。

分别以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和基本盈余/潜在产出作为货币和财政工具，Mélitz使用OECD经济数据发现财政货币政策倾向于彼此相反运动，也即两者策略替代（strategic substitute），而且，较高的债务负担倾向于引发调整过程。Dixit等[13]基于中央银行仅局部控制而财政政策立场也直接影响通货膨胀模型，发现财政相机抉择破坏货币承诺：财政政策存在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倾向时出现替代性趋势，而财政扩张存在非凯恩斯主义（也即紧缩的）产出和通膨胀效应时出现互补性；中央银行试图获得低于财政当局设定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目标水平时，两政策制定者相互冲突的目标导致典型的次优纳什均衡：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而财政立场不充分扩张。Von Hagen等[14]发现两个政策制定者的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较宽松的财政立场匹配货币紧缩，而货币政策宽泛地适应财政扩张。Hughes Hallett等[15]表明，财政货币政策冲突可能内生于中央银行偏好的选择：支持价格稳定的强烈偏好可能诱致更关注产出的财政政策制定者当选。Buti等[16]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依存的特定形式，也即策略替代和互补二者之一，并不必然根据冲突和合作解释，而是可以根据冲击类型来解释的。中央银行以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目标为目标，而财政当局追求产出和赤字目标，需求冲击不产生相冲突的政策，而供给冲击必然诱致相冲突的政策。

（二）财政货币当局博弈的VAR实证研究

与单方程方法强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结构参数不同，VAR模型技术以简单直观的估计策略包括政策决策的经济效应识别以及政策当局对宏观经济的反馈反应，将其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结构紧密结合，可以更全面科学地探究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模型结构冲击，以及变量间交互影响机制。实践中，为估计结构反应函数，通常关于政策规则表达形式进行某些限制性假设，并强加或假定某些识别限制。VAR模型估计的政策反应可被解释为前瞻政策反应函数的简化形式和潜在经济的结构参数，脉冲反应可被解释为对经济未预期冲击的反应。

为捕捉财政货币政策策略依存变化，Muscatelli等[17]用贝叶斯VAR方法考察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反应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彼此依存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可概括为：第一，并非所有G7经济都是策略替代的。即使同时考虑财政货币政策，仍能获得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 胀冲击反应以及产出和通货膨胀对利率冲击反应的合理刻画，与已有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研究结论大体一致。高负债水平引发财政政策调整的Mélit结论仅在德国成立。第二，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不明确，财政对通货膨胀冲击的反应难以探测，但VAR识别的财政冲击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财政和货币政策变量的相互依存是高度不稳定的：货币财政政策策略互补时，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反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降低。第三，财政赤字并不显著地对通货膨胀冲击做出反应，这暗含着，若财政当局乐于承担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冲击做出反应而产生的不断增加的债务义务，则财政政策不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因此，需要扩展贝叶斯VAR估计，为赤字关于历史债务水平反应过程建模，精确刻画政策体制转变，以此识别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依存转换背后的基本驱动力，从而检验Buti等[14]假说，即财政货币政策相互影响的本质取决于经济冲击本质。而且，因为未使用结构模型，难以解释财政和货币政策变量之间的实证相关关系：Muscatelli等[17]的研究重点是政策工具对其他政策冲击的反应，但解释VAR的固有政策反应函数非常困难，尤其是前瞻结构模型。

为给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构计量经济解释，Muscatelli等[17]估计美国1970-2001年期间结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基于被估计的模型实施动态模拟，考察内生变量和政策工具对结构模型方程外生冲击或政策规则未预期偏离的反应；实施历史动态模拟，向现存结构冲击和财政货币规则偏离添加额外的外生冲击，考察不同情境下政策制定者反应。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两方面；首先，财政货币政策策略互补或替代不仅取决于经济冲击的类型，这证实Buti等[16]的观点，而且也取决于潜在的结构模型假设。存在产出冲击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互补，发生通货膨胀冲击或对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冲击后，财政货币政策彼此替代。作为对政策规则未预期冲击的反应，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以更加互补的方式一起运动，这是由于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变化的潜在结构和政策冲击本质：需求冲击变得更加重要，而偏离政策规则的方差开始降低。其次，为评价引入内生财政政策规则是否显著改变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通过比较被估计的货币政策规则与从最优控制框架中得到政策规则发现，若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具有惯性且不相互协调，则反周期财政政策可能降低福利。原因可能在于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的惯性本质：货币政策规则致力于经济稳定用途，而自动稳定器通常承担分配职责。因此，财政政策制定者应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考虑在内。

四、新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一）拓展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的新凯恩斯主义探索

总付税收、零死亡概率和无限期界代表性行为人的典型李嘉图等价成立的假设下，政府不违反预算偿付能力约束，政府债务不是提供信息的状态变量，概括代表性行为人选择的欧拉方程不存在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经济收敛于李嘉图等价和财政动态学刻画的拉姆齐经济，经由资源收回效应，财政政策具有有限作用。Linnemann等

[18]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财政政策传导分析表明，若经由消费者最优化问题建立消费和闲暇（以及因而真实工资）联系，则消费是否确实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供给和价格粘性假设。但该简单新凯恩斯主义形式受到面版数据VAR实证研究的质疑。Blanchard等

[5]和Muscatelli等

[17]表明财政冲击具有传统凯恩斯主义效应，因为政府支出增加导致产出暗含财政乘数接近或大于1。和消费持续上涨。Giavazzi等

[19]在非VAR背景探究特定时间的财政政策事件，并表明同时存在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李嘉图主义）效应。Galí等

[20]证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包括部分消费者的非最优化行为即拇指规则消费者，Gali et al.（2004）强调其不能跨期借贷和储蓄。近期文献称为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可以解释消费对暂时政府支出冲击的正向反应。本质上，若消费和闲暇间的替代效应支配财富效应，则政府支出增加导致真实工资上涨，因为拇指规则消费者花光当前收入，总消费增加。若在消费者行为中引入惯性，如习惯形成，该关系动态学能更丰富。

与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侧重直接支出、可支配收入、资产组合和财富效应

[21]等财政政策传导渠道不同，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方法也被称为新新古典综合（Goodfriend & King，1997）、粘性价格DSGE（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方法将新古典传统的个人动态最优框架与粘性价格和/或工资假设结合，突出经济行为人有限期界和拇指规则消费者等非最优化行为假设的重要性，并考虑影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政府债务、资本积累和扭曲性税收等因素，使得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具有更丰富的需求、供给方面效应，提高解释经济现实的能力。其一，考虑总付税或扭曲税，及其对最优化和非最优化消费者的不同影响，而且可以为薪金税的供给方面的影响建模。Edge等

[22]使用标准拉姆齐结构研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发现，扭曲税的引入使得财政政策不再是中性的，而且修正泰勒规则的已有基本结论。其二，经由政府预算恒等式，政府债务是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另一渠道。因为包括有限期界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债务为财政赤字融资对总需求具有偏离李嘉图等价的影响。其三，考虑政府债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能够产生财政政策非中性，Linnemann等

[18]基于金融财富（货币和债券）对居民交易成本的影响解释李嘉图等价偏离。其四，考虑政府公共支出（投资）对私人生产和投资决策的作用，可以引入财政政策和税收扭曲的更复杂的供给方面效应。

当然，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校准和估计需要使用其它实证研究或理论先验的行为关系参数，才能模拟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影响。但因为模型方程中的相关系数是行为（结构）参数的高度非线性函数，为确保识别或在可接受的精度内估计参数，需要设定某些限制条件。因此，估计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时可以考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可被自由估计的结构参数数量之间存在权衡。

（二）考虑资本积累和政府债务动态学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作为非李嘉图主义背景 下政府债务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探索，Leith等

[23]明确考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供给方面的影响，建立资本积累和政府债务动态学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讨论李嘉图主义等价不成立的确定性均衡动态学中的简单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设计。政府债务不再仅是出现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中的约束变量，相反，政府债务是与其他经济均衡条件交互作用，成为需要在局部均衡动态学分析中解释的重要状态变量。其中，税收是总付形式的，假定消费者死亡概率严格为正，则消费者是非李嘉图主义的，李嘉图等价不再成立。货币和财政政策被假定以简单反馈结构遵循两个程式化规则：货币政策遵循利率规则，明确规定货币工具利率如何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反应；财政政策遵循债务目标制规则，明确规定唯一的财政工具总付税率如何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水平偏离目标债务水平反应。局部稳态动态学分析表明，稳态政府债务水平在确保确定性均衡动态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不同的稳态债务门限值，局部确定性的必要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存在由‘低’和‘高’稳态债务水平刻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稳定性体制，确定性区域以非连续方式取决于潜在债务水平，并，而非由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制定的界限区分。而且，根据政策规则的两个反馈参数，总是存在参数空间区域，确保‘低债务’稳态存在确定性动态学，但不确保‘高债务’稳态存在确定性动态学。由此，不明确考虑政府债务的当前目标水平，不可能推断与局部均衡动态学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积极和消极范围。

因此，由在偏离李嘉图主义并包括资本积累的鲜明特征下考虑政府债务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积极和消极财政货币政策反应不再必须与两个政策规则反馈参数的不变门限值相联系，确定性区域的重新划分以稳态债务水平为条件。这将Leeper

[1]逻辑扩展到财政政策非中性背景，颠覆货币和财政动态学相互独立的逻辑，并在总体上导致更加对称地处理货币和财政政策，这自然增强财政政策用于设计符合确定性动态学的政策规则的重要性。其理论机制则在于：其一，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的短视意味着，政府债务经由欧拉方程中的财富效应影响总消费动态学，政府债务动态学不能与其他均衡条件分离研究。债务水平能捕捉财政政策非中性，但财富效应的相对重要性随债务水平变化。其二，因为模型中的资本形成过程是内生的，稳态债务水平和资本挤出程度之间存在联系。这影响稳态真实利率，其又是企业边际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易言之，资本存量内生时，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带来重要的需求和供给效应，使得低和高稳态债务水平存在截然不同动态学：在高（低）债务体制，若货币政策更积极，则需要提高（降低）财政紧缩程度。

（三）经济稳定作用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为探究哪种类型的财政政策可以与货币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稳定，Muscatelli等[24]使用被估计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交互作用方式。因为将新凯恩斯主义的最新进展考虑在内，如消费的习惯持续性（habit persistence）、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者最优决策的有限期界、粘性价格、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消费和企业边际成本效应（经由薪金税），可以在包括部分上述特征的模型中考虑财政政策是否经由关于产出的反应规则与货币政策一起促进货币政策发挥稳定性作用，突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各种传导机制。货币政策遵循标准前瞻名义利率泰勒规则识别，财政政策采取自动稳定器的简单后向形式，用于捕捉财政政策对源于自动稳定器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滞后反应。基于美国和欧洲数据，Muscatelli等

[24]估计/校准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相结合的被估计模型的基本和修正形式，考察不同财政规则与货币规则结合时的功效。

基本模型中，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非生产性政府支出由个人所得税和薪金税支付，财政政策经由新凯恩斯主义IS曲线影响经济，并发挥有限作用：财政政策不降低对需求冲击反应的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以及由于供给冲击的产出变动性。偏离消费者完全最优化和无限期界假设后，财政政策存在降低产出变动性的巨大空间，尤其在有限期界消费者模型中，财政政策成为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因为消费者前瞻行为和李嘉图等价不成立时消费的财富效应加强。财政政策对拇指规则消费者和最优消费者具有不同影响：经由影响最优消费者IS曲线的资源撤出效应，政府支出直接稳定产出；个人所得税降低拇指规则消费者可支配收入，进而降低消费，薪金税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成本降低总供给。拇指规则消费者在财政政策传导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较多拇指规则消费者使需求和供给冲击后的经济稳定性降低，一方面，不断提高拇指规则消费者数量使薪金税更有效；另一方面，拇指规则消费者降低消费平滑程度，并通过IS曲线中利率相关系数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因此，经由影响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和支出，财政政策虽有助于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稳定效果，但力道递减。这符合Jones

[25]的论述，其使用美国的被估计随机增长模型（没有价格粘性）发现财政政策在战后时期具有有限稳定效应。当然，因为没有考虑税收扭曲，基本模型存在有限供给效应，若考虑税收对供给的扭曲效应，则财政政策显然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目标。未考虑部分消费者的非最优行为或有限期界而考虑扭曲税收的更丰富识别，Andrés等

[24]主要强调财政规则设计对产出稳定性的影响并发现，除非存在显著的真实和名义刚性，否则扭曲税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的权衡。

修正形式模型中，最优化消费者以不变死亡概率具有有限期界，债务为财政政策融资经由财富效应影响最优化消费者的消费。财政政策显著降低产出方差，但对通货膨胀变动性影响微小。部分消费者遵循拇指规则行为，债务的财富效应引入货币财政政策交互作用的一个渠道，因为利率变化将经由政府预算约束影响总需求。而且，货币财政交互作用的经济周期影响更加明显，从而潜在地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变动性。周期性是由于有限期界消费者对模型债务动态学反应以及消费者支出中引入惯性的拇指规则消费者间的动态交互作用。

五、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体制转换模型方法研究

遵循财政货 币政策选择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并允许存在多个体制变化，体制转换模型日益广泛地应用于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Davig等

[4]估计美国战后时期货币和税收政策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规则，前者遵循泰勒规则，后者使税收调整成为政府债务和其他变量的函数。被估计的规则将政策行为划分为截然不同的积极和消极货币和财政体制时期，不仅揭示货币研究中流行的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行为时期，以及与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相联系的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行为时期，而且即使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历都是消极或都是积极的时期，也可能存在唯一静态均衡，避免了固定体制模型框架内经济徘徊于不确定性（双消极政策组合）、不存在均衡（双积极政策组合）或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唯一均衡（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或消极货币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时期的含义。因此，从不断经历体制变化的角度看，战后美国数据可被建模为独特的局部唯一均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根据某些概率法则改变体制，私人行为人将随机体制过程嵌入其预期函数和决策规则，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期仅是定义行为人决策规则的状态向量的可选实现值。消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行为并不意味着均衡是不确定的，经济可以暂时经历积极财政政策和积极货币政策组合时期而没有可怕的经济后果。作为结果的体制转换模型动态学与固定体制模型不同，主要是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财政扩张的反应。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下，税收削减产生通货膨胀和产出上涨，这是固定体制模型由于李嘉图等价不能出现的反应。而且，产出和通货膨胀对独立同分布税收冲击的反应极度持续。税收削减后，消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体制与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类似。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中债务不稳定，货币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固定体制模型研究类似。原因在于，体制转换均衡中，货币和税收政策的外生扰动诱使行为人相信他们的财富在初始价格已经发生变化，对觉察到的财富变化的反应决定这些冲击的影响。因此，总付税冲击总是影响总需求、通货膨胀和产出，独立同分布税收冲击经联储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被传播多期。

Davig等[4]在体制转换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探讨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并发现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总是有效且数量效应显著。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机制作用之下，总付税冲击始终影响总需求、产出和通货膨胀，税收非中性是因为估计暗含着行为人总是为未来积极财政体制设置正概率集，这种信念使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有效。量化结果表明，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机制在美国数据中是重要的。1美元的突然暂时税收削减将长期内产出贴现现值提高到0.76-1.02美元，取决于模拟的政策体制条件。若货币财政体制不变，2%产出的暂时税收削减将长期价格水平提高1.2%到6.7%。使用政策体制被估计分布的随机模拟表明，6年后产出乘数是0.43-1.36美元的概率为80%，而6年后2%产出的税收削减将价格水平提高0.53%-2.27%。使用被估计政策过程的体制转换结构有助于将传统模型的财政含义与税收政策的巨大总需求效应的实证文献调和起来。传统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在总付税情况下产生李嘉图主义等价，但体制不断转换时税收成为重要的内生变量，税收扰动具有显著的短期总需求效应，这是分解李嘉图等价的生命周期方法不能产生的结果。

六、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趋向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