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动态管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的动态管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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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传江，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通讯作者：黄桂然，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与市民化研究”（编号：70973092）资助。

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构建区域竞争力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测度出重庆市1998-2010年区域竞争力指数后，基于VAR模型，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数据对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动态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重庆市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之间的脉冲响应函数不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竞争力冲击响应的滞后期长且总体影响为正，区域竞争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竞争力的预测方差贡献度较小，而区域竞争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预测方差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竞争力；VAR模型；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116-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18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和必然趋势。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全国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已达到2.61亿人。而重庆市是中国农村人口最多的直辖市，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自1997年直辖以来通过启动“百劳工程”等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发展劳务经济，转移数量从1998年的355.40万人上升到2010年的901万人。与此同时，重庆市的区域竞争力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98-2004年间重庆市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全国排名上升了2位［1］，《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2］指出“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在全国排名由25位上升到了2010年的第19位。那么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够促进重庆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1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研究主要涉及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以及地区差距两方面。大量文献均证实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显著改善，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3-4］。贾伟［5］、严超［6］和蒲艳萍等［7］分别通过使用全国和重庆市的劳动力迁移数据实证分析认为劳动力迁移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和合理配置土地等基本资源方面有正向作用。

而劳动力转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还存在争议，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会缩小地区间工资差异和资源禀赋差异，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距收敛。但根据各地区的资料实证分析结果并不完全和这一理论相符，大部分研究证明劳动力转移缩小了地区差距。段平忠和刘传江通过建立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指出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差距的收敛作用明显［8］，樊纲［9］、王小鲁［10］、姚枝仲［11］、Shioji［12］、Rappaport［13］、Evans［14］等分别对全国、重庆市、日本、开放型国家和美国的研究也都支持这一结论。而Barro和SalaiMartin通过研究认为美国的高劳动力迁移率还不足以影响经济趋同和缩小地区差距［15］，王飞和孙自铎等也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地区间居民收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的差距。针对这一“迁移谜题”许召元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劳动力转移之所以在有些地区扩大收入差距而有些地区缩小差距的原因在于资本的外部性和拥挤效应的相对大小以及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技能差异。

上述研究采用各种计量回归模型证实了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转移是否能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但是没有从区域竞争力的角度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重庆市1998-2010年的数据首先度量区域竞争力指数，然后根据重庆市统计局和农业局提供的年度农村劳动力转移数据建立VAR模型，对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刘传江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动态关系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2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变化趋势2.1区域竞争力的度量

区域竞争力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目前尚无可直接利用的重庆市区域竞争力数据，本文采用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来计算区域竞争力指数，根据区域竞争力的理论和构建指标体系的原则从经济基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和国民素质等方面构建了一套包括4个递阶层次共49个指标的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计算重庆市1998-2010年区域竞争力指数。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各准则层的竞争力指数，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准则层的权重指数，最后利用综合评价模型来确定重庆市的区域竞争力发展趋势。指标体系中所用数据均来源于1999-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重庆统计年鉴》。

2.2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变化趋势

从总量分析，如图1所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扩大，1998年重庆市仅转移农村劳动力355万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18.37%，之后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2002年已突破500万，2010年农村劳动力迁移人口已高达901万，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提高到66.49%，劳动力转移年表1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1Evaluating indicator system of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目标层

Target layer准则层

Criterion layer子准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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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年ICU；TISS-28；护理人力管理；满意度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r the effect of the nursing dynamic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ISS-28 in elderly ICU so that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managing nurses reasonably in ICU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care. Methods： 120 cases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3 in elderly ICU. The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Scoring System 28（TISS-28）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nursing workload after June 2013， reasonably arranged nurses by the result. The working time of nurses and service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ISS-28.Results： The nursing workload of nurses was so large in elderly ICU.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ISS-28 about the daily score of ISS-28 of nurses （P

【key words 】ICU； TISS-28； the satisfactory degree； nurses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4-0003-01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进步，人们生活质量日益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护理模式和内容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护理人力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ICU护理人员配置已经成为护理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1]。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ICU护理人员资源配置和管理依旧处于初级阶段，尚缺乏均衡性和科学性，准确评估每日护理量并分配护理人员是保证护理质量的基础和前提，目前，护理管理者在面对人员编制严重不足、流失量大等严峻形势下要做好按需排班，争取以最少的人力取得满意的护理质量[2]。由此，笔者自2013年6月开始应用治疗干预评分系统（TISS-28）测量本院老奶奶ICU每日工作量，并按需排班，探索动态管理护理人力资源的方法，以期在保障护理质量前提下合理分配每日护理工作量，提高患者及医护人员的满意度，现将具体方法和效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笔者随机选取我院2013年1月～2013年12月期间老年ICU收治的120例来自急诊、内科、外科及术后患者，实施前（2013年1月～6月）60例为对照组，其中男38例、女22例，年龄65～94岁，平均年龄79.86±6.38岁，APACHEII评分15～22分，平均18.65±2.38分；TISS-28评分分布：I级（0.05），分组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首先，对参与调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采用治疗干预评分系统TISS-28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测量每日工作量。实施前对全科护理人员进行12h排班，8：00～20：00为白班、20：00～8：00为夜班，将护理人员分组，每组由2名护理人员组成，管理者根据患者人数及病情危重程度调度护理人力，工作量大且人力不足时安排当天休息第2d的护士加夜班，休息第3d的护士加白班。实施后按照对照组分组方式，轮流安排1组作为机动班，其余组常规12h排班，管理者采用TISS-28测量每日护理工作量，并根据评分和护理人员配制关系模型测算出当日需要的护理人员数，并按需排班，如果工作量未超过在班护理人员平均工作量时，则安排机动班护理人员休息，一旦工作量超过平均工作量且当班护理人员不能满足时，通知机动班人永远支援，做到忙时增援，闲事休息，基本保证夜班人员能连续休息2d，另外，将每位护理人员每日工作量注明在排班表上，每周统计按月汇总。

1.3 调查方法

采用我院自制的护理人员服务专项调查表调查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每月调查1次，调查表主要涉及到护理人员服务意识、技术操作、基础护理、健康教育、管道注意事项告知、人文关怀、家属沟通几个方面，每项有1～4个问题，答案分为满意、不满意，受调查人员仅需勾选其中一项，清醒患者自评，意识障碍由患者家属代评，均采用无记名调查，护理人员当场回收并注明患者的住院号，保证调查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另外，调查本科室医护人员对护理人力管理满意度，每季度调查一次。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18.0软件对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χ2检验，检验标准α=0.05，P< α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每日TISS-28评分和工作量

3 讨论

TISS-28能每日量化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并科学计算出不同ICU或不同数量患者合理的护理人员配置，指标较少，应用方便，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评估工具[4]。在日常工作中，根据TISS-28评分测算工作量，并按需排班实时增减护理人员的数量，合理分配每班的工作量，另外，还能根据TISS-28评分等级及护理人员工作能力进行分层管理，IV级患者安排资深护理人员，II或III级患者可安排低年资护理人员[5]，表1数据显示，实施TISS-28前后ICU每日工作量TISS-28评分分别为133.54±17.38分和132.86±16.58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193，P=0.8268）；但是应用TISS-28后，护理人员每日工作时间7.86±0.62h明显短于实施前9.18±0.68h，比较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t=11.1112，P=0.0000）。

据临床研究报道，护理人员资源管理是影响患者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如果人力资源管理不到位，则难以落实各项基础护理、做精专科护理，由此，护理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效性直接影响护理服务的质量[6]。实施前护理人员因工作任务量大仅注重完成和医嘱相关的治疗和护理硬性指标，对生活护理、健康教育、人文关怀、家属沟通等软性指标则不能做到位，表2数据显示，实施TISS-28后患者对生活护理、健康教育、人文关怀、家属沟通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实施前（P

综上所述，应用TISS-28测量每日护理工作量，能动态合理的管理ICU护理人员并科学合理分配工作量，明显缩短护理人员的工作时间，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促进护理质量进一步提高，值得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大力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 蒋承慧，魏薇，周玉洁等.TISS-28在老年ICU护理人员动态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4，30（4）：63-65.

[2] 明淑兰，廖常菊，张会礼等.NAS联合TISS-28测量三甲医院综合ICU护理工作量[J].中外医学研究，2012，10（21）：56-57.

[3] 廖常菊，杨明全，邹雪梅等.治疗干预评分系统-28在ICU护理工作量评估中的应用研究[J].护理研究，2012，26（7）：641-643.

[4] 温晓平，廖常菊，明淑兰等.不同量表在测量ICU护理工作量中的应用[J].现代临床护理，2012，1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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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8.5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8-130-02

剩余劳动力问题对中国而言有重大意义。由于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不仅要实现市场化还要解决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任务。根本的是农民的转变。农民如何顺利的实现现代化，完成身份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其中剩余劳动力的界定、数量判断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城镇化路径的选择，甚至对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但对这个问题学界争论不一。

一、原有文献对剩余劳动力的界定及评析

关于剩余劳动力的界定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即将边际生产力等于零或接近零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以刘易斯为首的古典学派持这种观点。这种界定方法以技术不变为前提，在技术进步缓慢的年代或者短时段有其合理性。但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度的时代，以静态的均衡的观点来界定一个动态的，多因素影响的现象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以舒尔茨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认为农业中没有剩余劳动力，即使传统农业中资源也是优化配置的，转移劳动力必然会引起农业产量的减少。

第二种方法将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减去农业的需要量称为剩余劳动力。问题是如何计算农业的需要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从经济理性出发自主择业的。首先要确定一个合理的农产品需求量。这样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一种含主观因素较多的估算。因为在计算过程中，一般会选择几种作物为依据。还有论者会估算一个人均耕地亩数进行计算（周天勇，2007），这样做就是一种大致的估计。从而减少了结论的效度。

赵显洲（2010）也认为，中国依然存在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刘易斯转折点远没有到来。他计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际农业从业数量-农户的目标收入=非农产业平均工资时的农业从业数量。这里没有考虑劳动者的异质性。并且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不只是收入的差异，除此之外收入差异是一个动态的相对量。

第三种将边际收益低于非农劳动力的劳动者称为剩余劳动力。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和市场经济条件，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只是由收益决定的。况且收益差异既是选择的原因也是从事不同产业的结果，这种定义往往将劳动力假定为同质的，无差异的，但在实际上劳动者是异质的。虽然作为一种趋势可以假定二者收益在均衡时会相等，但这只是一种远景式的展望，对当下中国而言这种大概的远景式的判断意义不大。

第四种是考虑劳动力的异质性，结合劳动力的特征进行分析，将农村劳动力进行细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剩余劳动力就是能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从这个角度看的优点是计算出的数据在短期是有效的，但无法分析长期的趋势。但从这个角度看有助于了解剩余劳动力的现状，避免总体算法那种大的偏差，甚至是误导。都阳、王美艳（2010）得出的结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的可能性下降。受教育水平越低外出的概率越低。由于考虑了劳动者的特征，都文的结论较可信。但只是一个计量分析，所以缺乏必要的深度，是一种就事论事。

二、原有文献对剩余劳动力的计算及评析

在实际计算中采取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数量—农村实际就业量 。农业实际就业量=农村农业就业量+ 农村非农就业量，这种计算方法计算的实际为农业失业人口。况且关于农村就业的劳动力数量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孙自铎（ 2008 ）、李迅雷 （2012）因为统计口径的差异，中国统计不区分兼职与全职的区别，所以计算的数据差异很大。它没有将城乡和产业的互动联系起来，单以农村讨论剩余劳动力并没有着眼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第二种：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需要量。这就涉及到农业如何界定？是小农业即只包含种植业还是大农业即农 、林、 牧、 副、 渔。 现代农业作为一个产业，背后有许多支持部门，这些从业人数如何计算？蔡昉（2004）以农村劳动力的家庭所在地口径为依据。不管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产业的人口都包括在农村劳动力里面。包括务农，乡镇企业就业，非农产业经营和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都包括在内。可以看出，在总量上明显存在高估的问题。因为后三种已经转移出去从事的是非农产业。

在计算目前劳动率水平下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他仅以种植业跟饲养业为主。以作物种植面积乘以单位用工数量进行估算种植业。以畜牧出栏量（水产面积）乘以用工水量来计算饲养业的劳动力需要量，由此可以看出在劳动力需要量上存在着低估，因为现代农业将是大农业，农业本身将会出现职业分化，农业本身的分工水平将加深，因此不能只限于种植业跟畜牧业。

关于农业从业的合理人数，有的论者进行了国际比较，但这种办法是粗糙的。因为这种方法漠视了国别差异，合理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不只是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还包括制度及技术水平因素。一般以韩国或日本的单位面积与亩均劳动力需要量来确定中国未来的农业合理的劳动力数量。这样，只能是一种粗略的估算。（周天勇，2007）

刘建进（1997）在运用农户决策模型进行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时，假设农民在信贷市场上只要愿意就可以得到资金，显然这是一个不现实的假定，并且这个假定影响到最后计算的结论。他主要关注的是收入与剩余与否的关系。在做收入与在农业投入的OLS回归后，他这样推理，“假如这5%的人均收入上升引起1个百分点的农村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业在全国范围内也同样适用， 那么就有约1%×45000万= 450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 “全部农户中约有19%劳动力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果按这一比例推算， 全国约有45000万×19%=8500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实际的数字可能比这还要高。”可以看出他仅考虑收入这一个因素，并且在模型过程中有许多不现实的假定，所以这种模型估计法，看似严谨但实际上得出的结论存在问题。

第三种是考虑劳动者的异质性，结合劳动者的特征进行分析，将农村劳动力进行细分。都阳、王美艳（2010）在利用2005年1%的人口抽样数据，考虑了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因素。推算出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4300多万人，少于上述方法的估计。这种算法因为考虑了不同劳动者的不同特点，故而得出的结论比较可信。但问题是运用有限样本进而推断总体可能存在偏误。

约翰·内特、邓曲恒、李实 （2011）使用2002年与2007年的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住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需求和供给进行了估计，运用Probit模型进行了估计，考虑了不同类型的劳动者。通过比较实际工作的天数与可以用来工作的天数来测量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但行文至此该文比较的是农业与非农业从业人员的劳动天数，从而得出后者就业更加充分。这就忽视了农业劳动天数的特点，农业与自然天气等联系很紧密，不可能像有非农从业人员那样工作天数。假设300天为可用来工作的天数，从而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占39%的结论。再以此推算从而得出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结论。

总之，从方法上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宏观计算法，其特点就是假定劳动者是同质的。运用总体数据得出结论。但由于统计口径不一；农村需要劳动力数量上又是估算，或以发达国家为标准或以单位面积与用工数为标准，所以存在很大误差，代表人物有蔡昉（2007）、王德文（2008）、李迅雷（2012）。另一种方法是考虑劳动者的不同特征，主要有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再运用概率模型做回归得出转移的概率，进行推算。这种方法由于考虑了农村剩余劳动者的个体特征，从而得出的结论比较可信，代表人物有约翰 ·内特、邓曲恒、李实 （2011），都阳、王美艳（2010）。

参考文献：

[1]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 [J] .中国人口科学，2007，（02）.

[2]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J].经济学家，2008，（01）.

[3]赵显洲.关于刘易斯拐点的几个理论问题[J] .经济学家，2010，（05）.

[4]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J] .中国农村经济，2007，（10）.

[5]康文杰、石德金、余建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及其修正[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05，（02）.

[6]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J].广州大学学报，2010，（04）.

[7]江秀辉、李伟.评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统计方法[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

[8]约翰·奈特、邓曲恒、李实.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J].管理世界，2011，（11）.

[9]李实、邓曲恒.中国城镇失业率的重新估计[J].经济学动态，2004，（04）.

[10]盛来运.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11]蔡昉.中国发展的挑战与路径：大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J].广东大学学报，2010，（108）：4-12

[12]李善同.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分析[J] .管理世界，2006，（09） .

[13]蔡昉.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03）.

[14]蔡昉.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农业发展政策选择[J] .中国农村经济，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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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措施；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2-0026-1

目前，涪陵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快速推进，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城乡稳定、促进涪陵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笔者就辖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再就业及劳务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开展了调查研究，现就农村劳务开发工作中采取的措施及存在的问题，与大家一起探讨。

1 江北街道基本情况及劳务培训开发工作的总体情况

江北街道位于涪陵城长江以北，属城郊结合部。街道幅员面积69.7平方公里,下辖11个村，3个社区，总人口5.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1万人。辖区交通发达，是涪陵的北线交通枢纽。街道工业以建材工业、造船运输、食品加工为主，全街汇总企业65户，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2户，是街道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011年实现GDP52593万元，同比增长25.6%。实现财政收入2570万元，同比增长98.51%。地方财政收入1173万元，同比增长89.23%。基本形成了造船运输业、建工建材业两大支柱产业，成为涪陵极具发展空间和增值潜力的新兴街道。

2011年是江北街道大力实施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和转移工作，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丰收年，街道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步伐，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较为良好的效果。2011年江北街道全年转移劳动力12387人，实现劳务收入9776万元。2011年江北街道辖区企业，个体工商户都积极吸纳农民工就业，共解决农民工11500人就业。并与浙江东阳市建立了长期劳务输出基地1个，并有组织地对口输出1653人。培训农民工565名，完成目标任务350名的161％。

2 全面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措施

2.1 加大转移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以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为载体，负责做好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工作，以社保平台为载体，负责做好劳动力转移开发工作。近3年来，培训了缝纫工158名；培训电焊工580名；培训家政服务员72名；培训物业管理人员71名。经考试鉴定，有704人获得区劳动保障部门颁发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就业率均达90以上。

2.2 完善输出网络，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

进一步完善包括劳动力资源、技能培训、职业介绍、转移就业等信息在内的农村劳务信息系统，及时补录新增劳动力1300余人进入信息网，为辖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指导和信息服务。并充分利用街道在浙江东阳市建立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基地，有规模的组织劳务输出358人。

2.3 发展企业，拓展就地转移空间和容量

2011年街道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之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渠道；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扩大第一产业的就业容量；抓住辖区建筑业、造船工业以及榨菜加工等行业的发展机遇，有针对性的培训农民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全年共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4500余人。

2.4 全面宣传，积极组织农民工赴新疆季节性务工

2012年江北街道大力宣传，积极促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利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特别是积极宣传组织大量农民工赴新疆摘棉花，2012年全街共动员1200余人前往新疆摘棉务工，其中江北街道集中统一组织78人参与区劳务办统一赴疆摘棉，并积极与区上及时联系，做到组织有序、安排细致，联系护送车辆、赴疆专列和带队管理人员等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确保了务工农民工的有序务工和往返安全。

2.5 切实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服务管理

江北街道切实抓好辖区5760名进城务工农民的信息调查登记和动态管理工作，并在点易居委设立了以政策咨询为主的务工农民服务管理窗口，实实在在为进城务工农民做实事、做好事。坚持“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原则，整合各类培训资源，落实培训补助政策，鼓励农民工参加培训。加强信息服务，提高劳务输出信誉。

3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

3.1 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规模转移

经过多年的发展变化，农村劳动力素质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并不大。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高。较低素质的人员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领域会越来越窄。

3.2 农业富余劳动力供给量过大使转移劳动力的压力不断增大

随着三大工业园区的启动建设，在全区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失地农民的数量也进一步加大。农民失去土地后，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和收益分配，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上班无岗、就业无门的问题，就难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外来廉价劳动力冲击本地劳动力市场，也加大了本地劳动力转移的压力。

3.3 非农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容纳能力有限

目前民营企业、农村个体、私营工商业等其他非农产业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正在逐步减弱，并且今后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数量、规模都将有下降的趋势。

3.4 劳动力转移市场盲目无序制约了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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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为了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加大对农村地区促进就业工作的投入和支持，不断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来源渠道，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努力使农村中富余劳动力在不断提高素质的同时，转移到二、三产业发展中来，切实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使城市建设和农村发展良性互动，有机统一。

二、目标任务

完善以政府主导的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社会责任体系，紧紧围绕以促进非农就业为目标，千方百计扩大非农就业，建立各镇促进非农就业联席会议制度。各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定期研究促进非农就业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及解决的方法，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促进非农就业的各项扶持政策，形成促进非农就业的长效机制。十一五期间新增就业岗位每年不少于3万个，其中非农就业每年3000人次以上；农村“双困人员（生活困难、就业困难）就业安置率努力达到100%。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素质。十一五期间培训各类职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达到其总数的80%以上。

三、主要措施

(一)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各项功能，大力推进非农就业

1、健全政府促进非农就业责任体系，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调控功能。强化各级政府促进非农就业的责任、完善促进就业目标考核体系，把就业目标与经济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同布置、同检查、同安排。根据每年制定的促进就业目标计划，明确考核内容和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给被考核单位和相关部门。

各镇政府应加大政府促进非农就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完善政府出资购买就业岗位的各项管理措施，形成优先吸纳本地区劳动力就业的良好环境。

2、不断优化就业扶持政策，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政策支持功能。根据**的实际，实施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和实现自我创业给予交通费补贴与创业补贴政策措施，对农村“双困”人员市场就业的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补贴标准按镇保缴费基数设定。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非农就业。对能创造较多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和有效的扶持。发展有一定就业容量、能提供公共服务事业并适合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公益性项目，支持有市场潜力的非正规劳动组织发展壮大。同时疏通劳务输出渠道，扩大输出规模。

3、重视解决纯农户的就业问题，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引导功能。在全区对纯农户家庭的人员结构、文化、技能、求职意向等开展排摸，十一五期间，对纯农户家庭，实现有一人以上非农就业，提高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4、健全农村“双困”人员就业援助机制，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托底安置功能。完善对农村“双困”人员的就业托底机制，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拓宽农村“双困”人员安置渠道。加强对农村“双困”人员进入、认定、退出的动态管理，确保出现一个、认定一个、安置一个、保障一个。

5、优化社区微小型企业创业环境，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就业扶持功能。认真落实农村富余劳动力享受与城镇劳动力相同的就业服务和就业优惠政策，积极做好开业贷款的政策扶持工作，有条件的街镇应当提供创业场所，提供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创业经营场地，加大开业指导工作力度。农村富余劳动力创业贷款5万元以下，免除个人担保，积极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创业促就业。

6、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健全网上公共职介平台，在现有就业服务机构三级网络的基础上，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建立农村就业服务中心，开设专门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求职服务的公共招聘就业窗口，方便求职，降低求职成本。全面掌握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和求职意向，做到“一人一档”，实施职业指导联系卡制度，重点关注正在培训和有求职愿望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征地劳动力，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职业指导服务。

(二)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竞争能力

1、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社会化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机制。加强针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工作的指导，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面向市场、政府出资购买培训成果的职业培训机制。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特别是抓好郊区青年万人培训项目的落实。

2、探索建立职业培训政府补贴新思路。加大政府对职业培训投入的力度，逐步为农村劳动力建立个人培训账户，为每一个账户注入一定的资金额度（每卡每年2000元），实现职业培训政府补贴账户化和人本化的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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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 培训 短板 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2-0293-01

随着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使得未来将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体系中来。但在现实中也存在着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培训还面临着诸多短板。目前承担培训工作的职能部门，为各级社会劳动保障部门，而具体实施培训任务的机构则主要由各类型中职学校组成。通过对现有的培训现状进行调研发现，以政府专项经费支撑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其必然存有着以政府指令性任务为导向的培训特征，这样就忽视了市场对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要求。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短板的存在属于系统性问题，而破解培训短板的对策也就需要在整体观下来进行构建。基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1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短板分析

具体而言，这里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短板分析：

1.1 培训项目较为固化

从逻辑出发可知，应以市场需求结构为培训项目的选择，这本质上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培训中的体现。但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受专项经费支撑，并委托中职学校具体实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培训项目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匹配度，中职学校则是以专业教学方式来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1.2 培训管理较为松散

首先需要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特质，同时也充分尊重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意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培训管理较为松散。而且，农村劳动力的纪律性和个体意识残缺，这就增大了培训管理的难度。不难知晓，培训管理松散现象将直接制约培训工作的有序开展。

1.3 培训评价存在缺失

以公益性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特质，也就在另一面弱化了对培训效果的评价工作。在培训评价存在缺失的情形下，将产生两个不利的后果：第一，难以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第二，无法获知农村劳动力对技能的掌握状况。

2 破解短板的思考

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培训短板，这里相对应的对如何破解短板进行以下三点思考：

2.1 破解培训项目固化的思考

上文已经指出，中职学校作为承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机构，在一定层面需要以政府相关部门的培训原则为导向，而政府部门的培训原则具有逻辑自洽的特点，但却无法保证与市场需求结构的动态匹配性。因此，在中职学校丧失了培训的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其从事专业技能培训的优势也就难以施展出来。

2.2 破解培训管理松散的思考

培训管理松散现象将会影响到培训的质量，从而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无法通过加强培训制度管理来应对，首先这类培训具有社会公益性，再者该类培训需要遵循农村劳动力的个体意愿。更为重要的是，在破解培训管理问题时，需要明白农民个体行为偏好对培训管理的排斥力。因此，既不能单纯的用制度管理来强化，又需要尊重农村劳动力的行为偏好，这就构成了破解的思路。

2.3 破解培训评价缺失的思考

不难明白，若是在该项培训中存在着评价缺失的现象，那么就无法对政府专项经费的使用负责，甚至会因此滋生出腐败问题。作为劳动技能培训，其培训效果不仅要由农村劳动力个体说了算，还需要由市场在进行评价。

3 对策

根据以上所述，对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构建：

3.1 发挥中职学校的培训能动性

众所周知，中职学校在职业技能培训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时，由于深受政府职能部门的影响，而无法在自身能动性下调整培训项目和培训内容。为此，这里就需要建立起能够发挥中职学校培训能动性的机制来。笔者建议，政府职能部门应在培训方案设计和调整上给予中职学校更多的自。

3.2 发挥政府部门的过程监管性

政府尽管是专项经费的承担着，但政府不应深度参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却要履行公权力所赋予自身的监管职能。这就决定了，政府职能部门应对中职学校的培训工作进行过程监管，并设计出末尾淘汰机制，促使中职学校认真履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为了拓宽中职学校的选择面，也可以将民办中职学校纳入到承接培训工作的范围中来。

3.3 以乡镇为单位加强组织管理

为了减轻中职学校的培训管理压力，上级政府部门应建立以乡镇为单位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即由乡镇委派专人参与到对受训农村劳动力的管理中，这样就可以发挥这样几点优势：第一，来自于同一个乡镇，能够满足农村劳动力“抱团取暖”的行为偏好，从而可以在相互感染下助力组织管理；第二，乡镇委派专人参与管理，不仅能够了解中职学校的培训状况，也能因熟悉民情而促进培训管理工作的开展。

最后，在进行培训评价时需要从受训农民个体感受，以及市场反馈等两个方面来进行综合考核。

4 结语

通过对现有的培训现状进行调研发现，以政府专项经费支撑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其必然存有着以政府指令性任务为导向的培训特征，这样就忽视了市场对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要求。为此，当前就需要从：发挥中职学校的培训能动性、发挥政府部门的过程监管性、以乡镇为单位加强组织管理，以及建立多元评价途径等方面下功夫。

参考文献：

[1] 张竺鹏.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发展现状与实施对策[J]. 职教论坛，2005（28）：29-33.

[2] 刘国永.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践与政策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38（4）：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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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深化全省“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为指导，以落实全省劳动力建档立卡信息化管理为目标，对全镇辖区内每个劳动者建档立卡，切实摸清底数状况，掌握劳动力基本信息，了解培训意愿，摸清就业需求，落实培训政策，开展考核问效，实施动态管理。通过对劳动力建档立卡，全面、准确地掌握本地区劳动力资源状况，为全镇劳动力培训供需数据分析和评估，为技能培训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进一步增强培训就业的针对性、有效性，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范围对象

劳动力建档立卡范围对象：镇域内1960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出生的城乡各类劳动力（包括县户籍、本市外县户籍在县工作或生活的劳动力）。

三、工作目标

按照省、市统一部署，3月底完成全县贫困劳动力建档立卡；6月底完成农村劳动力的建档立卡；8月底完成城镇劳动力的建档立卡；10月底建成全县城乡劳动力档案；11月底我县劳动力建档立卡信息系统与省同步上线测试运行。

四、实施步骤

根据“统一标准体系，统一信息系统、统一更新标准”要求，按照“查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的原则，全面铺开全镇建档立卡信息采集工作，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一）前期准备阶段（3月24日-3月31日）

1、动员启动

成立全镇实施“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并召开全县实施“劳动力建档立卡”动员会。对市县下发推送我镇的采集数据信息任务进行分解。

2、人员培训

组织所有信息采集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规范经办流程、采集内容、指标口径等内容，培养一支懂政策、善沟通、会宣传，优质高效的数据采集队伍。

3、宣传引导

各村（居）委、各企业要切实加大宣传力度，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通过广播、微信等媒介在村、街道、集市、社区、居民小区进行广泛宣传，张贴劳动力建档立卡公告，使建档立卡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信息采集工作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经费保障

县财政局负责保障全县劳动力建档立卡登记信息采集经费和工作经费，将宣传、培训、信息数据整理、网络建设、入户采集设备、统一标识等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信息采集经费按每采集一条0.5元计算。县人社局要加强信息系统软硬件建设，建立与省、市平台对接的信息系统设备。

（二）全面实施阶段（4月1日-8月31日）

1、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按照属地为主的原则。以各村（居）委、各企业为采集单位，组织专人挨门逐户地对每个劳动力对象进行线上或线下采集。主要将本辖区范围内劳动力资源基本情况、社会保险、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求职等信息进行采集，并录入到全省劳动力建档立卡信息管理系统。

疫情期间：先行线上采集，采集渠道依托“民生”APP、人社微信公众号等采集渠道。

疫情结束：各村（居）委、各企业根据分解下达的数据信息完成采集任务，全面开展入户调查采集，填写《县劳动力建档立卡登记表》，完善信息，完成入户登记信息的录入，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录入的合格信息导入至劳动力建档立卡信息管理系统。

2、数据更新。劳动者可通过“民生”手机端、人社微信公众号等采集数据渠道对变动信息进行自主更新。通过建立健全劳动力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实现采集数据可核查、可追溯、可问责，确保采集数据真实准确及时。

3、数据应用。通过劳动力建档立卡，提供劳动力个人信息的管理服务，为全镇提供劳动力产业分布、人员结构、求职趋势等数据；为人社业务经办提供劳动力基本信息、求职意愿和就业服务跨地区共享；为劳动力提供“订单培训、菜单培训、滚动培训”等优质、精准的培训、就业服务；为全县精准扶贫提供贫困劳动力和易地搬迁劳动力实名信息、就失业信息、培训就业需求等动态监测和数据分析服务；为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享受均等化服务提供支持；建立数据管理使用制度，对数据更新、安全、开发、服务全流程进行监管。

（三）分析总结阶段（9月1日-10月31日）

  1、归档总结

各村（居）委、各企业要做好对劳动力建档立卡资料的整理工作，要将所有入户登记资料和纸质表单按照档案规定进行归档管理，并将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总结上报镇领导小组办公室。

 2、分析评估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做好对全镇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的汇总、统计和分析工作，完善相关制度，建立数据动态管理机制，开展采集数据分析运用，对工作全过程进行总结评估，上报县政府和市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领导组。

五、组织领导

劳动力建档立卡数据采集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业务量大，为保质保量完成此项工作，特成立镇实施“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领导小组。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政府成立镇实施“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安排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全镇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督促协调，各村（居）委、各企业要建立相应组织机构，明确专人负责，为推进建档立卡工作提供强有力组织保障。

（二）强化宣传培训。各村（居）委、各企业要按照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加大宣传力度。要把建档立卡工作的目的、意义和内容、采集方法、填报说明等相关政策宣传到每位劳动者，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组织采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确保建档立卡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三）注重协调配合。派出所要准确及时提供全镇劳动力、暂住人口基本信息；各村（居）委、各企业要按照分解任务，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制定确实可行的“线上采集+线下组织”方式，切实发挥好基层各类工作人员力量，有组织地做好线上线下采集信息工作，确保按期完成采集数据输入任务。

（四）明确时间节点。各村（居）委、各企业要严格按照任务时间节点开展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质量。从4月1日开始每周五将本周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各村（居）委、各企业要在6月底完成农村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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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在二元结构经济的分析框架下，依据Ranis.G模型的分析思路，从理论分析中得到启发，认为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应该成为本文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心问题。根据模型的分析结果，得出结论：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初期对劳动力转移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劳动力流动有显著影响。由此，笔者进一步从政策层面提出了应对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资本增长 产业结构 劳动力转移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人口流动率极低。然而改革开放之后，的推行，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农村人口拥有了自由支配劳动力的权利。随着非农产业的快速增长，城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对资源的大量需求，产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趋势。本文试图从资本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角度来系统论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状况，进一步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提出相关对策。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会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组合，从而极大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人数不到劳动力总数的40%。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劳动力的转移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国外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中，最初的研究成果是美国经济学家W.A.Lewis创立的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他认为农村部门存在“零值”劳动力，即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为零，只要工业部门提供高于农业平均收入的工资，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农村劳动力的供给。一旦剩余劳动力消除，劳动力就会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变得稀缺。基于“理性选择”、“生产要素流动性”、“效用最大化”等假设，新古典学派揭示了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劳动力流动现象，解释了劳动力流动来源于地区之间的福利水平差异。M.Todaro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考虑了城市失业的存在，从而补充了刘易斯模型。他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基于“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的依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综上，刘易斯、托达罗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经典模型以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前提，认为劳动力的转移是无障碍的，这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城乡劳动市场分割及劳动力转移障碍是不相合的。D.Jorgenson从宏观消费结构变动的角度分析得出，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关键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农村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斯塔克的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相互孤立的个人行为主体单独作出的，而是由相互关联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比较典型的就是家庭作出的。

国内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研究中，大多是从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背景、转移状况、影响转移的因素及转移所带来的影响等方面着手分析。在建国之初，国家为了保证农业优先发展，通过户籍制度和就业双重管制把劳动力围堵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劳动力的限制，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涌入。针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严峻形式，农业部课题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是，在发挥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基础上加速城镇化进程。刘建进（2002）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报酬的关键因素，并且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苗瑞卿等（2004）对托达罗模型作了修正，修正后的模型揭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是改革户籍制度和提高人力资本。程名望（2009）运用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个人微观决策机理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农民工是理性的，他们是以收益最大化来决定自己的转移行为。

当前国内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还处在发展阶段。以前的研究涉及到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因素的影响及个体理性等方面。本文将修正后的刘易斯模型作为研究理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考察了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人口增长与工业存量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模型建立及理论分析

一国经济在它的生命周期过程中由欠发达向成熟阶段过渡，通过增长规律或资本积累规律的变化表现出来。只要经济仍处于不发达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农业部门就是工业化和增长过程所需要的人力、食物和原料的主要来源。随着完全商业化的出现，经济的二元特征就萎缩了，农业部门的使命就完成了，这时注意力转移到了工业部门。为了将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规律同经济欠发达阶段的增长规律对比，需要集中考虑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及技术革新这种重要的“三位一体”在两种场合的不同作用。根据Ranis. G的分析思路，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以上方程式A与经济欠发达阶段相联系，方程式B与经济成熟阶段相联系。将方程式右边的变量看成外生变量，左边的变量看成内生变量。首先考察方程式A，描述了二元欠发达经济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吸收方程式。此阶段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尽可能迅速的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方程右边的ηk表示工业资本积累，B表示劳动力使用要素偏向程度，J表示技术创新，方程左边的ηw表示实际工资增长速度，ηL表示劳动力吸收速度。方程指出，工业资本积累、技术革新及劳动力使用要素偏向程度，在因果关系上决定着实际工资增长和劳动力吸收速度。

方程式B表示二元成熟经济的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方程式。这里人口增长ηL和技术革新（Bk，J）被看作外生变量，它们在因果关系上决定着内生变量，即资本增长率ηk和利润增长率ηπ。将上述两个方程联立，表示了生命周期两个阶段存在一种结构上的对称性。

方程式B的经济意义与成熟经济增长的停滞主义论点是一致的。该论点基本承认资本在富裕社会是一种丰富的生产要素，人口增长和创新活动的外生力量有逐渐减弱的危险，而这二者对于提供充足的投资机会和防止利润率下降是必不可少的刺激。上述观点与经济欠发达阶段形成鲜明对比，方程式A中，资本被看作是稀缺的要素。在这种经济中，低水平的储蓄和技术革新能力成了阻止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吸收到生产活动中去的瓶颈因素。

上述两个方程也表明，由外生变量的数量变化而产生的影响，将通过要素中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数量调整而被吸收。在经济欠发达阶段，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对于防止要素的价格调整起着缓冲作用，保证了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的数量变化，完全落在要素数量的调整即劳动力吸收上。另一方面，在经济的成熟阶段，人口增长和技术革新的波动影响，不仅被要素数量，而且还被要素价格的调整所吸收。

纵观本模型的理论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随着一国经济水平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在二元欠发达经济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而较低的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水平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而劳动力实际工资不变。当经济处于较发达水平时，资本积累比较充足，此时人口增长和技术变革同时影响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模型的结论为我们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两个有待检验的问题：一是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实证检验及结果说明

（一）分析方法与变量设置

模型1检验总体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解释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模型2检验各产业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解释变量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建筑业及服务业的GDP。本文选择的模型为多元对数线性回归模型，所估计的系数恰好是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反映了被解释变量的增长与解释变量增长的关系，适合长期的时间序列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分析了资本增长与产业结构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而没有实证分析技术进步的影响。计量模型结果如下：

模型1：LnL=β+β1LnGDP+ε

模型2：LnL=β+β1Lnigdp+β2Lnagdp +β3Lnsgdp+β4Lncgdp+ε

模型1中L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GDP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模型2中agdp表示农业生产总值，igdp表示工业生产总值；cgdp表示建筑业生产总值，sgdp表示服务业生产总值。

（二）数据来源

为全面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资本增长、产业结构的关系，本文选取了中国国内1978-2010年的城乡就业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此来推导确定每年劳动力转移数量（本文劳动力转移的口径定义为：到外乡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或虽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反映资本增长的指标GDP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的指标农业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建筑业生产总值、服务业生产总值等变量，其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EVIEWS6.0对模型1、2进行OLS估计，结果如下：

见表1，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解释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的。当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加0.395%，表明1978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力转移有促进作用。

见表2，模型2 的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各解释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当农业生产总值每增加1%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加1.88%。表明当农业生产水平提高时，剩余劳动力可以自由的向其他部门流动。当工业生产水平每增加1%时，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加1.85%。表明随着工业产能的提高，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参与生产。当建筑业生产总值每增加1%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加0.2997%。当服务业生产总值每增加1%时，农村劳动力剩余增加0.90%，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加速劳动力的转移。

结论

综上所述，贫困问题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之一，而贫困的根源又在于较多的人口占有较低的要素生产率及不合理的制度，从而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按照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发展脉络，分析得出资本增长和产业结构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

（一）累积资本增长促进劳动力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积资本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城镇经济的迅猛发展，知识、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持其不断扩大的规模，使得城镇的就业需求增加，从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拉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村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就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素质不匹配。因此，农村人力资本及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保障。此外，我国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大量职业技术学校得到资助，国民的教育水平得到普及并逐步提高。农村劳动力拥有了一定的专业技能，使得他们有机会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选择其它职业来改善生活，从而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

（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劳动力转移

不同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有重大影响。由实证分析得知，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转移呈正向关系，表明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促使更多劳动力有条件走出农村，转移到农村非农产业或城镇；工业经济增长和服务业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转移呈正向关系，因为伴随着工业化和服务业的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从而带来劳动力的快速流动。建筑业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转移呈显著正向关系，随着我国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对建筑业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且该行业对劳动者的专业技能要求不高，这使得他们必然以建筑业作为主要的就业去向。综上所述，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不断推进，伴随着技术的革新，各行各业必然会增加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政策建议

（一）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可知，加快城市化发展、顺应工业化趋势、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配置是解决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根本出路。随着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必然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移。同时，由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人们的需求从物质水平上升到精神水平，必然进一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滞后，一方面对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空间与地域的选择有了较大限制；另一方面，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形成了一定的制约。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拥有足够的发展潜力，且对于劳动力的专业技能要求不是很高，对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二）调整产业结构，使区域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各异，相关部门应抓住其资源优势，发挥地方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地区特色产业，使地区产业具有不可复制性。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地区的传统产业由于缺乏创新，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感了。因此，加快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关键。在最近一段时期，第三产业由于对劳动力的专业要求不高，同时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第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在未来的若干年，第三产业将成为我国吸收新成长劳动力的主要领域。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整个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同时也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

（三）发挥政府职能，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政府职能应该建立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利用“看不见的手”来有效调节资源配置，消除一些针对农民的不平等政策，如户籍制度等。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一些不平等政策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以户籍制度为例，建立在这一制度上的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因此消除类似制度因素对劳动力专一的约束，会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此外，政府应营造有利于劳动力转移的软硬环境，硬件方面主要是加强农村交通设施建设，方便劳动力的出行；软件方面主要是拓宽进城务工途径、加强相关法制法规建设，保证农村劳动力的合法利益。最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人民，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合理政策，既不损害农民的利益，又能使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由流动。

（四）加强小城镇建设，发展地区经济

在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倾向于向经济高度发展的城市转移，如北京、上海、广州等。这种密集型的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增加了城市的承受负担，影响了当地的教育水平和交通秩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从而加大了交易费用。通过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范围，更便利的安置剩余劳动力。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可以大力改造传统农业，优化产业布局，努力发展特色农业经济，为新农村建设打下基础。

（五）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我国国情决定了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义务教育才刚刚起步，目前农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这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和部分服务业部门的流动，而只能长期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需求了，我国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大部分农民工承受着失业的威胁。鉴于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扶持力度，提升职业教育水平，使更多的劳动力可以接受专业的技能培训，从而适应现代技术的革新。

（六）政府应加大关注力度，完善流动人口的就业信息系统建设

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政府劳动就业部门应关注和帮助从农村转移进来的流动待就业人口。加强城市劳动力就业信息系统的建设，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就业工作的规划和调控中来，及时更新城市中未就业人员的信息。从就业信息系统中，搜集农民就业的特点进行集中管理，然后与用人单位进行匹配，实时公布劳动力需求信息，实现劳动力供需的动态管理。城市就业信息系统的完善，可以有效解决城市流动人口过多的问题，保证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能得到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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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影响或支配着其他制约因素。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是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要素。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能力;城市化;欠发达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协调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大问题,而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重要途径。关于如何推进城市化,探寻其中所存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揭示我国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机制,并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出发点,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与城市化的关系予以全面剖析,并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试图证明转移能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性作用及程度,进而揭示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内在约束机制。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与城市化关系

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涉及到产业和空间的双重转移。在产业方面,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向非农产业转移;在空间方面,农村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向城市(镇)转移,这是由于非农产业的区位绝大部分在城市(镇)的缘故。显而已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就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取决于多个因素。在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经典的模式包括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式、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式(FeiRanis)、乔根森(Dalew.Jorgenson)模式,以及托达罗(M.P.Todro)人口流动模式。这些模式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他们提出的观点对人们认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乡具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近年来,我国广大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陈吉元、胡必亮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模式;李勋来、李国平进一步建立了包含有制度因素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景普秋、陈甬军等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概括为:来自农村的排斥力、来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力以及来自转移过程的摩擦力。

显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多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一般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多、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和转移能力越强、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越大以及转移的制度越小,就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影响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因素应当包括:(1)供给数量。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表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变化快慢,反映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释放”的数量大小和速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源泉;(2)转移动力。用从事非农劳动的预期收入表示。期望获得更高的收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动力,预期收入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机越强;(3)转移能力。用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表示。二者能近似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前者是文化和知识能力,后者是物质能力;(4)转移空间。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表示。这两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的大小。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既取决于二、三产业的经济规模,又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5)制度因素。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设定市场化分配资源比重、市场化指数、非国有化率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度作为测定制度因素的指标。在上述5方面的因素中,用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个指标来度量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居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应当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规模,从而影响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因素。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高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这主要是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所起的作用。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是开发和培训人力资源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劳动者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和有经济含义的经历特征等,农村人力资本状况是农民数量和质量状况的综合反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在城镇中的就业空间往往也就越大。众所周知,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实现转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城镇找到工作机会。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主要在那些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或部门工作,如建筑业、服装和玩具制造、电器组装、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部分社会服务业等。因而,不难理解,从静态的角度看,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低“门槛”的就业空间将会越来越狭小,而技术含量高的技能型岗位的比重却会显著增加。这样,如果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保持不变或提高缓慢,那么其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必然会受到制约;反之,如果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能快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能进入更多的行业工作,获得更大的就业空间,从而极大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第二,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决定力量是比较转移成本和利益的理性经济考虑。因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支付各种必要的流动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只有转移后所获得的各种收益能弥补转移成本,且实际收入水平超过农业生产纯收入,才会使作为“经济人”、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做出转移决策的愿望和动力。从这个方面讲,伴随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必然会增强。因为,文化素质高,具有较高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岗位,对自己有较高的迁移预期收入,其迁移的动机和意愿就会更强烈。此外,农村劳动力是否迁移也与其获取信息和做出决策的能力有关。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村劳动力能更为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他们有更为广泛的现代信息获取渠道,其获取的信息质量高、数量多,决策的正确程度较高,正面强化了其向城镇转移的动机和意愿。

第三,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我国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第一产业生产率增长滞缓的重要原因,一是劳动力素质偏低,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以农户为单位的购买力较低。而农村劳动力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即转移能力的提高,可以从两方面提升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方面,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更多的劳动力懂得科学种田,并有利用现代工具进行农业生产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也使得更多的农户有能力购买农业机械设备投入生产以降低体力消耗。这样,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中“释放”出来。

第四,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一直存在。尽管近年来,各地都在大力推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城乡之间的篱笆已有所降低,但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仍然不可小视。不过,从改革的具体内容上看,对转移能力强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其向城镇转移的阻力确实是大幅度降低了。如,多数地区都逐步降低了外来从业人员进城落户的限制条件,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城镇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显然,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从而获得稳定职业与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则反映了农民转移至城镇就业的“支付能力”。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他们就越有条件和能力在城镇购买或租借房屋,从而获得合法固定住所,进而在城镇落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所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高,能一定程度克服转移过程中的制度阻力。

第五,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农村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只有稳定地转移到城镇并安家落户,才能真正提升城市化水平。我国许多欠发达地区尽管在形式上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规模很大,但真正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却比较少,因此城市化进程也就比较慢。这种状况仍然是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有关。一方面,许多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在城镇找到工作的难度较大,即使找到工作,也都为临时性、季节性工作,很不稳定,容易“回流”。另一方面,我国劳务市场目前尚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与文化素质高的劳动者相比,素质低的劳动者的权益更易受到雇主的侵害,素质低的劳动者也更易重返农村。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源泉)、转移动力、转移能力、转移空间与制度阻力。这其中,“转移能力”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影响或支配着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化进

程快慢的主导要素。

三、结论与建议

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源泉)、转移动力、转移能力、转移空间与制度阻力。这其中,“转移能力”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影响或支配着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要素。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体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2个指标,即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最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也最大。这就说明,影响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并决定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从而支持了上述结论。这为加快河南乃至我国落后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政策启示。

第一,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在体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2个指标中,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素质能力”。随着现代化产业的加快发展,知识、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农村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城镇高素质的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形成城市就业的“素质门槛”与城乡人力资本鸿沟,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阻碍城市化进程。换言之,增强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基本保证。

为此,应继续改革农村教育投资体制,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由“以县为主”转变为“以省为主”,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同时,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民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按时投入和农村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此外,要制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的总体规划和劳动力培训与转移的协调机构,按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组建职业培训基地,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结合各地实际展开特色培训,结合市场需求展开对口培训,从而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转移能力。

第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如果仅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动机”角度看,似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大,越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事实上真正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是“动机”,而是劳动力的“能力”,仅有转移动机不足以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客观事实。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相对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就难以支付高昂的转移成本,反而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具体来说,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加快农村科技发展和成果转化,以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助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快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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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特大型建筑企业虽然向设计一施工，融资一设计一施工等方向发展，但主体依然是施工。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种类有总承包资质、专业施工资质和劳务分包资质三大类，但不管那类企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包括机械工、技术工和普工。农民工依然是基础建设的主力军。

1 建筑施工管理必要性

建筑施工管理是有着非常大的必要性的，在必要性的推动之下人们才有动力进行建筑施工管理，才能够将建筑施工管理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确建筑施工管理的必要性，进而在此基础上开展下一步的研究和论述。

1.1 建筑施工管理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设施工企业也在整体社会环境的推动之下开始了迅速发展，不同的建筑施工企业为了夺得更大的市场，在施工质量、施工效率、施工安全和工程报价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这样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建筑施工企业要想取得优势地位，就必须开展建筑施工管理创新，通过将新的管理技术等应用到建筑施工企业管理当中，建筑施工企业能够提高建筑施工的质量、控制建筑施工的成本、缩短建筑施工的时间等，最终使建筑施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此，才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使自己在激烈的建筑施工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1.2 建筑施工管理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筑施工企业要想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就必须重视施工管理创新。这是因为施工管理是涵盖了建筑企业施工的整个过程的，只有实现施工管理，建筑施工企业才能够提高自己的施工技术、提升自己的施工质量、完善自己的施工管理体制以及对施工风险进行有效控制等。这样，企业就能够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地博采众长，在持续的创新中不断的提升自我，不断地促进自身整体施工水平的提升，建筑施工企业才能够实现长远的发展。

2 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劳动力管理模式种类

2.1 专业工程分包管理模式

专业工程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其所承包工程中的专业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其他建筑施工企业完成的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专业工程施工企业可以从事专业工程的施工和管理，总包单位通过对专业工程分包管理和分包方的劳动力管理实现劳动力的组织管理。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专业工程施工单位，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其分包工程的质量向总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总包单位将工程施工通过内部责任承包，将工程施工任务分配给内部工程队，内部工程队管理劳动力，并接受总包单位企业、项目部的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内部工程队分为纯内部职工和内部职工带合同工两种工程队模式，实行内部计件工资制或日工资制。总承包单位负责劳动力的招用、培训、组织和日常管理，工程队直接负责管理劳动工人或合同工。

2.2 总包单位工班劳务管理模式

由总包单位组成工程队领导班子，工班由短期合同工组成，通过集中招工组织劳动力，签订短期劳动用工合同，实行计件或计日方式计算工资报酬，工程队统一发放工资。总包单位通过工程队管理实现劳动力管理，直接参与劳动力管理，并进行监督检查。此模式属于企业内部管理，遵循劳动合同管理要求，劳动力组织周期较短，可以针对某一个项目，短期招用有相应职业资格的合同工，可较快组织劳动力队伍，项目结束终止合同，管理难度较大，劳动力数量弹性较好。

3 劳务管理模式的创新与思考

3.1 管理模式应适度共存，发挥市场优势

企业本身处于市场之中，存在各种变数，经营规模也在随时变动，而建筑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调节机能，应充分利用，合理调节，有效控制，强化管理和降低成本费用。劳务分包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对劳务分包主体的管理没有跟上，这是目前各方对劳务分包抵制的根本原因；劳务分包模式应作为第三种选择。专业分包应适度提倡和鼓励，推进工程施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专业分包应作为第二种选择。

3.2 劳务作业分包模式的规模应与企业发展规模动态协调

劳务作业分包模式，应作为企业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时，迅速补充劳动力的措施，控制企业规模的同时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应；当企业规模稳定时，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劳务作业分包队伍；当企业规模缩减时，同时缩减劳务作业分包队伍数量，甚至全部使用工程队模式进行施工管理，体现劳务分包作业模式调节剂的作用。

3.3 工班劳务管理模式应重点培养

工班劳务管理模式应作为企业发展劳动力管理的主要方向，实现管理型企业的战略目标，取消“包工头”，同时可以改善劳务工人的待遇和技术水平，充分利用农民工庞大的社会资源，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为城镇化建设提供经济保障。此模式一方面改善了企业员工的工作环境和待遇，通过培训和锻炼使之成长处于上升趋势，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工资收人和待遇，促进其专业技能的提升，促进企业施工工艺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