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局限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局限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凯恩斯效应 非凯恩斯效应 马尔科夫区制

内需不足已经成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增长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1998年我国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也随着不断扩大，2008年在全球性次贷危机日趋严峻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计划启动4万亿资金，以强力启动内需，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由此产生的一个担忧是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否会挤占居民消费，从而降低国内实际消费需求，即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可能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区域。本文运用内生识别方法马尔科夫转换MS-VAR模型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主要是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以期评价我国财政支出，特别是1998年以来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在宏观需求管理中的有效性。

一、非线性有效需求跨期替代模型的理论分析

在Karras（1994）、Evan和Karras（1996）以及Ho（2001a,2001b）等人的研究中，他们假定凯恩斯有效需求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简单线性（C■■=Ct+■Gt）关系所决定，其中参数■为正（或负）表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由于效用函数是有效需求（C■■）的增函数，参数■为负意味着消费者总效用函数U(C■■)为政府支出（Gt）的减函数，即当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时，政府支出性支出增加降低了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这与效用函数的经典假设相矛盾。为了有效克服该问题，与陈创练（2010）和陈创练、陈国进和陈娟（2010）相一致，本文建立了一个政府支出（G■）和居民消费（Ct）具有不完全替代性质的非线性凯恩斯有效需求函数（C■■），即：

C■■=C■■C■■ （1）

其中，α为居民消费对有效需求的弹性系数。黄赜琳（2005）分别对我国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原值比Gt/(Gt+Ct)和增量比ΔGt/(ΔGt+ΔCt)两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原值比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增量比序列则是平稳的，这表明使用非线性刻画中国居民的有效消费行为更为合适。此外，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不仅仅是居民单纯私人品消费的等量替代，而通常具有某种弹性效应关系，直观上这也比较符合经济含义。由此可见，使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关系能够更加有效地刻画中国居民的实际有效消费行为。

考虑在一个无穷期限的经济体中，代表性消费者在0时刻终身效用总和最大化可表示为：

U(C■■,G■)=■ E0■β■[u(C■■)+φ(G■)] （2）

s.t.At=At-1(1+r)+Yt-Ct-Gt （3）

其中，Et是基于t时期信息的期望算子，β为主观贴现因子，C■■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有效消费需求，At表示代表性消费者t期持有的金融资产，Yt表示t期的劳动收入，假定实际利率r为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常量。而有效需求的即时效用函数为u(C■■)=C■■/(1-σ)，在此类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不变的效用函数中，σ表示曲率参数，特别当σ=1时，C■■/(1-σ)=lnC■■。φ(・）为政府购买的效用函数，必须强调的是由于消费者不能够对政府购买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因此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忽略考虑效用函数φ(・），而简单考虑关于有效需求的即时效用函数u(C■■)。那么，以上最大化问题可转换为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者决策模型，其拉格朗日函数为：

E0■β■u(C■■)+λ■(Y■+(1+r)A■-C■-G■-A■ （4）

其中，拉格朗日乘子λ■度量了财富的边际效用，对上式进行一阶条件求解，可得：

αC■■G■■=(1+r)βE■(1-α)C■■G■■ （5）

在最优化条件下，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给居民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则有Gt=(1-α)Ct/α①，将其代入（5）式做进一步分析，两边同时取对数并整理可得实证方程：

ΔlnCt=μ+θ1ΔlnGt+et （6）

其中，μ=ln[β(1+r)]/[1-α(1-σ)]，θ1=[(1-α)(1-σ)]/[1-α(1-σ)]，et是均值为零的随机扰动项。由于在计量实证分析中如果模型设定遗漏了重要解释变量，则估计结果将会是有偏的。Graham（1993）、Evan与Karras（1996）以及Ho（2001a,b）研究表明，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实证模型中综合考虑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y■■）对消费的影响，将会弱化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考虑两状态下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从而，待估模型可进一步完善为：

ΔlnCt=μ+θ1(st)ΔlnGt+θ2(st)Δlny■■+et （7）

其中，st表示状态变量。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中，由相关数学证明可知：当θ1(st)>0时，表示政府支出增加挤入（促进）居民消费，则政府支出具有“凯恩斯效应”；反之，当θ2(st)

二、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非线性影响的经验研究

（一）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

本文采用两状态下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式（7）进行估计，两状态即St=1和St=2。模型中θ1(st)和θ1(st)都具有区制转移特征，且随状态St变化估计系数数值也发生变化。假定St为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并且采用经验数据对内生状态的转变过程进行估计，首先考虑yt和St的联合分布：

f(yt,st|?渍t-1)=f(yt|?渍t-1,st)f(st|?渍t-1) （8）

其中，f(y■|?渍t-1,s■)=■exp(■) （9）

在正态分布的条件函数中，?渍t表示直到t期的信息集（Kim和Nelson,1999），具体算法由Hamilton滤波实现。因此模型参数可由以下极大似然估计（即最大化下面的对数似然函数）得到：

lnL=■ln■f(y■|?渍■,s■)Pr[s■=i|?渍■] （10）

本文采用迭代极大似然函数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Pr[s■=i|?渍■]表示在t时时刻状态为1或2的概率。假定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s■服从遍历不可约的一阶马尔科夫过程，其转移概率为Prt[s■=j|S■=i]=pij，且对于所有的时间t，i，j=1,2满足■■■p■=j=1。在本文中：

p=Pr[s■=2|s■=2]1-p=Pr[s■=1|s■=2]q=Pr[s■=1|s■=1]1-q=Pr[s■=2|s■=1] （11）

从t时刻开始的概率计算公式为：Pr[s■=i|?渍■]=■Pr[s■=i|s■=j]Pr[s■=j|?渍■]。其中，Pr[s■=i|s■=j是由（11）式定义。在每一时期的末尾，用以下迭代滤波对起初计算的概率进行修正（Kim and Nelson,1999）：

Pr[s■=i|?渍■]=Pr[s■=i|?渍■,yt]=■ （12）

其中，f(y■|?渍■,st)是由（9）式定义，然后再通过采用迭代极大似然函数的方法即可获取模型收敛的各个估计值。

（二）经验研究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年度频率数据，考虑到制度变迁因素，选取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78～2008年②，并且所有序列均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基期为1978年）进行调整为实际变量。与此同时，为了对理论模型进行估计，分别使用人均实际居民消费、人均实际政府消费和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对数的差分序列③。三个序列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列于表1中，检验结果表明ΔlnCt、ΔlnGt和Δlny■■序列都为平稳序列，从而可使用MSIAH模型对（7）式进行估计。

说明：（1）ADF单位根检验形式（C,T,K），其中C表示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K表示根据SC准则选择的滞后阶数；PP单位根检验形式（C,T,B），其中C表示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B表示采用Newey-West（1994）选择的带宽；（2）变量前加“Δ”表示对变量做一阶差分；（3）**和***分别表示在5%和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零假设，其中检验临界值根据MacKinnon（1996）确定，并由Stata10.0给出。

根据AIC、HQ和SIC等信息准则，本文选取q=0，p=0。与此同时，利用极大似然法得到本文选取MSIAH(2)估计模型中方程截距项和各系数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说明：（1）估计模型MSIAH(2)允许截距项、自回归参数和异方差性转变。

（2）*、**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零假设。

模型非线性检验统计量LR为17.28，其伴随概率χ2(6)= [0.0083***]，④在1%的显著水平拒绝了原假设H0：μ1=μ2；θ1=θ2；γ1=γ2，这说明在1978~2008年间我国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制转移非线性效应，各区制转移概率矩阵的估计结果列于表3。从表3估计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存在两个区制。在非凯恩斯效应区制1中，政府消费增加将降低居民消费，从而减弱了我国财政政策在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上的乘数效应，即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在凯恩斯效应区制2中，政府支出具有显著挤入的凯恩斯效应，即政府消费增加刺激了居民消费，这进一步为中国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带动内需提供了理论依据。就表3中的估计结果而言，两个区制都相对稳定，其转移概率分别为P11=0.79，P22=0.85。

与此同时，表4给出了各区制的样本数、区制出现的频率以及平均持续期，其中在同一区制的持续时间为D（St)=1(1-pii)。估计结果显示，在1978～2008年间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非凯恩斯效应区发生制频率为41.47%，而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凯恩斯效应区制发生频率为58.53%，这说明凯恩斯效应发生的年份多于非凯恩斯效应。

表5给出了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凯恩斯效应和非凯恩斯效应的区制划分，从表中可以看出，非凯恩斯效应区制主要发生在1985~1997年间，随着1985年中央银行体系的建立，货币政策作为一项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开始走向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为了预防改革初期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过热现象，在此期间我国政府实施了适度“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成功推动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落”。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了经济的活力，减少了居民能够获取的可支配资源，这直接导致政府消费增加挤占了居民消费。凯恩斯效应区制主要发生在1979～1984年间和1998年以后，在这两个阶段，我国主要实施了“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或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刺激了国民经济整体的活力，使得政府支出在某种程度上挤入了居民消费。

从表5以及图1和图2中还可以看出，1979～1984年和1998～2008年等区制里，发生政府消费发生凯恩斯效应的概率接近于0.9（如图1所示），而1985～1997年区制里发生非凯恩斯效应的概率接近于0.9（如图2所示），这说明我国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现象，这为合理评价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以及后续财政货币政策安排提

说明：方括号里的数值表示政府支出发生非凯恩斯效应的概率，如[0.9042]表示发生非凯恩斯效应的概率为90.42%。

在非凯恩斯效应区制内，政府不能够一味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和扩大内需，这样不但不能达到带动内需的目的，而且还有可能造成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或国债规模。政府为了刺激消费，应该采取配套的货币政策，实施结构性减税，增加转移性支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从根本上刺激居民的实际消费需求。在凯恩斯效应区制里，政府则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消费或经济总需求。此外如图1所示，1998年以来我国扩张性的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直位于凯恩斯效应区制内，这充分说明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是积极有效的，而在国民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现象的情况下，由于“双松”政策转而实施“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正确的。

三、财政支出非线性效应的宏观决定因素分析

纵观现有文献，主要是从预期观点和劳动力市场观点对财政政策的凯恩斯非线性效应进行解释。能够影响个体对未来政策预期变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初始财政水平（国债、赤字）或财政政策的调整力度（政府支出调整、赤字调整）两个方面上。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方面上给出改革开放以来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财政发生非线性效应的宏观决定因素。

（一）初始财政水平

国外研究文献表明，初始财政条件可能改变人们对未来政策的预期，从而产生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Blanchard，1990；Felcdstein，1982；Sutherland，1997)。下面将利用中国国债、赤字数据对初始财政条件在引起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方面的作用进行检验。图3表示中国国债比例(国债余额/GDP)和赤字比例(赤字总额/GDP)波动路径。

图中阴影区域表示检验出的财政政策产生非线性效应的区制(下同)。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国债比例连年升高，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都产生在国债比例较低的时间段。而国债比例较高的近儿年财政政策具有显著凯恩斯效应。图3中的赤字比例具有同样的现象，即在赤字较高的近儿年单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并未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可见，初始财政条件在中国并不是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产生非线性效应的必然原因。

（二）财政政策调整

现有文献中将财政扩张或调整的幅度作为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即大幅度财政扩张或调整会影响人们对未来政策的预期，从而产生非线性效应。我们在此采用中国赤字比例的变化幅度作为对财政扩张或调整幅度的衡量。图4表示赤字比例变化额的波动路径。

从图4可以看出，1978～1980年中国财政赤字比例波动较大，似乎印证了大幅度的财化是产生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原因，然而，在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1984～1997年的区制中，赤字比例变化极小。同时，1998～2004年的赤字比例变化比1984～1997年大很多，但财政政策在该区制内却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可见，财政调整幅度与非凯恩斯效应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据此，本文认为在中国，初始财政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并不是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

事实上，正如王立勇和刘（2010）指出，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是由我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特点决定。这表明政府要识别财政政策效应类型，则应密切关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变化。

四、结论

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是宏观经济学长期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90年中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以有效需求不足为主要特征的运行态势，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低位并且逐年下降。1998年以来国家一直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刺激内需和居民消费增长。本文采用MSVAR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识别。研究表明，在1979～1984年和1998～2008年份，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而1985～1997年份则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说明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现象，同时也表明1998年以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积极有效的，而在国民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现象的情况下，由“双松”政策转而实施“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正确的。最后，指出初始财政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并不是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而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特点变化可能导致了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对称性影响。

注释

①对上述最优化问题，分别求出居民消费边际效用和政府消费边际效用，令两者相等可获得该等式。

②本部分所用数据均来自于中经网数据库（cei.省略）及《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2009年）各卷整理获得。

③人均实际国民收入、人均实际政府支出和人均实际居民消费分别使用各变量除以总人口获得。

④检验统计量LR=-2(LR-LU)~χ2(q)，LR和LU分别是有约束和无约束模型的极大似然函数值，其中，q为约束个数。根据LR统计量可算出其对应的P值，当P值较小时则拒绝原假设，选择无约束制估计模型；反之，当P值较大而无法拒绝原假设时，则选择有约束估计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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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创练，陈国进，陈娟.政府消费最优规模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2）：5-14。

[3]方红生，张军.中国财政政策非线性稳定效应：理论和证据[J].管理世界.2010（2）：pp10-24.

[4]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情势转变视角[J].管理世界.2007（5）：7-15.

[5]郭庆旺，贾俊雪.稳健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及其可持续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6（5）：58-67.

[6]王立勇，刘.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及其解释[J]，经济研究.2010（7）：65-78.

篇2

[摘要]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二，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

，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三、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篇3

在我国的财政统计当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2个反应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发展变化的重要统计指标。

投资统计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管理需求是全社会固定投资这一统计指标设置的主要角度，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500万元及其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这3项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内容，在进行投资统计的时候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来调查农村住户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和500万元及其以上建设项目投资则是使用全面调查的方法。

支出法GDP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获得的固定资产中除去处置的固定资产之后就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土地等资源不被固定资产所包括，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资产是固定资产的主要内容。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组成部分。计算机软件获得减处置价值、矿藏勘探属于无形资本形成总额，而新增经济林木价值、新增役、种、奶、毛、娱乐用牲畜价值以及土地改良价值等都属于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支出法GDP能够全方面的反映最终需求，这一指标在国际上都通用。因此支出法GDP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就是反映固定资本投资需求的国际指标。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区别。数据表现、基本用途、计算方法、资料来源等都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间区别的内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调查得来的，而调整计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得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这样一来就直接导致了两者在数据表现上的不同。计算在经济增长中固定资本投资需求的贡献率、固定资本投资在最终需求结构中的需求比重、反应最终需求中的固定资本投资需求总量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基本用途，而提供基础资料在核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时候、反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详细结构及其规模、满足建设项目管理的需要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本用途。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投资增长表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表现。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几年间保持着稳定快速增长的势头，从1980―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911亿元增长到了311485亿元，年均名义增长了21.1%。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出的贡献。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如果增速一周期中包括低―高―低的话，那么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长在这30年间经历了3个周期，第1个周期是从1981―1989年间，第2周期是1990―1999年间，第3个周期则是2000―2011年间。我国国家宏观政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调控政策手段的不断变化、我国经济环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变化都能够从这3个周期中反映出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变化。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表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的增长表现基本上是一致的，总体上也是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的态势，而且其名义增长变化形式也十分明显，能够被划分为3个周期，周期的时间基本上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个周期时间是一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第1个周期中年均名义增长了14.3%，第2个周期中增长了21.3%，第3个周期中增长了17.6%。从1981―2011年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名义增长了160倍。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成为了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对于GDP增长贡献较大。数据统计我国的GDP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均没有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快，作为支出法GDP的重要构成项目，支出法GDP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逐渐增加。不变价支出法GDP的增加额中不变价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加额所占的比重就是GDP增长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

财政政策

对中国投资增长的影响

转移支付、收入分配、国债、赤字、补贴、税收等手段是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整的主要手段，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经济的波谷和波峰都需要这两个工具来进行熨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个工具为我国的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经济运行方向的不同，财政政策可以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经济波动的时候一般使用财政政策，实行反省调节紧缩性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的时候使用，平稳总供需，总需求的增长抑制，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使用，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总需求。这也是作为总需求的重要构成部分，是财政政策调节的重要领域。

财政政策对投资增长的影响方式。反向调节是财政政策实现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的重要方式，紧缩性财政政策为过热的投资进行降温，扩张性财政政策为增速过低的投资拉动增长。制约固定资产投资是紧缩性财政政策，主要是利用收缩财政支出和增加税收，但是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企业增加税收往往对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其次紧缩性财政政策还会需要其他的政策来进行辅助才能够发挥较好的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主要是利用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财政收入。企业的投机性会受到土地优惠政策的影响而提高，企业的投资能力会受到减税政策的影响而增强，社会投资的增长和投资规模的扩大完全是因为财政用于投资项目资金增加的因素，继而会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财政政策对中国投资增长影响的实践。从计划到注重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宏观调控方式，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间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每一个阶段其使用的手段也是不一样的。我国的经济运行在改革开放以来也在逐渐的稳步增强。其中财政政策由于投资的冷热过程和宏观经济的原因也发生了多轮的变化。30年间发生了多次财政政策的调整，对投资增长带来明显变化的主要有5次，其中从1988―1989年、1993―1997年实行了2次紧缩性财政政策，从1998―2003年、2008―2010年实行了两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在2004―2007年则是实行了一次中性财政政策。维持投资稳定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使得结构优化与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相结合是实施中性财政政策的根本原因。几次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的财政调控经济的方式逐渐向市场方向进行了转变，逐步完善了调控手段，各种政策工具之间的综合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注重，我国的经济运行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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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有关宏观经济政策分歧最多、争论最为激烈，这也说明了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在客观上存在局限性：

2、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以稳定经济运行的目标难以实现。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通过逆风向而动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会实现稳定生产与就业的政策目标。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因为时滞的存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以及人们经济预测能力的局限，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使经济运行更不稳定。

3、关于政府是否应平衡其预算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债务会增加未来纳税人的负担，因而预算赤字会造成居民储蓄减少，平衡预算则意味着更大的居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通过控制债务占国民经济的比率或增加速度，可以保证预算赤字不影响经济。

4、这些争论与分歧不仅说明了宏观经济理论自身的缺陷，而且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客观存在的内在不稳定性，不可能通过政府宏观经济干预加以消除。因为政府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起到缓解经济危机和熨平经济波动的效果，但未能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也就不能消除诸如高失业率等宏观经济问题。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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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现金管理是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国库现金管理起步较晚,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中央人民银行了《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暂行办法》,为我国国库现金管理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国库现金管理在提高资金收益和管理国库现金流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库现金管理,发挥国库集中收付改革的制度优势。

一、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存在的局限性

1. 国库现金管理收益有限。2006 ~ 2012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定期存款操作规模从200亿元增加到6 900亿元,到期收益从1.33亿元增加到143.06亿元,7年累计操作量达2.06万亿元,预期到期收益合计398.96亿元,有效地提高了财政资金的效益。但月均200亿 ~ 600亿元的定期存款规模与上万亿元的国库库款相比,仍然只是“杯水车薪”,国库现金月度操作量占政府存款月平均余额比重不到2%,见表1。

2. 国库现金管理未能有效熨平政府存款波动。经过几年的探索,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在与库底资金协调方面逐步摸索出了一些规律,如在政府存款低谷时期净回笼资金,在政府存款平稳时期进行等额滚动操作,在政府存款高峰时期净投放资金等。但目前国库现金管理存在操作规模偏小、操作频率较低、操作品种单一的缺陷,未能有效熨平政府存款波动。2006 ~ 2012年,共计有53个月进行国库定期存款的投出或(和)收回操作,其中14个月国库定期存款操作熨平了政府存款波动(反向操作),占26%;13个月加剧了波动(同向操作),占25%;26个月基本无影响(滚动操作)。

3. 地方国库现金管理举步维艰。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开展以来完善了制度框架和操作机制,加强了风险监测,初步形成每月1次、300亿 ~ 600亿元规模、期限3 ~ 9个月不等的到期滚动操作的格局。与中央国库现金管理进展良好的局面相反,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却迟迟未能启动。在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的强烈要求下,财政部同意地方“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创新”,一些地方也纷纷试水,采用“专户现金管理”等变通方式开展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并给国库资金带来重大安全隐患。

4. 国库现金管理工作机制面临诸多困难。一是协调框架有待改进,现行现金管理制度缺少商业银行参与,单靠财政部内部的例会制度很难确定国库现金管理发展方向以及现金管理操作取向。二是国库现金管理的投资方式单一,国库定期存款的期限一般为3 ~ 9个月,缺少短期品种。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以国库定期存款为主,2006年和2008年进行过两次买回国债操作,但市场反应冷淡后再没有使用;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理财能力不一,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未来最有可能也是使用国库定期存款。三是国库库存资金波动依然很剧烈,预测工作难度较大,仍以短期预测、静态预测为主,未能考虑到内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预测精度只是在统计上较为满意,离现实的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国库现金流的改善仍有较大余地。

二、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存在局限性的原因

1. 国库现金管理协调货币和财政两大政策目标有较大难度。在国库现金管理中,配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财政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国库现金管理必须服从货币政策的大局。这是因为:①国库现金管理通过对政府存款的投放(收回),相当于调整存款准备金总量。中央银行国库存款和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并列的负债项目,两者呈现反向变动关系(见图1)。尽管存款准备金主要受政策性因素影响,但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存款波动仍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其变化趋势,国库现金管理通过对存款准备金的影响进而对整个货币供应产生影响。②减少市场波动优于增加收益的原则,使得国库现金管理对外投资对冲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效果。表面上看财政直接受益增加,但中央银行被迫加大对冲力度而增加了相应的成本(如发行央行票据),导致盈利水平下降,最终使其上缴中央财政的利润减少,从而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2. 国库现金管理各方尚未完全达成共识。虽然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同属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都服从于宏观调控的大局需要,但财政部是从财政改革的要求来分析问题的,人民银行则是站在货币调控、流动性管理的角度看待问题的。财政部认为财政集中收付与国库现金管理是一个有机整体,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对于提高国库现金的使用效益、完善财政政策和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有效实施政府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人民银行认为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必定会对央行流动性管理及货币政策产生冲击,从而影响到国家宏观调控大局,因此提出“积极稳妥,相机抉择”的操作原则。特别在对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问题上,就如何和货币政策协调两部门存在较大分歧。各方对国库现金管理未能达成共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库现金管理工作的深入推进。

3. 预算编制不准确与预算执行软约束是国库现金流剧烈波动的根本原因。我国预算编制的不准确体现在对收入估算保守,对支出估计过大,使得收入预算的执行进度快于计划进度,而支出预算的执行进度则滞后于预算计划和收入进度,导致财政收入连年大幅超收和年底突击支出。而各级政府部门在预算执行时又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据统计,2011年我国省、市、县三级中仅有65%、74.4%和75.5%的本级单位年初部门预算到位。预算编制的不准确和预算执行的随意性,导致收支进度不匹配,国库现金流波动剧烈。同时,由于国库集中收付实现了资金由“中转”到“直达”,财政资金在未支付到收款人之前一直保存在国库,而国库库款持续保持高水平,使得我国政府支出能力落后于收入能力的问题更加凸显,“有钱花不出去”成为困扰各级政府的突出问题,影响了财政集中收付改革的效果。近年来每年上千亿元的年终财政拨款结余资金就是一个例证,见表2。

三、进一步推进国库现金管理的建议

1. 统一认识,加快国库现金管理进程。国库现金管理是财政集中收付改革深化的必经途径,不宜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而简单否定。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应从大局出发,加强沟通与协商,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下,既要合理兼顾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又要尊重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客观需求,积极稳妥地加快国库现金管理进程。

2. 强化推进中央国库现金管理。短期内要继续促进滚动操作(定期存款到期时等量操作出去),以降低库款规模,并由滚动操作向盯准操作(保持库存现金余额不变的操作)转变,熨平库款波动。从/，！/中长期来看,适时启动国债回购和逆回购,加强微调,降低国库现金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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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支出；扩张；协调配合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097-02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主要表现在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当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总的调控手段是增支不减税。而在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我国不仅提出扩大支出，还以大幅度的减税相配合。实行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代表的减税措施，丰富了财政调控手段，更为明显地加大了调控力度，让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实行减税增支扩张型财政政策的结果是既减少财政收入又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膨胀，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隐患。为此，有必要探讨如何把握好财政支出扩张的“度”。

二、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不能无边际地扩大财政支出

积极财政政策是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现实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和发展。凯恩斯主义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与心理上的流动偏好引起投资不足，共同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会造成过剩性生产危机与失业严重，这就需要国家干预，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来增加有效需求，减轻和避免经济波动。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变化、转移支付的变化或税收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分别影响总需求，政府购买直接增加需求，转移支付和税收则使收入发生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的增加、转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税收的减少。虽然政府与市场谁更会走向失灵，在理论界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统一答案，但是，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困难，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却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有加大、加速扩张支出、打破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树立周期性平衡理财观的含义，通过主动扩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反推供给扩张。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是万能的。财政支出大幅度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度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定的制约。

首先，累积和扩大了政府债务。我国政府债务的内容较为复杂，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直接显性债务，以国债为主。第二类是直接隐性债务，主要是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所形成的债务。第三类是或有显性债务，如国债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第四类是在地方上存在的大量或有隐性债务。这些债务都是必须由财政来偿还和“兜底”的。就目前宣布的政府一揽子计划而言，大幅度扩张财政支出是必然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扩张。财政支出的扩张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宏观税费负担；二是发债；三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发货币。在增支减收的背景下，提高宏观税费负担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选择的是后两个途径。为刺激经济增长，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要增发国债。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早就走上了发债度日的道路，当前这些国家最大的麻烦就是面临经济衰退还要再增发公债，新旧债务叠加难寻出路。

其次，财政投资拉动民间投资的成效不大。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投资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程度来决定，社会投资则主要受市场利润所驱使，按照市场动向办事。财政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低。社会投资受到规模、实力和利润的局限，不会随之大规模地跟进，所带动的关联行业有限，不可能遍及社会上的多数行业，不能明显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和状况。跟进快的只是国有企业，其中电网、铁路、通信等垄断部门表现最为突出，但这些企业的投资一部分又来自于国家预算。第二，政府增支，特别是国债投资，偏重于政府计划调节，投资项目由各级政府申报和审批，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财政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承建者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在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财政投资的效率难以保证。第三，基础建设投资带动的往往是一次性需求，而不是长期的、持续性的需求，与住宅、汽车等产业相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系数较小，乘数效应较差。第四，政府增发国债和扩大支出势必减少公共储蓄，由此造成的货币需求压力会迫使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这就产生了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挤出效应”。

最后，增加了体制风险。如同市场机制中存在市场失灵一样，政府行为也存在政府失灵。体制风险在我国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在财政支出项目上缺少科学论证和长远规划，从而出现决策失误，造成盲目投资和重复投资。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时期是一个常量，不能满足所有地区、企业的投资要求，于是出现各地、各企业争项目、争投资的“跑步钱进”的怪现象。二是在财政支出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造成执行走样。财政资金被挪用、贪污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豆腐渣”工程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三是很多地方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机，趁机扩大了对市场的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显然，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无限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一系列经济问题，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片面依赖行政方法刺激经济增长，有可能适得其反。

从纯理论上分析，在资源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假定不存在资源闲置，那么资源不是被市场支配，就是被政府支配，因此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额就是市场支配资源的减少额。这样要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就必须要求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额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大于市场支配资源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损失。如果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小于市场支配资源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损失，财政支出增加就是得不偿失。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边际成本递增规律，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成本却不断上升。当财政支出达到一定规模时，财政支出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达到一致，这一规模从理论上说，即是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如果能够从理论上求出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函数，那么也就能够求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若能如此，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就变得十分简单了。然而从实证角度看，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影响因素很多，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十分复杂，使得真实的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无法得到，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也就无法得到。但是上面纯理论上的分析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客观限度的，只有保持财政支出规模的合理限度才能实现全社会资源在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提供之间的合理配置，也才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这样，虽然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得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但是我们却可以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支出控制制度，优化制度安排，从而将实际的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在适度的合理限度内。

三、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并且由于欧债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当前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自然连带出两个手段如何相互呼应问题。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结语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过度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制约；同时，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

参考文献：

[1] 丁远杏. 后危机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风险防范[J].当代社科视野，2011，（9）.

[2] 彭开勤. 论财政支出的控制与监督[J].当代经济，2011，（17）.

[3] 钱津. 论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支出重点的调整[J].创新，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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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现了我国税制的转型

在我国不断的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时间里，我国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首先在所得税的部分强化了税收的公平性也让每一个企业都在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竞争。其次在这一阶段内我国也建立健全了新型的流转税制度，这一举措从分表明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特色；而且也让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更加稳定财政收入来源，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得到了不断的加强。

（二）转换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

我国的很多国有企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定期进行税款的缴纳，然后将税后的资金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分配使用，这也是新型的企业所得税的特色以及使用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传统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已经不再能满足新型的社会要求，因此这就需要对这种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剔除落后的部分，让相关体制与时俱进，也进最大程度去避免将来国家在“分配”方面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三）我国的财政支出体制也得到了转变

对于这一部分，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财政绩效化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对于财政绩效进行及时准确的评价，从而有利于政府在接下来的问题上采取良好的分配方式，这也有利于不断优化现有的财政支出结构，让我国政府的职能具有服务型的特点。其次支出结构出现了变化，尤其是政府在科教文化事业的投入程度不断加大的时候，我国的科技创新产业也会得到蓬勃的发展，这也保证了我国公共服务事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我国财政税收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当今的财政税收体制具有局限性

因为我国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所以我国才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大多数在以下几点体现：第一，我国现有的财政分配具有明显的向上集中趋势，这也就会导致分税制度不可能落到实处，难以发挥其作用，也就造成了财政分配的不合理可能会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的能力。在我国的税收种类中环境与资源却并没有受到相关人员的注意，这可能降低税收调节社会分配的能力，而且很多重要的非税收收入也没有及时的纳入我国现有的税收管理制度当中来。

（二）当今的预算管理体制具有缺陷性

随着改革工作的发展，对我国原来的预算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这个问题却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虽然我国鼓励进行税收制度的改革工作，但是很多地方政府无法及时的跟上整体的节奏，让很多财政预算没有包含在政府的收支工作中。而且我国现有的监督体制和管理体制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导致很多财政事情无法公开在阳光下，很多财政饭无腐败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控制和解决，因此很多根本性的矛盾没有得到缓和。

（三）当今的转移支付缺乏规范性

我国的中央财政的集中程度很高，然而这并不能保证中央财政的拨款可以及时的弥补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和的缺陷。而且专项转移支付、财力性转移支付以及税收返还与体制补助同时为我国的这主要支付方式。但是这三种支付方式都在支付过程中会出现支付效率低、监管不到位、支付款项不准确以及支付结果难以得到查询等问题。

三、加快体制建设、进一步深化财政税收改革的有效途径

（一）不断完善分级和分权的财政机制

实行这种体制之前应该进行充分的调查，以考证这种制度是否符合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从而将统筹兼顾和协调规范的作用最大化，来保证我国财政支出与收入长期的处于平衡的状态下。在实际工作中分权、分级就代表根据实际情况来评测各级政府的收入能力以及权力，进而对该政府进行相应责任和义务的划分。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权力，鼓励地方政府在相关区域推行税收的减免政策，保证各级政府的合理划分。

（二）不断完善预算的管理体制

从我国现有的财政税收状况来说，一定要尽快的将预算执行和编制这两个范畴划分明确的界限，这将会符合我国财政预算方面的整体发展理念，帮助我国建立一个紧密式的预算管理模式，而且绝对不能忽略任何一个与财政收支有关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及时有效的对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会保证等领域进行管理，当预算体系能包含与之相关的所有事宜，很多行业也会从中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

（三）实行科学合理的两级两类关系转移支付体系

上文我们提到现有的三大转移支付模式，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这也会造成一定的财政损失，增加管理成本。所以在以后的转移支付活动当中，要确定主要的支付目标，其次进行资金的适当比例，从而保障对资金的合理分配。第一、就需要对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第二、要将普通的转移支付比进行合理调控，保证结构的平衡；第三要注意地方因素对转移支付水平的影响，确保对地方支付数和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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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基础仍是重点

当然宏观经济理论的学习仍然是基础，凯恩斯的理论仍然是学习的重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时期产生了一些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凯恩斯主义一度走入低谷，但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凯恩斯主义将重新受到重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靠拢，新增长理论将继续是一个研究热点，不远的将来宏观经济学将出现新的综合。

二，宏观经济问题的关注和理论的应用

在本课的学习中着重讲到了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问题：首先，经济的增长问题，在学习的过程中以我国的经济增长现状为例。现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感觉到财富的相应迅速增加，甚至感觉在缩水。到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从乐观和悲观两方面来分析，并从两种观点中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现状。中国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很快，增长百分比在10%左右，但是人们一直对现在反应经济增长的GDP的核算是否能反应经济的实际增长存在怀疑，所以在学习中我们引入了绿色GDP的核算。

除了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我们还对经济周期、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都进行了学习，分别以中国的数据作为实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面对这些宏观经济中的问题，每个国家都采用一定多的经济政策，以此促进经济的良好运行。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是在1998年以前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1998年至现在国家一直采用稳健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用研究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IS-LM曲线来分析，并且对IS-LM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学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每一个国家不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所以IS-LM模型进一步扩展为IS-LM-BP模型。这样可以更完善分析各国的经济。从IS－LM模型中还可以推出AD－AS曲线，这时价格不再作为一个常量而是作为一个变量来考虑，并且把总供给和总需求结合了起来。用AD－AS模型可以充分的分析美国90年代后的新经济，从而研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启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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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与财务研究；宏观经济；微观企业行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越来越干预经济的发展，宏观采取的政策一定会对微观企业层面有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对宏观因素的反映特别的强烈。因此，就要从一个新视角研究会计与财务，即：宏观层面包括宏观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是以前没有研究的，是对以前研究的一种创新。

一、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

（一）宏观与微观的范围。宏观与微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宏观因素一定要通过微观企业才能发挥作用，微观企业的行为也会影响宏观因素。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严重，企业在做决策之前，通常先会推测宏观因素。宏观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政治因素。微观企业根据宏观经济或者宏观政治做出的决策，不限制于公司的管理、盈余管理等。

（二）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实务既是会计的研究对象，也是财务的主要研究对象。宏观经济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制定的调控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些宏观政策不只是财政政策、经济政策等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主要以国民生产总值、人民生活水平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由于会计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研究会计学主要就是研究外部环境。宏观经济因素是最大外部因素。会计与财务最关注的是企业的行为，它们的研究范围比较狭隘，仅限于微观方面的研究，比较片面，没有把宏观因素考虑在内。很多的经济学研究家没有把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结合起来研究，单独的研究企业行为与产出，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出现宏观与微观研究破裂。然而现实中宏观经济对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宏观政策做出的财政政策等，它们影响着企业做出的决策，而企业做出的决策也会影响着宏观经济。

（三）宏观因素中的政治因素与微观企业行为。宏观因素中不仅宏观经济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宏观因素中政治因素也影响着企业的决策，政治政策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反映，政治领导者某些决策可能直接会影响着企业主体做出的决策，甚至是还要随着政治政策的出台而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如果企业的高管与政府的关系强，那么政治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会更大。

（四）研究会计与财务宏观向微观传递的意义。有些经济研究家没有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研究，因此，对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研究会计与财务时能够做到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是研究会计与财务的一个新视角。把宏观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企业决策中，形成一种机制，能不断地完善传统的微观企业行为。微观企业所做的决策，考虑宏观因素的变化。在我们国家而言，我国政府对与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政策都会影响着我国企业经济的发展状态。并且在我国政府与经济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研究会计与财务时，都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三、在研究中注意的问题

（一）内生性问题。宏观与微观是分解与综合的关系。宏观因素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或者政治政策都会影响着企业经济的产出，反过来企业的行为以及经济产出也会影响着宏观政策的调整。因此，在会计与财务的研究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二）衡量宏观因素的标准。宏观因素的两个方面；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宏观因素，如果只是用其中的一种作为标准来衡量是片面的。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标准或者是多样化的标准，来衡量宏观经济指标；而对于政治因素的衡量标准比较匮乏，经常需要用他变量来代替。因此，一定要对文章进行稳健性的检测。

（三）尽量排除偶然因素。宏观因素的很多方面都对微观企业有影响。因此对于微观企业的行为一定要考虑排除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于会计与财务的研究新视角研还可以利用时间研究法，但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会计与财务的新视角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偶然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为了控制偶然因素的干扰，可以采取循环性事件的方法来研究会计与财务的新视角。

四、会计与财务新视角的可研究方面

（一）宏观经济方面。第一是宏观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宏观因素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经济产出，比如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或者是经济政策等都可能会影响着企业或者是不同行业，微观企业也会很据宏观因素相应的调整其决策，以适应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更直接的影响是政府通过财政的投资额以及投资的方向观察企业的行为决策，政府还可以通过发行货币量查看企业的行为变化。

（二）世界的宏观因素对我国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密切。我国微观企业对商品出口的依赖性很大。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国际宏观调控的政策影响着我国国内微观企业的决策。这有利于企业实际运作。

（三）区域经济的影响和上市公司的数量、投入的资金量等之间的关系。由于各个省市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实力等不相同，这些不同都可能会对微观企业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省市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有实力的区域上市公司的数量、投入资金量的变化；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对微观企业价值的影响，对微观企业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研究，可以研究出不相同的因素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从而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对策解决问题。

总 结：

没有把微观企业与宏观政策结合起来研究致使当前研究比较的片面。本篇文章主要研究了宏观调控对企业政策行为的影响，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出一个创新点。对于有关宏观因素影响企业的研究很少。因此，从宏观因素向微观企业传递的研究角度出发，能够打破以往研究的局限、提出新的内容、可以完善以前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探索的深入，各种争议也不绝于耳。今年以来，国际舆论也加大了对我国国企改革的关注力度：从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直言中国今后改革重点应当是削减国企数量与破除垄断，到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要求中方承诺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等事例均表明国际舆论正掀起一波针对我国国企改革的声浪。这股声浪有哪些主要观点，有哪些局限性，我们应如何看待国企改革？

国际舆论针对中国国企改革的主要观点

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国企在资金、资源和政策等领域享有优势，造成与外企和民企的不公平竞争。

首先，国企应向社会返还更多红利。世行认为，国企没有让老百姓更多地获利。“要想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使中国老百姓更多地获益，国企应把更多的红利返还给社会，需要实行一些结构调整，从而建立良好社会保障体制。”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认为，提高对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带来的收入可用于资助政府的社保和养老开支，从而有可能降低中国人大量储蓄的必要性，让他们提高消费支出，从而达到刺激中国内需的目的。

其次，应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2012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指出，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面临的五大挑战之一。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2011年10月的《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报告，将中国的国有企业同国家资本主义联系到了一起。报告提出，美国应该促使中国澄清和减少国有企业的角色，特别是在促进削减大量“战略”行业领域；支持IMF淡化银行贷款作为中国宏观经济工具的努力，而更加推崇财政政策；立即开始评估反托拉斯法和其他法律的能力，以应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

第三，应降低民营企业进入战略性行业的门槛。世行认为，应加快推进中国国有企业股权证券化；降低民营企业进入包括战略性行业在内的相关行业的门槛，重新界定国有企业的作用，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实现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减少私营企业进入的壁垒，疏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认为：“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的创新，而不是国有企业的产能扩张。”

国际舆论关于中国国企改革主要观点的局限性

局限性之一：世行报告的观点早已有失败的先例。

世行报告向中国推销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被广泛证明已经失败的“华盛顿共识”。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确需要完善的转变，但私有化不可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首先，中国国企的发展经验至少可以表明，垄断和创新并不矛盾。如国企在航天领域取得了长足的突破，高铁在技术标准上领先全球。其次，在某些战略性产业领域，国企必须承担起保障公共服务的任务。这些领域的私有化并不能破除垄断，只能导致私人资本垄断代替国有资本垄断，甚至有可能会演变为权贵的私有化或者外资的私有化，最终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第三，拉美、非洲、前苏联等历史经验证明，盲目的全盘私有化给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诸多副作用长期存在，难以根除。

局限性之二：从中国的基本国情来看，国企私有化不适合中国实际。

世行报告建议实现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国有经济必须得到发展壮大，这就是国企改革的“根本”。虽然目前国企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壮大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任务远未完成，国企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绝不能影响和动摇我国既定的国企改革思路与方向。不管如何推进和深化国企改革，我们都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的前提下，让国有经济更多地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同时也可以在其他非重要行业和非关键领域中依据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存在和发展。

局限性之三：“国进民退”并不符合中国国企发展的实际情况。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国企改革经历了从扩权让利、承包经营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破产关闭、重组并购到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经历了不断探索、不断深化改革的历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尤其是近十年来，国企更是取得跨越式发展。从央企数量看：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中央企业的数量是196家。从2006年到现在，每年都有约10家规模较小的企业并入大型优势企业，目前，央企户数已减至117家。从行业看：2010年，在39个行业中有32个行业是民企与外企占支配地位，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的只有7个行业。事实上，国有经济及其国有企业在逐步阵线收缩的历程中实现了集体性崛起，结构得到优化，布局更趋合理，实力得以增强。这种退中有进、以退为进的国有企业改革调整，显然不能称之为“国进民退”。

近年来我国国企改革发展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