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型系统，其中分为了多个不同的子系统，子系统中还包含着数量众多的子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和子子系统以一定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层次，而这些层次又以特定的结构建立起了若干个组团。整体来看，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由众多上述的系统和组团所形成的巨型复杂系统。如此多的系统和子系统一起存在于我们生活的社会当中，他们的既有一定的有序性，也有一定的无序性，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社会的本质。除此之外，我们人类个体主观认识的一些特性，例如随意性、偶然性、模糊性以及多样性等等，也使得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急剧增加。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情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界定和理解，就算是同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情绪下对同一种情况也会有不同的行动。同时，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还会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就表现为社会生活和实践不断向着大型化、综合化、多变性等特点发展，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社会问题都已经超出了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这就造成了社会科学无法客观、有效的认识社会本体。

2复杂性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思想

复杂性研究有非常广泛的理论范围，其中包含系统论、耗散结构分析、协同学、分形学、混沌理论、元细胞自动机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是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建立的，以下是几种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借鉴的理论思想。

1）整体论。整体论可以分为两类，系统整体和非系统整体。系统整体的特征是具有加和性，将各部分的特性加在一起就能得到整体特性。非系统整体的特征为整体大于各部分的简单之和，各部分的特征相互关联形成的系统具备整体没有的特征。其中，各部分的连接整合方式会影响整体的效用特征；且整体具有各部分之和不具有的特征，一旦连接消失这一特征也会消失。

2）自适应论。系统中的各部分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它们具有自己的适应环境、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的能力。不管是系统本身还是其中的各个部分，它们对环境都用一种积极适应的能力，并且可以将自身结构与行为作出调整以转换为对自身有利的条件。系统的涌现特性就是通过这样的适应行为才建立起来的。

3）涌现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本身具有复杂性，对于系统的自然产生的一些性质我们是无法预知的，也不能够进行还原，而且可能是众多原因造成的。这就是说一个现象背后会有复杂的、多层次的原因。同时，不同的原因也会指向不同的现象，其中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复杂的、高层次的事物的性质不能直接线性地还原到低层次事物上，低层次事物的规律也不能应用到高层次事物上。

4）自组织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各种独立的因子相互作用，使表面上混乱的系统向着有序、稳定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往往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结构，其中各部分之间都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但是系统内部本身存在着一种自我调节的功能，它可以维护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和稳定。

3复杂性研究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思路

1）将各学科的知识融汇在一起，在社会科学的整体理论范围内进行交叉和整合。之前在社会科学发展之初，各学科是以细化为主，将各学科的特点表现出来，与其他学科进行区分，各学科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化与明晰。但也同时造成了各学科间缺乏沟通的问题。之后随着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学界对于学科的认识有了新的理解，出现了大量综合性学科、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呈现融合、贯通的趋势，多学科结合起来整体性、系统性地对问题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与解决。

2）一直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存在着一种争论，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科学性问题，争议的焦点主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特征。部分学者就选择在社会科学中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将大量的数学统计方法引入社会科学学科，在研究过程中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甚至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纳为可统计的数学模型。可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具有极其突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并不能进行精准预测。所以，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多维、多方面去认识，而不是直接否定过去经验。

篇2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

篇3

一、中学历史课堂的现状

1.富阳区东洲中学历史课堂现状

随着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及新课程改革的进行，课程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很多不合理的教学发生了较大改变，仍然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受到教学定式的影响，长期形成的习惯难于发生改变，更然会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缺少思辨教学引导，满堂灌、填鸭式教学仍然存在，缺乏创新教学方法。从学生的角度分析，学生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对于传统的教学方法缺乏改革的意识。

2.造成现状的原因

首先，在长期应试教育背景下，学校不得不重视学生考试成绩，历史课程设置与历史新目标发生较大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在考试中历史所占分值比重较小，导致学生对历史课程重视度不都够，而把分值比较高的数学、语文、英语当成重点，造成学生不全面发展。从教师角度来说，由于教师受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的影响过于深重。使许多教师仍然注重学生认知的培养而忽视学生解决问题与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

二、教学方法的探究

1.历史课堂时间地点的创新

教学时间地点的创新主要指历史课堂由封闭形式教学向开放式教学转变。传统的历史教学就是在限定的教室内上课，课堂上没有海鸥的氛围环境，历史课堂成了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因此，应该在授课形式上进行创新，除了在历史课堂上学生可以获取知识外，历史教学应走出课堂。当今是信息社会，是一个技术发展的年代，知识更新非常快，历史教学也不断发生变化，从丰富课堂到提高上课效率再到改革教学方法。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历史教学中开始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以及人机对话教学的方式，这样有利于教学手段向着多样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

2.引导式教学

引导式教学主要是以学生为主体，老师需要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介入，引导，演示，管理，引导学生逐渐形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因为初中阶段，学生的自制能力差，自主学习能力较弱，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示范引导。教师不能只是一味的讲授知识点，应带领学生细读，提炼中心思想，分析文章。然后，也需要培养学生的概括提炼能力，历史知识都是互相联系的，在理解的基础上，老师要引导学生应用技巧方法，将零碎的知识点概括提炼出来，并梳理整合。

3.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体现实用性

教师的授课内容要以历史教材为依托，并且要时刻关注历史学术动态，大胆的引入新的学生观点或者新的教学资料。此外，还要探索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叉，加强各学科之间知识的联系和沟通。在课堂上要理论联系实际。课堂上，老师要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结合新的信息调整自己已有的知识，逐步积累知识并形成新的见解，以及提高自己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4.多样、开放、互动的课堂

开放的课堂就是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不是老师一直给学生灌输知识，而是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课堂上可以根据教学内容，以小型专题辩论赛的形式教学，这样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的课堂交流，学生通过自己动手搜集资料，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这种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活动内容，对学生独立思考和整合信息的能力都会有所提高。

还可以通过历史情境模拟这种形式教学，这样可以进行互动式学习。这些教学形式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方式上与时俱进，根据教学对象、内容的不同因材施教，从而丰富课堂内容。

篇4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评价体系 评价理论 评价应用

中图分类号： G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6-0133-02

从科学研究活动产生时，就产生了科学研究评价。随着科学研究活动不断发展，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展，科学评价工作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价的基本依据；其评价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在规模和职业化程度上都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在其发展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在学科建制的发展上，运行机制过分市场化倾向、学术失范；在学术精神、学术传统的传承上，浸透着过多的学术功利性；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管理上，成果评价行政化、非规范性。这些行为与现象的蔓延，已经引起学界及社会的普遍关注并严重阻碍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造成这些问题的核心症结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错位和失范。

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与完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12年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本书”）。本书是邱均平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的优秀研究成果，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第一本理论、方法和实践相结合的全面系统的专著，该书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和理论建树，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施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 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

科学评价体系是学术标准、学术价值、学术方向和学术期望，其核心是决策者意志和现行价值观结合的一种浓缩体现，是国家与民族精神的培育及发展的内容。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成果评价方面的，而且数量较少，不全面、不系统，远没有形成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公认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本书开创性的提出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本书提出 “评价体系”是评价活动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运行机制的总和；包括评价的不同主体、对象、目的、标准、程序、方法、工具、指标、制度规范，其相互关系、制约条件、组织系统等。并运用一定的评价理论，同时考虑评价活动的外部环境，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包括四层结构：（一）学科发展评价体系、（二）学科研究评价体系、（三）学科教育评价体系、（四）学科社会影响评价体系。其中学科研究评价体系是重点，包括：（1）科研计划评价、（2）科研项目评价、（3）科研成果评价、（4）科研机构评价、（5）科研人员评价。科研成果评价是核心，在对科研成果的评价研究中，又包括①国际评价比较分析、②评价理论研究、③评价方法研究、④评价指标体系研究、⑤评价机制研究、⑥评价实例研究、⑦宏观发展研究、⑧评价结果管理应用。

2 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评价学是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而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又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当前评价学发展中存在着的重要问题是怎样将评价学理论和方法与评价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方法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典范，沿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实证与应用”这一思路进行了阐述。

本书考察了当代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现状，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研究的规范性，重视数据和实证；对同行评议的研究，重视基本概念和程序，逻辑分析严密；对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也很多，包括各种科学计量学方法的应用。然而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之中，国内的研究规范性上普遍不够，实证性普遍较弱，以思辨性的研究为主；对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侧重于指标打分的计算处理模型方面，对科学计量学及定量评价的本质等重视不够；从许多关于“指标打分法”的研究来看，依靠个人主观感觉、好恶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很多。

本书在深入探析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要素体系、分类体系、运作体系、指标体系、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机构及项目评价的研究理论问题基础上，对相关评价理论进行了实践应用。进行了h指数用于科研人员成果评价的探索实践，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计量分析与评价的探索实践，以及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本书还详细介绍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3 研究方法科学

本书采用了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保证了内容的科学性、可靠性，论证的充分性，主要包括： ①对比分析方法，例如对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对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机构及其评价进行了比较；②实证方法，例如本书进行了基于中国引文数据库的h指数的实证研究，包括作者、期刊、研究院所、研究专题的h指数分析，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包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的实证分析；③分类方法，例如本书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要素进行了科学分类，根据见诸于各类研究文献中的名词、概念，通过逻辑分析，归纳总结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要素包括：评价主体（委托方、评价方、被评价方），评价对象，评价目的，评价标准，评价内容，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评价数据，与评价结果等10个基本要素。本书在分类基础上对这些各类要素作了分析。

4 价值巨大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第一本理论、方法和实践相结合的全面系统的专著，本书既具有很高的科学理论价值，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在理论贡献方面：由于当代科学评价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科学评价系统是社会活动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涉及到众多的理论问题。本书不仅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而且还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其他方方面面的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的重要理论问题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体系自身的构成、梳理和构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社会环境体系及其对评价活动与研究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体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规范体系等。构建了系统的、完善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因此在我国评价学领域具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

篇5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掌握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构成，为社会研究的取向、设计、实施和策略提供程序上的指导，是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功能。法国哲学家孔多赛（Condorcet，1743-1794）自18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概念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经历由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两大取向的方法论对立体系，走向强调混合方法论，关注连续性、互补性、整合性的当代。蒋逸民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概括为：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1]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国古代关于人口统计调查的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商品买卖统计和测量方法，古希腊哲学自然哲学方法等等，此时的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形成，方法论多为哲学方法论。直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为止，古代哲学结束了辉煌时期。

其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此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体系，社会科学也从旧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此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为主，哈金（Ian Hacking，1936-），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等科学哲学家围绕逻辑实证主义是否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对自然科学进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与此相对的，是社会学家狄尔泰、韦伯提出的反对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经典阐释主义主张。至此，形成了经典的实证主义和经典的阐释主义两大基本社会科学方法论。

再次，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定量研究方法论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论模式的诞生，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了成熟时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论被普遍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检验研究，定性方法论则被用于理论建构方面。

最后是进一步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后现代思潮深入和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这种混合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采用相对主义的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的方法。

回顾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哲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融合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逐渐呈现出方法论取向多样化，多方法论主张相融合的特征。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这一特征，正是建构主义研究进路对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张的方法论体现。

二、建构主义进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

建构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各有其定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建构主义是方法论相对主义，即所有知识形式都应以同一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所有知识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构主义的起源而言，现象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修辞学、符号学等哲学视角为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并促使建构主义放弃用真理性或有效性问题来解释自然知识的独特研究进路。正如布鲁尔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所主张的那样，[2]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排除了传统认识论问题，割断了科学研究与传统认识论先入之见的联系，进而对以前不受欢迎的关于“客观”知识是如何由“非客观”因素建构而成的话题进行探索。

其次，就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持建构主义主张的研究者来看，大部分建构主义者都选择从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引出各自的研究主题，库恩的范式理论将科学看作是受一个逻辑结构、一个世界观所统治的传统形象彻底打破，并认为科学更像是“一个传统权威的组织”、“一种工匠活动”、“一种地方性的（locality）知识形式”，[3]所以，应该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同等对待。受这一科学观的启发，建构主义者放弃了宏观的科学研究主题，转向了狭窄而集中的微观分析，进而影响了社会科学叙事方式从宏观向微观转向。

篇6

【关键词】网络；消费行为分析；社会科学研究

当今是网络信息的时代，网络将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及人类生活等的各个领域。国内外网络消费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消费者网络消费已成为时尚。因此，网络消费行为分析，对于抓住市场机遇、捕捉市场机会、迎接网络时代挑战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行为分析的要义

行为分析方法发端于生物学、心理学等对人的行为规律的研究。行为分析认为，研究人的行为是理解社会现象的钥匙，而人的行为又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描述、实验、分析而获得规律性的可靠认识。考究行为分析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行为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应用和发展。尽管行为主义有着自身的内在缺陷，但我们只要坚持以辨证的眼光看待它，认真吸取其合理因素，去除其不科学成分，行为分析将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行为分析主要体现为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价值中立”论。对于行为分析来说，“价值中立”不仅是一种原则、一种理想，而且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为了做到完全“价值中立”，不仅研究者要自觉约束自己，克服个人主观好恶，而且还要对研究方法进行改革创新，改变既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

第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具体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强调科学研究的资料应当量化，才能发现规律及各种内在的关系；二是强调必须不断地探究人类行为的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变量，让其真正成为一门解释和预测的科学；三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当破除学科间的界限，效法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技巧、技术和概念，建立跨学科的方法联合。四是强调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实际可观察的现象，借助现存的理论体系和学者们的思维加工，提出有关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说或假设，用经验材料验证假说.

二、网络消费者的特征

第一、网络消费者的心理特征：

（一）、能理性分析. 但缺乏耐心。由于网络用户以大城市高学历的年轻人为主， 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喜好、见解和想法，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也比较自信。不会轻易受舆论左右，对各种产品宣传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但比较缺乏耐心，当他们搜索信息时，比较注重搜索所花费的时间，如果链接、传输的速度比较慢的话，他们一般会马上离开这个站点。

（二）、好奇心，并有强烈的求知欲。这些网络用户爱好广泛，无论是对新闻、股票市场还是网络娱乐都具有浓厚的兴趣，对未知领域抱以永不疲倦的好奇心。

第二、网络消费者的需求特征：

（一）、信息索取趋于多、捷、便。消费者几乎足不出户便可以最快捷、最便宜的方式，获得所需的大量资料，消费者更追求消费过程的方便和享受。今天，现实消费过程出现了两种追求趋势：以方便性购买为目标，人们追求的是时间和劳动成本的尽量节省。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自由支配时间增多，他们希望通过消费来寻找生活的乐趣。

（二）、个性化的出现。个性化已逐渐成为现代人性格的一大特征。目前，许多消费者已进入明显的个性化消费阶段，同时也使网络消费需求呈现出差异性。不同的网络消费者因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需求。从事网络营销的厂商，要从产品的构思、设计、制造、包装、运输、销售等方面认真思考这些差异性，并针对不同消费者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方法。

（三）、价格仍是影响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从消费的角度来说，价格不是决定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唯一因素，但却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网络消费之所以具有生命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网络销售的商品价格普遍低廉。尽管经营者都倾向于以各种差别化来减弱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避免恶性竞争，但价格始终会对消费者的心理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联合起来与厂商讨价还价，产品的定价逐步由企业定价转变为消费者引导定价。

（四）、消费的主动性增强。由于消费者能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他人的观点和信息，不再消极地购买和消费，而要求积极掌握主动权，需要被关注、被倾听。消费者选择商品趋于理性化，他们会利用在网络得到的信息对商品进行反复比较，以决定是否购买.消费主动性的增强来源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和人类追求心理稳定和平衡的欲望。

三、消费行为分析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首先， 消费行为分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依据.随着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商业行为不断增多，消费者权益保护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消费者作为社会的一员，拥有自由选择产品与服务，获得安全的产品、获得正确的信息等一系列权利。消费者的这些权利，也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础。政府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法律，采取何种手段保护消费者权益，政府法律和保护措施在实施过程中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于消费行为研究提供的信息来了解。例如，很多国家规定，食品供应商应在产品标签上披露各种成份和营养方面的数据，以便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这类规定是否真正达到了目的，首先取决于消费者在选择时是否依赖这类信息。在网络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为市场调研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其次，消费行为分析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一、消费行为分析运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提供的最新方法和技术，如先进观察、资料收集、个案分析、统计分析等为分析提供量化根据，以量化资料去说明各种社会关系的规律，从而避免了主观臆断及浮于空泛的定性议论，也加深了分析研究的可靠性、科学性；二、社会科学的概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一样也要通过操作程序，不能进行操作的概念则被排除在科学之外。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增加了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克服了神秘性弊端，从而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化进程。

四、网络消费行为分析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其一、社会科学研究要把事实与价值结合起来。一方面社会科学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学科科学化建设，不断探索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律；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价值的追求，要重视规范研究。

其二、社会科学研究要有宏观视野和微观聚焦结合起合。一方面要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要有现实感、时代感，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又要有宏观视野，要对国家、社会、民族的长远发展有战略思考。

其三、社会科学研究要把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社会科学既要进行基础理论研究，也要大力倡导实证研究。理论指导实证，实证发展理论，形成良性循环。

其四、社会科学研究要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充实、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篇7

第一，不同的研究对象要求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正因为不同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内容本性”，也即具有自己特殊的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因而也就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特殊的性质、关系和发展规律，这一系列“特殊”必然要求研究方法上的“特殊”，造成研究方法的不同和差异。社会科学的特殊对象决定社会学必须使用自己特殊的方法，并且，每一门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这样就会在宏观上形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情况。

第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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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结合相关参考文献，探讨了现代公共图书定题服务的特点，分析了定题服务的内容和方法，阐述了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1-0019-02

收稿日期：2014-12-13

作者简介：王 杰（1965―），铜陵市图书馆馆员。

公共图书馆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能够为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众多的优质服务。开展期刊信息情报服务是当今公共图书馆研讨的重要课题。如何将情报服务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知识型生产力，使其发挥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作用，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1 公共图书馆定题服务的作用

1.1 探究社科信息需求特点

期刊信息源属于重要的文献类型，它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随着公共图书馆社科期刊信息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需求主体的不断扩大，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文献需求有了更多和更高层次的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对期刊信息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以满足他们研究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为图书馆的定题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应该及时了解社会文献信息的需求与特点，并根据需求与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

文献研究信息可以分为综合型研究信息和应用型研究信息。综合型研究信息对社会科学研究起着重要的参考和决策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各个学科之间已经从隔离和封闭的状态转变为交叉和渗透的状态，由于大量的社会科学问题需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综合性的跨学科信息需求量越来越大。应用型研究信息主要为了克服社会科学研究中重理论、轻实践和理论脱离实践的现象，强调信息要面向应用，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并致力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就需要将大量的社会研究理论成果转化为应用型的理论与方法。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着众多的矛盾急待解决，相关科研机构并没有将大量的理论成果转化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手段与途径。只有解决好当前实际的社会问题，才能更好地从事研究，不断地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1.2 大数据时代，量化研究信息

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众多学者自觉联合研究的一些大型的社会问题的时代，这就是所谓的“大科学”时代，也被称作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承担重大的综合性研究课题，一项课题研究可能有数十人扩展到数百人，并形成跨地区、跨学科的集体协作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不仅研究过去和现在，同时也研究未来。对当今社会大量的预测信息进行研究，有利于确定学科的发展方向，为学科的发展开辟新的领域与空间。在预测化信息研究的过程中，开展定题服务，将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及时反映到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结合社会科研需求，开展针对性的定题服务。

1.3 定题服务的特性

1.3.1 广泛性与综合性。考虑到社会科学的中和性研究信息特点，定题服务研究必须向多角度、多层次的方向发展，才能确保科学研究的中和性。结合图书馆定题服务的需要，研究某一科学领域以及边缘学科加交叉领域和综合性学科领域的资料，需要从大范围、多角度、多层次检索文献。如要检索网络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这一课题，不仅要从社会科学、未成年法律法规的角度来检索，还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检索，研究未成年人生活物质条件，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学校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方法，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未成年人家庭生活环境，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未成年人的心理特征。

1.3.2 新颖性和及时性。作为发挥定题服务的重要措施之一，及时性是影响定题服务水平的重要因素。定题服务注重把握信息的时效性，促使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及时了解到当今已有研究成果的现状，并及时了解该领域在国内外的研究水平，将最新的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反馈给客户，从而确定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着力点。

1.3.3 连续性和准确性。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复杂、广泛，可供参考的期刊种类与数量繁多。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刊物市场，难免会出现一些质量低下，内容重复的劣质信息，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有价值信息的开发。定题服务能够对信息进行有效的筛选，及时排除虚假信息，分辨信息质量的优劣。

1.3.4 针对性和预测性。情报服务中需要拥有超前意识，做到提前收集、整理加工、传递有关的资料和数据信息。采用科学的指导办法，通过众多的途径扩大信息源，确保科研工作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取有效的信息资源。

2 定题服务的方式

2.1 定题服务手工检索方式

手工检索的流程为接收课题、回溯检索、新文献检索、提供定题服务成果并建立档案。当图书馆接到相应的研究课题之后，为了课题能够顺利的展开研究，图书馆馆员需要与用户探讨研究课题的主题、目的、方向和要求。运用图书馆丰富的数据信息资源，查阅与课题有关或者课题所涉及专业书籍、确定课题所涵盖的指数范围，以获取课题服务的主动权。

新文献检索在原始文献具有新颖性和及时性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将最新的信息提供给科研人员，并将文献加工整理、编制成二次文献，使之成为有效情报，向科研人员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文献线索。提供定题服务档案是在新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对课题检索文献情报资料进行归档保存，作为今后定题服务的参考资料。

王杰：加强公共图书馆定题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王杰：加强公共图书馆定题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2.2 定题服务计算机检索方式

采用计算检索方式需要在检索前对课题进行分析，确定所需文献的种类和时间。CAJ以中文Windows作为平台，采用菜单操作的方式，方便快捷、简单明了。根据所要选择的数据库，确定查找途径，提供相应的期刊、分类、片名、关键词、作者、摘要、引文等入口。

采用计算机检索方式需要对课题的主体进行分析，首先确定主体词，根据主体词表选择正式题词。然后对检索提问进行标引，CAJ的全文检索系统在任意词检索框架下，使用多重嵌套结构，在进行逐次检索的同时引入主体词词库，也可以进行蕴含检索。若引入同义词词库，可进行关联检索，检索出有相关输入词语同义词的文章。在CAJ检索系统中，用户只要打开主菜单中桌面功能，就能通过检索窗口得到拼音或笔画排序的所有索引词。CAJ检索系统还具有双向翻译、自动统计和自动收费等多项功能。最后，将逻辑提问式输入计算机内进行文档查找，输入相关的文献信息，分析检索结果。

3 定题服务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1 建立机构

图书馆需要设置专门情报部，安排专职人员从事情报服务工作，以强化情报智能。图书馆要在服务方式上实行开放办馆，改变传统的封闭办馆，并提供上门服务业务。将原来被动的服务方式转变为主动、多样化的服务方式，并逐渐由文献服务向信息服务方向转变。

3.2 加强宣传科研成果

图书馆要随时将情报服务成果向外界宣传展览，这样既可以促进图书馆管理水平和情报业务人员水平的提升，还能加深读者对图书馆工作的支撑与信任，并创造一定的社会效益，确保图书馆在信息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3.3 促进图书馆信息化

各大图书馆可以利用丰富的数据信息资源开展馆际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以弥补图书馆在选题服务中的不足。随着当今网络的急速发展，全球网络化趋势不可阻挡，促使情报服务人员的服务手段逐渐向网络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互联网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机遇，图书馆在提供选题服务时，要抓住这个机遇，逐步实现采购协调、联合编目、馆际互借等业务的自动化。

3.4 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图书馆情报工作人员一方面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处理相关文献的情报能力，同时要加强知识结构的更新，熟练地掌握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并学会利用Internet远程登录功能实现联机检索，利用Internet提供电子邮件咨询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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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颖芳等.我国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实践与思考[J].情报资料工作，2013（1）.

[3] 张彦静，曲晓玮.公共图书馆推动城市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佛山市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论坛，2012（4）.

[4] 张海营.基于RSS技术的图书馆定题服务系统研究――以图书馆个性化电子期刊订阅为例[J].情报杂志，2011（6）.

[5] 汪春芳.高师图书馆在行动研究中的定题服务探析[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3）.

[6] 彭凌云.图书馆网上定题服务中的用户隐私保护[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0（9）.

篇9

论文摘要：站在信息学界“大情报”的角度，将当前社会科学信息用户的需求划分为社会科学之科学信怠需求和社会科学之社会动态信息需求两种类型，并在分析两种不同类型的基础上对两种不同需求类型特点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

我国信息学界将信息根据其性质划分为科学信息和社会动态性信息二种类型。在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活动中，人们需要社会科学的学术信息，同时也需要社会动态性信息。因此，按照用户对信息需求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社会科学信息用户的需求划分为社会科学之科学信息需求和社会科学之社会动态信息需求两种类型。这种划分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有助于我们从“大情报”的观点来研究各类信息用户及其需求的不同特点，提高信息服务的质量。

1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科学信息需求

社会科学信息需求中科学信息需求和社会动态信息需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信息需求，具有不同特点。科学信息是人们在获得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逻辑思维和实践的不断检验而形成的概念及理论系统的知识;人们需要它的目的，主要是从已有的理论、观点出发，引用、借鉴、吸收、批判前人的认识而完成自己的认识过程。社会动态信息是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事件、事实、数据、情况的信息，主要包括:市场行情、社会消息、新闻报导、各类社会指标等;人们需要它的目的，主要是从事实、数据、消息等原始资料出发，分析、综合、验证已有观点和形成自己的新观点，同时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信息时代又赋予社会动态信息更为广泛的内容。科学信息和社会动态信息同时作为信息用户需求的对象，它们之间又有密切联系。其表现为:a.各类型用户在从事各类型工作和完成各种任务时，都有可能同时存在着对科学信息和对社会动态信息的需求，两类信息共同为用户服务。b，两种需求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对科学信息的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后，往往需要动态的信息证实观念说明理论和丰富理论;对动态信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往往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来看待实际问题，因而就有了对科学信息的需求。

科学信息需求一直是传统情报学指导下的情报工作所要满足的主要对象。不管信息用户的结构如何变化，科学信息需求仍将是首先得到信息保障的一类需求。可以说，迄今为止，传统的情报学和社会科学信息理论关于用户与需求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对科学信息需求研究的结果。社会动态信息是人们了解社会问题，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信息。但是，社会科学信息界由于受“小情报观”的影响，社会动态信息需求的研究一直未提到应有的地位。自90年代开始，我国全面感受到信息冲击波的影响。这些冲击波不仅仅是由科学信息单独形成的，更多的则是由记载社会现象具体事实、数据，甚至消息同科学信息一起构成的社会动态信息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它对科研、决策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不可忽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动态信息的内容和影响会越来越大，它不仅是科研、教学不可缺少的内容，面且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信息需求。

2社会科学之科学信息的需求特点

社会科学之科学信息在分布上比较分散，传递障碍多，局限性大，老化程度慢，生命力强;在表述上，往往不够严谨，术语不统一。正是由于它具有上述特点，人们对其需求有些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人们比较重视文献信息，尤其是专著和期刊。由于大多数学术信息都是以文献的形式存在的，文献的发表经过了评审，其理论性强、表达观点集中、术语也较为规范，所以社会科学研究者非常注重文献信息，往往在占有大量文献信息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研究。在文献信息中，图书和期刊的需求量最大。有关国内外的用户调查结果显示，社会科学信息用户比自然科学信息用户更重视图书、期刊。这是因为图书包含有完整、系统、成熟的知识信息，又能提供翔实的史实材料和社会背景，能较好满足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需求。期刊由于其出版周期短，流通快，反映的资料新，可使用户了解研究进展和新科学动态等，是较好的信息来源。

b.人们既需要最新的信息，也需要时间跨度较长的信息。同自然科学领域一样，社会科学领域的用户都愿意接受近两年的新信息，但自然科学领域的用户对一二十年前的信息需求量较低，而社会科学领域的用户对旧文献仍有相当的需求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社会科学研究周期比自然科学研究周期长，所需信息的时间跨度较长;社会科学文献本身生命力强，老化慢，累积程度差，早期的文献不能被近期的文献完全包含和取代，所以旧的文献仍然被使用。

C.人们需要全面、系统、完整的信息。自然科学研究通过实验设备进行，需要的信息有时就是一条关键的数据、一种关键的材料或一些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而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通过逻辑思维、理性分析，需要做文献调研，广泛阅读参考文献，进行比较分析。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了解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全过程，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信息。

d信息需求受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记载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科学文献往往受到作者个人思想观念的影响，因而社会科学信息的需求也受其影响。社会科学领域学派众多，百家争鸣，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往往受个人的年龄、经历、地域及所属学派观点的影响，表现出对不同内容的信息有不同程度的喜好。

e.信息需求的学科范围广泛。这是由于各门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像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那么分明;同时，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类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多方联系的整体，一种社会现象往往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其它学科的帮助，吸收新方法、新观点。

f.查找信息时注重个人参与。有关用户调查的结果表明，社会科学信息的需求者对目录、文摘、索引等二次文献的利用率不如自然科学高，同时，只要有可能，他们宁愿自己去查找信息，而不愿委托别人。

g.信息的需求内容具有时代性。社会科学信息的需求是一种客观现象，它反映了现时社会需求的状况;同时，社会环境、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会反映到信息需求上来。

3杜会科学之社会动态倍息的器求特点

由于社会科学之社会动态信息内容广泛、传播速度快、政策性强、老化快，人们对其需求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a.人们对社会动态信息的需求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得到，包括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电脑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就像一根纽带，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信息才得以超越时空，面向全社会、全世界传递;也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信息的共享性、无限性和开发性的特点才表现得那么充分，人们通过它来获得大多数的社会动态信息。

b.存在着有意向的需求和无意向的需求。有些需求者出于工作或任务的需要，迫切需要获得相关的社会动态信息;有些需求者出于兴趣爱好，对某种信息尤为钟爱。这样的需求属于有意向的需求。有些需求者有闲暇时间读报刊、看电视，目的并不在于有意向地获取信息，而在于放松一下心情，满足好奇心理等。这样的需求属于有意向的需求，有意向的需求是需要信息保障的，而无意向的需求有时可转化为有意向的需求，有些需求可以从多种渠道得到满足。

c.需求者众多，目的各异。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动态信息需求可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员的信息需求，而他们需要信息的目的各异。有些是作为教学、科研的原料，有些是为了丰富知识、增长见识，有些是作为政治、决策的参考，有些是企业管理者、商业经营者决策的重要依据，有些仅仅是出于猎奇等等。正是因为需求者众多，目的各异，才需要深人研究社会动态信息的需要，以提供有效的服务。

d.新和旧并存。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性较弱，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成果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有关社会现象的具体事实、事件和数据在多年以后，人们还可能突破旧的局限，重新评价和认识它们，旧的社会动态信息仍然可以作为研究的原料。然而，人们对时代感强的、新颖的社会动态信息的需求热情总是比较旺盛，人们总希望了解最新动态及新的事件、新的发展，以作为新的原料进行加工，给研究工作注人新的活力。所以信息服务行业在提供新的社会动态信息的同时，还应注意保留旧的社会动态信息，并提供服务。

研究需求，目的是提供更好的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社科信息的需求将呈现不断升温的趋势，信息需求内容更加广泛，传统的信息服务方式已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加强信息服务手段自动化，加强信息服务人员素质的提高，是信息服务部门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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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易克信.赵国琦.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3邹克仁.“大情报”观之我见.情报理论与实践，1999;(4)

篇10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undergraduat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theories and model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quality cultivation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health management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fail to meet the needs of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ider their teaching philosophy，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and resource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cultivate good basic research ability for undergraduates.

Key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medical university； health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0 引言

在?t学院校开设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主要是为了培养管理学与医学的复合型人才。[1]在现代教育理念的框架下，“三早教育”是培养大学本科生综合素质的基本路径。[2]更具现实的情况是，国家目前在各大高等院校大力提倡“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3]为了满足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本科生的科研素质培养是非常关键的。[4]因此，加强大学本科的科研基础能力培养，提高本科生的科研基本素质，已经成为教育学界的共识。[5]在当下的教学实践中，本科生的科研素质训练已经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6]在此情况下，医学校院也高度重视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的科研素质培养，并在教学实践中针对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开设了大量科研基础能力培训的课程。但由于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特殊的专业背景，使得现有的关于本科生科研素质的培养未能满足创新型人才的需要，需要引起相关教育学界的重新审视和思考。

1 现状与问题

1.1 教学目标不清晰

从最终的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在医学院校设置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是为了满足卫生事业发展对医学和管理学交叉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在具体的教学内容上，主要课程设置包括了卫生事业管理类和医学类专业课程。在思维样式方面，由于卫生事业管理学属于公共事业管理学，而公共事业管理学是管理学的分支，其思维样式属于社会科学样式。而医学属于理科，其思维样式属于自然科学样式。很明显，社会科学思维样式和自然科学思维样式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思维的差异也显著存在于二者的科学研究思维和研究样式方面。由于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特殊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思维都存在于教学实践当中。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医学院校专业目标培养的困惑。学生的思维训练究竟以自然科学还是以社会科学的思维样式为主，在目前的医学院校当中仍然存在分歧。这种专业目标培养方面的不清晰也影响了本科生科研素质培养目标的确定。具体来说，为了支撑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科研基础能力培养，究竟设置什么的教学目标，在目前的医学院校当中缺乏清晰的界定，需要进行深度的思考和顶层设计。

1.2 理科化的科研思维训练

从学科属性来看，医学属于理科，是自然科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医学的科学研究思维和模式遵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在这种研究范式框架体系当中，因果关系的证据是核心。因此，在现代医学科学研究的主要强调以实验研究为基础的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证据。但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框架体系当中，由于是以人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相关的混杂因素没法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大规模的实验研究将变得困难。这就导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尤其是经济管理研究当中，更多探讨因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显著有别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当中，通过实验将一些混杂因素进行控制，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来探讨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目前经济管理科学研究所展示出来的研究模式来看，主要考察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主要由于开放性的社会环境，使得单纯考察两变量之间的关系将变得非常困难。在目前的医学院校当中，学生绝大部分是医学类的本科生，教师也是以医学背景为主体。整体的教学和学习氛围偏向于自然科学。比如在相关的教材当中，其中的例题及相关的习题训练都是以实验研究为基础而进行的设计。在这种氛围的诱导下，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的思维样式逐渐偏向于理科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

1.3 培养方案偏自然科学实证范式

在医学的科研思维和样式中，无论是基础的实验研究还是临床研究都偏向于自然科学的实证分析范式。受此科研思维的熏陶和感染，在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科研素质培养的教学当中，自然科学的实证分析范式占据了主体内容。比如在教学过程中，过度强调实验研究的重要性，并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各种实验研究设计的样式进行了大量的讲授。更重要的是，在后续的相关科研基础能力培养课程方面，为了迎合实验研究的需要，在教学内容方面进行相应的设置。比如在统计学教学方面，为了让学生熟悉和掌握实验研究数据分析的知识，在教学内容方面就设置了T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等内容。而在经济管理研究研究当中常见的多元回归分析等内容则相对较少。客观地说，自然科学的分析范式是科学研究的核心。但是，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存在自身客观的规律，也形成了自身的研究思维和范式。但在目前的医学院校当中，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的科研思维和基础能力培养仍然偏向于自然科学，尤其是卫生事业专业设置在公共卫生学院就体现得更明显。

2 治理机制

2.1 转变教学理念

从根本上来说，医学院校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从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从研究逻辑和研究范式来看，卫生事业管理专业遵从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式。但在医学院校中，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科研基础能力的培养偏向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显然不能适应本科生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需要。因此，医学院校相关学院必须进行教学思念的转变。摆脱传统的教学思维，适应时代对于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素质培养的需要。在教学目标的制订、教学内容的设置、教学平台搭建等方面，围绕建立本科生社会科学研究科研思维的教学思路，注重塑造本科生经济管理科学基础能力，以完成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科研基础能力的培养目标。

2.2 重设教学目标

由于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主要在医院、卫生行政机构等从事管理工作，而且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卫生事业管理的研究工作。因此，医学院校本科生素质培养必须适应这种管理型人才的需要。因此，医学院校在制定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素质培养目标时，需要建立培养本科生经济管理思维和基础能力的目标。具体到本科生科研素质培养目标，需要确立以掌握经济管理科学研究分析范式的培养目标。该目标的确定，体现了管理学在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教学的核心地位，强调塑造本科生社会科学研究思维能力的主导思想。

2.3 重置教学内容

在确定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科研素质培养目标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重置教学内容。为了培养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的经济管理基础研究能力，需要参考综合性大学经济和管理学院科研素质训练课程的设置。具体在教学内容修订的过程中，删除或压缩相关与医学研究相关的内容，增加与经济管理研究相关的科研基础训练课程。比如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设计与写作、计量经济学等内容。而且，根据相关课程的逻辑关联，将相关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形成科研基础训练课程群，以保证教学内容的逻辑性和完整性。更为关键的是，在相关教学内容设计方面，强化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重点内容讲授，比如社会调查研究课程中强化对于调查研究的设计、计量经济学课程中对于调查数据和二手数据的处理。通过重置教学内容，以培养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社会科学研究思维，从而提高科学研究的基础能力。

2.4 完善基础教学资源

客观地说，目前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科研素质培养的教学内容，与经济管理教师队伍的匮乏存在一定的关联。因此，要保证医学院校本科生科研素质培养质量，首先需要加强师资建设。经济管理科研能力培养需要专业的师资队伍。在这方面，可以考虑从综合性大学招聘经济管理背景的教师充实师资队伍。另外，实验室建设方面，可以考虑建设相关的经济管理研究的实验室。比如心理学在经济管理科研中的地位日益显现，因此需要建设相关的管理心理学的实验室。最后，在科研教学资源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比如，在目前的经济管理类的科学研究当中，对二手数据的分析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样式。在此情况下，科研数据库的建设是关键。在目前的医学院校当中，相关经济管理的数据库建设比较少。因此，为了培养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科研素质，相关数据库建设是需要进一步加强。总之，通过完善教学基础平台，从而保证学生科研思维的训练围绕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思维逻辑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