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环境污染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化工环境污染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是指位于海岸或者与海岸连接，工程主于海岸线向陆一侧，对海洋环境产生影响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具体包括：

（一）港口、码头、航道、滨海机场工程项目；

（二）造船厂、修船厂；

（三）滨海火电站、核电站、风电站；

（四）滨海物资存储设施工程项目；

（五）滨海矿山、化工、轻工、冶金等工业工程项目；

（六）固体废弃物、污水等污染物处理处置排海工程项目；

（七）滨海大型养殖场；

（八）海岸防护工程、砂石场和入海河口处的水利设施；

（九）滨海石油勘探开发工程项目；

（十）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国家海洋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海岸工程项目。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兴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拆船厂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管理，依照《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执行。

第四条 建设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应当符合所在经济区的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

第五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

第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第七条 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有关部门预审后，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批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应当征求海事、渔业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

禁止在天然港湾有航运价值的区域、重要苗种基地和养殖场所及水面、滩涂中的鱼、虾、蟹、贝、藻类的自然产卵场、繁殖场、索饵场及重要的洄游通道围海造地。

第八条 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除按有关规定编制外，还应当包括：

（一）所在地及其附近海域的环境状况；

（二）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

（三）海洋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结论；

（四）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参照前款规定填报。

第九条 禁止兴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及海岸转嫁污染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引进技术和设备，应当有相应的防治污染措施，防止转嫁污染。

第十条 在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海滨风景游览区、盐场保护区、海水浴场、重要渔业水域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景观的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在其区域外建设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不得损害上述区域的环境质量。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承担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按照证书中规定的范围承担评价任务。

第十二条 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应当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该建设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对海岸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资料。检查者有责任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设置向海域排放废水设施的，应当合理利用海水自净能力，选择好排污口的位置。采用暗沟或者管道方式排放的，出水管口位置应当在低潮线以下。

第十五条 建设港口、码头，应当设置与其吞吐能力和货物种类相适应的防污设施。

港口、油码头、化学危险品码头，应当配备海上重大污染损害事故应急设备和器材。

现有港口、码头未达到前两款规定要求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港口、码头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设置或者配备。

第十六条 建设岸边造船厂、修船厂，应当设置与其性质、规模相适应的残油、废油接收处理设施，含油废水接收处理设施，拦油、收油、消油设施，工业废水接收处理设施，工业和船舶垃圾接收处理设施等。

第十七条 建设滨海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核环境保护和放射防护的规定及标准。

第十八条 建设岸边油库，应当设置含油废水接收处理设施，库场地面冲刷废水的集接、处理设施和事故应急设施；输油管线和储油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关于防渗漏、防腐蚀的规定。

第十九条 建设滨海矿山，在开采、选矿、运输、贮存、冶炼和尾矿处理等过程中，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取防止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措施。

第二十条 建设滨海垃圾场或者工业废渣填埋场，应当建造防护堤坝和场底封闭层，设置渗液收集、导出、处理系统和可燃性气体防爆装置。

第二十一条 修筑海岸防护工程，在入海河口处兴建水利设施、航道或者综合整治工程，应当采取措施，不得损害生态环境及水产资源。

第二十二条 兴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不得改变、破坏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不得兴建可能导致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确需兴建的，应当征得野生动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采取易地繁育等措施，保证物种延续。

在鱼、虾、蟹、贝类的洄游通道建闸、筑坝，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建造过鱼设施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三条 集体所有制单位或者个人在全民所有的水域、海涂，建设构不成基本建设项目的养殖工程的，应当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划的区域内进行。

集体所有制单位或者个人零星经营性采挖砂石，应当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区域内采挖。

第二十四条 禁止在红树林和珊瑚礁生长的地区，建设毁坏红树林和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海岸工程建设项目。

第二十五条 兴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应当防止导致海岸非正常侵蚀。

禁止在海岸保护设施管理部门规定的海岸保护设施的保护范围内从事爆破、采挖砂石、取土等危害海岸保护设施安全的活动。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占用或者拆除海岸保护设施。

第二十六条 未持有经审核和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兴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拒绝、阻挠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 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或者未达到规定要求，该项目即投入生产、使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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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刑法学理论界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的观点述评

在刑法学理论界，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的争议很大，但是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

1.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规规定的行为，而仍然实施，过失不构成本罪。[1][1]

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但是这种主张又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过失但是也不排除故意，即一般或者多数情况下表现为过失，个别或者少数情况下表现为故意，且多是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非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行为会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2][2]。第二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故意，而且多是间接故意，但是也不排除过失。

3.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会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本应当预见，但是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状态。至于行为人对违反国家的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这一行为本身则通常是故意的。[3][3]

4.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过失和无过失。行为人无论是故意或者过失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有重大环境污染行为的，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如果污染行为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即使行为人不是故意或者过失，也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依法可以免责的除外，如战争、自然灾害等引起的。[4][4]

在上述这些观点中，第一种观点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第

二、四种观点均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主要是间接故意）。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我们认为，首先，这种观点没有区分对行为性质的主观心态和对行为结果的主观心态，即没有区分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认识因素和对行为结果的认识因素。从刑法第338条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描述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属于依法定结果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犯，这就要求我们主要应当分析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主观心态，而不是对行为性质的主观心态，至于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主观心态即行为本身是故意还是过失并不影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认定。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以明知行为违反国家规定而为之是常态。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主观心态则明显是过失。其次，我们知道，直接故意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希望其发生的心理状态。其认识因素有两种情况：一是明知其行为必然会发生某种后果；二是明知其行为可能会发生某种后果。其意志因素是希望，即犯罪人对于危害结果抱着积极追求的态度。换言之，这个结果的发生，就是犯罪人通过一系列犯罪活动所需达到的目的。[5][5]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可想而知，环境和人类息息相关，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无法回避环境污染给自身所造成的危害，所以很难想象行为人会去追求或者希望污染环境危害后果的发生，所以，我们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排除了直接故意的可能。就第二种、四种观点中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包括间接故意而言，我们认为，如果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不包括直接故意那么就同样不应当包括间接故意，因为同属故意仅因为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就要将它们区别开来，分别定罪量刑，间接故意就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直接故意就定投放危险物质罪，实在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由过失构成。理由如下：

第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处罚以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条件，否则不作为犯罪处罚。这是过失犯罪的基本特征，根据过失结果无价值理论，我国刑法中过失犯罪都以发生某种严重后果为前提。第

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有两个量刑幅度，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由此看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定刑与其他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完全一致。如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如果包括故意犯罪的话，显然法定刑偏轻，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从法定刑方面也可以推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过失犯罪。[6][6]第

三、“事故”一词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定为过失犯罪的原始依据，“事故”就是意味着突发的意外的变故或者灾祸，包含有出乎意料的意思，这与过失犯罪的心理特征相吻合，也符合立法者惩罚环境犯罪的立法原意。

二、主观方面持故意态度可以构成其他罪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排除故意，但是现实生活中不乏不仅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且对严重后果都持故意（主要是间接故意）心态的例子。如下面这一案例：江苏省张家港市港口乡泗安村向阳化工厂系一家村办小厂，连厂长共5名职工。该厂只有一间平房、两只铁锅和几口大缸，濒临倒闭。1988年，曹保章承包了向阳化工厂。在明知本厂无能力处理含氰化钠、氰化钾等有毒工业废渣的情况下，于1989年1月4日与上海锯条总厂签订了处理钢锯热处理产生的含氰废渣的协议。协议规定：自1989年1月起，上海锯条总厂将每月约10吨的含氰废渣委托向阳化工厂处理；向阳化工厂必须按当地环保部门规定处理含氰废渣，坚决杜绝二次污染，不能存放在露天场所等等。签约后的当月，曹保章即派职工两人雇本村李正华的一条渡船到宝山区刘行乡上海锯条厂热处理车间装运含氰废渣。临行前，曹保章对3人说：“下脚料有毒，不要带回来，偷偷扔到河里，千万不要被人看见。”于是，三人遵嘱行事，含氰废渣全部被抛入沿途河中。事后，曹保章将此“妙法”告诉陆垣福。陆垣福称赞说“这办法好!”此后，每月都有10吨含氰废渣被抛入宝山区、嘉定县及江苏太仓县的水域中。自1989年1月至1991年8月，曹保章指使陆垣福、陈祥兴等人先后25次将294吨含氰废渣抛入水中，折合成纯氰化物20多吨，致使大面积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大量鱼及水生生物死亡，当地自来水厂停止供水，部分企业停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10多万元，并给环境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巨大潜在危害，也在群众心理上投下了恐惧的阴影。与此相对应的是曹保章等人从处理费、运输费等方面牟利7.3万多元。[7][7]众所周知，过失犯罪，或者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是已经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的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既不希望也不放任，从根本上说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完全违背行为人的主观愿望的。而本案例中，曹保章为牟取暴利，明知本厂无处理含氰废渣的能力却签订协议，而故意向水域投放含氰废渣，造成水生生物死亡，自来水厂停止供水，部分企业停产等重大公私财产损失。这种主观心理状态已超出了过失的范畴，至少属于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的内容。[8][8]那么针对这样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怎样适用法律怎样定罪呢？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仍然应该按照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来定罪处罚。这也主要是主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至少是间接故意的学者所持的观点。另外一种认为，如果明知而故意为之，则不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应根据其行为的主客观要件等犯罪事实，是什么罪就按什么罪论处。[9][9]

我们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排除故意，所以不赞同第一种观点。且如果一定要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处罚，则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法定刑相同，也有悖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当然也不能不处罚，否则将导致过失犯罪受处罚，而主观恶性更大的故意犯罪反而不受处罚的更不合理的局面。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根据行为人的主客观要件事实按相关的故意犯罪论处，它是解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适用法律尴尬局面的正确做法。

实践中，如行为人明知自己非法处置危险物质的行为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的安全，而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论处。进一步说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刑法中关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规定都可以解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险犯和故意犯的处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114条规定了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危险犯情况，第115条规定了它的故意犯和过失犯。首先，从条文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对象有相似性，前者为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后者为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行为对象的相似性让它们有了竞合的可能性。其次，我们是认可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体持广义客体说的观点的。即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侵犯的客体不仅是国家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而且包括生态环境利益和公民的人身权、公私财产权。既然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侵犯客体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公私财产权，且由于环境污染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是对公共安全的侵犯。因为所谓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的安全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所以我们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侵犯客体也有相通之处，但是侧重点仍然有不同，前者首先侵犯的国家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其次是公民的人身权、公私财产权；而后者直接侵犯的就是公共安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利用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完善规定即它关于处罚危险犯的规定和它明确惩罚故意犯罪的规定来弥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不足，当然这是在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构成要件的前提下进行的。具体说来是当主体、客体、客观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仅因主观方面的不同可分别定罪量刑，即当主观方面是过失时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当主观方面超出过失的范畴如是间接故意时定投放危险物质罪。两个法条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适用。这样可以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时遇到的尴尬问题，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不包括故意，但是现实生活中又不乏主观为故意的案例，这时我们该怎样定罪量刑的问题。如此适用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可以有效惩治环境犯罪，遏制环境污染的强劲势头。至于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区别，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主体范围不同。投放危险物质罪是以自然人为主体的犯罪；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体是单位和个人。二是侵害的客体不尽相同。正如前文所述，也正如刑法第338条所描述的那样：违反国家规定…，重大环境污染罪是以侵害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管理为前提的；而投放危险物质罪则不一定。三是法条竞合的情况。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相互间存在重合或交叉关系，当一行为同时符合两个法条的犯罪构成时，是法条竞合的情况，应当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来处理。此外，我们认为，区分两者的差别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看行为人的过失这一心态是对会么而言，如果是对行为的性质和行为的后果都持过失心态，则可以认定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如果对行为的性质持故意心态而对后果持过失心态，则可以认定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认定应当采纳严格责任

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能否适用严格责任的纷争历来不断，其症结点在于对严格责任的涵义不明、不统一，且与无过失责任、绝对责任等相近概念在使用上存在混乱。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的概念本来自英美法系，当被引进我国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的涵义产生了曲解。博登海默说过：“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10][10]我们也知道，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和特征的高度概括，它决定着事物的属性、功能、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是我们逻辑思维的起点。[11][11]如果概念不明、不统一，肯定与否定并非指向同一对象，那么争议再多也是枉然，也不会有什么有意义的结果。

严格责任经历了一个渐进和缓慢的演变过程，我们认为，现在讨论的严格责任是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某些特殊的犯罪，法官并不把犯意作为决定刑事责任的先决条件要求检察官加以证明，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的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并导致了某一法定的危害结果,而行为人又不能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包括已尽自己的能力去注意和避免，则行为人可能被判有罪。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言，是指当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出现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控诉方不能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即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而行为人又不能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或者虽然有过失但是已尽能力避免或者有其他合理的辩护理由时，就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而要其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而绝对责任是指对于某些特殊的案件，犯意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意的存在与否，不仅检察官无需证明，而且行为人也不能据此作为辩护的理由；即使行为人不存在值得谴责的过错，即使行为人的行为是基于合理的错误认识，即使行为人认为自己具有犯罪定义所规定的某个特殊的辩护理由，只要检察官证明被告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行为人就能被定罪。[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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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应急监测 突发性污染事件 问题 建议

近年来，宁德市经济迅速发展。大唐火电、宁德核电先后落户宁德；按照《环三都澳区域发展规划》，宁德市加快引进和布点建设钢铁、石化、煤化、能源、船舶等大型临海工业项目；锂电池、多晶硅项目已经展开选址工作；高速公路横穿宁德城区；温福铁路建成通车等等。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产活动的日益频繁，各类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发生。但是在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面前，要回答“事故产生什么环境影响？影响范围有多大？对周围居民应采取什么保护措施？抢险救灾队伍应如何行动及如何科学地进行救灾”等问题，只有依靠快速准确的环境应急监测[1]。只有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污染事故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同时将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最小化。

1 宁德市应急监测中存在的问题

1.1 固定污染源

随着宁德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重化工业重大项目的引进，危险物质种类在不断增加，危险因素不断升级。宁德市的产业种类多，存在的污染隐患也多，主要有大型石化企业、冶金、酸、碱、强氧化物质（化工厂、农药厂）、油品（船舶修造业）、有机物质（合成革、电机）等。企业在生产和运行期间管理不规范，可能会出现各类紧急情况，也可能发生突发性污染事故，甚至遭到人为破坏、遭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等，从而引起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物质泄漏，形成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然而，目前宁德地区大部分企业对防范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不够重视，普遍存在环境安全管理措施不到位现象；缺乏对化学品物理、化学性质的了解，在储存和使用方式上缺乏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大部分企业也不具备应急监测能力。

1.2 流动污染源

随着宁德市高速公路的通车、铁路的建成通车以及极端恶劣天气的出现频率递增的全球大背景下，特别是台风、强台风甚至是超强台风在宁德登陆频次的增加，宁德市流动污染源的应急监测显得更为迫切。

1.3 应急监测设备缺乏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宁德市环境监测站先后购置了一些应急监测所需的基础仪器设备，但是离国家规定的应急监测标准化能力建设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个人基本防护套装数量严重不足且只具备一定的基本防护作用，并不适合作长时间的危险应急监测；尤其是缺少辐射应急监测设备和应急监测车。就目前配置的应急监测仪器设备，尚无法满足宁德地区存在的环境污染隐患的应急监测工作。

1.4 物资储备不足

目前，宁德市对应急物资储备工作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应急物资储备不足，储备方式单一，储备物资品种、数量偏少，调整、更新、轮换政策不健全；没有建立必要的应急物资联动机制，互相弥补、互相调剂的局面难以形成。以福鼎“9?16”苯酚泄漏事故为例，应急处理的重要物资活性炭于16日从浙江调入，直到21日才设置了一道活性炭坝以净化水质。

1.5 人员、技术能力的不完备

首先，由于经费投入少，应急监测队伍缺乏有效的训练和培训。相关人员对化学危险品理化性质知识准备不足；应急预案少，应急演练少。企业安全环保人员缺乏切实有效的应急处置培训。其次，技术支持系统不完备。宁德市现在还未能配备现场视频无线传输系统和通讯系统，如果能通过电子视频、电话会商等，将能实现更为高效的指导与救援，同时将有效改善环境监测的投入产出比。

2 宁德市应急监测发展的一些建议

2.1 加大对应急监测基础仪器设备的投入

由于突发性污染事故的污染程度和范围有很强的时空性，为适应应急监测工作的需要，保证监测人员的安全，做到快速反应，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要求（环发[2007]56号文）配备相应的应急监测车、发光毒性仪、重金属速测仪、傅立叶红外等监测设备以及对讲机、防化服、呼吸器等必需的通讯、防护设备[2～4]。

2.2 监测人员的培训

提高应急监测能力，人才是关键。监测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应急反应能力，高度的责任心以及较强的业务技术能力。要建立这样的一支队伍，必须加强监测人员的业务技术培训和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学习研究当地区域特点，组织实战演习[5]，提高监测人员的快速反应能力。此外，应当加强对企业安全环保人员的培训。

2.3 建立污染源企业档案

对本辖区内的工矿企业进行全面调查、分析可能发生较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行业和单位，对其生产或使用危险品的量、正常存放量、存放地点等进行详细登记，建立污染源应急监测系统数据库[6,7]。数据库应包括各单位污染物理化性质、毒性、处理和处置方式、应急预案、相关地理信息和水文状况。通过对污染源建档，有利于在应急情况下和事故的处理和处置中有的放矢。

2.4 收集技术资料

国家在环境应急监测方面还没有统一的监测规范[8]。因此，在平时的工作中应该注意收集有关环境污染事故的监测方法、监测标准及事故的处置技术，并进行分类备案，尤其应加强快速监测污染和技术的贮备[9]；收集各种化学危险品的理化性质及其对动植物所产生的毒害症状，以便在发生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时进行查阅和借鉴，确保应急环境监测工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2.5 建立健全应急监测网络

对本辖区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频率进行风险评估，结合本地区污染源特点，如流动污染源事故（道路运输）和行业污染源种类（合成革、船舶业等海域工程污染），以宁德市环境监测站应急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配齐必要的水、气环境突发事件应急设备（包括应急车、污染源数据库、专家库、应急监测指挥平台等），建成应急监测中心。同时，福安、福鼎、霞浦等监测站根据本地污染源特点，建设有特色的应急监测装备，力争做到事故发生时，当地监测部门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监测，市监测站能提供科学准确的技术保障。

3 结语

宁德市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工作的完善加强已迫在眉睫，然而由于其不可预见性，其监测、处理和处置比一般环境污染事故更为复杂、处理难度更大，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齐文启,孙宗光,汪志国.应急预案与处理处置案例[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2] 刘京，赵淑莉，刘芳等.环境应急监测准备及其保障[J].中国环境监测，2006，22（6）：37-39.

[3] 李红娟，陈怡敏.韶光市应急监测的现状分析与建议[J].黑龙江环境通报，2008，32（3）：48-49.

[4] 边归国.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J].海峡环境，2008，5（1）：17-21.

[5] 梁云平.加强应急实战演习，提高应急监测能力[J].科技咨询导报，2007，（18）：242-243.

[6] 柴成果，李明，王玉华.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水质监测的问题及建议[J].中国水利，2004，（15）：52-53.

[7] 于良.加强呼市地区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的几点建议[J].内蒙古环境保护，2006，18（2）：28-29.

篇4

济宁正元化工有限公司（下文称正元公司）自2010年4月起由原济宁市市中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负责监管。魏某时任该监察大队大队长和污染控制科的负责人；石某时任该监察大队工作人员（2011年5月起任科副科长），自2010年8月负责案件的查处并承担监察大队的工作；李某甲时任该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自2010年6月负责危险废物的监管及危险废物的申报登记工作。2010年9月至2011年5月间，群众多次举报正元公司偷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魏某、石某作为省厅2010年第四季度重点案件的承办人，石某作为负责工作的人员，均没有对举报内容进行认真查处。期间，魏某作为部门负责人，石某、李某甲作为承办人，三人在办理该公司案件的过程中查处不力，并且在对该公司做出行政处罚后明知济宁正元化工有限公司未经允许擅自恢复生产后也未采取任何措施，致使该公司违法偷排危险废物的行为没有受到及时查处和制止。而且被告人魏某、石某二人明知该公司申报危险废物产生量为零的登记不实，未核实就上报，致使该公司偷运偷排危险废物的行为长期脱离省市重点监控，最终导致两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公共财产共计94万元的经济损失。2014年12月30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上述三人犯环境监管失职罪为由向任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判决要旨

一审中，三人均要求判处无罪：其中，李某及其辩护人意见认为其行为与本案事故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对此，一审法院判认为被告人魏某、李某明知该公司2011年第二季度申报危险废物为零吨与事实不符，仍上报省市环保部门。三被告人未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间接导致了两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且未认真履职行为与两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具有因果关系，其行为均已构成环境监管失职罪。一审判处魏、石、李三人犯环境监管失职罪，免予刑事处罚。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情评析

“环境监管失职罪”由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为：“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行为。”而从魏某等犯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案例可以看出：本罪的相关认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争议的。无论是本罪的主体范围是“身份说”还是“公务说”的研究，还是本罪的主观方面是否限于过失的研究，或是关于本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说”还是“复杂客体说”，亦或是关于本罪的客观方面的分析研究都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也使得环境监管失职罪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入罪少，适用难的困境。有学者说：“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归责的依据，要将所发生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就要求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果关系作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如何认定因果关系对是否构成一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从各种环境监管失职案的判决来看，犯罪人否认其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来妄想逃脱罪责的情况十分普遍。比如本案中，李某及其辩护人意见认为其行为与本案事故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要求判处无罪。

一、本罪因果关系的特点

在相关司法实践中，由于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危害结果往往是各种因素特别是被监管者的污染行为等的共同作用下导致的，并非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行为直接造成。比如在上述案例中，造成了两次重大污染事故、共计94万元的经济损失的危害结果不单是由于魏某等三人的环境监管失职行为的缘故，更是由于济宁正元化工有限公司违法偷排危险废物、谎报危险废物登记等违法行为，是两种行为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所以其因果关系相较于一般犯罪而言，具有其自己的特征：首先，认定本罪因果关系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对其所负有的环境监管职责的不履行。环境监管失职罪中行为人都是在负有的环境监管的职责下，应该作为而不作为，能作为而怠于作为，具体来说就是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其职责，最终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这里的职责应当包括法定职责、岗位职责和受委托、委派职责。其次，从本案可以看出，在造成本罪危害结果产生的因果关系链条中，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行为往往只是其中之一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本罪的危害结果不一定是完全因为其犯罪主体的失职所造成的，而是由于环境监管人员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被监管人有机可乘违反相关规定，或被监管人违反相关规定却因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未得到制止而最终导致了本罪危害结果的发生。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分别行为最终引发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本罪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属于多因一果的关系。另外，本罪中监管者的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具有间接性的特点。本案中魏某等监管者的失职行为只起到间接引发危害结果发生的作用，其直接原因是与失职行为有关的正元公司的排放危险废物行为，所以本罪行为人的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又具其间接性的特点。再者，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行为并不一定能引起本罪危害结果的发生，若没有危害结果的发生，也就不存在环境监管失职罪了，所以其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偶然性。综上所述，本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其以特定职责为前提，并具有多因一果、间接性和偶然性,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认定环境监管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二、关于如何认定因果关系的理论争议

理论界对渎职罪的因果关系有着不同的认定模式，比如：必然、偶然因果关系理论认定模式，高度盖然性因果关系认定模式，条件因果关系认定模式，客观归责理论认定模式，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认定模式，近因说理论认定模式，监督过失理论认定模式等。鉴于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值得借鉴：1.主张根据高度盖然性说来分析本罪的因果关系。有学者主张根据高度盖然性法则对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进行肯定性假言判断，即假设行为人在环境监督管理过程中尽职尽责的话，就十之八九不会产生财产减损或人员伤亡的危害结果，那么就应肯定行为人的失职行为与所发生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同时该学者反对进行必然性判断，即用否定性假言判断来进行反推论证是错误的。另外，对于假定即使当时环境监管人员认真履行了其职责仍旧无法避免危害结果产生的情况，也应根据行为人的失职行为是否制造或增加了法益侵害，来确定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同时反对行为人以即使其认真履行职责也不能避免危害结果的产生为由主张其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很明显这不能成为行为人妄想逃脱刑罚的借口。2.主张运用客观归责理论来分析本罪的因果关系。持该观点的学者是在承认本罪属于监督过失犯罪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分析。在该种情形下，本罪的危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于被监管者的环境污染行为直接导致的，而不是由监管者的失职行为导致的。他们认为：“失职行为人不是直接对危害结果承担责任，而是对其引发的被监管人的污染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对环境污染结果承担的是间接责任”。所以应该以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行为能否引发被监管人的污染行为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客观归责理论。如果环境监管失职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出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么则认为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应当被处以刑罚。3.主张运用条件因果关系说来分析本罪的因果关系。持该观点的学者是将环境监管失职罪作为过失渎职罪的一种来分析其因果关系的，主张用限定的条件说来合理、合法的认定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对“到底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被认定为‘因’,适格的条件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标准”进行了具体探讨。主张认定为‘因’的条件应该具备客观性和必要的标准，这里的客观性指失职行为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必要性指环境监管人员如果没有失职行为，能够尽职尽责的话，危害结果就不会发生。而且是在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的前提条件下，行为人未履行职责或未正确履行职责。只有符合了上述标准的条件，才能被认定为具有因果关系。4.主张以相当因果理论来分析本罪的因果关系所谓相当因果关系是指：根据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某种行为在相当场合下能产生某种结果，即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里的“相当”是指该行为产生该结果是通例而非异常。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即使本罪的危害结果不是行为人的失职行为直接造成的，但是作为直接原因的环境污染行为是因为监管者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的失职行为才引发或促进的，此种情况下，应该认定监管者的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直接具有因果关系。因为如果环监管者能够履行或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的话，污染行为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生或不那么容易发生的。即：“环境监管人员的失职行为通过被监管对象的污染行为，始终对危害结果发生作用。故我们仍然能够肯定失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相当性”。

三、如何认定本案的因果关系

在认定过程中，我们应当通过分析刑法因果关系的相关理论学说，结合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具体案例对本罪的因果关系进行具体分析，以此来得出准确的认定结论。结合本案案例，作为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和污染控制科的负责人魏某、负责工作的石某在多次接到污染济宁正元化工有限公司偷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群众举报后均没有对举报内容进行认真查处。三人办案中查处不力，在对公司做出行政处罚后明知该公司未经允许擅自恢复生产后也未采取任何后续措施。在明知该公司危险废物申报登记为零的情况下，没有核实就上报，致使该公司偷运偷排危险废物等违法行为长期脱离省市重点监控。可以看出：首先，魏某、石某、李某三人均负有环境监管职责但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其职责；其次，三人的失职行为使得被监管对象济宁正元化工有限公司继续违法污染环境；再者，该公司的污染行为导致了两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给公共财产造成了共计94万元经济损失的危害结果；另外，如果魏某等三人认真履行其环境监管职责的话，十有八九就不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或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所以在本案中，认为其行为与本案事故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的辩护意见应该不予支持。

作者:唐于琴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

[2]杨书文.过失型渎职罪中的因果关系研究[J].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第27页.

[3]高铭暄，马克昌.中国刑法解释（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4]周光权.结果假定发生与过失犯[J].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60页.

[5]彭凤莲.监督过失责任论[J].法学家，2004年第6期，第62页.

[6]杨楠，陈广计.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因果关系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研究[J].载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24页.

篇5

关键词：绿色化学；大学；化学实验；策略

大学化学属于工科院校非化学化工专业设置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大学中唯一的化学类课程，其教学效果关系着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大学化学面对的是非化学化工专业的学生，在实验教学中引入绿色化学理念，具有独特的优势。现阶段，绿色化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化学科研工作的前沿，受到了各国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1绿色化学的概念与意义

绿色化学，也称环境无害化学、环境友好化学或者清洁化学，是一门基于化学学科，具备明确的科学目标和社会需求的新兴学科。从概念上分析，绿色化学是指在进行化学品制造和使用的过程中，通过对原料的有效利用以及合理的操作，尽可能消除废弃物，减少和避免对有毒有害化学试剂的使用。发展绿色化学的主要目标，是在节约资源的前提下，从源头上进行污染的防治工作，将环境治理从治标转为治本。与传统化学相比，绿色化学最为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是最大限度的对原材料进行了利用，二是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从科学的观点分析，绿色化学是针对传统化学思维方式的一种改进与创新；从经济的观点分析，绿色化学通过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能够有效降低成本；从环境的观点分析，绿色化学能够从根本上对污染进行治理，符合当前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1]。推动化学实验的绿色化，是当前大学化学实验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受到了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基于绿色化学原则，构建全新的大学实验化学体系，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高校化学实验教学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可以有效减少环境污染，体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来看，绿色化学已经逐渐成为化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相应的研究和实践，能够对化学实验室中的常见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减少化学实验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保证了实验过程的绿色化，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环保意识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2大学化学实验污染问题的诱发因素

就目前而言，在大学化学实验中，环境污染问题频发，其主要诱发因素有几个：

2.1认识不足，经费欠缺

当前，许多高校在化学实验室的建设中，存在着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经费往往只能用于购买实验药剂，或者进行实验器材的更新，没有直接针对实验废弃物进行处理的设备，在污染防治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同时，部分高校对于化学实验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缺乏到位的认识，在实验中一味强调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忽视了对于药品、设备以及学生操作的管理。教师和实验室管理人员缺乏环保意识，认为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可以直接忽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实验室会直接将实验产生的废弃物倒入垃圾桶或者下水道，而气体废物则直接排放，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2]。

2.2重视不足，安排不当

在对化学实验的内容进行安排时，由于缺乏环保意识，没有重视污染防治工作，导致实验的设计不合理，容易引发环境污染。另外，部分高校没有及时对试验教材进行更新，使得化学实验的内容陈旧，缺乏创新，甚至仅仅要求学生能够了解化学实验的目的，掌握化学实验的步骤和结果，对于实验可能带来的污染问题则直接无视，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2.3理论不足，回收缺失

在化学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类型多样，回收处理流程繁琐，从目前来看并没有专门针对化学废弃物回收处理的理论指导，严重影响了实验室废弃物的回收工作，也是造成化学实验室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3]。针对上述问题，高校以及相关部门应该及时更新观念，强化认识，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逐步推进高校化学实验的绿色化，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3绿色化学背景下化学实验有效策略

3.1提高环保意识

在开展化学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对于学生的教育，引导其树立起良好的环保意识。应该认识到，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传统化学正在逐渐朝着绿色化学转百年，而绿色化学并不仅仅是科研人员的任务，更是需要整个化学领域的共同参与。对于教师而言，可以通过相应的案例，讲解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环境污染事件，使得学生能够清除的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例如，在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讲解时，可以引入分组讨论的教学方法，针对一些比较典型的环境问题，展开讨论：空气污染有哪些危害？雾霾的诱发因素是什么？如何正确处理塑料袋便捷性、经济性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其能够主动参与到讨论中，认识到发展绿色化学的重要性，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4]。

3.2加大资金投入

绿色化学实验的开展离不来资金和设备的支持，对于高校而言，必须重视化学实验室建设，增加相应的设备。例如，可以在通风管道出风口设置气体处理装置，同时在实验室中统一设立废弃物分类系统，由学校组织专人人员进行定期收集和处理，避免废弃物的随意排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在学校设置废水处理系统，在提升污水净化效率和效果的同时，也可以作为环保教育的一个基地。3.3规范实验操作在开展化学实验的过程中，新课程标准规定，学生必须能够熟练掌握基本操作，对进行药品取用、物质称量、加热处理、器皿洗涤等操作是，动作标准规范，运用灵活。但是在实际教学中，部分学生并不能严格依照相关规定进操作，甚至存在着试剂量越大实验现象越显著的错误认识，不仅导致了药品的严重浪费，而且引发了更大的环境污染问题。对此，教师应该对化学实验的操作进行规范，减少浪费和污染问题，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形成演进的实验态度，引导其掌握科学的实验方法。另外，可以在定性实验中，对药品的使用进行定量化，例如，在制作氧气时，可以结合相应的化学方程式，依照需要的氧气的量，对所需高锰酸钾的用量进行估算，以此为依据取用药品，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浪费问题。

3.4倡导微型实验

所谓微型实验，实际上是一种化学实验操作技术，通过尽量少的试剂，获取尽量多的化学信息，相比较常规的化学实验，微型实验具有节约药品、现象明显、减少污染、安全可靠等优点，在环境污染问题日渐严峻，可持续发展理念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进行微型实验的普及和推广意义重大。需要注意的是，微型实验并非是简单的对常规化学实验进行压缩，而是在绿色化学原则背景下，以预防化学污染的技术、思路和方法，对常规化学实验进行改革和创新，其核心在于利用尽可能少的试剂获得预期的实验目标，可以说，微型实验是绿色化学在化学实验教学中的一种典型体现。例如，在进行铜与稀硝酸的反应实验中，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氮气体，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处理，会带来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如果想要对其进行统一收集和处理，则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专业的设备。对此，可以重新对实验装置进行设计，引入微型实验。在具体实验中，可以在经过消毒的针管内，放入铜片，排尽空气，然后吸取少量的稀硝酸，以胶塞堵塞针头。当观察到蓝色溶液，同时活塞被气体推动后，将针管内的溶液注入到氢氧化钠溶液中，蓝色沉淀物的出现表明硝酸铜也氢氧化钠溶液发生了反应。拉动活塞吸入空气，看到针管内部逐渐变成红棕色，将其注入到滴有酚酞试剂的氢氧化钠溶液中，红棕色逐渐消失，对NO的性质进行恶劣验证。这样的实验不仅操作简单，可靠性强，而且不会产生污染。

3.5改进实验操作

在部分化学实验中，会生成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影响师生的身体健康，引发环境污染问题。从绿色化学的角度，可以在保证实验效果的前提下，对实验操作进行适当的改进，减少污染。例如，在铜与浓硫酸的反应实验中，会生成二氧化硫气体，不仅气味难闻，而且对于人体的危害较大。此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积极讨论，看如何才能够避免实验过程中二氧化硫气体的泄露，同时对其性质进行验证。经讨论和总结，将原本的实验装置改造成了图1的样式（略去了夹具和酒精灯）。经检验，该装置具有较强的密封性，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时进行反应或者停止反应，也可以对二氧化硫的性质进行检验，更能够对废气进行处理，符合绿色化学的基本要求。图1改进实验装置

4结语

总而言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绿色化学逐渐兴起，并且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构建绿色化学实验室，对化学实验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有效预防和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大学化学教师而言，在开展化学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始终贯穿绿色化学理念，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从根本上对污染进行治理，营造出一个绿色健康的学习环境。

参考文献：

[1]郑学芳,刘红梅,宋士涛,等.大学化学实验教学课程研究与讨论[J].教育,2016,(7):170.

[2]缪陈亚.浅析化学实验教学中渗透绿色化学思考[J].化学教与学,2015,(1):24-25.

[3]王盼盼,丁建超,姜煜.化学实验中渗透绿色化学的研究[J].化工设计通讯,2016,42(2):113,121.

[4]胡小建.浅谈在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如何渗透绿色化学增强环保意识[J].课程教育研究：学法教法研究,2015,(31):71.

篇6

突发性环境事故不同于普通环境污染事故，它具有迅速扩散、危害严重和污染物不明等特点，在瞬时或者短时间内向环境排放大量污染物质，造成巨大人身和财产损失。研究以株洲市“5•6废酸倾倒环境污染案”为例，就环境污染损害评估鉴定工作展开了分析。在损害评估鉴定工作中，从污染物性质、事件发生时间和污染路径进行了分析认定;就倾倒强酸废水量进行了事故反演分析，并对时间损失进行了定量分析。污染损害鉴定结论科学可靠，提出了环境污染事件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中相关建议。

关键词:

废酸;环境污染;损害鉴定

前言

据环境保护部全国环境统计公报［1］统计，2013年中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高达712件，且呈逐年递增趋势。突发性环境事故不同于普通环境污染事故，它具有迅速扩散、危害严重和污染物不明［2－3］等特点，在瞬时或者短时间内向环境排放大量污染物质，造成巨大人身和财产损失。针对事故原因，有文献统计1999年－2009年国内突发性重大或特别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原因前三位分别是:危险品存储运输过程中发生爆炸而泄露或尾矿库和污水池渗漏［4］;违规偷排和各类交通意外事故［5］。为遏制突发性环境事故频发的恶劣态势，贯彻落实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的中央精神，发挥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对环境司法、环境监督管理的技术支撑作用，环境保护部于2014年1月印发关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试点工作的通知，推荐12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湖南省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作为首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试点机构，受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委托，对株洲市“5•6废酸倾倒环境污染案”开展了环境污染损害评估鉴定工作。本中心本案是典型偷排所致的环境污染事件，评估鉴定结论被法院采纳，具有技术示范和司法实践意义。

1案件基本情况

2013年5月6日12时30分，株洲市环保局监察支队在株洲市石峰区汇亚市场现场巡查时查处一槽罐车通过雨水收集口向城市下水管网倾倒废液。倾倒口位于霞湾污水处理厂进水口上游约3.6公里。株洲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现场采样分析结果表明倾倒废液为废酸类危险废物。经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和株洲市环保局联合调查确认，自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株洲市某化工贸易公司刘某、肇事罐车主李某和司机贺某共从长沙市某钪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运强酸废液约132车，共计2524t，其中株洲龙泉洗水总厂先后共接受19车，共310t;案件肇事方口供承认于汇亚市场私自倾倒24车，共计约460t;其余强酸废液去向尚待查明。

2范围界定［6］

2．1污染物性质确定

株洲市环境监测站对槽罐车含酸废液监测结果表明，槽罐车内水样pH为0.21，化学需氧量、锌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一级标准限值分别为10.3倍、450倍。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该案中含酸废液来源于基础化学原料制造生产过程，属于HW34废酸类危险废物(废物代码261－057－34)，危险特性为C。

2．2时间范围

根据案件肇事方口供，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6日株洲市某化工贸易公司共私自倾倒强酸废液24车，共计约460t。经株洲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检测，事故现场槽罐车和长沙市东方钪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废酸储罐样品废液样品pH约为0.2。霞湾污水处理厂提供厂区进水异常资料证实从2012年3月开始频繁出现水质异常情况，正常生产运行受到冲击。霞湾污水处理厂应急预案规定厂区进水pH＜5时属于水质异常。根据案件肇事方口供、结合槽罐车单车运输量、倾倒时间、管网及生活污水流速等调研分析，可初步判断本次污染损害鉴定时间确定为从2012年9月至案发当日。对霞湾污水处理厂提供的2012年和2013年霞湾污水处理厂进水异常资料统计可知，从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霞湾污水处理厂受到pH＜5的含酸废水的冲击累计31次，持续影响时间累计约为80小时。

2．3空间范围

通过株洲市生活污染管网流量和流向分析以及管网关口实地调研可判断:肇事槽罐车从“5•6环境污染案”事发地点汇亚大厦倾倒的强酸废液，通过汇亚大厦雨水收集管道进入生活污水管道，然后在八字口通过明渠汇集流向云峰驾校霞湾污水管网入口，经霞湾污水管线输送进入霞湾生活污水厂进水口，总输送距离约为3.6公里。从以上迁移途径分析可知，人为倾倒强酸废液的环境污染损害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对明渠和生活污水管网腐蚀作用;对霞湾生活污水处理厂冲击;霞湾生活污水处理厂超排强酸废水对厂区下游环境产生影响。

3倾倒强酸废水量分析

根据霞湾生活污水处理厂水质异常数据统计和株洲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报告分析可知，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进水pH低于5的总持续时间为80h，平均pH约2.5。根据质量守恒定律有以下公式:综合监测结果强酸废液pH取0.5～1，代入上式可推算出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霞湾生活污水处理厂受到人为倾倒强酸废液量范围为:378～1196t。

4损失评估

倾倒强酸废液影响生活污水管网、污水处理厂及下游地区［7］。其中，强酸废液对生活污水管网的损害具有较强专业性，建议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另行鉴定;由于时间与技术所限，霞湾生活污水处理厂超排强酸废水对厂区下游环境生态损害暂不列入本次损失计算范围。本次鉴定评估主要针对该案件对霞湾污水处理厂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根据《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I版)及其编制说明，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及生态环境资源损害可理解为直接经济损失，其中财产损害目前可操作的主要包括国家财产损害、单位财产损害及个人财产损害。在本案件中，尚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存在人身损害;所排含酸废水经城市生活污水管线(霞湾线)进入霞湾生活污水处理厂，对该厂正常运行造成冲击，从而产生了单位财产损害;在霞湾生活污水处理厂采取投加片碱等额外措施处理后，该部分废水对周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损害很小，因此本次损害评估对象主要为霞湾污水处理厂所受的财产损害。根据霞湾污水处理厂的工艺特点及生产运行情况，对其所受的财产损害主要从运行成本增加费用、停产损失及额外处理费用三个方面进行评估，具体见表1。

5鉴定结论

(1)根据株洲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槽罐车含酸废液监测结果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界定，从“5•6环境污染案”事发地点倾倒的废酸属于HW34废酸类危险废物(废物代码261－057－34)。该含酸废液可通过霞湾污水管线(约3.6公里)直接进入霞湾污水处理厂，导致该厂进水口pH超出设计处理范围，对该厂正常运行造成冲击，导致该厂生活污水处理成本增加，造成停产损失及额外处理费用。(2)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6日期间由含酸废水对霞湾污水处理厂冲击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共计39.73万元，其中运行成本增加费用17.30万元，造成停产损失17.84万元及额外处理费用4.59万元。(3)根据水质异常数据分析，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6日期间，进入霞湾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倾倒强酸废水量范围为:378～1196t。若依据最大倾倒量1196t计算，折合每吨倾倒强酸废水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332元;若依据最小倾倒量378t计算，折合每吨倾倒强酸废水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051元。

6结语

本案是典型因违规偷排所引发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由于第一次作案到案件查处当天时间跨度大，肇事者作案时间随机，造成部分直接证据无法收集保存，增加了后期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难度。随着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逐年递增和新环境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势必对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工作提出更高的技术和规范性要求。通过本案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工作和司法实践，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和建议:(1)因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受害方，在保证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应第一时间报案并保存收集事故现场物证。(2)在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开展中，应进一步加强技术储备和创新，特别是生态损害评估的技术储备。同时，应建立评估机构与林业、水利、海洋、住建等相关技术权威部门沟通衔接机制，以提升综合损失的有效性。(3)在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建议参考借鉴美国《1980年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对赔偿责任人进行严格界定，并厘清污染设施所有者、运营者及运输者的连带责任。

参考文献:

［2］刘耀龙，陈振楼，毕春娟，等．中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研究［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8(12):116－120;144．

［3］傅晓钦，胡迪峰，翁燕波，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研究进展［J］．中国环境监测，2012(1):107－109．

［4］魏科技，力，宋永会，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防范与应急研究进展及体系构建［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8(6):64－70．

［6］李海杰．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案例分析与思考［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3(5):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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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挥积极作用

自2006年《意见》出台以来，全国先后有广东、浙江、重庆、云南等12个省市开展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并在损害赔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保险报》披露，在2008年12月，环保部向媒体了全国首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案例，当年9月，农药生产企业株洲昊华公司发生氯化氢气体泄漏事件，污染了附近村民的菜田，该企业赔偿部分村民后，又有120户村民要求赔偿。之后，该企业联系了承保该险种的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经核查属实后，该公司及时将1.1万元赔款支付到位。2013年3月，鄞州一家电镀加工厂内的废水处理池地基沉降，导致池底出现裂缝，部分污水渗漏排入附近水域内一网箱水产养殖基地，进而出现鱼苗大面积死亡现象。接到报案后，人保财险鄞州支公司立即派专家赶赴现场了解情况。经查证，确系企业意外造成此次环境污染损害。在结合当地环保主管部门事故鉴定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很快与企业达成赔偿协议，并向该企业兑现了环境污染损害赔款5000元。由此可见，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将是污染事故的有力处理者。投保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若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保险公司会进行勘察，勘察属实后，再进行理赔，这样有助于投保方解决环境污染事故，缓解社会矛盾，减轻政府负担。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工作难点及成因

（一）企业投保意识不强

据资料显示，平安产险作为较早推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之一的保险公司，2008年4月，平安产险向保监会备案并正式推出了自行开发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当年9月开始接到保单，当月就签下了3笔保单。但截至目前，根据平安产险统计的综合投保率来看，全国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数量占排污企业的比率一直偏低。另外，深圳作为全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首批试点城市之一，从2008年开始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09年，全市仅有8家企业与人保财险、平安产险等保险公司签单；2010年，此8家企业中7家续保。企业投保率偏低已成现实难题，究其原因，首先是企业经营者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漠视态度。在缺乏法律和行政强制的情况下，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够；其次，企业规避责任风险意识不强，污染事件发生后，一方面要接受环保部门的经济处罚，另一方面与受害方的损害赔偿、矛盾纠纷有政府兜底协调，致使其抱有侥幸心态；其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偏高，企业难以承受。

（二）保险公司承保意愿不高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作为一项新险种，具有风险识别和量化难度大的特点，其推行存在“三难一缺乏”：一是保险费率确定难，需要大量的环境污染侵权事实作为基础，来确定每个企业污染风险的等级；二是环境污染损失的评估和责任认定难，同时，环境污染责任制度不健全，污染损害赔偿的标准不明确，保险定损和理赔机制不清楚，这些不健全和不确定的因素加剧了环境保险市场的不稳定性；三是缺乏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其实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车险、财产险等等大同小异，但主要是它的风险特殊性决定了其推行的难度。环境污染的风险大，往往超过了保险公司应对风险的能力，这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向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保险公司考虑到承担的风险大，而不得不提高投保费率，这就造成了投保人的投保压力；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考虑到环境污染的风险特殊性，而对此选择避而不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积极性不高。

三、加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推行工作相关建议

在实施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工业三废排放、矿产资源开采对地质和水资源的损害等所形成的环境污染在所难免，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作为一项环境损害赔偿的处理机制，对增强企业环保责任意识，缓解政府处理受害百姓与污染企业的矛盾纠纷具有积极作用。结合环境责任保险发展中面临投保企业积极性不高、赔偿标准尚未完善等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使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能够顺利推行，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尽快完善环境侵权责任相关法律法规，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提供法律依据。我国关于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标准管理办法》、云南颁发过《云南省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处理办法》还仅仅停留在环境污染防治、资源保护、责任处罚层面，涉及环境污染责任赔偿方面的法律少之又少，更没有关于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专项法律法规。对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环境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尽早制定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相关法律，明确环境侵权的法律责任，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运行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第二，清晰定位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积极引导理念上的环保。当前，企业对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理解还停留在损失补偿上，即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由保险公司来买单，这样就大大扭曲了其设立的目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在履行对企业的补偿责任外，更强调的是激励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保护环境方面的职责。在这方面，国家可以对企业进行积极的政策宣导，在对此险种宣传和推广的过程中，扶正企业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错误定位。同时，保险公司可以发挥自身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专长，帮助企业做好日常的环境安全管理工作，不定期对企业进行环境安全培训，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环境污染风险排查工作，督促企业及时整改，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的环境污染风险。环保部门也应在政策规定、宣传导向上积极配合保险公司。总之，环保部门和保险公司应联合起来，引导企业不仅在实践中环保，更在理念上环保。

第三，各方携手共同解决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技术上的难题。由于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具有突发性、累积性、滞后性、转化性等特征，环境污染责任的风险识别和量化难度大，加之保险公司首次“试水”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缺乏相关的经验，这一险种在推行之初有诸多难题需要解决。对此，国家应加快制定明确的环境污染损失认定和评估标准，加强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试点建设，设立专业的第三方责任鉴定机构，为环境污染责任和损失确定提供统一的标准。保险公司应在条款和费率制定上加大马力，充分权衡各方利益关系，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污染类别设立不同的条款合同和费率标准，保证定价的公平合理。同时，环保部门和保险公司还应积极探索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经营模式，如对环境污染可能造成损失特别巨大的项目推介再保险公司介入，为原投保保险公司提供巨额赔款保障。

第四，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国家为经营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提供税收优惠，由于这一险种在推行之初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较大的风险。国家应通过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保险公司经营环境污染限制责任险项目，扩大市场主体。二是保险公司通过费率优惠、安全培训等手段鼓励企业主动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由于企业认识不够，投保积极性不高，即使强制投保，也未能从本质上认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保险公司通过费率优惠，如前一年未发生污染事件的企业，在第二年续保时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优惠，以及定期为企业提供安全培训、风险排查等，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安全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强化企业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本质认识，推动企业达成环境保护共识。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虽不能确保环境不受污染，也不能全力抵制风险，但它的推行将有助于运用保险机制改变企业或个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形成“保险后再完善”的绿色发展道路。结合华坪县情况，虽然目前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开办污染责任保险，但随着该险种试点推行且条件成熟后将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向更宽泛的高污染行业、企业延伸，煤炭、石灰石两大矿产资源的深度开采加工对生态及水资源环境污染将逐步显现（并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畴），由此发生的损害赔偿和矛盾纠纷在所难免，届时推行开办该险种既能缓解政府、企业的压力，也拓宽了保险行业保费收入来源。作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未来市场发展的前景不可估量，这一保险在促进我们更加注重环保、创建和谐文明环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和政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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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领导小组

成立全县严查环境违法行为遏止污染反弹工作领导小组

二、工作任务和查处重点

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是：用四个月左右的时间，集中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防止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向我县转移，切实解决各地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查处的重点内容为：

（一）死灰复燃的“十五小”企业；

（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严重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

（三）已实施停产治理又擅自恢复生产的企业及造纸、化工、矿山等已达标企业偷排、擅自停运污染治理设施；

（四）违法违规新建污染严重的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不履行环境管理手续的；

（五）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行为的。

三、时间安排

8月10日前，组建工作机构，制订行动方案。

确定重点环境违法单位和重点整治的区域名单，并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8月25日前，完成县内重点环境违法单位和重点整治区域的现场检查工作，对环境违法行为提出限期解决方案。

9月25日，完成大部分查处和整改工作。对环境违法行为要按有关规定报请县政府逐个予以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几点要求

1、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领导，成立相应机构，并尽快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做到工作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有落实，保证此次严查行动的顺利进行。

2、强化部门分工与协作。各部门要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环保、经贸、监察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合作，共同做好此项工作。县环保部门负牵头责任，负责拟订工作方案，联系协调相关部门工作，并对此项工作进行总结。工作中要深入一线，注重调查取样，分析研究问题，依法提出解决方案和处理意见，报请县政府批准后实施。经贸委要把严查环境违法行为作为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督促、检查和指导，要对招商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严禁引进和建设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严重破坏的项目。纪检监察机关要以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把监督、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作为执法监察的重要内容，积极支持环保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协同环保执法部门开展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3、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作用。一是在我县广播电视上公布，对典型的环境违法案例予以公开曝光，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和社会监督氛围。二是公布举报电话及设立投诉信箱，对群众的举报反映问题认真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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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石化企业；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

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为推动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工作和排污单位“一证式”管理模式提供了指导性文件，明确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规划。2016年，火电行业、造纸行业相继开展排污许可改革试点工作，作为首批开展排污许可证申请的排污单位，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电厂于2017年3月申领了全国第一张具备统一编码的排污许可证，标志着排污单位“一证式”环境管理工作的开端。2021年3月，《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实施进一步明确了排污单位排污管理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要求及相应责任方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强化了排污单位的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

1石化行业排污许可证技术体系

石化工业作为“两高”行业的代表性行业，具有高污染的排污特点，是推进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的重要行业领域。2017年8月，原环境保护部《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石化工业》(HJ853-2017)，与之对应，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同步开启了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化学试剂和助剂等工业类别的填报模块，以供石化企业开展线上申请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开展线上核发工作。同时，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石油炼制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支持性技术文件相继，构成了石化工业排污许可证申请、核发及证后环境管理的全周期的指导性技术体系，为石化企业排污许可证证后管理提供了管理依据。

2石化行业排污许可证主要内容

石化行业排污许可证副本载明的信息主要包括排污单位基本情况、登记事项以及许可事项三部分内容。排污单位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排污单位企业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生产经营场所地址、主要污染物总量分配文件和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以及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时间等。登记事项明确了排污单位工程建设及生产运行情况，主要包括生产装置、生产设施、原辅材料及燃料和产排污节点、污染治理措施等内容。许可事项作为排污许可证证后管理的主要依据，主要包括各排放口位置和污染物种类、排放标准和年许可排放量，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以及信息公开等要求。

3石化企业排污许可证证后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进一步提高环境管理效能，推进排污许可审查审批与证后监管执法相衔接，持续开展排污许可证的证后监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开展了一系列的排污许可证专项检查工作，根据2021年11月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排污许可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排污许可违法违规问题主要涉及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未提交执行报告以及未建立台账等方面。石化企业排污许可证证后环境管理较为普遍性的存在以上问题，问题的出现主要归结于以下原因。

3.1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

排污许可制度构建了一种企业、政府及公众权责更加清晰的固定污染源管理及治理体系，旨在改变排污单位现有的“要我守法”的管理观念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包揽式”的管理模式，以推进企业建立“我要守法”的自主观念。根据已通报的排污许可违法违规案例显示，部分问题企业主动开展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意识淡薄，排污许可证“一领了之”，且一定程度上成为生产运行与污染物排放的“敲门砖”，未能有效落实排污许可证的管理要求，导致排污许可证“一证式”管理模式成效不足。其中，通报案例中的某石化公司自排污许可证申领后从未开展执行报告填报工作，且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多次提醒后，执行报告的填报仍未达到相关规范要求，反应了部分排污单位对《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仍未足够重视，对环境治理及管理的主体责任仍未有效落实。

3.2企业环境管理技术水平不足

石化工业排污单位涉及的生产装置及工艺流程复杂，生产设施数量较大，产排污环节及污染物众多，一个大型石化企业的排污节点甚至可能达到上千个，VOCs核算过程中涉及的动静密封点数量数以万计，一个排放口的污染物种类可能达到数十种，以上行业特点对石化企业排污许可证填报及证后环境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石化工业排污许可规范虽然对排污单位提出了配备专职环境管理人员的要求，但是部分中小型石化企业仍存在未设置专职环境管理人员的现象，且存在环境管理人员专业技术能力欠佳，对排污许可技术规范及排污许可平台填报规律理解不够深入，导致在排污许可申请环节不能达到排污许可相关规范要求，核发的排污许可证副本载明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现象，进一步导致自行监测、执行报告等证后环境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1]。大型石化企业虽然配备了专职的环境管理人员，但由于石化工业环境管理工作的复杂与繁重，存在环境管理人员数量不足和技术水平欠佳导致无法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落实证后环境管理工作的现象，是导致违法违规现象频发的主要原因。

4石化企业持证管理的工作要点

排污许可证是企业证后环境管理工作开展的重要依据，也是监管部门对排污单位进行排污许可事后监管的“执法手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有效落实进一步推进了“按证排污、按证监管”目标的实现。其中，《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对于排污单位“按证排污”的主要管理要求如图1所示，石化企业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落实条例中关于排污管理的要求，开展证后环境管理工作。

4.1提升环境管理能力，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随着排污许可制度的有效推进，石化企业作为工艺复杂、污染物排放量大和环境管理工作专业性强的排污单位，需提高环境管理意识，根据自身需要配备足够的环境专业管理人员，提升环境管理能力，推进企业环保管理的精细化、专业化，推进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的有效落实。同时，石化企业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设置环境管理机构，建立环境管理制度，明确从企业管理、环境管理到运行岗位等各级岗位的环保责任，促使环境管理与生产管理过程的全过程的有效融合。

4.2规范设置污染物排放口

排污口规范化是开展自行监测，达到科学化、定量化环境管理以及排污总量控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强化对污染源排放合规性检查的重要监管手段。开展排放口规范化自查自检工作是石化工业排污许可证申请过程的重要步骤之一，排污口规范化证明材料也是排污许可证审批的重要附件之一。在排污许可违法违规通报案例中，存在较多企业排放口设置不规范，与排污许可证中承诺的情况不一致的现象，排污口的不规范设置导致了自行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可疑，从而导致证后管理的源头性违规现象。作为排污许可证证后监管的重要内容，排污口规范化的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是否设置合规的采样口、环境保护标识牌，是否按要求设置在线监测设备等。排污单位要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开展自检自查工作，确保排放口设置的规范化，为开展自行监测、总量核算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4.3依法开展自行监测

自行监测工作是排污单位履行的排污许可证证后管理的责任之一，是污染物达标排放的重要依据，也是主要污染物总量及环保税核算的重要数据支撑[3-5]。排污单位存在的自行监测方面的违法违规情况主要包括未制定自行监测方案、自行监测方案不规范、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测过程质控措施不达标等现象。2021年1月，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对某化工有限公司进行排污许可证证后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开展自行监测，且未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监测过程无质量控制过程证明记录，因此，对以上违法违规行为处以一定的行政处罚。为避免出现以上违法违规现象，石化企业首先要在排污许可申请过程中根据HJ947-2018《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石油化学工业》、HJ880-2017《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石油炼制工业》的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大型石化企业可通过建立具备自主监测能力的满足质量保证与控制的监测力量和自行监测质量体系，以保证自行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对于不具备自主监测能力的企业，建议委托具备CMA资质的第三方监测单位开展污染源监测，切忌在未经过监测资质认证的情况下开展污染源监测工作。同时，石化企业可将自行监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企业环境管理制度中，严格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开展污染源监测工作，并依规开展监测数据记录、保存及公开工作，作为自证守法的一个重要“证据”。

4.4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

环境管理台账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开展证后监管的重要依据，是排污单位从生产装置、原辅料、污染治理设施及污染源监测结果等从产污、治污到排放的全过程记录过程。石化企业要根据企业生产运营情况、排污许可证载明内容及环境管理台账技术规范要求制定全过程环境管理台账，石化行业环境管理台账主要包括生产装置运行情况，工艺加热炉、焚烧炉等产污设施运行情况，储罐及有机液体装载设施运行情况，原辅材料及燃料的消耗情况，主要产品的生产情况，污染治理措施的运行情况及自行监测数据的记录等内容。排污单位要按照频次要求开展台账记录工作，并保证台账记录内容的真实性，杜绝台账内容弄虚作假现象，且环境管理台账要实现电子台账与纸质台账两种方式的归档保存，保存期限不小于五年。

4.5按时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根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布的排污许可违法违规案例的归纳统计，未提交、未按时提交执行报告的案例占有较大比例。按照执行报告填报频次要求分类，石化企业执行报告主要分为年度、季度和月度执行报告，其中年度执行报告中要求填报的内容最为全面，主要包括生产情况、原辅材料的消耗情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自行监测情况、实际排放情况等内容。石化企业要定期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许可证执行记录-执行报告”模块下开展执行报告填报工作。其中，在执行报告填报过程中的实际排放情况及合规判定分析环节主要包括对执行周期内的污染源的手工监测数据、自动监测数据进行达标性分析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符合性分析，值得关注的一点为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总量达标判定过程中，需满足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动静密封点及储存废气分别不超过其年许可排放量的要求，此点为企业总量达标判定过程中容易忽略的一点。

4.6自觉开展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制度可有效促使企业规范环境行为和环境管理工作，对排污单位依规开展生产经营、促进企业环保技术升级改造有重要的督促引导作用。石化工业作为重点排污行业，各企业必须加强对排放信息公开主体责任的认识，履行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义务及责任，依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要求建立健全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制度，按时公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及污染源源监测数据等信息，并确保披露的环境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客观性。

5结语

至此，石化工业现已建立了包括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自行监测方案制定及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等从排污许可证申请、核发到证后环境管理的全过程的排污许可管理体系，为石化企业的排污许可证后环境管理提供了工作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与实施明确了排污许可证的证后监督检查要求，为石化企业的证后环境管理提出了新的管理要求，石化企业的环境管理面临新的压力。在此形势下，石化企业要主动落实污染治理主体责任，提升环境管理专业能力，完善环境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并在以上基础上强化按证排污能力，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开展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执行报告填报及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等关键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环保管理水平，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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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欣维．石化行业排污许可证管理要点探讨[J]．油气田环境保护，2021，31(3)：8-10．

[3]张志旭，毛亚鹏，吕玉新．关于督导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的思考[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21(05)：142-143．

[4]饶未欣．石油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新形势和新要求[J]．化工环保，2019，39(1)：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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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态势

我国环境司法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等实际问题，尤其目前存在着鉴定主体不明确、鉴定技术标准缺失、鉴定范围模糊、鉴定理论准备不充分等问题，为此亟待研究和制定如何更有效地从严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法律技术标准。200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制定了《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1997年《刑法》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和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定罪量刑标准。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作了进一步完善：一是扩大了污染物的范围，将原来规定的“其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二是降低了入罪门槛，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修改后，罪名由原来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相应调整为“污染环境罪”。

《解释》明确了1997年《刑法》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和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并结合司法实践过程中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等实际问题，对有关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新的规定，进一步加大了打击力度，严密了刑事法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加强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打击力度，体现了从严惩治、从严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立法目标。首先是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的门槛，比如过去污染环境造成一人以上死亡的才能定罪，现在一人以上重伤就可以定罪；以往是造成三人以上死亡的，才能加重处罚，现在只要造成一人以上死亡的，就可以加重处罚。

第二，从结果犯变成行为犯，过去认定环境污染犯罪的每一项标准都有个结果，现在不少标准规定只要有相应的行为，就可以定罪。

第三，相应地降低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另外，《解释》当中还规定了四种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的情景，一般来讲，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从重情节是比较慎重的，但是这部司法解释当中规定了四种情形，如故意闲置环保设备，在整顿期间仍然屡教不改、非法排污的、阻挠执法的等等行为，如果造成数罪，按照数罪处罚，不构成数罪，酌情从重处罚，从这些方面从严惩治环境污染行为。

技术支撑和司法依据

《解释》共计12条，主要规定了8个方面的内容。

《解释》界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认定标准。污染环境罪是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罪名，《刑法修正案（八）》将其入罪要件调整为“严重污染环境”。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践，《解释》列举了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标准：（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解释》明确，依法严惩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环境监管失职罪。为统一法律适用，《解释》对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结果加重要件、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入罪要件“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入罪要件“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作了明确规定，例如“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等等。（（解释》则进一步对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结果加重要件“后果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作了明确规定，例如“致使县级以上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个小时以上的；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致使一百人以上中毒的”等。

《解释》规定，实施污染环境、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等犯罪，具有下列4种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从重处罚：（一）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的；（二）闲置、拆除污染防治设施或者使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的；（三）在医院、学校、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及其附近，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四）在限期整改期间，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对于具有这4种情形之一的，要酌情从重处罚。

《解释》要求，从严惩处单位犯罪。实践中，不少环境污染犯罪是由单位实施的，《解释》明确规定，对于单位实施环境污染犯罪的，不单独规定定罪量刑标准，而是适用与个人犯罪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解释》还加大对环境污染共同犯罪的打击力度。实践中，不少企业为降低危险废物的处置费用，在明知他人未取得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的情况下，向他人提供或者委托他人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人接收危险废物后，由于实际不具备相应的处置能力，往往将危险废物直接倾倒在土壤、河流中，严重污染环境。为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此类犯罪行为的打击，《解释》专门规定，对此种情形应当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追究有关单位、个人的刑事责任。

《解释》规定，对于触犯多个罪名的从一重罪处断。为了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打击力度，《解释》明确规定了“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即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解释》明确界定了“有毒物质”的范围和认定标准。为保障法律准确、统一适用，《解释》专门对“有毒物质”的范围和认定标准作出了明确界定，即危险废物，剧毒化学品、列入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名录的化学品以及含有上述化学品的物质，含有铅、汞、镉、铬等重金属的物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如“灭蚁灵”、“二嘿英”等以及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