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历史推理法；宏观经济学；凯恩斯流动性偏好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073-02

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常常有学生被“凯恩斯流动性偏好”、“凯恩斯区域”以及“古典区域”等概念弄得糊里糊涂，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基本的概念以及由这些概念引申出的政策含义。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地理解和掌握这些概念并深刻理解经济政策的适用性，必须认真学习宏观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应用历史推理法，把对概念和政策的理解融入到对历史背景及其背后经济逻辑的理解和掌握之中。

所谓历史推理法，指的是在熟悉掌握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依照经济学的逻辑推理方法，对宏观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及其背后隐藏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掌握概念和理解政策的一种逻辑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区别于一般逻辑分析法在于它分析问题的起点是问题本身具备的历史背景，而不是一般逻辑分析所具备的逻辑假设条件。

以理解和掌握“凯恩斯流动性偏好”为例，历史推理法要求从这个概念所处的历史背景出发，而这个背景恰恰也是整个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即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具备如下特征：第一，从供给方面来看，企业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没有问题，能够迅速地满足社会需求的增加。凯恩斯假定社会供给能够以不变的价格持续满足需求，尽管这种假设有些苛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供给不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且供给的确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满足需求的增加。第二，从需求方面来看，由于整个社会经济前景暗淡，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即使政府出台相关的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政策，依然不能摆脱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第三，完全依靠市场解决经济危机的不可行。众所周知，这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本身就是信奉完全自由竞争观点的恶果，实际上是市场本身固有缺陷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因此，依靠市场不能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政府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承担起宏观经济调整的职责。

在了解了相关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再把这种历史背景和经济逻辑结合在一起，来理解“凯恩斯流动性偏好”概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刺激消费和投资，市场的利率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理性人预计到利率在不久的将来会上升，而对应的债券价格就要下跌，因此，人们纷纷抛售手中的债券，换成现金储存在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经济主体，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是现金为王的坚定信奉者，都无一例外地把收到的现金储存起来，不进行任何消费或者投资。由于货币的基本特征是流动性，而人们对于货币现金的无限偏好，可以表述为流动性偏好。那么，流动性偏好对当时的政策制定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流动性偏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情况下，这种共识必将深刻地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果政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进一步降低利率，增加社会的流动性，从而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政策意愿很可能会落空。原因在于，当政府增发的货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流转到经济主体手中的时候，受流动性偏好的影响，经济主体会不约而同地把收到的货币储存起来，从而使这些货币退出流通领域。经济主体对货币的偏好以及储藏行为与政府发行货币促进交易，盘活经济的政策意图背道而驰，因此，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在当时是无效的，而财政政策则是非常有效。之所以说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原因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摆脱流动性偏好陷阱。政府通过增加政府购买，增加转移支付，发行公债以及减税，能够直接带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这种总需求的增加又可以通过社会总供给的增加而得到满足，并且这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是以社会物价基本不变为基础的。因此，在流动性偏好存在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无能为力，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和方法。如果以上的经济逻辑成立，那么，政府必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承担无可替代的职责。因此，政府如何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就成为一门科学，而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就是历史的必然。至于“凯恩斯区域”和“古典区域”，无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极端情况而已。在“凯恩斯区域”，LM 曲线呈水平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带来利率的上升，而不能带来社会总产量的增加。相反，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可以实现在利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达到增加社会总产量的目的。因此，在“凯恩斯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无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有效。与之相反，“古典区域”对应的LM曲线是垂直线，这是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不仅能够降低利率水平，而且能够促进社会总产量的增加。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造成利率的上升，物价的上涨，而对经济增长毫无帮助。因此，在“古典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有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无效。

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这场危机认识的越深刻，对历史背景掌握的越充分，越能够正确地理解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提出的各种概念和政策主张，越能够高屋建瓴地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篇2

【关键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职责 预算统一

财政政策

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出以来，就存在着编制主体之争，目前主要的观点有两个：“财政说”和“国资说”。

“财政说”认为，财政部门应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主体，国资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编制国资经营预算，国资经营预算只能是部门预算。其主要依据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规定要求财政部门编制执行国有资本预算；为维护政府预算统一、完整，国家财政部门应为国有资本预算编制主体；国家预算只有在财政部门的统一编制下才能使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本预算余缺相继，相互融通；国有资本预算是财政政策的衍生手段，国有资本预算管理必须超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

“国资说”认为，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代表，应当主导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其理论依据是：由国资委编制国有资本预算是实现国资委管管人、管资产和管事相结合的保证；政府公共权力和法人财产权在国家利益和股东利益上相互抵触，政府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预算必需分离；国资委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利于出资人的市场主体地位和企业的经营预算管理的对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国资部门为主编制，但编制的预算不是政府预算，而是出资人的财务预算或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特别预算，国资部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需要法律的特别授权。

这种争论的背后，除了有财政与国资管理部门职责要求的需要，也客观存在着对各项国有资本收益及其相关支出权的争夺。经过协调，结论是：财政部编制总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资委试编央属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但这仅是暂时性的安排，并不意味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主体争论的结束。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法律的责任上，还从是维护预算的统一上来看，财政部门都应承担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责任，原因如下。

一、是财政部门的内在职责要求

1、理论基础

按照厦门大学邓子基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本质“一体五重”和财政管理“一体两翼”的论述，社会主义财政具有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本)财政的“双重(元)结构模式”特点，财政不仅具有社会管理职能，还具有经济管理职，因此财政不仅要参与税收的分配，还要参与国有资产收益的分配。

社会主义财政职能定位也为财政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主要发挥着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职能。从财政资源配置职能来看，财政不仅要调节资源在地区之间的配置，还要调节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非政府之间的配置。从财政收入分配职能来看，财政不仅具有调节个人收入的职能，还有调节企业利润的职能；从财政经济稳定职能来看，财政需要通过国家预算做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2、法律依据

1994年颁布的《预算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具体编制中央预算……；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具体编制本级预算……”。1995年颁布并实施的《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各级政府预算按照复式预算编制，分为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第十九条第二款明确预算收入包括“依照规定应当上缴的国有资产收益”，即指各部门和各单位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境内外国有资产产生的收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上缴部分。这为财政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供了法律依据。

3、实践要求

1995年，财政部发文明确要收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2001年，财政部了《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确定了财政的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职责。多年来，国有资本（产）经营收益也一直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列入政府收入科目，并对收益的监缴入库做了大量研究和探索。为了贯彻落实《预算法》和中央有关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要求，财政部在2006年6月份起草《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其准备工作现已经完成，正在研究制定上报国务院。该《意见》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的划定，不仅包括国资委监管的部分央企以及地方各级国企等非金融企业，还包括各类金融企业，以及国家各部委下属的国有企业，涵盖的范围比较全面。该《意见》的出台，将明确财政部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合法性。

二、是维护预算统一的体制保证

国家预算作为政府的年度收支计划，有其自身的规律与原则，预算的统一与完整是其重要原则。预算的统一与完整要求不仅仅是指编制主体的唯一性，更重要的在编制主体的基础上，要求政府根据国家的社会事业、经济发展目标，统筹安排各项收支计划，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而保证预算编制主体的唯一是实现政府预算统一与完整的重要体制保证。虽然国家规定“政府预算按照复式预算编制，分为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融通。如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分裂出去单独编制，是否也意味着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也可以分裂出去单独编制？这样政府预算将四分五裂，一方面是预算的统一完整政策原则受到破坏；另一方面，如果各项预算实行不同部门单独编制，由于各项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且缺乏调剂手段，不仅各项预算无法平衡，整个政府预算的收支平衡将不能得到保证。

同时，当前国资部门监管的仅是非金融类的部分国有资产，尚有大量的金融类国有资产与非金融类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能保留在财政部门。从这一角度来看，由财政部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是维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一与完整的有效途径与办法。

三、是贯彻国家财经政策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财政政策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职能不断加强，实施怎样的财政政策对保证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财政政策主要运用国家预算、税收、国债和财政投资四大手段从收入分配、货币供应和价格影响来调控宏观经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政府预算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是贯彻执行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也只有在财政部门的主导编制的前提下，与财政公共预算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对地方政府，特别是省以下政府，由于不能实行赤字财政、不能制定税收政策、不能发行国债，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调控力度明显不足。因此，如何统筹使用预算与财政投资手段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分离出财政，则地方财政对经济调控作用将更加弱化，对国家财政政策的执行也大打折扣。

四、财政部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正确处理几种关系

1、正确处理公共财政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关系

公共财政预算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基本的财政收支计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对国有资本实行存量调整和增量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1）公共财政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均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落实国家各项经济政策，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同样的责任。（2）公共财政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论在权能依据、实施目标、收支形式和收支范围上均存在着不同，其管理手段和编制方法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在保证政府预算的完整和统一的前提下，既要实现公共财政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间的相互融通与协调，又要保证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相对独立性。

2、正确处理财政部门与国资部门的关系

财政部门作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主体，并不是排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作用。相反，作为国有资产的监管部门，财政部门应充分发挥国资部门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重要作用，二者相互协调与配合。因此，我倾向于财政部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资部门编制部门预算或出资人预算的观点。即财政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国家财政政策的需要，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原则、程序、方法、收支范围等，国资部门在国资本经营预算总的框架内编制部门预算或出资人预算，报财政部门汇总审核。

3、正确处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企业财务预算的关系

企业财务预算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基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必须在各个单一企业制定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的基础上，遵循一定的编制原则与方法进行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企业财务预算总的反映，但不是企业财务预算的简单汇总，除了遵循相关原则与方法外，还需要通盘考虑整体的国家经济政策与产业发展规划。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建立在准确、翔实的企业财务预算基础上，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财政政策的实施来编制。

【参考文献】

[1] 邓子基：略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地方财政研究，2006（1）。

[2] 彭清寿、赖永添、吴子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主体之辩．21世纪经济报道，200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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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宏观调控经验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看到，政府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少，单靠加息降息这类传统宏观政策难以调控经济运行，一些国家甚至进入负利率时代。你怎么看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史蒂芬・罗奇：中央银行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正在失效。从零利率到量化宽松再到负利率，可以说是从一个无效的政策到另一个无效的政策。零利率和量化宽松对于疲软的市场来说是强效的解药，但在修复资产负债表漏洞和刺激总需求实质性回升上，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同样，转向负利率政策并不会在全球长期缓慢复苏进程中带来明显的经济驱动力，相反只会增加金融风险，使下一场危机成为可能。

以上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本质原因。对于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而言，重点应放在需求端，只有企业修复完负债，才有可能结束资产负债表衰退。在货币刺激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效的情况下，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要先于总需求的复苏。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说负利率使下一场危机成为可能？

史蒂芬・罗奇：负利率政策最早于2014年在欧洲推出，最近日本也采用了，是近几年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一个重要变化。过去，货币政策的重点是通过降低借贷成本和利用财富效应来增加总需求。而现在的负利率政策，是通过对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征收“罚金”，从信贷供给端来刺激经济。也就是说，鼓励银行发放新的贷款，而不考虑实际贷款需求。实行负利率的央行认为，传统货币政策与量化宽松、负利率等非传统货币政策在效果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认知是有问题的。

在传统货币政策中，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贷款利率对实体部门产生影响。这些部门的需求会根据基准利率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在对信贷价格敏感的实体部门，利率调整的影响迅速被传导至整个经济，这种影响还常常受到资产价格上涨的提振。而在非传统货币政策中，传导机制主要通过资产市场的财富效应来发挥作用。

若干风险值得警惕，比如决策者可能对泡沫化的金融市场会产生依赖，不太愿意使用财政刺激政策，从而落人流动性陷阱。由于缺乏财政刺激政策，央行只能继续向泡沫化的金融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增加了金融不稳定的风险。此外，央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资金大量流入金融市场，股市和债市出现大量泡沫，实体经济出现严重扭曲。当泡沫破裂，失衡的经济体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而盯住通胀的央行已经“弹尽粮绝”。

中国经济报告：关联储从去年开始进入加息周期，每一次加息时点都会引发全球范围的猜测和市场波动，你如何看？

史蒂芬・罗奇：经验表明，渐进式正常化所带来的过度流动性，极容易导致金融市场风险暴露。在正常化过程将更长的预期下，这些风险更让人担忧。美联储渐进式加息的过程越久，它所面临的困境就越艰难，系统性风险也更大。只有非常独立的央行才能让实体经济摆脱对金融市场的依赖。然而，陷入政治化经济增长争论的美联储无法承担这一功能。只有缩短正常化时间，美联储才有可能降低系统性风险。美联储越早对市场动手，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就越小。诚然，陡峭的正常化路径也存在一定问题，但远比又一场灾难性危机要好得多。

中国经济报告：关联储在对短期利率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在通过前瞻性指引来稳定中长期利率，以确保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前瞻性、持续性。如何更好地发挥预期引导的作用？

史蒂芬・罗奇：从整体来看，政策不一致的风险越来越凸显。战略与战术、长期与短期之间的权衡取舍，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均存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改变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比如对政策目标优先序进行更明确透明的排列，避免不同政策议程的目标之间发生冲突。再者，央行应独立制定金融与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报告：流动性泛滥已成为全球性难题，各国应更多依赖财政政策，而非竞争性宽松货币政策。你对如何更好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有何建议？

史蒂芬・罗奇：财政刺激政策必须要有退出机制。在我看来，后危机时期政府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比较糟糕的退出政策也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不管是央行还是财政部门，必须要解决特殊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危机后各国宏观调控政策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史蒂芬・罗奇：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警惕，若一味操控经济、不推行结构改革，经济就难以走上健康复苏之路，可能会导致更多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及日本式长期停滞。比如日本，二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就经济神话，主要是因为日元汇率被压低。但抑制汇率是不可持续的，在1985年《广场协议》中，欧美对日本的做法提出质疑。随后日本银行不得不实施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催生了大规模的资产及信贷泡沫。最终泡沫爆破，日本经济迅速步入衰落，时至今日日本仍然饱受经济失衡困扰。

虽然有日本的惨痛失败做为前车之鉴，但世界其他地区仍然坚持以货币政策纠正结构性问题。2008年后，美国、欧洲、日本迅速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然而，这种政策除了对个别经济体复苏产生影响，还导致证券市场价格急升、货币汇率下降，带来更广泛的系统性风险。随着各国央行接二连三地大举向市场注资，令全球出现资产泡沫的风险加剧，各国货币也有可能竞争性贬值。另一方面，各国政策制定者却错误地满足于现状，缺乏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动力。

量宽政策下，各国不断注入流动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利息转为资产及外汇市场。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支持者表示，这种情况不足为惧，因为央行以传统方法无法做到的事情，如今可以通过资产市场泡沫形成的财富效应或压低汇率达成。但实际情况是，在遭受过经济危机冲击的经济体中，财富效应和汇率效应都无法推进经济企稳复苏，反而产生了新的失衡问题，成为不稳定因素，有可能令全球经济持续受一系列危机所困。

中国宏观调控实践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判断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

史蒂芬・罗奇：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没必要保持悲观，但对中国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承诺。中国在不断推进结构性调整。一些因素如股市泡沫破灭、货币政策陷入两难、资本大量外流，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中国正在进入市场主导的消费社会，金融基础设施配套将不断完善。因此随着中国向新增长模式转型，经济再平衡的推进和金融改革的滞后二者之间的不匹配最终将得以解决。短期来看，金融改革滞后也不意味着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这为抵御传统的货币和流动性危机提供了重要缓冲。当然，如果中国外汇储备按2015年减少5000亿美元的速度持续下降，那么这种缓冲将在6年后消失。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是1998年的20多倍，我想，这种悲观情形不会产生。

中国经济报告：对于长期增长来说，结构性政策非常重要，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缩窄，结构性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吗？有没有比较好的衡量结构性改革成败的指标？着眼于中长期的结构性政策与短周期的调控政策如何平衡？

史蒂芬・罗奇：中国不应该在结构性政策和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之间进行权衡取舍。中国有足够的工具、资金和政策空间同时进行调结构和稳增长。

衡量结构性改革成效的最佳方法是需求端占GDP的比重（具体比如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供给端的生产效率。如果中国成功完成其结构性改革议程，那么私人消费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将保持强劲增长。中国应避免结构性改革的倒退，即使是在面临短周期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也应该坚持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人说中国将获得成功并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结构改革的模板。对中国怎样更好地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你有何建议？

史蒂芬・罗奇：供给侧经济政策的概念在宏观政策讨论中颇具争议。在20世纪80年代，供给侧经济政策被里根和撒切尔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包括减税、放松管制、削减资本和劳动力过剩产能等政策，从而振兴了美国和英国经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英经济好转，受益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这种结果无疑将是当今中国决策者非常希望看到的。中国提出了一系列供给侧改革措施，如削减过剩产能、减少国企冗员、住房去库存以及去杠杆。最终，生产率将是判断供给侧改革措施成功与否的标准。随着中国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转型，生产率增长必然会放缓。中国的关键任务是缓冲生产率放缓的下行空间，让经济平稳着陆。

此外，供给侧改革措施不应被视为振兴原有制造模式从而阻碍向新模式转变的一种不正当策略。虽然中国从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并希望保持这一地位，但若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仍有必要推动以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再平衡。但与此同时，在迅速采取供给侧改革措施的过程中，中国还要防止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否则将影响到转向新增长模式的进程。正如中国决策者所强调的，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

篇4

中 国人民银行10日宣布，从12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达到18.5%（世界范围的罕见高位水平）。这是年内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前五次分别是1月28日升至16%，2月25日升至16.5%，5月10日调整为17%，11月16日增至17.5%，11月29日升至18%。而第四、五、六3次调整时间不到1个月，是过去较为罕见的现象。显然，这是在通货膨胀压力日趋严重情况下的一种被迫反应。

不久前国家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对当前通胀压力的解释，值得关注。这位负责人认为，以往物价上涨主要是由于局部短缺造成的，而今年物价上涨的原因和品种与以往有所区别，食品价格上涨并非短缺所致，而是在于流动性过剩。官方给出的四大原因第一是货币发行过量，尤其是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国际市场大部分商品价格明显上涨。第二是临时性因素，如灾害天气导致蔬菜价格上涨。第三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导致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快速向城市流动，迫使农产品的成本有所提高。第四是热钱炒作特定商品，上半年绿豆、大蒜、棉花等都出现了价格上涨。

近期，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把国内经济出现负面后果的责任，部分归咎于美国经济政策的负面扩散效应，反映出中国宏观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美国第二阶段量化宽松(QE2)被中国政府视为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为了应对美国经济政策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恶果，中国货币当局被迫反复实施冲销政策，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可能继续提高，但加息空间则相当有限。

美国实施第二阶段量化宽松政策是希望进一步刺激仍旧疲弱的美国经济，这样势必形成美元的贬值，客观上迫使人民币升值。倘若中国坚持人民币不主动升值，或在压力下做出微幅上调的应对，就会面临货币供给严重过剩的棘手难题，从而面临通膨的更大压力。

11月20日国务院出台16项措施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强调加大农产品供应，打击囤积、哄抬价格等行为，鲜菜运输车免交高速公路过路费、检查费等，重申“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同时要求在年末和明年年初（元旦、春节期间），都将严控出台政府提价项目，包括水、电、油、气四大类以及公共服务收费。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每年达到9%以上，但老百姓的“幸福感指数”却并不高，城乡居民确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和实际福利水平也远低于官方统计数字。就业机会、教育性价比、医疗服务、养老保障、食品安全等重大社会问题并未得到显著改善。

11月14日总理在澳门表示“调控房价确实很难”，随后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也表示“国家房地产调控十八般武艺都试了”，“调控难度之大前所未有”。自9月29日掀起第二轮楼市“猛药”调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限购令、限贷令、限价令、限外令等政策相继出台，剂量愈来愈大，“药效”却愈来愈小。但政府调控决心未变，平均房价水平不出现明显下降，政府誓不罢手。

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价格问题，土地所有权误区、垄断供给与分时投放、权力配置与寻租现象、行业准入“玻璃天花板”等实质性问题，扭曲了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供求性质，如果不能从根本层面上解决利益冲突的矛盾和“逆市场化”运行机制，房地产问题将会演化为中国经济无法克服的长期隐患。

笔者以为，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仍然保持在8.5%以上的高位，但通胀水平将接近5%，就业压力也在持续加大。当前应当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严格控制政府支出和公共工程的规模，着重经济增长质量与当前实效。

此外还要积极改变出口结构和导向，调整出口市场重心，通过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和发展家庭服务业增大就业空间。应停止出台对房地产价格的直接干预政策，下决心根治土地供给与出让环节中的腐败、垄断和“逆市场化”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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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投资;消费;比较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9)增-0018-03

一、两次宏观调控政策的比较

(一)相同之处

1. 从外部环境看,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1997年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爆发危机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为维护国内经济稳定以及保证香港经济繁荣,中央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在客观上形成外部通货膨胀与内部通货紧缩的反差。这种反差不仅表现在出口商品和劳务价格的相对上涨,而且表现在国内商品和劳务价格的相对下跌,形成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新旧体制转轨造成人们对于未来前景的不确定。中国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衡量)从1993年的l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时被认为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l-7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2%。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双重影响,外部需求持续下降。数据显示,自2008年11月出口增速开始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2.2%,此后出口下降幅度不断扩大,12月同比下降2.8%,2009年1月同比下降17.5%,2月份同比下降25.7%。

2. 从内部环境看,都是我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四个“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二是四个“紧张”: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三是一个“乱”:经济秩序混乱,特别是金融秩序。为了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1993年6月24日,中央决定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支持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已基本消失,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即出口的支持因素尚在形成之中,因而导致经济自发增长的能力减弱,内在收缩力度加大,通货紧缩迹象明显。同时,1998年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企业连续多年亏损,出现了大量“下岗分流”人员,失业压力增大,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大幅增长,金融体系也非常脆弱。

从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看,我国此轮从200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在2007年第二季度已达到峰值,从第三季度开始步入周期下降阶段。2008年四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6%、10.1%、9.0%、6.8%,2009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下滑至6.1%。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也分别在当年第三季度和第二季度达到波峰后,进入周期性回调状态。

3. 从政策措施看,采取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贯彻扩大内需的政策,1997年以来的七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国债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达1.32亿元,为国债投资的2倍;另外,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消费信贷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消费需求。除了信贷支持外,连续三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同时,通过国家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提高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充分发挥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协调与配合的作用。

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金融危机并迅速向欧洲甚至全球蔓延,可能给全球实体经济带来较大负面冲击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财政政策来看,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落实这些措施的投资额到2010年底约需4万亿元人民币。并多次调整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率,2008年以来累计调高了半数以上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并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这有助于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就货币政策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四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了实行将近一年的商业银行信贷额度控制。同时,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带动了银行迅速的信贷投放。2009年上半年信贷投放7.36万亿元,超过2008年全年4万亿的投放总额。

4. 从风险防范看,都强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1998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在设施扩大内需政策的同时,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7年至1999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商业银行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风险或金融隐患还没有消除。1998、1999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还在上升。直到2001年,在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3年后,金融风险才开始下降。

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强调,在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力度的同时,各类金融企业要切实加强基础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

(二)不同点

1. 从政策出台的背景来看,目前外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更大。从外部环境来看,本轮遭遇的是结构性危机,而不是周期性危机;是一次全球性危机,而不是局部性危机;本轮危机是最近十年全球经济模式的一种反思,美国只消费,中国只储蓄和投资,这样一种搭配的经济模式,造成全球经济越来越失衡,越来越严重,最后只能以一种危机的方式来调节,而且危机覆盖面广,冲击大,G3经济体整体衰退。而1997年是一个局部危机,主要是亚洲及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并未形成全球性的危机,美国和欧元区经济还处于景气上升周期。

从经济结构来看,与98年我国的经济结构依赖于消费和投资相比,现在更趋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当时出口占GDP比重仅为20%多,但目前,出口占到我国GDP比重的40%,对外依存度高达70%,所以这次全球性的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远远大于上一次。

2. 调控的经济体制基础和发展阶段不同。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处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但尚未“基本转型”的过程中。199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821美元,经济总体实力还处于相对较弱的阶段,GDP总值仅达到84402亿元。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的发生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倒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为有效应对危机及国内经济下滑和需求不足的状况,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制度改革,促进了公众的被动式消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新型消费增长点。

本轮宏观调控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经济基础较为雄厚,我国人均GDP2008年达到3000美元以上,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达2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抵御风险能力更强。虽然,通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释放消费需求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存在。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仍不完善,同时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与变化时,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消费结构升级以及更大的资源与环境压力,这同样可以释放出公众消费需求。

3. 从政策实施的力度来看,本轮刺激政策力度更大。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扩张和中性政策的搭配。1998年,当时政府发行4000-5000亿元的国债,带动了大概两万多亿元的投资规模。而此次实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将在2010年底之前安排4万亿元的投资,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就安排投资1000亿元,追加政策性银行2008年度贷款规模1000亿元,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 2009年1-6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7.3万亿元以上,超过了上年全年的信贷总量。这一投资力度是很大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

4. 从调控方向看,本轮调控更注重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十大扩大内需措施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中央决定,实施增值税转型,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各地也纷纷出台了鼓励措施;各金融机构正在加大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是需要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医疗、教育、社保体制的改革与投资。所有这些与市场压力下的企业自主调整结合起来,成为推动中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真正动力,

5. 从调控重点看,把注重改善民生作为扩大内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经济实现内需驱动型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1997、1998年主要投资方向是基建,公路和机场,这次主体虽然也是基础设施建设,但改善民生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房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工程等;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电网等;加快建设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

6. 从金融风险防范来看,商业银行更加注意自主防范风险。1998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刚刚向商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在支持国家和地方扩大内需上一些项目上往往没有太多的自主性,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统计数据显示,仅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等四家国有银行,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就先后采取各自不同的方式,将共计11861亿元的不良资产进行了二次剥离。

现在占银行业资产大部分的商业银行已经上市(上市银行已达14家),银行经营管理要受到股东和投资者利益的约束,即银行的每一笔贷款都要考虑防范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要考虑安全性和流动性。特别是在落实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和项目的贷款人及其监督方,为了保障自身资产的质量和安全,必须加强信贷资金使用和运用的监督管理,以保障资金合规使用。

二、98年宏观调控政策的经验与启示

(一)保增长必须立足于转变增长方式,扩大有效需求

保增长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即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要根本的启动内需、扩大最终消费,核心措施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中、低档收入的居民生活水平。只有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了,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从根本上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

(二) 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的功能

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两个部分,也是政府应对衰退的两道防线。就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器部分而言,由于收入一侧的所得税和开支一侧的失业保险补偿占GDP的比重较小,以及对地方政府举债的限制造成在1998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在经济下滑时所发挥的“托”总需求方面的作用有限。在相机抉择政策方面,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工具匮乏,真正能使用的工具是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开支,无法有效、及时和低成本的促进经济复苏。同时,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注重对时机的把握,强调政策实施的实效性及政策的适度性。

自1998年以来,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部分的安排并没有重大改变,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亦没有增加。因此,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造新的财政政策工具,减少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并快速有效、低成本地应对经济下滑。

(三)要避免积极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挤出效应

积极的财政政策,伴随大量的公共投资,带来就业的稳定,有助于消费回升,从而有效带动相关行业的投资回升。但公共投资的扩大意味着财政赤字的扩大,而且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往往伴随着垄断权力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对民间投资形成排斥,并不断从比例不断降低的国民收入中抽取垄断利润,导致消费需求日益萎缩。从9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来看,对调动民间投资的作用有限,没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几年来,主要靠发行国债、扩大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政策实施后期,在一定程度上挤出民间借贷能力和民间投资及消费。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有效约束财政资金的使用,并积极启动民间投资,最大限度减少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四)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一个国家的内需是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着直接和深刻的联系,有效启动内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目标更多的是追求币值稳定,如果靠货币政策来启动内需,等于对社会收“货币税”,对公众的财富和自我保障形成冲击,从而使公众产生负面预期,不敢投资和消费。与此同时,频繁使用货币政策,往往会出现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不良循环。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则负有更多启动经济的功能,因此货币政策要在有利于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下,适时适度调整。

(五)必须积极激发实体经济内在活力,引导其自主投资

实践证明,经济增长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外在推力,更需要微观活力的激发。因此,要改善微观措施,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和投资能力,快速形成新的增长点。

三、当前扩大内需应把握的几个问题及政策建议

(一)应提高公共投资质量,减小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

一是要努力创造有利于民间投资的环境,将其纳入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一些行业的准入标准要放低一些,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要适度地放开。二是对于重点民营企业及其重点项目,除资金支持外,还应在项目运行的有关制度、投资管理等方面给予指导。三是要拓宽融资思路。在投资方式上,要推动信托基金、产业基金发展,扩大民间投资渠道,把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如在企业发展的初期实行税收优惠;实行贷款援助,成立民营企业融资担保公司;建立风险基金;政府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的融资环境等。另外,应当大力发展中小型的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可以通过推动小型直接、间接融资渠道的发展来加以促进。

(二)找准突破口,提高消费能力,扩大投资乘数效应

一是应从源头上解决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两大问题。促进消费是提高投资乘数的关键。目前我国消费不足的最大症结是巨大的农民群体消费水平低下。而提高农民消费水平,首先就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这就要求重点解决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农产品结构的优化以及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引导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其次,要破解农民消费的“硬件瓶颈”―基础设施落后,就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多方面创造条件,使农村更多地区通水、通路、通电话、通广播,释放农民消费潜力。最后,要破解农民消费的“软件瓶颈”―公共服务体制不完善,就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探索新型养老模式,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消除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此外,还应加强农村综合服务体系建设,解决农民买难、用难、维修难的问题,促进农民消费积极性的提高。

二是政府要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可以通过大力推动廉租房、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采取税费优惠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住房消费、引导开发商积极促销等措施促进房地产消费的稳定增长。

(三)改革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

依靠资金成本的变化来调节、改革信贷结构,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步伐,可以考虑在扩大现有的商业银行信贷浮动利率定价自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放开一些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并使用贴息贷款等方式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加快企业债券和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改变目前的货币对冲办法,不过多地依靠准备金调整而主要依靠央行票据的办法对冲外汇储备的增长。有步骤地构造利率和汇率的联动机制,实现货币市场和汇率市场之间的传递。

篇6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项中长期的战略任务，又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之一，是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质量，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纲领和政治理念的重要任务。一方面，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制约资源节约、影响环境友好的制度环境和个人行为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存在和产生于经济系统中，因而可以说，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核心任务。而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点、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切入点、规范和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主体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行为的有力准则和长效机制，其建立和完善又是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最主要任务。据此，本文以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制定和实施的进展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结合新时期、新阶段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赋予的新要求、新任务，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下一阶段研究和制定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建议。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进展和存在问题

环境系统对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提供的服务的公共品特性和长期性是自然资源过快损耗和环境污染的基本原因，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环境经济政策的设计使用正是针对上述基本原因，以内化环境成本为原则，力图通过政府规制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通过经济激励使市场主体的行为向有利于环境改善的方向转变，并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具体来讲，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经济调节等经济杠杆，调节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

“十一五”时期，基于构建两型社会的要求，环境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均出台了大量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费政策、环境资源定价政策、绿色金融政策、绿色贸易政策、排污权交易政策、生态补偿政策、行业类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经过政策实践，环境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保障了“十一五”环保规划目标的实现，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污染减排、防范环境风险、维护群众利益的新机制初步形成，政策成效初步显现。但是，应该看到，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应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

第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过程中若干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仍有待明确。

一是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本身的定位和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仍未明确。首先，应主要通过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的环境问题不明确。环境问题是多维度、多角度的问题，我国需要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非常多，包括常规污染物减排、重金属、持久有机污染物、化学品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问题，哪些应该主要或辅以通过环境经济政策这种“内在约束、低成本”的政策手段来解决，尚不明确。其次，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不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共同组成环境政策体系，虽然从世界各国环境政策发展的潮流来看，均是向规制工具和经济手段并存的方向发展，但是，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手段仍旧只是作为直接管制的补充而形成所谓“混合”模式，并不能代替直接管理类手段。因而，环境经济政策究竟应该在哪些领域发展到何种程度，其目标不明确。应该说，不同的环境问题有不同的产生原因和发生发展机制，不同的环境政策有不同的前置条件、运行机制和适用范围，因而，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是一个奠定环境经济政策定位、指明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目标和任务的重大研究课题。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作用客体缺乏深入分析。企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也是制造污染的主要源头，是环境经济政策作用的最主要的政策客体，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图1），政府与企业在环境管理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不信任、管制到信任、支持和消极、抵触到积极、主动的过程，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着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的选择。而由于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又因存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所以导致企业对政府的环境管制同时存在着“抵触、跟进、积极和主动”的不同态度，而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多将企业视为有“抵触”的敌人，未能有效分化从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三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机理、协同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以绿色金融政策为例，其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创投、绿色证券和公众（投资者）监督等

四条途径对企业的环境守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产品和工艺创新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环保绩效（图2）。而其他环境经济政策缺乏类似长逻辑链的作用机理和关键节点的多种环境经济政策协同作用效果的分析。上述三方面问题，是制约环境经济政策形成有机整体和系统体系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环境经济政策在若干基本制度和关键领域上尚未取得制度性突破。

一是现有环境经济政策种类虽然丰富，但多是基于政策工具的易得性和易用性构建和开发的，制约和影响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若干关键领域和制度尚未突破。例如，全面反映资源开发、环境破坏和安全生产成本的重要资源全成本定价机制，反映污染治理及损害以及生态恢复成本的排污收费体系等重要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建立，这就产生了扭曲的价格信号，使得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内在动力，忽视环境保护、偷排漏排的现象普遍。

二是一些由于格式差异造成的、制约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融合的关键制度尚未破除。以绿色贸易为例，基于产品口径的税则号（商品编码）系统是整个贸易体系的根基，而虽然确有部分应该全部予以淘汰或限制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税号），但是，从环保角度来讲，更多地是应该鼓励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限制重污染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如此一来，环保层面的基于工艺口径的政策需求就与外贸管理上基于产品口径的政策供给间产生了差异和障碍，影响了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可以说，目前的多项环境经济政策，只是基于工具的易得易用性向相关经济管理政策中添加了些许环保元素，远未达到将环保内化成相关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环境管理体系与经济管理体系融合的目的。#p#分页标题#e#

第三，环境经济政策在研究、制定和应用的实践中也有若干关键技术性问题未得到解决。

一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种类少、作用小。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能够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受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实践不广。目前上述政策的应用基本仅停留在通过限制落后来倒逼污染治理和环保升级上，而对能够通过环保优化发展的鼓励先导类的贸易、信贷和金融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应用还非常少。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效益的评估尚待深入。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对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机理复杂、政策协同运用多，导致其政策效益较难评估。具体体现在：首先，缺乏对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效益的评估，比如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效果的评述仅局限于“4万余条环境违法信息、7000余条项目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其次，缺乏对大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减少了多少污染、减少了多少资源消耗等资源环境效益，相对来说较好估算，但是，其具体减轻了多少环境代价、取得了多少的经济效益、相对备选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这些研究较少；再次，对环境经济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评估，整体上进展缓慢。

第四，一些重要的配套措施尚未建立。例如，一些重要环境经济政策缺乏法律法规支撑。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生态补偿和环境责任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尚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这些政策在试点后的全面推行将面临着法律障碍。

新形势对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新时期的资源环境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我国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形成了“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产生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如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2010年，我国分别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2551.7、264.4、2267.8和2273.6万吨，均居世界最前列，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二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一系列以资源的大量消费和废弃为特征的城市生活型环境新问题。如2011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25亿辆，排放各种大气污染物近6000万吨；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退化，东部地区城市细颗粒物污染严重，部分地区出现臭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汞等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城市灰霾天气频率普遍提高，广州、深圳、上海、南京、苏州、天津灰霾天数接近全年的30%~50%。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电子垃圾的产生速度进一步加快，我国现在每年至少产生电子垃圾230万吨，仅次于美国位于世界第二，电子垃圾中含有铅、镉、砷、汞、聚溴二苯醚和聚溴联苯等几百种物质，其中50%对人体有害。表面活性剂壬基酚（NPE）和表面防污剂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等具有遗传毒性、雄性生殖毒性和内分泌干扰作用的新兴污染物污染范围越来越广、污染程度也在加重。

第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抹平我国区域、城乡和群体间的差距，促进和提升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一方面，基本的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但目前我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足、城乡不均衡、区域不协调现象较为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环境需求的提升，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在降低、对环境污染的敏感性在增强，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着发展的进程和发展的环境，该阶段资源环境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就环保政策来讲，需要通过环境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着力缩小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差距，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前瞻性的、主动性的战略调整，可通过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协助降低各类矛盾的峰值水平，促使各类矛盾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缓和，保障发展的进程、稳定发展的环境。

二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激发社会创新潜力、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促进和提高社会发展的效率。我国目前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进入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爬坡过坎期，该阶段会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行业的比较优势，必须努力提高人力资本、加强创新、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改进增长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以实现新的增长。波特假说指出，环境管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并进而建立竞争优势。因而，应着力通过适当、有节奏、有重点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下一步重点工作建议

第一，设计和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框架。

一是在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经济领域，推广和鼓励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采购；在非经济领域推广和建设绿色社区、绿色交通和绿色设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绿色制度、绿色激励机制，树立绿色文化和绿色理念。二是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生产领域，建设绿色产业（包含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服务业），研发和推广绿色设计、绿色技术、绿色投融资机制等，并进一步鼓励节能和新能源开发、鼓励治理污染减少排放，并鼓励资源循环再利用；在消费领域鼓励绿色消费，倡导绿色行为。如图3。

第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的定位和建设目标。

研究明确环境经济政策所应着力解决的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及其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第三，推动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关键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相融合。

推进环境与经济的融合，其关键一点就是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的融合，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作为融合的连接点，是最为关键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是一个脱离现有的环境政策体系和经济政策体系的纯新构建的政策体系，而是现有的环境科学技术体系和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与已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相融合、相结合发挥合力的一个结合体的政策体系。因而，在纯新建立政策体系和融入现有经济政策体系中时，必须考虑与其衔接。#p#分页标题#e#

一是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明确环境资源及其产品的各种权属关系，划清环境权、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之间的界限，建立环境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强化环境资源所有权组织对全国环境资源资产的调查和统计，明晰资源所有权。实行环境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对环境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建立环境资源产权市场，使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转让规范化、制度化。寻求能满足环境资源持续供给要求的产权管理制度，建立环境资源实物账户和价值账户，编制资源资产负债表。

二是加强资源环境经济核算，把自然资源的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用环境会计来核算环境成本和收益，因为根据平衡原则，既然把环境纳入经济系统，那么生产活动中对环境数量的消耗和环境质量的影响就要以价值形式作为固定资本消耗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在可持续发展综合经济效益的投入方面，必须包括全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的耗减和环境降级的花费，应使这部分货币化，并记作成本；在产出方面，除包括经济的有效成果之外，也应包括有效保持自然属性的成果，同时使生态效益、资源效益达到最大。

第四，推进环境经济政策法制化。

及时评估和总结环境公共财政、绿色金融、环境税费改革、绿色贸易、生态补偿、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环境价格、环保综合名录等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计划、有重点地将实践证明成熟的环境经济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充分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第五，建立绿色产业采购链。

参照染料-纺织、皮革和玩具产业链建立的供应链生态控制理念，由专业公司（如天祥公司）依据欧盟REACH法规以及较为流行的各行业标准，针对各类消费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是否含有禁用的有害物质进行检测和评估，对通过评估的产品可以获得该公司出具的测试报告、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在有效期内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可以用于已通过认证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当中，从而通过整个供应链的上下游的配合逐步建立化学品生态数据库并进行有效沟通，真正降低整个供应链生态风险和生态控制的成本。可在若干行业开展试点，建立覆盖产业链上下游供应链的生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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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200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重点要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

首先，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力度。导致目前中国居民低消费倾向的主要根源是住房、教育和医疗。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财政支出中对经济建设投资占的比重较高，对关系民生的社会公共支出较少。此外，由于住房、教育、医疗方面改革的不到位，造成了中国居民消费预期差，被迫储蓄，消费难以启动。因此，2009年的财政政策将重点解决居民的低消费问题，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等投资，减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既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长期增长。

其次，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经济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服务业发展以及产业技术进步。坚决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力度，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鼓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再次，积极减税，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纺织服装、高科技、农产品加工等行业退税力度，对个别产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大力支持出口增长；适时推出对居民的减税政策，如彻底停征储蓄存款利息税。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从财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购买力。

二、货币政策：从紧缩向适度宽松转变。

首先，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其次，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再次，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以此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结构向政策预期方向转变。货币政策将通过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通过政策引导或直接干预，以较市场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

三、投资政策：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并重。2008年底，中央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各地方政府计划投资额合计也超过了18万亿元，实行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将是2009年政策的主基调，同时注重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投资政策趋向将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其中，投资重点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交通设施项目。在中央已出台投资计划中，交通设施建设是最主要领域。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

其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启动农村消费。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再次，加大社会保障和重大民生工程投资力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长期重生产、轻生活，直接为城乡居民消费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政府投资将适当向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重大民生工程倾斜。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利用税收和金融优惠政策，引导大型流通企业到农村建立便民流通设施。

四、消费政策：增收、减负双管齐下。

首先，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提高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对农村居民而言，应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农村低保补助，增加对农民的购物补贴。对城镇居民而言，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改革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办法，费用扣除适当考虑纳税人的赡养人口、健康状况、子女教育以及住房按揭负担等；建立住房货币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住房货币补贴标准要根据各地区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变动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房价高的省市还可根据当地情况适当上浮；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可以考虑免征上市公司派发红利的资本利得税，筹建股市平准基金。

其次，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努力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扩大覆盖面。

五、外贸政策：促进出口平稳增长。2009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形势仍很严峻，总的方针是：采取措施稳定出口增长，防止和避免下滑势头。

首先，综合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支持企业开展营销、研发和并购，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其次，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建立加工贸易产业准入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

再次，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境外投资，进一步完善促进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协调机制，对于鼓励类的境外投资，我国政府今后将从外交、外汇、税收、海关、信贷、保险以及多双边合作等多个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监管体系。对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资源类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带动国内产品、设备和技术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境外生产型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通过境外投资学习国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等投资；中国的优势企业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银行、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业务，将予以重点支持。

六、价格政策：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价格改革方向，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坚决放开那些能够形成有效竞争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以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在引导资源流动、调节利益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切实加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各种乱涨价、乱收费行为，维护群众合法价格权益。

其次，对于垄断行业价格要加强监管，强化成本约束。严格限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成本、高价格，限制石油、电讯、交通、医疗、教育等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高价损害消费者的行为，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再次，对于资源类产品，要在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环境修复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价格变动涉及经济全局和社会稳定，其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决定了资源价格改革必须控制节奏，审慎推进。要在公用事业和公益行业探索建立差别价格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必需的消费给予适当的价格优惠和补贴，减轻其生活负担。

最后，继续清理整顿涉农价格和收费。按照中央的有关精神，凡不利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发展的收费政策，要予以取消或废止；价格或收费标准过高的要予以降低。提供经营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服务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的行为。要清理规范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严禁有关部门和单位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加重农民负担。

七、农村政策：促农民增收以激活农村内需。我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在农村。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只有激活7亿农民的消费需求，我国内需才能真正地、持久地得以扩大。因此，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及时出台强农惠农政策，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首先，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巩固和强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从长期看，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完善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明显提高社会消费预期。

其次，增加财政补助规模。针对当前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和今年粮食减产较多的事实，国家应选择适当时机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考虑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参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建立农业“价格-直补”综合联动机制。确保农民种粮收益为正，既可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农资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也从根本上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在扩大内需上产生稳固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八、就业政策：以创业促进就业。从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出现明显下滑，农民工返乡正逐渐增加；预计2009年失业率将继续上升，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各地应该鼓励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

首先，完善创业促进就业机制。从鼓励劳动者创业出发，政府要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并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扩大帮扶创业范围。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登记个体经营（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筹资金不足的，给予小额贷款及贴息；尽快形成政府推动、社会支持、自主创业和不断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

其次，完善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体系。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必须加强创业技能培训，这是劳动者掌握创业技能、提高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的重要手段。应尽快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各方面参与，培训适应市场，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的培训机制。要进一步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将创业服务工作延伸到农村乡镇。创业培训是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要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培训，在促进劳动者创业能力提高的同时，将就业观念教育（转下页）（接上页）培训贯穿于创业培训的始终，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就业或创业就业。

九、区域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首先，加强对重点地区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综合运用区域政策、区域规划、区域立法三大杠杆，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重视对区域产业集聚的扶持与调控，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重点推进促进中部崛起规划，制订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措施。

其次，继续做好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开发结构。加强区域政策的研究制定，促进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发展格局。提出促进异地联合兴办开发区和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建议，促进区域间产业有序转移。在继续关注老工业区、落后地区就业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重视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坚持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十、经济改革政策：清理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和制度障碍。

第一，从2009年元旦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以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测算，今年实施该项改革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

第二，加快改革医疗卫生及文化教育体制。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好改革试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抓紧出台各项具体配套政策。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第三，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办事效率。研究制定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框架、阶段任务和实施步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科学划分政府机构的职责，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提高办事效率。强化行政问责制度，积极推动事业单位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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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把握财政工作与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寻求财政系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对策，努力开创全县财政工作新局面，建始县财政局成立专门课题调研小组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调研，获得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科学发展观是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根本指针

1、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理财观的思想基础，为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念，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同样，对财政工作而言，有什么样的理财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财政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政策取向，就会对整个财政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科学发展观决定着科学理财观，能否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统揽财政工作全局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把它切实贯彻到财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体现到财政活动的每一项内容，落实到财政法规和政策之中，不仅直接决定着这个时期财政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取向，而且必然决定着这个时期财政发展的路径和财政改革的成效。为此，财政工作只有自觉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转变理财方式，提高理财水平，才能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

2、科学发展观是确保财政部门正确履行职责，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具有筹集和调节收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功能，既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能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以及财政资金投入方向和投入力度变化所产生的导向作用，不仅可以有效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还能够协调城市和农村、地区与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发展，支持扩大对外开放，从而更好地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财政部门作为财政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自身建设，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履行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组织财政收支、实施宏观调控、开展财政监督、协调利益分配关系等职责，为振兴财政服务，为推动“五个统筹”，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3、科学发展观为破解当前财政工作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县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应当看到，处于转轨时期的财政，由于种种原因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一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够配套，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未完全落实到位，尤其是省以下政府间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和规范，基层财政比较困难；二是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到位，公共服务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尤其是财政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财政收支矛盾尖锐；三是财政职能作用在某些领域尚未得到应有发挥，财政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也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理论建设相对滞后于财政实践；四是经济领域中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财经纪律松弛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上述矛盾和问题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既有认识和理论上的根源，也有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深化财政改革，加快制度创新，强化财政管理，严肃财经法纪，循序渐进加以解决。

4、科学发展观是检验财政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公共财政作为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一种财政运行模式，旨在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服务公众利益。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共财政的上述目标可否达到？亦即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怎么样？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好不好？服务能否满足公众需要？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促进“五个统筹”，是否有利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和本质要求。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思想源泉，也是检验和评判财政工作质量和工作成果的重要标志。

二、进一步理清财政工作基本思路、明确主要任务

古人云，财政即理财之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因而，财政工作的职责和任务应以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任务和政府施政的方针为依归，与政府担负的职责相匹配。从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看，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大致可概括为“一二三四”，即一个目标、二条主线、三篇文章、四大方面。

1、一个目标，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时期政府施政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对建立新型财政运行模式的一个重要定位。公共财政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种分配行为或经济活动，具有一般与特殊之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既有别于以往计划经济条件 下的“大一统”财政，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财政，属于公共财政特殊，这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形态、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文化传统及市场发育程度所决定了的。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在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方面已迈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作为一种崭新的财政运行模式，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与建立财政事权清晰、财政职能健全、服务公众需要、管理科学规范的公共财政体系的目标要求，仍有不少差距。因此，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力争早日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

2、二条主线，就是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是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战胜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也是财政工作化被动为主动的制胜法宝。尽管随着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改革的深化，财政收支的规模、范围等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但无论如何改变，增收与节支依然是财政工作永恒的主题，也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财政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落实和体现在收、支的数量和质量上。抓住了增收与节支这两条主线，就抓住了财政工作的牛鼻子，财政工作就将居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否则，财政上不去，支出不节制，财政工作就将处于被动之中，甚至陷入困境。增收，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广辟财源，做大财政收入“蛋糕”；节支，就是要切好财政“蛋糕”，厉行节约，力戒浪费，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我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坚持做到勤俭办一切事业这一点尤为重要。

3、三篇文章，指的是生财、聚财与用财。“三财之道”历来就是财政工作的主心骨，它既是一项工作，也是一门学问。能否讲究“三财之道”，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不仅关系到财政职能作用能否得到应有的发挥，而且关系到财政能否振兴和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生财是前提。生财为本，生财为先，只有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壮大财力，做到生财有方，才能确保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聚财是关键。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纳税主体的税负水平，做到聚财有度，才能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用财是核心。只有做到用财有效，财政工作方能达到预期效果，才能确保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县可支配财力有限，但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尤其需要讲究用财之道，把纳税人的血汗钱真正用到刀刃上。

4、四大方面，包括财政发展、财政改革、财政管理和财政建设。既相互关联，互相促进，又相互区别，各有侧重。一般讲，财政发展是目的，财政改革是动力，财政管理是关键，财政建设是保障。财政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一般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加以衡量。财政改革主要涉及处理财政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需要通过创新财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规范理财行为，提高经济与财政的运行效率，创造有利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外部环境，推动财政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管理主要体现在开展财政活动、组织财政收支等日常工作之中。以校正市场缺失为天职的公共财政，是以非市场方式，按非市场程序，在非市场领域，以非市场目的来开展活动的，具有公平性、非盈利性和法治性等基本特征。为此，必须摆正政府（财政）与市场的位置，界定好二者之间的责任，凡是市场办得了的，办得好的，就不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只有做到定位准确、职责分明，才能确保政府（财政）职能的正确行使，并达到其预期的目标。财政建设涉及一系列财政制度安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通常包括财政理论建设、财政业务建设和财政思想政治建设等。搞好财政建设，对于正确而有效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推进依法理财，推动财政理论的创新和财政实践的发展，进而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三、不断创新财政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1、进一步完善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包括宏观财政政策在内的任何一项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都是短期行为，具有时效性，这是因为这类政策旨在相机对宏观经济运行实施反周期调节，本身具有时效性，只能在特定时期加以采用。从中长期看，仍以采用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宜。对我国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面临的困难，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切实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另一方面不应也难以长期借助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增加对其投资，以求其经济增长。特别是随着财税金融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面临着多方面潜在风险不断向财政聚集的情况，为此，必须把防范、规避和化解财政风险作为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刻不容缓地摆上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是本着“责权利”和“借用还”统一的原则，对政府债务实施总量控制和源头控管。国债发行权宜继续留归中央，严格依据财政承受能力核定各级政府的举债规模，强化各级政府管理债务的责任，抓紧解决眼下部分基层政府过渡负债的问题。二是建立健全财政债务风险预警监测机制，实行政府债务全口径统计、风险管理和报告制度，优化债务结构，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三是充实偿债准备金，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财政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四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减少财政直接投资；按照wto规则的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及补贴机制，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的目标责任制，减少国家最终所要承担的损失。

2、完善财政监督管理机制，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市场经济越发展，财政监督管理越重要。只有加强财政监督管理，规范财经秩序，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基本思路是，以规范财政管理和财政分配秩序为重点，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财政管理信息化为手段，不断创新财政监督管理的机制、手段和方法，通过采取事前稽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惩戒相结合的办法，对财政收支特别是重点支出，实行从申请立项、核定预算、拨付资金，到安排使用的全过程监管，并追踪问效，确保财政资金运行程序的高度公开透明，从思想上改变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监督的状况，从机制上消除财政资金安全的隐患。同时，抓紧建立健全一套以财税审计专业监督为核心、单位内部监督和社会外部监督相配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依法查处财经领域各种违法违纪问题，并把发现问题、查处问题与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结合起来，努力构筑财政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四、财政工作要有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1、在理财观念上要有新突破。财政工作与党的事业密不可分，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度，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和看待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树立科学的理财观，增强全局意识、服务意识、效益意识和效率意识。财政作为各种矛盾和利益的交汇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就财政论财政，站在财政看财政，而要跳出财政看财政，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财政工作，把握财政规律，拓宽理财思路，做到不仅会算财政账、收支账，还会算经济账、社会账、政治账，正确认识和处理财政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财政与经济速度、结构和效益的关系；生财、聚财与用财的关系，始终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主攻方向，把公共财政的理念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

2、在制度创新上要有新突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主要体现在定政策、立规矩、建机制和改进公共服务上，目的是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财政工作而言，就是要通过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理顺各种分配关系，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财税环境。当前，应把预算管理继续作为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着力点。一是编制复式预算。贯彻落实《预算法》，在编制公共预算的同时，实质性启动编制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债务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二是完善部门预算。把各级预算单位全部纳入部门预算范畴，建立科学的定额标准体系和严格的项目预算管理程序，完善预算收支分类方法，修订预算科目，加强项目预审，注意预算与计划的衔接，使之做到公开、透明、通俗和规范，以提高预算编制的针对性、准确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三是健全预算决策、执行的制衡机制。部门预算既要编制科学，又要公开透明，便于执行。特别是有利于衔接政府采购，有利于方便财政拨款，利于审计监督和人大监督，确保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增强预算法律约束力。四是进一步延伸政府采购的范围，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完善“收支两条线”管理，逐步淡化乃至彻底取消预算外资金概念；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从机制上堵塞财政收支漏洞。五是加快事业单位预算改革。遵循区别对待的原则，对经营性事业单位，一律推向市场，财政停止供给；对准公益性事业单位，适当核减事业经费；对公益性事业支出，实行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核拨经费。六是抓紧建立科学、规范、量化的绩效预算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成本一效益”评估分析，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3、在服务重点方面要有新突破。要把促进“五个统筹”作为财政服务的重点。一是鼎力支持解决“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理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增加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三农”。二是推动社会事业加快发展。认真落实并不断完善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事业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重点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教育体制改革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三是大力支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合理运用财税调控手段，加大财政投入，完善配套措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走上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四是促进扩大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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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发展观是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根本指针

1、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理财观的思想基础，为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念，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同样，对财政工作而言，有什么样的理财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财政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政策取向，就会对整个财政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科学发展观决定着科学理财观，能否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统揽财政工作全局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把它切实贯彻到财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体现到财政活动的每一项内容，落实到财政法规和政策之中，不仅直接决定着这个时期财政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取向，而且必然决定着这个时期财政发展的路径和财政改革的成效。为此，财政工作只有自觉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转变理财方式，提高理财水平，才能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

2、科学发展观是确保财政部门正确履行职责，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具有筹集和调节收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功能，既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能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以及财政资金投入方向和投入力度变化所产生的导向作用，不仅可以有效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还能够协调城市和农村、地区与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发展，支持扩大对外开放，从而更好地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财政部门作为财政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自身建设，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履行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组织财政收支、实施宏观调控、开展财政监督、协调利益分配关系等职责，为振兴财政服务，为推动“五个统筹”，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3、科学发展观为破解当前财政工作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县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应当看到，处于转轨时期的财政，由于种种原因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一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够配套，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未完全落实到位，尤其是省以下政府间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和规范，基层财政比较困难；二是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到位，公共服务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尤其是财政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财政收支矛盾尖锐；三是财政职能作用在某些领域尚未得到应有发挥，财政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也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理论建设相对滞后于财政实践；四是经济领域中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财经纪律松弛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上述矛盾和问题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既有认识和理论上的根源，也有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深化财政改革，加快制度创新，强化财政管理，严肃财经法纪，循序渐进加以解决。

4、科学发展观是检验财政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公共财政作为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一种财政运行模式，旨在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服务公众利益。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共财政的上述目标可否达到？亦即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怎么样？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好不好？服务能否满足公众需要？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促进“五个统筹”，是否有利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和本质要求。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思想源泉，也是检验和评判财政工作质量和工作成果的重要标志。

二、进一步理清财政工作基本思路、明确主要任务

古人云，财政即理财之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因而，财政工作的职责和任务应以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任务和政府施政的方针为依归，与政府担负的职责相匹配。从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看，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大致可概括为“一二三四”，即一个目标、二条主线、三篇文章、四大方面。

1、一个目标，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时期政府施政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对建立新型财政运行模式的一个重要定位。公共财政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种分配行为或经济活动，具有一般与特殊之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既有别于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一统”财政，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财政，属于公共财政特殊，这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形态、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文化传统及市场发育程度所决定了的。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在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方面已迈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作为一种崭新的财政运行模式，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与建立财政事权清晰、财政职能健全、服务公众需要、管理科学规范的公共财政体系的目标要求，仍有不少差距。因此，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力争早日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

2、二条主线，就是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是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战胜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也是财政工作化被动为主动的制胜法宝。尽管随着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改革的深化，财政收支的规模、范围等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但无论如何改变，增收与节支依然是财政工作永恒的主题，也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财政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落实和体现在收、支的数量和质量上。抓住了增收与节支这两条主线，就抓住了财政工作的牛鼻子，财政工作就将居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否则，财政上不去，支出不节制，财政工作就将处于被动之中，甚至陷入困境。增收，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广辟财源，做大财政收入“蛋糕”；节支，就是要切好财政“蛋糕”，厉行节约，力戒浪费，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我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坚持做到勤俭办一切事业这一点尤为重要。

3、三篇文章，指的是生财、聚财与用财。“三财之道”历来就是财政工作的主心骨，它既是一项工作，也是一门学问。能否讲究“三财之道”，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不仅关系到财政职能作用能否得到应有的发挥，而且关系到财政能否振兴和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生财是前提。生财为本，生财为先，只有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壮大财力，做到生财有方，才能确保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聚财是关键。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纳税主体的税负水平，做到聚财有度，才能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用财是核心。只有做到用财有效，财政工作方能达到预期效果，才能确保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县可支配财力有限，但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尤其需要讲究用财之道，把纳税人的血汗钱真正用到刀刃上。

4、四大方面，包括财政发展、财政改革、财政管理和财政建设。既相互关联，互相促进，又相互区别，各有侧重。一般讲，财政发展是目的，财政改革是动力，财政管理是关键，财政建设是保障。财政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一般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加以衡量。财政改革主要涉及处理财政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需要通过创新财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规范理财行为，提高经济与财政的运行效率，创造有利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外部环境，推动财政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管理主要体现在开展财政活动、组织财政收支等日常工作之中。以校正市场缺失为天职的公共财政，是以非市场方式，按非市场程序，在非市场领域，以非市场目的来开展活动的，具有公平性、非盈利性和法治性等基本特征。为此，必须摆正政府（财政）与市场的位置，界定好二者之间的责任，凡是市场办得了的，办得好的，就不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只有做到定位准确、职责分明，才能确保政府（财政）职能的正确行使，并达到其预期的目标。财政建设涉及一系列财政制度安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通常包括财政理论建设、财政业务建设和财政思想政治建设等。搞好财政建设，对于正确而有效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推进依法理财，推动财政理论的创新和财政实践的发展，进而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三、不断创新财政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1、进一步完善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包括宏观财政政策在内的任何一项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都是短期行为，具有时效性，这是因为这类政策旨在相机对宏观经济运行实施反周期调节，本身具有时效性，只能在特定时期加以采用。从中长期看，仍以采用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宜。对我国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面临的困难，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切实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另一方面不应也难以长期借助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增加对其投资，以求其经济增长。特别是随着财税金融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面临着多方面潜在风险不断向财政聚集的情况，为此，必须把防范、规避和化解财政风险作为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刻不容缓地摆上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是本着“责权利”和“借用还”统一的原则，对政府债务实施总量控制和源头控管。国债发行权宜继续留归中央，严格依据财政承受能力核定各级政府的举债规模，强化各级政府管理债务的责任，抓紧解决眼下部分基层政府过渡负债的问题。二是建立健全财政债务风险预警监测机制，实行政府债务全口径统计、风险管理和报告制度，优化债务结构，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三是充实偿债准备金，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财政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四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减少财政直接投资；按照wto规则的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及补贴机制，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的目标责任制，减少国家最终所要承担的损失。

2、完善财政监督管理机制，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市场经济越发展，财政监督管理越重要。只有加强财政监督管理，规范财经秩序，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基本思路是，以规范财政管理和财政分配秩序为重点，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财政管理信息化为手段，不断创新财政监督管理的机制、手段和方法，通过采取事前稽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惩戒相结合的办法，对财政收支特别是重点支出，实行从申请立项、核定预算、拨付资金，到安排使用的全过程监管，并追踪问效，确保财政资金运行程序的高度公开透明，从思想上改变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监督的状况，从机制上消除财政资金安全的隐患。同时，抓紧建立健全一套以财税审计专业监督为核心、单位内部监督和社会外部监督相配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依法查处财经领域各种违法违纪问题，并把发现问题、查处问题与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结合起来，努力构筑财政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四、财政工作要有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1、在理财观念上要有新突破。财政工作与党的事业密不可分，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度，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和看待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树立科学的理财观，增强全局意识、服务意识、效益意识和效率意识。财政作为各种矛盾和利益的交汇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就财政论财政，站在财政看财政，而要跳出财政看财政，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财政工作，把握财政规律，拓宽理财思路，做到不仅会算财政账、收支账，还会算经济账、社会账、政治账，正确认识和处理财政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财政与经济速度、结构和效益的关系；生财、聚财与用财的关系，始终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主攻方向，把公共财政的理念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

2、在制度创新上要有新突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主要体现在定政策、立规矩、建机制和改进公共服务上，目的是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财政工作而言，就是要通过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理顺各种分配关系，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财税环境。当前，应把预算管理继续作为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着力点。一是编制复式预算。贯彻落实《预算法》，在编制公共预算的同时，实质性启动编制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债务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二是完善部门预算。把各级预算单位全部纳入部门预算范畴，建立科学的定额标准体系和严格的项目预算管理程序，完善预算收支分类方法，修订预算科目，加强项目预审，注意预算与计划的衔接，使之做到公开、透明、通俗和规范，以提高预算编制的针对性、准确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三是健全预算决策、执行的制衡机制。部门预算既要编制科学，又要公开透明，便于执行。特别是有利于衔接政府采购，有利于方便财政拨款，利于审计监督和人大监督，确保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增强预算法律约束力。四是进一步延伸政府采购的范围，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完善“收支两条线”管理，逐步淡化乃至彻底取消预算外资金概念；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从机制上堵塞财政收支漏洞。五是加快事业单位预算改革。遵循区别对待的原则，对经营性事业单位，一律推向市场，财政停止供给；对准公益性事业单位，适当核减事业经费；对公益性事业支出，实行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核拨经费。六是抓紧建立科学、规范、量化的绩效预算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成本一效益”评估分析，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3、在服务重点方面要有新突破。要把促进“五个统筹”作为财政服务的重点。一是鼎力支持解决“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理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增加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三农”。二是推动社会事业加快发展。认真落实并不断完善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事业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重点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教育体制改革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三是大力支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合理运用财税调控手段，加大财政投入，完善配套措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走上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四是促进扩大对外开放。

4、在职能转变上要有新突破。财政一方面要以支持和服务经济发展为已任，充分运用各项财政政策手段扶持、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上，决不能重回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投资办企业、上项目的老路上，也不能总是停留在对少数企业实行减税让利的老套套上，而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围绕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转变财政支持和服务经济的方式方法。基本思路：一是通过制定和执行科学、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一视同仁地为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自我发展创造公平、开放、宽松的财税环境；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建设，搭建有利于创业和发展的公共平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三是通过财政投融资的杠杆作用，凝聚、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和流量，调控经济结构和布局。为此，财政必须着力做到三个转变，即由被动调控向主动调控的转变；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由采取单一调控工具向组合采用多种调控工具的转变，努力学会并善于运用国债、税收、财政贴息等经济杠杆来调控经济活动，协调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并将政策的实施同促进生产、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将政策扶持与财源再造结合起来；将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结合起来，加快培育和完善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加速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的转变，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5、在依法理财上要有新突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理财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也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坚持依法理财，关键是要坚持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为此，必须遵循以人为本和公平、效率、法治的原则，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拓宽理财思路，调整服务重点，把政府工作的着眼点放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促进政府工作尤其是财政工作走上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当前，要进一步加快财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变财政性资金重前期审批、轻后续管理的状况；围绕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促进增收节支，维护国有资产权益，大力加强财政法制建设，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解决财政问题，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建立和推行财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完善财政系统的行政复议制度，健全财政执法监督体系；继续推进“金财工程”，加快财政信息化建设，为深化财政改革，推进依法理财提供技术支撑平台；进一步加强财政部门自身建设，使之与“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同步；着力构建高素质财政管理干部队伍，不断提高当家理财本领，促进财政工作上新台阶。为了进一步把握财政工作与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寻求财政系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对策，努力开创全县财政工作新局面，建始县财政局成立专门课题调研小组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调研，获得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科学发展观是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根本指针

1、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理财观的思想基础，为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念，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同样，对财政工作而言，有什么样的理财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财政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政策取向，就会对整个财政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科学发展观决定着科学理财观，能否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统揽财政工作全局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把它切实贯彻到财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体现到财政活动的每一项内容，落实到财政法规和政策之中，不仅直接决定着这个时期财政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取向，而且必然决定着这个时期财政发展的路径和财政改革的成效。为此，财政工作只有自觉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转变理财方式，提高理财水平，才能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

2、科学发展观是确保财政部门正确履行职责，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具有筹集和调节收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功能，既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能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以及财政资金投入方向和投入力度变化所产生的导向作用，不仅可以有效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还能够协调城市和农村、地区与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发展，支持扩大对外开放，从而更好地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财政部门作为财政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自身建设，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履行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组织财政收支、实施宏观调控、开展财政监督、协调利益分配关系等职责，为振兴财政服务，为推动“五个统筹”，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3、科学发展观为破解当前财政工作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县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应当看到，处于转轨时期的财政，由于种种原因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一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够配套，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未完全落实到位，尤其是省以下政府间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和规范，基层财政比较困难；二是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到位，公共服务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尤其是财政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财政收支矛盾尖锐；三是财政职能作用在某些领域尚未得到应有发挥，财政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也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理论建设相对滞后于财政实践；四是经济领域中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财经纪律松弛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上述矛盾和问题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既有认识和理论上的根源，也有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深化财政改革，加快制度创新，强化财政管理，严肃财经法纪，循序渐进加以解决。

4、科学发展观是检验财政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公共财政作为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一种财政运行模式，旨在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服务公众利益。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共财政的上述目标可否达到？亦即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怎么样？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好不好？服务能否满足公众需要？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促进“五个统筹”，是否有利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和本质要求。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思想源泉，也是检验和评判财政工作质量和工作成果的重要标志。

二、进一步理清财政工作基本思路、明确主要任务

古人云，财政即理财之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因而，财政工作的职责和任务应以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任务和政府施政的方针为依归，与政府担负的职责相匹配。从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看，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大致可概括为“一二三四”，即一个目标、二条主线、三篇文章、四大方面。

1、一个目标，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时期政府施政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对建立新型财政运行模式的一个重要定位。公共财政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种分配行为或经济活动，具有一般与特殊之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既有别于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一统”财政，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财政，属于公共财政特殊，这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形态、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文化传统及市场发育程度所决定了的。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在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方面已迈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作为一种崭新的财政运行模式，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与建立财政事权清晰、财政职能健全、服务公众需要、管理科学规范的公共财政体系的目标要求，仍有不少差距。因此，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力争早日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

2、二条主线，就是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是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战胜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也是财政工作化被动为主动的制胜法宝。尽管随着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改革的深化，财政收支的规模、范围等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但无论如何改变，增收与节支依然是财政工作永恒的主题，也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财政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落实和体现在收、支的数量和质量上。抓住了增收与节支这两条主线，就抓住了财政工作的牛鼻子，财政工作就将居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否则，财政上不去，支出不节制，财政工作就将处于被动之中，甚至陷入困境。增收，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广辟财源，做大财政收入“蛋糕”；节支，就是要切好财政“蛋糕”，厉行节约，力戒浪费，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我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坚持做到勤俭办一切事业这一点尤为重要。

3、三篇文章，指的是生财、聚财与用财。“三财之道”历来就是财政工作的主心骨，它既是一项工作，也是一门学问。能否讲究“三财之道”，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不仅关系到财政职能作用能否得到应有的发挥，而且关系到财政能否振兴和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生财是前提。生财为本，生财为先，只有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壮大财力，做到生财有方，才能确保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聚财是关键。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纳税主体的税负水平，做到聚财有度，才能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用财是核心。只有做到用财有效，财政工作方能达到预期效果，才能确保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县可支配财力有限，但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尤其需要讲究用财之道，把纳税人的血汗钱真正用到刀刃上。

4、四大方面，包括财政发展、财政改革、财政管理和财政建设。既相互关联，互相促进，又相互区别，各有侧重。一般讲，财政发展是目的，财政改革是动力，财政管理是关键，财政建设是保障。财政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一般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加以衡量。财政改革主要涉及处理财政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需要通过创新财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规范理财行为，提高经济与财政的运行效率，创造有利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外部环境，推动财政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管理主要体现在开展财政活动、组织财政收支等日常工作之中。以校正市场缺失为天职的公共财政，是以非市场方式，按非市场程序，在非市场领域，以非市场目的来开展活动的，具有公平性、非盈利性和法治性等基本特征。为此，必须摆正政府（财政）与市场的位置，界定好二者之间的责任，凡是市场办得了的，办得好的，就不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只有做到定位准确、职责分明，才能确保政府（财政）职能的正确行使，并达到其预期的目标。财政建设涉及一系列财政制度安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通常包括财政理论建设、财政业务建设和财政思想政治建设等。搞好财政建设，对于正确而有效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推进依法理财，推动财政理论的创新和财政实践的发展，进而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三、不断创新财政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1、进一步完善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包括宏观财政政策在内的任何一项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都是短期行为，具有时效性，这是因为这类政策旨在相机对宏观经济运行实施反周期调节，本身具有时效性，只能在特定时期加以采用。从中长期看，仍以采用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宜。对我国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面临的困难，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切实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另一方面不应也难以长期借助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增加对其投资，以求其经济增长。特别是随着财税金融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面临着多方面潜在风险不断向财政聚集的情况，为此，必须把防范、规避和化解财政风险作为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刻不容缓地摆上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是本着“责权利”和“借用还”统一的原则，对政府债务实施总量控制和源头控管。国债发行权宜继续留归中央，严格依据财政承受能力核定各级政府的举债规模，强化各级政府管理债务的责任，抓紧解决眼下部分基层政府过渡负债的问题。二是建立健全财政债务风险预警监测机制，实行政府债务全口径统计、风险管理和报告制度，优化债务结构，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三是充实偿债准备金，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财政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四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减少财政直接投资；按照wto规则的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及补贴机制，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的目标责任制，减少国家最终所要承担的损失。

2、完善财政监督管理机制，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市场经济越发展，财政监督管理越重要。只有加强财政监督管理，规范财经秩序，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基本思路是，以规范财政管理和财政分配秩序为重点，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财政管理信息化为手段，不断创新财政监督管理的机制、手段和方法，通过采取事前稽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惩戒相结合的办法，对财政收支特别是重点支出，实行从申请立项、核定预算、拨付资金，到安排使用的全过程监管，并追踪问效，确保财政资金运行程序的高度公开透明，从思想上改变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监督的状况，从机制上消除财政资金安全的隐患。同时，抓紧建立健全一套以财税审计专业监督为核心、单位内部监督和社会外部监督相配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依法查处财经领域各种违法违纪问题，并把发现问题、查处问题与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结合起来，努力构筑财政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四、财政工作要有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1、在理财观念上要有新突破。财政工作与党的事业密不可分，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度，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和看待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树立科学的理财观，增强全局意识、服务意识、效益意识和效率意识。财政作为各种矛盾和利益的交汇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就财政论财政，站在财政看财政，而要跳出财政看财政，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财政工作，把握财政规律，拓宽理财思路，做到不仅会算财政账、收支账，还会算经济账、社会账、政治账，正确认识和处理财政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财政与经济速度、结构和效益的关系；生财、聚财与用财的关系，始终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主攻方向，把公共财政的理念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

2、在制度创新上要有新突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主要体现在定政策、立规矩、建机制和改进公共服务上，目的是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财政工作而言，就是要通过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理顺各种分配关系，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财税环境。当前，应把预算管理继续作为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着力点。一是编制复式预算。贯彻落实《预算法》，在编制公共预算的同时，实质性启动编制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债务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二是完善部门预算。把各级预算单位全部纳入部门预算范畴，建立科学的定额标准体系和严格的项目预算管理程序，完善预算收支分类方法，修订预算科目，加强项目预审，注意预算与计划的衔接，使之做到公开、透明、通俗和规范，以提高预算编制的针对性、准确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三是健全预算决策、执行的制衡机制。部门预算既要编制科学，又要公开透明，便于执行。特别是有利于衔接政府采购，有利于方便财政拨款，利于审计监督和人大监督，确保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增强预算法律约束力。四是进一步延伸政府采购的范围，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完善“收支两条线”管理，逐步淡化乃至彻底取消预算外资金概念；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从机制上堵塞财政收支漏洞。五是加快事业单位预算改革。遵循区别对待的原则，对经营性事业单位，一律推向市场，财政停止供给；对准公益性事业单位，适当核减事业经费；对公益性事业支出，实行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核拨经费。六是抓紧建立科学、规范、量化的绩效预算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成本一效益”评估分析，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3、在服务重点方面要有新突破。要把促进“五个统筹”作为财政服务的重点。一是鼎力支持解决“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理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增加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三农”。二是推动社会事业加快发展。认真落实并不断完善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事业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重点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教育体制改革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三是大力支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合理运用财税调控手段，加大财政投入，完善配套措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走上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四是促进扩大对外开放。

篇10

我认为，古今中外，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也是公共财政，它们是同义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演进，不同的国家财政又会有不同的模式（类型）。现在大家所说的“公共财政”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把它作为国家财政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突出它是一种市场型财政，却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公共财政”一词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译。《美国传统辞典》对Finance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资金或其他财产的管理科学，二是指对资金、银行业、投资和信贷的管理。一般的英汉辞典则通常把Finance译为金融、融资或财务。因此，如果Finance一词单独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务管理，而这种财务管理既可以发生在私人部门，如家庭、企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也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资金管理。在Finance一词前加上限定词Public，此时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见，单从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由于国家（或政府）是整个社会经济中最为主要、对社会公众有着最为广泛、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公共部门，因此，用PublicFinance来代表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是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应当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因为财政就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我于1987年在把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编译为《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时，就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译为“公共财政”，有的学者认为那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不过，人们会问，如果PublicFinance是专指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却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词呢？据张馨同志的考证，PublicFinance一词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国的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首次用来概括“财政（学）”这一范畴。而在PublicFinance被广泛采用的前后，财政（学）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数，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有之。这样，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那么将PublicFinance译为公共财政（学），用以特指市场型的财政，以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或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共性，不失为一个贴切的译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学者提出，自从1959年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为经典著作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别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念》和《公共经济学》，直接以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为书名。自此以后，多数财政学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而这种改名，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名字的改换，而是研究的范围、领域、方法、指导思想、所要说明的问题等等都有实质性的变化。照此说来，与西方国家财政学的发展现状相比较，“公共财政”的提法多少显得有些“滞后”了。

应该肯定，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的确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也应当看到，尽管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对政府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扩展、突破了原有的内容和方法，但是，对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最具份量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不少财政经济学著作相继改名之后，却仍有许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财政”一词的提出和兴起，是在我国历经多年的财政经济改革，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之后，试图对逐步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模式及其特征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在我国财政改革与财政理论发展的现实情况下，提出“公共财政”一词，并将其作为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类型），的确有助于标识我国财政职能转化的方向，有利于财政定位，是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近几年来，张馨同志撰写、出版了《公共财政论纲》等专著，发表了许多论述公共财政的文章，在财政本质与财政模式（类型）的关系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对国家分配论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肯定和重视。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国财经报》发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财政”一文，正式提出“为公共财政叫好”。总之，对于“公共财政’这一提法，我是持赞成态度的。

二、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我之所以对“公共财政”范畴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为它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正确把握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及其涵义、特征。不过，尽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并无姓“资”姓“社”之分，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可以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模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并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对我国财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顾及我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因此，公共财政作为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的一种理论概括，固然不失其积极意义，但它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却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个概念才能正确把握我国财政改革的现状及其目标呢？我认为，从现实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角度考虑，还是要强调“国家财政”一词。一方面，国家与财政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无国家的财政，也没有任何财政可以离开国家而存在，国家财政作为一个一般范畴，可以涵盖公共财政范畴。这样，在总括我国财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不至于因为强调国家财政，而忽视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倡导；也不至于因为倡导建立公共财政，而脱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实。另一方面，和公共财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国家财政”一词，虽然看似有同义重复之虞——财政本来就是指国家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在财政前面加上“国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国家财政”一词却有助于反映我国财政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动推进的，对财政改革来说同样如此；第二，多年以来，我国财政一直存在“两个比重”偏低的情况，需要通过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对这种局面加以改观，以“建立稳固、平衡和强大的国家财政”（总书记为《领导干部知识读本》一书所作的批语）。由此可见，在现实情况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范畴，还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在说明了坚持“国家财政”范畴的必要性之后，这里还有必要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经提到，国家财政与财政是一致的，财政就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也就是财政；而公共财政特指市场型的财政，因此，国家财政包含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财政或国家财政的从属概念或者说是子概念。一般说来，公共财政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集中于从事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活动；但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现实中存在着的数量巨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运营，以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导致了在公共财政之外，还必须有一块活跃于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财政。而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这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就构成了我国国家财政的现实模式，所即谓的“双重结构（或双元）财政”（其中以公共财政模式为主）。

“国家财政”范畴的使用，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概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张馨同志提出，人类历史所存在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类型：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与之相适应，从财政活动的目的出发，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家计财政、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用“家计财政”来概括自然经济型财政的提法是否恰当，这里暂不讨论；但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我认为是欠妥的。张馨同志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国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个人只是企业或单位的行政附属物，整个社会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形成一个大企业，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与政府的经济计划来开展，从而财政也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的需要而活动的，这就具有了“国家”财政的性质。应当说，张馨同志对计划经济中的财政活动的总体状况的分析和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的财政这一做法。我认为，财政与国家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这一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国家财政”这样一个带有“财政一般”意义的范畴来界定带有特定含义的计划型财政，很容易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人们的误解。比如，人们在否定计划型财政时，就会把“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从财政目的的角度划分财政类型，会在逻辑上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家计财政服从于领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财政服从于公共需要，而国家财政服从于国家需要，要么，国家是公共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如果说国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国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国家财政好像与家计财政又没什么两样。而如果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那么国家就该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混合体了。依据的国家观，国家财政的确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那么公共财政、家计财政又何尝不同时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无论答案如何，都将有违按照同一标准对财政模式（类型）进行划分的初衷。

因此，我认为，不妨根据计划经济下的财政大包大揽的特性，用“大一统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或许会更加合适些。

三、公共财政论的引进与本土化问题

我一向主张，对待，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既反对“僵化论”，又反对“过时论”。对待西方的东西，必须学习、分析、吸收、借鉴。既反对“排斥论”，又反对“照搬论”。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编译了马斯格雷夫的《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撰写并出版了《比较财政学》、《国际税收导论》和《财政学原理》等著作，为引进、吸收、借鉴西方财政理论做了一些工作。我认为，从财政活动的起因、客体、目的、模式和决策等五个角度看，西方财政理论是由市场失灵论、公共产品论、公共需要论、公共财政论和公共选择论等共同组成的。这些理论先后被引进我国，并得以论述和宣传。但近几年来，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财政论”这一提法上来，把公共财政论作为西方财政理论的总称或代称。

公共财政论是根植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土壤之上的财政经济学说。公共财政论的引进在我国已经有一段较长的历史，但是，它在我国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却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学说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土壤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