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在农业上的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经济政策在农业上的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新经济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创新发展

l新经济”日渐成为全球经济学界、rr业界以至整个社会热衷于议论的焦点话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才是“新经济??“新经济”对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地区、经济群体意味着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些间题，不仅仅为经济学家们所关心。同时也被各国政府和企业所重视:人们在从网络、电子商务的兴旺发展中看到“新经济，“美好前景的同时‘也从美国LYASDA}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中感受到其强大的威力。有关“泡沫”的议论沸沸扬扬，更使得人们对“新经济”产生种种的疑问与担优。

应该承认、这些疑问与担优在现实情况下都有其一定的道理。经济学家在教导他人如何认识“新经济”的同时，其实自己也未必看得很清楚，因为毕竟这个崭新的概念，从提出到现在不过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又非常快，新的方式方法和新的理念不断涌现，令人几乎目不暇接。l，新经济，l因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的兴起而出。两者具有不容割裂的紧密关系:正因如此仃业界对.l新经济”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一rf将如何在“新经济”环境下持续健康地发展?新的经济理论又将对产业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是全球rr业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间题。

1’.新经济一理论的建立

“新经济”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1996年12月3t7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创造性地使用了“新经济”这个词汇。一年以后，《商业周刊》再次发表文章，重申在美国确实存在着“新经济’。此后，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发表讲话时多次引用这一概念，“新经济，‘的说法传遍了世界。

究竟什么是，.新经济‘’?一般说来、它指的是“以高科技、信息、网络、知识为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跟我们在此之前听说过的多种经济概念，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有着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故此也有人认为，上述这些概念的总和就是所谓的“新经济”。

“新经济”的特征有哪些?简单说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经济全球化;b,高强度的市场竞争;:.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它导致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表现为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三低一高)的特点，这也是它与传统经济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应当指出，上述新经济的特征主要来自对20世纪9D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总结。1}J1年4月到x(100年3月.美国经济连续保持了108个月的增长，年度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3ek--4%a。而从1992年以来。美国的通胀率已经由4%降至不到?.0k、失业率则从7%一8}’}降至40k

这样的情形，在传统经济中的确是i反难见到的。而人们在称羡‘卜新经济’奇迹之余。也不禁要问:到目前为止.为何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实现了“新经济“，其他国家包括与美国社会制度、经济政策极为相似的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何不但没有呈现同徉的经济面貌。反而受到衰退的威胁。这个问题引起了全球经济学家的注意。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美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过去10多年来，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对美国金融市场、政府和企业进行持续不断地改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加了经济的灵活性。此外.美国国民乐于在革新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规模风险投资。对rf产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与之相比较。西欧和日本不但在经济运行环境，风险资金市场、TT研发投入等环节上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网络普及程度、电子商务等方面也远远地落在了美国的后面。为此。它们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期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来。

2000年4月5日.克林顿总统邀请格林斯播、比尔·盖茨等人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卜新经济会议“，此举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新经济”理论的正式承认和支持。有趣的是，会议举行的前后。正值美国股市出现大幅震荡、以科技股为主的NABDAQ综合指数全面下跌.1T公司损失惨重。这只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它却让人们更加关注’卜新经济”-

2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墓石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新经济’与信息技术之间有着不容割裂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

a.信息技术领域是最先体现“新经济”特征的产业，信息产业的特征也是“新经济.，最典型的特征。

B信息技术是“新经济”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没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就不会有“新经济”的出现.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新经济”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信息技术也将发挥极大的经济推动作用。

信息技术对“新经济”的突出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传统经济的信息化结构改造上。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等传统经济中的核心产业.在采用信息技术进行改造后，将使得产业结构发生重要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经济.，结构下的“新产业’模式。信息技术向整个经济领域的渗透。造就了一种与传统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概括地说。就是通过信息极其广泛而快捷的流动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企业通过lntemet和lnhanex掌握生产和销售市场的实时动态。迅速做出反应，可以极大地避免经营风险。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企业效率的提高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其次。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的增长。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9D年代初以来，美国对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投资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投资总额是其他产业投资的十几倍。相应的。自1993年以来。由信息所带动的美国工业增长的比例高达4}1%以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信息产业造就了一大批快速成长的企业。它们对促进经济与就业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19’93年、年均增长不低于2I)%的公司在美国有23万家，而到1997年就达到了36万家。他们为美国经济繁荣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信息产业对原材料和能源需求相对减少。对经济运行中间环节的依赖程度较低，不易引发通货膨胀。我们知道，中间环节是影响经济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又是传统经济难以克服的间题。中间环节越多，供求之间的距离就越远，资源的消耗也就越大。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能够让生产更直接，更快捷、更个性化地贴近最终消费者，完善总供应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

3‘新经济”对信息产业的改造

信息产业以不同寻常的速度迅速崛起，进而成为‘.新经济”的表率，并非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而是出于该行业创新能力强，技术更新快、竟争激烈等特点，在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模式下形成的自然现象。也正是在高度开放、急剧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产业发展难免出现一些(至少在传统经济看来)不够规范的现象:当“新经济”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走向成熟与壮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信息产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与改造。使之更加符合“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1975年.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组建了徽软公司.2i年后，这家资产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国际软件巨头企业，因涉嫌垄断，阻碍市场竟争，违反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被美国政府推上了法院的被告席。围绕微软一案、在美国国内以至全球经济学界和fT业界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有关这些争议的报道很多。这里不再引建。我们注意到，争议的焦点其实不在于徽软是否从事了行业垄断一这个问题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一而在于拆分微软对美国经济是否有益，以及对信息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好是坏。我们认为，这场争论本身也是对“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经营行为与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之间的关系的辩论。拆分微软，有利也有弊‘关键在于利大还是弊大。传统经济学认为、打击垄断能够促进市场竞争，有效地提高经济运行活力。在“新经济’环境下.这样的认识是否还是正确的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从19世纪开始。美国经济政策对垄断行为的限制和打击一直是全球最为严厉的.其市场开放程度也是全球最高的。‘’新经济”最早在这片国土上出现，不仅仅与它的科技水平全球领先有关.市场开放与高度竞争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创新与竞争、是信息产业的特色与传统。而在“新经济’定义中，全球化竞争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击垄断应该被认为是利大于弊。

目前在国内的信息产业中，垄断行为还不是很多见，唯一突出的实例就是电信部门对网络线路资源的独占。在政府有意识地扶持新的企业参与竞争之后，垄断状况已经在一定程度_L得到了改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国内信息产业在今后的发展中，仍然有新的垄断行为出现的可能。国内至今还没有反垄断的法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也跟我们相似，原因或许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关。反垄断或许不是当务之急，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信息产业是最有可能也最容易出现垄断行为的产业，需要及早予以防范。

近年来，Internet高速发展，对网络资源的争夺己经成为信息产业和“新经济“的焦点，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以较为突出的域名抢注问题为例，首先是美国通过把持着全球顶级域名(,.oig}的注册权和管理权，攫取了巨大的域名资源。其次则有一些民间的公司或个人，专门抢注著名商品和有特殊含义的域名，转手倒卖谋取暴利。我国的网络建设起步较晚，对域名价值的宣传与认识也不够，大量品牌域名早已被别人抢注，最后只好出大价钱购买，经济上必然要遭受损失:而直至目前，国际上对域名抢注始终没有相应的惩治性法律，对域名倒卖只能听之任之二这种不规范的行为，也需要借助、“新经济”规则予以校正。

4创新是“新经济”的发展动力

美国财长萨莫斯日前曾经说，在新经济体系中，拥有暂时的“垄断”能力是唯一的激励机制，若没有这种能力，将不能补偿产品最初开发的投资成本。因此，对这种暂时“垄断’能力的不断追求，便是新经济的核心驱动力，这也是美国特别重视保护知识产权(专利权‘复制权和商标权)的原因。

不难理解，萨莫斯所说的“暂时垄断I，指的是由技术领先造成的短时间市场独占，其发生的根源则来自于创新。

创新对信息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会有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照此推论，没有创新也不会有“新经济，.的出现，而创新能力的薄弱或减弱都将对’’新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没有人说得清一项创新技术具有多大的经济价值，这不仅是因为受到当时的各种因素的限制，同时也因为其数额极其宠大，令人难以佑汁一1981年，微软公司以500()美元买下5CP一I)OS}即后来的R15一〕l5)后，第一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惊人的340(〕万美元，迅速成为软件业第一大公司。扮世纪?0年代，一批美国军方的计算机科学家设计出ARPA-NET,90年代转为民用，这就是今天的lnlemet。它的价值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止千万亿美元，放眼其未来，其经济价值更是难以估算。

就创新能力而言，美国1’I’企业无疑是最强的。与之相比较，中国企业则普遍能力不足，这是我们在发展“新经济”中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创新能力的高低，不完全是企业经营理念上的差异所造成。而首先要解决研发(R&D投人、风险资金和人才培养等问题。国际信息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高额的研发投人是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一些国际大公司(如IHM,htel,HP,Nli-cxoraa}ft等)都把1030以上的年收人投人研发，美‘日等国政府也以政策扶持和巨额资金自助的方式鼓励企业注重研发。

篇2

［关键词］日本地震；政权更迭；新经济增长战略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1-0043-03

一、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经济经历了两个“失去的十年”，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只有1.0%左右，导致日本社会出现了消费不振、财政赤字增加、失业人数高居不下、国民对未来社会保障失去信心等情况。虽然日本自民党历届政府都把治理整顿经济、恢复民众信心当作头等大事，但成效有限，经济复苏和发展始终缺乏强劲动力，最终成为日本自民党失去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年9月，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政府上台以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逐步消退，为了兑现竞选承诺，给予国民更多希望，保住首相“座驾”的“长坐久安”，开始着手制定拟在重新使日本经济恢复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

2010年6月，出任政府第二任首相的菅直人在“履职演说”中对以往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日本经济社会的现状进行了概括总结，指出日本经济以前所走的“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已经无路可走，必须寻找日本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这也是政府集体智慧的结晶。

所谓“第一条道路”就是以“公共事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路线。这一路线在20世纪60、70年代因道路、港湾、机场、高铁等大型公共事业的投资建设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局面，也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到了80年代，当这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趋于完善时，这种“公共事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成正比，并开始显现“经济泡沫”。到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又实施了过于依赖市场的“市场至上主义”，推行了一条“以生产为核心，偏重供给”的经济发展路线——“第二条道路”，即企业可以通过采取“合理化”措施，优化机构，裁减人员，恢复企业业绩等。然而，“第二条道路”非但没有使日本经济得到快速增长，还造成了国民失业率增加，生活水平下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国民对政府失去信心等后果。

菅直人政府所寻找的“第三条道路”就是“从以往经济发展政策失败中汲取教训”，推行一条符合现实的经济发展，把具体解决经济社会的种种问题都作为能创造出“需求与就业”的良机，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的道路。

2010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日本未来十年经济战略的主体规划——《新经济增长战略》规划，也被称为实现政府提出的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强有力的财政”和“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的“三强”目标的具体计划。

二、《新经济增长战略》概要

《新经济增长战略》（以下简称《新战略》）规划是日本政府对此前已经制定的各种经济发展计划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是日本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主体框架规划。《新战略》提出了实行“以解决经济社会现有问题、以扩大需求和增加就业为重心，促进经济成长”的经济政策。在2020年前实现经济增长的7个战略领域和21个重点“国家战略项目”，创造总计500万个就业机会和123万亿日元的市场需求的目标，并有针对性地列出330多项具体实施措施及时间表。主要目标有：2011年中实现消费者物价指数由负转正；尽快将失业率由当前的5%降至3%；在2020财年前，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2%；实现确保全体国民居有“定所”、工作有“岗位”；逐步降低法人税，将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由40%逐步下调至25%等。

《新战略》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7个战略领域和21个重点“国家战略项目”主要体现在开拓提升优势增长、构筑依托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增长和打造支撑增长平台等三个方面。

（一）开拓提升优势增长方面

包括环境与能源战略和健康大国战略两个战略。环保与能源大国战略提出要创造超过50万亿日元与环境有关的市场需求，增加140万人的环境领域新就业岗位，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3亿吨。此战略共有3个“国家战略项目”，即国家通过“固定价格购买制度”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环境未来都市”项目和森林再生计划项目；健康大国战略提出创造超过50万亿日元市场需求及增加284万个就业岗位。共有2个“国家战略项目”，即以促进医疗实用化项目和吸引外国患者的国际医疗交流项目。

（二）构筑依托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增长领域

包括亚洲经济、观光立国与搞活地方经济两个战略领域。亚洲经济战略提出，“推进致力于亚洲经济增长的国内改革，使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成倍增长”，“通过亚洲收入倍增，扩大经济增长机会”等目标。此战略共包括6个“国家战略项目”，即促进基础设施出口项目、推进降低法人税及“亚洲据点”项目、人才培养及高级人才引进项目、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及国际标准项目、构筑亚太自由贸易圈（FTAAP）的经济合作项目等；观光立国与搞活地方经济战略提出“到2020年初访日外国人达到2500万人，将来达到3000万人，并以此带动11万亿日元需求和56万人就业”的目标。此战略共有4个“国家战略项目”，即推进创设“综合特区项目、吸引访日外国人3000万人项目、旧房改造及新建倍增项目和推进公共设施民间开放及活用民间资金项目等。

（三）打造支撑增长的平台领域

包括科技与信息通信立国、就业与人才立国和金融立国三个战略。科技与信息通信立国战略提出“创造引领世界的绿色革命及人类生存革命”、“增加独占世界鳌头领域的大学、科研机关数量”、“达到理工类博士毕业生完全就业”、“促进形成中小企业自由运用知识产权”、“以科技信息通信等提高国民生活的便利性、降低生产成本”和“投入研究开发投资占GDP总值的4%以上”等目标。此战略共有3个“国家战略项目”，即强化国际竞争力及培养人才项目、促进灵活运用科技信息项目和充实研究开发经费项目等；就业与人才立国战略共有3个“国家战略项目”，即：幼托一体化项目、职业教育项目和国民居有“定所”、工作有“岗位”的新公共项目；金融立国战略提出了以“新金融立国”为目标，“确立亚洲主金融中心及主要参与者的地位”，“提高企业全球化进程的话语权”，“扩大运用能够使国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国民金融资产范围”等。有一个“国家战略项目”即推进创立“综合性的证券、金融、商品等的交易所项目”。

三、地震及政权更迭对日本实施《新战略》的影响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的里氏9级大地震及引发的海啸、核泄漏等灾害给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开始企稳向好的势头当头一击。地震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给日本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至今难以评估。同年9月，菅直人因种种原因被迫辞去首相职务，野田佳彦出任本届政府第三任首相。然而，面对日本在“失去的二十年”中积重难返的经济低迷和震后复兴的巨额资金需求（20万亿日元以上），日益高企的债务负担（已占到国内GDP的210%）和失业率（2011年7月为4.7%）以及日元升值压力、老龄化社会保险福利负担等，都将对日本实施《新战略》产生严重影响。

（一）地震重创支柱产业，短期内难圆“强有力的经济”之梦

虽然本次地震涉及的东北地区的GDP产值仅占日本GDP的8％左右，但是该地区是日本四大工业带之一的京滨工业带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经济主要支柱产业钢铁、石化、汽车以及电子工业基地之一，受影响的汽车、钢铁等及其相关产业对日本GDP增长的贡献率近50%。地震致使大量工厂被迫停产、歇业，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地震引发的核电供应部分的关、停等导致电力供应趋紧，这些因素将在中短期内对日本经济增长持续产生负面效应。根据《新战略》规划，到2020年，日本年均名义经济增长率为3%，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本次地震对于本已缺乏增长动力的日本而言，连续10年保持3％以上的经济增长成为一个“美好的愿望”。

（二）地震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强有力的财政”和“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受到挑战

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财政作为支持与保障，日本的《新战略》的实施也不能例外。地震前，根据日本财务省2011年4月10日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3月底，日本的国家债务余额（包括国债、借款和短期政府债券）为924万亿日元，人均负债约为722万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为GDP的两倍以上。地震后，根据日本内阁府估算，受地震破坏，仅道路、港口、上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和企业设备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可达25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3%～5%，而这一数字尚未包括福岛核电站事故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这样的损失对已经债台高筑的日本政府财政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而救灾和恢复重建是日本政府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得不做的头等大事，如果做不好甚至会影响到的执政地位。因此，本次地震及引发的海啸、核泄漏事故等短期内将严重影响《新战略》的实施，救灾和恢复重建所造成的巨额资金分流使日本政府财政分身乏术，难以支撑《新战略》中需要资金支持项目的落实和实施，如健康大国战略等。

（三）地震给《新战略》个别领域的实施带来不确定因素

第一，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出口将受到严重挑战。地震前，日本的核电、铁路、水务等“基础设施出口”发展面临极佳的机遇，亚洲市场存在巨大的需求空间。如在核电方面，日本已与多个国家如约旦、哈萨克斯坦、越南、印度等国签订核能及高速铁路等合作意向书，拟向这些国家出口成套核电站设备等。《新战略》确定，政府将积极配合核电、铁路、水务等相关企业推动对亚洲的“基础设施出口”。地震以后，核泄漏引发的恐慌不仅影响到日本本国核电产业的发展，已经对全世界的核电产业发展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原来与日本有核能合作意向的国家很难在短期内与日本继续核电方面的合作，不是合不合作的问题，而是建与不建的问题。另一方面，地震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在日本国内掀起新一轮浪潮，在今后几年内，日本很难有剩余力量对外“输出”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力量。因此，实现《新战略》提出的将核电站等“基础设施出口”市场规模发展至20万亿日元的目标面临极大挑战。

第二，“观光立国”战略将受到严重挑战。根据《新战略》规划，“观光立国”战略作为日本未来经济的一大核心支柱产业，到2020年“达到外国人访日数量2500万～3000万人”并以此带动11万亿日元需求和56万人就业，使其成为日本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之一。地震前，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统计，2010年进入日本旅游的外国人数为861万人，离2500万人的目标还相当遥远，即便没有地震及核泄漏事故的影响也难以实现。地震及核泄漏事故发生后，不但给位于重灾区的宫城、福岛、岩手三县的旅游业造成重创，而且对整个日本的旅游业也形成了强烈冲击。除短期内给日本旅游观光产业造成重创外，从长期来看，福岛核泄漏事故隐患至今还未排除，将对人们的心理产生非常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日本的观光旅游业都将处于低迷状态。

第三，《新战略》中提出了今后十年以“新金融立国”的目标，将金融业作为未来十年日本服务业的一个新亮点，“确立日本在亚洲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等。事实上，地震带来的心理冲击很有可能危及到日本东京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本次地震中虽然东京等大都市不是地震直接灾区，但核辐射波及的阴影还将持续。从日本列岛本身处在地震带上的层面来说，本次地震将深远影响人们生活、工作的安全感。另外，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善与提高，上海、北京、香港、首尔、新加坡等地金融产业正在对日本金融产业形成冲击，而地震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这种外部冲击。

篇3

关键词：三星集团 产业政策 大企业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仅30年的时间，韩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同时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汉江奇迹”。GNP和出口比重均位于前列，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政府的经济干预，产业政策的调整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受创后，通过产业政策导向，韩国经济又走上了复兴之路。大企业作为政府的扶植重点，在产业调整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三星集团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它的成长体现了产业政策的演变。

一、韩国产业政策的演变

（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三星集团的建立

三星集团成立于1938年，公司最初主要出口鱼干、蔬菜和水果，1950年逐步扩展为制糖、制药和纺织等制造业。顺应了当时政府扶植的产业政策，满足了韩国内部的消费需求，稳定了经济和社会。但与此同时，由于借助政府的扶植，也造成了三星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的依赖。

（二）60年代出口导向型经济与三星轻工业发展

1960年以后，韩国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替代。在这之前由于大量进口使得韩国对进口产品依赖性增加，加大了国际收支逆差，为了缓解这种局面，韩国以本国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优先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种背景下，三星集团实现了规模上的不断扩张，积极发展政府鼓励出口的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韩国将自己生产的干鱼、蔬菜、水果等出口到中国的北京及满洲里。1969年12月，三星-Sanyo电机成立，这也为今后三星电子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70年代重工业发展与三星战略转变

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产业政策转向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促进了生产资料和中间材料的进口替代以及资金密集工业的发展。1973年韩国发表《重化学工业化宣言》，确定了钢铁、机械、石化、造船、电子和有色金属等十大战略产业。政府对这些产业进行重点扶植，不仅提供金融、税收优惠政策，而且对这些产业中的企业生产、制造等活动进行规制，使国家将有限的资源相对集中投资在这些企业上，推动企业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为了实现重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考虑到规模经济，政府对诸如三星等大企业的扶植力度仍在加强，使其带动全国经济走向世界前沿。在这种政策下，三星在重工业、化学以及石化工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也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战略基础。三星在1974年收购了韩国半导体的50%股票，进一步巩固了三星电子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统治地位，1978年12月，三星电子出口额达到1000亿美元，为韩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80年代技术密集型产业与三星“二次创业”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纷纷发展科技的潮流，韩国将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发展目标，促进产业向高技术方向转变。同时整合国内资源，注重引进先进技术消化后的自主创新，提高创新意识。三星顺应当时的产业政策，重视技术的开发和创新意识的加强，于1983年成功开发出64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VLSI芯片，并成为世界半导体产品领导者。在这一年代，三星由于会长的更换进行了“二次创业”，重组了旧的业务，开始将目标定为成为世界五大电子公司之一。在新的会长的带领下，三星大力发展高科技产品，公司采用购买专利的方法，吸收领先的技术，这样不仅缩短了研发的时间，而且减少了资源的投入，使得公司高效率的运行。公司在进入电子、半导体和手机领域时，从外观设计和低成本方面着手，树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并带动了国民经济的腾飞。

（五）90年代经济危机与三星结构重组

90年代以后，产业结构向技术化转变。由于中国企业的出口导致韩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制鞋业失去了竞争优势，许多企业纷纷倒闭，出现了大量失业人员。为了今后经济的发展，金泳三在1993年就任总统时，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并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实施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开始增加研发支出，减少技术的引进，培养富有创意的人员。随着技术开发的增加，韩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失业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对“金融、企业、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为了扭转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负增长，政府实行了以企业为中心的结构调整。对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分割，减少垄断，同时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三星在这种背景下，也逐渐将一些企业进行分离。

在金融危机之前，三星响应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发展高技术产业，业务开始跨出国家与国家、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界限。同时在1993年提出“新经营”计划，旨在制造世界一流产品、提供全体客户满意，整个公司以“质量第一”作为发展基础。公司成立高新技术研究所，不仅获得了优质产品和技术，也获得了优秀的人才，补充了其内在实力。但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公司处于萎缩状态，在1997年，三星集团负债约为110亿美元，濒临破产。为了解决危机，三星卖掉了国际竞争力不强的25家公司，剩下45家，裁员几乎达到5万人，减小了公司的规模，改善了公司财务结构的合理性，使公司的负债率从1997年的365%降低到1999年的148%。

（六）21世纪信息技术产业与三星数字时代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新的发展时期，韩国政府出台了“促进信息化基本计划”、“网络韩国21世纪”等一系列措施，重点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大量出口半导体、液晶显示器等电子产品，进入数字时代。同时韩国积极发展生物工程、环境保护等绿色战略产业，计划在2030年将再生能源普及率由2007年的2.1%提至11%，使其再生能源产值由2007年的5亿美元提至1300亿美元，使韩国跻身世界能源强国之列。

数字时代为全球业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变革，三星一直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更新自己的业务结构，以满足日益变化的需求。在半导体、显示器等产品制造和出口中，三星一直遥遥邻先，2004年12月，总的出口额突破500亿美元，占韩国总出口额的21%。

二、对产业政策发展和三星集团的评价

通过从三星集团的发展历程来看韩国产业政策的变迁，可以发现在韩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大企业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这些大企业在发展中，积极响应政府的政策，学习先进的技术，培养优秀人才，创造就业岗位，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60年代时，韩国资源匮乏，劳动力素质低下，经济、产业基础薄弱，政府要想实现产业结构化，发展外向型经济，只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资在诸如三星这样的大企业中，由其不断扩张和进步，促进产业工业化发展，进入国际市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样不仅促进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政府也将稀缺资源进行了有效配置，促进了其产业化的进程。但与此同时，大企业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

韩国像诸如三星这样的大企业都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政策下建立的，政府在财政和汇率上都给予了一定的援助，因此在政府的保护下，这些大企业相对缺乏竞争力。一旦政府的扶植力度减弱或者取消，他们很可能会失去竞争力，陷入困境。

银行对这些大企业提供优惠的利率政策，这使得他们往往有很高的负债率。在这种高负债经营下，一旦引发金融危机，不仅使银行坏账增多，而且对于企业也不得不大幅度调整，裁员、削减规模，使得公司蒙受巨大损失，甚至破产。

在公司管理上，对于像三星这样的家族企业，虽然激励机制好，但是人力资源动员能力差，社会资本难以进入，在股东和管理层上，容易出现失控问题。

像三星这样的大企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政府补贴上都优于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垄断，压制小企业的发展，以至韩国出现二重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李智娜.韩国产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J].商业时代，2005，（06）：100-102

[2]魏蔚.韩国产业政策分析[J].亚非纵横，2007，（06）：42-46

[3]李京文.韩国的产业政策及其国际比较[J].当代韩国，1994，（01）：17-19

[4]金善女；邢会.韩国的产业政策调整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论坛，2005，（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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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及其出路

中国区域经济的演进和发展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英国Surrey大学的刘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呈缩小趋势,但自1990年以来,区域经济差距逐渐扩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缩小的迹象。经济性、地理性和历史性等因素使得东部自然地处于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央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采取措施使不同区域具有同样的开放度和经济自由度;(2)采取措施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因素;(3)提业发展指导;(4)帮助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鼓励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配置经济资源。

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的李国平和范红忠认为,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生产要素过度地集中到了核心发达区域,而是在过去的50年里,生产向东部沿海不断集中,而人口没有相应地向那里集中。我国生产的极化程度不高,人口的极化作用过低,因而核心发达区域的生产与人口分布高度失衡。因此,逐步完善人口流动的市场机制,鼓励中西部贫困人口向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核心发达区域流动,是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有效策略。同时,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代替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目标之后,只有将环境因素纳入比较优势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和指导专业化生产活动。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需要对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创新。

英国Leat大学的吴忠民博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开放与体制改革互动的结果,开放取决于体制改革,开放促进了体制改革。产业发展战略的变化、政府鼓励人口流动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较为有效地扩大了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使许多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这也是影响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瑞典G¨oteborg大学郑京海等提交的论文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工业制造国。中国不断增加的生产能力会对其他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有些方面甚至有能力影响世界的工业生产。从1985年到2003年,中国产业结构方面最明显的变化是大量国有企业的退出和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除少数垄断产业外,国有企业在非垄断产业不再占有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促进了竞争,提升了效率。实践证明,所有权和市场结构两个方面的变化都是中国工业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

剑桥大学教授DavidWall认为,加入WTO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区域经济的集团化大体上是符合WTO的原则和宗旨的,但在某些方面区域经济集团化对WTO具有一些负面影响。现在,各国对WTO基本原则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在许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现在,世贸组织最大的威胁来自美国。世贸强调的是非歧视性,如果只对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提供优惠而不是全部,则与世贸协议精神相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要考虑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的影响。如果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能够加快,则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刘树成研究员在专题发言中,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国际上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独具特色的结论。他还分析了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提出了“有扩有控、有松有紧、扩控结合、松紧结合”的宏观政策思路。具体地说,就是在总需求管理方面,控投资,扩消费;在产业部门之间及内部根据不同情况有扩有控;在地区经济结构及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有扩有控,从而实现中国经济持的续稳定增长和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他还就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认为应该从纯理论层面、经济政策层面和政治层面等多个层次和角度分析这一问题,提出只有综合考虑影响汇率的各个因素,才能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厦门大学的马理认为,不发达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全球化的经济策略,但事实上却未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短期内可使发展中国家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却可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发展的陷阱”,原因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短期正效应和长期负效应。短期看,它对经济的拉动既可发挥立竿见影之作用,又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政府对实行该政策有较大的偏好。但长期看,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剩余大量流失,发展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制约,净出口趋于回归,加之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国民经济会不稳定。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唯有抓住积极出口引致的时差与暂时优势,积极培育国内市场,才能赢得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知识要素与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化和提升

知识已成为影响经济成长的最主要的要素之一,目前全球经济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知识———知识创造和应用能力的竞争。西安交大司训练、陈金贤认为,知识流转和产业演进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知识流转机制的有效性和高效性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也是促进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指标;产业结构演进的基础在于知识流转的方向,因而产业结构演进必须成为以知识流为指向和动力的演进模式。进入21世纪的中国恰好缺少知识流转和产业结构演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正确把握这一机制,有助于中国在新世纪实现产品的有效生产和供给、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更加合理,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加充足。

西安交大的魏建忠、段新民认为,对教育的投资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对中国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改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知识获取、知识创造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很大。虽然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大改进了劳动力的生产技能,但是从1978年到2000年,这种提高呈缓慢下降态势,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和教育质量的下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未能显示出劳动者素质的变化和生产技能的差异,因而这种工资率水平不能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生产潜能,因此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改变这种状态以释放劳动者的潜能,从而产生效率改进效应。

英国的RichardSanders教授等认为,新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但是如果政府不能建立有助于新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新经济不可能自动实现。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面临改造旧经济和发展新经济的双重挑战,因此国家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平衡发展和转轨的过程。高新科技是发展新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使用的渐进主义和实用主义策略仍可以用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863计划)、火炬计划和高新产业开发区计划,以及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向生产能力转化的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的政策安排有助于克服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中国具有产权模糊、公共企业家等路径依赖特征,但这些特征是帮助中国发展新经济的主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些路径依赖型的制度安排,中国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四、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

公司治理是近些年来各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部分与会代表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英国格林威治大学的陈健博士等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应该从分析企业的产生,特别是以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的产生开始。与此相关的产权理论、理论、不完全合同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了人们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理解。他们认为,上述有关理论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任何将它们完全分离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对公司治理问题理解上的混乱和片面。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应在不完全合同理论框架下以理论为中心来进行。产权理论提供了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基本框架,它与理论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隐含假定所有权是对剩余现金流的索取权;相反,后者把所有权看作剩余控制权,即对合同未规定的偶然事件的决策权。产权理论的一个潜在缺陷在于用所有权来界定控制权,因为相关研究表明要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开来是很困难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两个相同的概念。试图将这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来也不利于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因此,产权理论可能更适用于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二为一的小型或私营企业,而理论更适合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大的上市公司。尽管交易费用理论从新的角度揭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但它也存在许多缺陷,比如说,它缺乏一个界定企业边界的标准;再如,它难以解释如果将具有相同专用性投资的不同企业合为一个更大的企业且没有补偿成本的话,为什么这样做是没有效率的,等等。

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的冯根福教授对如何构造有效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关键是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积极发挥政府在现阶段的特殊主导作用。一般人认为公司治理的主体是股东或相关利益者。这种看法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即疏忽了国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司治理主体。任何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都与该国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密切相关。特别是对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否合理,对于能否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中国政府必须认真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积极为形成有效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奠定良好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基础。二是要恢复和重视有效投资者的作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要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按照现代公司的本质要求,重新恢复和重视发挥有效投资者的作用。所谓有效的投资者,主要是指有直接制约经营者行为能力的私人股东。中国上市公司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在于“一股独大”,而在于“一股独大”者的身份是国家,而不是有效的投资者。所以,中国要构造有效的公司投资者,一个关键环节是要尽快把国家“一股独大”改变为有效投资者“一股独大”或多个大股东共同控股。三是要有效发挥董事会的作用,特别是要在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上下功夫。四是要加快推行各种有效的奖惩机制,真正调动和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刘小玄研究员认为,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规则很难适应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市场竞争规则,所以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民营化来解决上述问题。民营化是中国企业改革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阻力在于政府对其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成本是资本和土地投入,利益是利润、寻租机会和工资。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则政府不愿意退出;如果成本大于收益,政府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目标也不愿意退出。促进民营化的动力来自于经营者对其人力资本投入的未来价值的预期,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企业家进行民营化可以解决原经营者无法胜任的产权重组任务。只有解决职工的再就业和补偿问题,才能使外部经营者发挥作用。民营化的本质在于,通过所有权改革促进人力资本投入增加,这种投入增量必然创造新的价值回报。当重组后新的人力资本投入所带来的预期回报大于其投入成本时,民营企业家就有足够的动力推动民营化。在企业转让价格的确定方面可以现有的市场竞争收益率为评估标准,形成产权买卖的价格基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民营企业达成共识也是大规模民营化发生的合理的市场前提。但是,要给企业的职工进行补偿,补偿的基本方法是以当地的市场平均工资为基础再加上其他补助。政府实际的退出通常落后于最佳退出时机,二者的不一致导致国企进一步的空壳化和资产流失,也造成职工补偿不足的后果。改制被拖延的时间越长,改制成本就越大。民营化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家能够实现其最优目标,其中股权变量的选择及由此激励产生的人力资本积极地投入,是提高企业绩效的源泉。

五、金融市场发展与开放

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开放问题,也是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主要论题之一。法国的Eric教授等运用马尔科夫转换技术(Markov-switchingTechniques)分析了上海证券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主动交易以来A股每周资本收益的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上海A股市场除熊市、牛市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投机市。这个市场对于一般的市场投资者来讲是难以把握的,它主要存在于证券市场发展的初始阶段。他们认为,投资于上海证券市场伴随有较大的风险。他们通过对上海证券市场1993年到2002年的月度资料的分析发现,通常A股市场前半年上升而后半年下降,5月份的资本收益率一般高于一年中的其他月份,该特征非常明显,可称作“红五月”效应。这个市场存在着一个能够利用这一特征获得较高收益的短暂牛市。在这一投机性市场上,以资本收益变化衡量的风险正在加大。他们认为“赌博”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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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金融支持;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6-0019-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6.05

一、主要国家低碳战略

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到低碳经济概念,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经济发展模式。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2012年以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制定了“巴里岛路线图”,当前以欧美为主要发达国家已开始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向低碳经济转型。英国先后引入了气候变化税、气候变化协议、排放贸易机制、碳信托基金等多项经济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德国政府提出实施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先后出台了5期能源研究计划。欧盟在平衡与协调各成员国的基础上,于2008年12月形成了欧盟的低碳经济政策框架。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意大利和瑞典等国,对燃烧产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已开征国家碳税。欧盟以外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低碳战略。日本相应引入了能源税和碳税制度,2008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以政府的名义提出日本新的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对策,成为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美国政府分别在2005和2007年实施《能源政策法》和《低碳经济法案》,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法律保障。联合国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于1988年与世界气象组织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2008年联合国将世界环境日的口号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显示了对低碳经济的高度关注。

二、低碳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市场

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在联合国框架下签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成为控制碳(CO)排放的一个全球性制度。它给出了“工业化”国家企业在一个具体时间范围内降低气体排放的目标。同时,提供了3种灵活减排机制:“国际排放贸易”、“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机制(CDM)”,这些机制及全球对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认同催生了相对应的金融行为。

(一)碳交易市场中介

碳交易可分两大类:一是配额交易。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如《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数量单位,或者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欧盟配额。二是项目交易。买主向可证实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最典型的此类交易为CDM下核证减排量以及联合履行机制下的减排单位。目前全球有四个交易所专门从事碳金融交易,有欧盟的EU ETS、澳大利亚的New South Wales、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E)和英国的UK ETS。在排放交易流程中,金融机构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登录、交易与结算三个部分。

(二)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基金的传统投资方向主要是IT产业、生物和新材料领域。但是新的动向表明风险投资或国际机构投资者正积极参与碳经济发展新领域。以英国碳信托为例,其投资于离岸风力发电场,虽然目前的技术成本昂贵,但在政府支持下,有望至2020年减少60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三)提供流动性

如美国银行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控股股东气候交易公司(CLE)成立了一家合资机构,出资1000万美元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该公司,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该行将扩展现有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向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3家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

(四)创新环保概念理财产品

以荷兰银行为例,该行通过对各类上市公司股价表现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开展环保业务的上市公司股价表现远好于股市综合指数,于是选择这些公司为样本股,设计了气候指数和水资源指数,并推出收益与上述指数挂钩的气候和水资源环保理财产品。这两个产品推出后深受欢迎,仅通过欧洲一家大型超市便卖了3000万瑞士法郎。

(五)碳减排期货、期权市场

《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碳排放信用之类的环保衍生品逐渐成为西方机构投资者热衷的新兴交易品种。全球最大的实物商品期货期权交易所纽约商业交易所控股有限公司在2008年3月17日正式推出了碳期货及期权的首批产品,分别为:欧盟排放配额(EUA)期货和期权,经核证的减排量(CER)期货,季节性氮氧化物排放额度合约,年度氮氧化物排放额度期货和二氧化硫排放额度期权合约。[1]

三、金融风暴下各主要国家减碳行动

2008年金融危机给各国实现减碳目标带来了挑战,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扩大内需方案中不乏再生能源建设等低碳科技投资,韩国、日本、中国在美国之后也相继推出相似计划,以下为美、韩、中在绿色投资上的相关措施。

(一)美国的减碳行动

美国将投资清洁能源经济和创造500万的新工作机会,在未来十年将投资1500亿以提升新一代生质燃料与硬体设备、促进再生能源商业规模的发展,资助低排放燃煤电厂、投资高技术的制造业等,确保美国拥有第一绿色科技所需的技能。①

(二)韩国的减碳行动

韩国将在未来四年投资400亿美金在环境计划上,包含能源保存、再回收、减碳、预防海水淹没、发展国家四大河流和保存森林资源等,透过“新绿色方案”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近百万的工作机会。②

(三)日本的减碳行动

日本政府提出的“新绿色方案”,计划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从目前五年70兆日币增加至100兆日币(约1.06兆美金)用来扩大绿色投资及工作的市场,投资在住户的低碳电力装置和低碳汽车等,而该措施将会在这段期间内增加80万到220万的工作机会。③

(四)中国的减碳行动

中国政府将此轮经济危机看成是创造新经济增长点和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机遇,加大了投资刺激。中国4万亿刺激经济投资中,有2100亿属于低碳经济生态环保投资,占全部投入的5%;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每年1000亿元的节能减排信贷投入。④

四、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一)政策支持情况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CO2排放国,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为应对气候变化做了大量工作。先后于1998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02年批准了和《京都议定书》。虽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承担减排责任,但仍积极行动,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九五”、“十五”以及“十一五”计划均设定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2007年6月,中国政府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确定了中国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同年,国务院印发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了45条具体工作安排,国家发改委制订的《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对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实行节能减排的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2007年11月,中国政府成立了国有政策性清洁发展机制(CDM)基金。建立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是中国政府再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领域的一项创举,不仅是资金使用方式的新机制,更是落实节能减排的行动新机制。[2-3]

(二)金融介入情况

一是碳交易。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交易,因此我国“碳金融”更多的是指依托CDM的金融活动。2008年4月23日,全球最大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宣布在华注资200万美元,投资新疆和四川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购买其31万吨的二氧化碳补偿额度指标,这一数字约占其全球业务部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一半。⑤二是节能减排投融资。国外投资银行和从事碳交易的风险投资基金已进入中国,对具有碳交易潜力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投融资。如成立于2007年3月的沛雅霓资本公司,旨在投资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沛雅霓资本公司在中国的启动资金高达4亿欧元,主要业务是向中国的减排项目提供资本和技术支持,以减轻全球环境的压力,它专注于通过投资可持续发展项目实现良好回报以及碳信用的管理。①三是金融产品创新。一是信贷产品创新。2006年兴业银行基于品牌和市场价值与IFC合作签署了《能源效率融资项目合作协议》(即《损失分担协议》),成为国内首家推出“能效贷款”产品的商业银行。根据该协议,IFC向兴业银行提供2亿元人民币的本金损失分担,以支持最高可达4.6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组合。兴业银行则以IFC认定的节能、环保型企业和项目为基础发放贷款,IFC则为贷款项目提供相关的技术援助和业绩激励,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能效贷款并非只是提供信贷产品,而是深挖节能减排行业的供应链,除了向节能减排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外,还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并帮助能够产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量的企业发现碳交易价值。二是理财产品创新。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分别推出了“挂钩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的理财产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推出的美元1年期“挂钩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产品,除了高达15%的预期最高年收益率颇具竞争力以外,该产品系国内首个注入“控制全球变暖和温室气体排放”概念的结构性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投资期限1年,投资实际收益将取决于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月度平均表现,预期最高年收益率可达15%。[4]

五、国际经验对我国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启发及建议

全球众多金融机构已经以低碳经济为契机,开始利用金融力量解决以地球温暖化为首的各种环境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CO2排放国,应该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我国金融机构应借鉴国际经验,提前做好准备,通过杠杆和利益传导机制影响其它行为主体。

(一)建立相关法规制度

目前,低碳经济还是一个崭新的、幼小的经济领域,其最大风险就是政策风险,有了稳定的政策支持才能理性而有序引导资金走向。政府在制定一系列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标准时,应考虑金融方面因素,引导金融机构捕捉低碳经济下的商业机会,推动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金融产品发展。通过制定《节能减排贴息贷款管理办法》方式,明确金融扶持政策,实现信贷资金对节能减排产业发展支持制度化、持续性。

(二)培养中介市场

目前中国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以支持低碳发展的资金需要。中介市场是开展CDM机制的关键,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其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可利用既有交易平台或交割平台的专业知识与技素来规划相关交易制度,提供未来建构碳交易市场的基础,同时参与购买或者项目业主联合开发CDM项目。

(三)加大信贷资金投入

金融机构的贷款和投资行为,会直接影响各个行业和项目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因此,金融机构应利用其资金投向引导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一方面加大对技术改造贷款的投放,支持包括节能和清洁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新技术的研发,扭转我国目前能源生产和利用、工业生产等领域技术水平落后,技术开发能力和关键设备制造能力差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简化对小型汽车和小排量汽车贷款程序等手段,引导消费观念改变,推行低碳消费理念。

(四)加快金融产品创新

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研究开发环境和金融互动下的金融工具创新。如偏向于环境相关产业的风险投资基金、环境产业投资基金、环境金融市场中的对冲基金运作、养老基金长期投资的环境金融产品选择和风险管理、商业银行低碳项目贷款以及环境信贷风险评估等、政策性银行大型项目环境结构性金融支持、主导和参与全球多边参与基金的设立、绿色金融和企业债券的发行等等。应加快形成价格发现的碳交易市场和机制,并开发相应的衍生环境金融工具。

参考文献:

[1]任卫峰.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创新[J].上海经济研究,2008(3).

[2]任力.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J].社会科学家,2009(2).

[3]鄢德春.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低碳金融业务的思考[N].金融时报,2010-3-22.

[4]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①数据来源:陈伟.新的美国总统,新的能源计划[J].科学新闻,2008,12(1).

②③数据来源:项平.减碳,世界在行动[J].新湘在线,2010-02-22.

④数据来源:邓丽.中国向世界承诺减碳计划[J].21世纪经济报道200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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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天津；经济发展模式；内源性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136-03

一、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

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将各地经济发展模式归纳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持续大规模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称之为“外源型”或“外生性”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是广东和深圳。另一种是主要依靠本地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称之为“内源型”或“内生性”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是浙江。有人把浙江民营经济比喻为老天爷经济（自然条件逼出来的）、老祖宗经济（历史上有传统）、老百姓经济（来自于民间的普遍性）。从理论和实践看，两种发展模式各有千秋，但各地区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有地区人文环境和自然资源决定的使然。如选择“外源型”经济发展方式，基于本地区的优越的自然资源环境和原有的地理位置可以吸引大量的外来资本和外来人才。因此这种“外源性”也称为“输入性”经济，其经济资源配置空间大，发展速度快，是欠发达地区迎头追赶世界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其经济战略目标首选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一。但输入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不足之处是受国际经济影响大，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经济运行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相比较而言，“内源型”经济发展有其原始积累的艰难起步阶段，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有其不得以而为之的无奈，因为本地区资源配置空间较小，有一定局限性。但是这种内源性经济一旦积累到一定的阶段，其经济运行的基础比较稳固，主动权比较大，增长波动小。因此，结合“外源型”和“内源型”优势的混合模式，具有抗风险能力强，活力强、适应力强和发展后劲足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内源性”经济紧紧扎根于本土，吸收、消化“外源性”经济的有益成分，有利于依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快速增长。

二、天津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天津作为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地理优势的城市，具有港口经济和轻工业优势；重工业雄厚基础和熟练的产业工人队伍，缺少的是资金和高新技术支持，为此改革之初，市政府确立的经济政策以吸引外资和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故此天津经济运行一贯执行的是“外源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革三十年来，外来资本和外来企业为天津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开发区经济；滨海新区经济；空港经济；生态城经济等等，都极大地促进了天津经济的发展。但是，2008年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曾给天津这个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很大冲击。重新审视天津经济发展模式，认清天津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是保持天津经济增长良好势头首选目标，也是天津市今后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此，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天津经济发展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进入了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继续推动天津经济运行的均衡发展，就要重新调整天津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理论上和观念上理应有所突破。技术创新是保持天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后工业化时期知识、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罗默在1986年《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知识和技术研发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罗默的模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罗默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内生变量，是知识积累的结果。知识积累是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新的源泉，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重视研究开发部门的作用，增加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投入，提高知识积累率。而卢卡斯模型进一步论证了，只有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正是天津转型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技术的理论依据和客观必然。

三、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是保证经济正常平稳运行的政治前提

回顾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局面，天津市政府坚决贯彻了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并且采取了助推天津经济增长的五大具体措施：第一，在农业方面进一步完善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第二，在工业方面加强经济运行调节，广泛开展“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活动，为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提振了信心。第三，在服务业方面充分挖掘现有资源，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一大批商业服务设施先后投入使用和运营，促进了快速发展。第四，在扩大内需方面，始终坚持抓大项目好项目，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五，强化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信贷规模实现了新突破，使企业的经济运行不会因为资金而成为问题，这也对推动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作用。五项助推经济具体措施使天津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成绩：全年GDP完成7 500万亿，增长率达16．5％，增幅位居全国第二位。2009年天津经济增长可谓上了新台阶。为全国经济保八的目标的实现作出了贡献。

但是，从天津经济运行实践考察，2009年天津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而非天津经济的平稳发展。其GDP的增长60％以上是政府新投产项目带来的，而非市场经济运行中经济效益拉动的。因此，从总体考察天津还存在综合实力还不强、服务业比重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大不强，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应经济形式的发展，优化经济结构调整还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如何保持天津经济运行稳步平稳前行这一常态发展，而非追逐跨越式增长，是我们每个天津人要思考的问题。所谓常态可理解为事物的正常状态表现。经济常态运行可理解为两种情况：一是一定时期内经济运行速度相同间隔的平稳增长；二是一定期间内经济运行的速度相同间隔多为平稳增长偶有大的起伏。一般以五至十年为一考察的期间。所以，要保持天津经济的稳定增长，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如何积极响应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真正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推动天津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当然，保持天津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保持天津经济又好又快是目标；而保持天津经济又好又快的平稳发展是更高的理想境界。为此，如何树立天津经济又好又快的平稳发展新理念是问题的关键。作者认为，首先，抓住天津经济发展的龙头效应――滨海新区为龙头带动辐射周边地区。具体分析天津市经济增长点。滨海新区的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作为天津经济增长的龙头，滨海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25%。滨海新区作为全市经济发展强力引擎的作用日益彰显，生产总值增长23%以上，占全市的比重超过50%，龙头带动作用突出。所以，要重点抓好天津经济发展的龙头效应。其次，在全市各区以点带面抓典型行业企业。天津共有13个区3个县，而市内六区以第三产业为主；三县以开发区经济发展为主兼顾农业；除滨海新区以外的6区，处于城乡结合部。既有开发区经济，又有宅基地换房城市化问题，同时还有农业走集中化现代化发展问题。各区政府要针对天津市各区县的具体情况设定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再次，对天津经济运行中的产业进行投资与整合。树立正确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粗犷经济模式。在这里，讲质量指的是既要优质优产又要保证产业的先进性和技术的创新性。最后，发挥好政府的经济职能，建设服务性政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政策保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服务的，弥补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缺陷和不足是政府的职能。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是保证经济正常平稳运行的政治前提。

四、重视培养“内源性”经济增长因素的具体政策和宣传导向

改变天津经济发展以吸引外资为主的惯性发展模式，创造条件使外来资本、外资企业、外国商人本土化、国民化，从而实现变“输入性”经济发展为“内源性”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这就需要天津市政府在制定长期经济规划和战略时，要有针对性的重视培养“内源性”经济增长因素的具体政策和宣传导向。

1.做强外来企业龙头使其扎根生息成为天津内生力量。科学地策略性地利用输入性经济增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原始发展的必经之路。因为资本、技术、企业家和企业管理经验的短缺，如仅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适当地利用外资，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可以成为经济发展最初阶段的一种选择。然而，在进一步实施的过程中，从政策上有的放矢的针对外来的龙头企业国土化和国民化，利用天津地理人文优势吸引其长此以往根植天津使其成为内生的经济增长力量。

2.注重做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来自于本国、本地区的千千万万的企业家、优秀的企业家是经济竞争的根本源泉。我们的经济政策设计应当有利于企业家的脱颖而出和振兴成长。

3.政策倾向培育和扶植国内民间资本的行业。长期以来，在一些领域给予外资的政策优于中国民间资本的政策应当进行必要的反省。既然GDP是国内企业制造的，就应当对于国内资本包括国内民间资本的行业进入，区域流动的政策更为宽松。

4.利用天津宜居优势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定居。天津绿色生态宜居城市的建设必须要兼顾硬环境的建设和软环境的营造，才能吸引的海外有识之士和国内优秀人才居家定居或成为他们的度假居住之所。才能成为天津的内生发展的要素资源。

理论指导行动，拉动经济的火车头只有沿着正确的轨迹前进才能保证天津经济的稳步平稳的增长从而避免经济增长链条断裂。

五、重视培养“内源性”因素，加快天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路径思考与选择

1.路径思考。基于对天津经济运行的现状分析，重视培养“内源性”因素加快天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需要直面的几个核心问题，第一，重视“内源性”因素的公共选择问题，即是政府资金投向选择问题。政府职能部门需要甄别和选择真正的战略性新技术产业，才能投入其引导启动资金，正确的公共选择决定正确的资金投向，一旦判断有误不但会产生资金的挤出效应，而且还会延误经济发展的时机，消弱地方城市的竞争力；第二，鼓励和奖励助推天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性新技术研发问题。一是职能部门的技术鉴别问题；二是研发部门和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无论是鉴别还是研发，如若还是依赖国外，改变不了给别人打工，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局面；第三，市场运作中政府的作用问题。首先是实现技术转化政府需要参与与否；其次是需求市场的重点是国内还是国外；最后是市场运作的产业链衔接问题，这些需要政府部门考虑和认定是否进行必要的政策支持的前提条件。

2.路径选择。从天津市支柱产业入手，要全面掌握其核心技术研发和关键技术。虽然，天津市业已形成了支柱产业，并且积极进行产业集群的园区建设。但是目前天津经济运行中外部需求急剧减少的困境并未摆脱，而且将来在相当长的时间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产业就暴露出产能过剩问题，而且其中一些产业又没有掌握核心和关键技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重视培养天津“内源性”经济增长因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要在最有基础、最有条件的产业领域突破核心和关键技术。我们清醒的认识到，战略决策、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产业化这四个方面的储备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来。为此应该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结合天津的实际发展制定长远战略发展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占领新技术作为战略重点，建立天津战略性新技术产业作为引领未来的天津战略性科技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侯晓斌.论政府在发展文化经济中的作用[J].沧桑，2008，(5).

[2]刘玉，冯健.创意北京发展:经济、社会和空间转型[J].城市发展研究，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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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文明的含义

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生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是一种尊重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它继承和发扬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长处,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在自然界的基础上与之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必须协调共处,人与生存环境必须协同进化。

提及生态文明，一般仅会联想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建立生态文明体系只需要协调人类与其他生物、人类与环境的平等关系。但是，其实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外，生态文明还包括以下四种关系：一、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健全经济、文化、政治体制，调整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有序的和谐社会。二、人与人的关系。尽可能的缩小贫富差距，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三、人与自身的关系。尊重生命、爱护自己、服务社会。四、当代和下一代的关系。强调代际之间的公平性，为尚未出生、没有发言权的下一代的利益着想，坚决反对和避免透支资源、破坏生存环境，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生态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地球。

二、生态保护与中国发展阶段的矛盾

生态文明在理论上甚是理想，但在实际应用上却遇到了巨大阻力。面对如此大的转变和调整，其中不免会引发各方面的矛盾，有新产业和旧产业之间的矛盾、新发展模式和旧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当代中国在建立生态文明体系中，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双方面的压力。首先，生态文明现今已经成为了全球性问题，受到各国的极大关注，尤其是发达国家，甚至以此来打压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在前期工业发展中对环境的破坏，却多由第三世界的穷国来消受，将重污染的工业基地建立于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将破坏性产品畅销于发展中国家。此外，发展中国家还要承受着压力，被迫参与国际经济竞争，遵守苛刻且不平等的环境保护条例，承担环境破坏的重责。环保作为一个产业，背后有强大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在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的中国不利。其次，中国本身也已经意识到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在中国长期规划中，GDP参数上最不能达标的就是环保。中国正处于重工业化后期，以目前的技术条件，尚无法避免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根据重工业化要求，中国的总量指标已为世界前列，但人均和家庭普及率还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环境保护迫在眉睫，而国家发展也不容停滞。

三、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现状

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淡薄，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到位。通过全国规模的公民环境意识调查发现，中国公民对环境状况恶化的严峻形势缺乏充分认识，对中国环境状况的变化趋势持盲目乐观态度，同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较低。公众的环境知识尚处于较低的层次，环境道德意识较弱，参与环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普通公民虽然对中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有一定的认识，然而，只有当环境污染直接侵害到个人利益时，才会有较多的人愿意采取行动，这些都表明中国公民的环境意识和对环境的认识及重视程度都有待提高。近来，虽然中国的环境意识状况尽管已经有所提高，但仍未获得实质性进展。

环境意识是衡量社会发展和民族文明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环境意识地强弱是环境保护工作顺利与否、进步快慢的关键因素。没有全体公民的参与，环境保护将成为一句空话，所以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是进行环境保护的重要前提。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贯彻落实全国第一次环境教育工作会议的号召，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宣传中国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环境管理制度，大力进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使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发展和环境的关系。改变违背自然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养成良好的保护环境的道德风尚。倡导符合绿色文明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环境价值观念，推动生态文明价值。

四、建立生态文明的新思路

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教育、文化、工业、农业、人口等各个部门，以及企业、团体组织和个人，需要通盘考虑、系统分析、统筹兼顾、全面推进。

1、生态文明新观念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首先要确立科学的价值观、财富观和消费观。其中，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认为，不仅人是有价值的，自然同样是有价值的。人类与自然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人类企图违背自然规律是不可能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念应该成为21世纪的先进理念和主流伦理。生态文明的财富观认为，生态文明要以绿色财富为主流的财富观。绿色财富是指以资源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为前提,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财富,需要具有生态性、和谐性、安全性、节约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绿色财富包括绿色人造资本、绿色自然资本和绿色人力资本。如：环保节能建筑物、环保型交通工具，就是绿色人造资本；山清水秀、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就是绿色自然资本；德才兼备、有创新意识、受过良好绿色教育、具备生态环保人格的人才，就是绿色人力资本。生态文明的消费观认为，绿色消费是消费无污染、质量好、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的产品，和提供节能、环保、健康、安全、舒适的服务。要求转变消费观念、优化消费结构，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鼓励人们更加关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努力建设绿色家园。

2、生态文明的经济观

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建立生态文明体系也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如：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绿色经济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以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和持续服务产业为基本内容。发展绿色经济也就是实现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绿色化，考虑自然对发展的承受程度，大力降低因经济增长而造成的资源环境代价。循环经济，简而言之就是以节约资源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就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整体经济，转变为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发展经济，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公众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来实现。要以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废物的循环利用、环境污染物最低排放，和对人类、自然最小危害为前提，大力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并形成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低碳产品、低碳技术和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同时，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国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建立生态文明新经济体系，不仅能够实现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还可以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甚至创造更新、更好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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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规模稳中有降。据统计，*年该市全社会从业人员432．69万人，比2000年下降8．77万人，平均每年下降0。48％，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该市过去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的明显下降和适宜的居住环境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二是个私经济和灵活就业人员尚未完全纳入统计。

--就业结构变化巨大。统计资料显示，该市的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的构成已由2000年的45．3：31．3：23．4变为*年的36，6：39．6：23．8。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降幅明显，而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迅速增长。实际上该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上升势头十分明显，但由于第三产业中部分新经济组织的劳动保障管理相对比较松散，大量的蹴业人员未进入统计体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成效显著。2003年以来，本着"致富农民必减少农民"的思路，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共转移农村劳动力202万人，其中劳务输出100万人。

二、促进城乡统筹就业的工作与成效

--就业管理日趋统一。随着该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就业管理特别是就业登记工作也同步跟进。全市各地无论失业人员的户籍性质，凡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正常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但未能就业又没有能保障基本生活的承包责任地，统一进行专项失业登记，发放《就业登记证》；对在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有比较稳定的就业岗位或有承包责任地的，收入能保障基本生活的城乡劳动者，统一进行就业登记。

--就业服务一视同仁。全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普遍实现了免费为城乡劳动力提供求职登记、信息查询、素质测评、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城乡劳动者均可凭学历、技能等条件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基本实现了城乡劳动者的平等就业。

--就业网络广泛覆盖。该市紧紧抓住乡镇劳动保障服务平台建设的契机，积极延伸公共就业服务网络，逐步建立了覆盖乡村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让劳动力市场在更广范围内实现了"一点登记，多点查询，就近报名，及时成交"。去年以来，该市通过加大"镇镇通"工程的推进力度，加快了县(市)与乡镇(街道)劳动力市场信息联网步伐，开发了适合乡镇劳动保障工作的就业管理软件，建立了统一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并实行联网操作、资源共享，逐步构筑起管理规范、运行良好的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服务平台。

--就业制度体现平等。目前，该市已取消了就业条件的区别，建立了统一的就业准入制度；取消了就业区域的限制，形成劳动力优化配置的市场机制；取消了分类管理的限制，建立了公平竞争的就业机制；取消了身份界限，建立了规范的劳动合同制度。同时推行城乡统一的失业保险制度，无论劳动者户籍是何性质，均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本人按统一规定比例缴纳失业保险费，农村劳动者失业后，按其不同的居住状况申领失业保险待遇。已常住在失业保险统筹区域内，失业后仍在当地求职的，按城镇失业人员申领办法享受；失业后回原籍所在地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核定后按规定转移；失业后回原籍地，失业保险无法转移的，其应享受的失业保险金和门诊医疗费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三、统筹城乡就业的难点与分析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亟待缓解。通过对该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就业问题的特点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总量矛盾有所减缓，但结构性矛盾正变得日益突出。一方面仍有大量的农村、外来劳动力和部分城镇失业人员在劳动力市场徘徊，苦于"求职难"；另一方面，服装、纺织、机械电子、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却出现了招不到工人的现象，苦于"招工难"。

--统一的就业管理制度亟待完善。目前，国家仍实行城镇登记失业率制度，并以此衡量和考核当地的失业状况和工作业绩。而城镇登记失业率不仅没有包括农村失业人员，而且仅仅包括城镇劳动力中的登记失业人员。显然，以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评估社会的失业状况，不仅缩小了社会失业人口的统计范围，也低估了失业规模和失业程度。''''

--促进城乡统筹就业的扶持政策亟待明确。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就业服务方面已享受到了与城镇失业人员同等的待遇，但国家出台的《再就业优惠证》发放、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税费减免、贴息贷款等再就业扶持政策仍未惠及广大的农村劳动力。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完善。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有些企业使用员工还存在差别，工资待遇分配上还明显地分正式工、临时工、劳务工等，对农民工仍有歧视。另外，农民工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也存在不协调的政策。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亟待提高。用人单位需要招聘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而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仅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外出务工，很少接受职业培训。因此，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只能选择苦、脏、累、险之类的就业岗位，对于只会干力气活的农村劳动力，诸多体力劳动岗位又存在随时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械代替的境况。；

四、统筹城乡就业的对策与措施

--综合运用经济政策，积极拓展城乡劳动力就业渠道。一是以注重质量的就业优先为导向，大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就业优先的策略必须将就业数量与质量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实施。要以各项劳动保障政策法规为依据，通过正面引导和强制纠错的途径，进一步规范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关企业的用工行为，切实保障劳动者，特别是农村(外来)劳动力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权益，使劳动力的稳定就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二是以就地就近吸纳劳动力为目标，大力推进地方板块经济的发展。南通除有享誉海内外的南通建筑"铁军"外，所辖六县(市)均有地方传统板块经济，要着力培育其就业增长点，建立和规范各类行业协会等服务和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其信息咨询、人员培训、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因地制宜、因户制宜、因人制宜，促进电动工具、仪表电子、家纺绣品、勾针编织、花卉种植、特种养殖等地方传统板块经济加快向产业化发展，通过做大做强地方板块经济，就近就地吸纳农村劳动力。三是以国家各类扶持政策为依托，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调整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推进"三资"开发农业，特别是充分利用该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农产品资源和土地资源优势，吸引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的梯度转移，重点引进一批劳动密集型项目、种养项目、农产品加工、海产品加工项目，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民的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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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复苏期；经济环境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005-03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之后开始呈现起伏上升的复苏特征，但总体基础仍然较脆弱，复苏过程将缓慢曲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在经济政策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外贸和能源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危机重重。同时，中国经济的内生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自然灾害频仍、房地产市场进入宏观调控期，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流动性下降；固有的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地阻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经济复苏期，对中国经济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深刻认识内外部环境的新特点、新趋势，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一、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征

从目前情况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国民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1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1%，发达国家平均增长为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将高达5.1%。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调控方面，通过各个国家通力合作，金融机构房贷信心和市场融资功能得到了有效地恢复。通过采取政府主体投资、政府入股银行等等模式和手段，外贸企业流动性瓶颈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尽管如此，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间社会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相互交错，旧有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新的利益的博弈开始显现，促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新的演化趋势：

1.主要经济体寻求自我发展倾向增加，体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缓慢走向复苏，各经济体经济外部化程度不一样因此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从而导致缺乏国际间合作基础，经济体之间利益很难协调。在国内就业压力和政治力量博弈下，主要的经济体（国家）自主发展趋势明显，各国或经济体将解决自身体内就业、社会稳定、基础产业的发展等问题作为首要问题，陆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

2．中国传统优势产业领域进入者增加，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出口面临更大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就业出路之一，不惜进入一些能效低、规模大、利润薄的低端领域，希望通过扩大出口规模来缓解国内就业率低迷和总体贸易赤字的问题。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逐渐提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有可能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加速争夺低端产品领域的国际市场。未来，中国将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挑战，而在低端产业领域同时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

3．能源价格可能再次攀升，国内企业经营风险增加。数据预测，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产品的需求将有所回升，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多采取为低利率等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导致投资需求增加和主要货币汇率走低，能源类大宗商品作为保值和投资的渠道之一，交易价格可能再次攀升。能源价格上涨将带动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大中国企业进出口的经营风险（霍达等，2009）。另外，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将被消弱，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4.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全球经济力量博弈的重要手段。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还有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或试验程序，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贸易障碍。随着世界贸易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关税壁垒和数量限制措施在当前已经相对采取的较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从1995―2007年，各成员方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量达23 897件，这其中涉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则的事件达到16 794件，占总量的71%。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环境的新特征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同时，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体现出来。

1.经济增长对政策拉动形成依赖，缺乏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数据显示，今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的线性增长特征。政策拉动的外部效果就是透过政府的投资，国有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竞争性领域，从而挤出了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受到对市场信心降低、国外需求不足、融资门槛过高、相关市场准入性限制措施等影响无法实现有效地增长机制。体制环境内缺乏从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增长动力转换趋势。研究甚至表明，投资过快增长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的是抑制作用（吕冰洋、余丹林，2009）。另外，国内消费增长也同样是靠政策引导和补贴，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显著的改善，稳定的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就很难形成。还要注意的是，在政策拉动的机制下，政府体系的投融资平台贷款将积累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性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建立了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后者作为承贷主体统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之后再将贷款转贷给相关的企业或项目，使债务转而信贷化，债务风险隐藏于贷款中。近两年来的新增贷款的增量就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2.环境性约束持续刚性、自然灾害增加，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中国生态安全形势已十分严峻。加之，自然灾害频仍，经济增长的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的未来空间收缩。2008年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造成贵州、湖南、江西等地的经济损失，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等损失严重。两次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 516亿元和8 451亿元。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 000亿元~3 000亿元，约占GDP总量的3%。

3.人力资源的成本上升，劳动力流动性下降。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不断加快、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密集出台，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劳动力传统输出大省，现在已经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与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竞争局面。2009年有7个省已经对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调整，其中最高档平均调整幅度达到17%左右。还有20个省计划将在2010年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希望借助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而从人力资源的供给来看，劳动力的流动性意愿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的比重明显增大。而“80后”、“90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较父辈所受教育水平更高，对工资回报和个人发展空间更为重视，就业选择往往集中在几个较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今年年初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用工荒”矛盾再度尖锐的同时内地企业招工也出现困难。

4.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发展结构中的供需矛盾进一步深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然与结构性问题相伴随（高帆，2010）。需求方面，国内消费增长长期处于启而不动、后劲不足的尴尬中。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度较大是影响消费后劲的根本性因素。数据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6%，处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家中的最低水平。供给方面，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和复杂性增加。受金融危机和外贸需求降低的冲击，以制造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链条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明显。数据显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近2亿吨，水泥行业产能过剩约5亿吨，铝化工、造船业、煤化工等等行业也均存在较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此外，受流动性过剩和投资意愿增加的拉动，各地新材料、新能源及相关制造设备等新兴产业项目密集上马，市场尚未培育成熟已经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产业产能过剩调整的具体实施还需要考虑到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规划、附属企业的生存、区域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多种因素。

三、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优化路径

应对经济复苏期内外部环境新的变化趋势，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项关键性任务：

1.逐步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心，建立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双动力增长引擎。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内需即潜在庞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上，同时坚持稳定外需、增强经济的外向性，实现扩大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为辅的经济增长双驱动。经济的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刘伟，2006）。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质的突破，创造性地利用结构调整这一契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技术的自主创新及后发优势，通过精细发展增强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以创新型经济作为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狠抓改革转机制增活力，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来突破发展瓶颈，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2.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民生环境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石。通过增加就业渠道、调低国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鼓励社会服务事业发展，为国民消费创造动力源泉。通过政策带动性消费和激发居民自主性消费，双管齐下。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和趋势，促进产业投资的高端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约化、市场经济的有效化，从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系统发展的理念出发，增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当前发展的热点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密切关注，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加大政策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力度，降低国民的消费不确定预期。

3.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规划引导。研究表明，新兴产业将成为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厉以宁，2009）。如何有针对性的推动新兴能源、新医药、新材料、新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等产业实现突破，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未来主要的增长动力，就必须下更大力气改善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明确发展的重心。从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的考虑，服务业的发展应分为三个重心：以服务生产为重心，集中在现代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系统等等产业；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重心，集中发展现代旅游业、创意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方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差异化竞争力。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和降低能耗、资源环境和谐发展为导向来规划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提高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公共系统的支撑能力，同时降低其能耗水平。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有利趋势，以城市群为中心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区域合理布局。

在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优化方面则要做好：（1）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积极调控好人力资源市场，消除各种阻碍农民工流动的体制，建立以工作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城镇化和发展小城市，吸引农民工落户成为真正的市民。（2）区域经济统一布局的优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为主线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重视发掘各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统一区域要素市场，通过不断缩小国内的区域差距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提升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3）优化农村经济环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研方面的投入，优化农村经济的要素资源配置，保证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基础。（4）消费环境的优化。进一步整顿消费市场秩序，加强消费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培育信贷消费和绿色消费，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放心消费、健康消费。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向[N].经济参考报，2009-11-17.

[2]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经济研究，2006，(1).

[3]吕冰洋，余丹林.中国梯度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率的增进――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4]霍达，李芸珊，王建东.能源价格与国民经济成长[J].中国软科学，2009，(1).

[5]高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何以成为可能[J].探索与争鸣，2010，(1).

篇10

一、深圳市经济结构选择的启示

首先，在经济结构的组成上，毕节地区产业结构比重排序虽然调整为“二一三”，仍处于第一、二次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在第一产业中，农业的重要位置是一时难以忽视的，更是不可替代的。农业不仅对毕节地区国民经济的持速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对全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第二次产业中，在煤电等大项目的带动下，工业的发展也逐渐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向着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方向发展，力争在竞争中确定了自己的有利地位。工业产业结构开始有向重型化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第三产业也不断壮大。

其次，在财政收入上，毕节地区财政收入目前虽然有大幅度增加，财力有一定增强，但还是“吃饭财政”甚至是“吃不饱饭财政”，地方财政收入小，调控能力弱；全区金融存贷能力小。而深圳市财政收入上千亿元，地方可控财力达400多亿元，财政调控能力强，政府利用自己掌握的财政资源可办自己想办的事。同时其金融业已成为一棵强劲的支柱产业，存贷能力强，金融业运转良好，为深圳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在工业上，毕节地区的工业虽跨过轻工业发展时段，但也不是重工业时段，工业尚处于矿产品开发和资源的初加工时段，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加工型十分明显。全区工业支柱除卷烟工业外就是煤炭开发和发电，高新技术产业几乎是空白，煤化工产业还未起步。随着煤炭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煤电产业的发展，势必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地质灾害。发展煤电重化工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小量化和循环利用已迫在眉睫。同时对传统工业的升级改造，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品技术含量，转变增长方式，培植高新技术产业，填补高技术产业空白已势在必行。而深圳市工业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化工业，技术含量高，更新换代能力强，市场竞争能力强，甚至可以主导市场，拥有华为、中兴、金蝶、亚都、科兴、海王、海普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群，为深圳市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四、从外贸出口和社会消费上看，毕节地区外贸进出口几乎为零，而全区725万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有38.93亿元，且16.14％城市人口消费品零售额为20.9亿元，占53.7％，83.86％农村人口消费品零售额仅为18.03亿元，占46.3％。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仅有投资一项发挥作用，对外贸易和社会消费却是“缺脚”的。而深圳市20__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37.67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1828.60亿美元，居全国大中城市榜首，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470.9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6.4％。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对外贸易、社会消费均发挥各自的作用，均衡地促进了深圳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五、从经济增长方式看，20__年，深圳市的经济发展主要突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并着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促进经济增长向以市场驱动、创新驱动为主转变，使产业发展不断向降低资源消耗水平等方面发展，实现了“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的转变，确保经济的平稳快速健康发展。

第六、从资源组织开发看，毕节地区经济的发展一般都是依据自己拥有的资源确定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方向，经济结构布局离不开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经济的发展过分依赖现有资源的开发，发展目标也依赖所掌握的资源而制订。而深圳市经济的发展却是先制订目标后寻找资源，不为资源设定目标，而是为目标而寻找资源。在发展目标设定后，再营造环境，组合资源，吸收利用内部和外部各种资源，从而达到目标的实现。

二、对毕节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建议

在巩固第一产业的同时，努力提升第二产业，培育第三产业。要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毕节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快速、平稳地发展。通过对深圳市经济运行现状的调研和对毕节地区经济运行现状的分析，对两地经济运行的对比，我认为毕节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应从以下考虑：

1、编制科学的发展规划，体现和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规划是一个地区发展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一个地区的发展只有用科学的规划来指导，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既快又好，才能产生强大的带动效应。编制规划必须要深谋远虑，高起点、高标准、高效能，用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指导各类规划的编制。要选择好发展模式，以保持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同时要特别为规划的执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建立坚强的保障措施。在规划中要注重龙头企业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在目前毕节地区经济发展中，以煤电为龙头的资源开发、以卷烟为主的烟草系列、以康星植物油生产为主的食品加工业等等在我区独具特色，在规划中要体现其带头作用，做大做强龙头，同时培育和发展新的龙头，切忌一枝独秀。

2、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融资渠道，加快经济建设。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投融资体制，建立良好的融资平台，发展多种融资方式，启动民间投资和社会投资。研究制定有利于促进工业发展的财政、税收、价格、产业等相关经济政策和投融资政策，并保持相对稳定。加强法制建设，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提高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尽量减少环节，缩短时间，不断增强和深化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为企业提供快捷优质服务 的意识和观念，降低企业的办事成本。营造依法行政、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二要完善招商引资机制，拓宽引资渠道，提高实效，吸引国内外投资商到毕节投资。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规则、适应毕节地区投资增长需要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3、内外开拓，大力扩充和整合资源，促进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区内和区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整合开发优势资源。要借鉴深圳市的发展经验，为市场和目标寻找资源、开发资源，创新思维，运用新思想、新方式扩充毕节地区资源量，促进资源综合效能的不断提高和最大效率的获得，实现由资源变资产、由资产变资本的突破。

4、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发展优势经济，做大做强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带动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毕节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上。结合毕节地区的实际，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坚持引进、吸收、培育再创新、最后达到自主创新。以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为起点，改造提升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发展优势经济，加强中小型工业企业的调控和技术化、科技化提升，发展新型产业，培育和做大做强支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