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政策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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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社会发展与林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林业为其提供木材和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林业具有积极的影响，也具有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表现为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林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投入，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为林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消极影响则表现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林业资源的过度开发会导致林业资源的减少和环境的恶化，同时，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对林业发展要求也从木材需求为主转变为以生态建设为主。林业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两个方面，同时，林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偏远乡村贫困问题的解决。

经济社会发展和林业发展之间具有互动的关系，但是，要促成这种互动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林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林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二是生态建设与林业产业发展的关系；三是森林资源保护与林业发展的关系。

二、当前主要林业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对策

（一）林业产权改革的分析及对策

从目前我国整个林业产权的现状来看，当前的林业产权改革的关键在于落实集体林区的产权。关于集体林区产权改革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林业“三定”开始，经历了曲折反复近二十年，总是面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整个改革难以有重大突破。到上个世纪末，伴随着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从福建三明开始的新一轮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在《土地承包法》诞生以后掀起了新一轮的。新一轮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首先就是切实明晰林地产权。这一轮林业产权改革是伴随着其他林业经济政策同时进行的，主要是退耕还林林地产权问题、荒山荒地造林产权问题以及其他多种社会资金进入林业生产经营领域，产权明晰与否成为林业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其次就是落实产权。所谓落实产权就是切实地将林业产权所包括的分配、处分、收益等权利落到实处。

从目前林业产权改革的具体政策和实践情况来看，在明晰和落实产权方面开展的各项工作比较扎实，具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新造林地产权明晰。

其次是南方集体林产权逐步落实。

三是国有林区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探索新思路。

当然当前的林业产权制度依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与林权制度本身相关，也影响到林权制度的未来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是林权改革执行面不高、集体林权的落实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是与林权制度关联密切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税费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等相关中国林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研究制度改革滞后，影响了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和进一步发展。

三是合理的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制度尚未形成，森林资源面临的乱采滥伐、管理不善的危险依然存在。

（二）森林采伐限额政策的对策

自1986年森林限额采伐政策实施以来，对我国森林资源管理发挥了积极而重大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生长量大于消耗量的目标。当然在实际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在许多地方，超限额超计划采伐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林木采伐管理混乱，凭证采伐意识淡薄，林木采伐发证率、发证合格率、采伐作业凭证采伐率都较低；伐区调查设计粗放，质量有待提高；执法力度不够；甚至有的地区乱定政策，与限额采伐政策相冲突等。

总的要求是，对林业资源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既要有利于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又要方便生产和经营者，使他们尝到甜头，吸引更多的林业投资。

（三）林业税费政策的分析和对策

林业税费政策与对林业的社会定位关系密切。建国以后，由于实现工业化的需要，给予林业以单纯产业的定位，忽视了林业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时对林业经济效益的认识也有偏差，由此形成的林业税费政策也主要是获取。计划经济时代，林业企业的利润几乎全部上缴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木材价格放开后，木材利润增加，国家又以高额的税费向林业索取积累资金，近20年来，林业税费的负担不断加重，林业收益不断流向公共部门，林业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各种名义向林业伸手，各种收费名目繁多。

这一税费体制严重影响了我国林业产业的发展和森林资源的科学管理。资源采伐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整个行业管理人员的生存，自然对于资源的经营管理就会大打折扣。税费收取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林业行业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工资和奖金，自然就造成各级部门想方设法，设立各种名目，收取各种税费，造成林业企业和林农的负担逐年加重，基本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难以扩大规模，提高技术，最终也就窒息了林业产业发展的动力。

可以说对于林业的取多予少是造成林业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林业六大工程启动以后，我国林业税费改革开始了新的转机，从原则中国林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研究上来讲，国家开始积极争取少取多予。目前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减少了部分地方收费。但是从林业产业的整个生产链条来看，林业税费在整个收益中的比重依然比较高，加上林业市场制度的不完善，这己成为林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四）林业市场改革的分析和对策

林业市场是整个林业生产经营价值实现的主战场。从目前来看，伴随着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林权交易市场，以木材为主体的林产品交易市场和资产化的活立木交易市场是整个林业市场的主要构成。但从目前的林业市场化政策来看，这些市场尚未完全形成。

由于缺乏合理的林地评价制度和林权自身的缺失，使得林权交易市场仍处在起步探索阶段；木材独家统购的管理制度尚未取消，国内林产品的交易渠道也不畅通，很难形成全面竞争的林产品市场；林价的合理测算仍处在研究试点阶段，造成当前活立木和买卖青山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这些市场改革面临着各种经济制度的制约，改革进展并不顺利。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对于林业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加剧，（下转118页）（上接116页）使得原有的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改革又夹杂上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主体的国家投入机制的改革，两者相互交叉、相互影响，造成目前整个林业市场处在发展的低谷，既不能保障社会日益增长的林产品需求，也很难达到社会对其生态市场的需求。

应该说林业市场化改革是一个综合体系，它和林业企业改革、国家森林资源管理、林业产权改革等其他改革紧密结合。相关领域的改革不仅是自身政策改革，也同时应该是基于市场条件下的一个综合变革。林业市场化应该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改变现有各相关领域阻碍林业市场发展的政策，同时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的一个综合协调机制。

（五）林业重点工程政策的分析和对策

自1998年天然林保护工程试点开始，逐步启动的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截止到2009年，天然林保护工程累计完成造林面积687.30万公顷，新封山（沙）育林1325.15万公顷，森林管护面积每年保持在9000万公顷左右。累计完成各类建设资金510.96亿元，其中国家投资478，60亿元，占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际完成投资总量的93.67%。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完成退耕地造林869.57万公顷，配套荒山荒地造林1083.92万公顷，新封山（沙）育林140.72万公顷，累计兑现粮食补助2961万吨，粮食补助资金382.04亿元，累计兑现生活费补助92亿元。2005年，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工程成绩显著。在100多处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繁殖地和越冬地开展了2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工作。湿地保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国家批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规划》。截止到2005年，全国林业系统建立和管理的自然保护区达到1699个，总面积达1.20亿公顷，占国土陆地面积的12.5%；建立自然保护小区45439个，总面积1474万公顷，国家划定禁猎区1803个，总面积9134万公顷。全国拥有国际重要湿地30处，面积357.50万公顷，湿地示范区面积208万公顷。野生动物种源繁育基地718个，珍稀野生植物培育基地617个，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5013个。2005年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完成造林1.67万公顷，完成投资1.54亿元，其中国家投资532万元，占3.45%。总体来看，林业重点工程进展顺利，政策成效明显。天然林保护工程区森林资源呈现恢复性增长，林区经营格局和经济结构得到有效调整。根据第六次资源清查的数据来看，森林蓄积净增4.6亿立方米，实现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同步快速增长。

工程区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加，主要栖息地生存环境大大改善。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成绩显著。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林业资源状况、林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中国林业经济政策的分析研究，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一）我国森林资源类型繁多、种类丰富，林业发展具有坚实的资源基础。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林业具有积极的影响，也具有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表现为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林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投入，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为林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消极影响则表现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林业资源的过度开发会导致林业资源的减少和环境的恶化。林业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两个方面，同时，林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偏远乡村贫困问题的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林业发展之间具有互动的关系，但是，要促成这种互动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林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二是生态建设与林业产业发展的关系，三是森林资源保护与林业发展的关系。

（三）系统梳理了我国主要林业经济政策，具体包括林业产权改革政策、森林资源采伐限额政策、林业流通和市场化政策、林业税费政策、林产品贸易政策、林业重点工程政策、封山育林政策、非公有制林业发展政策等。

篇2

（1）本文研究了适用于辽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基础理论、辽河流域现有水污染防治环境经济政策及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2）基础理论部分详细叙述了流域水污染防治环境经济政策的概念、理论依据和国内外研究进展。针对辽河流域，将其环境经济政策框架分为流域尺度和控制单元尺度进行研究。

（3）在流域尺度上，综合完善财政政策、调整工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推行生态补偿、协调跨行政区流域管理、扩大流域治理投融资渠道，保证流域内控制单元之间的公平、公正、合理。在完善财政政策中，提出加大财政资金引导力度、推行绿色信贷、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改进、开展节能减排项目;在调整工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中提出以开发区域、限制性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划分流域，对划分的流域内工业企业进行统一规划;推行生态补偿中提出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细化生态补偿的方式和资金筹措渠道、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建立生态补偿的保证制度、上下游政府协同监管;在协调跨行政区流域管理中，提出明确地方政府治理的职责、跨行政区管辖权让渡、构建信息沟通反馈机制、改进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在扩大流域治理投融资渠道中提出吸纳多样化的投融资主体、创新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市场体制、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在控制单元尺度上，综合点源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水源地及重要生境保护、构建保障措施，保证控制单元内各种类型污染源得到有效控制。在点源污染治理中提出节水控源，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广泛开展清洁生产活动、采取循环经济模式，进一步严格排放标准、促使企业进行升级改造;在面源污染治理中提出推广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对于高氮类化肥与杀虫剂征收使用税、调整种植业结构和布局、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力度、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范围;在水源地及重要生境保护中提出加强水库水源地污染防治、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更有力的监督;构建保障措施中提出完善法规标准、推动环境保护税的立法进程、完善政府问责机制、强化公众参与。

（4）通过通过对2005-201 5年辽宁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值分析，辽河流域环境一一经济系统日趋协调，“十一五”、“十二五”推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己初见成效，本文在“十三五”环境经济政策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在辽河流域是适用的，并将使得辽河流域环境经济协调度向高协调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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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政策;政策链范式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19-04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4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继循环经济之后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的又一重大决策。从1992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总理向全世界承诺中国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我国正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10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一号、第二号提案同时聚焦低碳话题[1],寻找中国低碳道路的政策支撑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1 政策链的理论界定

政策链概念我们定义为:政策链是由各项政策基于彼此相关性,依据特定的层次结构和政策作用机制,客观形成的政策影响链。它是一个以纵向政策链和横向政策链为结构框架形成的网链结构系统,涉及到政府、企业及消费者多个行为主体,宏观、中观和微观多个层面。纵向政策链由上到下依次为总体战略、基本政策、具体政策,横向政策链则由各项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并体现政策间的关系。政策链应随着作用对象发展变化的实际,不断进行优化和升级[2]。

政策链的概念是基于“链”理论、系统学理论、政策科学理论提出的[3]。

“链”理论是从自然界食物链理论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理论。“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网链中的各个环节具有相互依赖的连接关系。“价值链”的概念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性,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它包括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四个维度在相互对接中形成均衡链状结构。

政策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政策体系,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局部决策与总体决策目标一致,技术经济分析标准一致,逻辑推理过程前后一致。事实上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导致政策实践很难达到上述要求,但是并不妨碍相关部门追求更加科学和完善的政策制定方案。

虽然目前政策链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但政策的构成渐有系统化趋势,我国的政策制定逐步向链状结构靠拢,部分已初具了政策体系功能[3]。如政策体系、政策规划、政策系统、政策蓝图等虽然没有以政策链形式出台,却冠以功能上类似的名称,具备链状结构的基本功能。政策体系与政策系统强调各项政策的整体性与协调性,政策规划与政策蓝图则强调政策的连贯性与统一性。它们的共同点是打破相互隔离、各自为政的传统政策制定方式,将各项政策按照彼此逻辑关系,构成相互促进、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另外政策的制定更加注重各项政策之间的配套措施与执行效果,实践表明这样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形式更有利于政策功能的实现。政策链正是基于对政策整体功能的激发而提出的新型政策范式,具有方法论意义。

区别于传统政策制定,政策链是以政策的整体性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在政策制定之时就综合权衡各项政策的纵向与横向关系,纵向结构上使各子系统的政策相互衔接,在横向结构上使各分系统的政策相互协调,有效克服单个政策的孤立性与局限性,形成各项政策在时序上相互衔接、层次上相互配套、内容上相互补充的政策链系统。政策由传统形式向政策链范式的结构转变有望发挥政策间的协同作用,增强政策体系的整体功能,形成功能上完整,操作上可行的政策链体系[2]。

2 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的链状设计

低碳经济是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的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总和[4],实质是新能源开发、能源高效利用和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念的转变。生产的低碳化、流通的低碳化、分配的低碳化和消费的低碳化构成低碳经济的四个要素体系[5]。

李武军等:中国低碳经济政策链范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0期将政策链理论应用到低碳经济领域,可以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新思路。基于政策链范式并结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践和政策实施经验,可以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加以链状设计。

总体上,低碳经济政策链由纵向政策链与横向政策链两层结构构成,总体战略、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低碳经济发展的纵向政策链,各项基本政策的关联形成第一条横向政策链,各项具体政策的关联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第二条横向政策链。总体战略是从宏观层次出发制定的低碳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与蓝图,是低碳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政策,代表低碳经济发展方向。基本政策是某一领域内的总政策,在其功能领域内起着基本指导作用,支撑着具体政策的实施,例如能源政策包括了所有能源领域的低碳经济政策。具体政策是在基本政策的功能领域内服务于基本政策的政策措施,例如能源政策之下的新能源政策、能源结构政策、节能减排政策等,都是在能源领域内将能源政策付诸实践政策措施。在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链的层级结构中,还有一类要素处于核心位置,这类要素渗透到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当中,对各项政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此可将低碳制度、低碳文化归为政策核心要素。

3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近年来,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纷纷出台,形成了功能众多的一揽子政策,广泛促进了各个不同领域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今后的低碳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奠定了基础。但目前的低碳经济政策总体上仍然处于相互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低碳政策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及配套性。究其原因:

3.1 缺乏总体战略的有效指导

低碳经济总体战略是低碳经济发展总的行动纲领,把握着低碳经济发展方向。虽然我国早已提出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是应有之意。但仅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应有之意是不够的,而应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方向明确下来。这种方向的不明确,导致我国截至目前缺乏发展低碳经济的整体战略思路,更没有关于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等纲领性文件,使得低碳经济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只能是相互分割,缺乏系统性、统一性。

3.2 政策核心要素没有形成

低碳经济文化、低碳经济制度对于低碳经济发展具有核心支撑作用。低碳经济文化通过其渗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促进人们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产关系的重大转变,形成自觉发展低碳经济的环境氛围。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则通过法律法规等约束性框架,规范人们发展低碳经济发展的行为。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低碳经济发展文化价值观念,更没有规范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因此,加快低碳经济文化和法制建设,成为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

3.3 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不完善

正是由于缺乏总体战略的有效指导,政策核心没有形成,加上受粗放式发展方式、工业化阶段和发展路径锁定等制约因素的影响[7],我国目前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在横向政策链方面不完善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能力差,没有形成完善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链状政策体系,难以实现“1+1>2”的效果。

4 我国低碳经济政策链构建措施

优化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要从现阶段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出发,进行有的放矢的调整,除了实现单项政策固有功能,还应发挥政策间的衔接与协同作用,以实现政策整体功能的最大化。因此,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链范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

4.1 制定低碳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中长期发展战略是立足当前,谋划发展,以长远的眼光制定衔接有序的政策规划。制定低碳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可以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稳步推进我国低碳经济建设。尽快制定我国低碳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重点和保障措施。将低碳经济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统计和考核指标体系,对国民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强制性约束。将低碳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科技规划和相关科技计划,进行重点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制定重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促进能源、交通、信息、电力、建筑和金融服务等低碳领域战略产业的低碳化转型。

4.2 加快培育政策核心要素

4.2.1 发展低碳经济文化

加快制定低碳文化政策,通过政策的作用力,促进低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将中华传统之文明承载于现代的低碳文化之中,构建低碳视域下的文化价值观,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低碳文化政策的优化要“与时俱进”,不断弘扬符合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摒弃铺张浪费的奢侈文化。鼓励、引导和支持低碳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产业发展对低碳文化的传播。

4.2.2 完善低碳经济制度

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法制层面,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结合我国两型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出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引导政府、企业、居民的行动方向和行为方式。完善产权制度,确保低碳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激励并扶持低碳技术开发[6]。发挥市场机制效率,建立基于产权制度的排污权交易。完善相关制度的执行机制,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执行力,保障低碳政策落实到位。

4.3 增加低碳区域政策为基本政策

中国地域广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基础差异性较大。因此,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低碳经济区域政策,培育和布局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碳产业,注重不同区域低碳领域的分工与合作,并给予倾向性政策。例如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发展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基础雄厚,创新能力较强,但矿产资源贫乏,应重点制定扶持东部地区加快发展低碳产业的优惠政策,加速其向低碳经济转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对石化类能源依赖性较强,应突出制定促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寻找低碳经济增长点。

4.4 健全基本政策目标和具体政策内容

4.4.1 低碳能源政策

低碳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推动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新能源政策、能源结构政策、能源高效利用、节能减排政策、能源低碳化政策等。政策重点是促进核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提高现有能源利用率;降低石化能源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优化能源结构,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支撑产业,为低碳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能源保障[8]。

4.4.2 低碳产业政策

低碳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新兴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低碳农业政策、低碳工业政策、低碳服务业政策等。政策重点是推动高碳产业低碳化转型,加快能效高、排放少的低碳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农业生态化[7]。

4.4.3 低碳市场政策

低碳市场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保障低碳经济领域的公平准入,培育低碳消费市场并维护低碳市场秩序进,而引导市场的低碳化转型。具体政策内容包括:市场准入政策、低碳财政政策、生态补偿政策、低碳金融政策、低碳价格政策、碳交易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建立低碳经济市场竞争机制,加大财政、税收、信贷和转移支付等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9]。

4.4.4 低碳消费政策

低碳消费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使形成文明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意识,优化低碳消费结构。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消费引导政策、消费环境政策、消费需求政策、绿色消费政策、低碳生活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引导低碳消费,培养公民的良好低碳消费行为,厉行节约,鼓励消费的同时反对浪费。

4.4.5 低碳技术政策

低碳技术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低碳技术开发,为国民经济低碳化提供技术支撑。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新能源技术政策、节能减排技术政策、碳吸收技术政策、技术合作政策、标准与指标制定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发展新型、高效的低碳技术,加快高能效、低排放高新技术对传统高碳产业的技术改造,开发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并开发碳汇潜力,制定碳排放考核标准、碳交易过程中的碳预算和碳分配标准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

4.4.6 低碳管理政策

低碳管理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管理手段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具体政策内容包括:能源合同政策、低碳考核政策、低碳激励政策、低碳约束政策、低碳试点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制定低碳激励、约束、评价和考核政策,推行能源合同管理,开展低碳试点。

4.5 强化政策链各环节的相互配套性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具有经济形态的网络性和发展的互动性。因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也必须适应这种新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不仅在纵向政策方面上下衔接、相对完整,而且要在横向政策方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例如,我们在低碳能源政策中鼓励新能源开发和能源高效利用,那么在产业政策、市场政策、消费政策、技术政策、管理政策和区域政策中就应该有相适应的政策与之协调配套,这样才能使能源政策发挥最大的效力。如果能源政策制定出来,而其他政策没有与之配合,则会出现政策体系的“短板效应”,使这项能源政策难以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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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爱军,李晓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选择[J].探讨与研究,2010,26(1):55-56. [Zhang Aijun, Li Xiaodan. Policy Options for Our Country Developing Low-Carbon Economy [J].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2010,26(1):55-56.]

[7]李克国.中国的环境经济政策[J].生态经济,2009,26(11):39-42. [Li Keguo. China's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J].Ecological Economy, 2009,26(11):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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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钢铁产业 循环经济 政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6-262-02

山西省钢铁产业是物质大流量、大循环的产业,其能源消耗占全省总能耗的10.5%以上,在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工业废渣和可梯级利用的二次能源,循环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因此,政府要制定政策措施支持钢铁产业的循环体系。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要着力于推进延伸加工,提高装备水平,降低物耗能耗,重视环境保护,实施清洁生产。

一、山西省钢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污染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冶金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生铁和普钢的无序扩张,给我省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目前冶金工业是全省10大行业中污染排放总量排在煤焦和电力工业之后的第三大行业。2002年,全省冶金行业万元产值排放二氧化硫38.6公斤,排放烟尘34.2公斤,排放工业粉尘25.6公斤,排放工业废水12.3吨,分别占到全省工业相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17.98%、17.71%、21.94%和16.94%,而产值占全省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5.04%。此外,还要加快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提高现有产品的深加工,缩减生铁、普钢等初级产品的生产规模,这样,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才可获得共赢。

2.产品结构初级化,市场竞争能力不强。山西省钢铁行业除不锈钢、硅钢等少数几个优质品种外,相当部分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初级产品,深加工程度不足。

3.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需继续提高。钢铁产业固体废弃物种类繁多,主要有尾矿、冶炼渣、含铁尘泥、工业垃圾和废液等。冶炼渣包括炉渣、转炉渣、化铁炉渣等,含铁尘泥包括烧结水泥、高炉瓦斯灰泥、转炉及电炉尘泥等。目前,在钢铁产业固体废弃物利用上,含铁尘泥、高炉矿渣、化铁炉渣及铁合金渣的综合利用技术和装备已经实现产业化,利用率已达到90%以上;钢渣的利用率正在逐年提高,而尾矿、工业垃圾的利用率较低。

二、山西省钢铁产业的发展潜力

1.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不锈钢消费量的迅速增长。从1991年到2002年的12年间,中国不锈钢消费量从32.5万吨增加到318万吨,增加了近10倍,目前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不锈钢消费国。据预测,2010年,中国不锈钢消费量将达到510万吨以上。中国不锈钢消费量很大,但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直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1%左右,因此,目前人均消费量只有2.4公斤,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不锈钢消费市场将进一步扩大。

2.现有生产企业数目较多且地理位置接近。在毗邻太钢地段,太原市于2004年8月28日揭牌开始兴建不锈钢园区。目前,不锈钢园区的起步区各项基础设施已经全面展开,水、电、暖、通讯、宽带等“六通一平”条件已基本具备。入园企业建设进展顺利,完成了建筑面积43000平方米,在建面积41000平方米,招商引资成效明显。

3.具有培育与发展不锈钢产业集群的优势。山西现有的不锈钢制品企业的生产原材料等来自太钢,已初步形成以太钢为供应商与技术龙头的不锈钢深加工产业集群,且太钢还可为集群输送先进的原材料技术,从供应商的角度促进不锈钢产业的技术创新与进步。

三、山西省钢铁产业推进循环经济的政策措施

学者给出循环经济政策的概念,即国家执政党及其它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实现资源减量消耗、循环利用,环境质量改善,经济效益提高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包括法令、措施、办法、条例等。笔者认为山西循环经济的政策应该是:根据山西本区域企业发展状况制定出适合山西特定地区特定经济发展的措施与活动,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生态环境承载力。为使我省钢铁产业有效地推进循环经济,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严格依据国家产业政策,控制总量,加快淘汰落后。促进钢铁产业的快速发展,关键是要控制生铁、普钢等初级产品的过度发展。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在2010年前全部淘汰300立方米以及以下炼铁高炉和20吨以下的炼钢转炉、电炉。在2012年前全部淘汰380立方米以及以下炼铁高炉和20吨以下的炼钢转炉、电炉。全面提升钢铁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需要严格审批制度,进一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坚决关闭未经合法审批擅自上马的生铁、普钢生产企业,鼓励采用先进、节能、环保的生产技术,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鼓励企业在技术改造中发展铁高炉的有效容积在2500立方米及以上,转炉公称容量必须在120吨及以上。

2.对于购买用于提高钢铁产业装备水平的设备给予优惠。山西省政府对于进口用于提高钢铁产业装备水平的设备建议给税收优惠,这些设备主要是通过先进的循环技术,用于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在钢铁产业方面,主要涉及节水的大型设备,做到源头用水减量化、尾矿库水回收利用等节水措施,实现到2012年的吨钢耗新水量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目标值,即吨钢耗新水小于等于3.4吨;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95%以上。以及钢铁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设备、节约能源设备等,对于这些设备的购买政府要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如在规定时间内免征进口设备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同时对于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设备的固定资产等可以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的方法。

3.利用投资政策加快钢铁深加工园区建设,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钢铁产业要着力于推进延伸加工,提高装备水平,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降低物耗能耗,重视环境保护。要大力推进产业规模化,加快园区建设,支持太钢形成300万吨不锈钢生产能力;开工建设吕梁500万吨优特钢生产项目;支持长钢集团、海鑫钢铁集团、中央钢铁集团、首钢集团整合所在地区的小型钢铁企业,建成4个500万吨级优特钢生产企业,使主要钢铁企业产能占全省钢铁企业的70%以上,大幅度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对于这些项目的实施,政府要想在短期内不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就业等。省、市、县三级政府可运用多种手段,通过多种途径,对治理污染明显的地区进行合理的经济补偿和短期的经济辅助。可利用投资倾斜政策,如投资补助、贴息入股、资本进入股等,支持钢铁产业园区的尽快形成,并且对于所产生的红利在5年内全部返还企业,由企业支配使用;而市、县政府可在企业用地、税收等方面推出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对不同企业的投资力度,主要根据各企业的生产能力、建设规模、建设内容予以相应的支持,并设定相应的经济效益。这样,不仅发挥了政府的导向和撬杆作用,也快速促进了钢铁产业园区的建设。

4.进行废弃物综合利用的钢铁企业的贷款政策。钢铁产业采用“增环补链”技术,通过四个循环链:铁素资源循环链、能源循环链、水资源循环链和固体废弃物以及废酸、废油循环链,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通过这种循环综合利用,钢铁产业可节约资源与能源。对于这些循环链在具体实施中需要的资金投入,政府要重点给予信贷需求的满足,并做好相应的投资咨询、资金清算、现金管理等金融服务。

5.政府对于进行钢铁产业循环经济研究技术研发的企业给予补贴。对于进行钢铁产业循环经济技术研发的企业,政府要予以1/2的补贴。对于进行工艺流程和设备研究的企业给予1/3的补贴。对于进行技术研发的民间个人和科研队伍要给予2/3的补贴。总之,是为了促进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到循环经济的研究行列,实现产品清洁化生产和资源的综合利用。

6.通过征收资源补偿费和环境污染费促进企业的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对一些钢铁企业虽不在被关停之列,但没有安装除尘设备等必要的环保设施,仍在大量排放污染物,要征收资源补偿费和环境污染费,污染治理费的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上限执行;资源补偿费,要先计算单位产量对钢、铁、电、水的消耗量,统一折算成钢铁消耗量来收取,上缴上来的费用全部用于环境治理工作。

参考文献:

1.周宏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J].中国发展观察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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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斌华,毛艳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2005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2005年学术年会,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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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环经济；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5－0028－03

一、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研究现状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正式提出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如何利用财政等经济工具实现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国际财政学界、环境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了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一个研究热潮，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国外财政学界围绕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等重大环境问题，在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实证分析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具体包括财政政策的设计与实施、财政政策的意义、财政政策的分配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的使用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为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指导。

近几年，我国财政学界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政策一直比较关注，研究思路基本上分为：一是分析我国现行有关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不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李里、程瑜、张扬和朱锡平、梁劲、陶勇等。二是介绍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政策，借鉴其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财政政策的措施。如钱易、叶太平、何炳光、韩宝平等。三是从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某一个角度切入，做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其中较为集中的是对环境税收的研究。界定环境税收的概念，考察国外环境税政策，特别是OECD国家的成功做法，探讨在我国建设环境税制的思路。如安福仁和周生军、武亚军、付伯颖和齐海鹏、杨金田和葛察忠。总的看来，国内的研究多从政策层面展开，以定性分析为主，规范研究突出，而关于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实证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文将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我国财政政策对循环经济的影响，评价财政政策对循环经济的激励效应，为政府制订更为合理的财政政策提供依据。

二、发展循环经济财政政策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市场作用在加强，政府职能在调整，财政职能在转换，环境状况也在不断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已经采取的有关循环经济的财政政策进行反思，以利于进一步完善。

(一)分析思路。循环经济是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它所要求的物质循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在经济体系内多次重复利用；二是经济体系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可以为环境所同化，并且排放总量不超过自净能力。分析财政政策对循环经济的激励效应，可以介入的角度有很多，但由于我国循环经济起步较晚，相关的统计数据不够完备，这为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本文确定了“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和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四个指标。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即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所取得的产值，揭示了企业废弃物利用的程度。从循环经济的理论来看，以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是循环经济实践中重要的数量指标，以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将会从废弃物重复利用的角度反映出企业开展循环经济的实际情况。企业开展循环经济既有民间投资的推动，又有财政资金的激励，因此，选择3个自变量，即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和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指标代表了民间资本和财政资金对循环经济的双向推动，反映了在两方合力的作用下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效应。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即企业自身治理固体废物的投入，强调了民间资本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效应。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作为财政统计指标，突出了财政政策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效应。

(二)模型的建立。以“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GP)为被解释变量，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FT)、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PT)、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IT)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循环经济财政政策模型。

基本模型是：GP=βFIFT+βPIPT+βITIT

β是回归系数向量，表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和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对“三废”综合利用的“净影响”。当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时，两者是互补关系，意味着民间投资或财政政策对“三废”综合利用有正效应，即有助于激励“三废”综合利用，也就是有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当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时，两者是替代关系，意味着在民间投资或财政政策的作用下，“三废”综合利用会减少，即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当回归系数不显著时，无法判定民间投资和财政政策对“三废”综合利用的影响效果。

(三)数据说明。表1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检验的样本空间是2000～2006年的观测数据。

(四)回归的结果及分析

GP=5.43FF+0.12PT－9.57IT

T=5.44　2.12 -2.29

R2=0.97 adR2=0.95 dw=1.88

回归分析揭示了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FT)、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PT)、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IT)对“三废”综合利用的效应。括号内的数字为t统计量，S.E.是回归函数的标准差，R2是可决系数。R2=0.9697说明拟合情况很好，“三废”综合利用的相对变化可以由自变量给予96.97％的解释。回归结果显示，财政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FT)与“三废”综合利用具有正的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财政环境保护支出的弹性系数为5.43，表明财政政策对“三废”综合利用激励作用明显。财政每投入1％的环境保护资金，“三废”综合利用增加5.43％。环境污染治理投资(PT)对“三废”综合利用也具有促进作用，其弹性系数为0.12，表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三废”综合利用增加0.12％。财政环境保护支出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均通过10％的显著水平检验，而且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三废”综合利用的激励作用明显弱于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工业治理固体废物完成投资与

“三废”综合利用具有负的相关性，弹性系数为9.57。

“三废”综合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经济体系各部门联合并协调运作，实现在现有产业体系中，将一个部门的废弃物用作另一个部门的原材料，达到物质能源在体系中的循环利用。从物质的属性看，虽然大部分废弃物属于可再生的资源，但将废弃物还原成可用的一次性资源的成本很高，经济性相对较差。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以逐利为目的，由企业自觉地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广泛开展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有一定的困难。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特点和企业的经营目标决定了仅靠企业一己之力，“三废”综合利用难以达到较好的效果。财政作为促进废弃物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最重要的政府激励制度之一，其内在规定性，如政府公共投资多少，税收措施的引导，对循环经济发展活动都会产生极为明显的激励效应。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安排会直接影响综合利用废弃物、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市场主体从事某项活动的动力大小取决于通过该项活动所能取得的经济利益的大小。如果利用废弃物带来的利润水平过低，必然会严重影响发展循环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因此，给予适当的财政投资或补贴，保证投资主体合理的经济利益，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是激励投资主体扩大生产规模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安排会直接影响循环经济的发展能力。循环经济能否得到有效激励，不仅取决于市场主体可追求的经济利益强度，而且还取决于市场主体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循环经济作为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需要企业具备雄厚的资金能力，而适当的财政科技投入则是市场主体创新资金的一个重要保障。所以，发展循环经济整体上需要国家的财政政策进行扶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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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 财政政策 辽宁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022-03

一、辽宁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意义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一种经济模式，其实质是能源的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的开发，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各个国家达成的基本共识就是降低碳排放。作为对传统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扬弃，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在提高民众福利、降低发展代价上有显著的作用，发展低碳经济还蕴含着某种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机遇的到来，这就是低碳产业。低碳产业应该是未来经济增长点，而且将成为未来抢占产业制高点的重要一环，对于中国来说，及时调整思路，提高碳意识，尽快调整发展战略、产品结构，率先布局低碳领域，积极发展与低碳经济相适应的低碳新兴产业，才能在世界经济低碳化过程中争取主动。

对于辽宁省来说，发展低碳经济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辽宁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不仅面临着各省共同面临的一系列资源问题和生态问题，而且还有着本省特殊的十分严重的资源和生态问题。事实上，辽宁的经济发展模式较之其他省份更是一种典型的严重依赖资源高投入的高碳粗放型模式，资源短缺、萎缩及枯竭的问题较之全国许多省份更为严重。

（一）能源消费过度依赖传统资源

相对于全国而言，辽宁省在能源消费上更多地依赖于煤炭，而石油以及其他资源的消费虽有缓慢的上升趋势，但始终不能替代煤炭资源。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在一段时期内维持现状。当前，辽宁省正处在城市化和产业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发展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都对重化工业产品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进而转化为对能源消费的持续需求。辽宁省的能源利用结构间接的决定了辽宁省在生产生活中排放的污染物中碳含量很高，CO2的排放量也必然高居不下。

（二）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是低碳经济发展的瓶颈

近年来，辽宁省产业结构虽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改善，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状况依然存在。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依赖工业中的重化工业，而具有低能耗特征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明显滞后，比重偏低，致使全社会能耗强度偏高。“东北现象”所造成的辽宁产业结构，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才能趋于合理，只有大力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才能加速辽宁产业升级的步伐。

（三）生活消费耗能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生活消费耗能量也随之增大。2009年辽宁省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冰箱、电脑、空调拥有量分别为97.54台、60.97台、29.73台，分别比2005年增加了10.6%、85.34%和108.48%。另外，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平均交通距离不断增大，而公共交通的相对滞后，使得对私人汽车的需求不断上升。2009年辽宁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7.23辆。相应的生活消费耗能量也从2005年的1 028.67万吨标准煤，上升至2008年的1 210.5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达18.18%以上。

（四）低碳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尚未形成

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和关键。目前，辽宁低碳技术创新能力还不能满足辽宁产业技术升级的要求，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也不完善。近年来，尽管国家和辽宁省相继出台了一些鼓励节能和低碳技术研发的优惠政策，解决投入了一批配套资金，但还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节能、低碳、环保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仍需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逐渐认同和广泛参与。

总之，辽宁省能源、矿产等资源的严重短缺，污染排放问题的加剧，已成为严重制约辽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已成为辽宁经济发展的必然抉择，而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也构成辽宁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事实上，省政府近年已明确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2009年9月，省政府印发的关于辽宁省应对气候变化实施方案中确定了辽宁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目标，主要途径就是发展低碳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力争到2015年，将万元产值能耗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降低20%，相应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亿吨左右。

目前来看，资金和技术是我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严重障碍。辽宁正处在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进程之中，总体来看现有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这是辽宁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严重阻碍。因此，制定相应的支持辽宁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机制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建立相应的财政支持体系，来完善清洁生产和环保产业的投资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促进节能减排，推进新能源技术研发；运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引导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支持节能产品的推广和使用，鼓励节能环保产品使用和消费。这对于辽宁省有效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支持辽宁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一）低碳财政投入政策

在财政预算层面，政府应加大对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的研发投入，将其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建立以低碳技术为基础的内生经济增长路径 [1]。在企业生产层面，通过财税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使企业注重开发和掌握低碳核心技术，为社会提供低碳产品。在消费需求导向层面，通过税收激励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和竖立低碳理念，首先是要在政府各部门开展“低碳采购”，继而在在全社会开展和倡导低碳消费和绿色生活。同时，加大对高耗能的企业、高耗能的消费征税，通过税收来约束、引导企业与公众的行为。通过以上几方面财政政策的实施，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财政支持体系。

1.加大低碳科技研发的经费投入。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低碳技术，因此，发展低碳技术成为低碳经济的必然选择。低碳技术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技术，而是一系列能降低碳排放量的技术措施，这就要求在经费投入上既不可以一次性地铺摊了，又不能只专注于某一方面，需要做到点面结合。既安排低碳基础研究的资金，又安排急需的应用研究资金。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节能与能效提高技术，也就是减碳技术，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高能耗、高排放领域的节能减排技术，煤的清洁利用、核电等重大能源装备制造技术等。对于各种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需要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除了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还可以设立低碳基金。此外，要充分重视低碳技术的研发的同时，更要推进低碳技术的产业化，只有转化为低碳产品，才能实现低碳技术节能减排的作用。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应该鼓励企业引进和吸收低碳技术，并将其商业化，要鼓励企业创造符合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商业模式。这需要在财政和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优惠，支持低碳技术的研发，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实现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再循环与再利用[1]。另一方面，要增加对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方面的低碳技术研发支出，支持低碳技术创新，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能源技术创新包括：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低碳以及无碳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形成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同时对于风力发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进行补贴，特别是要大力支持在农村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通过将秸秆、稻壳等废弃物进行气化、固化后用于发电。要通过税收补贴降低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成本，使其提高市场竞争力，以便大规模商业化推广，同时为加速这些行业的设备折旧提供财政支持。

2.发展循环经济，建立生态产业园区。循环经济是一种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就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实质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2]。

实践证明，建立生态产业园区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有效途径，生态产业园区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和农业生态园区。从辽宁省实际出发，通过政府财政专项投入，选择一批工业基础较好、环境污染严重、特色较为明显的企业或园区作为生态工业的试点进行规划和开发，在不同的产业类别中建设生态工业园区示范点，对于园区的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绿色改造，在不同企业内实现清洁生产。建立农业生态园区就是要建立一个循环农业系统，进入这个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在经过一个生产环节之后进入另一个生产环节实现再循环利用，并将实现农业生产经济目标与维护生态环境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生产过程低污染甚至污染零排放，实现环境污染最小化。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可以在辽宁省的某个县区建设示范性的园区，可以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省里财政投入一部分资金，市、县和村配套一部分资金，开展农村能源生态建设，其中重点建设的一项工程就是沼气工程，通过沼气池的作用把种植、养殖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农业废弃物―沼气池―农业生产”这种循环往复的生产模式，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3.增加环保产业投资。世界上普遍将环保产业视为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发展环保产业可以获得双重效益，环保产业既可以成为地区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还增加了环境效益。通过对于辽宁省具有优势和特色的产业如环保机械产业增加投入，对于环保产业实行减免税、减免土地使用费，从而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引导资金向环保产业流入，扩大环保企业的势力，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二）激励市场主体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

要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增加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通过财政补贴性支出可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预期收益与成本，引导和调节低碳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通过减免税、费用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提取投资风险基金等方式，对从事新能源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从事环保绿化的企业，实施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企业低碳发展的成本费用，促进企业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

1.企业生产方面的激励政策。在政府预算中，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和给予税收优惠，此外，不单只是采用税收直接优惠这一单一形式来促进节能减排，也要不断创新，采用间接优惠政策。如加速折旧，即对使用减少污染排放的技术设备、节能设备、采用循环利用设备等的企业，允许其对这些设备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来计算提取折旧费。在促进能源节约、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方面，不单只是采用“低税率、低售价”的模式。而是要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税收杠杆及综合利用多种税收政策来引导和规范企业与消费者的行为 [3]。政府应通过制定低碳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运用经济杠杆，引导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企业发挥主体作用，为此，应激励企业对低碳技术进行战略投资，发展低碳技术，尽早实现技术升级，规模化应用低碳技术，将企业社会低碳责任与产品质量、信誉结合起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2.消费方面的激励政策。一是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推广节能产品的使用，促使节能技术的普及。制定政府“低碳采购”政策，通过行政干预政府的购买行为，促进在政府采购中优先考虑对环境负面影响较小的低碳环境标志产品。二是可以利用财政补贴吸引用户购买节能产品，促进节能产品市场的发展。通过制定低碳产品消费鼓励政策，对低碳产品采取政策和税收方面的优惠，鼓励消费者购买，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能耗。三是可以使用资源税、消费税、关税等税收工具，鼓励节能产品、可再生能源产品的进口和消费，提高节能减排的效率 [4]。

（三）制约市场主体高能耗的税收征收政策

1.改进资源税。目前资源税征收依据是资源级差收入，不能正确反映资源的价值，也并未考虑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今后改革的方向:一是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把土地、森林、山岭、草原、水、动植物、海洋、空间等自然资源以及社会资源逐步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二是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按照推行“从价定率”方式，应当结合资源的稀缺程度、人类的依赖程度、资源及其替代品的开采成本及该行业利润等因素来确定课税税额或者应税税率，提高再生周期长的自然资源和不可再生的稀缺能源资源的税率；三是改进计税依据，将现行能源税按销售量为计税依据改为按实际生产量计税，减少滥采滥用。

2.调整环境税。环境费是政府征收的与环境相关的各种费用，政府对企业征收环境税，可以调节企业的行为，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此外还对财政还有一定得贡献。目前辽宁省基本上是采取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进行惩罚性收费的环境治理方式，但由于现行的排污收费标准偏低，造成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宁肯受罚付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为此，今后辽宁省的排污收费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收费标准也应该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费标准也要有所提高。工业“三废”排污费将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依据污染物排放总量征收，一氧化硫、汽车尾气等污染物将通过资源附加税的形式征收。

3.试点推行碳税征收。碳税被认为是减少碳排放最具市场效率的经济乎段之一。碳税是一个混合型税种，是对一氧化碳排放行为征收的一种环境税，它的税率由该能源的含碳量和发热量决定，不同的能源由于含碳量和发热量不同，会有不同的税负，低碳能源的税负要低于高碳能源的税负，征收碳税可以从源头上对资源使用进行调节，促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进行节约碳资源的技术创新 [5]。另外，环境税征收所得也可以用于对低碳技术本身的支持与投资，从而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对高碳产业征收碳税已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辽宁也应该在一些污染较大的行业开展试点，首先要在重工业领域实施，然后在建筑、交通和公共事业等领域推广。除了开征碳税，对于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征收消费税以及提高能源税税率也应纳入绿色税改计划中，增强税收的环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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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外部性理论谈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J].商业时代,2011,(6):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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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转贴于（）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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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业生产指数；赤字；欧洲；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134-02

尽管一些主要国家实行了重要的货币宽松政策，比如美国，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放缓，失业率还保持在较高水平。正因如此，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在当前的政策讨论中日益受到重视。当然，高经济增长率需要避免当前的这种经济低迷状态，然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财政扩张能否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协调使用。又或者就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建议的，只实施货币政策也能达到扭转经济低迷的目标？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认为，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政策目标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降低失业率），将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相反，预算赤字，不管是通过货币发行还是向公众借款，都会增加公共债务，提高利率水平，挤出私人投资，最终将损害经济的中期发展。反过来，随着价格水平的上涨，这些又会导致工人名义工资的增加，企业利润的减少，从而影响企业的未来投资。费尔德斯坦坚持反对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尤其是那些诉诸于赤字开支的财政政策。罗伯特·巴罗也反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成为相辅相成的政策工具这一观点，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因为正在面临或经历财政宽松政策的经济主体会把他们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备未来增加的纳税额，而不是增加私人消费和扩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消费没有改变，所以财政乘数是0。

然而，上述命题缺乏特定的经验分析。此外，在如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里，通货膨胀正处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就巴罗的假设而言，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假设并没有被实体经济中的任何经验证据所证实，因为即使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大多数OECD国家里的家庭储蓄却减少的非常多。

在面对严重低迷的经济时，为了稳定经济，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可以被很好地协调使用。例如，在总需求严重不足、高失业率和经济流动性有限的时期里，为了进一步刺激民间借贷，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在一些由于债务负担加重而不得不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如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管是出于汇率下降还是信贷扩张，在某些程度上能对经济衰退的冲击起到缓冲作用。

在经济衰退时期，单一的依赖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并不能对经济产生足够的刺激，因为在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更低水平的利率并不会必然对投资产生激励。的确，在一些利率非常低的时期，为了刺激总需求和增加产出与投资，政府应该优先考虑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单一的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事实上，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扩大消费和促进经济发展，在实施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必须扩大政府支出。在摩根大通就职的布鲁斯分析了美国的联邦政府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指出联邦政府债券利率每下降1%，仅仅能够增加0.6%的GDP，因此可以证实，与财政政策相比，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单独实施货币政策是缺乏效率的，而财政政策则显得更有效率。

然而，在应对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如果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能够协调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政府赤字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更直接一点就是，政府赤字能否真的刺激经济增长？

美国的George evdoridis教授发表的名为《政府赤字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一文，准确的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及预算赤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潜在积极影响。该论文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他证明了政府赤字不仅在经济衰退时期对经济增长有刺激作用，在其他时期也是有效的。他认为他所指出的正常赤字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事实上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根据他的分析，当生产部门生产生产资料的时候，经济增长中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能实现货币盈余（利润），所以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这一不利处境可能会产生“停滞陷阱”。对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而言，为了扩大政府支出而形成的不平衡预算，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Evdoridis使用的是这一关系式：I+X+G=S+M+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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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山东省；绿色经济效率；环境污染；DEA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5-0049-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年均增长98%[1]，堪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这种以资源过度损耗、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为中国带来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中国政府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及时予以关注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为了保证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管理层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环保政策，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目标，并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度，增加对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山东省作为中国的经济、人口、资源等大省，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其经济发展位居全国前列。国民生产总值连续多年排名前五位，由1979年的251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4162亿元[2]，远高于全国的增长率并保持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经济增长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在取得显著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较大的环境代价。如果剔除环境因素的影响，山东省的经济增长质量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可以反映环境污染代价的绿色GDP产出指标，运用DEA模型对山东省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算并进行实证分析，从新的角度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及绿色经济进行综合研究，以期对提高山东省经济增长质量，促进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有所裨益。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总体研究思路是首先构建一个可以反映环境代价的绿色GDP产出指标，其次运用DEA模型以绿色GDP作为经济产出，劳动、资本及技术作为经济投入，对山东省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算及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研究结论。而在构建绿色GDP产出指标时，采取单位污染产出的原则，其数学表达式为：绿色GDP=GDP/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该指标综合反映经济增长及环境污染，即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越低、GDP越大，则经济增长质量越高。由此可见，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科学地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而求得绿色GDP指标及正确地运用DEA模型分析是保证本文研究质量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对在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构建时使用的熵权法及山东省绿色效率测算时运用的DEA法进行较为详尽的介绍。

（一）熵权法

熵权法是用于评价多指标综合的常用方法，它基于客观原始的数据信息，通过对各指标之间提供的信息量及各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分析，科学地、客观地为各指标赋权，从而减少赋权过程中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其数学原理是：假设有

M个地区、N项评价指标，形成原始的数据矩阵X=（xij）m×n（i=1，2…m；j=1，2…n），对于某项指标xj，各指标的指标值xij差异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起的作用越大。运用熵权法进行综合评价的具体步骤如下：

（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DEA最早是1978年由Chames、Cooper及Rhodes三位学者提出的，应用于评估多项投入与多项产出的相对效率值。其基本思想是把一个经济系统或者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视为一个决策单元（DMU），考察决策单元从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再评价由同质DMU构成的评价群，通过对各个投入或者产出比率的对比分析，得到各个DMU的相对效率值。这便是早期三位学者创建的经典DEA模型――C2R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Hj=∑nr=1uryrj∑mi=1vixij （6）

其中，xi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类型输入的投入总量，m表示投入种类，vi表示第i个投入项的权重系数；yr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r种类型输出的产出总量，n表示产出种类，ur表示第r个产出项的权重系数；H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值，同时满足0≤Hj≤1。由于本文测算的绿色经济效率为综合效率，并不区分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C2R模型满足了应用的条件，故舍去DEA后续发展的诸如BC2、C2GS3等模型的介绍。在此需要说明两点：（1）在应用DEA法进行效率测算时，可选择投入导向模型或产出导向模型。所谓投入导向模型主要关注要素投入，是指在给定既定产出的前提条件下，可以同时减少各项投入的比例；而所谓产出导向模型则主要关注投入要素，是指在给定既定投入的条件下，可以同时增加各项产出的比例。本文在对山东省绿色经济效率测算进而论证山东省发展绿色经济必要性时，选用投入导向模型。（2）DEA的运用条件主要有：DUM之间具有同构性；DUM的个数是投入与产出个数的之和的5倍或5倍以上；投入、产出不得为负数。

三、数据处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山东省17个地级市，测算的是山东省17个地级市2005―2010年期间绿色经济效率。故数据的处理主要集中在对17个地级市2005―2010年的相关面板数据搜集及整理上。

在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时，考虑到山东省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绝大部分来源于工业制造部分以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故主要选取山东省17个地级市2005―2010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工业烟尘排放量这三类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进行综合环境污染指数的分析评价，数据来源于2006―201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运用熵权法并逐步按照熵权法的计算步骤，得到山东省17个地级市2005―2010年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3]，见表1。

在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基础之上，本文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传统的GDP进行处理得到绿色GDP，并将其作为产出指标纳入DEA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算及实证研究。其中，本文定义的绿色GDP=GDP/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其中GDP为实际GDP，即剔除了各地物价指数的影响，本课题选取CPI指数，数据来源于

2006―2011年的《山东省统计年鉴》。从绿色GDP的数学表达式可以看出，绿色GDP反映的是单位污染所产生的地区GDP，该值越大，表明该地区可以以一定的环境代价获得更大的产出或获得一定的产出环境代价更小。因此，使用绿色GDP作为产出指标，应用DEA模型，测算的是既定产出条件下各地区在经济要素投入情况下环境污染最小化的能力，即绿色经济效率。而相对应的投入指标，则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分别选取劳动L、资本K以及技术T。其中，劳动投入指标L在量化处理时选取各地区年底从业人员人数（按城乡分的年底就业人员），数据来源于2006―2011年的《山东省统计年鉴》；技术投入指标T则选取山东省17个地级市年末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作为T的替代，其中2008―2010年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而2008年以前的数据则没有公布，故2005―2007年数据主要由各个地级市相应年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另外，由于无法从官方资料获得资本存量K的直接数据，本文在综合参考了张军、吴桂英、张吉鹏的《中国省际物质资本估量：1952―2000》[4]及谢群、潘玉君的《中国内地各省区1952―2009年实物资本存量估量》[5]相关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课题研究主要是山东省内17个地级市的相关情况，即各个地级市资本存量统计数据缺失同时缺乏统一的计算口径，故本课题主要选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市）作为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资本存量的替代；在产出指标绿色GDP及投入指标劳动L、资本K和技术T均设定的情况下，则可以求得山东省17个地级市2005―2010年的绿色经济效率。

四、实证分析

利用DEAP21软件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2005―2010年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算，测得的数据见表2。

五、结论

首先，表2山东省2005―2010年期间的绿色经济效率的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山东省整体的绿色经济效率均值低于标准值1，表明山东省绿色经济效率不高。图2山东省2005―2010年平均效率值趋势图显示，绿色效率值在区间04～06上下小幅波动，同时，图1山东省2005―2010年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呈现类似的特点即呈现不稳定的微幅波动特点，说明山东省绿色经济的发展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改善态势，发展山东省绿色经济仍任重而道远，需相关部门再接再厉。其次，表3表明，山东的威海、日照和莱芜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较低、绿色经济效率较高，而淄博、潍坊和德州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较高、绿色经济效率较低，表明环境保护和发展绿色经济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这也为山东省内各个地级市相互借鉴学习、相互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再次，从山东省整体来看，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绿色经济效率相比其他省份还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这也需要山东省内各个地级市在相关工作开展方面应积极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携手努力改善山东省生态环境、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绿色经济效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山东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329.

[2] 《山东统计年鉴（2011）》编辑委员会.山东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110.

[3]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8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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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先进技术，增强自主研发能力

工程机械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也得益于我国生产要素价格低以及资源丰富等有利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能成为一直支撑我国工程机械产业不断发展的动力，要使我国的工程机械产业能够持续、稳定地进步，就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然而，就目前我国所掌握的科学技术能力来说，还不足以跻身于世界工程机械产业强国行列，因此，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鼓励机械工程企业研发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自主研究开发，为工程机械产业提供内在的发展动力，进行有创造性的生产、经营，从而保证我国的工程机械产业技术能够一直位于世界前列，以技术促进步，提升我国工程机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运用资本运作的方式开展海外收购

自主研究开发新型工程机械产业技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而发达国家一些工程机械企业在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具备了较强的技术能力，但由于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受限，使得这些工程机械产业发展遇到难题。我国工程机械产业可以利用这一契机，投入更多的资金，利用资本运作的方式，对这些具备先进技术而资产不足的企业进行收购。运用这种方式来促进工程机械产业发展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我国只要根据本国工程机械产业的实情，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就能够在获得先进工程机械产业技术的同时，扩大工程机械企业规模，提高工程机械产业的总体竞争力。

（三）增强企业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实力

由于我国的工程机械产业具有一定的经营优势，出口贸易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对于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的本国的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这些国家的企业利用国际贸易规则等手段对我国贸易进行各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在知识产权诉讼方面，对于我国工程机械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国企业应当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各国的贸易法律制度，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有些国家对我国企业发讼，其根本目的是想要以繁琐的诉讼程序和长时间的拖延，阻止我国工程记者产品进入市场，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企业的目的。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应当为企业提供足够的外交支持，维护我国企业的利益。

（四）提高工程机械产业的集中度

从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几个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来看，多个企业共同发展所带来的发展结果，使得这些工程机械企业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营策略方面，都具备了较强的根基，能够与国际上一些强大的工程机械企业进行竞争。而我国的工程机械产业中的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发展时间短、资金不足、技术较为落后，使其竞争力较弱，无法与国际上的工程机械企业进行竞争，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国可以通过制定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工程机械企业集中发展，形成竞争力更为强大的产业集群，从而在国际市场中获得一席之位，为提高我国工程机械产业整体的综合竞争力打好基础。

（五）将发展重点放在高端工程机械制造上

我国的工程机械产业在技术方面与先进国家的工程机械企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实现我国工程机械产业的快速发展，应当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制造高端工程机械方面。首先，要制定新型工程机械产业发展目标，发展主要方向以提高工程机械企业创新能力、节能减排、生产关键核心部件等为主。同时，应当建立具有创新性的工程机械产业体系，政府与企业加强合作，推动工程机械企业向市场需求最大的方向发展，投资与技术并重，为我国工程机械产业提供更强大的动力。

二、增强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