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治理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洋污染治理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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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对我国海洋区域环境的质量状况进行调查可知，海洋环境的污染问题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应当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我国海洋环境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相关部门及政府单位理应积极开展相应的污染治理工作，不仅仅对污染情况进行治理还需要对海洋环境内诸多不合理开况进行管理和约束，通过区域化的治理与管控，进一步提升我国海洋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工作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1.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现状研究

 

20世界末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程度得不断提升，国内主要江河海域都已经被大量污染物所影响，国内重要城市近岸三分之二的重点海域也已经受到营养盐污染[1]。通过国内相关部门的整体调查可知，国内辽河入口、胶州湾、长江入口、大连湾区域、杭州湾、闽江口、珠江口以及乐清湾等海域环境的污染情况较重，且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速率的不断加快，这些重点海域的污染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大部分海湾以及河流口的海域污染情况日益严重。

 

经过海洋污染调查相关部门对我国主要入海口的海域污染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入海口海域独特的地理位置，直接导致其将会受到沿江、沿海居民城市生活污水、人畜粪便、造纸工业废物以及食品工业废水等污染物的影响。其中造纸工业废物等富含有机物的污染物对于入海口海域的污染影响较重，是导致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问题持续加重的主要原因[2]。

 

从2004年至2012年我国海洋沉积物质质量检测结果表明，国内大部分海洋区域环境的沉积物质量总体上保持良好，部分海域在持续性的海洋污染治理工作下仍旧保持着较好的生态样貌，但是，仍有部分海域环境及近岸海域遭受着较为严重的沉积物与污染物的影响，一些重要海湾与河口更出现沉积物污染严重的危害性情况。

 

通过对我国近海、近岸以及远海海域的实际情况进行探查可知，海洋沉积物主污染海洋环境的主要危害性因素之一，其中所包括的铅、砷、滴滴涕、汞、铜、镉、、石油类、硫化物、多氯联苯以及有机质等物质都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在我国锦州湾、珠江口海域以及大连湾，近几年来都出现了严重的沉积物污染情况，并且污染情况仍在持续加重，部分区域内残留的铅、镉、砷、滴滴涕以及大肠菌群更达到较高的层次，严重危害海域附近的生态环境，更会对海域附近居民造成极大的影响[3]。

 

2.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方案研究

 

2.1提高海洋环境的监测水平

 

有关部门及政府监测单位应当积极利用先进的电子信息化技术，在海洋环境探测工作的实施过程中，利用新型遥感仪器，实现水生探测以及卫星遥感遥测，在传统海洋环境及生态环境的监测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海洋环境的监测水平。

 

针对我国传统的探测方式，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对技术手段进行改进与创新，实现自容式、直读式、拖曳式、坐底式以及船载式的水生探测方式，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实现探测设备的自动化运行与回收，利用这些先进的自动化监测设备对区域环境内的垂直剖面上的海流分布进行监测，为今后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持。

 

2.2加强海洋污染治理试验区的建设

 

海洋污染治理试验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重点污染区域的管理与整治工作，对于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具有示范作用，能够充分提升海洋污染治理的复合性与累积效应。针对我国不同海洋污染环境的治理情况，相关部门及政府污染治理单位应当抓住导致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不同的海洋环境内积极建设海洋污染治理试验区，通过治理实验以及关键性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充分加强有关部门对不同污染情况的治理效果，通过对重点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区域环境进行封闭保护，建立海洋污染治理试验区，以此降低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

 

2.3健全海洋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与管理体制

 

自1987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多个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国务院也相继出台了多项行政法律法规的保护措施，通过对涉海领域进行资源与环境保护，充分提升了我国海洋环境的整体安全性。

 

促进了我国海洋资源与海洋管理工作的综合治理。随着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企业单位在生产运营过程中涉及到了很多法律法规所未曾涉及到的问题内容，这就导致我国海洋环境的保护工作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很多企业利用法律法规的漏洞，在海洋环境资料的利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与破坏，严重影响着我国海洋环境的整体平衡，致使沿海居民与重要港口海岸遭受污染问题的影响，严重降低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因此，我国政府单位及相关组织部门应当根据分工对不同类型的污染源进行调查，根据不同区域内的海洋污染情况及企业单位违法开采与生产的情况，实施相应的改革与处理办法，进一步完善我国海洋污染防治的政策法规，保证实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进一步提升我国法制工作的实施力度。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海洋污染问题的治理工作是我社会现阶段发展过程中应当关注的重点内容，将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纳入我国法制化的轨道，更是我国政府部门现阶段应当关注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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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由所属国独立管辖，超过国家管辖范围的区域则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流经不同国家的洋流也需要国家间的合作管理，同样，跨国污染也需要国家间合作以共同治理。

1海洋环境保护国际立法的历史演变

20世纪中期，围绕着领海以外海域海洋权益产生了许多国际争端，如远洋渔场权利的争夺、对大陆架和深海海床的碳氢化合物和矿藏的争夺、跨境海洋污染争端等。这些争端迫使国际社会寻求法律的最终解决方法，联合国接受这一重任，并让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国家利用海洋的原则和规则，也正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使海洋法不断得以发展完善，1958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海洋法大会，采纳了四个独立的海洋法公约，分别处理公海、领海、毗连区和大陆架等问题。还通过了一个自愿的海洋争端解决议定书，此议定书具有强制性质。然而，这四个公约都没有就海洋污染问题做出细节性的规定。1960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海洋法大会无甚成果，1973年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海洋法大会却成绩卓著，于1982年12月10日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建立了国际海洋秩序，共包括十七大部分320条，每一部分涉及海洋的一个方面的主题，有关海洋污染防治的问题主要被规定在公约的第十二部分。

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海洋环境保护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十二部分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该部分包括海洋保护的一般规定，全球性和区域性合作，技术援助，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的国际规则和国内立法，执行和保障办法，责任等。主要的条款包括:192条，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193条，各国开发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194条，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的措施;195条，不将损害或危险或转移或将一种污染转变成另一种污染的义务。

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近年来出现一些新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预防原则、生物多样性保护、整体的生态系统管理模式等。对于这些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涉及，但是某些条款仍然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如194条规定，从陆上来源、从大气层或通过大气层或由于倾倒而放出的有毒、有害或有碍健康的物质，特别是持久不变的物质，这一条和《斯德哥尔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的执行有关。

3海洋环境污染与国际法保护

3.1陆地来源的海洋污染

绝大部分的海洋污染来自于陆地，包括污水排放、工业倾倒、河流和空气的污染物及垃圾等。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一致同意促进海洋陆地来源的污染的防治，21世纪议程提出了各国应考虑的海洋污染防治问题，包括:消除有可能累积到危险水平的海洋环境中有机卤及其他化合物的排放;金融和技术资助发展中国家，减少其向海洋倾倒有害废物;通过开发和实施无害环境的土地利用技术和做法，以减少水道和港湾径流对海洋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或退化;利用对环境无害的杀虫剂和化肥，以及其他虫害控制办法。

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政府间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环境署倡导的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并发表了《华盛顿宣言》。全球行动计划旨在应对人类陆地活动所引起的对海洋及沿海环境的健康、繁殖及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它是全球唯一明确提出处理淡水、沿海及海洋水环境相互间问题的机构。2001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全球 100多个国家参加了环境署召开的政府间审查第一次全球行动计划实施情况会议，会议通过了《蒙特利尔宣言》，提出新的工作目标和措施，被公认为是推动海岸、海洋和岛屿的生态系统管理的有效途径。

3.2来自船舶的海洋污染

来自船舶的海洋污染包括多种多样的形式，包括原油、化学物品、沉船、污水、垃圾、废气和外来物种入侵等。

1954年，伦敦防止海洋污染第一次国际外交会议通过了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第一个公约，暨《防止海洋石油污染国际公约》。这标志着海洋环境保护的第一个多边公约的诞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广泛好评。《防治海洋石油污染国际公约》，全面具体地规定了海洋污染治理的诸多方面，如海上排放石油的倾废标准、允许排放的油类物质范围、排放物含油量、禁止排放的特区等，对于人类在防止海洋环境污染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应该承认，修订后的公约依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公约》可能覆盖不了船舶污染的纷繁复杂的产生污染情况，从而使责任者逃避责任。其次，《公约》规定，对船舶污染的起诉和执行权只有船旗国也可以享有。再次，该公约仅限于石油污染，对于其他污染则不适用。最后，公约只规定了民事处罚的处罚手段。

1973年2月签订了《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但并未生效，现行的公约包括了1973年公约及1978年议定书的内容，于1983年10月2日生效。该公约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国际海事环境公约之一，因为其规定了最低水平的向海洋排放油类、倾倒污染物以及向海洋大气中排放有害气体等污染物的强制性规定。公约有六个附则，分别对不同类型的船舶污染做出了相关规定，这六个附则所针对的内容分别是:油类;散装有毒液体物质;海运包装中的有害物质;生活污水;垃圾;的空气污染。

3.3倾倒造成的海洋污染

3.3.1《国际海洋法公约》和《伦敦公约》在倾倒造成的海洋污染问题上的关系

《防止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简称《伦敦公约》。该公约1972年12月在英国伦敦通过并开放签字，1975年生效。《伦敦公约》的目的是控制和管理海洋倾废，实质上就是禁止向海洋倾倒有毒有害废弃物，并建立了一系列国际规则和标准。《国际海洋法公约》第210条第6款规定，倾倒造成的海洋污染的国内法律、规章和措施在防止、减少和控制这种污染方面的效力应不低于全球性规则和标准。这样即使不是《伦敦公约》的成员国，由于这一条款的存在，也受《伦敦公约》的约束。

3.3.2《伦敦公约》的核心条款

公约第4条规定，各缔约国应禁止向公海和领海倾倒任何形式和状态的任何废物或其他物质。公约附件1规定了禁止倾倒物质的黑名单，包括有机卤素化合物，汞及汞化合物，锅及锚化合物，耐久塑料及其他耐久性合成材料(如渔网和绳索)，原油及其废物、经提炼的石油产品、石油馏出物残渣，强放射性废物和其他强放射性物质，为生物和化学战争制造的任何形态的物质(固体、液体、半液体、气体或活性物。附件2规定了可考虑倾倒的废物或其他物质的灰名单，包括疏浚挖出物、污水污泥、鱼类废物或工业性鱼类加工作业产生的物质等。公约第7条规定，缔约国有权根据该公约制定国内法，以防止和处罚违反本公约规定的行为，并且不影响缔约国根据国际法原则采取更严厉的防止海上倾倒的其他措施。

3.4远洋油气和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海上污染

《国际海洋法公约》第208条规定，沿海国应制定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受其管辖的海底活动或与此种活动有关的对海洋环境的污染。1979年，国际海事组织采用了《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构造和设备规则》，第14章操作手册中规定了对放射性物质的管理，以及采取措施，使平台能够符合现行国际公约的要求，防止海上污染。1977年，国际海事组织通过了《由油气开采和海底矿藏勘探开发造成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不过此公约至今没有生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双边条约挪威和英国，加拿大和丹勿和区域条约(北大西洋区动，对海上活动所造成的污染进行规制。

4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中的教训

4.1可持续发展是海洋环境保护的宗旨

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不但要维持代际平衡，而且要维持全球成员间的平衡，即国家间的平衡。如果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损害它所直接或间接依靠的资源的话，这种发展就是短期的发展。海洋环境的减损会影响许多人的生活，尤其是靠海为生的穷人的生活，所以在海洋环境保护中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4.2以整体管理的方式管理海洋环境:生态系统方法

海洋环境长期的保护和发展需要依靠整体管理方法，并发挥海洋环境特性相关的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整体的管理方法也意味着海洋环境保护管理的统一性，即不但要考虑海洋环境本身的要素，而且要考虑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海洋环境整体管理方法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忽视这一点，就会造成不同部门、国家管理间的缺位、错位或不到位，乃至于重叠和冲突，从而影响规制的效果。这种方法也称之为生态系统方法，正在国际层面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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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人类学；渔业社区；海权问题；话题转向和前沿趋势；海洋中国话语

【作 者】赵婧D，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张先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 C912.4；P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4 - 0074 - 007

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化带来急剧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海洋人类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学科诞生初期弗思（Firth）对马来亚渔民及其渔业经济的“单纯”关注①，[1 ]28-63而在文化生态或社会文化的研究范式，[2 ]49-94研究态势开始日渐显现。在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当下，海洋对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意义不言自明。

一、传统研究主题：渔业社区发展与人海关系

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深入，渔业社区传统的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乃至人际关系注定无法挣脱“被变迁”的命运。渔业社区的发展与良性人海关系的建立历来都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核心话题。

王嵩兴对宜兰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进行的民族志书写，[3 ]49-91阿伦贝皮文化变迁的考察，[4 ]3-3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等早期出自人类学科学研究“实验室”的海岛民族志都是人类学对渔业社区研究的经典。在延续这些传统讨论的同时，人类学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动向。

Breton延续了人类学对于亲属制度的讨论，他注意到加拿大魁北克圣保罗河流域的渔业社区通过社会经济组织所展现出对特定地理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回应，以及双边亲属制度（bilateral kinship）如何为适应性策略给予了巨大的弹性。[5 ]他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检视了两个渔业社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家庭结构，认为尽管这两个社区的工作组织与食物结构都类似，但一个社区与大型社会呈现出中间人式的联系，另一个则是直接与大型社会进行单线联系。[6 ]

choembucher和Byron的研究旨趣与人类学经典研究相契合，前者探讨了印度南部渔业种姓中的平均主义和等级秩序，并提供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7 ]后者在历史脉络下分析了北欧渔民家庭与家户的关系，[8 ]obben从社会系统中紧密相关的社会分层、社会规模、社会等级着眼，解析了两个巴西渔业社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9 ]

后来的研究者们扩展了其研究视野并拓宽了研究兴趣的范围，Volkman关注渔业社区中的性别话语问题，他以80年代后期印尼东南沿海渔业社区中妇女在生计方式上的转变为例，强调文化弹性（culture flexibility）是使女性得以从“传统”织布机上抽身出来转投渔业贸易行当，并成为国家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与贸易快速扩张获益者的原因。[10] Taway等人分析了人们对乌干达湖滨渔业社区艾滋病高发病率所产生的刻板印象，认为渔民往往给人以不负责任的高危人群印象，但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计和健康支持，渔民和渔业社区应该避免这种刻板印象的出现。[11 ]

然而，尽管海洋人类学对于渔业社区的研究已经逐渐多样化，但是对于渔业社区更急迫的现状仍然关注不足，难以顾及渔业社区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致力于在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与保护海洋生态之间寻求制衡，为发生正在变迁的社区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及谋求长远发展的策略，关怀正在经历变迁的人们，帮助建立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为海洋生态保育提供更大的保障。

如何平衡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者们所面临的困境。Siri.u.S・reng尝试在保护资源与继承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兼顾两者的方式，在对挪威近海的渔村进行考察后，他认为维持渔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方法在于建立体察当地捕鱼技术与文化差异的多元法律途径。[12 ]渔业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生产技艺的传承问题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内，Smith关于印第安人独桅艇制作技艺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13 ]

拉玛莱拉村所经历的遭遇是当传统生活方式遭遇现代化挑战的典型个案。这是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南海岸的小型渔村，延续着在每年的5月-11月期间用鱼叉捕捉附近海域鲸群的传统。但是，随着邻村频繁采用炸鱼的方式进行非法捕渔，近海生态的破坏以及抹香鲸种群数量的减少，拉玛莱拉村已经面临无鲸可捕的窘境。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以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改变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为代价，拥抱现代科技可能成为该村① 剩下的唯一指望。[14 ]

拉玛莱拉村是全球范围内众多发生剧烈社会变迁的渔业社区的其中之一，对渔村进行新闻式的报道显然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目标。在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与现实中寻找渔业社区的出路与建立良性互动人海关系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宗旨。当然，设立海洋保护区（MPAs）的国际通行做法对渔业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为渔业社区带来了食品安全、资源权力、雇佣、社区组织结构和收入等方面的福利，并赋予当地社区争取政治经济诉求的力量，但是获益的渔业社区和渔民只是少数而已。[15 ]

对海洋社会和渔业社区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人类学的方法与关怀去帮助架构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如何平衡渔业生产与海洋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海岛社会中维持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因此，虽然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肩负渔业社区发展与良性互动人海关系建设的责任，但未来的研究路途仍然任重道远。

二、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作为海权问题之核心的产权问题

当今，海洋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战略重点，基于海洋权益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各学科、各层面讨论的焦点。这些看似为围绕着争端、海上安全利益、捕捞权（fishing rights）、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权益（maritime rights）等核心展开的各方博弈，实则根源于海陆（ocean/land）不同的资源属性以及产权（property rights）这一关键概念本身的扑朔迷离。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回应。

产权问题从其概念本身再到产权的确认与属性的辨析就是不乏争议且令人困惑，其被视作一系列相关权利（bundle of rights）并涉及一套复杂区分系统。但是不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认同在所有者享有的进入（access）、管理（management）、排他（exclusion）、转让（alienation）、撤销（withdrawal）等基本权利中确认产权的关键在于排他性。[16 ]13-41动性特点显然使得人们难以套用在陆上区分资源或财产属性的逻辑去轻易判断其排他性。因此，海洋到底属于公共资源还是私有财产并非一目了然，这也使得产权确认、海域（territoriality）所有权与海洋资源使用权的界定和区分问题陷入难解的循环论争中。

实际上，论争的核心在于海洋到底是无疆还是有界，即海洋究竟是理所当然的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与开放资源（open resources），还是设有准入限制和产权归属的私有资源（private property）。换言之，各种丰厚的海事权益应是均享抑或专属。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海事权益相关者而言，产权问题 ① 决定了他们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享有海洋资源，对所有权一事置若罔闻，还是必须遵循海洋产权的划分和所有权的归属并对各自在海洋上的行为保持克制。

就通常意义而言财产（property）无所不在，而产权则处于法律、经济、国家、政治、文化的交叉地带，甚至涉及社会认可的经济权利（economic rights）。Carruthers和Ariovich根据其在经济学和法学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提出了进行产权确认需要参照五个维度的新观点，即财产的客体与主体、财产的使用、强制权以及财产的流转。[17 ]人类学家主张，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制（tenure）受到从资源本身条件到技术水平、人口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尽管大部分文化中陆地与海洋都隐含了作为公有财产的预设，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环境资源变得稀缺，调节资源占有形式，转换资源公私属性的社会机制（social property regime）便应运而生。当然，也存在人口增长后人均资源占有率下降，但是公共资源仍然保持其公有性质的案例。因此，简单而仓促地对海洋作出公私属性的判断无疑武断而粗暴地忽略了社会现实。[18 ]

Acheson长期致力于海洋人类学的研究，他早年坚持将海洋生物等海洋资源视为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但同时也承认陆地、海洋、江河等公共资源存在被过度开发或滥用的事实。Acheson认为私有资源由其所有者维护，因为他们必须通过对资源的投资来获益，故而不会出现过度开发或滥用的情况。于是，被贴上公共财产标签的开放资源就陷入了只有无限制开发才符合逻辑的悖论中，[19 ]因为个体缺乏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动机而造成的公地悲剧一样。[20 ]对美国缅因州龙虾产业和捕虾人进行了跨越近30年的定点研究后，Acheson发现人们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的预设受到现实中各种划分地盘（territoriality）的非正式规矩的挑战，[21 ]逐渐意识到人们在海上的地盘之争是包含一系列冲突与策略的复杂博弈。[22 ]

Durrenberger 与Pálsson在其联合研究中就捕捞领地与海洋资源的可进入性进行了探讨，尽管他们也同样质疑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和集体资源的刻板印象，但是他们对于产权与海洋资源准入资格之间因果关系的推定难免显得有些简单。其实，Durrenberger 与Pálsson也承认正是由于缺乏对产权、所有权（ownership）、可进入性（access）、海域控制（control of sea territories）等概念的系统区分才导致了争论的延续。[23 ]

随着研究的深入，Ostrom注意到了资源管理机构从政府到社区再到私人的三级分层对资源在公私属性的转换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4 ]Quires等人为在对跨国金枪鱼渔场进行了多点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后，提出产权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分离产权和使用权（use rights），也未能区分不同层次的公共产权设置受限的准入权。[25 ]25-59

在最近的研究中，Acheson企图调和众人的说法也力求对这个令人纠结又众说纷纭的问题做出一个“了断”。他通过分析民族志资料和比较海陆所有制形式的不同个案（case study of Land Tenure and Sea Tenure），系统阐述了产权的概念及其产生机制，提出资源存在从公有到私有财产转化的可能，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维护资源的代价（defense cost）。[26 ]言下之意在于强调海上生计方式的不稳定性以及在海上高昂的排他成本，使得海上资源的所有形式转化变得不那么简单。

然而，实际上包括Durrenberger与Acheson在内的人类学家发现其研究，不过是验证了海洋环境本身的复杂性造成了海洋属性与产权问题的似是而非与模棱两可。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场景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他们找到了影响资源属性转化的因素，但并非完全揭示了判断资源性质和进行产权确认的普适性标准。

于是，在此之后的海洋人类学研究试图冲破过去研究思路的掣肘，不再挣扎于界定产权的概念。扩宽思路后的海洋人类研究着力于分析人们争夺海洋资源背后的动因和行为逻辑，而不同于经济学家为了寻求提高渔业生产效率的渔业管理政策，而对政府控制海洋准入资格的权力寻租行为进行无力指责。[27 ]

Levine相信人类学关于产权的讨论已经从对人类领地的适应与不适（adaption and maladaptation）转移到控制进入空间和资源的消极/积极因素上来，在涉及地盘（territoriality）争夺的诸多变量中，产权问题应该跻身更中心的位置。在对三个以捕捞鳌虾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新西兰村庄进行的比较研究中，Levine归纳了准入控制（Controlling Access）的三种类型并对这一行为作出了解释，他认为人们争夺海洋资源就像争夺地盘一样，准入控制代表正是渔民保护财产的方式。据此，他反对在渔业管理中对公共财产的无限制应用（unqualified application）。[28 ]

此外，人类学家还关注渔业社区的社会结构以及社区在争取资源和权益时的诉求与进行的表达，尝试用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产权问题对渔业社区和渔民们所具有的意义。Taylor在对爱尔兰Donega郡辖下的一个沿海居民点Teelin进行的考察中讨论了捕捞大马哈鱼（salmon）与表达社区认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Teelin居民在夏季捕捞大马哈鱼的行为并非旨在创造更多的家庭收入，而是以此作为表达社区认同和个人认同的方式，并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最终起到将当地社区凝聚成一个社会整体的功用。[29 ]

总的来说，海洋资源的属性难以一概而论，而实际上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和文化脉络之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化的（convertible）。在人类学家看来，产权问题的复杂与可变恰恰源于世界各地的海洋社会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乃至认知体系上的多元。因此，在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脉络下理解产权问题，并分析资源以及产权对于当地社会的意义，才有最终可能厘清该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实际远比研究者的预设更为复杂。Gatewood观察了西南阿拉斯加采用围网捕捞技术（seiners）的大马哈鱼渔场，他发现渔场的性质以及渔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长期被忽略了：渔场本身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组织和信息分享单位，人与人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并非简单的人群集合。[30 ]Vinck在对斯里兰卡北部长期受内战影响的渔村进行定点考察后发现，北斯里兰卡的捕渔权、产权纠纷以及渔场准入问题涉及多个主体（个人和渔会都善于表达自身的诉求）与多维度的权力斗争。[31 ]

在加入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学维度的研究与反思后，不免发现静态地就产权而论产权的人类学研究可能是研究者自己天真的一厢情愿。产权的概念其实由来已久，在明清以来的中国乡族社会就不乏争夺水资源分配权利的个案，围绕水的使用与管理进行的斗争往往以宗教仪式作为展演形式（performance），并由此促成了区域联盟的产生。[32 ]现代意义下的产权制度只是人类整个产权进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一种产权形态。按照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体系，资本可以分为客观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客观资本包括源于经济资源的经济资本，实质为信息资本的文化资本，以及作为资源与政治权力连接形式的政治资本，还有叠加于实际与潜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上的社会资本。此外，象征资本则是一种一般性的认知资本，各种客观资本都无法脱离隐含于自身的象征存在。用布迪厄的话说，“象征资本就是不同种类资本所取的形式。”[33 ]119作为产权依托形式的经济权属之外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角度出发，[34 ]对具有再生产性的象征产权的重视而言，关于产权的人类学讨论还有重新检视的必要。

三、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海洋治污与管辖权问题（jurisdiction）

在全球化及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的压力下，海洋生态环境受困于生产-污染的吊诡对立，海洋污染不仅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普遍问题，而且是既牵涉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影响地区与国际利益的疑难杂症。

从20世纪中期开始，海洋污染问题就已经引起海洋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在这些数量庞大的研究中，关注海洋污染现状，分析污染原因，寻求污染解决办法是其中主要的研究线索。[35 ]在经历了前期以寻找污染源和划分污染类型为重点的研究阶段后，后期的研究侧重于从技术手段上提出治理海洋污染的新方法。[36 ]

此外，解决海洋污染的主流途径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国际合作，力求在国际法范畴内探索处理海洋污染的办法。尽管通过国际合作来治理海洋污染已经取得不少突破，但是海洋污染问题的处理仍然亟待“直达病灶”的良方。《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正式生效，并日渐成为裁决国际海洋争端、海洋资源问题、海洋污染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然而，管辖权的暧昧与模糊成为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的障碍。因此，为了处理涉及具体国家与责任认定的污染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次会议界定了海洋污染来源的类型，其中包括陆基来源（land-based sources），国家管辖权内由海底行为（seabed activities）引起的污染，超出国家管辖权范围由海底行为引起的国际海域污染，倾倒引起的污染，由空气或通过空气传播的污染，船舶引起的污染。[37 ]

但是，在涉及经济活动和国际政治博弈的复杂海洋生态问题上，面对具有不同诉求的主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海洋污染的难度与壁垒可想而知。Diehl和Siqueira在巴西的观察就说明，尽管人们明确海上商品运输是海洋原油污染的首因，而且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心知肚明，但是海事水域司法监管职责的履行（marine waters guardianship）却未能配合当地的司法命令（judicial ordering）。[38 ]

人们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对海洋生态、海岛社会、渔业社会乃至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影响和危机。[39 ]面对复杂的海洋污染问题，难以找到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或补救途径。“谁污染，谁清理，谁赔偿”的假定原则只能起到有限的效力，这在试图寻求海洋污染解决办法的研究者们中几乎成为一个默认的共识。Levy在对海洋原油污染的分析中认为，海洋污染之所以成为顽疾，是因为对污染责任方的简单责难起不到震慑作用，而彻底禁止海事活动又难免对合法权益者有投鼠忌器的担心。[40 ]

事实上，尽管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渔业社区的传统生计方式，以及海洋社会的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然而在针对海洋污染问题进行的诸多研究中，对海洋社会、渔业社区、人海关系进行深描，关注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和地方文化造成的影响，并重点解析造成海洋污染中文化变量的人类学研究却并不多见。人类学研究在该话题上的方兴未艾也许才是海洋污染问题“久治不愈”的原因所在。

关注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参与攸关民生的社会议程讨论，以人类学理论指导社会应用实践是人类学发挥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必要方式，也是建构负责任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的基本准则。[41 ]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处理海洋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用文化的视角体认并“翻译”人们在不可逆的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与感受，揭示海洋污染对生计方式、地方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影响，为受到海洋污染影响的社区谋求利益，[42 ]259-280提出社区应对生态危机的具体措施。[43 ]如何摆脱开发即污染的“诅咒”，在关注海洋污染治理和海洋生态环境保育的同时，以不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为前提，为变迁中的渔业社区寻求新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才是未来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所面临的艰巨挑战。

四、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海洋人类学话题转向下的机遇

海洋因其承载着人们有关食物、资源、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量已经成为人类越来越重要的庇护所。 [39 ]在从“海洋”出发又重返“海洋”的人类学研究大趋势下，[44 ]人类学的研究前景势必可期。

然而，伴随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是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前所未有的海洋环境危机，海洋社会与人海关系均呈现出愈加复杂的趋向。这使得人类学家们体认到从传统、经典的研究主题，转向旨在以推动解决当下实际社会问题为目标的新话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华强国梦想得以实现的前提。“海洋”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维度，对于顺应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至关重要。然而，相对于内陆农业社会来说，“流动”的海洋社会并非我国人类学界最为熟稔的研究对象。但是，只要系统梳理国际海洋人类学成果并及时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动向，方兴未艾的中国海洋人类学研究将会为厘清当下海洋热点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将为理解我国传统海洋文明和传承海洋文化，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海洋强国梦的实现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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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海洋环境科研要为提高海洋环境管理和宏观决策、实现碧海行动计划目标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其任务是：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探索污染物在海洋环境中迁移转化的规律，为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法规、标准和控制海洋污染提供科学依据，为应用技术开发提出理论依据和方法；进行应用技术研究，在改善经济结构过程中，寻求对污染实行源头和全过程控制的最佳模式和高效、低耗污染防治方法；开展海洋环境综合性、预测性研究，从发展战略上，进行人口、资源、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为制定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实施碧海行动计划的技术支持涉及的内容包括环境监控的软件建设、污染治理及生态恢复工程的实用技术和设备的筛选、重大环境问题的研究等。其核心是利用高新技术的力量使碧海行动计划顺利实施，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改善及恢复海域的生态环境。

第一节*-*年的技术支持行动计划

一、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建设计划

（一）监测站位方案

根据国家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1998）和《山东省近岸海域监测站位布设原则》的要求，山东省沿海7市地共设立101个监测点位，覆盖各个环境功能区，基本能够控制和反应山东近海环境质量状况。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将着眼于山东近海环境质量监测，结合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和确定的污染治理重点区、生态保护区和敏感区，本着内密外疏的原则，合理布设和优化山东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点位。

（二）监测能力建设

1．不断完善沿海市、县两级海域监测体系，全面开展全省近岸海域水质、沉积物和海洋生物等有关项目的监测分析工作。

2．随着海水水质监测工作的开展，有计划地培养海洋环境监测专业人员，及具备相应技术指导和技术监督能力的人员。

二、建立山东近岸海域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为了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质量，提高海岸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质量和工作效率，山东省环保局于1997年1月下达了《山东近岸海域环境管理信息系统》课题，由山东省环保局和青岛海洋大学共同承担，建立了《山东省近岸海域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作为一种现代化手段，将使环境管理部门及时了解山东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变化趋势、现存和潜在的环境问题等，有助于科学管理和正确决策。“山东近岸海域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包括环境基础信息数据库系统、环境基础信息空间数据库系统和数值模型库系统，有助于山东海洋环保工作总体工作水平的提高。应进一步完善改进“信息系统”，使其更便于操作，更具实用性。

三、筛选支持示范工程的实用技术和设备

以推广啤酒废水处理技术为重点，筛选并推广化工、制药、染料等行业废水处理技术和设备。

由于海洋污染主要是T-N、T-P污染，山东省拟推广以下实用技术和设备。

（一）氮肥企业的稀氨水回收

1、生产尿素但无碳氨生产装置的企业

采用深度水解技术，将尿素解吸残液水解为NH3和CO2，与稀氨水一起经解吸塔解吸出NH3和CO2，用于尿素生产。

2、具有碳氨生产装置的企业

将各车间、工段产生的稀氨水（含氨2-3%），集中于氨回收罐，经处理，塔顶气冷凝后得到含氨>20%的浓氨水，用于生产碳酸氢铵。

3、硝酸铵及硫酸铵生产企业

采用膜分离技术，将NH3从稀氨水中分离出来，用稀硝酸或稀硫酸吸收后，用于生产。NH3脱出率可达99%。

（二）推广磷肥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废水不外排

（三）城市污水处理厂采用高效脱氮、脱磷工艺技术

四、建设海洋环境自动监测系统与赤潮灾害监测系统

充分利用“十五”期间的海洋环境保护科研成果，以环保和海洋部门为主，基本建成海上溢油与赤潮灾害监测系统。

在莱州湾、胶州湾等赤潮高发地区设置海洋水质与赤潮观测站，增加监视次数，在赤潮发生期间，进行赤潮跟踪监测。建立环境要素数据库，建立赤潮发生次数、赤潮生物种类、赤潮发生面积和持续时间、藻毒素分布等数据库。适时开展赤潮预测预报研究，建立环境状况与赤潮灾害发生模型，进行环境状况与赤潮灾害发生变化趋势的预报预测。

五、建立包含氮、磷等非保守物质的水质预测模型，开展水质预测(氮、磷)和估算容量总量

建立海域水质模型是一项研究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和进行污染物控制以及保护海域水质的重要手段。通过水质模型，定量计算水体的负荷量与水质的关系，可以对污染源进行有效的控制。“十五”期间，水质模型的研究要在保守物质的输运扩散模型研究的基础上，以氮、磷等非保守物质为研究对象，在胶州湾、莱州湾等重点海域开展生态动力学模型（富营养化模型）研究；开展非点源污染物通量研究，建立入海污染物与海域水质的输入响应模型，为实现氮、磷的容量总量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六、面源(地表、地下径流)和河口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面源污染控制由农业部门和环保科研部门共同承担，主要研究农业中使用的化肥、农药等未利用部分在地表水、地下水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及最终入海量，为海域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入海河口污染控制技术由水利部门和环境科研、设计部门共同承担，主要研究在保证河口的水利作用条件下，河水及底泥的入海污染控制技术。

七、养殖自身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建立完善养殖系统自身污染的监测体系。重点开展自养（贝藻）与异养（鱼虾）复合养殖系统的研究，水产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研究（包括水产废弃物在养殖动物饲料中的应用及水产废弃物中生物活性物质的提取等），养殖饵料改良、提高饵料利用率研究，养殖废水处理、养殖场底泥消化处理研究等。

第二节*-2015年的技术支持行动计划

一、海域受损生态系统恢复工程研究

建立近海海域环境污染损失估算与分配模型，进行地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恢复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及其应用效果总结的基础上，通过实验室内模拟试验和海域小规模试验研究，提出并研究设计受损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建设体系，工程建设内容，工程投资及工程建成后效益评估预测方法。

二、大气沉降控制工程研究

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研究大气沉降污染发生、迁移、沉降、污染机理和规律，通过对国内外已有大气沉降污染研究成果的收集与分析，筛选控制大气沉降污染的技术和方法。通过对这些技术、方法的试验研究及结果分析，提出并设计控制海域大气沉降污染的工程。研究陆源污染产生的SO2、NOx、TSP等的污染防治和及其在大气中的迁移、转化、沉降规律，以及最终入海量，找出大气沉降与海水污染的相关性，提供大气污染沉降入海的防治措施、投资估算和预测评估工程建成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效益分析。

三、面源和河口污染控制工程研究

在山东省近岸海域几条主要入海河流的入海口之前建立城市污水处理厂，并进行提高氮、磷去除效果的工艺和管理技术的研究，有效削减市政污水中氮和磷对海域的污染影响，对近岸海域水质的改善将发挥重要作用。

篇5

一、区域性立法与执法联动的可行性

区域性联动执法与行政管理的可行性执法尺度与标准相比较成文法而言，更新的周期快，需要不断与现实情况接轨。若能很好地利用其特点，反倒可以作为解决各地法律适用冲突的工具。可以将区域性执法尺度联动视为“小立法”，通过“小立法”最大限度地协调各方利益，缩小尺度差异，弥补立法本身存在的差异和冲突。区域行政管理要求各地区行政机关联动地进行管理。以生态环境行政管理为例，我国目前城市环境管理主要措施是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因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的特殊性，各级地方政府仅保证在本辖区内从事的经济活动不对本地区环境造成影响是不够的。有些环境污染是由相邻区域各地方的数个行为共同造成的，这就要求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联动地进行行政管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的模式可以引入区域行政管理，通过定期举行“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明确各方目标和任务的做法也是可行的。区域性合作立法的可行性通过区域性联动立法，明确各方利益、协商确定统一内容和标准，不但解决了法律冲突，同时也节省了立法资源。如果说立法联动是积极主动地预防适用法律的冲突，那么各地在对相同或相类似问题各自已有立法后，解决法律冲突，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方法。对于后者而言，遇到具体问题各方相持不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各自利益的博弈。此时，各方所依据并坚守的是各自现有的法律、法规，而不会过多考虑他方利益。但是，多方若能在立法初期就充分交换意见、平衡利益，最终制定的法律相较于各自分别立法势必更易为各方接受，出现法律适用冲突的可能也会小得多。地区间开展合作立法并非全新的设想，某些地区早已有类似的尝试。东北辽吉黑三省政府就曾于2006年7月达成了立法协作框架协议，共同确定了开展立法协作的领域。省级政府立法协作、制定适用于某一区域的行政法规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尝试，但尚有不少法律问题需要解决，应通过修改《立法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使区域立法合作法制化，并明确立法的主体、可协作的权限和范围，解决法律渊源和位阶问题，理顺立法审查监督机制等。如此，区域性合作立法引入海洋经济地方法规和管理规章的制定将更具可操作性。

二、对海洋经济立法与执法联动的具体构想

区域协调委员会还可以在纵向上建立省级、市级、区级协调委员会，从而真正将区域性联动从口号落实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在遇到区域性海洋经济活动中需要协调的具体事项时，应由协调委员会协同各方的行政主管部门，就个案或个案背后可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行协调，促进达成区域共识，化解矛盾，保证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举办跨地区研讨会就专门问题举行的研讨会是各方充分交换意见、明确各方利益的平台。各省目前已有通过举办研讨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2007年，宁波市就曾召开“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研讨会”，以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样的模式同样可以应用到联动立法、执法中去，在研讨会上聘请有关专家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证和分析，各方代表在会上充分阐明自身需求，明确各方利益，并最终通过磋商确定统一立法理念和执法标准。由此从源头上解决法律冲突。当其他地区对相关事项已有立法，而本地区准备制定法律弥补立法空白时，也可以通过举行研讨会邀请已有相关实践的地方立法、执法机关，吸取经验，了解其他地区法律制定后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在自己立法时避免出现相同的漏洞；而其他地区也可以利用此次研讨会的契机，修改和完善现有立法，这样从客观上也通过立法联动实现了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协调和统一。设立合作基金区域性联动还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合作基金的方式进行。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生态保护、生态补偿、共同开发等方面。合作基金的设立是对于海洋污染治理费用分担的一种尝试，治理海洋污染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有时仅通过某地区单方面的努力很难完全解决问题，其结果将是污染得不到彻底根治，最终仍会引起更大范围的损害。区域合作基金既可以是常设的，也可以是根据个案专项设立。基金的收缴对象应采用“以政府为主、相关责任企业参与”的模式。通过协商，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企业自身情况、不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任务的严峻性、上下游经济活动的整体性等因素来确定各方主体的应缴数额。此外，设立专门的基金监督机构也必不可少。设置由各方主体共同组成的基金监督机构，监督基金的日常管理、防止基金的不当使用，维护基金设立的初衷，为区域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在共同开发问题上，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可能会出现有些地区有资源可供开发却无财力与技术支持，而其他地区有财力、技术而缺乏可供开发的资源。合作基金设立后，正可以起到统筹兼顾，互相取长补短的效果，以达到区域经济总体向着更快、更好方向发展的目标。五、结语面对海洋经济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许多现实问题，区域性立法与执法联动以其自身具有的优势，在解决地方法规与管理规章冲突、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中具有积极意义。海洋经济法治化中的区域性联动在当前条件下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可操作性，应当引起学术界和我国关联地区政府的足够重视，尽快在实践中建立和运行起来。

作者:胡轶木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篇6

一、2013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各项工作

（一）加强对重点地区发展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

一是狠抓已出台规划和政策性文件的贯彻落实。组织开展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实施的督促检查，重点开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中期评估试点工作，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继续推进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建设。落实承接产业转移政策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产业园区建设。二是进一步实化细化区域政策。编制了《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规划》，印发了《浙江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方案》，按照国务院要求起草了《新区设立审核办法》。有序推进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启动环渤海地区发展规划纲要前期研究，编制完成珠江—西江经济带、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等区域规划并报国务院。

（二）深化国际国内区域合作

一是推进国内区域合作。指导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等重点地区一体化发展。推动建立统筹推进前海、南沙、横琴建设的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建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召开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继续指导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二是推动国际区域合作务实开展。深化中欧区域政策对话机制，与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第八次中欧区域政策对话会，组织召开加快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等部际联席会议及中国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协调小组会议。组织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研究。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事务。

（三）推进陆海统筹发展

一是推进海洋经济科学发展。深入实施《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推动建立全国海洋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指导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天津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深入开展，编制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和《天津海洋经济科学发展试验区规划》，推动建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部省际联席会议制度。二是强化围填海管理力度。编制下达了2013年全国围填海计划，合理控制围填海规模。三是加强海洋污染防治。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了《近岸海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提出了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环境保护措施。

（四）推动国土开发整治工作

一是加强国土开发利用基础性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完成《全国国土规划纲要》编报工作。编制下达了2013年全国土地计划和基础测绘计划。二是加强对重点流域综合治理的规划引导和项目管理。编制了千岛湖及新安江上游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兴凯湖综合保护规划，推进实施《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组织开展重点流域“十二五”水污染防治规划的实施考核工作。研究制定《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下放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的审批权限。

（五）加大对特殊困难地区的扶持和对口支援力度

一是继续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力度。推进实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加大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投入。二是协调做好新疆、和青海等省藏区工作。召开第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编制实施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做好对口支援工作，部署开展援疆、“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起草、援青项目管理办法，研究完善对口支援川、甘、滇三省藏区工作机制。三是落实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实施方案，召开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编制了《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对口协作工作方案》，推进建立对口协作工作协调小组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二、2014年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工作

2014年，我们将紧紧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一主线，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缩小政策单元，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深化区域合作，推动重点地区一体化发展，着力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

（一）落实完善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

一是着眼于区域政策的落地实施。突出构建长效机制，继续开展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实施的跟踪评估与监督检查，在中期评估试点基础上研究制定《区域规划实施中期评估暂行办法》。二是组织编制若干重大区域规划。研究制定2014年区域规划审批计划，重点做好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环渤海地区发展规划纲要、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等编制工作。推动实施《新区设立审核办法》。指导天津滨海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广州南沙新区等功能区加快建设。三是做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推动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开展战略合作。支持中原经济区加快发展，指导建立高层协商机制。

（二）进一步扩大区域开放合作

一是大力推进国内区域合作。继续深化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以及前海、横琴、平潭、南沙等合作平台建设，因地制宜设立一批各具特色、富有潜力的合作区。制定支持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的有关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推进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产业园区建设。二是积极开展国际区域合作。做好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相关工作。推进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推进《中吉毗邻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深化中欧区域政策合作机制。

（三）加大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支持力度

一是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推进实施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搬迁“十二五”规划，开展规划实施中期评估。编制下达2014年度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搬迁投资计划。落实好扶持革命老区发展的政策，编制并组织实施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大别山革命老区等区域振兴发展规划。二是加大对口支援力度。全面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指导做好对口支援新疆、、青海、贵州、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及南水北调对口协作规划计划实施，全面启动实施对口支援川、甘、滇三省藏区工作，积极开展“十三五”对口支援规划前期研究。

（四）统筹推进国土开发整治工作

一是严格土地计划管理。进一步完善土地利用计划管理体系，探索拓展计划管理对象，强化计划执行监管。科学编制2014年全国土地利用规划，有针对性地开展计划执行情况跟踪检查。二是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贯彻落实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参与国家海洋战略研究制定工作，实施《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加强对海洋经济形势监测分析与研判。深入推进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组织开展试点工作跟踪评估与监督检查，及时总结相关经验，研究制订促进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加强围填海计划管理，做好围填海计划实施评估工作，科学编制2014年全国围填海计划。三是加强重点流域综合治理。继续推进太湖、渤海、丹江口库区及上游等重点流域或海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组织编制西南中沙群岛及周边海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实施兴凯湖综合保护规划。继续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相关后续行动，开展流域可持续发展试点示范工作。

（五）加快构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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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环境 法律 措施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9-0256-02

一、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1.产生背景及现状

随着人类社会进步，海洋资源的开采，海洋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海洋污染加重，为了使海洋环境免受污染，这些已是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仅仅靠个别国家的整治远远不够，这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合作，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法规，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立法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近数十年来，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以国际与区域协定为主，辅以国际惯例与一般法律原则，最终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整合下，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框架。

同时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都进行相关的环保实践：三个国家都有相对统一的海上环保执法机构，能够统一行使海上行动，都有各自的海洋环保法律体系，注重加强在海洋环境的各方面之间的合作。

九十年代以来，在我国海洋环境方面污染十分严重，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个海域中，渤海和东海污染程度较重，在我国受污染海域，主要集中在入海口污染程度相对严重，近几年的海洋沉淀物污染的潜在风险较低，但部分近岸海域沉淀物受到比较严重的污染，尤其是一些河口、海湾的污染较重，我国海洋生态所能承受的范围已经达到极限，因此需要我国进行大力整治，以实现我国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

2.发展过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在海洋事业方面制定了一些法规，只是为了加强海事行政管理，却没有颁布一些关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总的来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海洋环境的作用，为以后制订海洋环保法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七十年代，我国为防止沿海岸海水受石油污染，1974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暂行规定》，在对沿海水域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成为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史上的重要转折。八十年代，我国国家议事，议程层面已经将海洋环境保护的问题，正式提到议面上来，自1982年4月国务院颁布《海水水质标准》标志着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有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也进一步完善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九十年代以后，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更加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更加推动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形成。目前我国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体系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有关海洋保护的规定为依据，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专门的法律法规为主体，以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为补充，同时与国际公约相协调的海洋环保法律体系。

二、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立法滞后

我国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存在相对滞后性，其原因在于海洋环境本身具有不可逆性，隐显性和灾害放大性，这些特点客观上要求我们须在立法上要有提前预知性，超前性，同时这种立法也告诉我们不能只等到发生了污染环境的时候才想到进行立法，可能在立法过程中会有更多的事情又接连发生，这样只能使海洋环境受到更大的损失，希望立法部门能及时发现，相关政府部门提高警惕。

2.立法空白

我国早在1979年提出要对海岸带进行管理立法，在实施建立海洋环境保护体系开端之时就被提出反对意见，结果导致海洋环境保护仍未制定，我国海洋环境保护体系是随着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在初步建立阶段总会有很多不足和立法空白，相比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等均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加强对海洋环境进行治理。

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没有确立，如海洋生态健康标准，生物多样化的标准等等，这些也需要我们进行重视，同时还有法律与法律之间还有很多矛盾和冲突，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3.执法不严

海洋环境保护需要多个部门进行规范化管理，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光仅仅靠一个部门进行处理是不够的，但是问题就来了，尽管我国规定了各海事部门的职权范围，明确分工职责，但仍然存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相互交叉问题。“五龙治海”的局面就形成了，环保部门，海洋部门，海事部门，渔政部门和军队环保部门共同参与海洋环境治理，这样一来，产生办事效率低下的现象，整体影响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

自从《海洋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对解决海洋环境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有着重要意义，促进我国海洋经济健康发展，可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些规定模棱两可，不符合国际要求。当然我国的法律应根据本国国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是，海洋环境保护法规中，有很多技术规范的内容，我们如果没能及时发现，甚至不管不问，必然会影响到法律的执行，例如《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冲突，《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还有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也就是说，《环境保护法》规定企业缴纳排污费，就可以超标排污，而2008年修订后颁布实施的新《水污染防治法》中第九条就规定：“企业应遵守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提出的禁止性要求，不得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同时，《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如果不及时发现、及时修订，那么就不能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一旦发生相关的事故，就容易发生纠纷。

三、针对我国海洋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

1.加强立法、有法可依，完善法律存在的不足

针对立法空白的现象，应当加强对海洋环境立法的完善和填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和完善与《海洋环境保护法》有关的法律法规，坚持与时俱进的方针，使之能真正反映出中国现阶段海洋环境保护状况。针对一些特殊情况进行特殊对待，总结过去一些法律经验，进行整合完善，切实加强对我国海洋环境的治理。

除此之外，针对某些条目存在立法空白进行适当补充修改，真正做到依法治海，有法治海，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发挥地方制订法律法规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制订和颁布有关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同时将地方法律法规同宪法的法律相结合，进一步实现发生纠纷矛盾，通过法律进行制约，减少法律法规的立法不足所引起的各种法律纠纷，从而提高我国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治理和监管工作。

2.符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及时查漏补缺避免法律之间冲突

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还有不符合国际公约的要求的地方，因此我们在制定法律时要向国际法律看齐，取长补短，建立本国健全的有关海洋环境保护体系的法律法规，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同时要防止出现个别法律法规之间步调不一致的现象，以避免出现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我国的法律质量还达不到国际公约的认可，很多国家也同样不认可中国的在海洋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更应该加强对立法质量的标准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在世界上关于海洋环境方面治理监管。同时要积极参与世界海洋环境保护的相关活动，努力在维护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的国际活动中提供自己的一份力量。

另外，还应学习借鉴国外其他国家在海洋环境方面的经验，同时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真正实现海洋强国的道路。

3.进一步明确职责，执法必严，加强执法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

各部门分工明确，有序执法，针对出现“多龙治海”的现象，各海事部门应加强部门之间的分工，确定海域管理，确保规范化管理，有序执法，强大执法队伍，加强监督任用专业海事人才，引进专业海事装备，组建强有力的执法队伍，做到执法必严，执法及时，提高我国海事执法能力，壮大执法队伍。

我国目前在海洋方面依然有很多不足，需要我们进行及时改进，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多关于海洋法律法规将不会强有力地执行下去。通过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做到分工明确，细致合理，执法严格有序，处理海洋问题合理，从而得到人民认可。不断在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实现我国发展海洋强国的目标。

四、海洋环境展望

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也带动了海运业的繁荣，我国海洋资源丰富，在海洋环境事业方面的纠纷法律案件日益见多，海洋环境法律法规的完善属于国家海洋事业的组成部分对国家治理海洋，管理海洋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必然会建立一套完整的海洋环境法律体系来维护国家海洋环境，从而更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也会针对现在海洋环境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去改进，多方面入手，更好地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提高法律质量，促进国民经济和海运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呈现出一片洁净、健康、生机勃勃的蔚蓝海洋。

参考文献

[l]《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2]杨紫煊.《经济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3]谭永烈.《浅议海事立法与执法》《中国水运》.2002年4期。

[4] 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

[5] 实建刚.《海洋环境保护概论》

[6]《海事法规汇编》.（上下卷）人民交通出版社.

[7]张海光.《试述我国立法中的部门倾向及其克服》.摘自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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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税收竞争；环境污染；影响机理；空间面板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4-0081-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15

从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开始，环境与人类的生产行为就紧密相关。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突出，经济增长成为环境污染的最主要源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在带来可观的 GDP背后是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至2006年间中国SO2排放总量从19.26 Mt增长至25.89 Mt[1]，其中2005年中国SO2排放量高达25.49 Mt，一度跃居世界第一位，虽然“十一五”期间SO2排放量有所下降，中国仍是世界主要SO2排放大国；国际能源机构（IEA）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CO2排放量达到7.258 Gt，远超于美国5.368 Gt的排放量，再度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2]；与此同时，水域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等各种环境问题也正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进程日益严峻。环境污染问题还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日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2009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 118亿元，占到GDP的3.05%，至2009年仅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就达13 916亿元，占GDP 3.8%。这一数据仍在逐年攀升，环境污染损失增速已超越GDP增速，环境危机正越来越严重的制约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不仅影响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更是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条件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解决环境污染刻不容缓。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密切相关。Cumberland指出地方环境质量的高低受制于破坏性的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3]。Wilson认为政府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会导致低效、宽松的环境标准。Fredriksson和Millimet[4]则通过考察美国各州的竞争行为发现，本辖区污染减排水平“被动”提升与其相邻地区环境政策收紧有关。Wilson[5]和Rauscher[6]认为地方政府并不必然以本辖区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在经济竞争中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和拓展税基与增加税收，可能会采取放松环境监管与治理的行为。一旦地方政府从事税收竞争同时也采取放松环境监管与治理，从国家整体社会福利水平来看，就会出现破坏性的RTB（Race to The Bottom）即“趋劣竞争”现象。

国内相关文献尚不多见。杨海生等[7]认为地方政府当前的环境政策之间存在相互攀比式的竞争，目的是为了通过降低环境标准争夺流动性的资源和固化本地资源，而不是旨在解决本地区的环境问题，这是导致中国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崔亚飞等[8]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在税收竞争时对污染治理采用了“骑跷跷板”策略，且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固化已有的税收收入和拓展税基，争取经济考核与政治晋升上的优势，而对二氧化硫的排放采取了放松管制与治理的策略。

通过以上文献的梳理，国内外学者针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但是，国外文献是基于财政联邦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充分的税率决定权的背景下展开的，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国内学者的研究虽考虑到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不具有税率决定权这一客观现实，却忽略了地方政府采取的包括隐形税收竞争、制度外税收竞争等对辖区实际税负水平的影响，进而直接作用于环境质量。此外，在研究方法上，部分学者没有考虑到环境污染特殊的负外部性而具有空间效应。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环境污染与税收竞争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分别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剖析。主要包括：①从理论角度基于税负和环境政策两个维度来探索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②通过设定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地方政府在进行税收竞争的过程中的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具体影响；③根据理论和模型结果得出结论，并给出相应的借鉴和政策建议，为政府制定进一步的环境政策策略提供行之有效的借鉴。

1 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分析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和稳定社会秩序最基本的职能部门，其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整体环境规划中历来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领域的分权改革， 尤其是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剩余索取权，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经济主体，使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占有和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利。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在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控制和分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对公共资源产权安排和市场机制运行的影响巨大[9]，在环境问题方面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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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经济;澳大利亚;美国;韩国;日本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海洋经济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作用、贡献与拉动效应研究》（项目编号：L13BJL011）部分内容

中图分类号：F307.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2月28日

一、引言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既是潜力巨大的资源宝库，也是支撑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各国政府均加大了对海洋的重视和开发利用程度，海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所谓海洋经济就是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据测算，近年来世界海洋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快速增长，预计2020年将达到3万亿美元。从拥有海洋资源的数量来看，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然而，从对海洋的开放和利用程度来看，中国却远远落后于诸多发达国家，尚处于海洋开发和利用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逐步认识到海洋开发和利用的重要性，并为此出台诸多政策措施，中国海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中国海洋产业占GDP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4%增加至2011年的9.7%，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尽管如此，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却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统筹规划，法律法规不健全;海洋产业科技水平较低;环境污染严重，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考察和梳理世界海洋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分析其中对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有益启示和借鉴，对于大力推动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成为海洋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二、国外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综观世界海洋经济的发展，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已经制定了详尽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澳、美、韩、日等主要海洋国家均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并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且取得了诸多成效，他们在统筹海洋产业协调发展，发挥海洋产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等方面，均值得中国借鉴。

（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洋管辖范围，其海洋经济区和大陆架面积相当于陆地面积的2倍，是一个真正的海洋超级大国，海洋产业极为发达，尤以海洋油气业和海洋旅游业最为突出。为了促进海洋经济和产业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及各州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纠纷解决、海洋权益扩展、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措施包括：第一，澳大利亚在1997年就出台了《海洋产业发展战略》，强调了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拟定了《21世纪海洋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第二，对海洋产业发展实行综合管理，一改原有的单一海洋产业管理模式，综合管理模式要求各部门之间加强协调和配合，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要求高度的透明;第三，澳大利亚十分重视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重环境的保护。政府提出海洋产业的发展必须以海洋环境保护作为前提，并根据不同海域的特点在环境承受能力的限度内对海洋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建立海洋生态保护区和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对重点海域环境实施定期跟踪监测。渔业管理部门还根据海洋渔业资源的状况制定可持续捕捞的政策，对捕捞时间和工具严格限制和科学管理，防止过度捕捞给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危害。

（二）美国。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长达22，680公里的海岸线和340万平方海里的海洋经济区，是世界海洋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很多做法和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首先，政府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为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出台了完善的法律法规，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海洋资源与工程开发法》，并成立海洋科学、工程和资源总统委员会，由总统直接负责对美国与海洋有关的问题和事务进行全面审议。美国政府还将海洋经济发展政策细化为区域政策，针对不同海洋和沿海区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以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的因地制宜、互补共赢和协同发展。同时，财政拨款始终是美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据统计，美国政府每年用于海洋领域的财政预算高达500亿美元以上;其次，美国政府十分重视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美国政府针对不同区域海洋项目的发展重点，先后建立了多达700多个海洋研究所，财政对这些科研机构的年投资高达300亿美元。以这些实验室为依托，结合各区域的不同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建立了大量的海洋产业园区;第三，美国完善的金融体系在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在政府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之下，美国已经形成了由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共同参与的海洋资金支持体系。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政府主导建立了海洋投资基金，该基金由财政部、美联储、联保存款保险公司等共同投资，目的在于为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发展提供多方位支持;美国政府就成立渔业委员会，专门负责提供海洋渔业补贴，他们采用低息贷款、专项养殖补贴等方式，对鱼类加工新技术的开发予以支持;最后，美国政府十分重视海洋环境、资源的保护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美国政府于2000年通过了《2000海洋法令》，提出了21世纪海洋发展的新原则，即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海洋污染，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该法令的指导下，美国政府不断加强海洋环境保护，进行沿海流域管理，对入海内陆河流域进行全境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并以全美海洋保留地体系的形式，对国家重点海域予以保护，力求保证海洋生态系统始终处于健康、高生产力和可恢复状态，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韩国。韩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经过多年发展，韩国已经形成了以海运、造船、水产和港口工程为支柱产业的海洋经济体系，是亚洲海洋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韩国的海洋水产业极为发达，其海洋水产量年约350万吨，是世界第七大水产国。据调研，韩国海洋水产业的高度发达主要得益于其远洋捕捞能力的增强，韩国建立了一支拥有近800艘船只的庞大远洋渔业队伍。同时，韩国十分重视海洋产品的深加工，其深加工水产品量占水产品总量的比重高达50%以上。韩国政府也十分重视港口及临港工业园区的发展建设。韩国有大小港口近1，500个，以港口为中心，韩国政府建立了多个临港工业园区，涉及钢铁、石化、建材、电子、机械制造等多个产业。这些产业园区在带动海洋产业和陆地产业协同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如蔚山的汽车工业及仁川的石化工业等。

（四）日本。日本既是一个岛国，又是一个陆地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为此，日本一直十分重视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将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步转向开发海洋，提出“海洋立国”战略，并陆续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首先，重视制定合理的海洋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并出善的海洋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2007年4月，日本通过《海洋基本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日本海洋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加以规范;其次，日本在对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同时，十分注重海洋经济与腹地经济产业的互动和相互促进。日本政府结合腹地原有产业的发展状况，建立临港产业集聚区，形成“以大型港口城市为依托，以海洋产业为先导，腹地与海洋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最后，日本政府十分注重鼓励私营资本对海洋经济的投入。例如，日本的关西空港产业园在建筑过程中吸收了大量民营资本，成立了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共同参股的股份公司。通过吸引民间资本投资海洋经济，不仅使得海洋产业快速发展，还减轻了政府财政的负担、提高了财政资金的效益，也为民间资本找到了好的投资渠道，实现了多盈的局面。

三、国外海洋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制定完善的海洋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法规。应加快制定完善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体系，加强对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合理布局海洋产业。尽快编制包括海水养殖、海水利用、海洋新能源开发、海洋旅游等领域具体规划。建立健全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完善相关的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并抓紧制定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在财政政策方面，结合海洋经济发展规划，通过财政补贴、政府低息贷款、财政直接投资等方式，加大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海水养殖、远洋渔业和海洋新能源开发等战略新兴海洋产业的支持力度。在投融资政策方面，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金融机构等投资海洋产业，尽快形成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民间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的投融资格局;支持有实力的涉海企业上市融资，并考虑建立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加大对海洋科技的投资力度，鼓励创业投资基金对高科技海洋企业的投资;完善海洋自然灾害的保险机制，探讨建立由被保险人、保险公司、政府等共担风险的保险和担保机制。抓紧制定包括海域使用管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交通法、海洋资源法和渔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使得海洋经济发展有法可依，也有法必依，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

（二）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发展。在我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中，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和海洋盐业始终占有较大比重，特别是前三项占比高达70%以上，而海洋渔业就业人数占全部海洋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更是高达50%。而从长期发展潜力来看，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等传统海洋产业的发展潜力极为有限，而像海洋能源、海洋生物制药、海水利用等这样的战略新兴海洋产业则潜力更大，然而后者在我国海洋经济中的占比是很低的。这说明，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层次较低，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有待转型和升级。因此，应加快推进中国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海洋战略型新兴产业。首先，还应继续巩固海洋第一产业发展。尽管第一产业对海洋经济的贡献最小，但鉴于其基础性的地位及先天的弱质性，政府应继续保护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地位，结合各海域资源的先天禀赋，发展特色海洋渔业，实施科学捕捞，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加大对海洋科技的重视和投入力度，鼓励科技创新，提升海洋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水平，大力扶持包括海水淡化、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最后，大力发展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其在海洋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现阶段，我国海洋第三产业在以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旅游业为主导的基础上，建议大力发展海洋信息服务和海洋环境监测等现代服务业，实现海洋第三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加大海洋产业科技创新力度，重视人才培养。美、日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均表明，提高海洋产业的科技含量是促进海洋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而我国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30%，远远低于美国60%的水平，这也正是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滞后的症结所在。借鉴美、日的经验，我国应逐步加大对海洋科技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创新，加大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首先，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资金支持体系。政府财政应在海洋科研投入，特别是基础性及重大科研项目的投入中占据主力，并出善的鼓励政策，吸引企业、金融机构及民间资本加大对海洋科技的投入;其次，紧紧围绕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三个关键环节，加强海洋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开发。对于国内急需的紧缺高端人才，可以考虑从国外引进，出善的人才引进政策和制度，吸引海外人才有序有效回流。同时，加大本土人才的培养力度，依托科研院所和产业园区，积极培养一批具有科技创新能力或管理能力的高级海洋人才。还应完善高层次人才的户籍和流动政策及股权期权激励政策，营造良好的人才使用与培养环境;再次，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紧密结合，更多着眼于自主创新的应用;最后，按照产学研一体化的要求，打造实现先进科研成果快速产业化的平台，促进高科技成果的转换，提升转化的成功率。

（四）改革分散式的管理，构建统一综合的海洋管理体制。中国现行的海洋管理体制是以分部门、分行业为典型特点的分散式管理模式。各部门和各行业无序竞争和重复投资问题十分突出，区域分工体系不完善，缺乏必要的协作和配合，造成大量的浪费和内耗。例如，北方的青岛、大连和天津均试图将自身定位为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纷纷上马大型集装箱和原油码头，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不断升级。为此，国务院应从中央层面成立专门的国家级海洋综合协调决策机构，统一负责“发展规划、海洋研究、开发开放、环境保护”等重大战略和方针的制定，而地方则建立相应分支机构，负责配合中央和协调地方的海洋管理具体工作，如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产业、保护海洋环境等。

（五）加强海洋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对海洋开发利用程度的加大，由于过度捕捞、海洋油气污染、陆地废水排放、海水养殖污染及其他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生态破坏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为此，我们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海洋资源的涵养，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建立健全海洋环境监测系统，严格控制陆域污染物向海洋的排放，在进行排污总量控制的同时，加大企业的排污成本和违法惩治力度，提升企业自觉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和责任，并对重大涉海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等;其次，建立健全海洋灾害预警机制和防灾减灾体系，加强海域防御工程建设，建立海岸生态防护网，加强沿岸滩涂保护和防潮堤坝建设;最后，严格审批标准和制度，按照海洋功能区的划分进行科学用海，加强监督监管和执法力度，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

主要参考文献：

[1]储永萍.发达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及对中国的启示[J].湖南农业科学，2009.8.

[2]国务院.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9.16.

篇10

关键字：物联网 水质环境检测系统 水质模型

1、绪言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大东湖水质状况不容乐观，除了严东湖水质为三类外，其余均为五类或劣五类。国家经过严密论证，决定进行大东湖综合整治，并拟用十二年的时间来完成“武汉市大东湖生态水网”的构建。具体包括污染控制、水网连通和生态修复三大工程，和建立监测评估研究平台，总投资158.78亿元人民币。实现东湖、外沙湖、杨春湖、严西湖、严东湖、北湖和长江的连通，以达到“引江济湖，湖湖连通”的目的。引长江水将受污染的湖水置换出来。目前这项工程只是拉开了序幕，各项具体措施尚未全部实施，从零九年开始，漫漫十二年的工期将是生态水网构建的重要过程。

在实现“武汉市大东湖生态水网”的构建的过程中，建立水质监测成为举足轻重的环节。为了在完成湖湖连通之后，预防污染现象的再次恶化，需要实时对水质状况进行监测、预警和管理，从根本上改善大东湖水体的水质。我们将使用已有的项目研究成果，对湖泊、河流的水体进行管理。并利用已有的项目，针对大东湖水系现状和水质特点，建立基于GIS的动态数据库和大东湖智慧管理系统。而要实现这样一个“大东湖水系智慧监测管理系统”，使用物联网技术，无疑为我们系统的搭建和水质监测提供了便利。

1.2、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趋势

1.2.1国外研究现状

在水环境监测方面，20 世纪80 年代初,发达国家相继建立了自动连续监测系统和宏观生态监测系统,并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 、遥感技术(RS) 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技术(GPS) ,连续观察水体污染状况变化及生态环境变化,预测预报未来环境质量,有力扩大了环境监测范围以及监测数据的获取、处理、传输、应用的能力,为水环境监测动态监控区域环境质量乃至全球水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极大促进了水环境监测的现代化发展,实现了监测的实时性、连续性和完整性。为了更好的监测水环境，各国已经开始着手将物联网技术应用到水环境检测中，各国早已开始使用的GIS技术就是物联网的前身。目前，物联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欧，日，韩少数等国家，最初的研发方向是条形码、RFID等技术在商业零售、物流领域应用，而随着RIFD、传感器技术、近程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其研发、应用开始拓展到环境监测、生物医疗、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如韩国环境部为全面推进RFID政策，启动了水资源污染管理系统等等。

1.2.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水环境监测起步较晚,但经过30 年的发展,水环境监测已从单一的环境分析发展到物理监测、生物监测、生态监测、遥感、卫星监测,从间断性监测逐步过渡到自动连续监测。监测范围从一个断面发展到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乃至全国。一个以环境分析为基础,以物理测定主导,以生物监测、生态监测为补充的水环境监测技术体系已初步形成。同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水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水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和水环境质量报告制度,并逐步迈向标准化轨道。水环境监测实现了监测信息公开,环境管理政务公开,同时监测系统紧扣环境管理和社会公众的需要,且能够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和提升水环境监测的地位和形象。

1.2.3研究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各种新的技术也不断地应用于环境监测的实际工作中。水环境监测规范鼓励各级水环境监测中心在水环境监测工作中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新设备等。同时，水环境监测应基于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现状对分析方法进行选择，积极鼓励采用新的先进技术(如等效或参照采用有关国际标准等)， 以提高水环境监测技术水平。目前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水环境的监测可实行水污染的动态监测。水污染动态监测是在常规水质监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针对水污染特点，在时间或水质水量方面进行动态的同步监测。在监测项目、时间、频率以及监测范围方面，是根据各河道污染的主要水质指标，分河段按不同水情和污染状况，采取不同监测频率，对河道水污染进行跟踪性或监视性监测，以确定污染的影响范围与程度，便于管理部门及时采取对策。随着今后RFID，3G网络，智能传感器等硬件功能的不断完善，造价不断降低，将物联网技术扩展到更多环境监测领域，如大气监测、固体废弃物检测、海洋污染环境监测、生态环境监测等等也是可行的。

二、基于物联网的东湖水环境信息管理系统平台设计

2.1、东湖水环境信息系统总体设计

基于物联网是由感知层，连接层和只能层组成，本系统构建也由此分为三部分。感知层由各个带有3G模块水质监测传感器组成，主要监测水中PH值、浊度、水温、电导、COD等的基本参数。连接层通过已借助布点模型安排好的传感器上的3G模块将探测到的数据发到各对应分站点，分站点汇总数据再通过VPN组成的局域网传输到水质监控总站。智能层有安装有水环境综合管理系统的PC机，记录水质数据的服务器等组成，在监控总站可以汇总各湖水环境信息，根据不同的水质情况运用不同的水质模型进行分析，最终上传到高级管理部门的PC端。水质监测总站通过互联网与现有的武汉地理信息平台连接。

2.1.1系统感知层

监测点传感器是体现物联网感知能力的核心因素，水质监测基站主要负责采集水样并通过各种水质监测仪器对水样的各种参数进行监测，包括PH值、浊度、水温、电导、COD等基本参数。并且对这些基本参数数据进行缓存。按照一定时间设定通过各种通讯方式上传到中心服务器，同时可以接受中心服务器的控制，并辅助以摄像头对水面进行全面检测。（采用GPRS或者PSTN modem拨号作为备用通信通道，一旦主通讯通道发生故障不能上传数据时控制器可以通过拨号方式采用备用通讯通道上传数据，这样就可以保证数据能够及时准确地上传。）如图2.1所示，传感器节点可由水质传感器、信号采集模块、无线通信模块组成。其中水质传感器将水质参数的物理量和化学量转换成电信号。信号调理模块对采集到的电信号进行放大处理,每一个调理模块上都相应的附有一个电子标签，电子标签里面包含着各种传感器的属性信息（包括是否正常工作，是否睡眠模式，地理位置信息等等）。无线通信模块负责传感器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进行无线通信。传感器节点使用太阳能电板供电，因而低功耗设计成为主要考虑的问题。系统传感器节点在不进行数据采集时，进入睡眠模式，在睡眠模式时将供电电源关闭，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节省系统的功耗，扩展了整个网络的生存周期。

图2.1感知层模块设计图

2.1.2系统连接层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装载3G无线传输模块的传感器将监测到的各项参数通过无线网络发送到各个分站点，已连接了互联网的分站点将信息通过互联网发送到检测中心。分站点的终端与监测中心的终端通过因特网组建VPN（虚拟私人网络）传输数据，使用VPN的优势在于成本低，有服务质量保证，即便在互联网上传输数据也能保证数据的安全性，还能通过控制访问权限进行身份识别，进一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成为数据透明公开的基础。监测中心汇总来自各个分站点的参数后使用相应的水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传送到上一级的管理部门。同时，水质监测中心将接收来自污水处理中心，自来水厂，重点检测企业等与水环境安全密切相关的部门的信息，在于新闻媒体等部门保持沟通，既做到水环境信息公开透明化，也能有效地保证水质监测长期有效。

此外，在传感器的布点方面，首先，传感器的布局直接影响到检测点的样本代表性。传感器布局越密，对于全方位的检测就越精确，但由此也带来了成本的上升。因此，对于传统的水质监测系统而言，一个考虑到污染源地理位置，季节时间变换，水质水流影响等的基于最低成本和最佳检测效果的传感器布局就特别重要。

基于物联网技术，我们的传感器将备有RFID电子标签， 输到水质检测中心。结合该传感器传回的此区域的水质信息，可以实现相邻传感器的数据比较，从而对传感器的检测效果进行判断，若发现两个临近的传感器的水质数据一直处于相近状态即前文所述的动态贴近法优化布点，可以考虑减掉一个传感器。若发现两个临近的传感器的水质数据相差较大，可以考虑增加。这样的设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调整传感器的位置，达到检测的最佳效果。因此，传感器布局将在大东湖水系现有的布局之上运用物联网的技术对传感器的位置和合理性进行判断、调整。

图2.2系统整体架构图

2.1.3智能管理层

系统智能层分为基本智能处理功能，现场监测智能功能，拓展功能三部分。

基本智能处理功能：水质信息系统（包含水质信息查询和水质情况分析），现场数据实时反馈（也就是通过传感器实现实时监控），水质监测管理，权限管理功能。

现场智能监测功能：水环境基本情况监测，重点监测对象监测（包含各湖连通处监测，重点污染企业排污口监测，危险源监测，重点保护区域监测，如景区等）。

拓展功能：湖泊水环境评价系统，湖泊水环境影响评价系统，水环境信息网上系统，灾害反映预警数据库，智能环境决策支持。

水质监测中心应具备以下功能：在监测总站配置3G无线网络接收器，其串口与PC机连接，建立完成对网络中传输的数据监听、接收以及与数据库的连接，数据自动保存至数据库以及对数据库的管理。高层管理者的PC机可以获取最新水环境的分析数据，现场监测的人员可以通过接收彩信的方式获取信息。为各级部门及时掌握水质情况，预警灾害等提供了保障。

图2.3系统功能图

2.1.4系统特点

传统的水质监测方法要靠人工取回水样、实验室化验的老办法，对于水环境不断恶化的当今，这种方法不利于及时处理水污染。物联网作为新兴产业，其应用领域还有待开发。我们选择物联网作为研究水环境检测的媒介，正是基于物联网“感知—连接—智能”的结构特点，以此来实现智能化的水质监测。为了实现对“大东湖”水系的有效监测和快速反应，构建基于物联网的信息系统变得十分必要，由于它能智能化的搜集、处理数据，所以不仅在人力开销上能节省大笔费用，而且在也便于管理。同时，为了实现信息资源更有效地利用，合理的构建数学模型，从而进行数据挖掘，这也是其生命力所在。此外，物联网与现有的GIS相比，在空间定位上有了新的突破。相对于传统的GPS定位，RFID定位，WIFI定位等新的定位方式使得定位精确度更高，在GIS的监控体系下加入更多的主动的复杂设备动作，可使监测水环境更加智能化。

3、东湖水环境信息系统模型库

3.1水质模型

这里我们只对水温这一指标作为参考。我们暂且假设只需计算日平均水温，所以借助平均气温、湿度、风速、水汽压等气象参数计算平均热通量 ，假设实现了六湖连通，则连通后的六湖与长江看成一个河流系统，则可以应用线性化的河流温度模型来简化计算。

假设在大东湖水域里，起始水温为 ，分河段末的水温为T，使差值 足够小 。如果 较大，则分为更多的分河段，使分河段首末的温差足够小。这样在 附近展开 ：

（1）

利用关系式 和 可以得到

（2）

将（1）代入（2）可得 （3）

其中 和 都是常数。

令 ，并应用关系式 ，

代入（3）式可以得到 （4）

（4）式为一阶微分方程，可知解为：

使用初始条件 ，则可以得到：

（5）

因此可知第一小段末端的温度为 （6）

将上述过程得到的 作为第二个小河段的初始值 ，再重复第一个步骤，则可以得到第二个小河段末端的温度 。以此循环下去，则可以得到整个河段的水温分布，做出曲线图，现实变化规律，展示在监控端的显示器上，即可以直观的看到大东湖连通后的河段水温变化图。

4、总结与展望

该系统的构建将会实现对东湖水质的实时监测，并传给信息中心进行记录，以便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污染的扩大和加深。对东湖水质的感知对污染的监控及时有效，将取代传统的人工取水、实验室化验的模式，让对污染的治理与对污染的监控情况连成一个网络，实现对污染治理的智能感知、调度和管理。系统的运用将会大大节约以往的人力、物力，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各个污染点的实时监控也可以防止有些企业白天治污，晚上排污，可以迅速地确定排污点的位置，治标亦治本。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也便于东湖的区域划分，对污染源的准确定位可以明确区域责任，将制度与科学相结合，打造一个美丽的东湖。我们可以展望未来，在大东湖的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后，房地产与旅游业等产业的开发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美丽的大东湖水系也将成为一颗点缀在武汉的美丽明珠。

参考文献：

[1]Kozai K，Ishida H。Okamoto K，Fukuyo Y．Feasibility study of ocean color remote sensing for detecting ballast mater．Advances in Space Research，2006，37(4)：787—792．

[2] 于强 水质远程监测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大连理工 硕士论文

[3] 张亦飞，杨晓兰，张健 动态贴近度法及其在水质监测点优化布设中的应用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06年6月

[4] 王翥，郝晓强，魏德宝基于WSN和GPRS网络的远程水质监测系统

[5] 杜治国， 肖德琴， 周运华， 欧阳国桢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水质监测系统设计

[6] 李贝 基于GIS的武汉东湖水环境信息管理系统研究与开发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论文

[7]百度百科baike.省略/view/1641803.htm 2011-3-3

[8] 《水环境数学模型及其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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