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理论与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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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创新；财税政策；高新技术产业

一、前言

金融创新是指国家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了更好地实现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目标，利用新的方法以及新的技术，让金融体系中的基本要素重新组合，从而推出新的服务、市场、工具和新的制度，创造一个新的高效运作的资金营运体系的过程。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创新和发展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金融创新的成果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帮助我国的大中小企业直接或者间接解决了融资问题，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的金融创新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金融创新与财税政策的结合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金融创新和财税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因此，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背后的经济理论十分重要，本文着重从金融创新与财税政策的角度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金融创新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金融创新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在金融业的全面开放与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外部金融机构广泛介入中国金融市场，将直接带来创新业务，竞争的加剧也将迫使国内金融机构加快创新步伐。同时，受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金融的金融局面将呈现宽松状态，同时，国际上的外部环境也会促进国内金融创新的发展，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我国金融创新将进入一个发展期。

目前，外资金融企业已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并广泛分布于沿海地区。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已渗透到各个行业。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外贸易的规模会迅速扩人。因此，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迅速提高和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将成为中国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财税政策的作用原理

1.财税政策作用下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增加

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纵轴代表成本或收益。由于高新技术产品存在溢出效应，所以高新技术投资的社会边际收益曲线（MSR）高于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其中，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0）与企业边际成本曲线（MC0）交与点H0确定了较低的投资水平（I0）。政府可以实施财政政策，比如通过政府补贴或政府购买等手段进行财政的转移支付，这样的财政政策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边际收益从而促进投资的增加，图（1）所示，政府的财政政策使得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PR0上移至MPR1，这时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1）与企业边际成本曲线（MC0）交与点H1确定了较高的投资水平（I1），在图形上表现为由投资水平I0沿着横轴向右移到I1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加后，通过投资乘数的扩大效应，最终能够使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增加值远远大于投资增加的数额。

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减免税和降低税率的方法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下降，从而导致投资增加。如图（1）所示，税收的优惠政策会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向下移动，由原来的MC0移动到MC1处，此时边际成本曲线MC1与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PR1相交于E2点，从而确定了更高的投资水平。除此之外，企业成本的降低还会导致其产品利润的提高，从而会增加高新技术产品的供给量，进而会进一步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投资额度。

2.财税政策作用下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增长

财政政策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的增长和上文略有所同，其中政府购买可以起到直接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的作用，而财政补贴可以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高新技术产品的价格，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产品消费增长。本部分重点介绍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增长[6]。如图（2）所示，假设消费者可以选择高新技术产品或其他产品，未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之前，无差异曲线U′和预算线I′确定消费者均衡点为P1，这时消费者消费高新技术产品和其他产品的量分别为X1和Y1。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之后，减免税或降低税率同样会使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价格也会随之降低，因为高新技术产品属于正常品的范围之内，所以价格下降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会使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在图形上表现为，财税政策的作用使得消费者均衡点由P1移动至P2，相应的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由X1增加到X2单位。

以上是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财税政策可以通过刺激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和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财税政策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分析。

四、结论

本文从金融创新和财税政策激励两个方面阐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较为迅速，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不断注入资金，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个行业里的企业，均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大多处于成长阶段，而此时的金融改革与创新正好迎合了高新技术产业大量需求资金的缺口，与此同时，国家政府通过财税政策的调节与激励间接刺激了该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双重的刺激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利好局面，本文从这两个方面进一步解释，旨在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任海玲，孙兴莲，邵笑冰，等.试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12（10）：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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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振兴东北

区域性

积极财税政策

一、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保持同步，所以在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上，应采取整体与区域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又讲求实效、彼此有别的政策取向。

（一）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与宏观的积极财税政策比较

1.实施范围不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仅实施于需要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区域，如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我国以往的积极财税政策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虽然也有优先发展某一区域的特点，但更加注重的是优先发展某一行业领域，如基本建设领域。

2.理论依据不同。由于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是一种财政支持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协调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它的理论依据是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满足公共需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满足私人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现实障碍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公共物品的缺乏。在东北地区实施积极的财税支持政策用以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前提之一。

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完全是财政支持政策。虽然在实施近7年中，它顺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并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财政支持，但是它实施的初衷却是为了克服通货紧缩，刺激有效需求。因此，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即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税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而没有大规模地实施减税政策，因而还不能严格认为是扩张性财税政策，只能谓之积极的财税政策。

（二）在东北实施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1.政策连续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仅2年。国家推出的两批振兴东北的项目刚刚起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也只是初见成效，如果不能继续对东北地区采取财政政策倾斜，可能造成的后果是：（1）在建项目无法顺利完工，造成“半拉子”工程；（2）振兴东北整体战略的搁浅。这将使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能得到振兴，而且国家前期投资也将付之东流。因此，从政策的连续性考虑，还应该在东北地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

2.贯彻“有保有控”方针的需要。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的转变是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变，其基本的政策含义是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把握“有保有控”的原则。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利、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

3.发展经验和现实财力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积累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财税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东南沿海地区在20年间成为中国经济的“隆起”地带，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国债投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财税政策工具的使用日臻成熟。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采取积极财税政策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此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税收收入的超额增长也为振兴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现实财力空间。

4.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的示范效应良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固定资产更新财力不足问题，是制约经济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实行，一方面为试点的行业的固定资产更新补充了资金；另一方面还对全国有示范作用，而且在吸引区域外资金流向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与示范作用。

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制度安排

为了有效地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在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应有所侧重，点面结合。 “点”即政策支持的行业领域：“面”即政策支持的地区区域。

（一）扩大财税政策的支持范围

1.应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综合性工业城市，如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工业城市；二是煤矿、石油城市，如阜新、鸡西、大庆等资源型城市；三是森工林区，如伊春及其他林业局等；四是农村地区。前两类主要是工业城市，后两类主要是农林地区。从国家财政支持的区域来看，近2年来对东北地区的财税政策支持主要倾斜在上述的前两个区域，即综合性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其中以综合性工业城市享受到的优惠最多。资源型城市则由于资源禀赋原因，直到21世纪初还承担着国家计划任务，一直处于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地位。据统计仅黑龙江省自1952年以来，由于初级资源品的低价调出与工业制成品的高价调入，形成的价差贡献多达7000亿元，而国家对该省的预算内投资不足其贡献额度的1／4.又因其；③产业进入壁垒较高，非国有经济进入难度较大，要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振兴，国家财税政策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

2.应重视对基础产业的政策支持。国家对东北农村地区的支持主要是使用财税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对东北林区的财政支持主要是继续落实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然而，这些政策和资金对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的支持作用远未达到“振兴”的目的。对于今后财税政策支持区域的把握，我们认为应该向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做进一步的倾斜。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城市的振兴。前期支持工业城市的财税政策有利于迅速拉动东北的经济增长，但要使经济向深度发展，财税政策必须惠及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当然也包括资源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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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永恒的主题，与之相随的另一面则是地区差距这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难题。控制区域差距扩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主要来自在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政府政策的选择。区域财税金融政策是针对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失灵领域进行调节与引导，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地区，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快速发展。文章通过述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战略布局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效应，研究评价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 财税金融政策；区域经济；影响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永恒的主题，与之相随的另一面则是地区差距这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难题。

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区域利益获得机制与规划是区域经济关系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原因，控制区域差距扩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主要来自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上。为此，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对这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与论证。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基于统一的开放市场和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对市场经济持乐观态度，认为市场经济这双无形的手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会使区域间价格趋于一致，从而使区域差距自动消减。

新古典经济学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二元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非均衡发展。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但会出现地区间的非均衡性，而且还会出现“倒流效应”，即：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因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及外部环境影响要素不同而出现地区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的作用下不断加强并形成循环规律，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落后地区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不断流失并向发达地区集聚的过程，反复的“倒流” “循环累积”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为此，他主张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各种政策倾斜，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地区，但防止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措施，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快速发展。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流向并非象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所假设的仅受由稀缺性所决定的价格影响，还受制度、文化差异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资本并非总是从剩余地流向稀缺地，其流向会受产业集聚和外部性所形成的递增收益效应的影响，市场不能自动纠正区域间发展的差距，政府的政策与制度会影响要素流向。因此，政府必须制定适当的产业、财税金融等区域政策并使之法律化以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新制度学派将制度要素引入区域经济分析中，认为政府干预是导致空间转移的主要力量，政府应当委托特定的支持部门进行合理分布，来影响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主张国家应通过财税等政策进行转移支付，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

综上所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际上就是在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政府政策的选择。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战略布局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效应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态相对于世界上其他较大的经济体而言，情况更为严重，沿海与内地，东部、中部与西部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差距大。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三大区域的经济总量、人均GDP、公共基本服务均等化等重要指标分析，其差距呈日益扩大的趋势，而且已出现较为严重的“马太效应”：东部由于具有充实的财力来提供公共产品，使经济发展有更好的外部环境，而中西部由于历史、地理等客观原因，长期以来经济欠发达，财力严重不足，从而限制了其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也因此抑制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日积月累的“倒流效应”和“马太效应”，使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差距日益扩大，使得较先进的东部、中部地区进一步发展，而落后的西部地区更加落后，最终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促进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协调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为把四大板块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落到实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因素，按区域分工和协调发展的原则，划分具有某种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的空间单元，提出区分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战略，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采取积极稳妥的区域措施。

一方面，适时制定分类区域政策，并努力增强区域政策的有效性。根据各区域经济板块的特点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主体功能区发展的具体指导，通过组织制定省级或跨行政区的经济区规划或政策文件，细化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求，指导各地方明确发展定位。例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国家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定位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中国沿海发展新一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也随之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国家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北部湾经济区域发展相继制定了以产业政策为主，财税、金融、土地、外经贸等政策为辅的一揽子优惠政策；2009年12月7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西江经济带概念，确立了江海互动的发展思路，将打造西江经济带与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提而论，规划将南宁建设成“国际区域通运输枢纽”，将柳州、梧州建设成“国内区域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为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酝酿编制《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准备研制西江经济带发展的财税金融等相关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实施分类管理，努力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注重对不同类型区域的分类管理，对于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特别是一些城市群、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和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重庆市、成都市，深圳经济特区等核心经济带，以及环渤海经济圈，东海经济圈，南海经济圈等，形成了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的区域合作新局面，鼓励其继续加快开发开放步伐；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地区和边疆地区，加大扶持力度，坚持实行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例如，国家继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促进这些地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在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区域财税金融等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一是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2008年，东部地区以占全国9.6%的土地和37%的人口，实现了约占全国54.3%的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全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地位。与此同时，中部和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明显提高，发展活力竞相迸发，经济发展明显提速，2008年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19.3%和17.8%，比2005年提高0.5和0.8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跃居四大板块首位，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趋于缩小。从西部地区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了《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9）》。蓝皮书显示，从1999年―2008年十年来，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了大跨越。西部地区GDP由1998年的14 647.3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58 256.5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1.42％，高于全国9.64％的年均水平。据国家发改委网站和陕西经济信息中心最近的有关经济指标显示，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挑战，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经济社会发展仍持续向好趋势回升，GDP平均增速超过1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8.7%的3.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5.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48 204.13亿元，增长34.7%，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30.1%快4.6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15.5%的水平，达到18.71%；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增速全部为正增长，平均增幅达到19.7%。自2001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以来，西部12省（区、市）共计减免企业所得税1 244.46亿元，极大地支持了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发挥了积极的效应，实现税收由2000年的1 360.83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5 242.87亿元。这些数据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已初见成效，而且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从“点”向“面”的发展和提升，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板块，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东、中、西、东北等各个经济区域的发展呈现全面隆起和互动协调之势。

三、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其研究评价

《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国发[2007]21号）文件明确指出：实现主体功能区定位要调整完善财政金融政策。由此可见，国家把财税金融政策看作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和杠杆。

区域财税金融政策是政府通过影响区域经济主体行为，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集中分配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最终引导资源、要素和产品在区域之间重新调整，以缩小因资源禀赋、历史原因以及市场机制自发作用而形成的地区差距。区域财税金融政策是针对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失灵领域进行调节与引导，旨在发挥政府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保持发达地区持续增长，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和杠杆。在此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对区域财税金融政策各抒己见，有专家通过分析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现状提出了从财政支出责任、合理划分税收以及设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胡洪曙，2009年）；有专家通过分析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消费税全额留存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财税政策（金华，2008年）；有专家提出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实现财力在国土空间和功能区之间重新分配的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贾康等，2008年）；有专家通过深化财政支出和财政投融资及税收改革，规范收费与税收征管，建立财税政策执行评估及责任追究制度，来构建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建设的财税政策体系（刘家凯等，2008年）；袁天荣等（2009年）专家则提出了以建立税收利益协调机制为主线的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财税政策。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明确了“西江经济带”的发展定位，对促进“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研究已迫在眉睫。但目前对此课题的研究成果尚属空缺。因此，“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研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英］哈维・阿姆斯特朗，吉姆・泰勒.区域与区域政策经济学（第三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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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对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朋友们都能顺利的编写出所需的论文，论文频道小编专门编辑了“生态补偿财税政策”，希望可以助朋友们一臂之力!

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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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服务贸易发展与财税政策运用的关系，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对服务贸易特性的把握；二是对财税政策作用于服务贸易特点的分析；三是要考虑财税政策作用于服务贸易时特定国家的国情特点。

（一）服务贸易的特性

一是服务业发展促进了服务贸易繁荣。各国经济服务化不断深化推动了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业在各国经济中比重不断提高，世界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比重已发生重大变化，服务贸易已成为连接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开放水平的重要纽带。

二是服务贸易具有不同于货物贸易的特性。例如，服务的无形性决定了服务贸易形式的多样性，服务的生产与出口往往与服务的消费与进口同步，服务贸易更多地依赖于要素的国际流动与服务机构的跨国设置，等等。

三是经济全球化对服务贸易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信息、技术、资本流动的重要渠道.世界贸易组织及服务贸易协定（wto／gats）的实施更对服务贸易多边自由化趋势具有重大作用。服务贸易已全面涉及经济全球化四阶段（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与要素流动全球化），特别是涉及要素流动的国际服务贸易（如金融服务贸易）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对于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要求。

（二）财税政策对服务贸易发展的可能作用

一是对财税政策支持产业发展共性的把握。就共性而言，在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下，财税政策已经成为一国政府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包括对特定产业的支持。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运用财税政策支持产业发展时，要考虑利用产业群的嵌入性（要素集聚或流动的关联程度）特点，重点支持嵌入性强的产业，以提高产业群竞争力。这对发展服务业进而促进服务贸易也是适用的。

二是要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财税政策的运用有所理解。例如，现代开放宏观理论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要注重财税政策、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在调控内外均衡中的协同效应.尤其是在各种资本流动与相对固定汇率制条件下，财税政策支持涉外领域与产业发展要比货币政策相对更加有效。再如，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有助于我们分析财税政策与服务贸易的关系。该理论主张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通过出口支持和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对现有或潜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资助，谋取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收益。而服务的无形性、生产消费同步性、异质性和易损耗性决定了服务业具有比制造业更为突出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特点和规模经济效应，世界经济服务化的趋势也决定了现代服务业日益成为各国经济的战略性产业。因此，运用战略性关税、优惠税收、非关税壁垒等战略性贸易与财税政策有助于提升一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

三是如何在wto／gats规则框架中考虑财税政策对服务贸易的作用。wto作为贸易自由化的主要交流平台，其规则对于各国政策运用具有制衡作用。gats作为wto规范国际多边服务贸易往来的行为准则，基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互惠原则、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公平竞争原则、例外和保障原则以及透明度和通知原则六方面体现出有别于货物贸易的特殊安排。wto／gats的这些安排，一方面，对各国财税政策的运用有所限制，另一方面，还是留下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和灵活维度。

（三）各国运用财税政策支持服务贸易发展时要考虑国情特点

近年来，各国普遍加强了包括财税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作用力度，针对服务贸易的特性制定了特殊的财税政策，全力支持本国服务业的发展，以努力提升本国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国情特点决定了政策的特点。我国服务业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促进服务贸易发展需要一条独特之路。在我国还不完全具备全面参与国际多边服务贸易竞争的条件下，作为次优选择，可以重点运用财税政策来参与服务贸易区域自由化，在双边和区域层次开展服务贸易优惠安排。

二、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与财税政策支持的现状

加入wto七年多来.我国国民经济与外经贸发展成绩显著，服务贸易也取得了喜人成就。但从运用财税政策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角度看，目前还存在着两点不足：

（一）、我国服务业发展与经济服务化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结构失衡方面

一是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与服务贸易长期逆差之间的不平衡。结构失衡表象的背后是实际经济的失衡：经济结构及其转换受制于资源与生产要素禀赋、科技水平和国民收入高低等众多因素，其中也包括政策作用这一重要变量。我国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工业.相对忽视了服务业发展，促成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失衡。因此.我们应加快发展服务贸易.鼓励服务贸易出口，以承接服务外包作为重要方式，有效缓解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境况。二是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地位不平衡。中国主要依靠成本优势成为位列全球第二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从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分布看，制造业是主导力量.服务业的比重较低.这一结构恰好与全球资本的产业流向形成“倒挂”。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的目的出发，从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角度考虑，这种不对称的地位亟待改善。我国应积极引导外资投向服务产业，特别是现代生产业，扩大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这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学习借鉴国外服务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要鼓励我国优势服务部门中的优势服务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促进服务贸易出口。

（二）现行财税政策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还远不够

现阶段我国税收制度和地方财政已对服务业给予了一定的政策优惠和财政支持，例如对于能源、交通、邮电、科教文卫、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其他第三产业给予了涉及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众多税种的优惠政策：许多省市的地方财政对于现代生产业如金融、物流、信息技术、会展等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和资助。然而，追踪到服务的进出口贸易环节，现阶段我国财税政策在这方面基本处于缺位状态。这与针对货物进出口贸易较为系统的税收优惠规定形成显著对比，服务进出口贸易仅有少数税收优惠规定（如境内保险机构为出口货物提供保险取得的业务收入可免征营业税），并且享受税收优惠的服务标的是针对货物贸易的追加成分，实质仍体现为对货物贸易的支持和倾斜。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将特定服务业视为产业集群来加以发展的视野，因此在相关财税政策对服务贸易的支持上，没有特别体现出鼓励产业集群发展的特点.远不及现行政策对一般产业群发展及其对应的货物贸易的支持。事实上，不仅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在信贷、土地、价格等其他政策支持方面也同样存在着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不对称问题，究其原因，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长期以来对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由于服务贸易涉及多种提供方式和多个门类的复杂性以及国际服务贸易多边规则的特殊性导致的。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可以认为，我国目前运用财税政策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力度还不够，这种支持程度与当前我国要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从经济全球化的贸易、金融、投资和要素流动这四大自由化发展进程来看，目前我国主要只是直接参与了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我们应该利用服务贸易的发展来逐步参与金融自由化和要素流动自由化。通过探索渐进、对等、互利与分部门的服务贸易开放之路，大力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实现“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总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

三、构建有效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

（一）关注wto/gats原则体系与财税政策支持的相容性

要认真研究wto／gats原则体系与我国财税政策支持的相容性.尽量减少可能引致的贸易摩擦，特别要关注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相适应性。gats规定了一整套有关约束服务贸易的原则、规则与范围，其中最惠国待遇为普遍义务但允许例外，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属于具体承诺义务.由成员选择适用。经过多层肯定式的筛选和否定式的排除，gats实际适用的服务部门与服务提供方式异常复杂，协定适用上具有不同于货物贸易的复杂性与灵活性。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议定书的附件9中详细列明了对于gats的具体承诺，覆盖范围涉及服务贸易12大门类155个项目中的10大门类82项，属于承诺数量较多的发展中成员。遵循与wto／gats原则体系特点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相适应的指导方向，～方面.我们应充分利用gats给予发展中成员的灵活性和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应恰当地履行我国做出的具体承诺。所谓的“恰当”具体表现为：对不在承诺范畴的部门内给予财税政策保护和支持.而对于有市场准入承诺但没有相应国民待遇承诺的部门（或提供方式）仍可实施内外差别政策。

（二）财税支持政策要与国家产业与贸易政策相结合

产业是源.贸易是流。财税政策应坚持并加大对服务业倾斜的产业导向，同时重点地向高新科技产业和生产部门提供支持。要从培育服务的产业竞争力入手，努力提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特别要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相联系，利用财税政策来支持服务产业走集群发展的道

路，提高服务产业中的嵌入性，提高生产要素相互依存的联系程度。国家应站在发展服务业集群的高度来认识财税政策作用.特别是要注重对服务产业集群的培育。

（三）与全面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目标相衔接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意味着将过去单纯侧重“出口贸易”与“引进外资”的理念转化为“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引进来”与“走出去”的适度结合。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正充分体现了这一转变方向：对服务贸易出口的积极引导与有效激励，特别是商业存在提供方式下的“走出去”，是弥合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结构性失衡的校正器；同时.对服务贸易进口（包括商业存在方式下的引进来）的有所选择和适度保护又能获取服务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与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目标相衔接，服务贸易财税支持政策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涉及的商品、人员、技术和资本流动上应注意差别待遇的搭配使用：对于出口涉及的要素流动尽可能给予普遍性的优惠和支持，而对与进口相关联的要素流动给予选择性优惠。

（四）就具体政策运作而言，当前财税政策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直接作用应在国民待遇方面

市场准入难以直接形成有效限制，但可通过国民待遇影响外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价格竞争力，继而间接影响市场准入。据此，应研究我国在gats国民待遇方面的具体承诺，结合“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和“服务贸易部门”两条主线进行政策设计。

一是在“服务贸易提供方式”方面的财税政策设计。根据现有服务贸易统计，全球服务贸易流量在四种提供方式之间的分配比例分别是：跨境交付41%、境外消费19.8%、商业存在37.8%、自然人流动1.4%。据此，在财税促进政策设计上，在出口方面应结合不同提供方式的重要性权重和我国对应的比较优势.而在进口方面应注意与我国关于gats具体承诺中对四种提供方式的区别态度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应积极引导我国服务企业利用现代通讯手段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实现跨境交付方式下的服务贸易出口，对于承接服务外包获得的营业收入免征营业税，就所得来源地已缴的所得税予以抵免，发生的研发投入若涉及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也可考虑免税j大力支持服务企业通过商业存在方式“走出去”开拓国际服务市场，前期市场调研阶段政府应发挥窗口指导、信息服务和公共培训职能，进入运营阶段后对于企业境外常设机构已纳境外所得税实行全额抵免，继而可以考虑引入无条件的税收饶让抵免：自然人流动方式下的服务贸易出口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劳务输出，对境外提供劳务获得的薪酬免征个人所得税.并对必需的语言培训提供财政资金支持；境外消费方式下，外籍游客的境内购物涉及的增值税与消费税，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在出境时予以退税。进口开放方面我国对境外消费方式管制相对宽松，对跨境交付、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的谨慎程度依序递进。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方式下的进口保护效果对政策运用技巧提出较高要求.为此，一方面应利用政府采购这一政策工具的便利与灵活性。另一方面应号召鼓励国内企业优先购置民族服务产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境外服务提供者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对自然人流动的高度限制主要是出于对社会管理难度的考虑，但对于我国服务贸易部门急需的外籍技术专家或专业人才应放宽管制，并可就其中国境内的劳务所得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二是在“服务贸易部门”方面的财税政策设计。这里重点要研究对不同服务贸易部门的财税促进政策.首先应以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为基础，其次应与我国在gats上的具体承诺相吻合：未出现在我国肯定式清单中的部门与项目，以及位于肯定式清单具体承诺表中但通过水平或具体承诺的未绑定（即不作承诺）处理而无须承担具体义务的部门与项目，可以自由裁定财政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力度；除此之外，都应严格遵守我国在服务贸易上关于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没有限制的应实行内外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有限制的则应严格对应实施所列的限制措施（多为业务、时间和地域限制，而非价格方面影响），不能任意增加或修改。

进而，我们还可以将服务贸易的1 2大类部门，按照传统优势部门、现代新兴服务部门和特色优势部门三大类型进行不同的政策设计。

建筑、旅游和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部门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骨干部门，我国对建筑和旅游行业关于国民待遇的承诺水平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税政策运用的空间，因此，应主要在开拓国际市场的公共服务网络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强调服务企业要不断挖掘自身潜力.提高出口效益和附加值。现承诺对于运输部门给予了较高程度的保护.为此，财税政策可以考虑通过增加对国有大型运输企业的财政资金扶持力度.提升企业的价格竞争力，适当调整有关的税收政策，加大运输设施折旧的速度与力度，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条件与财务状况.选择有利于设施更新换代的折旧法.与该行业的国际趋势保持一致。

通信、保险、金融、商务服务下的专业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研发服务和其他商务服务以及环境服务等部门属于现代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应予以重点培育，激发增长潜力，加快发展速度，使之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新增长点。我国关于wto／gats作出了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具体承诺和减让，集中反映在我国对环境、通信、保险、金融，专业服务等部门给予较高的开放程度.表明我国引入竞争与引进技术的决心。为此，财税政策应灵活设计，绕过国民待遇有关限制约束，有效地发挥促进作用：要加大财政对国家级软件出口基地和产业基地的资金投入，对服务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和创新实行税收激励，对国家鼓励发展的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内的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的进口自用设备与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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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微企业；财政政策；税收政策

中小微企业在吸纳就业、产业发展、城市服务功能优化、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支柱力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重要推动力量。但是与贡献相比，由于种种原因，中小微企业其获得的政府财税扶持和金融资源却极其有限，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宏观加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桎梏。我国目前处在政府主导性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中小微企业地位弱势的特点决定了政府更要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因此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从政府财税扶持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找到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缺欠的对策，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政府财税扶持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使用价值。

一、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分析：基于财税视角

政府的财税扶持政策主要是指政府对中小微企业进行直接补贴或者税收减免。整体上，我国财税扶持政策比较缺乏或者已有政策执行不力也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形成的关键，下面作具体分析。

（1）财政补贴政策有待加强。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讲，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可以直接使中小微企业受惠，增加收入从而带来财务利益，提高了企业的偿债能力和信用水平，因此世界各国普遍采用财政补贴措施来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提高中小微企业的竞争力。我国采用的财政支持政策虽然在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财政扶持资金规模的限制导致对中小微企业扶持的范围和对象有限，使得政府的财政扶持与中小微企业不断扩大的融资需求相比显得杯水车薪，难以满足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其次是目前的财政扶持政策在法律上缺乏连续性和长效性。财政补助项目多是依据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性文件，在可操作性和持续性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三是财政支持信息的渠道比较狭隘。由于信息渠道的不畅通，很多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不知道或者不理解相关政策和信息，从而错过了相关补贴。四是在政府财政支持资金发放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有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和权力寻租。

（2）税收优惠政策明显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优惠税率依然偏高。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25%，对小型微利企业适用20%的税率，其优惠幅度只有20%，而国际上不少国家超过50%。二是优惠范围偏小。所得税主要采取核定征收方式缴纳，由于大部分中小微企业不能提供准确有效的核算、会计资料，有资料表明，全国核定征收企业的比例接近30%，高于国际上很多国家的水平；同时，根据财税〔2009〕69 号规定，按照核定征收办法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企业不适用中小微利企业适用税率，使得众多中小型微利企业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也使得相关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二、政府财税扶持对策

下面将着重论述如何进一步加强政府对中小微企业的财税政策的改革，以期能够使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在政府财税政策扶持下健康快速发展。

（一）财政支持体系建设

要改变现有的财政支持体系的现状，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政府直接拨款建立中小微企业扶持发展专项基金。通过中小微企业扶持发展专项基金直接贷款给符合国家产业结构政策且市场前景广阔的中小微企业；在财政预算中设立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对市场前景看好的中小微企业生产和建设项目给予贴息，向潜力巨大的高科技中小微企业提供风险投资资金，还可以建立吸引社会风险投资资金向这些企业流动的外部机制。二是运用财政补贴政策鼓励中小微企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划拨专款对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建企业给予直接的资金支持，从而鼓励其加大再投资力度，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运用政府采购扶制度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政府可以将采购订单的一部分直接划拨给中小微企业，也可以在订单中明确规定，大企业必须将一部分零配件和产品分包给中小微企业。

（二）税收支持体系建设

税收支持是全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措施，作为一种事后补助措施，税收支持与财政援助相比更加透明、方便快捷，对于中小微企业的资金积累和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秉承“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的税收政策，积极推进我国的税收改革，为中小微企业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具体来说，我国税收支持体系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的力度。对企业所得税实行含有多档低税率的超额累计税率，充分体现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同时继续保留对中小微企业有关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及高新技术等方面的税收优惠；同时改革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从而使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能够享受一般纳税人的税收待遇；加大对利润再投资实行税收抵免，允许中小微企业的投资净损失从应纳税额中扣除，允许中小微企业使用加速折旧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并可在税前扣除，允许中小微企业的研发费用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给予列支，并对当年科技研发费用超过上一年的实际支出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所得税抵免；对转让先进技术所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研究开发费、技术援助费以及对投资者提供技术的收入可减征或免征所得税；允许个人独资和合伙制的小企业自由选择缴纳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并将股东应得份额并入股东个人所得中计算个人所得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出口退税的执行力度，提升中小微企业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对于下岗职工、伤残人士、失业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创办的小微企业以及吸纳上述弱势人群就业的企业，加大在税收减免、纳税期限等方面的优惠。

二是提高税收服务水平，优化税收征管环境。首先，税务机关应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去除官僚作风，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完善会计财务管理制度。简化的、标准化的会计报表可以提高中小微企业财务的透明性，从而提高中小微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同时也可以提高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申请更加可信度，提高融资成功率，基地融资成本。其次，各级税务机关要从辖区内中小微企业的实际出发，利用先进的技术实施纳税方式创新，大力推进税收征管的电子化和无纸化进程，缩短企业申报纳税时间，降低纳税成本，还可以对辖区经营达五年以上且无不良记录的中小微企业实行简化的征收管理制度。最后，在中小微企业中积极推行税务制度，进一步加大对税务机构的扶持和支持力度，全面推行中小微企业的税务制度，鼓励税务机构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和合理避税，减少在纳税申报中产生的失误，这样也可以有效减轻税务机关面对众多纳税人巨大的工作压力。

三是清理不合理收费。税收之外的不合理收费已成为影响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负面因素，由于中小微企业由于自身的承受能力与谈判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乱收费的影响，必须坚决清理和制止，切实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可以从应规范政府行为和收入分配机制入手。

三、应注意的问题

财税支持对中小微企业来说十分直接，更容易产生不公平现象，因此在政策的运用上要更加谨慎小心，在应用时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应该严格筛选优惠政策扶持对象。首先，由于财税支持的成本最后都是由政府支付，因此应对优惠政策的适用条件和适用对象作出严格、详细、明确的界定，保证政策的匹配性，使得真正需要支持的中小微企业能够得到财税支持，防止政府资源的滥用。其次，财税扶持对象的选择应该体现政府政策的导向性。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低碳等新兴产业的财税扶持力度；应注意财税支持政策的地域性和层次性；政府的财税支持政策应该尽量细化，并根据不同地域、产业及行业的具体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从而满足中小微企业多样的需求，不搞一刀切。最后，健全和完善对财税支持政策的监督评价。完善的监督评价体系能够减少权力寻租和道德风险的发生，而且可以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和柔韧性，与时俱进的对相关的政策进行适时修订，保证财税扶持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总之，政府选择合理的财税扶持政策可以帮助改善中小微企业资本结构，从而优化中小微型企业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合理中小微企业资本结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最终有利于社会的总体产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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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累进税制税收监管财税体制改革

一、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符合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税收体制就基本建立起来，伴随而来的是税收收入的高增长，面对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税收能否依然保持高增长呢？是否有减税的必要呢？更长远的说，能否乘此机会进一步改革财税体制呢？本文就此展开详细的论述。

二、税收增长原因

从总量看，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33.5%，增收7890.94亿元。

从增收结构看，国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分别增长22.6%、18.4%和25.6%，流转税合计增收2781.35亿元，占增收总额的35.2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41.5%和27.2%，所得税合计增收2776.60亿元，占增收总额的35.19%；海关代征进口产品税收、关税分别增长34.7%和40.2%，进口税收合计增收1288.76亿元，占增收总额的16.33%。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我国的税收在08年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税收增长过快的呢？我认为主要是累进税制下的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的提高。前者解释的是正常税收增长部分。后者解释的是超过正常部分的增长。

1.累进税制下的经济增长。由于税收是按现价水平计算的，而gdp是按不变价格计算。中间的差值就比较明显。因此实际上经济增长可以更大程度解释税收增长的因素。同时，在我国累进税制下，税收增长必定要快过经济增长。这些都可以解释预料中的税收增长部分。

2.不断增强的税收监管。只有人曾提出94年税收的设计本来就是“广种薄收”的类型。就是税收框架的设计比较广，实际是考虑到了税收监管比较松散的问题，因此留给税务机关自由发挥的余地比较大。现而今税务机关充分挖掘潜力，努力增收，导致在税收框架广的情况下税收监管又严格，纳税人就吃不消了。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政府部门在税收设计时必定不会忽视我国税收征管水平极其低下的现状的。而在2000年以来，由于税收技术的进步，在税收激励机制的鼓舞下，我国税务机关人员从严征税，当然能显著增加税收收入了。而且，这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到极致，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依然比较低下。可以预见，这一因素对今后税收增长还会做出很大贡献。当然，随着提升征管水平难度的加大和成本的降低（边际效用递减），这部分因素的作用将逐渐减少，使得税收增长回归到应有的水平上来。另外，外贸出口、gdp结构等都是一些学者认为税收高强度增长的原因。

三、税收负担及减税主张评析

税收过快的增长必然带来大家思考是税收负担是否过重的问题。企业或居民之所以咬定中国的税负重，其论据无非是现行税制的规定。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45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33 %，增值税的税率17 %等等。以这些税种的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规定比起来，中国的税负显然不能说是轻的。政府部门之所以认定中国的税负轻，其论据在于，实征税收收入额占gdp 的多少。比如，在2005 年，将全国税收收入加总求和并同当年的gdp 之比，只不过为16.19 %。 以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情形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绝对不能说是重的。

而这些论据揭示的一个东西，就是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的问题。

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国纳税人就单从税收负担来说并不是很重，而福布斯把中国评为税收痛苦指数第三的国家更是言过其实，它不知道我们税收征收率有多低。但是，我们隐形的税收负担是比较重的。

第一，庞大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这些收入的征收带有随意性。而事实上，他们的存在的确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土地是全民所有的资产，结果被出卖了，这不是隐形的向全民要钱吗？

第二，诸多的行政垄断企业的高额收入也是变相的向纳税人要钱。高额手机通讯费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因为高额利润中国石化企业连续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还有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我们都为这些企业支付了高额的利润，这也是变相的税收负担。

第三，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不满意也加重了纳税人对税收负担的不满意度。在欧洲国家，纳税人承担重税负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极其全面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当今中国，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已经让纳税人承担高额负担，但还必须支付相当的税负，这就造成了强烈的不满。财政收入上的“大政府”、公共支出上的“小政府”，这就是民众的印象。税收不断向高税收国家看齐，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却尚未看齐。

考虑到是否减税的主张，我认为还是应该暂时减的。这并不是跟我所阐述的税收负担不重的观点矛盾。税收负担不重也可以能减税。我主张减税，可这样减税的动机不在于税负过重了，而是在于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在我们目前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减税政策不会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冲击，再者还会给严峻的经济形势注入一支强心剂。这才是税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需要。

众所周之，目前中小企业的境况比较困难，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在加上外国的金融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形势的确是进入了寒冬。在如此困难的一年里，政府应该出台一些至少是暂时的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措施，帮助企业扛过这个寒冷的年份。毕竟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失业。截至去年6月，我国中小企业数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53%，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税制改革。现在在税收大幅提升的前提下，正是进行新一轮财政改革的好时机。从94年以来我们的财政框架就没有过大的改革，这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是悦来越格格不入的。在税收方面，我们有必要改革税制，现在已经将生产型消费税向消费型转变，开征了燃油税。这也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前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认为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提高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并不是我们的税收负担过重。同时在严峻经济背景下我主张出台减税措施，来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从更深远的方面来讲，我们更需要的是一轮新的财税体制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卢凌波.中国税收增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国1992-2002年税收增长个案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2]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财税改革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3]王诚尧.发展中的财税理论政策与制度改革.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4]贾康，赵全厚.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国纳税人就单从税收负担来说并不是很重，而福布斯把中国评为税收痛苦指数第三的国家更是言过其实，它不知道我们税收征收率有多低。但是，我们隐形的税收负担是比较重的。

第一，庞大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这些收入的征收带有随意性。而事实上，他们的存在的确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土地是全民所有的资产，结果被出卖了，这不是隐形的向全民要钱吗？

第二，诸多的行政垄断企业的高额收入也是变相的向纳税人要钱。高额手机通讯费是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因为高额利润中国石化企业连续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还有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我们都为这些企业支付了高额的利润，这也是变相的税收负担。

第三，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不满意也加重了纳税人对税收负担的不满意度。在欧洲国家，纳税人承担重税负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极其全面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当今中国，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已经让纳税人承担高额负担，但还必须支付相当的税负，这就造成了强烈的不满。财政收入上的“大政府”、公共支出上的“小政府”，这就是民众的印象。税收不断向高税收国家看齐，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却尚未看齐。

考虑到是否减税的主张，我认为还是应该暂时减的。这并不是跟我所阐述的税收负担不重的观点矛盾。税收负担不重也可以能减税。我主张减税，可这样减税的动机不在于税负过重了，而是在于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在我们目前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减税政策不会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冲击，再者还会给严峻的经济形势注入一支强心剂。这才是税收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需要。

众所周之，目前中小企业的境况比较困难，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在加上外国的金融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形势的确是进入了寒冬。在如此困难的一年里，政府应该出台一些至少是暂时的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措施，帮助企业扛过这个寒冷的年份。毕竟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失业。截至去年6月，我国中小企业数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53%，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税制改革。现在在税收大幅提升的前提下，正是进行新一轮财政改革的好时机。从94年以来我们的财政框架就没有过大的改革，这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是悦来越格格不入的。在税收方面，我们有必要改革税制，现在已经将生产型消费税向消费型转变，开征了燃油税。这也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前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认为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税收监管水平提高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并不是我们的税收负担过重。同时在严峻经济背景下我主张出台减税措施，来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从更深远的方面来讲，我们更需要的是一轮新的财税体制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卢凌波.中国税收增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国1992-2002年税收增长个案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2]财政部财税体制改革司.财税改革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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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三农面向三农财税政策

一、农行股改“面向三农”面临的主要矛盾

农行股改按照“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方针进行，这意味着农行将定位于“三农”，按照完全的商业化模式经营运作。农行商业化经营的本质属性与面向“三农”这一弱质产业的政策要求要完全统一起来，存在许多矛盾需要财税政策化解。

矛盾之一：县域农行运作困难，内部矛盾重重。首先是商业运作追求高效与业务办理效率低下的矛盾。例如，在上级行授信额度内办理还旧借新业务，中行、工行、建行一般1-2天就可以办完，而农行常常需要3-4周甚至超过1个月的时间。其次是农行中小企业信贷准入门槛较高与涉农客户小额信贷需求的矛盾。再次是农行员工的整体知识、年龄结构与业务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最后是现代商业银行规模大、科技构成高与农行县域支行、营业网点营业条件差的矛盾，严重制约县域行的业务发展。

矛盾之二：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竞争不公平的矛盾。一是部分地区农户和中小农村企业信用意识较差，甚至利用假破产、资产重组等形式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直接影响了农行的经营效益；二是农村金融市场中目前还没有建立诚信与担保体系，涉农金融机构之间信息闭塞，不能对恶意违约行为进行有效钳制；三是部分地区农行的网点被撤，营运体系不健全、作用有限，不能满足资金需求小、信息风险大的农户、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四是银政合作仍需加强。一方面，财税支农资金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资金多头管理，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另一方面财税与农行之间缺乏有效的对接方式，农行为政府项目的资金配套受到诸多约束，人为限制了农行的发展速度。

矛盾之三:面向“三农”与“商业运作”两个目标、两种责任、两套考核体系的矛盾。“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是一个完整体系。一方面，农行要面向“三农”，服务县域；另一方面，作为商业银行，农行还必须商业化运作，实现价值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这两个目标、两种责任、两套考核体系如何兼顾，农行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把握。没有严格的财税支持指标考核体系和监督，二者很难兼顾，容易形成新的巨额不良资产。

矛盾之四：地方政府对“三农”贷款投入期望值高与现有信贷准入要求严的矛盾。虽然农行基层机构是一级法人体系下的商业金融授权机构，但是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会利用各种手段对农行经营施加影响。这一情况过去曾普遍存在，今后也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农行服务“三农”的定位明确后，各级政府对农行增加“三农”贷款投入的期望值会更高。而农行作为商业银行，贷款的准入条件在股份制改革之后将更严格、更精细，出现不良贷款之后对责任人的追究将更严厉。在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评级授信要求和责任追究机制下，服务“三农”的职能很难充分发挥。

矛盾之五：股东价值回报最大化与服务“三农”整体收益偏低的矛盾。农行股改到位后，股东结构将多元化，无论是国家投资者、战略投资者，还是广大股民都要求回报最大化。但“三农”产业和县域经济客户存在投入大、生产周期长、资金回报率低、风险系数高的基本特征，与纯粹的商业银行经营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将给农行经营业绩和市场形象带来很大压力。

矛盾之六：监管标准的一致性与服务对象风险系数差异性的矛盾。农行市场定位于面向“三农”，但在现阶段，“三农”毕竟还是弱质产业，县域经济的客户群体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在这个市场环境中做业务，面临的风险相对会大一些。但是，目前监管部门对农行的监管标准与其他商业银行是一样的，这个矛盾很难处理。

矛盾之七：服务三农与历史包袱沉重、持续发展后劲相对不足的矛盾。近年来，随着政府加大企业重组力度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农行2000年以前支持的一批农村企业陆续走向衰亡，带来了沉重的经营负担。农行2007年末不良贷款余额8065.1亿元，需要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高达6539.95亿元，即使将资本金转为拨备，缺口仍将达5186亿元。（参见表1，表2）。

资料来源：根据2007年《中国农业银行调研报告》整理

以上这些矛盾，即使农行股改完成仍将长期存在，需要持续的财税政策支持。

二、财税政策支持农行股改“面向三农”的理论依据

依据之一：纠正因农村金融主体陷入博弈困境造成的市场功能扭曲

农业由于内在的弱质性和高风险性导致农村信贷的风险高于一般工商业贷款，农行的风险自然也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农村信贷的高分散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特点也增加了农行的经营成本。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指出：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将导致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当市场的不完备、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非充分竞争等经济特征普遍存在时,市场机制将不能自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就是著名的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GreenwaldandStiglitz，1986)。特别是由于加重成本、路径依赖、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存在，微观经济易于陷入博弈的困境。如果用外部边际收益（marginalexternalbenefit，MEB）来表示因为增加一个单位的农村资金投入而给社会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则它可以用以解释前述正向外部效应如何导致了社会信贷资金资源在农村信贷域中的扭曲配置。

正外部效应与资源配置效率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所提供的带有正的外部效应的农村资金投入数量，纵轴表示有关的交易价格、效益和成本。S和D曲线分别表示该投资的市场供给曲线和市场需求曲线。MSB曲线表示社会边际收益，它包括了融资者所获得的私人边际收益MPB和外部边际收益MEB。S和D曲线相交于U点，相应的市场交易价格为P1，均衡数量为Q1。这时，融资者所获得的私人边际收益就等于其所愿支付的交易价格P1。但是由于外部边际收益的存在，此时的社会边际收益MSB处于P2的水平。根据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只要社会边际收益和私人边际收益不一致，依据私人边际收益做出的投资决策肯定不是具有效率的。

这样，从效率的角度看，MSB曲线与S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农村资金投资数量和交易价格才是最具有效率的。此时农村资金投资的供给数量为Q2，社会边际收益为P3。显然，Q2大于Q1。也就是说，当存在正的外部效应时，社会上的农村资金投资供给将会处于不足的状态。例如,在农业产业领域,许多项目需要高额的投入,完成之后却易产生“外逃”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产业就会倾向选择等待接受农业企业的“技术外溢”策略，而不是发展农业产业，当所有的银行都选择了这种“最优”的等待策略时,农村资金就可能陷入停滞状态。这也正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功能被扭曲时，当农村资金外溢时，当农行面向三农时，财政税收作为“第三方”加以支持和调整就具有了必要性和重要性。

依据之二:财政支持农行“面向三农”即是支持三农，是农村公共财政职能的实现

农行不论是历史与现状都姓农，其本质是与三农紧密联系的。农行建立之初衷就是为农业发展、乡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服务的，农行自建立那天起从未脱离三农领域，尽管近年来商业运作有弱化三农的趋势，但其在农业的资金投入仍然高于任何一家商业银行。根据农行年报，农行60%的网点、51%的员工分布在县域，截至2006年末，农行县域贷款和城市行管理的涉农贷款共计1.7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55%。农行金融结算网络不但为客户提供服务，还为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给算等服务，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公共服务职能。这里，我们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决定因素作简单的模型分析，样本数据取1999年至2005年，以农户家庭的人均纯收入（y）为被解释变量，以农产品价格（P）、对农村的信贷投入（I，采取人均信贷来衡量，即包含农业的贷款投资，也包括对乡镇企业的信贷投资）、农村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L，用农村中从事非农人员数与从事农林牧渔的人数比值反映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财政支农资金（F）作为解释变量，运用OLS法对其对数形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并还原，得到如下的模型结果（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

Y=2.739750L0.677054F0.140460I0.207506P0.188964

从模型结果可知，各变量均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的统计量检验。并且模型结果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同时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99%的F检验。另外调整后的R-squared高达0.997269，说明模型具有较大的拟合度。因此，从回归结果看，我们可知对农村的信贷投资，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正向的影响，即信贷投资每增长1%，农户人均纯收入可增长0.21%。因此，在当前的客观条件下，农行1.7万亿的涉农贷款对于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深远意义，另外也意味着当前农村对金融的需求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存在供给缺口，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来完成。

依据之三：金融协调政策与财政支农政策的整合理论

爱德华·S·肖说过，金融体制缺乏效率的问题，不可能只由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的改善而得到解决。金融体制的改革应与其他非金融政策的改革配套进行。在改革金融制度时如不同时采取正确的国内税收刺激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仅仅改革金融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推进农行改革，财税政策的配合至关重要，财政的无偿投入与商业性银行的有偿投入相结合，二者能够达到共同的政策目标。财政支农政策与农行“面向三农”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的着眼点，都是针对农村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三农”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的归宿，都是力求“三农”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涉农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实施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因此，现阶段进一步加强我国农村财税政策与农行改革政策协调配合的紧迫性，源于农村金融产业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以及“三农”经济发展运行的实际状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建立与完善支持农行股改“面向三农”的财税体系

（一）清晰界定农行“面向三农”的含义，是建立支持农行股改财税体系的前提

“面向三农”的股改方针既是一种改制方向性的要求，又是一种农行市场定位，体现在具体操作上的要求很高。农行怎样运作，才算是符合“面向三农”的定位，政府与农行之间必须达成制度共识。只有这样，对农行而言，才不至于无所适从；对政府而言，才可能对农行有着量化、一致、稳定、规范的系统考核。从目前看，对“面向三农”的含义界定仍不清晰。我们认为建立支持农行股改财税体系，“面向三农”必须由权威部门加以明确，并在政府与农行之间形成高度共识，以便于双方在实际工作中有所遵循。

（二）农行面向三农的财政支持体系

1.财政投入政策体系。财政投入是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增强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需要通过加大财政投资规模来实现。（1）农村社会保障、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部门具有提供准公共产品的功能，需要政府直接、持续的资金投入与资金扶持。（2）农行历史上曾经承担了巨大的政策性信贷任务，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理应由财政予以消化（建立支农风险金），其核心资本严重不足，可由财政部分的注资或入股。

2.财政补贴政策。财政补贴是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的一种补贴，是直接或间接向农行提供的一种无偿的转移支付。与财政直接投入相比，财政补贴具有规模小、灵活性强等特点，是政府鼓励与支持农村金融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对于农行而言，更适用于财政补贴的运用。如国家对三农信贷的利息补贴，对设施农业的补贴，对农村贫困学生的助学贷款贴息等等。

（三）农行面向三农的税收支持体系

1.农行涉农业务流转税制的改革。农行县域业务营业税改革可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保留现行营业税制，降低税负、扩大范围。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废除农行县域业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条件。第二步是改征增值税。应当按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将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征税范围先行扩大到农行县域业务，对大部分业务实行基本免税法征收增值税，对手续费、咨询费等征收增值税。同时,取消农行县域业务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2.农行县域业务所得税制的改革与完善。（1）降低所得税税率,减轻农行县域业务的税收负担；（2）修改税前扣除规定，规范和统一税基。取消计税工资限额，与农行县域业务经营有关的支出和费用应当允许在税前据实扣除；放宽涉农业务坏账核销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在税前计提专项贷款准备金；统一和提高固定资产的折旧比例；将预提税改按应计提项目的实际汇款额征收；（3）按照涉农金融业务的不同和所属区域不同来制定优惠政策，对贫困县金融业务可规定较低的税率，给予较多的税前扣除，对国定贫困县的涉农业务免征所得税；对中西部、东北和海南的县（县级市），以及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定贫困县经营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或先征后返专项用于增加风险准备以提高风险覆盖能力；（4）取消县域农村银行机构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5）降低县域存款准备金比率；（6）提高税前损失准备金计提比例。

参考文献：

[1]王汉章.论发展县域农村金融产业的财政对策.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8，（7）.

[2]韩俊等．中国农村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3]王汉章，李上炸．略论农村金融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现代财经，2008，（6）.

[4]郑良芳.对搞好农行股改等工作的一些思考与建议.深圳金融，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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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务会计 财务会计 会计模式

一、前言

我国税务会计的主要功能是指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和政策，税务会计信息能够全面、系统、客观的反映纳税款的形成、申报以及缴纳的情况，为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提供保障，为企业进行财务预算、风险筹资等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但是，当前我国的税务会计模式在纳税方式、纳税对象以及纳税额等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使得会计内部机构混乱，会计工作效率低下。所以构建适合我国的税务会计模式能有效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建设。

二、主要税务会计模式

（一）财税合一模式

财税合一模式主要是以德国、法国为代表，这种税务会计模式的主体是政府，它要求企业的财务会计规范化处理要与税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财务从属于税务的会计模式。在德法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更加追求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相关法律的建设也是以维护国家的利益为主，长期以来形成了中央集权、国有企业垄断国民支柱行业的社会体制，国家制定的会计准则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政府会强制性干预市场经济结构，并起着主导的地位，政府机关对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制定统一的标准并统一进行管理控制，确保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

（二）财税分离模式

财税分离模式是以英国、美国为主要代表，这种税务会计模式的主体是投资者，它要求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在允许合理差异存在的前提下保持相对独立，税法规定不会对财务会计的实施准则起到限制作用。纳税人的纳税业务是通过独立的税收会计进行处理，不再和财务会计相互交叉共同处理经济业务。在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对市场经济结构的干预有限，而且相关法律建设的逻辑性也不够严密。在追求人文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背景下，所构建的会计准则是以维护市场投资者利益为核心，而对国家政府、税务机关、公司管理人的需求保护意识较淡薄。英美国家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其会计行业发展也十分成熟，会计政策丰富具体，会计信息管理理念先进成熟，为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独立运行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

（三）财税混合协调模式

财税混合协调模式是以日本为主要代表，它要求纳税人的财务会计规范操作要依据税法的规定进行协调控制，税务会计跟财务会计在税法和会计准则的整体框架下混合协调管理。日本政府在保持市场经济自我调整的同时也会实施相关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其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在市场经济结构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就会计法律体系而言，日本政府主要制定了商法、税法、会计准则和证券交易法等，共同维护国家税收和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综合协调的税务会计模式。

下面就这三种模式进行综合归纳总结（如表1）：

表1 主要税务会计模式比较

三、影响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因素分析

（一）经济体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少，而市场经济结构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对此，传统的税务会计模式出现了一定的局限性，会计准则和税法无法同时满足国家、企业和投资者的共同利益，税法与会计准则在目标上出现分离。国家税务部门要求纳税人提供全税务会计信息，便于纳税额征收的顺利完成，同时也便于国家进行宏观市场经济调控;而投资者则要求纳税企业提供财务会计信息，进行财务预算和风险筹资决策。所以，税务会计跟财务会计的分离符合企业发展需要。只有将财税会计合理分离，才能保证企业正常、快速、高效的运行发展，从而优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二）法律环境

目前，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法律环境与现行的社会经济状况无法达到有效的统一。对于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某些方面的体制建设和计量标准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例如税收金额、税收比例、税收标准等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企业的会计准则。在财税高度合一的国家，其税收有完善的会计法律体系作为支撑，同时商法以及证券交易法等也对财务会计和税收会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部分经济领域甚至无法可依，税法与会计准则之间存有一定的标准差异，所以要求我国当前税务会计模式采取合理的财税分离模式。

（三）其他方面

影响我国税务会计模式构建的主要因素，除了经济体制和法律因素外，还有文化环境、企业融资渠道、会计行业影响力以及企业组织形式等。我国比较崇尚集体主义，讲究中庸之道，也意味着规避不确定性意识较强，所以对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稳定与确定性要求较高，也意味着要明确规划财务和税务两者的边界，不能交叉的进行经济业务的处理，从而要采取合理的财税分离模式;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国家、企业和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确保会计信息的时效性、全面性和真实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分离趋势。

四、构建适合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对策

（一）加强税务会计制度建设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国际会计准则逐渐趋同的发展趋势，使得我国的税法制定标准相对于会计制定标准有所滞后，这也使得在运用会计准则和税法标准解决经济业务时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交叉，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会计体系，从而降低了会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所以，加强我国税务会计制度的建设是构建我国完善税务会计模式的首要工作，明确定义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实施标准和实施范围，让企业经济业务都有相应的标准进行实施。

（二）加强税务会计理论建设

我国的税务会计体系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相较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税务会计模式的完善受到我国社会体制和经济发展的约束，使得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不能彻底的分离，应该在允许合理差异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管理。所以，我国在构建税务会计模式时，要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综合考虑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建设，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适合我国发展的会计管理理念，为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三）加强税务会计人员培养

由于我国财税会计工作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得许多税务会计人员只拥有良好的会计信息核算和管理的能力，而对于税法的相关知识却了解甚少，而在财税会计逐渐分离的背景下，加强专业税务会计人员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既可以让企业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工作规范化，确保会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又可以完善独立的税务会计体系构建。

五、结语

当前主要的税务会计模式有财税合一、财税分离和财税混合协调三种模式，而想要构建适合我国的税务会计模式，就要结合实际国情，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会计管理理念，加强理论、文化、经济、法律等会计环境建设，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养，将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逐步的分离开来。

参考文献

[1]于洋.浅议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基于全球视角的探索研究[J].现代商业，2015，（17）：223-223，224.

[2]钟国友.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探讨[J].中国经贸，2016，（1）：27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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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产业 自主创新能力 财税政策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且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利用好信息技术，走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经济赶超战略的必然途径。而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则是信息化战略的基础和前提，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信息产业经历了起步阶段、创建阶段，进入到了目前的迅速发展阶段。然而，由于我国信息产业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导致了信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一、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自主创新能力分析

1.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与挑战

在对信息产业界定问题上，众多学者们一直没有一种统一的看法，一般性的定义认为信息产业主要包含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和软件业两大行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包括通信设备、广播电视设备、家用视听设备、电子器件、电子计算机、电子测量仪器、电子元件、电子工业专业设备等制造业，软件业又包括软件服务和软件产品生产两个行业。

本世纪以来，我国信息产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从2000年到2007年，信息产业销售收入从6041亿元增加到56000亿元，年平均增速37.5%；产业增加值由1422亿元提高到13000亿元，年均增长37.2%，占GDP的比重从1.59%上升到5.27%；出口额由551亿美元上升到459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35.4%，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比例从22.1%上升到37.7%，出口快速增长并持续保持在总出口额的1/3以上。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电子信息产业已成为我国工业中发展速度最快、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和先导性产业。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信息产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信息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加工制造的基地，但我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在很多核心技术上没有自主产权，尤其是在集成电路、系统软件、元器件等核心技术上研发能力甚为薄弱。这导致了我国仍处在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产品附加值较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或通过制定更高的技术标准从而设置更多的技术壁垒来加强对信息技术的控制，或通过在我国国内大量申请专利来占领我国市场，加大了我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难度，阻止了我国信息产业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综上，只有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使我国信息产业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真正把我国信息产业做大做强。

2.我国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分析

内生增长理论指出研发投入和人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对某个具体的产业来说，决定其创新能力的则主要是该产业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以下从我国信息产业研发投入与产业人力资本水平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信息产业的创新能力。

（1）信息产业研发投入

尽管我国信息产业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也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但从整体上看，研发投入不足。从企业研发投入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办公、会计和计算机制造业以及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研发强度（用研发投入与工业增长值之间的比例来衡量）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还远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

（2）产业人力资本

从1995年到2008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科技活动人员总量迅速增加，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科技活动人员数量上升到期初的三倍多，电子计算机以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在2000年以后科技活动人员数量也有了较快的增长。虽然从数量上看我国信息产业人力资本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但产业整体人才结构不合理，高层次人才和产业领军人缺乏，以及基层技能工人严重不足。从产业专业技术人员的结构看，具有高级和正高级职称人才仅只占到专业技术人才的10%左右。其次，我国信息产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滞后问题也比较突出，目前我国信息产业技术工人中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比例仅有5%左右，这与发达国家的20%-40%的比例相差很大。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创新能力受到两大主要因素的约束，这从根本上导致了我国信息产业创新能力不足，所以，政府必须通过相关的产业扶持政策来支持信息产业的发展，本文接下来从理论上阐述政府采用财税激励政策的合理性以及主要政策措施效果之间的差异。

二、政府通过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创新的理论分析

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投资的决定因数是预期的投资回报率，如果研发投资的预期回报率高于其他投资，则企业就会自动的倾向于这项投资，反之则不会。研发投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具有正的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使得投资主体无法完全获得由自身研发投资带来的所有收益，即使在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相当完备的经济环境中，也会由于专利保护的时限性和其他形式的知识溢出导致投资的私人回报率低于从整体来看的社会回报率，这最终意味着私人的研发投资水平低于社会最优的水平。Jones和Williams(1998)认为，保守的估计社会最优的研发投资会是实际投资的2~4倍。所以，无论在当今的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各种财税政策来激发社会的研发投资是各国政府的一个必然选择。

从总体上说，政府运用各种财税政策提高或激发社会的研发投资主要来自于两大方面。其一是需求方面，也就是通过对研发活动的直接财政补贴或税收激励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弥补企业没有完全得到的收益。这些措施在资本市场更加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会更加有效，因为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首先由于缺乏足够的风险资本的加入，企业不能通过外部融资来分担风险，大企业可以转向通过内部融资的方式来进行研发活动，中小企业则会因为缺乏风险资本的加入而无力承担高风险的研发投资；其次由于在更加不完善资本市场中道德风险更加严重，使得企业为研发融资的成本更高，从而减小了对研发的投资。当政府通过实施各种财税政策参与社会的研发活动时，则会大大改善这种研发不足的现象，从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其二是供给方面，政府可以发挥财政力量，通过增大对教育的公共开支，尤其是增大对高科技人才培养的支出从而为社会供给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显然，在相同的研发强度下，具有更多的科研人才会提高社会科技创新的效率和产出，从而激发更多的研发活动。

事实上，政府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出发的各种财税政策的效果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市场环境以及不同的产业中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影响企业创新的除了政策因素之外还有很多，比如经济的开放程度、市场结构、企业的规模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等等，而这些因素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所以，分析财税激励政策的有效性需具体考虑产业的内外部环境。以下根据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给出促进其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财税政策选择。

三、提高我国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选择

1.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大对重大产业项目的财政支持

由于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一直以来信息产业技术创新自然的选择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虽然在实施积极的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下，技术创新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并且个别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整体上没有处理好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关系。从国外信息技术创新提升的过程来看，无论是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美国，还是实施技术追赶的韩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对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核心技术的行政干预和统筹安排。所以，必须要通过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对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具有战略地位的核心技术进行攻关，从而获得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财政投入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1995年至2008年，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科技活动经费中由政府筹集的平均比例为4.4%，企业筹集的平均比例为85%，通过金融机构筹集的平均比例约为10.5%；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科技活动经费中由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筹集的平均比例分别为2.9%、88.8%和8.2%。这说明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科技活动资金主要有企业自身筹集，由政府筹集的数量相当有限，而在我国信息产业整体的研发投入不足以及其他渠道融资不畅的情况下，增加政府财政的直接投入和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扶持力度，是提高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措施。

3.通过制定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

与政府通过直接的财政支出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相比，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自主研发将起到不完全相同的效果。首先，从理论上说，政府加大直接的研发投入可能会和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互补，也就是起到促进私人研发投资的作用，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对整体研发投入增加的效果并不明显，但税收优惠的激励政策直接降低了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成本和风险，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其次，税收优惠政策可能更有利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的建立。在制定具体的税收政策上，一方面要根据企业新产品开发、新技术研发、技术引进等各种科技活动支出制定相应的税收抵扣额，另一方面要不断优化税制，提高税收政策的可操作性，并对各种技术创新的性质进行区分，特别对应用性广的信息技术给予较大的支持，提高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信息技术的应用。

4.通过财税政策为企业自主创新融资创造条件

信息产业所包含的大多数行业均属于高技术产业，高科技产业的特点是具有更多的创新机会，同时由于技术的高端性以及技术更新快的特点导致了其研发的更大风险性，所以，通过金融市场为信息产业研发融资的难度更大。政府一方面可以制定通过财政提供贷款贴息的鼓励政策，也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为研发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鼓励和推动风险投资资金的形成，从而促进民间资本对研发投资的支持。

5.加大对信息产业高素质技术人才培养的财政投入

人才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根本保证，也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Leiponen(2005)研究认为，在控制了研发强调的条件下，技术性劳动力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并且Colombo和Grilli(2005)的研究发现，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言，政府对高素质专业性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其它形式的教育支出更加有效。政府必须从供给角度加大对高素质科技人才的财政投入，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激发科技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营造人才成长的优良环境，加快建设高素质的技术和各类创新人才队伍，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