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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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的财政政策含义如下：

宽松的财政政策是通过适度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政策。

详细介绍如下：

宽松的财政政策：根据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来划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加强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政策，而采取中性财政政策，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并不主动寻求刺激社会总需求。宽松的财政政策，介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之间，它相对中性财政政策更为积极，而相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相对保守。扩张性财政政策通常为刺激经济增长，会全面动用大规模财政赤字、增加国债、降税、增加政府支出政策等各种手段，而宽松的财政政策仅会采取上述财政政策的部分手段，来适度刺激社会需求。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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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国际收支;产出-吸收效应;储蓄-投资效应;汇率效应

作者简介：丁骋骋，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一、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理论综述

国际经济学经典理论往往只将国际收支不平衡归于五个原因：临时性不平衡、结构性不平衡、货币性不平衡、周期性不平衡、收入性不平衡，却很少将它与财政政策联系起来。在Sidney Stuart Alexander1952提出的国际收支吸收分析法（Absorption Approach）中，我们可大致看到财政政策-国际收支最早的理论分析。亚历山大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差额（B）为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差，即：B=Y-A，而A=C+I。当一国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时，A增加，国际收支（B）就趋于逆差。但问题是，财政政策对Y也会产生影响，这样一来，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另外，我们通过国民收入账户可以得到等式：Y=C+I+G+X＝C+S+T+M，也即：I-S+(G-T)=M-X。当投资与储蓄相等时，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存在一对一的关系；但如果I≠S，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无论是吸收分析法，还是国民收入账户，都仅把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而且主要是贸易账户）纳入分析框架。关于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之间关系历来存在很大争论，学界有两种几乎对立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存在关联，财政赤字引起经常账户赤字。如新剑桥学派认为：由于私人部门的总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大体相等，因此投资与私人储蓄之间的差大体为零，因此政府预算赤字增加，就引起外部赤字上升。Vinals, Minford和Melitz（1986）区分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两种不同条件下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作用。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预算赤字的扩大必定导致经常项目恶化。[1]另一方面，在预算平衡时，财政政策扩张仅在浮动汇率制下才会导致经常项目赤字。Sachs等人（1994）还区分了政府支出暂时性增加与持久性增加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政府支出增加都将恶化国际收支，而对实行资本控制的国家却没有任何影响。Obsfeld和Rogoff（1996）的跨期迭代模型中则认为人口变化趋势和税收的代际影响也是决定国民收入和经常项目的重要因素。政府预算赤字引起经常项目出现暂时性的恶化，但在第二期后又回到以前水平。[2]另一种观点则是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无关论，认为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不平衡没有作用。这种观点的理论源头一直可以上溯到19世纪提出的“李嘉图等价”。后来经济学家，如Vinals，Minford与Melitz（1986），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对此进一步发展，指出财政政策-国际收支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或者两者关系很小。[1］［3］(825)

在关于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结论：(1)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财政赤字与一国国际收支赤字成正相关。例如，Eisner(1991)使用净出口占GNP比重作为因变量，使用经过价格调整的充分就业下的财政赤字占GNP的比重作为自变量，建立了一个单一方程的最小二乘法方程，最后发现美国预算赤字对贸易赤字存在正效应。Roubini(1988)，Normandin(1999)认为政府财政预算赤字会引起贸易赤字的更加恶化，在美国，财政赤字增加1美元会引起0.22―0.98美元的外部赤字。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

研究也得到了较一致的结论。(2)Evans(1988)，Bussiere(2004)等人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赤字仅对经常项目产生微小的影响。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3］发现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引起贸易余额（与GDP之比）恶化0.2个百分比。(3)Roubini和Kim（2003）通过结构性VAR分析得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结论，扩张性的财政冲击会改善经常项目。[4]

二、财政政策影响国际收支的三个作用机制

通过文献解读，本文发现，目前已有的关于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作用机制来实现的：(1)在预算平衡的情况下，通过国民收入账户I-S+(G-T)=M-X推导可知，经常项目盈余等于储蓄减去投资，即CA=S-I。一国的储蓄与投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该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因此，财政政策可能通过影响储蓄和投资，进而影响国际收支。这个机制主要是侧重于财政政策对储蓄与投资的影响，这里称之为储蓄-投资效应。［5](2)从吸引分析法来看，B=Y-A，一国的国际收支等于总产出与总吸收之差。财政政策影响总吸收，同时也关系到总产出水平，因此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改变产出和吸收从而影响国际收支。这个机制主要是侧重财政政策对产出和吸收的影响，这里不防称之为产出-吸收效应。(3)如果把经常账户再扩展一下，经常账户为贸易余额与国外净资产收入之和，即：CA=TB+iB-1，TB为贸易余额，iB-1为国外的净资产收入。贸易余额又由实际汇率决定，因此，财政政策可能使得实际汇率升值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

（一）财政政策的储蓄-投资效应

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把跨时期的预算约束引入微观分析中，在萨克斯以及Obsfeld、Rogoff等人的努力下又将跨期预算约束引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本文主要讨论跨期预算约束模型下税收融资的政府暂时性增加支出与持久性增加支出两种不同情形，通过储蓄-投资机制怎样来影响国际收支。

1.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暂时性增加。如果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暂时增加，如用于战争的军费开支，政府暂时性支出增加必定以增税为前提，假定第一期政府支出G1和税收T1等量增加，第二期政府支出G2和税收T2保持不变。从跨期消费模型可以知道，由于增税消费者收入减少，第一期消费C1将下降，但幅度没有T1上升那么大。因为税收的暂时性增加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暂时下降，所以试图维持稳定消费的家庭在税收暂时提高时凭未来收入作担保去借债，这样一来，私人储蓄就会下降。通过等式I-S+(G-T)=M-X我们可知，对无法改变世界利率水平的小国而言，投资不变而储蓄下降会降低其经常项目余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暂时性增加会造成经常项目的恶化。对实行资本控制国家而言，私人储蓄的下降将造成国内利率的上升，而不是经常项目的恶化。如果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大国，一旦储蓄下降影响着世界利率水平，促使其上升，但同时又会使该国经常项目恶化。世界利率水平提高将使世界其它地区的储蓄增加、投资下降，从而改善了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2]

2.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在以更高的税收来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中，G1和G2增加相同的量ΔG，两个时期的税收T1和T2也增加相同的量ΔT。政府储蓄保持不变。持久性的税收增加导致的可支配收入持久性下降，因此家庭将整个消费习惯作出调整，将支出减少，而且幅度比在税收暂时增加的情形要大。因此，在政府持久性的税收增加的情况下私人储蓄不会下降太多，甚至根本不会下降。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小国经济中，私人储蓄下降幅度很小，对经常项目造成的影响也较小，而小国是无权决定利率高低的。在资本实行控制的情形下，储蓄有较小的下降，但对经常项目没有影响，利率上升。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大国经济中，私人储蓄下降幅度很小，因此对经常项目造成的影响也较小，利率有小幅上升。

我们总结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两种不同的冲击类型下，对经常项目的不同影响结果，得到表1。

（二）财政政策的产出―吸收效应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产生作用的第二个微观机制是产出-吸收效应。财政政策一旦实行扩张，不光增加投资与公共消费，使进口增加，同时也提高了产出。如此，两者关系就变得扑朔迷离。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汇率制度，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以及不同的外部经济环境才能得到结论。

Mundell-Fleming模型强调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增加对国内产品的公共支出以及提高税收将会相应引起国内产出增加，但经常项目保持不变。因为产出和税收都增加，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变。另一方面，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扩张导致对国内产品需求增加，会引起本币升值，最后导致经常项目赤字。但经常项目赤字又会被最初总需求的增加冲销，使国内总产出保持不变(见表2)。

以此为基础，Vinals、Minford和Melitz[1]提出了一个跨期非均衡模型，他们认为，当经济体是经历着凯恩斯主义的失业，还是经历着古典失业，真实产出对扩张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经常项目是产出与支出之差，经常项目在以上两种情况中反应也是完全不同。另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需求潜在的反应对其也不同，因此就须做跨期分析。

1.由于需求过低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形：(1)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如果政府通过税收融资，暂时性增加支出提高对非贸易产品的购买，使该类产品产出增加，这就会引起对货币的过度需求，导致汇率升值。本币升值使可贸易产品价格下降、需求上升，结果就是短期经常项目赤字。如果政府通过发行货币而不是增税来实现扩张，那么就不会有过量的货币需求，只会引起不可贸易产品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可贸易产品的产出和经常项目不变。如果政府支出持久性增加，消费者认识到未来持续增税，则私人消费就会减少。结果，当前对不可贸易产品的需求就下降，引起货币过量供给导致本币实际汇率贬值，可贸易产品净供给增加，由此改善经常项目。由于贸易部门的产出上升、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出下降，因而整个就业与产出是否增加不能确定，但经常项目改善。(2)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增加对不可贸易产品的购买，将在当前增加不可贸易产品的产出。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实际汇率也就不变，因此经常项目也不会受到影响。在经常项目不变，暂时性的财政预算扩张会增加就业。如果政府购买持久性增加，对不可贸易产品的当前需求下降，因为预期税收增加减少个人财富，结果导致不可贸易产品产出和就业下降，对可贸易产品的支出也下降，因而改善经常项目。

2.由于实际工资过高引起的古典失业的情形：(1)在古典情形中，政府支出扩张只有在货币数量同时增加时才会提升就业，而这种情况只有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政府通过增发货币时才发生。只有当可贸易产品的产出增加，财政政策扩张才会增加就业，因为不可贸易产品产出既定。然而，可贸易产品产出提升，实际汇率就要贬值，但这种情形仅在货币供给增加汇率允许变动的情况下发生。(2)在预期未来财政预算扩张的情形下，现期的总产出和就业都不会有变化，因为第一期汇率是由货币市场单独决定的。另一方面，因为预期未来增税私人财富下降，私人对所有不可贸易产品的当前和未来的消费缩减。现期可贸易产品产出不变，可贸易产品消费下降导致经常项目盈余。

值得注意的是：与税收融资相比，政府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提升了家庭财富，因而增加了当前的消费支出最后使经常项目恶化。这无论在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形下还是古典失业的情形下都有相同结果(见表3)。

（三）财政政策的汇率效应

财政政策第三个对国际收支发挥作用的途径是汇率效应。一国的汇率分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如果一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即使赤字没有被货币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导致本国利率水平上升，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引起本币升值，最后又将导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即：财政政策扩张利率本币升值国际收支逆差。

当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货币发行来弥补时，又会通过汇率渠道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当货币发行增加，导致价格水平上升。我们知道，实际汇率用公式表示为e=EPP，其中EP为国外的价格水平，P为国内的价格水平。如果本国发生通货膨胀，实际汇率升值，也将引起本国国际收支的逆差。即：财政赤字增发货币通货膨胀实际汇率升值国际收支逆差。

三、基本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现有著作中，目前还缺乏对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两者关系的系统研究，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财政赤字持续多年，但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几乎没有人会（表面上似乎也没有必要）关注财政赤字对国际收支究竟造成了何种影响。但问题是，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并非一种常态，一旦国际收支逆差（即便顺差），财政政策究竟对国际收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具有超前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另外，在国际收支调节的政策选择上，受蒙代尔 “有效市场政策指派原则”影响，大家习惯上都认为财政政策仅对内部均衡发挥作用、货币政策对外部均衡进行调节。这样，人们相应地忽视财政政策对于外部均衡的调节作用，将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都表明，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通过微观机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微观作用机制包括：储蓄―投资效应，产出―吸收效应以及汇率效应。这本来是一国当

局为实现内部均衡而实行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时，对外部均衡产生的一个被动的结果。如果我们把握了其中的内在关系，就可以主动地运用财政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当然这一定是在特定的环境下。

从以上三个作用机制的分析来看，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的最基本前提是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从储蓄―投资效应这个角度而言，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则无论暂时性的还是持久性的政府支出增加，都会引起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逆差。但如果实行资本控制，则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经常项目没有影响。与之同时，从汇率机制这个角度而言，要使扩张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也必须以资本开放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财政政策扩张，利率上升，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汇率机制也就失效。从以上两个角度考虑，财政政策对我国目前外部均衡的影响甚微，但随着对外开放度不断加大，资本账户在我国必定实现可自由兑换，在此情况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对外部均衡实现调控，就值得密切关注！ 从跨期非均衡模型中，我们又可以得到三个重要政策启示：第一，在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形下，通过货币发行（或在固定汇率制下通过税收融资）政府增加对不可贸易产品的购买从而增加政府暂时性支出，可以扩大产出和就业而不至于引起经常项目恶化。第二，在古典失业的情形下，通过改变对不可贸易产品政府支出以达到扩大产出和就业的目的是一项无效的政策。但如果是浮动汇率制，暂时性减税并通过发行货币能够在改善经常账户的同时扩大产出和就业。总之，暂时性或持久性地提升政府支出并不一定引起产出和就业的增加，只有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供给量增加使本币贬值，因而导致可贸易产品产出上升，这种扩张效果才能见效。第三，如果我们考虑到政府债券构成居民的净财富，通过暂时性债券融资而形成的预算赤字与经常项目赤字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如果是发行货币来融资，这种强相关关系就不存在。

我国人民币还是以固定汇率制度为主要特征，并且总体上失业也主要由于总需求的不足引起，所以从理论上讲，扩张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常项目不会造成明显影响，只有在举债融资的情况下有可能使经常项目逆差。因此我国在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来达到财政扩张的目的时需慎之又慎！

主要参考文献：

［1］Vinals, Jose，and Patrick Minford and Jacques Melitz, 1986, Fiscal Policy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Economic Policy, Vol.1, No.3.

［2］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Erceg, Christopher J. and Luca Guerrieri and Christopher Guest, 2005, Expansionary Fiscal Shocks and the Trade Deficit,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4］Roubini, Nourel ＆ Brad Setser，2004，The US as a Net Debt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S External Imbalances，stern.nyu.edu/globalma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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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S-LM模型;经济基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市场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9-0003-03

IS-LM模型是考察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宏观模型,由反映产品市场均衡的IS曲线(意指在产品市场上投资I等于储蓄S)和反映货币市场均衡的LM曲线(意指在货币市场上货币需求L等于货币供给M)构成,连接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键变量是利率。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货币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利率,而利率的高低影响投资和消费,从而影响产品市场的均衡。IS-LM模型就是这两个市场均衡的形象演示。

IS-LM模型中的I是指投资,S是指储蓄,L是货币需求,M是货币供给。纵轴是利率,横轴是产出。

在商品市场上,要决定收入,必须先决定利率,否则投资水平无法确定。而利率是由货币市场决定的,在货币市场上,如果不确定一个特定的收入水平,就无法确定货币需求,利率也就无法确定。这就出现了一个循环推论:利率依赖于收入,收入又依赖于利率。为解决这一循环推论的矛盾,凯恩斯的后继者们把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结合起来,建立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模型:IS-LM模型。

在IS-LM模型中,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税收、进出口等变动会引起IS曲线的移动;实际货币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会引起LM曲线的移动。这些移动会引起均衡收入和利率的变动,所以,利用IS-LM模型可以简单而又清晰的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从IS-LM模型看,财政政策效果的大小指政府收支变化(包括变动税收、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等)使IS变动对总产出变动的影响。

1.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即IS曲线越陡峭,则移动IS曲线时收入变化就越大,即财政政策效果越明显。反之,IS曲线越平坦,则IS曲线移动时收入变化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果越小。

这里存在一个挤出效应问题,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是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物价上涨,实际货币供给减少,可用于投机目的的货币量减少,债券价格下跌,利率上升,私人投资减少,消费减少。通俗地讲就是政府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和消费。若投资对利率变动敏感,挤出效应越大,即IS曲线越平坦,挤出效应越大,财政政策效果越小;IS曲线越陡峭,挤出效应越小,政策效果越大。

影响挤出效应的因素有:(1)支出乘数的大小。乘数越大,挤出效应越大;反之越小。(2)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k。k越大,挤出效应越大;反之越小。(3)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h。h越大,挤出效应越小;反之越大。(4)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投资的利率系数越大,挤出效应越大;反之越小。

2.在IS曲线斜率不变时,LM曲线越陡峭,移动IS曲线时,收入变动越小,财政政策效果越小,挤出效应越大。反之则相反。

LM越平坦或IS越陡峭,则财政政策效果越大,货币政策效果越小,如果出现一种IS曲线为垂直线而LM为水平线的情况,则财政政策将十分有效,而货币政策将完全无效。这种情况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极端情况。

二、货币政策效果分析

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指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减少对总需求的影响,如果增加货币供给能使国民收入有较大增加,则货币政策效果就大;反之,则小。

1.货币政策效果因IS斜率而异,IS较陡时,货币政策效果较小;IS曲线平缓,货币政策效果大。

如上图:作图中IS曲线较平坦,右图中IS曲线较陡峭。当货币供给增加导致LM曲线由LM0右移到LM1时,IS较陡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少,即货币政策效果较小;而IS曲线较平缓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多,即货币政策效果较大。这是因为,IS较陡,表示投资的利率系数较小,即投资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较差,因此,LM曲线由于货币供给增加而向右移动使利率下降时,投资不会增加很多,从而国民收入也不会有较大增加;反之,IS较平坦时,表示投资利率系数较大,因此,货币供给增加使利率下降时,投资和收入会增加较多。

2.货币政策因LM斜率而异,LM越平坦,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LM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大。

如下图,IS曲线斜率相同,左图中LM曲线较平坦,收入增加甚少;右图中LM曲线较陡峭,收入增加较多。

这是因为,LM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到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若LM曲线较陡峭,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小,即货币供给量稍有增加就会使利率下降较多,因而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多增加,即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强。总之,一项扩张的货币政策如果能使利率下降,并且利率的下降能对投资有较大刺激作用,则这项货币政策的效果就较强。反之,货币政策的效果就较弱。

货币政策也是有局限性的,在通货膨胀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从货币市场均衡的情况看,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要影响利率的话,必须以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为前提。货币政策作用的外部时滞也影响政策效果。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

从IS-LM模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能使政策效果得以最好发挥的方法是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起来使用。在实践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一般都是搭配使用,综合运用这两种宏观政策,可以针对不同的经济状况进行政策选择。

当均衡的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时,决策者可以进行多种政策选择,一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右移动,增加了总需求和国民收入但也使利率上升;二是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使LM曲线向右移动,可以增加国民收入水平但使利率下降;三是同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即对这两种政策搭配使用。

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均衡的国民收入和利率有不同的影响。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如果要刺激总需求就需考虑究竟要刺激总需求的哪一部分。如果要刺激私人投资,最好使用财政政策中的投资补贴政策;要是刺激投资中的住房建设,就应采取货币政策;若刺激消费,则可通过增加转移支付和减少所得税的财政政策。当然,要治理萧条,就要分析引起萧条的因素是投资不足还是消费不足。无论如何,只有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政策才能取得明显效果。另外,不同政策的选择还会对不同的人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政治问题也是影响决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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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篇5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者非常喜欢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他们认为，对总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之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

减税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会很快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涉及到政府预算的制订和实施，由于时间间隔较短，效应也就较显著。在西方国家，减税，主要是减个人所得税，既减少漏出，又对个人的劳动和投资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增加支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扩大总需求。但是，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究竟会使总需求增加多少，最终使GDP增加多少，很难作出估计。如果人们把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部分钱用于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并且边际进口倾向较高的话，则总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很大了。

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对总需求的扩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因而有较充分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话，就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很难立竿见影。当然在对付长期性经济萧条方面还是有效的。不过，政府实施的项目往往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管理，工程质量较差，很多被称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会劳民伤财。

与解决通货紧缩缺口的财政政策相反，如果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经济基本已达到了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此时就应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即增收节支的政策，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

从近代历史看，在西方国家，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过持续的通货膨胀缺口，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经费支出急剧增加所致。其余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货紧缩缺口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只是暂时性地存在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存在过一个怪现象，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失业率也上升，也就是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在收缩总需求的同时，总供应也收缩了，这样抵消了通货膨胀的效应，但国民产出也下降了，结果社会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业率上升。

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同时萎缩会对总供应产生不利的影响。税收的增加会对劳动和投资产生反激励的作用，也会进一步推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的削减会对某些依赖政府支出的部门（如卫生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公共交通部门等）产生严重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提供。对基础设施支出的削减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续的通货紧缩政策还会使私人投资减少。所有这些都会使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减少。

经验表明，对付通货膨胀并不难，即使有的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经过治理，也能平息下来，难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引发通货紧缩。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可被用来微调经济，只要政府对总需求实行有效的管理。所谓微调经济是指通过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干预，以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的波动。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作用更为明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府针对经济的冷热，实施相反的对策（逆向调节），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则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比自发运行的轨迹要平稳得多。当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经济的波动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使国民经济秩序更加紊乱。

政府调节经济的的主要问题是时滞。如果时滞效应很长，稳定经济的政策可能反而会成为“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因此，只要对经济形势判断正确，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得当，经济的波动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国民经济一样可以实现相对平稳的发展。

二、货币主义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货币主义者反对把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并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国民产出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结果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抵消掉。

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必须要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说白了，货币政策是真正对总需求发生影响的因素。弄得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总需求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1）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对别的注入和漏出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2）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3）时滞效应如何？

货币主义者坚信市场的自身调整力量，认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实施的。

货币主义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财政政策，一种是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另一种是不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纯粹的财政政策，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之所以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往往同时实施，二是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会连带出货币供应的变化，而货币供应与财政政策的同方向变化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增加，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减少，结果对国民产出的变化无济于事。再说，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会对总需求发生影响，但这是货币供应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后者对总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应的，但由于时滞存在，要预测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很困难的，再加上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都会起作用，很难分门别类，对症下药，财政政策不可能把经济调整到主观设定的精确位置，微调经济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从长期来说，纯粹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国民产出是没有影响的，只会产生挤出效应，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

财政政策的货币效应究竟如何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密切不可分、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产生货币效应，纯粹的财政政策（一点也不影响货币供应）几乎是不存在的；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带有财政政策的含义。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本来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政府为刺激经济决定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产生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发债，社会公众把钱借给政府，这不涉及到货币供应的变化。政府利用财政赤字的同时，既刺激了总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这种国债发行方式结果增加货币供应。

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均衡的国民产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使货币供应增加，市场利率可以因货币需求和供应同时增加而保持不变，由于市场利率保持不变，不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所以没有挤出效应。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市场的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结果就会使投资减少，产生挤出效应，注入量就会低于期望的水平，国民产出不会增加。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货币供应不变的条件下，究竟是否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就要看两方面的变化情况。一是货币需求弹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比较缺乏弹性的，同样是灵活偏好曲线水平上移，利率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较有弹性的，总需求扩张后，对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灵活偏好曲线会上升，结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资弹性，即投资数量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利率的变化会对投资额产生较大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投资额对利率变化通常是比较缺乏弹性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和所生产产品的销售前景，而对市场利率的考虑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变化只对投资额产生较小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只会对利率产生很小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货币主义者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明显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严重的影响，挤出效应明显存在。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从长期来看，假使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话，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完全挤出私人投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由于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者对财政政策实施的效应预期发生很大的偏差。

三、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

上述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财政政策上的诸多分歧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不能照搬照套。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基础是转轨经济，也就是国民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又有计划经济的影响。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原理是来自于凯恩斯主义。我们可以从凯恩斯主义者对财政政策的肯定性主张与货币主义者对财政政策的否定性意见中归纳出若干个主要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以使我们在制定财政政策中避免一些盲目性，增加其有效性。

对增加财政支出如何看？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措施是扩大国债的发行，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当肯定，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带动了相关行业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消费和投资。从投资项目看，主要利用的是国内资源，因此，投资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大。为什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出现货币主义者所担心的问题呢？

首先，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没有导致通货膨胀。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的生产能力确实有过剩现象，总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生产能力的利用；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实行浮动的汇率体制，再加上出口情况尚可，总需求的扩大没有使本国的货币贬值域者说本来是应当升值的），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没有因之上升而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其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使公共借款需求更高，但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既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供应，没有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也没有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反而比以前降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并没有被抵消掉。

再次，挤出效应很小，甚至没有。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利率几乎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

在我国现行条件下，财政支出的启、体效应是值得肯定的，需要研究的是结构性效应。增加公共投资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资金有效利用的监督，很容易引起浪费。所以，一方面要改进公共投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缩小政府对公共设施的直接投资规模，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与私人投资合股，或者增加财政贴息和无息贷款，更多发挥私人投资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扩大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

对减税如何看？减税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疲软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我国，减税对国民经济不会有什么刺激作用，主要理由有两条：（1）个人所得税无论从绝对规模或者相对规模来看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都很小，不象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50％左右，减税会对国民消费产生重大影响。（2）从我国个人所得税结构来看，应当说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大多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低收入的人群来得低，换言之，征收个人所得税不会对中等收入以上人群的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样，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实行减税，只会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储蓄，不会明显增加他们的消费。相反，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增加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钱补贴给穷人则会增加国民经济的消费水平。

对企业的减税，照例是能够减少漏出，增加注入的。我国原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佳，上缴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大部分企业已到了无税可缴，即无税可减的地步，但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上缴国家税收的主要任务。减税一方面会对国家预算产生重大的冲击，缺乏可行性；另一方面，政府对这些企业开辟了别的筹资渠道，比如，国有企业上市筹资，银行债转股，继续给予贷款支持等。从资金量上看，这些措施要比减税大得多，有效得多。对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是否也可以减税呢？当然可以。但是要研究减税的效应。非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基本归私人所有，减税的结果会增加投资者个人钱包中的钱，而不会对投资者的当前消费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直接效应是增加储蓄。那么对他们的投资行为是否会产生刺激作用呢？减税必然会提高税后的投资利润率，对投资会起到刺激作用，但决定投资的因素很多，因为投资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作出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对将来的经济前景作出预期，而不是看眼前的税收负担。如果经济前景不明，他们不会贸然投资。同样，对企业的减税也不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即对付通货紧缩的一种临时措施。如果企业普遍认为如此，则对企业的投资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对自动稳定器如何看？稳定经济的政策很多是得益于财政的收支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财政收支的逆向调节功能会使乘数效应减少，从而使经济波动的幅度减少。但是，主要的武器靠的是每年预算的税收和财政支出的自行变化，而不是政府对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后及时作出的对策。从我国历年的财政预算安排来看，一般都是对财政收支的具体项目进行安排和平衡，并没有出于对国民经济速率的快慢作主动性的逆向调整。即使近两年政府主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预算安排问题上也没有作出过主动性的逆向调整。事实上，我国的财政预算是被动性的，也就是有多少收入安排多少支出；或者有多少支出必须组织多少收入，如果不够，在尽可能压缩的基础上，政府再发行国债给予弥补。财政赤字的发生照例应与国民经济萧条时期相对应，但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年年发生财政赤字，许多年份是处于通货膨胀时期。近几年国民经济发生疲软，政府尽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在预算安排上仍然采取审慎的原则，只是在国债上增加了发行额度，而没有在财政赤字上故意扩大规模。特别是在组织财政收入上，政府不仅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减税，而是实行了增收的措施。这说明政府实行的财政政策既是积极的，又是审慎的。同时又说明财政政策的逆向调节作用也是靠自动稳定器在发挥作用。从我国财政收支的两方面看，财政支出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似乎要比财政收入明显。因为财政支出的许多项目是必不可少的，是不能削减的（比如公务员的工资、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国有企业的基本开支等），在经济疲软时期也是要发生的，所以，对避免经济的过分萧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财政收入看，表面上近几年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是否会对国民经济的复苏产生遏制作用呢？我以为，这种遏制作用很小。根据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国民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收入也会随着国民收人的减少而减少，主动性的减税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我国为什么在经济疲软时期财政收入反而会增加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1）财政收入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本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的效益普遍不好，其对国家的税利贡献急剧下降，这与宏观经济学的道理是一致的，但是，我国又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非国有经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挂着集体企业牌子的私营企业）近几年增长迅速，它们对国家的税收贡献却有明显增长；（2）政府加大了征收的力度，对本来应当征收的税收征了上来，当然征收依据的是税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也来自有非国有企业，可见，近几年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不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而是自动稳定器在我国转轨经济时期的特殊表现。

对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如何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形成了，则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会更加明显。

我国市场经济的的基本框架有待逐渐形成。本人以为，判断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形成与否至少有以下几个标志：一是企业是否能按企业规则行事，比如是否有定价的自，也就是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是否有用工权，根据需要雇佣和解雇雇员。二是商品是否能在全国市场上自由流通，不受人为的限制和地方的保护及歧视。三是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是否受到所有制的限制，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根据市场竞争的原则可以自由进人或退出。四是社会资本是否可以根据市场信号自由转移。五是是否形成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税务制度与法规。根据这些标准衡量，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尚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由于如此，宏观的总量调控，就会遇到许多的人为障碍，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总量调节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一个畅行无阻的传导机制。比如，国家增加财政支出的目的是要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前提就是要求企业对总需求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这样才会产生连锁反应，达到国民经济倍数增长。如果其中某一环节，对总需求的反应并不敏感，就会使乘数效应大打折扣。

篇6

通常财政政策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紧缩性财政政策，一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当经济出现过热现状，通货膨胀呈现上升趋势时，则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伴随着政府减少支出，或是增加税收的措施。而当经济出现萧条，失业明显增加的趋势出现时，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则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政府的行为不同，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会采取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税收等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措施。总之，无论是在紧缩性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其中进行的宏观调控最终是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尽最大可能减少经济波动，并减少对国家经济的损失。

二、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采取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使得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做出有利调整，同时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货币政策在其实施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拉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财政政策的积极实施对刺激社会需求带来积极影响，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所以说，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表现效果

首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包括就业情况，物价情况，经济增长以及收支平衡四个方面。首先，我国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依然不是很乐观。自08年5月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呈现逐月回落的趋势，政府在防止大面积的通货膨胀方面做出的很大努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虽然如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依旧在高位运行着，仍不能掉以轻心。其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部门出口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导致市场格局发生转变，企业利润下降，因此这种经济回落状态必须引起重视。第三，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很不乐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很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型企业相继关门，生存压力增大，因此造成就业难的现象。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收支格局必然出现多级分化的现象。造成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回落。综上我国经济形势下，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有所不同。就拿我国经济萧条时期和经济过热时期来比较，财政政策所表现的效果是不同的。对经济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会保持和促进经济总需求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增长，可以有效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对保持社会的安定带来积极影响。

四、就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的建议和措施

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的理论策略，为保持经济能稳定快速的发展，因此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最有效途径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而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增加劳动人员的工资，提高工资收入，只要人们手中有钱不仅能缓解当前物价上涨压力，还能促进人们的消费，进而刺激经济的增长。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增加对低收入人群和地区的财政帮助，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第三，增加对基础建设等的投资，包括对铁路等的投入要增大，这是拉动内需最为有效的途径。第四，对农业来说，加大补贴，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提高我国最为广泛的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最后，调高个体税收起点，尽可能降低利息税，施行大规模的减税措施。通过以上的所有措施，我国经济会在最短时间实现健康稳定地增长。

五、结束语

篇7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财政政策 效果

如今，我国经济虽然快速发展，但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的考验和问题，这其中既包括特大地震、旱涝灾害等自然灾害，也包括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灾害。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对众多不利因素，但在宏观调控和国家政策的正确指引下，艰难地挺了过来，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因此，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政策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并进行调整。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理论体现

要了解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表现，有必要对财政政策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解。所谓财政政策，就是政府针对我国目前的现状所采取的一项政策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为提高就业的整体水平，减轻不利因素带来的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通过对财政政策的定义可知，我们要深入理解其内涵必须对其基本构成有所了解。构成财政的两个主要部分分别是收入和支出，其中收入包括税收和公债两种收入方式，支出则主要包括转移支出和政府的购买两种支出方式。

其中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是其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国家采取稳定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财政支出中的转移支出与政府购买不同，不同之处在于转移支出主要是政府施行社会贫困救济，福利的一种支出方式。

二、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表现形式

通常财政政策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紧缩性财政政策，一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当经济出现过热现状，通货膨胀呈现上升趋势时，则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伴随着政府减少支出，或是增加税收的措施。而当经济出现萧条，失业明显增加的趋势出现时，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则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政府的行为不同，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会采取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税收等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措施。总之，无论是在紧缩性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其中进行的宏观调控最终是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尽最大可能减少经济波动，并减少对国家经济的损失。

三、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采取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使得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做出有利调整，同时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货币政策在其实施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拉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财政政策的积极实施对刺激社会需求带来积极影响，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所以说，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表现效果

首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包括就业情况，物价情况，经济增长以及收支平衡四个方面。首先，我国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依然不是很乐观。自08年5月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呈现逐月回落的趋势，政府在防止大面积的通货膨胀方面做出的很大努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虽然如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依旧在高位运行着，仍不能掉以轻心。其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部门出口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导致市场格局发生转变，企业利润下降，因此这种经济回落状态必须引起重视。第三，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很不乐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很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型企业相继关门，生存压力增大，因此造成就业难的现象。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收支格局必然出现多级分化的现象。造成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回落。

综上我国经济形势下，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有所不同。就拿我国经济萧条时期和经济过热时期来比较，财政政策所表现的效果是不同的。对经济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会保持和促进经济总需求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增长，可以有效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对保持社会的安定带来积极影响。

五、就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的建议和措施

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的理论策略，为保持经济能稳定快速的发展，因此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最有效途径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而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增加劳动人员的工资，提高工资收入，只要人们手中有钱不仅能缓解当前物价上涨压力，还能促进人们的消费，进而刺激经济的增长。

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增加对低收入人群和地区的财政帮助，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

第三，增加对基础建设等的投资，包括对铁路等的投入要增大，这是拉动内需最为有效的途径。

第四，对农业来说，加大补贴，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提高我国最为广泛的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

最后，调高个体税收起点，尽可能降低利息税，施行大规模的减税措施。

通过以上的所有措施，我国经济会在最短时间实现健康稳定地增长。

六、结束语

综上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对我国宏观调控还是很有帮助的，认清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针对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政府及时做出应对措施，尽可能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尽量减少波动带来的损失，使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恕勇.财政政策究竟在宏观经济中扮演着什么角色[J].经济视角：下，2013（9）

篇8

一、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政投资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2.财政投资扩张未能有效调动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财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通过其他投资主体的扩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了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作相应跟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6％,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为6.1%,集体经济下降了3.5%?。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国家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二者共同的投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1989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3.8％，经济的低速增长迫使国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1991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分别为14.8％、13.4％，1992年分别为32.8%、21.9%，1993年分别为17.5%、72.8%?。可见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的先导作用，随后非国有投资大规模扩张，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动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观1998年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时，只带动国有投资大幅增长，非国有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在当前非国有投资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单靠国有投资投资的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正说明了财政投资率先扩张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从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作用有限。

3.乘数效应递减导致利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的作用不明显。乘数效应说明了

投资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投资增加时，经济扩张，国民收入增量大

于投资增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倍数等于投资乘数；在投资减少时，经济收缩，国民收入减少量大于投资的减少量，投资减少导致经济收缩的倍数也等于乘数。具体表达式为：K＝1/（1-MPC）=1/MPS

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投资乘数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仅为1.70。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最高只能形成1700亿元需求,说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远远答不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

表190年代以来我国投资乘数的

单位：亿元

年份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GDP21617.826638.134634.446759.458478.168593.874772.079553.0

GDP增量8245.75020.37996.312125.011718.710115.76278.24781.0

城乡居民消费品总额9704.812462.116364.720620.024774.127198.929152.9

城乡居民消费额增量1459.12757.33902.64255.34154.12424.81954.0

边际消费倾向0.290.340.320.360.410.380.40

投资乘数1.411.521.471.561.701.611.6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9）有关资料计算。

4.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影响不可忽视。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资，就会推动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发行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也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萎缩。这样，公共投资扩张结果却引起整个社会投资支出的缩减。目前，我国公共投资扩张排挤私人投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银行资金有限、风险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势必压缩其他企业或私人投资信贷，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息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则由于项目收益水平较低既无缘在银行内也不可能在银行外获得融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把某一产业领域作为本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其业务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行政性垄断排挤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介入，减少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同时，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投资项目。这时，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

出效应”。近一年多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供应量一直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应该说大副增强，但企业实际投资并未同步前进，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

三、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财力不足、财政风险加剧制约了财政投资的全面扩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高，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如今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安排了“吃饭”之后，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极其有限。在目前“两个比重”仍没有改观的背景下，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发国债都面临着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其一是扩大国债规模进行财政投资面临着当前财政债务依存率和国债偿债率都偏高即国家财政的债务承担能力不足的影响。国债的财政承受能力主要通过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来反映。由于在中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有中央政府承担，所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能准确地反映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自1994年以来均超过50％，1997年高达57.77％，这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举债来维持的。同时，国债偿债率也相当高，1997年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1959亿元，国债偿债率达23.3％?，换句话说，当年财政收入近1/4要用来偿债。由于国债与税收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国债的有偿性,到期必须偿还,因此目前过量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

2.全面减税的空间有限。减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刺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从宏观税负国际间比较看，目前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50％。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其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两个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工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正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亟需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减税来刺激经济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3.去年税收增收1000亿对企业增加投资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视。通常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税是实行财政紧缩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减税，至少也不应增税，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税收收入增加1000亿是与当前背景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意向背离的。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税收负担不是重而是轻的实证分析不时见诸报端，就现行税制规定的税负的确不重，但如果把各种税外收费纳入总体税负的计算范围，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约占25％（杨斌，1998年），这个比例与中等税负国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况且税收增收1000亿主要来自于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当前物

连续下跌、经济景气预期看淡的情况下，这对效益好的企业无疑增加了额外负担。过重的企业负担意味着企业需求的萎缩，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对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更是如此。

4.“不安全预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造成了投资乘数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资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投资需求有原来的政府扩张机制逐步转变为市场调节机制，由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均减弱，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员分流和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人员的增加，迅速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收入预期；而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又大大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因此，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形成了当前的“不安全预期”，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和消费预期降低，引起投资乘数偏低，政府投资扩张效应难以充分显现。

5.政府投资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引导社会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不仅会因投资拉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而形成乘数效应，还有可能因投资于某一产业而引起关联投资，即投资的波及效应。投资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应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也相应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条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更大的投资乘数。1998年和1999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粮食仓库建设、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的产业链条短、关联度小，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关零部件、配套件极其有限，只带动了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投资。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几年在发展轻纺工业、家电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时所出现的波及效应。

四、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积极调节作用，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确保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建议当前财政政策实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应遵循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升级为原则，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需求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总量和结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经济增长表现为总量问题，但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的基础上，否则，增长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大起大落难以避免，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不简单地表现为总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引起的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结果。因此，财政投资的扩张如果不遵循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复制并放大出来，反而加剧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财政投资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它不仅可以直接集中社会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能间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缓解需求不足的制约，国家更注重了结构优化这一原则，加大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对缓解我国多年来的基础设施“瓶颈”大有裨益。同时国家还应加大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费改税步伐，增强国家财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投资潜力。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和企业实际负担并不轻并存局面的出现，其中主要原因是当前政府收支不规范、税外收费现象严重。因此，加快费改税步伐，将某些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坚决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有所提高，强化财政投资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

3.在全面减税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结构性减税和税制的完善来刺激企业的直接投资。虽说我国现阶段大规模减税既不可能，又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有选择的局部性减税措施。豁免中小企业的旧欠税款，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给高新企业减税的方式，以刺激企业直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确保税制不应成为企业投资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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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收入；扩张性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二、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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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 渐进转换 方向

一、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内容和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1998年开始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首先,国内经济由短缺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从总体上讲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局面,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就是压缩总需求,增加总供给,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的1997———1998年,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次,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需求不足。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7.6%,与1997年同期的26.2%的增长速度相比,增幅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条件。再有,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在中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以调整货币政策来拉动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

2.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主要内容。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三是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和扩大投资、消费与出口。这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分析。(1)GDP稳定增长,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据统计,1998至2003年各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7.8%、7.1%、8.0%、7.3%、8.0%和9.1%.无论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进入200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又进入了又一轮快速增长期。大部分经济指标增势强劲,初步实现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势头,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2)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民间投资成长成为主要增长动力。1998年到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仅总量上逐年增加,增长率也在1999年探底后稳步攀升,2003年实现了26.7%的高位增长。如果对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构成进行分析,会发现集体经济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已成为我国投资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通过国债投资启动民间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已实现。(3)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上升,购买能力稳步提高。自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2000年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自2001年开始就和GDP的增长速度不相上下。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直稳步提高。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逐年上升,2000年后一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

二、调整与转换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根据当时特定的经济形势来决定的,在经济形势好转变化之后,就应当适时调整和转换。一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财政扩张只能是短期政策;二是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将最终导致财政政策失效;三是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会影响经济效率;四是财政政策的时滞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可能引发“滞胀”;五是规模巨大的国债负担将有可能引起未来的债务偿付危机。因此,调整与转换积极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渐进转换方向

为了减轻财政政策负面影响,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我国应该对财政政策方式进行调整,主要从以下方向入手:

1.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向中性。积极财政政策在抑制通货紧缩、扩大内需、控制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负面效应,尤其是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引起社会各界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提出质疑。就目前宏观经济环境而言,积极财政政策还不容“淡出”,然而,由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向中性甚至紧缩性财政政策的转型却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考虑到经济增长每年大约有1.8个百分点来源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再加上国债部分前期投资项目尚未完工,也还需要后续资金加以确保,因而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向中性的转化应该有一个过程,是在保持长期建设国债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对其绝对量作审时度势的酌情调减。同时,西方国家的调控经验表明:在经济萧条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而经济复苏后,总量控制就应让位于货币政策。因此,在财政政策转型的同时应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以减轻财政政策转型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通过对我国的供求矛盾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既有总量上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存在结构上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问题。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及技术的进步,供给有可能发展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财政政策应由单一的需求管理转向兼顾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以取得更好的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由单一的国债投资手段转向多元手段调节经济。在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社会资源闲置的背景下,推行以国债投资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长期依靠单一的手段来调节经济,其弊端便逐渐显现,如: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对国债投资产生严重依赖、妨碍市场化改革进程、投资效益低下等。考虑到当前我国总量矛盾已不很突出的现实,实现政策手段多元化,通过公债、投资、税收、补贴、支出、预算等手段的搭配组合以实现调节目标,就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1)税收手段的运用。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国家用以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已发展成为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选择。主要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增值税。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属于“生产型”增值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改投资的积极性,遏止了市场对投资的需求,同时还阻碍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因此,应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二是改革消费税。消费税是我国现行税制中对消费调节效应最强的税种之一。在1994年实施该税种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某些应税 消费品的消费。与1994年相比,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重点可放在降低税率和调整征税范围两个方面。三是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要进一步规范税制,尽快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减少各种优惠,形成公平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以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另外,为适应目前世界各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趋势的新变化,我国也应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2)财政支出手段的运用。首先,为适应财政政策由扩张性政策转向中性政策,从支出的总量上应按照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安排支出规模,实现支出目标从积极拉动需求转向维护社会经济稳定,既从横向优化资源在私人经济部门和公共经济部门之间的宏观配置比例,又从纵向保持总供求的均衡。其次,在支出规模优化的前提下,按照优化供求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要求确定支出重点,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以形成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使不同类别的支出能够给社会带来相同的边际收益。此外,要选择合适的确定支出项目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3)财政补贴手段的运用。财政补贴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主要纠正相对价格的不合理,通过影响相对价格结构进而改变资源配置结构和供求结构。出于渐进式改革的考虑,我国的财政补贴一度被作为保护既得利益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规模偏大、结构复杂而且刚性明显,不利于发挥补贴的调节作用。随着目前价格的逐步理顺,首先补贴的范围应严格界定在市场不能有效作用的领域,主要解决外部效应问题、农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问题、公平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问题等,重在发挥结构调节作用。其次,补贴的规模要加以控制,补贴的标准要适合,补贴的结构也要相应调整,应增加货币补贴,减少实物补贴;增加明补,减少暗补;增加对生产消费领域的补贴,减少对流通领域的补贴。

(4)预算手段的运用。投资、公债、税收、支出和补贴等调节手段要发挥作用,必然要在政府预算中得到体现,预算手段是各种财政调节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手段的调节作用,预算手段的运用首先要根据社会经济状况确定合适的调节目标,并考虑不同政策手段的功能特点,确定不同政策手段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运作方式。其次,提高预算自身的技术水平也至关重要,应完善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采用零基预算法确定收支指标,以避免各种收支指标刚性增长;并缩短预算调整的审批期限,从而缩短政策时滞。

3.财政政策由侧重调节总量转向侧重调节结构。从“十五”计划的酝酿过程至今,人们已清楚无误地看到,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和需求扩张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十五”计划明确提出“结构调整是主线”,因此,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的财政政策应当努力实现以下方面的调节:

(1)供求结构的调节。财政应增加自身的社会消费性支出,如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事业发展支出,增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从而降低学费和医疗费的收费标准,确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运作。这样既可以直接扩张消费需求,又可以改善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增加个人消费支出,改善供求结构。同时,由于中低收入者和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而,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也会对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极有帮助。政府应通过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构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允许消费信贷利息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同时,采取一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抑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是必要的。

(2)产业结构的调节。在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总是极其有限的,关键是要依靠存量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市场经济下,存量资源的跨产业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配置的结果。但中国缺乏市场化的系统支持资本退出,资本无法从原有配置领域顺畅退出,也就无法重新优化配置,结构调整就难以奏效。对此,财政政策应当在资本退出的补偿援助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政府以一定价格出钱收购、封存或淘汰过剩生产能力,让那些过剩领域的资本能够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补偿,避免“市场失效”下的过度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