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1 05: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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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从信息沟通的角度分析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不高的原因,提出了在科技成果转化的不同阶段如何通过加强信息沟通来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探讨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研究为基础、以产品为纽带、以产业化为目的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
关键词科技成果产业化信息沟通转化模式
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巩固,取决于国家竞争力快速而稳定的进步。科技竞争力则是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组成之一。整体上讲,科技竞争力由两个环节组成,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一是技术传播与转化能力。
1现状分析
我国每年都取得数以万计的科技成果,其中高校科技成果每年就达3万多项,但转化率却不到20%、专利实施率不到15%,而发达国家高达70%、80%。同时,在为国民经济发展做贡献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相当大差距。据有关资料报道,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后,能为企业产生经济效益的只占被转化成果的30%,而真正形成产业的还不到5%。国家知识产权局2003年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知识产权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高校为独占市场而申请专利的动机比重不足1/3。目前,在高校明显存在着专利申请量年年上涨,但成果转化情况令人担忧的现状,这样势必影响到技术进步。面对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加快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而有效的转化和产业化,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环节,也是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国家对科技成果产业化耗资巨大并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但收效与期望相差甚远。问题的症结在于“基础理论研究、工程研究、产业化运作实施”三者严重脱节,造成国家投入的巨额研究资金回报甚低,科研成果束之高阁。随着时间的推移,科研成果走入“先进落后淘汰重新研究”的命运怪圈。
2科技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科技成果转化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校科技链和产业链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科技成果与产业化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一方面高校对企业的科技成果需求不甚了解,而企业对高校的研究能力和水平又知之甚少;另一方面高校担心成果转让给企业得不到应有回报,而企业则担心高校的科技成果能否带来经济效益。
作为理论研究一方的高校,是产学研的源泉,它承受科技创新风险,而不承担经济生存风险,否则它无法全身心地进行创造性研究。创造性是形成产学研源泉的第一动力,它与高校科研技术源源不断地创新与重组、人才源源不断地吸收与重组的氛围密不可分。失去了它,人才源、技术源、实验源、国际一流信息源将不复存在,后劲将断送。
作为企业投资方,是产学研的主体。它需要不断获得新的适应市场需求的成熟产品,利用其资金雄厚、拥有各类生产、管理、经济、法律等人才资源,在承担市场风险、效益风险、人员组织风险和产业化投资风险的同时,将技术导向风险与产品定位风险转加给了产品研制者。
作为产品研制者,是产学研的纽带与桥梁。他们承受着经济与生存风险,以生存需求确定技术向产品转化的内容。在这样的生存压力下,他们必须使创造性服从于实用性,因此不能要求他承受科研风险,因而他只能把科研风险转向高校,否则他们无法长久持续地进行技术向产品的转化,从而中断了产学研的纽带。
由于科研开发规律与产业经济规律间的矛盾,科研工作者只能不问经济效益,在国家经费的支持下致力于创新活动,科研成果大多只能走到鉴定就宣告结题,然后再度进入“申请经费科研鉴定”的循环。企业只能在原有产品中发展,难以推出满足市场的新产品,期盼高新技术产品却寻路无门。而在科研成果与产业化实施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承担市场风险、生存压力,或因信息渠道不畅或因成果不适应市场需求等原因,很难找到适合的产品进行开发,最后导致科技人才的流失,使科技成果与实施产业化间的沟通更加不畅。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目标不一致。研究人员追求先进性,开发人员考虑如何获得开发经费,并不真正关心产品。企业关心产品,但却难以得到适合市场的产品;二是信息不通畅。有的企业希望投资,却找不到投资方向;有的科研人员有好的成果,却找不到资金进行产品转换,即使最终实现结合,也不一定是最佳搭配,或者由于时间的浪费而失去市场商机;三是没有利益驱动机制。产学研三者的利益脱节,没有构成闭合回路,形成不了良性循环的长效机制。因此,加强信息沟通,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共同利益为驱动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长效运行体制和机制,使产学研一体化,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所在。
3信息沟通在科技成果产业化不同阶段的作用方式
第一阶段:完成原理性开发——形成科研成果。一般情况下,研发工作在高校中独立进行,企业很少参与,其结果是产生实验室成果。加强此环节的信息沟通,可以增强知识生产的创新活力,为科技成果转化增强针对性。信息沟通的先导性作用方式表现在对研究领域的深刻了解和对企业市场迫切需求的掌握,需要研发者和技术潜在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互动。
第二阶段:对科研成果进行二次开发——工程化研究。此阶段重点解决第一阶段形成的科研成果存在的现场环境适应性、性能可靠性及生产加工工艺性等方面的问题,要勇于在技术力量和资金方面进行投入,进行中试和成果孵化,孵化的成功与否是产业化的关键。需要科研人员与企业的交流、合作,其目标是通过有效地交流使两者对技术的功能和评价达成某种共识;使技术的潜在使用者能够采纳或比较了解该技术。
篇2
当数字出版时代的帷幕刚刚拉开之际,爱思唯尔此举反映出诸多值得国内出版界警醒的问题。
应反思的问题
1.要重视数字出版产业的核心技术
对于出版业而言,它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都是内容,内容是超越载体属性的本质特征。因此,谁掌握了内容资源,谁就掌握了出版业的命脉。内容产业是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生产要素(技术)是数据库技术。从技术的角度,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商,除了要掌握巨大的内容资源,掌握整合内容资源的数据库技术同样重要。
因此,从2002年至2004年间,爱思唯尔在科技领域投入3亿多美元,将纸质刊物转化为电子资源,同时进行产品更新以及新功能的研发,并且在2008年初卖出旗下励德商业信息业务(Reed Business Information),出价4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风险管理及数据收集公司Choice Point,集中发展增长更快的网络订阅和信息服务业务,加快了向数字出版商的转型。
2.要进一步整合国内学术期刊资源
(1)数字出版时代的学术出版,内容资源的占有要以学术资源的整合为前提,而国内的学术期刊多以协会、学会刊物为主,很少有出版社参与出版,造成了学术资源的分割,再加上国内出版体制的约束,各个机构的利益纠葛,不利于学术期刊的内容整合。
(2)学术期刊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研水平。凡是科研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其学术期刊的出版也很发达。由于国内科研水平有限,缺乏能与《柳叶刀》、《细胞》等媲美的权威期刊。而对于科研人员而言,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科研水平获得国际认可,另一方面也为了掌握国际上最新科研动态,势必造成了对国际学术期刊的依赖。这次涨价的主力军ScienceDirect,仅2006年就向中国高校师生提供了3000多万篇论文的下载量,占全国高校全部外文科技论文下载量的59%,学术界对这家公司的依赖可见一斑。
对策设想
1.降低对发表SCI论文的鼓励
不可否认,SCI的数量以及影响因子的高低,代表着一所高校的研究水平,但科研水平的高低,不仅仅取决于SCI论文。高校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例如国际学术论坛、会议等,加强国际交流,在交流中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2.扶植国内数字出版商,增加市场主体
如果国内出版商能够抓住机遇,建立属于中国的学术资源数据库,那么在学术资源的掌握上就不会如此被动。同时,加强学术资源的国际交流,多吸收、采用国外的优秀论文,一方面可以提高数据库的综合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也能够掌握更多的学术资源,提高国内数字出版商的核心竞争力。
内容产业既然是企业群,就意味着存在激烈的竞争。而且根据市场法则,避免价格垄断的最好方法就是增加市场主体。此次涨价风波中爱思唯尔之所以如此强势,除了凭借其自身的内容优势外,其在学术期刊数据库市场的垄断地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扶植国内的数字出版商,同时引入其他国际竞争者,避免某些出版集团一家独大。
3.建立国内“开放获取”的学术资源系统
“开放获取”,即学术资源可以公开免费获取。面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所导致的学术交流的障碍,以及某些出版集团的牟利行为,“开放获取”渐渐成为一种学术趋势。
鉴于此,国内高校可以组建一个联盟性质的资源共享的“开放获取”系统。系统内的高校可以共享各自的科研论文,一方面可以加强国内各高校的学术交流,提高学术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国内高校的凝聚力,最大程度上避免国际出版巨头对我国学术论文的“出口转内销”。同时,吸取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的失败教训以及台湾高校的成功经验,赋予该系统更大的权力,以便其在与国际出版巨头的谈判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篇3
关键词:创新教育 数字化 服务意识 管理水平
总书记在今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全党、全国要积极行动起来,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学位工作和研究生教育,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教会精神,按照教育规划纲要部署,以“放权、激励、改革、创新、监督”的思路进行落实,加快从研究生教育大国向研究生教育强国的转变。为使我国成为研究生教育强国而努力改革,研究生创新教育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在华中科技大学2010年暑期工作会上讲话称,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不能适应科技创新的制度性问题。周济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研究生培养机制至今仍是主流,研究生和导师的积极性难以真正调动起来,创新缺乏动力和热情,严重影响了研究生质量。周济认为,研究生培养机制要进行深刻改革,推进科研为导向的导师资助及负责制,让研究生真正参与到科技创新的实践中,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
长期努力推动和发展研究生管理和教育工作,是作为研究生基层管理人员的中心任务。通过在研究生处从事的几年管理工作和就业指导工作,不断深化优化我校的研究生体制改革。
一、利用建设数字化校园的优势,加强研究生管理工作
在高等教育竞争激烈的今天,高校必须拥有一流的数字化校园来向世界展示自身的实力和形象。国内高校建设数字校园时多数是参照清华大学提出的大学资源计划(URP)。我校派出人员参加了全国高校URP培训,积极努力地建设数字化校园。我校研究生教育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已投入使用,这是对研究生教学、学籍管理、日常管理、学位论文、毕业等进行全面自动化管理系统,从入学到毕业全部采用管理系统来进行,由部门人员进行数据统计、汇总、报表。系统涵盖了研究生处招生办、学位办、培养办等所有职能部门的管理业务,为导师和研究生提供了相应的个性化服务平台,是一个可进化的系统,具备高实用性和扩展性。师生还可在校园网上建立公共邮箱和BBS,可以多渠道的建立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和部门之间的交流。
二、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水平
传统的以“管”为主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只有充分发挥出研究生处的服务职能,构建服务型研究生管理部门,才能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不断推进向前。研究生管理部门应最大程度为导师和研究生创造好的条件,充分做好服务工作,充分调动各院系的自主创新能动性,二级学院学术委员参与学科建设、答辩、学位审核等环节,做好研究生质量的把关工作。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应为师生们提供更好的环境与条件,为他们的科研和学习服务,例如,加强学生日常生活的管理,开展学术活动营造学术氛围等等。同时,能够进行换位思考,并把握尺度和原则,会使得工作更人性化、更具说服力。高校应通过“政策留人、待遇留人”来激励研究生管理队伍,对研究生管理工作者的劳动价值给予正确的评价,肯定和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做到“职称、职务”双落实,并为研究生管理干部的各种福利、待遇提供制度保障,从而促进形成积极乐观、努力进取的工作氛围,提高服务质量。
三、发挥研究生管理工作的创新意识
研究生培养既不同于本科生主要依靠传授方式获取知识,又不同于一般科研人员主要依靠工作实践,而是通过研究生阶段的系统专业知识学习和论文工作实践,着重培养独立查阅文献和调研来获取知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的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阶段的核心内容。作为研究生处研究生教育管理者,首要任务是组织研究生导师队伍,努力构建适应研究生教育的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使研究生在科研实践中深化认知水平,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研究生培养的管理创新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助学金、奖学金、贷学金和通令嘉奖制度体系;在招生政策、课程设置和培养环节等方面,积极探索教育与研究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实行弹性学制,严格把关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保证学位授予质量。
四、提高就业指导能力,为社会提供更多有用人才
由于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比较集中和金融危机等诸多错综的因素,应届毕业研究生的就业困难已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有限的科研教育岗位已经不能满足数量不断增长的研究生的就业要求,许多毕业生只能选择进入相关的企业及事业单位,也有不少毕业生在家人朋友的资助下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如今,很多单位要求毕业生毕业于“211工程”学校,我校是三本工科院校,就业渠道就更少一些,毕业生本身的就业要求和就业形势就发生矛盾。因此,我们要尽可能为研究生就业提供具体实际的指导与帮助。我们的部门旨在使研究生对就业形势有充分和正面的认识,增强求职能力和职业自信心,掌握求职与面试技巧,在信心的基础上规划职业生涯,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帮助他们解决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我们的研究生导师培养研究生的思路和任务,是将学生培养成为能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的人才。
篇4
关键词:高等教育强国;排行榜;比较研究;21世纪大学协会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5-0069-05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既定目标。但是,何谓“高等教育强国”,学界众说纷纭,尚未有定论。虽然近二三十年国际上出现了若干世界大学排行榜,但这些排行的评估对象是具体的大学,并不涉及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整体。近年来开始有机构关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评估,21世纪大学协会funiversitas 2l,简称u21)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5月,该协会推出了《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榜》(简称u21排行榜),2013年5月又了新一年度的排名。这为我们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
一、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榜的基本框架
u21成立于1997年,由欧洲、北美、东亚和大洋洲的21所研究型重点大学组成,旨在协助成员学校实现全球化教育与科研。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榜的目的,是通过设置与其他国家比较的国家系统基准,来改善高等教育的表现。2012年,u21总共对48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排名。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布于欧洲、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北美、非洲以及中东地区。2013年,u21评估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0个,同时,在评估指标中增强了网络测量的变量,并注意改善数据的质量,以保证方法的一致性。u21排行榜的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u21指出,鉴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一个国家需要一整套的指标,以用来评估该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和价值。一个好的高等教育系统应是资源充足,且在有利的监管环境下运行。另外,国内外的联系也是十分重要。这一系统的成功与否是由输出变量来测量的,例如科研成果、入学率与就业率等。u21使用资源、环境、连接性和输出这四个指标测算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排行榜。
二、u21排行榜中的中国高等教育
(一)资源
这一项指标主要是比较高等教育的投入。测量的指标包括政府支出比例、总支出比例、生均支出、研发支出比例和研发的人均支出。充足的资源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由于研发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了测量高等教育对一国研究工作的贡献,u21排名纳入了对高等教育的研发支出指标。资源的另一个重要测量指标是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额。因为缺乏同家、地区间教学质量测量的可比性指标,u21用生均资源这一指标作为替代。
高等教育投入往往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图1比较了参评的50个国家的人均gdp排名(各国、地区人均gdp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4月16日所的报告)与u21排名的关系。从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性,在u21排名比较靠前的国家人均gdp也较高。
教育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巨大资金投入的事业,高等教育连年扩招、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加需要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量。高等教育在我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然而相对短缺的高等教育经费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给国家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极大挑战。根据《2011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数据,目前我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0.6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0.99%),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0.74%)。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仍有待加强。
(二)环境
对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来说,资源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而环境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充分条件。这项指标中的政策和监管环境的定性测量有三个组件,即机构的多样性,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指数,以及基于在u21成员学校调查所得的一个指数。该调查包括三个问题:高等教育机构监管及其透明度、教师就业自由度和学校ce0的选任,旨在测量高等教育自治情况。u21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理想特征应为:存在国家监管机构,尤其是那些公开他们研究结果的监管机构;学者不是政府雇员,且能在机构间自由移动;校长由大学挑选;以及有完全的灵活性来委任外国学者。
高等教育的监管环境对于确保资
使用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对雇佣条件的过度监管会限制学者的贡献和吸引留住具有全球竞争力人才的能力;对竞争的限制可能会阻碍教学方法的创新;高等教育替代形式的狭窄选择可能使参与率降低。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对一国高等教育发展有利;妇女或来自低社会阶层机会的缺乏意味着人才没有充分利用。”学历代表了人口及劳动力的技能,常被视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替代指标。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成员,广大女性群体拥有便利的高等教育参与机会,能够最大限度使用社会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便得到充分开发。“表现最好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是政府设置主要参数和监视绩效制度,但允许机构独立操作不受政府直接干预。”
这一指标指向高等教育制度与其运行环境。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部主任ellenhazelkom曾在“高等教育排名与政策选择”论坛上指出,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系统应该具备开放和竞争的教育,为最广泛的学生提供最广泛的机会,培养公民获得社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吸引国际人才;高等教育机构应该实行有效治理,获得有利秩序下的自治。
从表2可以看出,与美、英、日、韩等国比较,我国在数据可获得性(e3)以及政策和监管环境(e4)方面得分较低,而在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e1、e2)方面得分比较靠前,说明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人力资源相对来说得到了较好利用。
(三)连接性 如u21排名榜中所言,“如果一国能与该国社会的其他部分紧密联系,且在教育和研究方面与国际社会也有好的合作,那么该国高等教育体系价值会提升。”嗍连接性既是教学和研究质量的评估指标,同时也是吸收新发现和新想法的评估指标。
在强调知识创新的时代,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在吸引世界一流学生并挽留人才方面的能力,是一个高等教育强国的国际竞争力特征的核心表现。与外国合作者共同的数量,可以反映一国在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程度。学术无国界,良好的合作能够促进本国学术水平的提高,也能够提升一国高等教育系统在国际上的位置。这一指标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指出了学生的国际流动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科研人员跨国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外界了解自身情况以及自我宣传的窗口。
西班牙世界大学网络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wrwu”)基于各个大学在全球互联网上的资讯表现,衡量网页数量和链接数量等指标,旨在促进各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学术知识与资料在互联网上的开放存取和公开出版。wrwu的最大特色在于其衡量的是“学术成果及其传播的网络表现”。这一排名与二级指标c3、c4相关联,测量网络可获取文本数量和第三方网页中高等教育机构网页的外部反向链接数量。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在网络上的活跃性与可见性尚属良好。但在整个连接性指标中,中国的得分最低,各项得分也均靠后。尤其是在国际学生比例、国际合作文章比例和网络可获取全文文本数量上,得分极低。这说明,中国的开放性以及与外界的连接性还远远不够。与英美国家相比,差距最为明显的是国际学生比例(c1)。图2是由oecd公布的在目的国注册的高等教育国际学生的百分比。排名前六的均是欧美发达国家。
根据《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2012》的数据,2012年共计有32.8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以上数据均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比2011年增长了12.21%。但来华留学生的生源地分布不合理,留学生大多来自亚洲国家,来自欧美的留学生所占比例较小。按学生类别统计,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总计133509人,占来华生总人数的40.66%,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36060人,硕士研究生27757人,博士研究生8303人。而根据oecd公布的《教育概览2011》,中国留学生占据oecd地区全部国际学生的18.2%(不包括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1.3%),总人数达到33.97万。与巨大的流出相比,我国的同际学生比例就显得微不足道。
(四)输出
为了捕捉高等教育的输出,u21排行榜使用了研究成果和影响、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和获得率、一国研究人员的存量、优秀大学的数量和毕业生就业能力等指标。其中,指标04使用的是2011年上海交大排行榜上前500名机构的数量除以国家总人口的均值,这项指标粗略测量了一国人均就读世界前500强大学的概率。指标05也是使用2011年上海交大指数并对每国三所最好
大学取均值,没有列入前500强的机构权重为零。
高产高质的研究成果是高等教育最为直观的贡献,也是适合国别比较的量化指标。世界一流大学的存在是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卓越水平的代表,同时也是该国国际影响力与吸引力的彰显。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潜在的人力资源,最终它将转化成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因此具备一定规模的参与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方面。一个好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给国家提供一支训练有素,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给人们提供一系列满足不同兴趣和技能需要的受教育机会,不仅能够满足国家的发展需要,而且有助于知识的积累与传播。高等教育学历人员与中等教育学历人员失业率的比较,突出了高等教育的价值与适切性。
首先,从科研的最为直观的输出——论文(见表501、02、03)来看,后被引用的情况,可以反映论文的影响。2002年至2012年(截至2012年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02.26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论文共被引用665.34万次,排在世界第6位。但是,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51次,世界平均值则为10.60次。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与世界平均值还有不小的差距。
在2002-2012年间发表科技论文累计超过20万篇的国家共有17个,按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序,我国排在第14位(见表6)。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大于10次的国家有10个。瑞士、美国、荷兰的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达到16次左右。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论文在总量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并没有体现在论文的影响力上,依然存在重量轻质的问题。
其次,从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卓越表现——进入学术前五百强的数量(04、05)来说,进入前100名的中国大学数为零,进入前500名的中国大学有88所(见表7)。美国在这一指标上占据绝对优势。在亚洲地区,日本虽然进入前500名的大学数量大概只有我国的一半,但进入前200名的大学却多于我国,而且拥有几所前100名的大学。
总体来说,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学术表现卓越的大学较少,处于世界前200名的大学数量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高水平大学的存在,代表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水平,是高等教育实力的突出象征。拥有相当数量的高水平大学,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题中之意。
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努力方向
与美、英、日、韩等国比较,中国在五国中处于末位。即使在亚洲国家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得分上与日韩也有不小的差距(见表8)。
这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够发达,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任重道远。要加快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还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一)加大资源投入,增强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国用有限的教育经费支撑了大规模的教育。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2.2万亿元人民币,如期实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4%”的目标。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3781亿元,比2011年增长15.7%。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综合多位研究者对于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结果后指出,“2020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至少应达到4.5%”,因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5%-5%的目标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在国家教育投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要继续加大对于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支持力度。
在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同时,要促进资源投入多元化,拓宽资源投入途径,多吸引社会资源;还要合理利用、管理好高等教育资源,加强经费管理;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管理和控制,组建专门监管机构对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情况进行定期评估。
(二)改进大学治理,为高等教育发展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高等教育发展的环境涉及高校治理环境和社会宏观环境。从大学治理的角度看,特别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必须进一步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着力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在保证政府对大学必要的监管的前提下,给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让高校拥有较大的自我发展空间。
(三)促进国际化办学,加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u21排行榜“连接性”指标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以及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更体现出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的
联系。在这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是需要强化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促进知识与生产力之间的转化。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知识创新的摇篮,应该走出象牙塔,承担起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积极促进知识技术的转化率和应用率,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二是要“走出去”,进一步加大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力度,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要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包括跨国科研课题的共同探讨、邀请国外同行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协作研究等,加强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三是要“引进来”,要创造条件,吸收更多的国际留学生,提升国际学生的比例。具体说来,就是要提升学科专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学术水平,要做到学科专业设置多元化,课程设置与国外大学课程接轨,与国外大学实行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等等。
篇5
[关键词]书评 引文分析 科研评价 亨克・莫德
[分类号]G31
科研评价是科学技术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推进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必要保证。如何科学、合理、公正地对不同类型的评价对象实施鉴别、判断、排序,是一个长期困扰科学学理论与科技管理实践的难题。引文分析作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科学计量学方法之一,逐渐进入到科研评价的视阈中。SCI、引文量、期刊影响因子等术语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硬通货”。但由此衍生的困惑乃至置疑之声也越发使引文分析方法处于风口浪尖之中。著名科学计量学家,1999年度科学计量学最高奖――普赖斯奖获得者,原荷兰莱顿大学EWTS教授,现受聘于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高级学术顾问的亨克・莫德(Henk F.Moed)撰写的Citation Analysis in Research Evaluation《科研评价中的引文分析》一书,2005年由出版界巨头施普林格(springer)公司出版,2010年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引入版权,并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该书对于国内学术界全面了解引文分析的本质、引文指标的构建,以及引文分析在科研评价中的优缺点展开了系统深入的阐述,对于厘清当前我国学术界和科技管理实践中的某些误区,指导科学理性使用引文分析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书共分2大部分27章。第一部分介绍了全书的基本观点和一般结论,第二部分是关于引文分析的基本观点和结论的一些理论分析、案例举要和实证研究。全书的研究对象具有覆盖面广的特点,既关注自然科学领域的评价问题,还讨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引文特征;既涉及了单篇论文、期刊的评价,又探索了学科、团队等中观评价,还剖析了国家层面的科研产出及其科研合作等宏观问题。此外,秉持确定性和商讨性的态度也是本书作者的主要研究和写作风格。
作者指出,引文应用于科研评价的前提是,必须做到正式、公开、学术性。正式就是在进行引文分析之前,使被评价者和决策者明确引文分析所运用的各种指标的内涵;公开是指评价者使用的各类数据务必准确,并接收被评价者的核检;学术性是指任何评价必须要有明确的理论假设、研究路线以及对结果意义和局限性的讨论。学术质量是科研评价的中心话题之一。作者认为,“引文主义”所确立的研究质量和同行专家们所认定的学术质量都具有片面性。在引文分析与科技政策领域的关系上,引文分析毕竟属于纯学术领域,需要在理论框架下寻求适合的研究方法,而政策领域更关注的是可行性和政策相关性。作者认为,评价性的引文分析利用方式最好排除在政策领域之外。因为数据采集过程很容易出现错误,简单的统计指标容易受到较强偏态分布数据的影响。对于广为使用的期刊影响因子,作者认为,不存在一个衡量期刊绩效的完美的单一指标。某个特殊指标的有效性随使用的场合不同而变化。学科差异、引用时间窗口、期刊类型、标准化处理等都是利用影响因子必须考虑的因素。他强调,尽管影响因子存在某些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一个较为可靠的指标。ISI收录文献的充分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对来源期刊的统计发现,分子生物学、与人类相关的生物科学、化学等学科收录的期刊十分全面,数学、地球科学、工程学等相对全面,而人文与艺术、社会科学的期刊覆盖面较欠缺。对于前者,使用引文分析方法通常是恰当的,对于次者,作者建议应将非ISI来源期刊的引文补充进来,对于后者,应扩展引用文献范围,增加书籍和国际会议论文集的引文。尤其对于被分割为不同学派思想的学科领域,或者受民族和语言所阻碍的领域,不以引文分析数据为分析和评价依据可能效果更好。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绩效评价中,尤其是在定性研究主导的子学科中,尤其应慎用ISI引文索引。关于引文数据的准确性问题,如作者姓名、机构名称和子领域划分的模糊性,都会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作者认为,有必要运用更高级的引文数据处理。
以往在科研评价中我们有一个预设,即引文数量等同于质量。但果真如此吗?莫德大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引文数量究竟测度了什么?这是一个与“科研绩效”、“学术质量”、“影响力”相关联的重要理论问题。作者在全面梳理了加菲尔德(Garfield)、斯莫尔(small)、朱克曼(Zuckerman)等人的观点基础上,认为尽管对引文的测度功能有不同的理解,但并不等于说引文分析就是缺乏理论基础的。当然,“引文主义者”的观点对探寻引文分析的学术理论基础将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科研评价中运用引文分析,其目的不是要捕捉个人动机,而是要研究个体引用者共同表达其对学术活动结构和绩效的社会观点。当引文分析用于微观和中观层面评价时,可能会歪曲真实结果。即使扩大样本也不一定排除所有偏差。原则上,用学术影响来解释引用情况是行得通的,但是引用影响和学术影响的概念有时并不一致。笔者同意作者的谨慎态度,认为科研绩效是与投入产出密切相关的概念,学术质量反映学术研究成果内在的创新性,而影响力则反应了学术成果的传播和使用程度。引文数量对上述三个概念均有一定的测度功能,但更倾向于影响力测度。
尽管同行评议作为传统的被认为是有效的一种评价方法而广为使用,但是仍然受到学术权威、政治压力、思维模式的影响,使同行间达成一致意见的程度偏低。作者通过大量案例研究指出,文献计量指标应该被用作监测和研究同行评议过程的工具,并且在大多场合,同行评议和引文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统计相关性。笔者认为,在同行专家道德水准值得信赖的前提下,发挥专家主导作用并将引文分析作为辅助工具是值得尝试的。而在学术规范尚未成熟之前,将文献计量指标引入评价过程,发挥“镜子”的映射职能非常必要。
此外,在引文分析的宏观研究方面,作者也得出了一些相当有趣的结论。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科技论文数量由于科学合作(共同署名)逐渐上升。这可能是受到科研评价中的“毛”数指标激励使然,当然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也可能由于受到强调在高影响因子顶级期刊发文导向发文数有所下降。通过国际科学合作,使得合作国都提高了本国的引用影响。但在双边国际合作中,强国与弱国合作从短期看可能会削弱强国的被引率。关于国家自引,作者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国家都过度引用本国论文,因此,所谓美国学者更倾向于引用本国论文的结论缺乏实证依据。至于其他国家更多引用美国论文,可能是一种引用偏见的影响,但不必强制取缔。笔者认为,在
我国,通过与强国科研合作,可以提升我国的科研国际影响力,亦可以形成创新力强的科研团队。但是在科研评价的成果数量导向下,可能会催生大量“伪合作”,这必然会曲解科研合作的初衷。
再者,作者对发展新的引文指标提出一些设想。如探索处理合作问题、测度知识库的广度、一致性及深度指标,有意与新生科学家锻炼成长的指标,“定性的”引文分析指标等。此外,新的电子出版形式、数据库和搜索引擎,在引文分析中作为来源文献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尽管如此,仍应注意,来源文献的多样化并不支持学者对知识进步所做的贡献越大这一结论。
最后,本书再次强调,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学术质量信息的需求是合理的,但叙述学术质量不像其他社会领域的绩效那样可以直接测度,单靠文献和引文排名,并不足以反映各评价对象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是如何影响个体对象的绩效。
总结本书得出的基本观点主要有:学术研究质量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引文测度的并不完全是实际的质量;引文评价和科技政策的价值取向不同;引文分析应用于科研评价时,数据的透明性和文献计量学者的中立性是必要的;引文分析方法更适合宏观层次评价,与同行评议方法各有利弊。
总之,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使用引文分析方法应用于科研评价的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对于解决我国科研评价中引文分析方法使用的越位和缺位问题,将给予极为有益的指导。
通过本书对引文分析与科研评价诸多复杂关系的系统阐述,笔者认为,引文分析在科研评价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巾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已有的引文分析手段仍存在某些缺陷,但是它毕竟拓展了科研评价的视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同行评议方法固有的封闭性和主观性带来的评价偏差,使科研评价建立在客观、公开、定量、可操作的基础上。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学者必须承认,SCI对我国科技创新和科技事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SCI本身没有错,关键是如何理解SCI及其引文分析的内涵和功能,并智慧地而不是绝对使用这些工具和方法。尤其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反对SSCI、A&HCl的不在少数。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相适应,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理应承载向国际学术界展示我国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成果和争取对国际问题研究的话语权的责任和使命。在特定阶段,从科研管理角度适当给予激励,至少是不坏的选择。
引文分析仍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需要探索。从国际科学计量学界近年的研究现状以及本书观点看,引文分析要想在科研评价中有更大的作为,未来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进一步拓展引文数据库源,如Google scholar、Scopus、ScienceDirect、开放获(存)取等数据库,并检验同一指标在不同引文库的表现。对中文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建议尽快建立中国学术著作数据库。毕竟书籍是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目前书籍中的引文数据尚不能准确获得。这对于全面反映评价对象科研绩效是个缺憾。第二,进一步开发和设计新的评价指标,如类H指数、特征影响因子等,并检验新指标与经典引文指标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第三,进一步探讨引文分析等科学计量方法与同行评议在科研评价中结合的机理,并提供可操作性的现实路径。第四,科学计量学者有必要向政策制定者、科研管理者、学科研究者乃至公众普及基本的引文分析理论和方法。当前实践中出现的评价争议和评价失误与使用引文数据的简单化、绝对化、过度化无不关系。欧洲科学计量学夏季学院即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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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信用经济过度发展以及实体经济发展滞后。我国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近一年以来,我国相关物价指数不断上扬,通货膨胀趋势日趋明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过度经济刺激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面对此势,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应该把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改变过去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制造业为先导的强国发展模式。
关键词 经济危机 产业结构升级 策略
一、引言
2008年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已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分析本轮经济危机深层次原因是:信用经济过度发展以及实体经济发展滞后。经济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台了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经过近2年的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我国经济各项指标已经恢复甚至超过了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但是,由于投资过度放大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近一年以来,我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关物价指数不断上扬。本文认为,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应该把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改变过去粗放型发展方式,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制造业为先导的强国发展模式。
二、当前我国存在的主要经济结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取向偏重于粗放式的发展方式,由此引发了一些经济结构问题:
1.生产结构不合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低水平的结构性、地区性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企业低水平下的生产高消耗、高成本和低效益。
2.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分析目前中国各类产业组织结构发现,首先,一个普遍现象是分散程度较高,集中度较低。此外,企业普遍追求“大而全”和“小而全”,大、中、小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分工协作,对接市场的企业有机链条没有形成。
3.产业技术结构不合理。由于中国长期重复了一条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开展科研和技术开发的道路,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造成了投资活动成本约束和效益激励的缺失,因此客观上形成了科研与产业相分离、技术转化能力不高的状况。
三、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1.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产业升级策略
企业是产业的基本组成单元,企业的结构影响着产业的结构。要想优化升级我国的产业结构,必须优化我国企业结构,必须加强技术创新,加强产学研结合,以生产出高附加值产品,以持续的高端产品组合去参与全球竞争,占领全球市场。
(1)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要向高技术含量、高质量以及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创新和质量”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由于新兴产业的异军突起和技术进步,使我国企业不能再靠单纯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而必须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做好成果转化,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要积极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实现产品创新和质量创新,以引领或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
(2)产品生产模式向高速化、自动化和连续化方向发展
要突出重点,围绕主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使我国的产品生产模式向自动化、高速化和连续化方向发展,这也是世界强国发展的经验。我国应该主动进行产品结构调整,放弃那些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高、盈利能力差的产品,集中力量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以期在新的国际分工中使我国占据有利地位。
2.构建以提高制造业水平为先导的强国发展模式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世界发展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强国的诞生都是以发达的制造业作为基础的。我国应该也必须构建以提高制造业水平为先导的强国发展模式。
(1)调整制造业企业组织结构
我国应该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构建以“三高两低”为特点的企业组织结构。“一高”是专业化水平高,即只专注于一种产品的生产;“二高”是技术水平高,可以实现高速化、自动化和连续化的生产;“三高”是效率高,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一低”是投资成本低,要通过高技术密集和优化工艺流程,降低投资成本;“二低”是生产成体低,要通过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实施管理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加强区域规模发展和企业集群策略
要认真分析资源、生产要素和企业经济活动在各地的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将资源要素、产业发展、企业结构布局配置到合理的地理空间,形成有利、有力的区域规模和企业集群,使他们在技术、资源、设施等方面互补共享,从而节约社会劳动消耗,产生更大效益。在实施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要认真关注产业性质职能,生产特点,要关注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关联性,要更加关注专业化的产业空间和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建设,真正促进各企业间人才和技术的交流,真正实现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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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各国竞相出台纳米科技发展战略和计划
由于纳米技术对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及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地区)纷纷将纳米技术的研发作为21世纪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器,相继制定了发展战略和计划,以发表和推进本国纳米科技的发展。目前,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制定了国家级的纳米技术计划。一些国家虽然没有专项的纳米技术计划,但其他计划中也往往包含了纳米技术相关的研发。
(1)发达国家和地区雄心勃勃
为了抢占纳米科技的先机,美国早在2000年就率先制定了国家级的纳米技术计划(NNI),其宗旨是整合联邦各机构的力量,加强其在开展纳米尺度的科学、工程和技术开发工作方面的协调。2003年11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21世纪纳米技术研究开发法案》,这标志着纳米技术已成为联邦的重大研发计划,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研究中心、基础设施的建立以及人才的培养等全面展开。
日本政府将纳米技术视为“日本经济复兴”的关键。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将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技术和纳米技术作为4大重点研发领域,并制定了多项措施确保这些领域所需战略资源(人才、资金、设备)的落实。之后,日本科技界较为彻底地贯彻了这一方针,积极推进从基础性到实用性的研发,同时跨省厅重点推进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国际竞争力的研发。
欧盟在2002—2007年实施的第六个框架计划也对纳米技术给予了空前的重视。该计划将纳米技术作为一个最优先的领域,有13亿欧元专门用于纳米技术和纳米科学、以知识为基础的多功能材料、新生产工艺和设备等方面的研究。欧盟委员会还力图制定欧洲的纳米技术战略,目前,已确定了促进欧洲纳米技术发展的5个关键措施:增加研发投入,形成势头;加强研发基础设施;从质和量方面扩大人才资源;重视工业创新,将知识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考虑社会因素,趋利避险。另外,包括德国、法国、爱尔兰和英国在内的多数欧盟国家还制定了各自的纳米技术研发计划。
(2)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瞄准先机
意识到纳米技术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也纷纷制定纳米科技发展战略。韩国政府2001年制定了《促进纳米技术10年计划》,2002年颁布了新的《促进纳米技术开发法》,随后的2003年又颁布了《纳米技术开发实施规则》。韩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融合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3个主要技术领域,以提升前沿技术和基础技术的水平;到2010年10年计划结束时,韩国纳米技术研发要达到与美国和日本等领先国家的水平,进入世界前5位的行列。
中国台湾自1999年开始,相继制定了《纳米材料尖端研究计划》、《纳米科技研究计划》,这些计划以人才和核心设施建设为基础,以追求“学术卓越”和“纳米科技产业化”为目标,意在引领台湾知识经济的发展,建立产业竞争优势。
(3)发展中大国奋力赶超
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纳米科技发展的势头,也制定了自己的纳米科技发展战略。中国政府在2001年7月就了《国家纳米科技发展纲要》,并先后建立了国家纳米科技发表协调委员会、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纳米技术专门委员会。目前正在制定中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将明确中国纳米科技发展的路线图,确定中国在目前和中长期的研发任务,以便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发表与协调,集中力量、发挥优势,争取在几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鉴于未来最有可能的技术浪潮是纳米技术,南非科技部正在制定一项国家纳米技术战略,可望在2005年度执行。印度政府也通过加大对从事材料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加强材料科学中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纳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2、纳米科技研发投入一路攀升
纳米科技已在国际间形成研发热潮,现在无论是富裕的工业化大国还是渴望富裕的工业化中国家,都在对纳米科学、技术与工程投入巨额资金,而且投资迅速增加。据欧盟2004年5月的一份报告称,在过去10年里,世界公共投资从1997年的约4亿欧元增加到了目前的30亿欧元以上。私人的纳米技术研究资金估计为20亿欧元。这说明,全球对纳米技术研发的年投资已达50亿欧元。
美国的公共纳米技术投资最多。在过去4年内,联邦政府的纳米技术研发经费从2000年的2.2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7.5亿美元,2005年将增加到9.82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根据《21世纪纳米技术研究开发法》,在2005~2008财年联邦政府将对纳米技术计划投入37亿美元,而且这还不包括国防部及其他部门将用于纳米研发的经费。
日本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纳米技术投资国。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支持纳米科学研究,近年来纳米科技投入迅速增长,从2001年的4亿美元激增至2003年的近8亿美元,而2004年还将增长20%。
在欧洲,根据第六个框架计划,欧盟对纳米技术的资助每年约达7.5亿美元,有些人估计可达9.15亿美元。另有一些人估计,欧盟各国和欧盟对纳米研究的总投资可能两倍于美国,甚至更高。
中国期望今后5年内中央政府的纳米技术研究支出达到2.4亿美元左右;另外,地方政府也将支出2.4亿~3.6亿美元。中国台湾计划从2002~2007年在纳米技术相关领域中投资6亿美元,每年稳中有增,平均每年达1亿美元。韩国每年的纳米技术投入预计约为1.45亿美元,而新加坡则达3.7亿美元左右。
就纳米科技人均公共支出而言,欧盟25国为2.4欧元,美国为3.7欧元,日本为6.2欧元。按照计划,美国2006年的纳米技术研发公共投资增加到人均5欧元,日本2004年增加到8欧元,因此欧盟与美日之间的差距有增大之势。公共纳米投资占GDP的比例是:欧盟为0.01%,美国为0.01%,日本为0.02%。
另外,据致力于纳米技术行业研究的美国鲁克斯资讯公司2004年的一份年度报告称,很多私营企业对纳米技术的投资也快速增加。美国的公司在这一领域的投入约为17亿美元,占全球私营机构38亿美元纳米技术投资的46%。亚洲的企业将投资14亿美元,占36%。欧洲的私营机构将投资6.5亿美元,占17%。由于投资的快速增长,纳米技术的创新时代必将到来。
3、世界各国纳米科技发展各有千秋
各纳米科技强国比较而言,美国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现在尚无确定的赢家和输家。
(1)在纳米科技论文方面日、德、中三国不相上下
根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进行的纳米论文统计结果,2000—2002年,共有40370篇纳米研究论文被《2000—2002年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纳米研究论文数量逐年增长,且增长幅度较大,2001年和2002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30.22%和18.26%。
2000—2002年纳米研究论文,美国以较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国家,3年累计论文数超过10000篇,几乎占全部论文产出的30%。日本(12.76%)、德国(11.28%)、中国(10.64%)和法国(7.89%)位居其后,它们各自的论文总数都超过了3000篇。而且以上5国2000—2002年每年的纳米论文产出大都超过了1000篇,是纳米研究最活跃的国家,也是纳米研究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国的增长幅度最为突出,2000年中国纳米论文比例还落后德国2个多百分点,到2002年已经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与日本接近。
在上述5国之后,英国、俄罗斯、意大利、韩国、西班牙发表的论文数也较多,各国3年累计论文总数都超过了1000篇,且每年的论文数排位都可以进入前10名。这5个国家可以列为纳米研究较活跃的国家。
另外,如果欧盟各国作为一个整体,其论文量则超过36%,高于美国的29.46%。(2)在申请纳米技术发明专利方面美国独占鳌头
据统计:美国专利商标局2000—2002年共受理2236项关于纳米技术的专利。其中最多的国家是美国(1454项),其次是日本(368项)和德国(118项)。由于专利数据来源美国专利商标局,所以美国的专利数量非常多,所占比例超过了60%。日本和德国分别以16.46%和5.28%的比例列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英国、韩国、加拿大、法国和中国台湾的专利数也较多,所占比例都超过了1%。
专利反映了研究成果实用化的能力。多数国家纳米论文数与专利数所占比例的反差较大,在论文数最多的20个国家和地区中,专利数所占比例超过论文数所占比例的国家和地区只有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这说明,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纳米技术研究上具备一定的实力,但比较侧重于基础研究,而实用化能力较弱。
(3)就整体而言纳米科技大国各有所长
美国纳米技术的应用研究在半导体芯片、癌症诊断、光学新材料和生物分子追踪等领域快速发展。随着纳米技术在癌症诊断和生物分子追踪中的应用,目前美国纳米研究热点已逐步转向医学领域。医学纳米技术已经被列为美国国家的优先科研计划。在纳米医学方面,纳米传感器可在实验室条件下对多种癌症进行早期诊断,而且,已能在实验室条件下对前列腺癌、直肠癌等多种癌症进行早期诊断。2004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专门出台了一项《癌症纳米技术计划》,目的是将纳米技术、癌症研究与分子生物医学相结合,实现2015年消除癌症死亡和痛苦的目标;利用纳米颗粒追踪活性物质在生物体内的活动也是一个研究热门,这对于研究艾滋病病毒、癌细胞等在人体内的活动情况非常有用,还可以用来检测药物对病毒的作用效果。利用纳米颗粒追踪病毒的研究也已有成果,未来5~10年有望商业化。
虽然医学纳米技术正成为纳米科技的新热点,纳米技术在半导体芯片领域的应用仍然引人关注。美国科研人员正在加紧纳米级半导体材料晶体管的应用研究,期望突破传统的极限,让芯片体积更小、速度更快。纳米颗粒的自组装技术是这一领域中最受关注的地方。不少科学家试图利用化学反应来合成纳米颗粒,并按照一定规则排列这些颗粒,使其成为体积小而运算快的芯片。这种技术本来有望取代传统光刻法制造芯片的技术。在光学新材料方面,目前已有可控直径5纳米到几百纳米、可控长度达到几百微米的纳米导线。
日本纳米技术的研究开发实力强大,某些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尚未脱离基础和应用研究阶段,距离实用化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在纳米技术的研发上,日本最重视的是应用研究,尤其是纳米新材料研究。除了碳纳米管外,日本开发出多种不同结构的纳米材料,如纳米链、中空微粒、多层螺旋状结构、富勒结构套富勒结构、纳米管套富勒结构、酒杯叠酒杯状结构等。
在制造方法上,日本不断改进电弧放电法、化学气相合成法和激光烧蚀法等现有方法,同时积极开发新的制造技术,特别是批量生产技术。细川公司展出的低温连续烧结设备引起关注。它能以每小时数千克的速度制造粒径在数十纳米的单一和复合的超微粒材料。东丽和三菱化学公司应用大学开发的新技术能把制造碳纳米材料的成本减至原来的1/10,两三年内即可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日本高度重视开发检测和加工技术。目前广泛应用的扫描隧道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近场光学显微镜等的性能不断提高,并涌现了诸如数字式显微镜、内藏高级照相机显微镜、超高真空扫描型原子力显微镜等新产品。科学家村田和广成功开发出亚微米喷墨印刷装置,能应用于纳米领域,在硅、玻璃、金属和有机高分子等多种材料的基板上印制细微电路,是世界最高水平。
日本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内为纳米技术寻找用武之地,如制造单个电子晶体管、分子电子元件等更细微、更高性能的元器件和量子计算机,解析分子、蛋白质及基因的结构等。不过,这些研究大都处于探索阶段,成果为数不多。
欧盟在纳米科学方面颇具实力,特别是在光学和光电材料、有机电子学和光电学、磁性材料、仿生材料、纳米生物材料、超导体、复合材料、医学材料、智能材料等方面的研究能力较强。
中国在纳米材料及其应用、扫描隧道显微镜分析和单原子操纵等方面研究较多,主要以金属和无机非金属纳米材料为主,约占80%,高分子和化学合成材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而在纳米电子学、纳米器件和纳米生物医学研究方面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
4、纳米技术产业化步伐加快
目前,纳米技术产业化尚处于初期阶段,但展示了巨大的商业前景。据统计:2004年全球纳米技术的年产值已经达到500亿美元,2010年将达到14400亿美元。为此,各纳米技术强国为了尽快实现纳米技术的产业化,都在加紧采取措施,促进产业化进程。
美国国家科研项目管理部门的管理者们认为,美国大公司自身的纳米技术基础研究不足,导致美国在该领域的开发应用缺乏动力,因此,尝试建立一个由多所大学与大企业组成的研究中心,希望借此使纳米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美国联邦政府与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一起斥巨资在洛杉矾地区建立一个“纳米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以便及时有效地将纳米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产业界。该中心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进行纳米技术基础研究;二是与大企业合作,使最新基础研究成果尽快实现产业化。其研究领域涉及纳米计算、纳米通讯、纳米机械和纳米电路等许多方面,其中不少研究成果将被率先应用于美国国防工业。
美国的一些大公司也正在认真探索利用纳米技术改进其产品和工艺的潜力。IBM、惠普、英特尔等一些IT公司有可能在中期内取得突破,并生产出商业产品。一个由专业、商业和学术组织组成的网络在迅速扩大,其目的是共享信息,促进联系,加速纳米技术应用。
日本企业界也加强了对纳米技术的投入。关西地区已有近百家企业与16所大学及国立科研机构联合,不久前又建立了“关西纳米技术推进会议”,以大力促进本地区纳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东丽、三菱、富士通等大公司更是纷纷斥巨资建立纳米技术研究所,试图将纳米技术融合进各自从事的产业中。
欧盟于2003年建立纳米技术工业平台,推动纳米技术在欧盟成员国的应用。欧盟委员会指出:建立纳米技术工业平台的目的是使工程师、材料学家、医疗研究人员、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够协同作战,把纳米技术应用到信息技术、化妆品、化学产品和运输领域,生产出更清洁、更安全、更持久和更“聪明”的产品,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和垃圾。欧盟希望通过建立纳米技术工业平台和增加纳米技术研究投资使其在纳米技术方面尽快赶上美国。
篇8
英文名称:中国焊接(英文版)
主管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主办单位:中国焊接协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学会;哈尔滨焊接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语
种:英语
开
本:小16开
国际刊号:1004-5341
国内刊号:23-1332/TG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2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EI 工程索引(美)(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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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篇9
一、会议主题
继续教育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工程;继续教育与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教育与什业人力资源开发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中国科协继续教育学院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中国人民总装备部继续教育中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续工程教育中国教席
承办单位:
中国科协继续教育中心
三、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规模
会议时间:2004年11月25-30日
会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会议规模:200人以内
四、参加人员
1、各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的有关负责人;
2、地方科协科技进修院校的领导
3、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的领导;
4、军队院校主管继续教育工作的领导;
5、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部门的负责人。
五、会议形式
邀请知名专家做主题报告,介绍国内外继续教育发展形势和政策;邀请国内外著名企业介绍继续教育工作情况和经验;请部分优秀论文作者在大会宣读论文。
六、会议费用
每位代表交纳会议费1400元(含资料、会务、考察费);往返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七、其他事项
请参会代表务必于2004年10月31日之前将会议“回执”寄到大会会务组。大会会务组将于2004年11月初发出会议报么通知。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福生 梁彬 李富清
电话及传真:010-82110585 62190225
篇10
关键词:城市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综合指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人才队伍迅速发展和壮大,整体素质逐步提高。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现有人才资源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劣势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人才资源短缺与积压并存;人才资源结构和地域分布不合理;人才资源存量配置效率低下。因此,研究人才综合竞争力,制定科学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这对于我国能否顺利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能否在21世纪立足于世界强国之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
从国际文献上看,关于人才综合竞争力评价有两个权威机构,一是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另一个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二者都较早提出并着手对人才综合竞争力概念展开研究,且各自发展出一套当下较为权威的人才综合竞争力评估体系。然而,这两个机构的国际人才综合竞争力是以国家为主体,以国家综合实力为评价目标,并非对地区人才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但是他们关于国际人才综合竞争力的研究思路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从国内文献上看,有关人才综合竞争力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李晓园(2004)构建了31个具体的城市人才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娄峰(2010)构建包含34个基础指标的国际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OECD国家人才国际竞争力。此外,还有一些关于企业人才竞争力、区域人才竞争力和城市人才竞争力的文献,如倪鹏飞(2008),潘晨光(2009)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人才竞争力的内涵、指标及计算方法,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工作实践和人才资源管理理论,从新的角度构建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并根据我国31个省会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本文共选取了反映人才规模、素质、投入和效能等方面的14项指标,来尝试构建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并将其分为基础能力和创新能力两个层次。
基础能力层次重点反映: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受教育状况,以及与劳动者基本素质密切相关的人才资本投资状况。我们选择了就业人数、劳动生产率、就业人员中高学历比例、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均卫生投资这5项指标。基础能力实质上反映的是一个省(市、区)的人才资源状况,是产生人才和更高层次创造力的基础。创新能力层次重点反映:劳动者较高层次的创造、创新能力,体现了人才资源中能力素质较高的劳动者的创造能力。我们将创新能力层次分为研发实力和科技效能两个部分,研发实力部分选择了R&D人员数(全时当量)、R&D经费占GDP比重、每千名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这3项指标;科技效能部分选择了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SCI收录我国科技论文篇数、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人均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人均SCI收录我国科技论文篇数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这6项指标。
在选择指标过程中还考虑了另外两个因素:一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权威性,上述指标数据都可从我国政府的官方出版物和数据库中获得。二是指标能突出反映人才资源主要方面的发展状况,但数量不宜多,目前共选择了14项指标。就概念而言,创新能力层次似乎能更直接地反映或比较人才实力,但由于一些省会城市缺乏一致和可比的人才数量指标,单独使用这个层次的指标,无法合理解释人才数量、产出以及投入等方面指标的相互关系。例如,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和SCI收录我国科技论文篇数都可视为人才的产出,但与之匹配的人才数量却不得而知。所以,我们设想以人才资源为基础,将基础能力和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反映人才发展综合实力。
数据来源:就业人员中高学历比例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人均教育投资来自《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0》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人均卫生投资来自《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2010》,R&D人员数(全时当量)、SCI收录我国各省会科技论文篇数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其他指标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
(二)计算过程
1、标准化处理
将所有14项基础指标分别进行无量纲处理,转化为标准值。方法如下:标准值=指标值/比较地区中该指标值的最大值。某地区一项指标的标准值所反映的是与比较地区中该指标最大值之间的相对差距,功能是用于地区排序,并进行差距比较。将基础指标转化为标准值后,消除了量纲,使原本不同量纲的指标具有了可加性,同时减小了不同指标间的方差差异。
2、计算分类指数
基础人力资本指数:I1=Y1×X1×■
研发实力指数:I2=Y2×X5×X6
科技效能指数:I3=■[(Y3×X7)+(Y4×X8)+(Y5×X9)]
公式中的所有变量和均为无量纲处理后的标准值。
基础人力资本指数和研发实力指数公式中,均采用一个规模指标与两个密度指标的连乘积的方法,这样的处理方法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两个密度指标是从不同角度测度的素质水平。基础人力资本指数中,第一个密度指标反映人均产出水平,第二个密度指标反映人均投入水平。研发实力指数中,两个密度指标分别反映了R&D投资强度和R&D人员数占比。二是通过使用两个密度指标,加大了素质指标的权重。为便于理解,可假定两个密度指标相等,此时就成为一个密度指标的平方,相当于一个密度指标的权重扩大了一倍。
基础人力资本指数中第二个密度为就业人员中高学历比例、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均卫生投资3个指标的加权平均数。考虑第一个指标(X2)的重要性,赋予了较大权数。与基础人力资本和研发实力指数不同,由于缺乏统一的规模指标,科技效能指数采用的是三种专利授权数、SCI收录科技论文篇数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三个子指数的算术平均数。三种专利授权数和SCI收录科技论文篇数,反映的是人才的产出,但密度指标的分母却是就业人数,显得口径不匹配,含义难以解释。对此可以这样理解:(产出/就业人数)=(产出/人才数)×(人才数/就业人数),也即指数中的密度指标是人才产出率和人才占比两个密度指标的乘积,有很明确的实际意义。
3、计算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数(RZZ)
RZZ=■
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数为基础人力资本指数、研发实力指数和科技效能指数三个分类指数的平均数。由于基础人力资本指数(I1)的方差明显小于其他两个指数,导致对总指数的影响明显偏小,因此通过开平方适当加大其权重。
二、中国各省会城市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标值分析
根据上述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结合相关数据,2007-2009年,我国31个省会城市之间的人才综合竞争力如表1所示:
第一,北京的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数最高,并在2007-2009年期间始终排名稳居国内各省会城市第一,说明北京市在基础人力资本、人才研发实力和人才科技效能方面具有最强的综合实力。
第二,从时间序列上看,2007-2009年,人才综合竞争力稳居前八名的省会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济南、天津市和沈阳,说明这些省会城市具有较强的人才综合竞争力和竞争力。
第三,2007-2009年期间,从排名位次上看,人才综合竞争力进步最快的武汉,从2007年的第十三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十位;相反,退步最快的是石家庄和黑龙江,分别从2007年的第十位和第十二位下降到2009年的第十三位和第十五位。
第四,全国人才综合竞争力最弱的是兰州、贵阳、银川、海口、西宁和拉萨,并且在2007-2009年期间,一直保持全国最后六位。
在人才综合竞争力排名前八名的地区中,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南京、杭州、济南和天津市拥有绝对优势,指数值大幅领先所有其他地区,其科技效能指数的分值较为接近,处于0.11-0.57的区间内,可以认为属于人才综合竞争力较强地区。沈阳、福州、武汉、郑州、成都、石家庄、西安、哈尔滨、长沙、吉林、呼和浩特、太原、南昌、合肥、乌鲁木齐、桂林、重庆市和昆明的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标值,既大幅落后于北京等人才综合竞争力较强地区,但又领先于其他省会城市,并且其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数的分值较为接近,处于0.03-0.09的区间内,可以划分为人才综合竞争力中等水平地区;其余省会城市,包括兰州、贵阳、银川、海口、西宁和拉萨可以并入人才综合竞争力较差地区。
参考文献:
1、潘晨光.中国人才发展60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李晓园,吉宏,舒晓村.中国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4(7).
3、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城市竞争力蓝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娄峰,潘晨光.人才与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实证方法的系统梳理及评述[A].中国人才报告2010[C].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