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的经济功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政策的经济功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商业金融；资源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F810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体。财政制度是政府行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观意愿的表达，又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是实现公平的主要途径之一。而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由金融业内部个别子系统危机扩散到金融整个系统，进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金融系统之外的实体经济，最终引起更大范围经济危机的现实提醒着人类，金融经济化、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无效或者低效的经济就是无效或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际是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 ①金融要素渐渐成为经济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员。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不仅需要财政制度提供公平环境，更需要金融资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理论与实践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协调，是集中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调控手段和效应，在现实操作中也很难明确区分开来。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针对货币运动本身，以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等作为政策目标，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作用。而财政政策是由政府决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体现，其调控的对象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从政府收支两个方向来实现的，税收、基金、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进而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和配置的活动。

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伊始，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长期的讨论。长期的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方面比货币政策更能为有效；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便显现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货币主义代表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政策是一根绳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货膨胀，却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一支独大，货币政策只是作为财政的一种信贷安排，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设也极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说，就算是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信贷政策依然是金融发挥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作为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的成立，金融市场规则、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然而，财政虽然逐渐从经济的参与者变成了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时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诱发的经济增长缓慢与失业严重问题，从最初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的局限性，到及时启动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的主力，是协调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践证明。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是西方经济学政府干预行为的理论支撑，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所说，“技术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作为更为宽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的协调性，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决定制度效能的关键要素。

财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补贴相联系的制度总和。财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主，无论是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还是转移支付制度调节中央与地方、区域之间平衡发展，以及专项基金、财政补贴等，都是用某一种特定手段对现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是为缩小区域之间、社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而服务的，财政制度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也不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财政直接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基础建设的项目，会创造国民收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领域，运用间接手段调节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可见，财政制度的设立，是为社会提供公平环境的，在效率领域，财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因素，已经是被大量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规律。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以其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印证了金融已然成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事实。根据金融资源理论的界定，金融资源从层次上划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资源。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资源，也称为功能性金融资源。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是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服务的制度设计。但是，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规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为保障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经济系统正常运行提供动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资源的配置权，就掌握了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能够获得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权始终掌握在金融当局或者立法当局的手中。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对保证社会公平却无能为力。

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公平机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机制为社会稳定服务，效率因素加速经济增长，二者缺一不可。单条腿走路，或者跛行，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高效运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实现效率，需要财政制度提供社会公平的环境；财政制度要更好地践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

任何资源都有相对独立的效应功能区，“作为金融资源系统的动态控制来讲，具有一定的宏观效应，所以它的出台过程或出台后的实施均会对我们的控制对象产生特定的效应，这种政策效应的辐射功能必然将其作用对象以及与该作用对象附有相关性的相关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围。” ②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也有其独立的效应功能区。

（一）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要素

“效应功能区是指具有社会功能的各种社会资源开发、配置过程和开发、配置结果的效应功能动力学区间。是具有资源属性的社会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其动态作用在实现预设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正负效应功能区间。这种动态作用的时间和空间系列组成的多维空间就是社会资源的效应功能区。”②效应功能区的划分，由初始条件、宏观调控目标、过程控制和选择对策等组成。

1.初始条件

自然资源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也是财政金融协调初始条件的基础要素。而经济系统初始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财政金融协调的原始动力，社会系统中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客观配置状态，会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金融与财政协调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目标设定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首先是制度变迁的客观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内生动力。无论是财政或是金融，都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因此，无论是子系统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协调配置的目标，都不仅仅是为实现自身的微观效率，更为关键的是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人类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切社会系统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终体现为人类生存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因此，金融与财政的协调配置，不仅是自身系统效率的要求，更应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3.过程控制

从初始条件，到既定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同样需要三个层面的过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与财政制度要素间的协调控制过程，包括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与货币资源、资本资源等之间的协调控制，还包括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本身的协调控制；其次，是二者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控制过程，其中，一是目标的控制，二是过程的控制；最后，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与社会系统资源的开发配置协调控制过程。但是，“依赖于特定初始条件确立的发展目标有时候可能出现‘虚化’现象，真正能够保证实现目标的实在性，在于执行过程的保证程度与保护措施。”②

4.对策选择

对策的优化选择，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保证。对策的选择依据，依然是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历史的沉淀、横向要素功能传导与逆转等。其中，对策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复杂的初始条件和目标的动态性的认识和把握。突发性的混沌因素，相比人类可预知与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变化。因此，对策选择的动态性，是保证目标实现的关键，也是本文动态性原则的具体体现。金融与财政协调的最终效果，也取决于对制度变迁与动态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总之，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即当前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现有开发配置与相互作用的动态关联状态下，通过设定具体的社会、经济目标以及自组织系统目标，对制度实施的过程进行严格控制与保护下政策的安排与配置过程。

（二）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传导机制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是以系统科学基本理论、混沌理论为基础，以过程控制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性与社会经济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这种作用力，表现为横向和纵向的动力学状态。

1.纵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与财政制度对直接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线性效应功能区。在此功能区内，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首先表现为一个与金融制度、财政制度的既定状态以及增量状态的过程，其次表现为二者直接目标的实现。

2.横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对其他金融系统要素、财政系统要素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动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发散性效应功能区。任何制度的开发，都会对其他与之相关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对金融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其他要素的开发与配置等。而这种作用，对线性效应的两种情况产生类似的效果。共同组成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应功能的发散性区间。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区，是以二者的线区为主，发散区为辅，以二者的协调配合为手段，以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动态区间。

值得强调的是，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同样具有互补或者互斥的状态，即有正效应与负效应之分。正效应的体现，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时，又提升其他相关要素的效用功能，进而最终推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整体效用功能，达到制度开发与配置的终极目标。负的效用功能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则只针对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着力点：商业金融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资源的层次

商业金融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结合的金融系统内在要素，是资金活动的主要媒介与场所，也是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规则的微观主体。按照金融资源理论的划分，金融资源从纵向上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资源。货币资源是贮存于经济生活和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总量，是货币化的社会资本，也是最基础的金融资源。“由于以实体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货币资源具有量的累积或功能累积的特殊性，所以它对所有层次的金融资源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都必须建立在货币资源量的累积和功能累积的基础之上。”②货币资源形成后，一部分在当期执行着交换媒介的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费”掉，退出了流通领域。而另外一部分货币资源虽然以货币形态存在，但是却始终以量的积累形式贮存，变成后期开发的基础性金融资源。最后一部分则通过其他方式转化为资本资源。资本资源是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货币资源，是为满足生产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资源，通过与劳动力和劳动资源等的结合，投资于社会经济的某个领域，发挥了创造新价值的功能，这也是资本增值性的本质要求。

金融制度资源也被称为金融功能性资源，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在内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是承载金融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主要载体。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决定着金融资源整体的效率，金融制度资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给本身相关约束条件的结果，如制度决策者的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科技的驾驭能力、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能，都是金融制度资源开发的约束条件。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开发的“产品”，有传统金融商品与金融衍生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交易中体现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各种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等。后者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也是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变化，对国际金融活动与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客观上加速了资金的运行速度，但是其虚拟性却也为金融领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便是极好的佐证。金融商品（工具）资源具有双重属性，“当它们的存在是发挥社会财富的开发、配置功能的时候，是金融资源；当它们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场的交易对象的时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资源属性——此时它和一般的消费品没有两样。”②

货币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基础领域，资本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延伸领域，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的派生领域，而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特殊领域。

（二）商业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讲的商业金融，是以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为媒介，以商业金融机构为载体的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资本资源的开发主体之一便是商业银行，而资本资源开发过度也大多是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功能过度使用的结果。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确定一样，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种客观规则，即由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客观需求所决定。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明确区分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况下会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也都与商业银行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源型经济的转型，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合理开发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这两者最终都要通过商业金融对经济系统产生作用。资本的效率，体现了企业的效率，也体现了经济的效率。商业金融对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合理运用，最终会体现为经济系统的效率要素。无论是利率政策、信贷政策，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最终必须通过商业金融才能传导于实体经济，提升经济效率。而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协调，必须要有统一的着力点，才能最终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实现最大的功效，商业金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为边界，财政通过对商业金融提供奖惩和鼓励机制，利用商业金融内在逐利的本质属性，实现财政对公平机制的需求。金融资源是可以通过自身资源的配置进而配置其他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通过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利用商业金融的特殊属性来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使得各种资源流向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最终实现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转型。

五、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目标：可持续发展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径。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的，是通过重新构建租金分配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目标不谋而合。

对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可见，人为再造经济发展模式（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为例）相比自然演进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用了更短的时间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预。金融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政府干预的理论支撑。然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后期经济危机的频发，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协调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资源理论主张政府的适度干预，他认为，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矫正或控制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效应功能逆转问题，进而实现社会资源效应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预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导方式将政策传导于实体经济，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在这当中，离不开财政制度，更离不开金融制度。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各经济要素的协调配合，而运行的效率，取决于各要素配合的协调程度。这里所说的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源）、劳动对象（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劳动手段（技术资源）和将三者联系起来的各种制度资源。利用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优势，实现功能的强化与互补，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转。对财富存量与增量的调节，是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本质属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体系，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不仅能够降低由产业结构的固化堆积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资源型经济恶化走入“资源诅咒”陷阱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理念，并不是某种存置的状态。因此，财政金融协调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时刻围绕可持续发展不同阶段不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当期发挥良性作用的金融制度是前期金融资源（金融制度）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延伸结果，只要这一制度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适应的，它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次被作为金融资源来重新开发和配置；只有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的金融制度或它本身的某些变态要素才是需要摒弃后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内容——这时候的金融制度才可能复归它金融资源的自然属性。”②与此相类似，财政制度的开发与调整，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二者的开发与配置，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终究目标。

注释：

①白钦先.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变迁——百年金融变迁与金融理论创新的探索[D].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

②崔满红.金融资源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崔满红.金融资源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白钦先.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变迁——百年金融变迁与金融理论创新的探索[D].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

篇2

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现今已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中环境是经济发展所遇到的一项重要问题，作为经济与环境发展中重要的一环，自生态建设提出以来，林业如今已经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之一。

公共财政政策是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下，适应市场经济的一种公共财政调配的手段。公共财政政策是以国家为主体，利用与集中社会资源，由国家政策作为分配依据，利用政府财政的支出来满足社会相应的公共需要。

目前，我国公共财政政策的理论与应用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而林业作为盈利与非盈利两种模式共存的产业，再加上其作为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构建完善的生态体系，改善人们生活环境的一种重要产业，其与公共财政政策所具有的非赢利性质相符合。林业产业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其在公共财政中有一定的倾斜性，并且，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公共财政政策的支持与帮助。

二、将林业可持续发展纳入公共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

林业作为现今的一种公共需求型产业，其符合公共财政政策中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要求。林业产业的发展满足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的需求，但是同时其也具有培养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因此必须要有国家经济政策上的支持才可以促进其发展，而公共财政政策适合在市场经济的要求下林业的发展。

三、公共财政政策下林业财政政策体系的构建

林业财政政策体系的构建需要根据林业自身的特点，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依据公共财政政策作为理论，完善其现有的财政政策体系。

1、制定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体系的基本思路

林业相较于其他产业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进行财政政策体系的构建时需要了解到林业的多效益性，体现对林业的扶持性和补偿性。纵观世界各国林业财政政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林业财政政策，再直面我国林业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我国在构建财政政策方面必须确立合理的思路。

（1）林业财政政策必须纳入公共财政政策体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是立国之本，公共财政是实现政府政策的有利工具。建立了公共财政体制，就确保了必要的公共支出，也规范了政府的收入行为，优化了财政收支结构。在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的财力将主要集中于社会公共、公益事业及服务保障等社会公共需要领域。

（2）应不断增强中央财政在林业领域的宏观调控能力

在林业的不断发展下，其具有的公益性、社会性、经济性也日益显现出来，但是现有的财政政策体制无法使森林所具有的经济功能全部开发出来，因此中央财政应对林业财政有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优化森林结构，确保森林功能发挥，进一步支持森林可持续经营。

（3）坚持林业多功能性是林业财政政策的主导目标

在市场经济变革的过程中，林业的三大功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重视，公益与市场、商业与财政的关系更加清晰，发挥森林多种功能是向市场型财政过渡和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目前，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快，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林业的要求与日俱增，而林业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林业财政政策要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功能，充分利用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积极引导和推动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的优化，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支持林业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建设。

（4）必须确立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体的林业大财经战略

纵观各国的林业财政政策，越来越重视林业的生态效益及其补偿。我国林业财政政策也应选择积极扶持政策和补偿政策，确立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体的林业大财经战略。实施这项政策的改革思路是：运用税收、政府支付、贴息等财政政策工具，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和导向功能，以实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及林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林区经济的不断增长。

2、公共财政体制下的林业财政政策体系构建

（1）税收政策是最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可以用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以及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目标。税收政策的核心是负担问题，税收政策主要通过税种的兴废、税率的调整、减免规定等形式实现。

（2）公共支出政策是政府为提高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安排的支出，它包括社会消费性支出、政府投资等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补贴、社会保障支出等转移性支出。政府可以通过投资政策来调节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部门结构、技术结构和地区结构。通过支出政策来改善社会投资环境、刺激和引导私人投资增加。而通过转移支付可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目标。

（3）财政补贴政策财政补贴是是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特定的产业、部门、地区、企业或事项给予的补助和津贴。财政补贴在财政宏观调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国家预算政策国家预算是经过法定程序编制和批准的政府年度基本财政收支计划，是政府进行行财政分配和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财政政策体系中，国家预算政策起主导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导向和制约其他财政政策。因为预算收支规模调整可以有效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而调节和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

篇3

关键词：财政政策；通货膨胀；金融危机

所谓“财政政策”，一般指的是运用税收和政府开支的增减变动以调节经济活动总水平（总需求水平或总供给水平）。例如，失业过度时，则减税――变动所得税和消费支出税，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影响取决于减税的多少和乘数。又如，递增的政府开支，也会提高经济活动水平，其总量相等于政府开支变动乘以一定乘数。有些经济学者已论证，与现在收入分配有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变动是调节经济活动总水平的恰当手段。而只有在对公共品的需求有变动的情况下，才应当改变政府开支。政府预算的变动，包括有可能出现赤字，如为了减少严重失业和提高总需求水平，那是可以的，或完全恰当的，但是也应注意赤字财政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如可能引起高通货膨胀。

一、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实现经济长期“高增长、低膨胀”的一个重要前提

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造成经济“滞胀”现象。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严重“滞胀”现象就是长期实行扩大性财政政策的结果。在饱受了经济“滞胀”的痛苦之后，美国政府逐步把控制赤字、追求相对平衡的财政作为其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欧盟国家制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超过3%，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超过60%。由此可见，实行审慎的财政政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以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总是伴随着比较高的物价涨幅；而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则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高增长、高通胀”――“低通胀、低增长”这样的一种循环，已成为妨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顽症。1993年以来，我国在深化改革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到1997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挤压了过热经济的泡沫成分，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实践证明，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项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今后一个时期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低通胀”态势的重要前提，必须长期予以支持。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自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开始，由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导致的金融风暴，造成美国近30家金融企业倒闭，4000多家金融企业陷入财政危机，并且很快影响到了实体经济领域。

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市场机制自动熨平经济波动的功能失灵，而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公共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对金融危机负有兜底责任。于是市场把应对金融危机的期望寄托在各国政府身上，期望政府及时伸出“看得见的手”有效地稳定市场并刺激经济。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出台配套的救措施来应对脆弱的经济系统，政府的财政政策再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因此为了更好的应对金融危机，我国的财政政策应由稳健走向积极。

通过对比当前时期新积极财政政策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发现，需求约束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财政政策无论如何转型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通过财政拉动内需的实质没有改变。但更深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两个阶段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却存在着很大差异。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投资拉动内需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而当前时期的财政政策则注重刺激消费需求的导向，同时在两大着力点――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期望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消费这“双重动力”的合力来拉动总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可见，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简单的延续，因此发挥新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功能将会产生可以预见的积极效应。

三、财政政策应当实现“四个转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分明确地提出，2011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即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整分配、促进和谐。与前两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标已主要不是保经济增长。因为从危机后国际国内经济复苏的情势来看，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不需要财政来“保驾”。这意味着，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从主要扩张投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全面地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作用，也就是要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从以扩张社会需求总量为主转变到以改善结构为主。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转向改善结构，即通过财政结构的自身调整。

二是从以公共投资扩张为主转变到以公共消费扩张为主。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早在1998年就提出来了。但扩大内需的着力点一直没有真正转变到扩大消费上来，国民消费率10多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投资不应再是主要的着力点，而应转变到消费上来。对于财政来说，扩大消费，主要通过公共消费来带动，即通过扩大各项社会性消费支出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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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央行支持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内涵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指中央银行有责任促进金融业自身有序发展，以确保中国金融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二是指中央银行有责任创造稳健高效的货币金融环境和发挥金融对现代经济的核心作用，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央行支持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按照可持续、相协调、高效率的原则来界定发展的概念。其一，经济发展应该是可持续的，包括金融运行相对稳健，金融风险有效防治，金融经济增长点呈现持续、内生和升级的态势。其二，经济发展应该是相协调的，包括金融经济结构逐步优化；货币供应及贷款增长与经济运行态势基本适应；金融与经济在需求带动机制和供给带动机制交替作用中有效实现共同发展，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深化程度在一段时间内应持续提高。其三，经济发展应该是高效率的，包括金融的行业发展模式逐步由规模扩张型向效率刺激型转变，资本利润率为标志的微观效率指标与资产负债规模为标志的微观规模指标动态互动，社会融资效率、金融服务质量和经济增长效益均呈上升趋势。

三、央行支持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必须防止三种认识上的偏差：一是要防止将央行的工作职责与履行职责的目标相互混淆，导致央行履行职责不同程度地脱离金融经济运行的实际。二是要防止“重保一方金融平安，轻促一方金融发展”的认识偏差，导致国际化进程中国内金融的核心竞争力相对不足，进而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三是要防止将加强金融监管与推进金融业市场化相互对立，重蹈“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形成风险监管与市场效率的双重缺失。

富于创造性，认真解决金融

经济运行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创建稳定货币环境，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币值稳定的目标不仅要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取得内部平衡，还要在对内币值与对外币值之间取得外部平衡。中介目标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并与最终目标保持相对稳定的数量联系。货币政策规范要坚持积极反馈、相互协调的原则。在保证中央银行信息占优势的前提下，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解决货币政策的动态非一致性问题。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配合，合理安排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强化金融监管为货币政策调控服务的功能，理顺货币政策部门事前调控与监管部门事后监管的关系。

要合理构建我国中长期货币政策工具操作框架。一是再贷款的功能应强调对稳健银行的临时流动性支持，弱化其调节基础货币功能、最终贷款人的功能尤其是支持中小金融机构长期性资金需要的功能。二是强化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对基础货币的调节功能，弱化再贴现对票据市场和中小银行发展的附属作用，推进再贴现利率与代表性市场利率的直接挂钩。三是将公开市场业务重点限定在防御性操作方面，减轻央行对国库券市场利率形成的过度影响。四是窗口指导功能要突破信贷结构指导，拓展到对银行金融创新、市场细分和全面发展等方面。今后中央银行要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较多地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增长速度之和。

二、促进金融增长模式从规模型向效益型转变。

在宏观方面，要促进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金融政策对经济主体行为的驱动力，加大货币资金对国民经济渗透的广度和深度，从而提高其整体的流通速度和使用效率。要调控金融资源配置的集中度，保证资金对朝阳行业和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企业的有效供给，强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新陈代谢的竞争机制。通过金融政策、融资方式和融资条件的调整，促进金融资源向有效益的中心城市和地区转移，带动生产要素跨区域优化组合。

在微观方面，金融机构要顺应包括自身在内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深化的要求，摈弃“讲规模，求数量”的粗放型运作模式，在发展理念上确立以“经营效益为先，风险控制为重”的战略思想，在经营过程中强调以效益最大化及其相应变体为指导原则，全面推进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适应集约型经营和市场需求，建立统一、集中、高效的管理体系，增强组织的协调和统筹能力。强化信贷资产扩张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实行以集约比例为主的规模控制，以资本利润率、不良资产率等效益型指标作为评定经营水平的标准。进一步加强金融创新，开拓中间业务，合理调整金融资产结构和布局，提高金融资产的盈利和抗风险能力。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清收和消化不良资产，摸索信贷退出和再进人的有效途径，通过重组、兼并、产权转让等多种手段实现信贷资产载体的位移。

三、强化金融监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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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

论文提要：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实现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针对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政府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但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实施时，它又具有了新的内涵和内容。

一、财政政策的含义和目标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抑制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它由国家制定，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受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应经济关系制约。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压缩赤字、控制通货膨胀、解决失业、均衡收入、平衡国家收支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稳健财政政策的功能

（一）稳健财政政策要配合宏观调控，不给经济带来扩张性影响。如，针对2003年以来我国部分行业出现的投资过热，中央银行采取了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等一系列手段控制银行信贷的过快增长，迄今为止，宏观调控已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并不稳固。为巩固宏观调控的基础，稳健财政政策，应适当控制和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和财政赤字的规模，避免给经济带来扩张性效应。同时，曾在通货紧缩背景下充当宏观调控主角的财政政策，将让位于货币政策，在这一轮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风险的宏观调控中甘当配角。

（二）稳健财政政策要突出其结构调整功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相比，一般是总量控制不同，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宏观调控政策要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因此，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既包括总量控制又包括结构调整。如，2005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一方面要体现总量适度调整；另一方面又要引导产业结构优化，既要防止经济总体过热，又要切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稳健财政政策这种结构调整功能，一般可通过合理的税制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实现。

（三）稳健财政政策意味着要抓住财政收入增长加快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我国政府2008年已经积极酝酿和推行税制改革、完善操作方案以及积极推进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比如，在全国停征农业税，并在部分地区加快进度；在保证出口退税正常需要、确保“不欠新账”之外，还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历年遗留的出口退税欠款的“老账”问题等。今后一段时间还要加大增值税转型、农业税减免力度，逐步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开征消费税等税制改革项目。 "

三、对稳健财政政策的建议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财政政策目标和现阶段国情，现阶段我国稳健的财政政策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加强财政政策的市场调控作用。市场失灵是现代政府存在的经济动因和政府经济作用的边界，但它没有要求政府必然进行直接的生产经营管理。所以，笔者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应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市场调控、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三）以巨额的财政收入做保障，加强对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2007年中央财政支出364.8亿元，地方财政也相应支出323亿元；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安排2，499.0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医疗卫生支出831.58亿元，同比增长25.2%，主要用于支持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等；国家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安排6，684.3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761.61亿元，增长24.2%。2008年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2.6%，而从以上数据显示，用于民生的每一项增长速度都高于22.6%。由建设财政，到吃饭财政，再到民生财政，我国推进公共财政的步伐正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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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营改增；财政体制；税收体制；税收政策

所谓营改增，主要指的是营业税改增值税，是我国近几年来根据我国社会经济以及社会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特点，以有效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和企业的更好发展为主要目的而做出的新一轮税务改革。营改增之后，其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税负和经营压力，也为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的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接下来，本文就以加强相关企业对营改增的了解为主要目的，对营改增的功能定位和其发展趋势进行有效分析。

一、宏观经济运行背景下“营改增”的功能定位

“营改增”政策的施行，是我国根据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点和需求，对税收政策所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在营改增政策开始施行之后，其便对我国社会经济和企业发展发生了积极影响，也产生了巨大的潜在效应，而这些，都在宏观经济层面得到了展现，其功能也得到有效定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完善流转税功能

在宏观经济背景下，营改增的首要功能，便是对我国现行流转税制度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使其更符合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在此之前，我国的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两种税，一般情况下两种流转税并行，并且分别适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税收要求，企业在进行纳税的过程中，虽然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相互照应和协调的方式，对两种税负进行调整，以达到相互平衡的目的，但是，由于其税收筹划存在一定难度，并且一部分企业并不适合这种并行方式，所以经常会出现税负失衡的情况。另外，由于近几年来，伴随着各行业的不断发展和相互融合，同时具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特点的企业也涌现而出，在进行税收的过程中，很难对企业的归属进行精准分类，由此，两税并行制度也变得不再适用，很容易导致税收问题的出现。而在营改增之后，将营业税改收增值税，便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不需要对这种新型企业进行准确界分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税收的合理化，这不仅有效解决了以往两税并行制度下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对流转税制度进行了有效完善，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完善经济结构功能

通过对上一次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进行研究不难发现，金融危机的出现，是在周期性和结构性两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下而产生的一种危机。而当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迅速，还没来得及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有效调整和完善，使其与全球经济的结构矛盾产生了较深层次的相互影响，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使我国经济避免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就需要对自身经济结构进行进一步完善，而营改增政策的推行，便实现了这一功能[1]。在营改增政策施行之后，企业在购入固定资产的过程中，就不再需要对增值税进行记录和缴纳，该制度的推行，能够很好的解决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所存在的税收矛盾，避免了税负失衡问题的出现。同时，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转型调整完成之后，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随之结束，也能够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统一征收增值税的情况下，更是为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完善提供的强大动力，使营改增具有了完善我国经济结构的功能。

（三）决定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成败

我国营改增政策的施行，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进行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有效调整和完善，避免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直接影响。因此，在实际施行过程中，营改增与宏观调控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其能否得到顺利实施和起到完善我国经济结构的目的，直接决定了宏观调控的成败，其功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当前，我国施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逆周期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使其更加完善，其主要目标，也是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对物价进行有效控制，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防范。

第二方面，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也面临着通货膨胀问题，货币政策也出现一定失衡，因此，我国必须通过财政方面的改革和控制，对当前我国经济压力进行有效缓解和调整，而这些，都要依靠营改增政策的有效施行。

第三方面，在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中，粗放型扩张所产生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为了更好的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就需要对支出进行节制。

第四方面，在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企业和国民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该背景下，通过减税的方式来缓解企业和国民的经济压力，是一种最佳选择。

第五方面，营改增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关系着结构性减税的效果，能够促进国家收入分配和节能减排政策的完善，进而促进宏观调控的有效进行。

二、“营改增”的发展趋势

（一）将成为地方税收体系重建的重要依据

在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所有税种中，营业税是最主要的税种，并且占据了地方政府总税收的一半以上。而就目前的发展形势而言，无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是为了确保宏观调控的成功施行，营改增政策都将成为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收税政策。因此，在该前提下，失去了营业税征收的地方政府，就需要以此为基础，对地方税收体系进行重建。在对地方税收体系进行重建的过程中，除了要以营改增为主要参考依据建立地方分制度，还要对地方财政的收支格局进行有效调整，首先，地方政府要形成独立的收支管理权，对自身的收入和支出进行独立管理；其次，地方政府要对自身的财政体系进行重建，使其能够满足营改增制度下的经济发展需要；最后，地方政府要以国家宏观调控为指导，对自身的财政支出进行适当调整，以达到财政收支平衡的目的[2]。

（二）营改增的施行将推动我国税收体系的快速建设和完善

营改增开始施行之后，虽然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税收进行了有效平衡，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税负，但是，与此同时，也会导致增值税的增加。一直以来，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增值税都是份额较大的税种，如今营改增之后，必将导致增值税的进一步增加，这种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税收体系调整和财政风险的出现，需要对其进行有效解决。因此，在营改增施行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有效解决其自身所带来的一系列潜在问题，就需要对增值税在税收中所占的份额进行适当调整，同时，也需要对其他税种进行适当调整来弥补由此形成的空缺。而这个过程的转变，必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我国税收体系建设的加快和不断完善，进而使我国税收政策能够更好的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落实宏观调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将促使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重建

在当前的分税制下，所拥有的财政体制的主要内容就是两类税种的分享比例，在中央财政中，增值税和所得税之间的分享比例为75：24，而在地方财政中，其比例为60：40，这种比例，能够满足之前的税收政策需求。而在营改增施行之后，该分享比例必然会被改变，因为其已经无法满足营改增背景下的国家和地方财政收支需求。因此，为了能够使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支在营改增体制下也能实现彼此平衡，就需要对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重建，这也是营改增施行后所存在的必然发展趋势之一。

三、结束语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结构也受到了破坏，经济发展受到了限制，而营改增税收政策就是在该背景下所进行了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有效调整，使税收制度能够更好的满足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促进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进行。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加强对营改增政策的研究，明确其在宏观经济层面所具有的功能，并明确其发展趋势，以对自身财政体质进行针对性调整，促进自身的稳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黄争.银行业“营改增”方案设计及对上海各行业税I影响分析[J].生产为研究，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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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和谐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3-0083-03

和谐的思想源于中国古代，中国古代哲人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称为“和”，把取消矛盾的对立面称为“同”。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坚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确的态度是讲协调、讲和谐。和谐也可以称为“大同”，即矛盾或不同的存在是客观的，而且是丰富多彩的，但是总体能均衡、协调相处，而简单的“小同”则片面追求单纯一致，主张一元化。从哲学角度看，多元化、讲究包容性，各单位元素既保持独立，又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协调相处的和谐思想最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经济学角度看，均衡发展是最有效率的。以和谐为取向的金融发展是尊重金融发展规律，积极促进金融内外诸要素的相互协调，努力实现能充分调动各金融单位元素的积极因素和充分发挥金融功能的均衡发展。

一、金融和谐才能确保金融功能的有效发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已经不仅仅是充当支付媒介的货币和简单的货币资金融通，其包括货币、资金、资本及其衍生的各种金融工具，还包括机构、市场、监管、政策在内的融通机制。金融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拓展说明金融在经济社会中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但金融功能不外乎充当经济运行的中介和动员储蓄转化投资。金融中介和资源配置等金融功能的有效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作用的达成依赖于金融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说具备符合金融和谐要求的金融组织体制、金融结构、金融运行机制、金融工具产品等是金融中介和金融资源配置等金融功能有效发挥的前提。

金融制度约束下的金融市场、金融政策、金融机构、金融监管等组成的金融运行机制直接影响着经济金融运行效率，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状态下，高效率、高质量的金融制度是保证人类社会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流动和存量更加符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以各种金融工具为载体的金融支付媒介功能直接影响着经济的运行速度，丰富的金融工具可以大大加快资金融通的速度，增强经济的活力。金融的动员储蓄和资金配置功能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资源的配置其实就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任何一位社会成员、一个社会集团、一个国家，只要获得了金融这样一种货币化的社会资财，其流动的时间顺序、流动结构、流动速度成为了现代经济社会财富流动的基本载体和动力，换言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是金融活动配置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存量结构和动态结构，是金融活动推动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区域甚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布局和产业分工。金融是一把“双刃剑”，金融资源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能带来风险。事实上，拉美国家、亚洲国家等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金融作为社会财富索取权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合理流动给许多后发达国家带来的致命冲击的问题。

金融和谐在经济社会和谐中具有关键作用。以和谐为取向的金融发展的目的是要建设切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生态环境，这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我国古代的“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等思想和说法都表达了和谐的重要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提出的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等理论说明了和谐发展的重要性。经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在吸收有关传统经济思想和西方金融理论的基础上，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了金融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借鉴转型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经验，结合经济、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一些学者提出了金融转型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转型，实际上是以下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体系、实体经济、金融部门改革、法律、历史传统、政府及其执行能力、政治约束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策略等。

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使视野不断开阔，也使和谐的内涵不断丰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指导思想立足于我国实际，明确提出了要树立以和谐为取向的金融发展观念，无疑非常有益于对金融发展理论的科学探索并积极付之于实践。

二、金融和谐要以经济社会为基础并与之相协调

现实中，人们往往会把金融理解为纯粹的工具，片面地认为金融是“撬动经济的杠杆”，是可以随意尤其是政府可以随意支配的游离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外在资源，严重的脱离了金融与经济的内在联系，这是导致不和谐的重要原因。金融和谐发展必须要以经济社会为基础，与经济社会相协调。

金融资源量的开发是由经济社会状况所决定的。处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的金融存量是一个相对稳定、具有特定质与量规定的“量”，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的质量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能力决定一定时期的金融存量。所以，金融存量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数量界限，任何金融行为，只能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客观数量界限的基础上实现和完成。因此，如果要攫取过多的铸币税或货币剩余则要引起通货膨胀，危害经济发展。

金融制度和金融运行效率受制于经济社会条件。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等状况影响着政府的功能和经济的发展模式，对金融制度有直接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一定时期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愿望、国家开放程度、国际经济运行状态、国家宏观政策目标调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的(尤其是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状况)调整等等对金融体制、金融政策产生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全民综合素质状况直接制约和影响着金融发展能力。科技信息的发达和有效利用程度与金融资源有效开发密切相关。商品交易对支付方式的需求、经济发展对资本的需求方式、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科技发展水平和金融创新的社会环境等等是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开发创新的基础。

任何滞后和超前的金融制度，都不可能保证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合理开发是基础，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关键。滞后于时代的金融制度无法保证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超前的金融制度同样会扭曲金融资源的配置状态，而且这种超前性的金融资源开发引发的金融资源配置结果不仅会降低当期金融资源开发和配置的功能效应，而且加大了后期同类金融资源开发和配置的“交易成本”。

三、金融和谐首要的是树立“大金融”观念

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经验表明，和谐金融不是孤立的，是包含金融自身及经济社会各系统诸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调整的一种比较理想的状念。因此，树立“大金融”观念才能构建和谐金融，否则就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大金融”观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向。

一是要在经济社会的大框架下来考虑和解决金融问题。跳出金融企业、甚至是整个金融领域，转换角度、扩大视野，确立“以优化社会环境、实现金融资源配置与社会资源配置之间的良性循环为目标，以经济、社会大系统的协调运行为前提，构建金融资源开发、配置的“宏观绩效机制”的金融改革大思路、大战略，应该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和谐金融的正确思维和科学决策。我们必须把金融资源、经济资源的开发和配置置于中国历史的、传统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新生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去，努力实现和保证金融资源与经济资源以及中国特殊的社会资源最大程度的协调一致性。一个国家的文化、宗教、历史、政治、国民素质、决策者的偏好等等要素，构成经济行为偏好不可选择的制约和决定因素。因此遵循科学程序和原则的社会决策非常重要，千万不可盲目借鉴和生搬硬套他国做法，同时不计后果的“闯”与“试”也不应值得经常提倡。从经济社会的大框架下来考虑和处理金融问题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例如，2002年后想方设法启动内需以及近几年来特别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等问题，如何推动消费需求的上升、降低储蓄率、扩大直接融资比例等都是治标的问题，根本在于如何建立起收入、就业、人力、技术、文化、法律、道德、制度等经济社会系统各关联要素相互协调的金融效率环境，即如何在经济社会资源各要素的开发和配置过程中恢复和提升经济行为效率的问题，如何提高金融资源“中介功能”的问题。

二是要促进各金融单位元素的功能“到位”与功能“互补”。在同一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各种资源适度开发、合理配置的最佳状态是实现各种资源配置的效用“到位”和功能“互补”，而非相互的效用“替代”和功能“互斥”，这一点完全契合我国传统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例如，金融、财政政策的效用替代，导致了金融资产财政化和财政资金信用化。又如，超越“客观数量界限”的金融资源配置，极可能产生相同属性的不同社会资源之间的“功能替代”和“功能互斥”现象，从而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状态，引发通货膨胀或金融危机。我们在金融政策中要注意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效用“到位”和功能“互补”；国有、地方、民营、外资金融的效用“到位”和功能“互补”；直接金融、间接金融效用“到位”和功能“互补”；金融的行政监管、市场调节效用“到位”和功能“互补”，等等。对于金融单位元素效用和功能发挥“不到位”、“替代”、“互斥”等现象要认真调查分析，引起高度重视，及时进行正向或逆向调整以促进金融和谐。例如，面临农业发展、促进就业、就学等弱势群体的扶持、扶贫开发等迫切的需求就应该考虑政策性金融是否“到位”的问题，要进行适度的发展；面对多年来许多地方所热衷的“外资”引进问题，就应该考虑其是否过分的问题，要进行反面的思考；面对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问题，也应该审视是否有效用功能的“替代”问题，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等等。

三是要以求实开放的态度注重保护和引导金融的内生成长。经济社会的需要和发展催生并发展了金融业，同时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系统诸要素又不断地产生新的需求。就此而言，无论是需求导向还是供给导向的金融都应该根据新的需求而调整，也就是说，既有的金融永远处于滞后的状态，没有现成的发展模式，因此金融的探索没有止境，对金融的内生成长始终应该以求实开放的态度予以保护和引导，这也是“大金融”观念的意义所在。但是，事实上，金融的内生成长遭到压制和扭曲的现象并不鲜见。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历程不长，在1993年前应该说经历了一段“金融自由化”的实践，但是忽略了“金融自由化”的微观基础和政府部门的驾驭、约束和控制能力，未注重对风险的监管，供给为主导的金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金融的内生成长，例如1993年前金融机构量的高速扩张，基金、债券、股票、期货等金融工具的遍地开花等。在1993年后则截然相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金融监管的重点，忽视金融发展和创新，金融的内生成长遭到压制。目前金融结构的不协调状况(直接融资偏低、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滞后)、金融产品单一(集中于银行信贷)、非正规金融活跃等与金融的内生成长未被保护和引导密切相关。因此，要认真推动自然演进基础上的直接融资的发展，适度地将非正规金融纳入正规金融渠道，采取适当的方式将自发的一些符合经济社会需求的金融交易方式规范化、金融产品化等等。

参考文献：

［1］孔子，曾参，子思等论语•大学•中庸[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2］崔满军金融资源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郭竞成转轨国家金融转型论纲――比较制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美］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译本，第1版，邵伏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5］［美］戈德史密新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中译本，第1版，周溯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6］［美］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M].中译本，第1版，卢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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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保障体制城乡差异化的影响

（1）农村居民缺乏全面的社会保障，引起极大的社会不公平

社会保障的重要功能是为公民提供生活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在国家不断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完善各项福利待遇的同时，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不但没有提高，有些地区还因为集体经济的解体造成了保障水平的下降。我国城镇居民享受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项目齐全。相比较而言，农村居民则缺乏全面的保障体系，他们依赖的是土地和家庭相结合的保障方式，社会保险体系非常不健全。在这种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有减少社会不公平，反而因为制度的失衡加剧了城乡差距。

（2）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危害社会稳定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动荡的“减震器”，是通过对国民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由于经济环境、劳动力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一直存在着差距。改革开放后由于城市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经济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农村。然而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没有减少这种差距，反而令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其“减震器”的作用严重扭曲。在城乡居民收入加上社会保障收入之后，这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大。这种城乡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现象，使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些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居民很容易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不安因素。当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无法接受这种愈加严重的贫富差距时，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权力必然受到威胁，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也就无从谈起。

（3）未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阻碍城乡统筹的推进

社会保障通过再分配的手段，以达到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民生活质量的目的，进而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二元化的社会保障体制调节社会分配功能被扭曲之后，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成为了城乡统筹的一大障碍。就城镇社会保障而言，政府提供了优厚的补贴，这些高福利的岗位吸引了大量社会成员的竞争。政府和企业人员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提高，办事效率低下等原因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严重失衡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户籍制度等政策的限制，使得劳动力并不能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大量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他们不但生活没有保障，无法充分利用其人力资源的优势为经济建设做出贡献，也不能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要想实现我国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全面步入小康社会，必须要改变这种城乡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完成城乡均衡协调发展。

2.社会保障体制城乡差异化的原因

从1949年开始，面向城镇企业劳动者，我国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在农村，则实行了以家庭保障为主、家庭与集体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城乡社会保障的二元化格局没有消失，反而因为相关政策固化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这种得到固化的二元化社会保障体制所呈现的弊端，不仅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更成为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障碍。但不能否认制度在建立之初是符合当时的客观需要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城乡差异究其根本，与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社会体制、经济环境及国家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

（1）城乡结构的二元化是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以土地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是所有农民的生存根本。在建国初期，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发展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了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我国借鉴苏联的经验，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将城乡分割开来。城市成为工业化的主要场所，而农村则延续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城市在进行工业化时，国家承担了风险分担的责任，建立维护劳动者日常生活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农民生活仍然依靠土地和家庭保障。国家虽然也会定时提供补助，可是在保障程度上却远不如家庭保障。根据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需要，建立二元化的社会保障体制成为了合理的选择。这种适合城乡各自发展的保障体系还有另一项重要作用便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通过税收、剪刀差等方式从农村汲取资源，在以牺牲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有所提高，同时也削弱了农业的资本积累及工业发展步伐。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二元经济体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固化，也就成为了二元化社会保障的社会根源。

（2）城乡分割社会政策的进一步固化

为配合建国初期的工业化道路，我国相应地建立了一系列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其中包括户籍政策、劳动就业政策及人民公社制度等等。这些政策的建立都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了二元化的社会保障体制。

1958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象征着我国独特的户籍制度开始了。这种制度将我国的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并与粮食供应、福利待遇、义务教育等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原本户籍制度的功能在于维护社会治安、提供人口资料。现行的户籍制度原本功能被淡化，而控制人口流动，对农村居民身份进行固化等附属功能被放大了。这些附属功能成为目前户籍制度的主要作用，城乡差别通过户籍制度进一步被放大。

与户籍制度相匹配的还有针对城乡差别的劳动就业制度。1952年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指出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国家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历史条件下，城市不能容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因此必须通过就业制度等政策进一步限制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在1957年12月13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单位不能私自招聘农民工，若招聘也应该从城市失业人员中优先录用。由此可见50年代形成的就业政策限制了农民工的流动。在改革开放之后，农民流入城市的意愿加强，就业政策也有所松动，可农民工的工作范围仍得到限制。

无论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还是人民公社制度，都是为了限制农民的流动，让他们固定在土地上，以此缓解农民的流动对工业化的冲击。这些政策的相继实施，不仅维持了城乡分割的局面，还进一步固化了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改善，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政策障碍，加大了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困难。

（3）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重视程度不够

无论是城市以社会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农村以社会救助为主的保障体系，都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因此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重视程度。在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能力薄弱，因此无法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依据当时致力于工业的发展，农业为工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现实，国家将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急需社会保障的城市。城市人口较少，工业的发展对国家经济推动较大，因此在经济实力薄弱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城市社会保障也成为必然的选择。各级政府也只能跟随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在农村投入少量的资金，将重点放在进行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项目，大部分农民生活保障仍依赖农村集体公社来解决。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经济实力有很大提升，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逐步进行改革，各项制度相继得到了完善。但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原地踏步，几乎没有大的进步。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瓦解，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国家投入基金有限的情况下，农村又回到了家庭保障的状态。

在各种法律文件、政府政策中虽然强调要建设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是政府在资金投入等方面仍然力度不大，有些政策没有付诸实践。与城镇社会保障发展相比，各级政府重视程度不够，资金投入比例失衡都进一步造成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

（4）传统保障思想意识狭隘

由于我国历史的原因，农民受到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大多数农民都认为生老病死等问题由家庭来承担。他们依靠的是土地、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庭及家庭成员，以此来抵御各种风险和灾害，实行家庭保障。现在大部分农民地区，仍处在家庭保障为主，社会保障为辅的阶段。城镇建立的以社会保险为主的保障体制，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也加强了城镇居民的保障思想，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也学会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相比较而言，农民的保障意识仍然薄弱。之前有调查数据显示，当前老年人中有63.5%与子女一起生活，60.6%的老年人依靠子女补贴生活。这种自我保障的意识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经济体制，加上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他们无法跳出这种传统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影响新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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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体系是指为了保证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而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政策以及与之配套的各种执行措施。这里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指经济法，具体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金融法、财政法、产业政策法等。可见，经济法是由一系列的子法系组成的，涉及到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为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手段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所以，离开了经济法，宏观调控体系将是有名无实。

二、宏观调控功能是经济法最主要的功能之一

通常我们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经济管理、运营中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我国经济管理中产生的重要经济关系——宏观经济管理关系就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畴。国家根据经济法来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市场经济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而且反应了经济法在市场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经济法指导着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实现体现了经济法的作用，可见，宏观调控功能是经济法的主要功能之一。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开始摆脱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经验缺乏，再加上计划经济的阴影仍然存在，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对法律手段认识不足。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我国企业普遍遭受来自国外大型企业的威胁，因此，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经济法律法规建设，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重要任务。首先，经济法对宏观经济具有监控作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有一国经济出现问题，全球经济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所以这种环境下，各国面临的经济风险也增大了，如何有效的控制风险是各国都在思考的问题。其中，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不断健全和完善经济法律法规，使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从而保证经济有序、平稳的运行。根据这一原理，我国近些年出台了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比如金融法、会计法、财政法、证券法等，实现了对国民经济的有效监控。在全球金融危机之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而我国因为有着经济法的监控，政府采取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保证了我国遭受的经济损失最小。

其次，经济法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保证作用。市场经济调控的一个弊端就是，以利益为中心，许多商家为了争夺市场不择手段，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还有些商家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导致了产品质量不合格，例如假奶粉、假鸡蛋事件等，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必须通过制定完善的经济法来规范市场的运行，对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商家进行严惩，对于恶意竞争、不正当交易的商家给予法律制裁。为了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不仅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再次，经济法能较好地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说明，经济法是一个完整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经济法律法规，从而有助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已经以大国的身份加入了全球经济，为了和世界经济接轨，首先必须完善法律体系，弥补法律漏洞；其次，根据不断发展的现实要求，调整陈旧的法律条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并且任务繁重，因此，坚持不断拼搏、不断奋斗的精神，同时要求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建立一步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制定经济法律法规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执行不到位，违反法律法规无人追究责任，那么经济法律法规就形同虚设了。加强司法力度，首先，健全司法机构，严格规范经济案件的审判流程，保证审判结果公平、公正；其次，提高司法人员整体素质，包括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提高其专业能力、加强其法律意识，保证司法过程中严格要求自己；再次，加大惩罚力度，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司法机构要给予严格的惩罚或处罚四、运用经济法纠正“市场失灵”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可以自主的进行资源分配，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实行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从而推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但是，市场调节存在着很多弊端，它缺乏理性，只是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节，无法考虑社会的实际情况。换句话说，市场调节容易出现“失灵”现象，具体表现在：无法恢复正常的调节功能，造成经济恶性循环；资源分配不合理，容易出现垄断现象；不能及时调节或者盲目调节；出现不正当竞争，市场调节不起作用。市场失灵后，就无法再靠市场自身调节来使经济恢复正轨，必须通过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才能引导市场经济走上正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希望达到的效果是，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等三大手段，来调节市场经济中的不正当交易、不公平竞争等，引导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运行，从而实现优化经济结构、合理配置资源等目标。三大调控手段的地位是不同的，根据其重要性，我们认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是最常用、最重要的。行政手段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主要是辅助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应用。经济政策是宏观调控目标的反映，指导着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的实施。

我国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其中货币政策在经济调控手段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国家召开的各种经济会议中以及制定的各种经济文件中，政府反复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指出央行应该保证货币供应和需求的均衡，实现币值稳定的目标。如果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央行应及时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金融法律法规，例如银行法、证券法、投资法等。这些金融法律法规在促进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是保证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政策的另一大政策便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即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政策。财政支出是指政府给予社会的各种补贴、福利、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财政收入是指社会经济组织或个人向国家缴纳的税款。比如，政府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转移支付以鼓励社会消费和投资。为了保证政府财政政策的推行，必须要有相关的财政法律法规作保障，财政法律法规在经济法律法规中占据较高的比例，可见，财政法律法规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不断完善有助于健全我国税收制度、合理进行收支分配、缩短贫富差距。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需要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氛围，因此，财政法、产业政策法、税法、银行法、投资法等法律法规所形成的法律体系对于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经济立法固然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司法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我国各级别的经济司法机构，不断丰富和调整经济审判的相关步骤和程序。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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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有关当局有足够的理由担忧房地产。尽管多年来当局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房地产遇到危机，必出手相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的庞大应付危机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因此也绑架了对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

与泡沫和空置房平行存在的现实是，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这种情况使中国社会对房地产业现状，以及对政府无力改变这种局面的不满已经到达一个新沸点。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荒谬的局面？很多人往深一步，转向土地供应市场，指向政府责任。就土地而言，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政府行政限制土地的供应量，搞寡头式垄断，同时推行的“招拍挂”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

多年来，人们听到的似乎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现状了。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就不会有大量的空置房;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买不起房。在供求关系之外，还出了什么问题呢？

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严重失误。在中国，房地产仅仅被视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卖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

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在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恶化这个局面，使人们对房产价格上升的预期牢不可破。地方政府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到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首要考量，首要的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正因为中国房地产的唯一目标是“钱”而非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需要，中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过度的开放性和投机性。在剥夺大多数社会成员居住权的同时，各地房地产不仅向国内“炒房团”开放，更向国际资本开放。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国内外资本的“游戏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