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总方向范文
时间：2023-11-02 18: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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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共被引分析是“以文献的作者为基本单元建立共被引关系，使为数众多的作者通过被引证的关系聚集成一个个学科群体，形成学科群体网络，从而反映学科专业人员之间的联系和结构特点，并反映出他们所从事的学科专业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变化趋势”[2]的一种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是研究社会关系的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它能够对社会网络中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以可视化的图形展示行为者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及描述群体关系的结构。[3]本文采用作者共被引分析方法来构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主要学者的共被引矩阵，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来构建和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构建和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学者共被引网络知识图谱。
一个学者能够与其他学者在某个学科中形成学术群体，本身需要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并且与其他学者有共同的学术兴趣，互相之间有紧密的学术联系。而论文被引总频次和作者共被引总频次能够较好地反映学者的学术影响力和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4]因而本文确定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主要学者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1）统计《中国高教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江苏高教》、《高等工程教育研究》、《黑龙江高教研究》以及《高教探索》8种高等教育学核心期刊载文的作者被引数据，并以被引总频次300为阈值，从而筛选出50位高被引作者，如表1所示。
（2）在中国引文数据库的“教育与社会综合”学科范围内两两检索50位学者之间的共被引频次，然后把50位学者两两之间的共被引频次整理在一起，就可以形成我国高等教育学者的共被引矩阵，如表2所示。
二、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构建高等教育学术群体知识图谱多元统计分析包括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它们可以根据学者之间研究的相似性来对主要学者进行聚类和划分。本文先通过SPSS19软件把作者共被引矩阵转换成相关矩阵和相异矩阵，再进行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从而可以根据学者之间共被引产生的相似性关系，聚类和划分成一个个学术群体。
（一）因子分析
?理论探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术群体可视化知识图谱构建与分析表3是因子分析所得出的解释总变量表，从中可知，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总变异量达到了34.299%，再查看成分矩阵可知，有14位学者在两个或多个公表3公因子解释总变异量（部分）
因子的负载值都超过0.4，说明不少学者的研究互相之间都有较紧密的学术联系，并且很多学者的研究均具有跨领域性，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而，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的结果，将是按学者间学术联系最紧密的领域进行聚合和分类，而不是以研究领域的有无进行划分。（二）聚类分析与多维尺度分析
通过对相关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和对相异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综合两者的结果，可以把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学者划分为8个学术群体，如图1所示。因子分析结果已经证明，我国高等教育学者学术视野都比较广阔，个人研究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因而聚类分析与多维尺度分析所划分的学术群体，体现的是学者在某一领域的研究跟其他学者的学术联系非常密切，并不代表学者的研究仅限于此领域。
备注：每个闭合的区域代表一个学术群体，与聚类树图标示保持一致，分别用A、B、C、D等字母代表各学术群体。
图1多维尺度分析结果
（三）学术群体的划分
表4为综合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所得出的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主要学者构成的8个学术群体及其成员列表，其中成员人数最多的是16人，最少的是2人。我们知道，学者的代表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学者在学科中的具体贡献和研究领域。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分析学者的代表作（被引频次居前10位的代表性论文）来了解各学术群体及其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通过分析共被引频次的高低来了解学术群体中不同学者研究成果的相关性的高低;通过分析不同学者共被引频次总和的大小来了解各个学者在该学术群体中的影响力大小。
1.学术群体A
学术群体A中有6位学者，从他们的代表作中可知，这一学术群体研究领域涉及到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教师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创新性人才培养、院校研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等多个方面。其中，每一位学者研究领域都很宽泛，但也有一定的侧重。如谢安邦、薛天祥两位学者侧重于教师教育研究，周川教授侧重于院校研究，胡建华教授侧重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龚放教授则侧重于研究创新人才培养，戚业国教授则侧重于研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从各个学者的共被引频次来看，胡建华和周川共被引频次最高，高达173次，说明他们二人研究成果相关性最高，其他依次为薛天祥和谢安邦、胡建华和薛天祥、胡建华和龚放、胡建华和谢安邦、周川和龚放、周川和薛天祥、谢安邦和戚业国等，戚业国和胡建华研究成果相关性最低。从各个学者相互之间的共被引频次总和来看，排在最高的是胡建华，余下依次为周川、薛天祥、谢安邦、龚放和戚业国，这一次序也反映了各位学者在这个学术群体中学术影响力的大小。
2.学术群体B
学术群体B有16位学者，是人数最多的学术研究群体。从他们的代表作来看，该群体的研究领域更加宽泛，包括高等教育思想、高等学校发展战略、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教师教育、高考改革、学科建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现代大学制度、高等学校职能、大学文化建设等，其中大多数学者研究方向都比较开阔，只有刘献君、文辅相、刘海峰和王伟廉等四位学者的研究方向比较明确，如刘献君教授侧重于高校发展战略研究，文辅相教授重点研究大学素质教育，刘海峰教授侧重于研究高考和科举，王伟廉教授则重点研究高校教学管理。从共被引频次来看，排在最高的前五对学者依次为潘懋元与王伟廉、潘懋元与邬大光、潘懋元和顾明远、潘懋元和刘海峰、潘懋元和杨德光，这说明，在这一群体中，这6位学者研究成果相关性最高。从共被引频次的综合来看，从高到低排在前十位的依次是潘懋元、张应强、顾明远、邬大光、王伟廉、杨德广、蔡克勇、刘海峰、刘献君、顾建民，这也反映了在这一群体中这10位学者的学术影响力的大小顺序。
3.学术群体C
学术群体C有4位学者，从他们的代表作来看，这一学术群体的研究领域也比较开阔，但主要集中在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和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两个方面。其中杨叔子和王义遒两位学者的研究方向比较集中，周远清和钟秉林两位学者的研究方向则相对宽泛。不过，他们四位在人文素质教育研究上都有交集。因此，可以把这一学术群体看作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群体。从共被引频次来看，杨叔子和周远清最高，其余依次为杨叔子和王义遒、杨叔子和钟秉林、周远清和钟秉林、周远清和王义遒、钟秉林和王义遒。这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研究成果相关性的高低。从共被引频次总和的多少来看，杨叔子最高，其余依次为周远清、钟秉林、王义遒。这说明在这个学术群体中，杨叔子学术影响力最大，其余依次为周远清、钟秉林和王义遒。
4.学术群体D
学术群体D有7位学者，从他们的代表作来看，除纪宝成和袁贵仁研究领域比较宽泛以外，王冀生、眭依凡、刘保存、田建国、衣俊卿五位学者研究方向都比较明确，主要集中在大学办学理念、大学文化建设等方面。从他们的共被引频次来看，眭依凡和王冀生最高，其余依次为王冀生和袁贵仁、眭依凡和袁贵仁、刘保存和眭依凡、袁贵仁和衣俊卿、刘保存和王冀生、王冀生和田建国、袁贵仁和纪宝成、袁贵仁和田建国、眭依凡和纪宝成。这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研究成果相关性的高低顺序。从共被引频次的总和来看，王冀生和袁贵仁、眭依凡三位学者明显高于其余四位学者，其余依次为刘保存、田建国、纪宝成、衣俊卿。这也说明在这一群体中各位学者学术影响力的状况。
5.学术群体E
学术群体E有2位学者，从其代表作来看，他们的研究方向最为明确和集中。蔡国春主要集中于中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研究和院校研究，而赵炬明则专注于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他们二人的共被引频次为45，反映了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有较高的相关性。从上文表1反映的总被引频次来看，蔡国春的总被引频次为437，赵炬明的总被引频次为394，这说明，在这一群体内，蔡国春的学术影响力要大于赵炬明。
6.学术群体F
学术群体F有4位学者，从他们的代表作来看，这一学术群体的研究方向也比较宽泛，涉及到了高校治理结构、教学改革、教育理念、大学精神、高等教育评估，但在高校治理结构上他们之间有较大的交集，所以，这一群体可以称之为高校治理结构研究群体。从他们代表作的共被引频次来看，别敦荣和周光礼、董云川、秦惠民三位学者都在50-55次之间，秦惠民和周光礼有42次，董云川和周光礼、秦惠民的共被引频次分别为21和20次。这说明，周光礼、董云川、秦惠民三位学者与别敦荣教授的研究成果相关性最高，其次是周光礼和秦惠民，相关性较低的是董云川和周光礼、秦惠民两位学者。从四位学者的共被引频次总和来看，别敦荣、周光礼、秦惠民和董云川四位学者分别为158、118、114和41次，这也反映了四位学者在这一群体中的学术影响力。
7.学术群体G
学术群体G有5位学者。从他们的代表作来看，这一群体的研究方向则比较宽阔，包括了高等职业教育、现代远程教育、教师教育、独立学院发展、高水平大学建设、专业学位教育、教学工作、高教管理体制改革、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大学生就业等多个方面。从他们代表作的共被引频次来看，吴启迪与周济的共被引频次最高，余下依次为谢维和与康宁、康宁与周济、张尧学与周济、张尧学与吴启迪、谢维和与周济、张尧学和康宁，而谢维和与吴启迪、张尧学的共被引频次都比较低，这一顺序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研究成果相关性的高低。从他们各位共被引频次的总和来看，周济最高，余下依次为康宁、吴启迪、谢维和、张尧学。这也是他们在这一学术群体中学术影响力的反映。
8.学术群体H
学术群体H有6人。从他们的代表作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学术群体的研究领域也很宽泛。其中，赵沁平、王战军主要研究研究型大学建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马陆亭和陈厚丰主要研究高等学校分类;沈红和闵维方教授主要研究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大学生资助。此外，沈红的研究型大学建设研究也很有影响。因此，沈红在研究方向上与王战军也有交集。这种研究方向上的特点也反映在他们代表作的共被引情况中。如沈红和闵维方的共被引频次最高（58次），其次是马陆亭和陈厚丰（51次），再次是王战军和沈红（50次），第四是赵沁平和王战军（37次）。其余的学者研究成果之间共被引频次都不高，这反映出他们之间研究成果的相关性不高。从这一群体各个学者的共被引频次总和来看，沈红最高，余下依次为王战军、马陆亭、闵维方、赵沁平和陈厚丰，这也说明了以上各位学者在这一群体里学术影响力的大小顺序。
（四）战略坐标图分析
战略坐标图（Strategic Diagram）是Law等人于1988年提出的，是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用可视化的形式来描述研究领域或主题内部联系情况和领域间相互影响情况。[5]它将一个二维空间划分为四个象限，第一象限表示核心且成熟，第二象限表示边缘但成熟，第三象限表示既边缘又不成熟，第四象限是核心但不成熟。在战略坐标图中，X轴为向心度，表示群体间相互影响的强度;Y轴为密度，表示某一群体内部的联系强度。“向心度一般是用某一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外部链接来表示，密度以群体内部各学者之间的平均共被引频次来表示。”[6]本文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和作者共被引矩阵，计算了每一类学术群体的向心度和密度（如表5所示），并依据向心度和密度绘制出战略坐标图，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学术群体B在第一象限，说明潘懋元、王伟廉、邬大光等学者组成的学术群体，不仅内部之间学术联系非常紧密，而且跟其他群体学者的联系也非常密切，这一群体在8个学术群体中居于中心、核心位置。学术群体A、学术群体C、学术群体F和学术群体G处于第四象限，且位置相对集中，说明这几个学术群体之间的学术联系较为密切，这几个学术群体也同样居于比较核心的位置，但学术群体内部的联系、沟通以及互动显得略差一些。学术群体D、学术群体E和学术群体H处于第三象限，说明他们在内、外部的学术联系方面都相对差一些，处于较边缘的位置。
图2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群体的战略坐标图
三、社会网络分析构建高等教育学术群体知识图谱多元统计分析可以较好地观察学者之间的关系和分类，但不能够表现学者之间联系的强弱，而社会网络分析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社会网络分析是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主要分析的是不同个体、群体所构成的关系的结构及其属性。[7]本文主要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主要学者的共被引网络，以此来了解其社会网络特征。将50位学者的共被引矩阵导入Ucinet 软件和 Netdraw 软件，生成的学者共被引网络知识图谱如图3所示。
备注：整个网络由结点和连线构成，其中网络中的结点代表作者，结点大小代表各位作者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共被引关系，线条的粗细代表作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
图3高等教育学者共被引网络知识图谱
（一）网络整体属性分析
1.密度分析
密度反映的是社会网络关系的密切程度，密度越大，表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在作者共被引网络中，网络密度反映了网络中各个点之间联络的紧密程度。联络密切的网络会促进信息的交流和科研的合作;反之，过于稀疏的网络则会阻碍科学研究的发展。[8]通过 Ucinet 软件可以算出，50位学者组成的共被引网络的密度是21.51，网络的连通性较好，有不少节点高度连接，说明50位学者之间共被引情况普遍，频次较高，他们的学术联系比较广泛且紧密，各自的研究能够相互交叉、相互借鉴、相互参考，研究互动大，有些学者甚至一起形成紧密的学术共同体。
2.小世界效应验证
小世界效应是社会网络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所谓小世界效应，就是指在社会网络中，大部分节点彼此并不相连，但它们之间只要经过少数几步就可到达。在作者共被引网络中，如果具有小世界效应，就说明该网络是 “一个信息通畅，科研人员能够快捷交流的网络;相反则是一个信息流通速度慢，甚至信息闭塞、人员不能够快速进行交流的网络”[9]。因而是否存在小世界效应，表明该网络是否是有利于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通过Ucinet 软件分析可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作者共被引网络中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是1.036，即在该共被引网络中，每两个学者只要通过1.036个人就可以互相建立学术联系。根据小世界效应理论，平均路径长度不超过10的网络就可以说具有小世界效应，这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学者的共被引网络具有显著的小世界效应特征，是一个信息交流畅通、学术互动频繁、有利于学科发展的网络。
3.网络聚集度分析
网络聚集度反映了节点之间的紧密程度，值位于0和1之间，值越大说明整个网络越紧密，否则越疏松。[10]通过Ucinet 软件分析可知，共被引网络的聚集度为0.982，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学者共被引网络的聚集度是非常高的，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二）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之一，是“关于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位置的测量概念，描述的是个人或组织在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性”[11]。根据计算方法的不同，中心性可分为度数中心性、亲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中心性居前15位的学者，如表6所示。
作者度数中心性
（NrmDegree）作者亲近中心性
（nCloseness）作者中介中心性
（nBetweeness）潘懋元25.37袁贵仁100袁贵仁2.24顾明远9.48刘献君100刘献君2.24周济7.94王伟廉100王伟廉2.24刘献君7.48张楚廷100张楚廷2.24邬大光6.75周济100周济2.24张应强6.5周远清100周远清2.24别敦荣6.26张应强100张应强2.24杨德广6.17刘宝存100刘宝存2.24康宁6.07别敦荣100别敦荣2.24周远清6.07蔡克勇100蔡克勇2.24胡建华5.88薛天祥100薛天祥2.24薛天祥5.75钟秉林100钟秉林2.24王伟廉5.48戚业国100戚业国2.24杨叔子5.27邬大光100邬大光2.24谢安邦4.94顾明远100顾明远2.24
1.度数中心性
度数中心性又叫点度中心性，指网络中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个数。如果一个点与许多点直接相连，该点就有较高的点度中心性。[12]在作者共被引网络中，学者的度数中心性越高，说明该学者在整个学科研究中居于越中心的位置。由表3可知，潘懋元的度数中心性最高，相对度数中心性达到了25.37，跟其他49位学者均有共被引关系，与王伟廉、邬大光的共被引频次均达到了500次左右，还与另外24位学者的共被引频次达到了百次以上，说明潘懋元教授在由50位学者组成的我国高等教育作者共被引网络中处于最核心的位置。表中其他学者的相对度数中心性也都超过了4.94，说明这10位学者均处于整个网络的核心位置，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学者。
2.亲近中心性
亲近中心性又叫接近中心性，是以距离为概念来计算一个节点的中心程度，与别人越近则中心性越高，与别人越远，则中心性越低。[13]在社会网络中，亲近中心性主要是指某点到网络中所有其他点的距离总和最短。这样的点在网络中有最佳的视野，可以知道网络中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信息的流通方向，该点在传递信息方面就越容易。由表6可知，亲近中心性居前的10位学者，他们的亲近中心性都是100，说明他们具有一致且最高的亲近中心性，具有最佳的学术视野，掌握着学术信息流通方向。
3.中介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又叫间距中心性， 描述节点在整个网络的中心程度， 表征的是整个网络的集中或集权程度， 即整个网络围绕一个点或一组点来组织运行的程度，测量的是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的程度。[14]在作者共被引网络中，一个学者的中介中心性越高，说明有越多的学者需要通过他才能发生联系。由表6可知，中介中心性居前十位的学者，他们的中介中心性均为2.24，说明他们均有整个网络的最大控制权力，控制资源能力较强，是整个共被引网络构建的关键，具有最大的中间影响力，他们对学术知识和学术信息的交流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和中介作用。同时也可以发现，在高等教育作者共被引网络中，中介中心性排名基本与亲近中心性排名一致。
（三）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是根据网络中节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将网络中的节点分为两个区域，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处于核心区域的节点在网络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核心―边缘结构分析的目的是研究社会网络中哪些节点处于核心地位，哪些节点处于边缘地位， 其本质是将实际数据与理想的模型数据进行比较，通过计算两者的相关性来分析实际数据是否具有核心―边缘结构。[15]通过在 Ucinet 软件中对学者共被引网络进行连续性核心―边缘模型分析，计算结果显示实际数据与理想模型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59，属强相关，说明作者共被引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软件同时也计算出了每位学者在网络中的核心度，我们以核心度大于0.1为标准，共筛选出13位核心学者，如表7所示。排名第一的是潘懋元教授，其核心度达到0.77，远远大于其他的学者。对比表6可以发现，这13位学者均属于度数中心性居前15位的学者范围，可见，核心度排名跟度数中心性排名也是基本一致的，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学者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位置，确定谁是核心学者。
表7 核心―边缘结构分析中的核心学者
排名作者核心度排名作者核心度1潘懋元0.778薛天祥0.1342王伟廉0.2169刘献君0.1323邬大光0.21410周济0.1314顾明远0.211刘海峰0.1195张应强0.15112别敦荣0.1156杨德广0.1513周远清0.1117胡建华0.134
四、小结与讨论
通过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术群体可视化知识图谱的构建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我国高等教育50位高被引作者可以划分为8个学术群体，各学术群体成员数量从2人到16人不等，每一学术群体均在高等教育研究的某一或某几个方向具有较强的学术联系。
（2）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术群体是一个学术互动强、学术交流快速的学者团体。由50位学者组成的共被引网络，密度大、网络聚集度高，具有显著的小世界效应特征，网络的连通性好，信息传递快，整个网络联系紧密，是有利于学科发展的网络。
（3）潘懋元、王伟廉、邬大光、顾明远、张应强、杨德广等几位学者在学者的度数中心性、亲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以及核心―边缘结构的核心度分析中，均居于前列，处于整个共被引网络的核心位置，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学者。
篇2
一是割裂高等教育供给者和公共财政的必然联系，剥离公共教育系统与政府间的行政联系，打破高等教育领域垄断局面，使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处于同一竞争平台上，实现教育供给者的多样化。二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充分引入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和自由选择机制，以激励公立高校革除科层管理的弊端，提高教育活动的效率和质量。
(二)大力发展私立高校，促进公办高校改制
给予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同等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使私立与公立大学按照同样的标准接受评估，取得学位授予资格，才能真正满足教育需求。另外私立高校拥有公立高校无法相比的自。这是因为，私立大学受外界干扰较少，尤其不大受政府的约束，其招生权、经营权归自己，可以自主制定招生标准，计划招生人数，自主设置专业结构，自主聘任教师，更重要的是，可以自主经营和确定办学方向，拥有自，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在公立大学中，按照“钱”和“权”的关系原则，大学从政府拿了钱，就不可能摆脱政府的干预。为了使公办高校获得更多的自，必须对其进行改制，可以采取“公办私营”的方法，使大学的所有权仍控制在政府手中，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起宏观导向作用以及引导社会的舆论监督，不给学校具体的指标，让学校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自主经营，仿照私立大学的模式运行。
(三)明晰教育产权，逐步实现全面的高等教育民营化
篇3
论文摘 要: 教育评价的目标是从宏观层面监控教育的价值，保证教育质量的提高。我们现存的教育评价体系存在评价主体单一等诸多问题。因此深入研究高等教育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进一步的有效的应对之策，保证我国道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高等教育评价的目标
评价与目标是相适应的，要建立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必须先充分了解评价对象的特点与性质，只有在对评价对象自身的目标有深切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有的方式的评价体系。因此要分析高等教育的评价机制，首先应该讨论的是高等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高等教育的功能主要有三个: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这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三个最主要的职能。高等教育的目标也正是从这三个职能上延伸而来，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目标。这三个目标是高等教育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高等教育中的一切活动都应以这三个目标为核心，由此衍生发展。
教育评价是“对教育活动满足社会与个体需要的程度作出判断的活动，是对教育活动现实的(已经取得的)或潜在的(还未取得，但有可能取得的)价值做出判断，以期达到教育价值增值的过程”。
高等教育评价必须牢牢把握高等教育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建立适合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教育评价建议的意义也正是促进高等教育目标的顺利实施，用技术的手段客观、动态的评价高等教育的成果。高等教育的目标应该成为评价教育评价的航向标，具有标杆作用，而不是颠倒因果，让高校的发展一味去适应具有工具主义色彩的评价体系。这是研究评价体系所首先应该确立的原则。
二、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评价主体的单一。
单一的政府评价使我国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行政管理色彩浓重。从实践中可以看出，我国教育质量的评价活动，绝大多数是在政府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且服务于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目标。政府评价虽然有利于顾全大局，集中宏观管理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布局和规划，并且由于其评价结果所具有的权威性能够引起培养部门对评价活动的重视，但是，它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无法满足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需要，社会参与程度低。单一的政府评价主要是反映政府的需要和利益，尽管政府需求也代表了社会需求和社会的根本利益，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政府不再是社会利益的唯一代表。
其次，被评单位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总处于被动应付局面。现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更多表现为政府的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对被评者具有强制性，因此，被评价单位积极参与的意识较差，总处于被动应付政府检查、评价的状态。
再次，缺乏监督和制约，评价垄断性和随意性较强。政府是唯一的评价主体，它决定了评价的目的、内容，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评价方法和程序的选择，以及评价结果的处理，尽管也依靠专家的力量，但从总体来说，政府依然是评价活动的唯一决定者，社会力量尚未发展到与之相抗衡，这使得评价的随意性和垄断性较强，缺乏民主与科学性，此外也削弱了被评单位的积极性。
最后，忽视了教育自身的价值与规律。以政府为唯一主体的评价体系，更多地关注教育服务社会的目标，而容易忽略人才培养及教学科研这两个目标，这就使得评价标准单一化，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
(二)高校缺乏完善的自我评价体系。
自我评价体系是一种内部评价，它可以由教师、教师团体或学校其他的专业人员、校长或学校其他管理者、学校委托的专业评价人员执行。内部评价可以为学校不同行政层面的决策提供服务。实施内部评价也是学校授权和权威由中心向边缘、从中央政府向地方社区转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高等学校对自我评价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没有把自我评价作为改善管理、提高质量、建立高校教育质量自我保障的核心手段。因此，高校开展的自我评价是随意性的，缺乏相关的自我评价制度的建设。
(三)社会评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社会各利益主体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利益关系人。然而，我国目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是单一的政府行政型体系，社会评价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首先，缺乏建立社会评价体系有关的政策和法律依据，社会评价的法律地位得不到保障，其评价行为的合法性也未受到约束。
其次，缺乏完善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评价中介机构。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评价中介机构是建立完善的高等教育质量社会评价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而在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评价中介机构中，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社会评估中介机构，其开展的评价依然是政府主导型评价，具有官方评价的性质使得评价体系不够平衡，缺乏公正独立的不受任何利益主体驱动的、以高等教育发展为己任的第三方评价机构。
三、社会评价与高校自我评价薄弱的原因
(一)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长期以来，在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体制，处于政府集中管理的地位。这种高度集中的政府统一管理体制造成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单一化，政府评价体系占主导地位。
(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从文化传统来看，中国社会历来就存在一种“官尊民卑”的思想，认为官方评价具有权威性，有较高的认同度，其评价的结果也容易成为决策、选择的依据，而对于民间评价不信任。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社会评价发展十分缓慢。
(三)国家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与西方社会不同，在我国的价值观中，国家主义的价值观一直占主流地位，在这种国家主义价值观下，教育的首要价值是满足国家、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尤其是国家的利益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最主要目标。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教育理念扭曲了大学存在的哲学意义，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制约性。
四、关于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的对策分析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已开始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在教育过程中也更加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不再单纯满足于“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开始走向理性与工具主义的融合，人文与科学主义并重的历史新局面。在此基础上的教育评价也面临转型，市场、社会对教育评价也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和要求，如何健全我国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已成为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
(一)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主体。
将政府评价、社会评价和学校自我评价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满足多元化的需要。使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共存，二者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用外部评价激发内部评价，使内部评价的效度合法化;从内部评价扩展外部评价的领域，改善对结果的解释。
(二)更新教育评价的理念。
将评价设想为理解的手段而不是判断的手段，由形成性评价向过程性评价转变，从静态判断到动态分析。将教育评价理解为动态、指导性、多元与过程性的。
(三)评价应该肩负提供建议的责任。
帕顿认为:“详细而认真的建议和结论可以像磁石一样，将评价中所有的因素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因此，提供正确、具有和实用的建议是评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提高教育评价的专业化意识。
专业化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评价机构的专业化，是指评价机构依据一定的行业准则、程序和标准等从事专业的教育评价活动;二是评价人员的专业化;三是评价活动专业化，是指依靠专业人员，在专业理论指导下，利用专业工具，按照专业伦理规范、行为标准和规程开展评价活动。
(五)加强立法，规范和引导教育督导评价的发展方向。
现今教育评价方面的立法还很薄弱，这导致许多评价工作无法可依，因此应该加强立法，以规范评价工作，约束评价主体行为，促进评价工作的良性进行。
我国的教育评价还处于发展阶段，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方方面面的完善，我们应充分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建立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机制，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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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莉萍，方向阳.对高等教育评价主体多元化的探讨[J].普通高等教育研究.
[3]赵必华.教育评价范式:变革与冲突[J].比较教育研究，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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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听障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计划
中图分类号：G7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4-0153-02
经过二十几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残疾人高等教育的规模与需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每年只能有少部分适龄残疾青年入学。如长春大学听障学生每年入学人数只占应考人数的20%，而应考人数只占适龄听障青年的5%左右。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残疾人高等教育事业也必将大发展。我校积极响应国家满足残疾人受教育的号召，于2012年8月20日出台了《绥化学院特殊教育2010-2020年发展规划》，确立了建设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特殊教育和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以“全纳教育”为原则，既招收健全生，培养特殊教育师资，又招收视障和听障学生，建设残疾人高等教育专业。依托特殊教育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专业的良好基础，我院计划在2014年面向听障生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了做好专业建设，本文就面向听障生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计划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以期为新专业建设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一、指导思想
1 以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为指导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应培养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系统地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与应用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方法，能在科研部门、教育单位、企业、事业、技术和行政管理部门等单位从事计算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高级人才。残疾人高等教育也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此首先应以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为指导。在做好与初、中级残疾人教育相衔接的同时，坚持“平等地看待残疾人，尊重他们做人的权利，包括受教育及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一原则，不能因生理上的障碍，降低对他们的要求，力争使残疾人大学生具备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一起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及在就业形势严峻、竞争激烈的现实下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和创造自己人生价值的能力。
2 体现听障生教育的特殊性
针对听障生的特殊性，应采取特殊的教学方法、教学途径和手段。听障生教育的特殊性表现在：
（1）视觉敏锐，模仿能力强
听障生的知觉形象主要依靠视觉、触觉、动觉形成综合性形象，用眼睛观察和审视事物的能力相对较强，具有很强的视觉能力、模仿能力和操作能力，但是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维比较弱。由于视觉敏锐，模仿能力强，对计算机操作的机械模仿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基本上能够快速跟上老师的演示，成功掌握操作步骤。
（2）知识面窄，阅读能力较弱
听障生从小学接受的教育一直存在内容少、知识面窄的问题，较同龄正常儿童相差5年，智力比正常儿童落后2年，而阅读理解能力，听障生平均花3年时间才能取得健全学生1年的进步。由于听障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局限，使他们的理解能力、掌握知识速度滞后于健全人，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提高比较缓慢。
（3）交流手段单一
听障生在求学过程中一直处于较封闭的环境中，交流手段的单一使知识结构单一，认知能力较低，这给他们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带来了很大困难。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总原则和总方向，是开展教育教学的根本依据。高等教育培养目标要使受教育者成为具有健全的人格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不仅能实现自我生存，而且具有提高自己生活质量和提升自己生命境界的能力；同时要使受教育者成为能平等参与社会、为社会贡献力量、具有一定职业能力的应用型和技术型人才。
结合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目标和听障生的特殊性，依据绥化学院培养方案制定工作的原则意见，确立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拥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备从事软件工程及网络工程实际工作的能力，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具有自立、自强、自尊和自爱精神的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规格
培养规格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化，是组织教学的客观依据。面向听障生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培养规格要特别重视其社会交往能力、自立、自强、自尊和自爱精神。其具体要求是：
1）重视基本的社会交往能力培养，养成健全人格。社会交往是人的基本需要，是现代人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之一。听障生在社会交往方面具有一定的障碍，因而提高其社会交往能力是非常必要的。2）专业技术能力是保证受教育者具备一定职业能力、可以实现自我生存的前提。首先要注重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能够按照计算机求解问题的基本方式去考虑问题，以便构建出相应的算法和基本程序。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规格分类”的指导思想，开设软件工程专业方向和网络工程专业方向。对于软件工程专业方向的学生要求具有较强的程序设计与实现能力，具有较强的数据库设计与管理能力。对于网络工程方向的学生要求具有较强的中、小规模网络组建与互联能力，具有较强的网站建设与管理能力。3）培养自立、自强、自尊和自爱的精神，提升其人生境界。
四、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是教学过程结束时所要达到的结果，或教学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面向听障生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目的是以知识够用及以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为目的的。具体说是：1）能够熟练操作计算机。2）能够利用主流软件开发工具独立进行小型程序设计。3）能够独立进行数据库建立、管理和维护。4）能够完成局域网的组建、管理和维护等相关工作。5）能进行简单的平面设计。6）能独立进行网站开发。7）能熟练阅读与专业相关的英文文档。
五、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学与教相互作用过程中有意传递的主要信息。基于听障生在理解、学习进度滞后于健全人及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提高比较缓慢这一现状，我们制定了7个课程模块。同一模块内课程形成“阶梯式”的课程系统，以适应“循序渐进”的要求，鼓励学生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学习，让学生在模块内一系列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养成一些良好的学习习惯。
其模块特点是：
1）课程模块之间独立。除了计算机操作能力是基础之外，其他模块之间的关联性小，便于学生独立学习。2）模块内课程自成体系。同一模块内的课程呈“阶梯式”设置，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3）编写校本教材。鉴于听障生的特殊性，不应照搬普通高等学校所用教材，要在借鉴普通高校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对教材进行改良，使之符合听障生认识特点与身心发展特点。
六、教学方法
基于听障生的特殊性，在教学活动中要充分发挥其视觉敏锐、模仿能力强的优势，在教学方法的选取上宜多采取以视觉感知为主的教学方法。例如，演示法和实验法。对于实践性较强的内容，宜采用项目教学法，以提高学生的技术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宜采取适合听障生的课堂教学形式，在现有手语、唇读、笔谈、课件等教学形式的基础上积极结合课程特点，探索适合听障生的教学形式。同时，要加大实践教学比例，通过实践环节解决由课程教学转入上机环境问题，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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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高等教育；职业本科；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相对于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旅游高等教育虽历经30余年的发展已基本成型，却并不成熟，且呈现出种种困境，如人才供需错位、学生就业压力巨大、行业就业率低和流失率高、毕业生缺乏核心竞争力、生源压力加剧等等[1]。实践上，国家旅游局[2]和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3]分别于2008年、2009年进行的专题性调查也大致印证了上述问题的存在。仍然，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加以解决。但是，在种种原因之中，实践课程体系发展的相对滞后是较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因此，如何以此为出发点，努力构建完善的“职业本科”型实践课题体系，将是我国未来旅游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一）理论基础
旅游高等教育“职业本科”型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主要源于以下理论。
（1）实践认识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一个人学习与认识的普遍性规律，其中，实践在整个过程中至关重要。只有通过实践环节，让学生在实际动手操作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动手能力，熟悉各旅游岗位操作技能，深化对专业理论的认识，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合格旅游应用型人才。
（2）知行合一论。从现代教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实践教学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最佳形式。据研究，学生的学习效果，采用“读”的方式只有10%，“听”的方式为20%，“看、听”结合为50%，“听、说”结合为70%，“说、做”结合为90%。对于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旅游管理专业，要想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更应该强化其实践教学环节。
（3）认知心理论。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学习的过程并不是学习者获得越来越多外部信息的过程，而是学习者与外界刺激之间不断地同化、顺应，从而达到平衡的过程；也是主体的认知模式不断重建、发展，以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因此，合理设计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让学生通过一系列系统性的专业训练来完成与旅游行业实际环境中各种刺激的同化、顺应，对于旅游管理专业教学而言显得意义重大。
（二）现实依据
与国外旅游高等教育相比，国内的旅游实践教学体系主要表现出如下问题：
第一、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融合度不高。在国外，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在旅游教学体系中的地位相当，两者相互融合，且互为提升。其中，以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教学楼即酒店、课堂就是实训室”的“前点后院式”最为典型。而在国内，除了完全引进“洛桑模式”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中瑞酒店管理学院外，很少采用实践与理论并重的做法，学生大多是先“集中学理论”，再“集中实训或实习”，实践教学仅仅是理论教学的一种拓展，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补充，二者之间的融合度不高。
第二、实践教学目标与旅游人才需求脱节。国外旅游实践课程的教学目标非常清晰，即注重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并有严格的制度进行管控。毕业学生往往无需经过实习期即可直接从事管理类工作，较好地贴合了旅游业的实际人才需求。而国内的实践教学尽管也强调要培养“综合应用型人才”，却极少营造“真实的工作环境”，也少有严格的制度保证，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缺乏应有的职业技能和素养，与旅游业实际人才需求基本脱节。
第三、教学经费投入与实训需求相距甚远。总体来看，国外在实践教学上的经费投入是非常充足的。如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在校内均有自己的酒店，以及会议室、计算机中心等设备设施，能很好地保证旅游实践教学的开展。而国内少有旅游本科院校拥有自己的酒店，很多院校甚至连基本的客房、餐饮、导游实训室都不完备。设施设备投入过少，导致旅游实践教学普遍性地成了“例行公事”，走走过场。
第四、实践教学资源开发严重不足。国外对实践课程教学资源的开发非常重视，不但要求教师与业界保持紧密联系，而且会想方设法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优质资源进行校企合作，真正实现了“产学研”的紧密结合。例如，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每年都会邀请在全球担任高级或顶级高管的校友回校讲学，形成“学校支持学生成长，学生成才后回馈学校”的良好循环。而国内在这方面则相对逊色，少有高校形成了学校与校友“支持与回馈”的良性循环，“产学研”一体化的办学思路仅仅停留于表面。
可见，国内旅游实践教学与国外的差距较大。为了缩小差距，我们有必要引进国外的先进办学理念，以旅游职业需求为导向，努力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并加以贯彻实施，以便能为旅游业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综合性应用人才。
二.构建“职业本科”型实践课程体系的构想
（一）“职业本科”型的内涵
“职业本科”型是指以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理念为指导，以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模式为借鉴，以职业本科教育的教学考评为手段的一种教育培养形式。而所谓职业本科教育，是指以职业目标为导向，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以职业素质教育为依托，理论教学恰当、实践教学充分的本科层次的职业性教育。具体而言，在教育类型上，职业本科教育应归属于ISCED的5B2教育；在培养层次上，职业本科教育应是专科高职教育质的提升；在培养目标上，职业本科教育应考虑到高等性、职业性、区域性和社会性等多重特性；在培养模式上，职业本科教育应与高职专科教育形成明显区别[4]。
（二）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职业本科”型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应力求以旅游职业岗位能力需求为出发点，以专业基本技能、专业综合技能、专业综合素质等能力培养为目标，以“实践-认知-学习-实践-学习-实习-再学习-就业”为运转模式，在借鉴国内外旅游实践教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遵循确保实践教学地位、适时调整实践课程、课程体系层次分明、实践课程务求连贯等四项原则[5]，体现四大要求，适时开发实践教学课程、更新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达到与职业管理型旅游人才培养目标相匹配的目的。
其中，四大要求具体是指：①学时与学分要求。结合国外经验及我国旅游高等教育实际，旅游本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实践课时总量应不少于1000个小时，不少于总学分的18%。②课程开发要求。在保持基本框架稳定的前提下，旅游实践课程的名称、目标、内容均应适时作出调整，且应尽可能联合旅游企业一同开展工作。③课程安排要求。实践教学的课程安排，应力求平衡分布，体现层次分明和务求连贯的原则，将实践教学贯穿到整个四年的教学和学习中，每个学期都应开设相关课程，以便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④课程实施要求。要求拥有较佳的“双师型”教师团队、相匹配的实训教学场地和教学软件实，切实改变“一无合格师资、二无实践场地、三无实训软件”的办学现状。
（三）“职业本科”型实践课程体系的构成
根据上述构建思路，旅游专业“职业本科”型实践课程体系可分为专业认知实践、服务技能实践、管理技能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5大模块，模块与模块之间相互作用、层层递进，具体如图1所示（单箭头代表“作用于”，双箭头代表“相互作用”）。
图1 “职业本科”型实践课程体系
在具体构成上，专业认知实践类一般由旅游礼仪实训、旅游发展调查、旅游认知实习、旅游企业在岗实习等课程构成；服务技能实践类一般由5门左右的理论配套实践课和1门企业服务技能在岗实习课构成；管理技能实践类课程可采用模拟企业实战演练或大型项目驱动型实践的方式运行；毕业实习实践类课程可由校、企指导教师共同监督执行；毕业设计实践类课程应根据职业本科院校、独立学院、一般本科院校和重点本科院校等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特点来组织开展[5]。
三.课程体系的应用——以北航北海学院旅游管理学院为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属于独立学院性质，其旅游管理专业从2006年开始招生，到目前为止，已有三届毕业生。办学6年余来，始终以“国际化、应用型”为人才培养目标，不断改进教学培养方案，并于2010年重新修订了人才培养计划。
（一）实践教学课程设计现状
该学院2010年版教学计划共分旅游与休闲、饭店与会展等两个专业方向，其实践课程由公共实践和专业实践两个板块构成。其中，公共实践环节课程相同，主要由军训（1学分）、入学教育（0.5学分）、毕业教育（0.5学分）、公益劳动（1学分）、奖励学分（2学分）、认识性社会实践（1学分）、工作性社会实践（2学分）等构成，总共8个学分（占170总学分的4.7%），要求总实践不少于10周。
在专业实践课程设置上，旅游与休闲方向主要由野外认知实习、酒店服务实务实践、旅游景区模拟实训、导游模拟实训、娱乐与休闲场所模拟实训、旅游行业综合实训、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课程构成，且要求总实践课时不少于66周；饭店与会展方向主要由野外认知实习、酒店服务实务实践、饭店前厅管理实践、饭店客房管理实践、饭店餐饮管理实践、饭店营销管理实践、会展策划与管理实践、毕业设计、毕业实习实训等课程构成，且要求总实践课时不少于80学时+56周。在专业实践总学分要求上，两个专业方向相同，均为25学分（占170总学分的14.7%）。
（二）现有人才培养方案呈现出的问题
虽然该院2010年版旅游人才培养方案已对实践教学课程做了较大调整，但从近两年的实施情况来看，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1.专业实践类课程学分比重偏低
专业实践学分总数仅为25，加上公共实践的8个学分方达到总学分比例的19.41%。显然，这与上述方案中“不少于总学分的18%”尚存在一定差距。
2.专业实践类课程设计相对单一
培养方案虽已从专业认知实践、服务技能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4类实践课程做出了安排，但整体形式显得比较单一，且课程内容设计也相对传统，没能跟旅游企业实际情况保持一致。如专业认知实践只有“野外认知实习”这一门课程，毕业实习集中在第6、7学期完成，且没有对长达10个月的实习内容梯度和实习要求做出前后区分。
3.专业实践类课程前后连贯性较弱
根据“实践-认知-学习-实践-学习-实习-再学习-就业”的课程设计连贯原则，专业实践类课程应力求前后连贯，做到从简到繁、从易到难，层层递进。但是，该学院教学培养方案未能很好地体现上述思路，具体表现在：①第1学期没有安排任何实践类课程，使学生错过了第一时间了解旅游行业及企业运营模式的机会；②第2学期的“野外认知实习”与第3-5学期的服务技能实践类课程之间由于没有安排短期的企业实习而出现断层，致使学生所学知识前后链接度降低；③第3-5学期的服务技能实践类课程由于缺少整合性的管理技能实践类课程而没法与第6-7学期的企业实习形成衔接。
4.专业实践类课程内容深度不够
由于专业方向细分不到位，该学院专业实践类课程涉及面相对较广。如旅游与休闲方向既要涉及旅行社、旅游景区等传统性实训课程，也要涉及娱乐与休闲场所经营管理等前沿性实训课程；饭店与会展方向既要涉及饭店前厅、客房、餐饮、饭店等饭店类实训课程，也要涉及会展策划与管理类实训课程。这种较广的牵涉面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专业实践类课程所涉内容的不够深入。
（三）人才培养方案的实践教学改革举措
根据北航北海学院旅游管理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所出现的问题，结合上述旅游管理专业“职业本科”型实践课程体系的设计方案，兹提出如下改革举措：
1.丰富专业认知实践类课程
在现有“野外认知实习”课程基础上，增设“旅游礼仪实训”、“旅游发展调查”、“旅游企业在岗实习”等3门实践课程。在具体安排上，旅游礼仪实训、旅游发展调查、旅游认知实习等3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应安排在第1学期执行；旅游企业在岗实习应安排在第2学期的前半个学期执行。
2.完善服务技能实践类课程
根据旅游企业发展实际，旅游与休闲管理、饭店与会展管理的方向划分并不妥当，可进一步细分为旅行社管理、旅游景区管理、休闲娱乐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管理等5个专业方向，每个专业方向应根据其所学理论课程来开展课程服务技能实训。在此基础上，增加“企业服务技能在岗实习”这一环节，以便前后学期的实践教学环节能妥善地衔接起来。
3.增设管理技能实践类课程
管理技能实践课程是独立学院旅游专业学生区别于高职高专类学生的关键，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综合管理能力和管理素质。可安排在第5、6学期进行，其实践内容和教学形式可结合学校实训场地具体设计，也可联合当地旅游企业实际共同开展。
4.优化毕业实习实践类课程
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将毕业实习集中安排在第6、7学期的做法并不妥当，有必要加以重新调整，调整思路为：第一、将长达10个月的企业实习分散到两到3个不连贯的学期中完成，期间可充分利用寒暑假时间来安排教学任务；第二、企业实习应力求长远，前后实习内容及实习要求应形成较大区分，如后期可要求企业适当安排学生到管理岗位进行实习；最后，实习学生的指导应采取实习单位指导和学校教师指导相结合的思路，协助学生更好地解决实习中遇到的问题，以切实提升学生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的目的。
四.结语
旅游高等教育“职业本科”型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方案，是在参考国内外知名旅游院校的成熟做法，并结合我国旅游业对人才需求的实际做出来的。虽然部分课程已经过北航北海学院旅游管理学院的实践检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由于时间、场地、师资、管理等诸多因素限制，本实践教学课程的全套方案尚未来得及加以全面贯彻实施。因此，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等问题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在此权当研讨。希望学界同仁能对此问题给予更多关注，从各视角展开探讨，达到尽快构建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旅游实践教学体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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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扩招；毕业生就业；教育质量；教育公平；高教体制改革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3 hot issues， i. e. graduates unemployment， declining quality and equity， caused by 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 enrolment in the past 6 years， the author discloses deep-seated conflicts facing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sour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deep-seated conflicts is its starting and involvement in a four fold transitions， i. e. ，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in its nature; from under-developed agricultural and commodity economy to a globalized， open market economy in its clients; from social margin to social center in its status and from a rigid control mechanism under planned economy to a new system to be adopted to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the major player in the four fold transitions but lack of motivation， dynamics， capacity and potentials due to the seriously lagged behind reform and tran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in higher education. Renovation of values and concep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deepening its system and mechanism reform and innovation are the key to way out.
Key words: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ment;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 equ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一、扩招——一石激起千重浪
经过1999年以来近6年的扩招，中国高等教育终于改变了它自诞生百年以来的精英教育性质，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它不仅每年为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子提供了可能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圆梦机会；而且，对我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公平，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增强总体竞争力，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和持续的发展，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不管当时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决策程序有何缺憾，发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老百姓迫切希望通过获得满意的教育改变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背景下的扩招，将以金色的一页，载人中国教育发展的史册。
然而，一石激起千重浪。连续几年的扩招带来了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失业的状况，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深受“学而优则仕”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考上大学就等于当上国家干部，就是当然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维定势影响的学生和家长，对此缺乏思想准备，难以接受这一现实。有调查显示，34．7％的毕业生因为毕业时找不到工作而后悔上大学。①劳动就业中重关系、人情，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使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毕业生更加感到失望。政府官员因此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影响社会安定，并将每年毕业生就业率作为考核学校的一项重要指标，致使有的学校和毕业生不得不以作假应对。热衷于炒作社会新闻，过度商业化，并常常对一些特定领域里的特定问题缺乏真知灼见的一些媒体(包括某些具有官方色彩的媒体)，对扩招只看负面，不及其余，甚至于质疑是否扩招闯了祸。
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扩招是否有必要，是否错了?高等教育走出精英阶段，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就是一个明证。它提出，只要学业合格，人人应当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并重申这是当今一项基本人权。它呼吁各国教育体制应当通过改革变得开放、灵活以方便学生进出。不应忘记的是，一年后中国政府作出扩招的历史性决策时，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快速从农业和不发达工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经济转变。而中国高等教育仍停留在为农业和不发达工业社会服务的精英阶段，在亚洲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中的排名，仅高于几个不发达国家，如不丹、尼泊尔、孟加拉；同中国立志追赶的已经跨过大众化并向普及化发展的发达国家相比，则整整落后两个时代。[1]中国扩招决策不是早了，而是迟了；不是错了，而是顺应潮流、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英明之举。即使从控制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传统理论角度来看，此次扩招也无可厚非。如果说中国过去25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以1983年全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生数233， 52万人为基数，并以相同口径和年增长率10％计算，2006年中国这一部分的大学生数应为1900．9l万人，现在实际为1997．85万人。[2]这说明，20多年来高等教育发展平均速度与经济增长平均速度基本持平。1999年后的跨越式发展速度多少带有对以前历史性缺失的补偿。
二、扩招激起和催化了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扩招决策有无缺憾?古今中外，凡影响未来子孙后代的重大决策，总难免缺憾，在目前中国的决策机制和环境中更是在所难免。回顾过去，扩招决策最大的缺憾在于，对数量的大幅扩张并由此引发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层次矛盾缺乏深入的研究、预想和相应对策。深入剖析扩招后引起的就业、质量和公平三大热点问题，人们不难发现，不触动和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众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难以找到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出路和办法。
l，就业。毕业生就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毋庸置疑，毕业生就业难既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技术含量和劳动制度、市场的发育及公平有关，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问题。从高校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进行反思，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尴尬和不解的现象，一方面相当比例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又有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合适的毕业生。北京华风科技公司人事干部赵锴认为：“有人说，中国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人太多了，而就我个人的就业经历和曾经招聘过几百人的一点点经验告诉我，人多远远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你发现现在10个公司中有9个公司说找不到好的人才、适合本企业的人才、—看就喜欢上的人才。”麦肯席公司2005年11月对80多位人力主管调查后的结果显示，只有不到10％的求职者符合外资公司的会计、财务、工程等岗位的要求。大多数人缺乏的是语言和文化沟通能力。由此可得出结论：除了水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之外，人才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3]
中国经济高速运行20多年，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民营经济已占半壁以上江山②，外资合资企业举足轻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行情与要求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当代大学生求职必须经受市场的挑选和检验。然而，中国高校为毕业生作好了准备吗?它是否了解并认真考虑了校园之外的快速变化，并在专业、课程、学校管理、学生能力和人格的培养、师资素质提高和培训等方面作出了必要的调整、革新和改革?学校是否有足够的自主权?不触及这些深层次的矛盾，相当比例的毕业生失业的状况就会一直存在。
2．质量。人们普遍认为，扩招导致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下降。其根据是短时期内的数量扩张造成了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师资等资源紧张，教育部并为此发起了对全国高校五年—轮的类似资质认证的质量评估。但是，当今质量和质量保证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虽然质量是一个相对的、常常是极具争议的概念，在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对象和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类社会开始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过渡的今天，谈及高等教育质量，首先仍要弄清楚以下问题，即何谓质量?什么社会、什么时代的质量理念、观念和标准?谁来评价和保证质量?质量评估的指挥棒要把学校引向何方?入门资质认证是一回事，日常质量评估和质量保证与之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没有必要的理念和体制创新，能否为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提出富有前瞻性的思路、标准和建立相应的公正、公平、透明和权威的评估机制?
3．公平。尽管扩招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入学机会，促进了社会公平，但在入学成本和社会可承受能力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公平问题。据报道，目前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 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高校现在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差额部分靠各高校收学费填充。高校生均每年所需费用，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元左右，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4]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个学生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5]高等教育成本由国家、学生、家长、社会共同分摊，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问题在于：(1)成本分摊不等于国家可以抽身或逐步降低自己的份额和责任。(2)经费分摊机制必须考虑社会尤其是不利群体的承受能力。经济合作组织(OECD)衡量成员国在高等教育中的公平状况用了两个指标，一是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程度及机会的公平性；二是各国国民接受这一机会的成本和能力，即一个国家的学费和上学的其他费用扣除所有形式的资助的净成本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瑞典、芬兰、荷兰等国这一比例低于10％，美国、加拿大 17％，英国25％，新西兰33％，日本44％。[6]如果将 4000亿，扣除国家拨款800亿元后的经费由2300万名学生分摊，中国人均分摊的经费可达13913元，相当于200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13％；如果与年收入不超过3000元的农民家庭比，此比例即使不是世界最高，也是最高之一。因此，要解决公平问题，需要回答如下问题：高等教育究竟是什么?它在实现我国所确立的一系列战略目标，如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创新型社会等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国家的责任是什么和是否已经到位?财政拨款是否应当有章可循和有章必循?政府、学生、家长、社会分摊的比例应如何确定和控制，公平如何得到保证?
三、四重过渡——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众多深层次矛盾的源头
扩招突显和激化了中国高等教育众多深层次矛盾，但它并不是矛盾的源头。源头是中国高等教育先后开始了它的四重过渡的进程，即性质上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过渡；服务对象从不发达的农业和产品经济向开放的面向全球的外向型经济过渡；高等学校的地位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过渡；其赖以生存的体制从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缓慢地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每一重过渡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有办学理念、体制、运行机制、教育和教学内容、师资和管理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变革的要求，使中国高等教育面临办学理念、模式、体制等方面众多的矛盾。
大众化首先意味着数量的扩张，而且，这一扩张将是一个不短的进程。毛入学率跨过15％只是这一进程的开始，重要的是我们应认识到，量的积累必然引起质的变化。马丁·特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大众化理论时就曾提醒人们，量的增长必将引起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教育模式多样化，学术方向、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变化。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表明，旧有的适应精英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难以完成而且也不应该由它们来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使命，必然并且实际上创造出了新的办学模式，新的拨款机制和运行机制，新的五花八门的专业、课程，适应服务对象的更加开放、多重、紧密的互动和联系，体制内的沟通、互认和为每个人提供多重流动、深造机会的立交体系，这些创新有些是政策设计的结果，有些则是民权和教育民主化运动逼出来的。[7]其中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没有这些相应的创新和变革，大众化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世界银行瓦格纳博士说，当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问题来自于规模上已实现了大众化，但理念上仍停留在精英阶段的体制。 (高等教育)内在的理念，目标和行动的变化没有及时跟上其近来发生的规模、结构、经费和管理的外在变化。此论实乃点睛之笔。
面向产品经济的精英高等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和评价标准等可以多年不变，铁饭碗制度保证了每个毕业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主导运行机制，毕业生就业都要经过市场检验、筛选和锤炼。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特征是变化快、起伏大、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技术含量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就业岗位并未相应增加，导致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和对外依存度的大幅提高③，又对大学毕业生和高校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受聘者除了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对外交流能力，包括语言和沟通能力，对国外文化和社会的了解和理解能力，了解国际上本专业和行业中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等。中国已大幅度融人世界经济，这些变化对大学生素质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强烈要求。但是，我们尚没有作出相应的改革，远远不能适应已经快速变化了的服务对象和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这也正是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求职难，同时又有众多中外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人选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之快，常令世人瞩目。现在，互联网网民已达1．3亿人。[8]随着新一代互联网 (IPV6)的启用，中国将加速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过渡。以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为己任的大学和高校，将逐步过渡到社会进程的中心，并为推动这一过渡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高等学校是信息、知识、文化和人才的蓄水池，是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主力和基地，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智慧库和发动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政治的考量，教育领域内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步履缓慢，高校应当享有的自主权没有得到落实，使得已经走上四重过渡的高校严重缺乏顺应潮流，对社会环境和服务对象的急遽变化及时、适度作出反应的能力、动力、活力和潜力，从而处于被动地位。因此，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必须重新定位。
四、更新理念，深化体制改革——化解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之道
四重过渡的产生有早有迟，进度有快有慢，每一重过渡引起的深层次矛盾既相互交叉，又互联互动。如果说向新的体制过渡的主体既包括政府，又包括高校，其余三重过渡的主体则都是高校。不同过渡引起的深层次矛盾的背景、内涵、要求和深度不一定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方面要求过渡的主体在办学理念、模式、管理、学科、课程、师资、评价、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和互动、科研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进行革新和变革，要求对高校赖以生存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而为高校的革新和变革创造条件，培育和激活高校的活力、动力、能力和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的体制创新和改革是其他三项过渡能否顺利进行和成功的条件和保证。
中国高校今天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深层次矛盾说明，它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踏上了四重过渡的征途，走上了四重过渡的立交。由于体制改革和过渡的滞后，高校没有或缺乏足够的自主，以便当机立断，确定和变更自己的方向和速度。犹如坐在各自校车驾驶员位置上的校长，他可以点火、启动、运行，但方向盘却由一个并不在他们车上的人控制。这种游戏的尴尬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深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政府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对高校的控制模式，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立法、执法、拨款和监控、信息服务、咨询等硬、软两手对高校发展方向、速度、规模、质量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培育高校应对快速变化环境的动力、活力、能力和潜力，把决定高校的办学理念和模式的权力和责任交给高校。即国家应当通过体制创新和改革，重新划定高校与政府之间的管理权限和责任，把“方向盘”交还给高校和校长。同时，政府要做好以下工作：建好“立交”，保证质量、互通和安全；建立规则，奖惩严明，保障畅通；标明方向，及时提供“路况”信息，进行引导。
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高校校长容易产生—种学校方向和大事等待上面决策，自己无能为力的被动心态，坐在驾驶员位置上却无权完全掌控方向盘多少成了一种常态。高校校长走上四重立交并掌控“方向盘”，恐怕最重要的事是选准前进的方向，即知晓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大趋势、大方向，并从本国、本地区、本校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本校的办学理念和战略，并制定出本校的“GPS路线图”。
综观世界大势，结合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四重过渡的特殊矛盾，我认为了解和认识全球范围内影响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四大理念，对于中国高校顺利踏上四重过渡，通过立交，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1，高等教育大众化。当前摆在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面前的一个需要明晰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否应当坚定不移地稳步进行下去?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而且，无论从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小康社会、创新型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四大战略目标出发，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仍然有一定的紧迫感。看看我国周边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基本普及，招生趋于饱和，其人口中学历层次的大幅提升对提升本国、本地区的竞争力和产品技术含量、质量、档次，提升本国和本地区公民的生活水平、总体素质和文明程度、适应和迎接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挑战，都产生了正面效应。④当前，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我国扩招引起的一些问题并非其本身特有和必然的，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可把扩招变成一个不仅是数量扩张，也是一个学校明确定位、方向，更新理念，提升质量和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总量酌增长，发展战略的调整，人事、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化，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社会文化心理的演变和进步，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2．高等教育国际化。虽然不同国家、学校和个人对国际化的理解、定义、期盼可以大相径庭，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一方面带动和推动了人才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跨国办学和研发活动，学分、学历、学位的互认，不同管理文化的接触和碰撞；另一方面又对人才和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激化了各国和高校之间教育、教学改革的合作和竞争。不管承认与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和挑战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区别在于是主动迎接挑战，还是被动应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后进和劣势的国家普遍担忧，接受这一理念可能意味着教育主权的丧失，意味着国外、境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侵入以及本国文化和传统的衰败等。这种担心当然并非空穴来风。但具体到一个主权国家是否—定会发生，是否一定是消极面大于积极面，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立法、政策和高校知己知彼，取其长补己短的水平、知识、眼界、能力和智慧。
对于我国来说，我认为，接受国际化理念的根本目的是从本国实际出发，了解和借鉴国际上被实践证明是先进的办学理念、模式和管理技术，以提高我们的办学水平和质量，把我们的学生培育成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要参照国际上通行的要求和标准，改革和调整学科、专业和课程的设置，加强外语技能的培训和学生对外国文化的理解、交流和沟通能力，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办学、合作研究，吸引和增加外国留学生并在校内营造出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相互碰撞的氛围；同时，大幅度提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水平。若非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实现将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
3．高等教育多模化、网络化和终身化。[9]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临近使终身教育理念成为指导各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理念。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广泛运用为高等教育的多模化、网络化、终身化提供了理想的手段、桥梁和途径。中国是终身教育理念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已经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并在不同类型和层次学校之间建立起立交桥目标。但实际状况是，由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已通行多年的开放灵活的双模制办学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便于终身学习和成绩累积的学分制尚未普遍推行；国内学校之间的学分、学历互认尚需时日，实现终身学习的诸多环节还受到种种限制。对绝大多数的普通高校来说，接受终身教育和学习社会的理念，意味着办学不能仅面对18—2l岁年龄的青年人，还要灵活开放，走多模化、网络化和终身化道路，满足千家万户、不同个体的学习需求。美、澳、加近乎百分之百，欧洲50％以上的高校已实行双模制办学多年，这些国家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是我国的6一11倍。⑤当然，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实践这一理念的途径和方式应因时、因地、因校而异。
4．高等学校的法人化。我国高等学校法人化的理念已经确立，并作为一个目标写进了1993颁布的《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纲要》。需要认真反思的是， (1)一些国际机构和早已确立法人地位并享有比我国高校多得多的自主权的众多国外高校为何近年来重提法人化。[10]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机制和享有的有限自主权已经不能适应今日快速变化的环境。任何束缚高校手脚，不利于高校活力、能力和潜力发挥的体制和政策，都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过去的几年中，一向对高校办学、人事、财务等控制极严的日本科技文部省，不顾学校和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把日本国立大学转变为所谓的“独立的行政法人”，把真正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下放给了大学，就是一例。(2)中国高校的法人地位何以至今没有或者没有完全确立。以追赶世界一流为己任的9所重点高校校长2005年在南京聚会时仍在呼吁高校应享有自主权。其根本原因是长期形成的计划管理体制对高校的控制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成为高校接受新的办学理念，奋力革新，争得主动，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体制性障碍。已经踏上四重过渡征途和走上四重过渡立交的中国高校，如果不能完全操控本校校车的方向盘，“道上”和“桥上”的事故必然丛生，学校被动，“交通管理部门”和“交警”同样或更加被动。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显现。
总之，更新理念，才能明确方向。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才能培育和保证高校迎接四重过渡挑战的动力、活力、能力和潜力，实现中国高等教育不仅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带来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希望。
注释：
①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由8777人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14日)。
② 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预测．“十一五”(2006—2010年)时期，中国民营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全部民营经济将可能达到GDI’的3／4。民营经济 2005年已经占我国GDP总量逾6成(资料来源：新华网?2000年9月21日)。
③ 对外依存度是各国广泛采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程度的—个指标，是用—一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的 GDP。中国2004年的对外依存度为70％左右。200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1．4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还在上升．规模化的“中国制造”至少为国内新增了6000万个就业岗位(资料来源：《世界财经报道》．2005年12月 8日)。
④ 日本、韩国25—34岁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50％以上(资料来源：Education at a glance，OECD， 2005)；台湾高等教育普及率已达60％(资料来源：A Model of University Incorporation in Taiwan：From Trend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Szu-Wei Yang. President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2006 Conference，成功大学)。
⑤ 据2005年全国人口调查统计，我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数为6764万人．占我国总人口的 5％。据经济合作组织2005年的教育统计，一些主要发达国家24岁以上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已占 30％一55％不等(资料来源：Education al a Glance， 2005)。
参考文献：
[1][7][9][10] 王一兵，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网络化法人化——国际比较的视角[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 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Z]．2006．
[3]环球时报．2006-08—16．
[4]教育部副部长：高校学费偏高超过百姓承受能力[N]．中国青年报，2005-09-08．
[5]中国优秀特困高考生调查报告[N]．新京报，2005—08— 10．
篇7
关键词：大数据高等教育管理影响优化
一、大数据概述
大数据是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特征，是通过多元化综合方式从不同的信息渠道收集的海量信息的汇总。大数据的数据组具备显著的实时性和效率性，与一般数据相比，涉及范围更广，涵盖内容更多。当前阶段，社会对信息交流和数据传递的要求极高，大数据能够借助自身独特的优势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而将大数据与高等教育管理融合，不仅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其实践提供了可靠、稳定的平台。大数据具备极鲜明的特征。第一，大数据代表了一种社会现象，虽然不是技术或是科技产品，却是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必然会遭遇的。由于涵盖范围广、涉及信息以及信息群体众多，因而在信息传递和交流方面能够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融入大数据，有利于高校方面优化整合教学资源，打破传统教育教学局限，促成高质量的跨区域人才培养教育目标。第二，大数据具备极强的信息联系性，能够促成信息的及时沟通和交流。在大数据背景下，有价值的信息能够被有效存储，能够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被全面分析、整合，还能够保证分析、整合高效。从全局角度看来，大数据与社会发展步伐相一致，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需求，能够构建和谐且覆盖面广的信息交互网络，进而推动“地球村”目标实现。正因如此，大数据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整体形势。高校要想发展、强化自身的教育管理能力，必须与时俱进；也因此，融合高等教育管理和大数据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大数据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影响
1.大数据影响了高等教育平台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传统高等教育模式、教育信息整合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众所周知的是，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对时间、空间等有着较强的依赖性;正因为此，传统的高等教育受众十分有限。然而大数据能够为高等教育打造全新的教学平台，突破高等教育管理局限，促成跨区域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与此同时，大数据可以借助相应的技术手段将不同高校的教学资源统一、规范、罗列，有利于教学资源共享，缩小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差距，并对高校教育工作形成补充。大众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通过互联网计算机接受高等教育，有效地保证了学习者的时间利用效率、空间利用效率，以及高等教育的效率和成效。
2.影响了教育管理实践及决策
大数据能够快速有效地搜集与教育管理相关的数据资料，能够帮助教育管理人员扭转传统的教育管理思维，创新传统的管理模式，还能够对现有的教育决策进行科学处理，将教育行为分成不同维度，并向相关人员共享相应的教育行为数据。正因如此，教育管理人员能够及时地了解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异常状况，能够合理地制定相应的措施，促使高等教育管理“有据”。与此同时，大数据与高等教育管理的融合能够帮助教育者和学生以更为科学、理智的眼光对待教学实践工作，教育者在进行教学活动时，能够更为全面地考量集体智慧，更利于促进教师专业化分工、推动教学管理实践发展。此外，大数据还为高等教育管理人员提供了线上配合线下管理的新模式，有利于教育管理人员共享教学任务，吸取他人的教育管理成功经验，有效推动高等教育管理工作。
三、优化高等教育管理策略
利用大数据优化高等教育管理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然而大数据应用对高等教育管理者、高等院校等均产生了影响，为了确保大数据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高校方面需要关注如下几点：
1.提高对数据的认识，善用大数据
由于高校教育者和管理者是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负责人，高校方面在推动大数据与高等教育管理融合时，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阻碍或影响。要促成大数据与高等教育管理融合，高校方面必须从教师和管理者入手，积极采取措施，全面提高教师和管理者的素质，确保教育者具备较强的跨界能力，熟练使用各种先进的系统和软件。由于大数据模式下的高等教育管理必然会向着密集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因此,教育者和管理者要善用大数据掌握教育管理工作的质量和进度，具备较强的大数据素质，科学评估教育管理相关的各种信息。除此之外，教育管理者还应当革新自身的教育管理理念，要有意识地深入学生的内部，要帮助学生系统的分析自身的发展数据，帮助学生深入解读学习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黑匣子”问题。为保证上述工作顺利实施，高校方面除了要积极开展教育培训之外，还应当鼓励教育管理者积极进修、自主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以确保为优化高等教育管理创造条件。
2.改造并升级现有的高校数据平台
大数据背景下的教育数据致力于服务高端教育管理，未来高校教学管理必然会向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正因为此，传统的高校数据平台必然会暴露出不适应时代的问题，高校方面必须积极引入先进的数据化平台技术和现代化科学技术，要积极改造并升级现有的数据平台以推动高等教育数据化教学发展。例如，高校方面可以引入IBM智能云教育体系了解教学管理人员的详细信息，促成人才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教育管理质量。
篇8
【关键词】 无功功率；谐振；品质因数
【中图分类号】TM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20-0-02
引言：统观《电路》和《电工学》方面的教材，对谐振电路的品质因数定义较多，部分教材对谐振电路的品质因数是从功率的角度来定义的： ，品质因数最根本的定义是能量，最反应物理内涵的是储能与耗能的关系，功率定义的实质是电感元件和电容元件相互之间能量交换的最大规模与电阻元件消耗能量的比值。功率定义是从能量关系推导而来的，但目前多数教材对谐振电路的能量关系表述模糊，部分教材指出 ，部分教材则笼统表述为 ，本文基于无功功率的角度分析，从串联、并联谐振电路来统一电磁储能的表述，修正品质因数的能量定义，从而推导功率定义。
1 无源单口网络的无功功率
2 串联谐振电路的无功功率及品质因数
比较电容元件的电场能、电感元件的磁场能上下波动情况，二者波动的平均值相等，波动方向相反，说明电容、电感元件释放、吸收能量的过程正好相反，电容和电感之间发生了等量的能量交换。电磁能量叠加之后，总能量的瞬时表达式为一恒定量，数值为电场能平均值或磁场能平均值的2倍。
3 并联谐振电路的无功功率及品质因数
4 结论
对于串联谐振电路，电磁的总能量为一恒定值，电容元件与电感元件之间发生等量的能量交换，无论从能量定义还是功率定义，计算推导的结果没有任何质疑，因为电磁总能量的瞬时值与总储能平均值相等。对于并联谐振电路，若从瞬时能量的角度来分析品质因素，电磁的总能量随时间而变化，电源与并联谐振之间是发生了能量交换的，电容元件与电感元件之间是否发生等量的能量交换尚不确定；但从平均值的角度来分析，在平均时间内电源与并联谐振之间没有能量交换，并且平均时间内电容与电感元件之间发生等量的能量交换。在谐振电路品质因数的能量定义中，电阻耗能是按一周期的平均值来计算的，因此电磁总储能按平均值来计算更准确。按修正之后的能量定义来推导品质因数的功率定义才能得到一致、严谨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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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小娜等.关于谐振电路中的能量问题的讨论.电气与电子教学学报，2011.（1）
篇9
【关键词】 财政预算;改革;启示
一、国外高等教育财政支出预算管理模式评析
(一)国外绩效拨款在高等教育中的实践
1.绩效拨款产生的背景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开始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校招生规模的迅速增长、生均教育成本的不断提高与各国高等教育公共拨款支出的增长缓慢、高等教育财政相对萎缩的矛盾日渐突出。在有限的财政资源情况下如何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成为各国教育、财政部门重点关注和要解决的问题。绩效拨款,是指政府部门根据高校在办学、科研等方面取得的绩效指标的表现,包括质量、效率和成本等,分配指定的财政经费。其主要思路就是将市场规则引入高等教育市场,使得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和公平,同时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公平竞争,有助于提高高等院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
2.国外绩效拨款的实践
(1)美国的绩效拨款模式――以田纳西州和南卡罗来那州为例
田纳西州是目前仍在实行绩效拨款的州中最早制定和实施绩效拨款的州,被各界人士视为比较成功的案例。1979年,田纳西州高等教育委员会与高校协商制定了绩效拨款政策,并建立了10项绩效指标。对于绩效表现出色的公立高校,政府将给予超出该校财政拨款总额一定比例的“奖金”。1980-1981学年,田纳西州的公立高校可以凭借绩效指标的优异表现获得高校总财政拨款2%的最高奖金。目前,其额度已经提高到高校总财政拨款的5.45%。田纳西州绩效拨款占高等教育拨款总额的比例在所有将一部分财政经费按绩效表现分配的州中是最高的。从1982-1983学年开始,田纳西州的绩效拨款每5年进行一次,在5年内根据年度的绩效表现进行微调。经过几次重大调整,10大绩效指标被赋予不同的权重,产出指标占大多数,所占比重也最大;其次是过程和投入指标。田纳西州绩效拨款方式体现出纯奖励性和非竞争性这两大特征,绩效表现出色的高校将获得经常性财政拨款一定比例的奖金,绩效表现不佳的高校却不会受到拨款削减的惩罚,而且高校是否获得奖金和其他高校没有关系。
与田纳西州不同的是,南卡罗来那州是美国唯一将所有高等教育财政经常性经费根据绩效指标分配的州,该州以州议会批准的《绩效拨款法案》为依据,对绩效拨款政策进行了规定。南卡罗来那州的绩效拨款方式注重惩罚机制,只有达到“明显超出标准”等级的高校才能获得全额的经常性经费,其他等级的高校都将承受一定程度的经费削减。而且,由于州财政拨款总额是固定的,南卡罗来那州的绩效拨款在高校之间的分配竞争程度较高。
(2)英国的绩效拨款模式
由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以下简称HEFCE)对科研拨款的分配是一种典型的绩效或产出导向型拨款方式,只有达到一定科研质量标准的高等教育机构才能获得拨款。对科研质量的评价由RAE做出,分配的经费主要用于科研的基础建设。这一分配具体体现在质量相关的主流拨款中。拨款公式以科研活动的人数作为计算科研拨款数额的基础,对那些达到一定科研质量标准(4分以上)的学科,通过两种因素确定各高校的拨款额度:其一是成本权重系数,即将68个学科领域按其成本分为A、B、C三大类,每一类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其二是依据RAE的评价等级作为权重。某高校某学科获得的科研拨款额度就是学科拨款额度标准乘以费用权重系数与科研人员数量,再乘以科研质量权重系数。为了贯彻英国政府《高等教育的未来――政府白皮书》中提出的要求,HEFCE还对那些科研评估达到5以上的学科提供额外的科研拨款。
(二)国外绩效预算在高等教育中的实践
美国总统预算办公室对绩效预算的定义是:“绩效预算是这样一种预算,它阐述请求拨款是为了达到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拟定的计划需要花费多少钱,以及用哪些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其在实施每项计划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完成工作的情况”。世界银行专家沙利文认为:绩效预算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以项目成本为衡量、以业绩评估为核心的一种预算体制。具体来说,就是把资源分配的增加与绩效的提高紧密结合的预算系统。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将高等教育绩效经费政策分为三大类:绩效预算、绩效拨款和绩效报告,并给出了明确的定义。绩效预算是指州政府将高校绩效指标的表现作为影响高校财政预算的综合因素之一;绩效拨款是指州政府直接根据高校绩效指标的表现分配指定的财政经费;绩效报告是对州高等教育或高校绩效指标的表现的定期报道。绩效报告对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没有正式的影响,本质上不属于绩效经费分配方式,但是作为政策杠杆,它仍然被视为绩效政策之一。绩效拨款中,财政经费的分配与高校的绩效表现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自动的和公式化的。绩效预算中,高校由于绩效表现出色获得额外经费的可能性取决于州政府的主观决定。绩效报告主要依靠信息的公开性刺激高校提高绩效表现,它采用的绩效指标的数量要远远大于绩效拨款或预算中使用的绩效指标的数量。从美国的情况看,采用“绩效预算+绩效报告”和“绩效拨款+绩效预算+绩效报告”形式的州略多一点,仅采用绩效拨款形式和仅采用绩效拨款和绩效预算形式的州明显较少。
二、国外高等教育财政支出预算管理改革对广东省的启示
(一)预算管理模式应以目标或结果为导向,强调有效性和效率性
由于高校长期以来忽视办学成本效益分析,造成不少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规划不周、管理不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的现象,有些学校脱离实际,讲排场、讲形式、搞形象工程,超标准、超规模建设,以致存在一方面经费紧张,另一方面又资金和资产闲置浪费、效率低下、流失严重等现象。根据2007年广东省教育厅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省高校2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共有1 718台(套),总价值为9.72亿元,其中处于闲置状态即零机时的有189台,占11.43%,总值达10 409万元。也就是说,一年约有1亿元的设备未产生任何使用效益。还有382台(套)未能达到400机时以上,有33%的大型设备使用机时不达标,说明政府投入的每100元中有33元是无效投入,40万元台(套)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有81台为零机时。
预算模式以目标或结果为导向,强调有效性和效率性,有助于将结果导向和顾客中心的市场理念导入高等院校,把资金分配与教育生产联系起来,以使那些培养更多学生和质量更高的学校得到更多的资源,使高等教育财政资源的分配机制更加简单、公平、透明和自主,促进大学之间的质量竞争。
(二)改革目前的拨款制度,适当考虑绩效因素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高等教育经费使用的效率和责任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世界各国开始进行的财政拨款模式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把产出或绩效拨款机制引入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中。但是,绩效拨款模式对相关绩效指标的定性标准不易把握,也难以量化,从而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和程度。所以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还是以投入拨款为主,只是其中引入了绩效因素,如澳大利亚和英国、美国的一些州等。鉴于我国目前的现状,完全实行教育经费绩效拨款不太可能,绩效拨款模式只是作为公式拨款法等模式的辅助方法。
(三)建立系统、科学和合适的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拨款机制的核心部分是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指标的选择关系到绩效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如何设计和选择指标成为指标体系的关键。总结以美国为代表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思路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绩效指标的系统性。指标不仅考虑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办学成果的各个方面,博士、硕士、本专科等不同层次,而且要关注高等教育资金的投入、使用(过程)和产出这三个不同阶段。
2.绩效指标的合适性。指标的选择必须结合高等学校的共同情况和特殊情况,通过收集大量的基础数据,经过多次测算获取。既要包括通用指标,也要包括个性指标。
3.绩效指标的发展性。随着外部环境和时间的变化,各个指标本身及其对应的权重也会改变。因此,为了保证指标体系的客观性,必须及时根据客观环境进行调整和修正。
4.预算管理模式的改革应循序渐近
从国外推行绩效拨款或绩效预算的发展过程来看,都历经了法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阻力,而且还继续在实践中探索和检验。因此,广东高等教育财政支出预算模式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
借鉴绩效拨款制度和绩效预算在各国高等教育中的实践经验,笔者对于目前广东省高等教育财政支出预算管理改革的主要建议是:首先,修正和完善目前的生均定额拨款公式,公式中要考虑实际生均培养成本、通货膨胀、成本上升等因素;其次,委托中介机构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进行评价,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最后,结合绩效评价结果,将绩效因子纳入拨款公式,根据绩效分配的资源比重可逐步增加。
【主要参考文献】
[1] 严吉菲.高校绩效拨款评估机制的比较研究:基于北美的视角[J].高教探索,2007,(5):66-70.
[2] 美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政策――两个州的案例比较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4):63-69.
[3] 周炜.建立中国的公共高等教育支出绩效与责任体系[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8):12-16.
篇10
关键词：高职院校；战略环境，竞争力
一、社会环境对高职发展的影响
1.人口结构、质量对高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据统计，我国现有一支数量为7000万的技术工人队伍，但高级技术工人仅占技术工人的3.5％，这与发达国家一般达到20％以上的水平比较，差距实在太大。培养亿万高素质的劳动者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而提高劳动者素质正是职业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反映了职业教育的实质内涵和本质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把人力资源转为人才优势的有效途径，是改变我国劳动生产率总体水平比较落后的状况，壮大经济实力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必由之路。
2.就业的变化
加快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的、创造型的专门人才，已成为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但是，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多层次还要求我们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大量的初中级应用人才。而实践证明，受过职业教育的各种应用人才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苏州工业园区，在1.8万从业人员中，职业学校毕业生占50.8％；北京的中关村，硕士、博士仅占7％左右，本科生约占20％，大专生占20％以上，中职毕业生占48％。国外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据调查，1989年德国全国就业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10.4％，而受过严格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占68％，剩下的20％多是通过短期培训就业的。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
1.国际教育发展变化
回顾20世纪后30年，国际社会出现了与教育相关的三次革命性变化，对于各国的教育发展和政策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一次变化，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组织倡导的终身学习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2年的《学会生存》和1996年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奠定了共识的基础。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过“全民教育”阶段，推动“全民终身教育”。世界银行也对发展中国家终身学习实践进行了分析，不少国家纷纷制定终身学习的有关法律与政策。中国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正式确认了终身教育，现已成为教育宏观政策的一个重点。
第二次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新信息通讯技术革命(NICT)。数字化学习可能涉及人类知识结构的重组，大大拓展了学习的时间与空间，促使优质资源广泛共享，适应了现代社会结构从“科层制”向“扁平化”、“网格化”演变的需要。中国一直在因地制宜地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和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网络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第三次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教育服务贸易，也就是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中的第五项。它使得某些教育不再是公共福利事业，成为可被购买甚至跨境交易的服务，这无疑改变了教育属性，也拓展了社会、个人支持和投资教育的渠道。中国签订了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对非义务教育领域的留学、合作办学和聘用国外教师等做出了承诺，准备在教育对外开放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2.高等教育市场的发展需求分析
据分析，未来5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适龄人口将进入高峰期。不过，由于目前高中阶段教育投入不足、资源紧缺，导致了半数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大批低素质人口积淀。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制定的《教育发展专项规划》中指出，我国将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到2005年，中国初中入学率将达到90％以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60％，城镇初中毕业生基本进入高中，高中在校生将从去年的2700万人增加到4600万人；到2010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职教成教大发展，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20年，在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形成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的高教、职教体系。
规划还指出，200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教育信息化，全国高校都将建立校园网，全部学校将能连接国际互联网，远程教育网络将得到长足发展。中国将通过成人教育培训、远程教育、自学考试等形式，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框架。
新世纪我国确定了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战略，奋斗目标是2005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入学率达到15％，2010年达到20％。而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看，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还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今后一段时期，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逐步推进，高职院校要承担相应的任务，需要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样化的职业型人才。
三、高职经费投入机制
1999年，教育部决定按照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教育，规定“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财政补贴为辅”。
首先，看中央财政的“辅”。高职规模扩张和国家财政拨款的增长并不成比例，“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全国整个职教系统投入也只有100亿元。而从1999年起，除正常拨款外，国家分3年累计单独给北大、清华各额外拨款18亿。
其次，看地方财政的“辅”。以广西为例，1999年12月广西对高职院校“按学生全额培养成本制定了学费收费标准”，并规定：“各校招收的新高职学生，财政不核拨学生公用经费，学生培养费用主要依靠收费解决；学生在校期间享受国家规定的各种政策性补助，如奖学金和各种物价补贴等开支，在收取的学费中解决。”其他省份有些高职院校财政拨款采用的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标准，一些从中专升为高职的院校，现在拿到的财政拨款仍是1993年办中专时的标准。国家和省级高等教育经费的安排，如生均经费、科研经费、专业和课程建设经费等，基本上也都把新高职院校排除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