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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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开放经济 内部均衡 外部均衡

一、内部均衡目标与外部均衡目标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可概括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同，开放经济条件下，商品和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越国界流动，通过商品与要素的跨境流动，一国与国际经济市场就紧紧联系在一起。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政策环境与政策目标更为复杂。这种开放经济，既为宏观政策提供了封闭经济所不具备的许多有利因素，也对宏观政策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而这一矛盾开放经济依靠其自身运作无法得到解决。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中心任务是在实现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同时，确定合理的经济开放状态，并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目标，且应通过市场机制的自身运作来持续推动，可暂不考虑，因而短期目标只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三个。而上述三个目标又可以分为两类：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内部均衡目标，即内部经济处于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状态；外部均衡目标，即国际收支平衡。

二、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相互影响，当一国采取措施努力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该措施可能会同时带来另一均衡目标的改善，也可能会同时使得另一均衡目标受到干扰和破坏，前者被称为内外均衡的一致，后者被称为内外均衡的冲突。

1.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一致性。如果一国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且国际收支顺差，为实现内部均衡，政府采取增加社会总需求的措施进行调控，这会通过边际进口倾向的作用导致进口的相应增加，在出口保持不变时，带来经常账户的减少，从而使原来的国际收支顺差状况得到改变而趋于平衡；同样，如果一国通货膨胀，且国际收支逆差，政府会采取消减社会总需求的措施，这会使进口相应减少，在出口保持不变时，导致经常账户逆差减少，进而改善国际收支逆差的状况，使之趋向平衡。这样，政府在采取措施实现内部均衡的同时，对外不均衡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表1中的第1种和第3种情况即为上面所分析的内外部均衡。

2.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冲突性。表1中的第2种和第4种情况则意味着内外均衡冲突。以第2种情况为例，当一国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且国际收支逆差时，政府应当采取增加社会总需求的措施进行调控，这会通过边际进口倾向的作用导致进口的相应增加，在出口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使经常账户的逆差增加，使国际收支逆差更加恶化。这表明，政府在通过调节社会总需求实现内部均衡时，会使外部经济状况距离均衡目标更远，即此时内外均衡存在冲突。

表1.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矛盾

三、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目标的实现

1.以内部均衡为主，外部均衡为辅，实现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是宏观经济四大目标的具体化和形式化，内部均衡目标与外部均衡目标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能够真实反映充分就业水平的失业率指标，以及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的一致性，所以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价格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内部均衡决定外部均衡，而外部非均衡也会反作用于内部均衡，即一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和物价的稳定状况，会对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账户余额起到决定作用；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的较大盈余或赤字，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外均衡之间关系的最终表现，正是上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共同结果。

2.运用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稳定性与合理开放性，促进内外均衡发展。对开放经济来说，它一方面在运行中要保持自身的相对稳定，避免通货膨胀、失业等宏观经济失衡现象；另一方面经济开放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商品、劳务、资本的国际流动来增加本国福利，而内外均衡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对开放经济的内在稳定性与合理开放性进行描述。在开放经济运行中，同时处于内外均衡区间的情况很少，各种变量变动造成的冲击会使经济偏离最佳区间，政府必须运用可控制的变量即政策工具来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合理开放。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新兴国家，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扩大市场开放，促进贸易便利化，从而实现内外部均衡增长。

参考文献

[1]王巾英 崔新建 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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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亚洲出现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亚洲实行货币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从目前来看，实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困难重重。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1]于海.金融问题研究与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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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野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中国的金融创新.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1).

[6]何璋.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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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已逐渐演变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宏观调控部门，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笔者阐述了货币政策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对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探讨。

1998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我国经济呈现出通货紧缩的明显特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最主要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08年以来，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进一步的深化，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更是以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的特殊身份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货币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1 我国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之一。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3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货币政策目标规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5年3月，公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把这一货币政策目标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样就从本质上坚持了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这一单一目。

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2 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各国中央银行关注的问题，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灵敏有效是货币政策有效的基础。我想先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分析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企业和居民的行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金融机构行为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金融市场建设和中央银行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基础和政策因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对这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首先，要求央行比较强大，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能有效地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并能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业务;其二，在金融市场方面，要求一个市场容量大、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跃持续的货币市场和一个规模较大、竞争充分、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运作效率高、市场预期良好的资本市场，要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机制;其三，在金融机构方面，要求商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企业真正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其四，在微观经济主体方面，要求工商企业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居民个人具备较成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户”的间接传导体系。但在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存在的诸种障碍却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微效。这里仅就中央银行层面上的障碍做简要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在中央银行层面上遇到的障碍主要是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同时实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我国虽然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波动幅度，但是我国仍然是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影响了利率对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作用。同时，使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难以发挥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此外，在公开市场上，由于资金宽松导致央行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困难;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储备受贸易逆差影响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约束，央行只能被动地买卖外汇，银行结售汇差构成了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数量限制，导致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机制作用难以发挥。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有专家专门就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效应从理论到实证进行了分析，他们从固定汇率制下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入手，根据M-F(Mundell-Fleming)模型，得出结论:在固定汇率制下，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大。

从而进一步推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将导致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我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建立和完善适应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运行机制，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准确把握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在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以提高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更多地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立主从制度上创新，改变我国经济结构，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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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传添(1966-)，广东梅县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博士，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的体制机制、发展水平以及世界经济等的变化将给我国贸易安全带来新挑战。调整外贸战略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维护我国的贸易安全，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有长远的战略思维，不仅要制定和执行好国际经济政策，提高政府的带动效率，完善外贸发展的促进和支持体系，而且要在国际社会牢牢把握对我国维护贸易安全起关键作用的战略资源。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开放型经济；贸易安全；WTO；战略对策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3-0018-05　收稿日期：2008-12-11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推动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外贸总量的迅速增加，国际贸易正日益成为维持我国经济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维持贸易安全不仅对我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至关重要。然而，在诸多因素影响下，2008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外部需求的不断收缩，不少外贸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倒闭，不仅影响到我国正常的外贸及就业，甚至严重影响到国家总体经济的安全运行。为此，梅建持久的贸易安全支持和保障体系，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已成为我国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客观要求，也成为目前我们破解外贸发展难题的现实所需。

一、开放经济时代贸易安全的内涵

(一)开放经济时代贸易安全的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多极化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面对世界经济的挑战，1993年2月克林顿在美利坚大学演讲时提出：“把贸易作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的时机已经到来”(Well-Marshall，1993)。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在新增长理论的指导下，一改战后历届政府在外贸领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该《战略》宣称将促进出口列为美国对外政策三大支柱之首，把开拓海外市场繁荣经济，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为了体现通过贸易安全实现其国家经济增长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克林顿政府首先放弃了冷战时期制订和实施的“星球大战”计划，决定把占联邦政府科技经费1／3的700多个联邦实验室的大部分工作转向提高经济竞争力方面，特别是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及产品，以推动民用公司的高科技开发和创新。其次，修改了《反垄断法》、《通信法》等法规，鼓励企业合并，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争夺国际市场。再次，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减少贸易伙伴的关税壁垒，建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利用区域贸易机制巩固和扩大其既得利益。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外交，上至总统、下至一般官员都从事“推销外交”活动，推行以开拓国际市场为目标的经济外交。美国政府开发和应用高新科技、鼓励企业合并，使美国企业实力和竞争力得到了迅速提高，推动了外贸的迅速发展。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美国的外贸增长了一倍多，推动了美国经济自1991年4月以来连续出现10年的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处于30年来最低水平(陈宝森，1999)。

贸易安全的提出，表明在全球经济条件下的开放时代，维护国家经济贸易安全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制定本国国际经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问题。继美国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贸易安全问题。

(二)开放经济时代贸易安全的内涵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各国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变动日益相互影响和制约，因此，一国外贸政策及贸易安全是否适合于本国，主要取决于该国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经济环境。贸易安全内涵的最终选择主要是由这些因素的相对权重所决定的。没有一种贸易安全目标适合于所有的国家，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没有一种贸易安全目标适合于所有时期。

加入wTO表明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建立，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已从外向型经济进入到开放型经济。尽管人们目前对我国开放型经济这一经济体系仍缺乏严密的论述，但其所特定包含的经济现象已是公认的事实：我国的经济政策环境与国际规则基本接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双边与多边关系全面发展、开放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及我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与此同时，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加快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以及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等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内容(裴长洪，2008)。概括来说，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是以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为内涵，是要充分利用国际及国内两个市场，把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水平。

根据开放型经济的特征及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外贸发展环境，开放经济下的贸易安全，可以概括为是指我国发展国际贸易能面临较为有利的国内外环境。通过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等手段，推动外贸的发展，以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为我国带来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具体说来贸易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的国际贸易发展和国际贸易利益不受扩大开放后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威胁和侵害：二是国际贸易的又好又快发展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三是避免国家利益来自国际贸易要素的影响而损失，或使本国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受到来自国际贸易要素的过大打击；四是保障国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外贸能维护国家的利益并争取优势地位，及其能提高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和促进经济发展；五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国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二、开放经济下我国贸易安全面临的挑战

随着外贸的增长，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目前我国外贸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外贸已经出现“贫困化增长”态势。目前虽然我国的国际贸易总量已达2万多亿美元，但是出口规模的扩大仍以数量增长为主，价格上并无优势，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不高，我国从中获得的比较收益并不大，资源要素逐渐耗竭，加剧了环境紧张，使我国蒙受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损失，增加了宏观经济的调控难度；二是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不协调性越来越突出。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外延式外贸增长方式不仅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而且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摩擦，经济战、贸易战持续升温。这种内外夹困的局面，大大限制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效力，对我国正常贸易构成

巨大威胁，我国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国外反倾销压力。这些矛盾和问题表明，我国外贸发展不协调的状况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调整外贸战略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维护我国的贸易安全已迫在眉睫。

不仅如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国的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发展水平以及世界经济等的变化又给我国贸易安全带来了新挑战：首先，外部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金融波动和危机的传导性急剧增长，传导路径无所不及，传导速度令各国猝不及防，任何主要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较快地引起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经济波动。给他国造成外部失衡，甚至导向危机。这一点从目前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最好的例证。其次，面对越来越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考验。在外部市场上，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力量已从贸易自由化转变为战略性贸易政策及管理国际贸易，以非关税壁垒和管理协调贸易为主要表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无论何时我国在向海外大量输出有比较优势及竞争优势的商品和资金时，我们都必然要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主义抬头并向其它领域扩散的新考验。再次，超国家组织将不断威胁我国贸易安全。随着一国开放深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政治国际化和非国家组织强势化，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区域性和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的影响。此外，大量非国家组织，如跨国公司、行业协会等也同样在左右着国家的走向。开放经济条件下，从已有的范例中可以预见，贸易摩擦或冲突的超国家组合倾向愈加鲜明，一个开放的国家在谋求实现国家贸易安全和贸易战略利益时，将受到主要由发达国家所控制的跨国家与非国家组织的严重制约。与此同时，面对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我国的和平崛起、在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国际社会要求我们多承担国际义务的要求越来越多，不仅涉及国际安全及世界环境问题，也包括经济领域、多边贸易谈判等，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发展中国家。

近期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加速向世界各地蔓延。虽然我国的资产证券化水平很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可能对我国有实质性影响，我们也应对全球需求收缩将给我国带来的威胁有充分认识。毕竟当今我国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在“三架马车”的拉动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由于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长回落和美国出现衰退是在预料当中，外部经济形势的恶化必然影响国内企业的出口，出口增幅的减缓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会使国内外投资商对我国未来宏观经济产生担忧，这些担忧会进一步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维护我国的贸易安全显得更加重要。

三、开放经济时代维护贸易安全的思路及对策

追求和维护本国贸易利益的最大化，是每一个国家维护贸易安全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维护贸易安全的动力。我们维护贸易安全涉及贸易、金融、政治等多个领域，也会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的经济体带来影响，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要审时度势，牢牢把握国际机遇，韬光养晦，理性处理。

(一)开放经济时代维护贸易安全的思路贸易安全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一国经济利益与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相融合的产物，是国家利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在开放经济时代维护贸易安全，首先要转变外贸发展的观念：一是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的外贸发展指导思想应向进出口创利为核心的指导思想转变。树立实现国际贸易基本平衡的理念；二是针对人口资源环境制约要转变在发展国际贸易中片面追求总量、速度的观念以及对比较优势、工业化的片面理解，突出国家的综合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积极探索效益优先、生态优先、富民优先的国际贸易发展新路。其次，是要在外贸增长路径上理顺各种关系，以提高防范外部冲击的能力和技巧。一是出口与进口的关系。实现外贸规模、效益同步增长，进出口基本平衡，外向度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实现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步协调发展；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责任，但政府的引导和推动必须建立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促进国际贸易发展，需要国家的统筹和支持，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在健全贸易发展法规、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政策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但关键还是要靠地方政府根据各地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国际贸易；四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开放条件下国际市场的竞争虽然已表现为国家总体实力的竞争，但是竞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企业间的竞争，因此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要协调好政府和企业的作用；五是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既要统筹兼顾，更要抓住重点，综合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大力推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的发展，着力优化和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注重走质量效益型之路，培育新的对外贸易增长极。

(二)开放经济时代维护贸易安全的对策措施开放经济条件下维护贸易安全已经不单纯是中国自家的事情，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我们实现贸易安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现有国情和现阶段国际经济的实际出发，重点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1　完善外贸与内需协调发展机制。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和完善出口、进口及内需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坚持贸易政策自由化，把扩大进口作为推动出口、引进技术、缓解资源压力及优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重要措施。从长远来看，安全之道无它，首在自强。我国要实现贸易安全，必须加强国内的经济建设，实现科技水平和现代化有质的突破。第一，国家要集中力量，有选择、有重点地对较有把握的高科技项目加以研发，培育有持续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第二，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安排，培育我国战略贸易型产业及产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着力走质量效益型之路。第三，建立以自主知识积累、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外贸内生性增长机制。第四，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在我国增创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定位，配套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外贸政策，形成全国各地各具特色的经贸发展格局，保持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提高和实现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国际竞争力。

2　健全一致连贯的法规体系。开放经济条件下将更加体现国际因素在我国贸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在降低关税、减少进口配额、放松外汇管制的同时，适时运用世界市场经济和WTO的一般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重新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法规体系。一是应认真研究WTO规则和各国的相关法律，按照WTO规则继续完善和修订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迅速构建产业救济和安全保障体系；二是加速制定和完善技术贸易标准与市场准入标准，

运用WTO允许的关税、反倾销与反补贴、保障机制等公平贸易法规，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进一步开放对我们发展贸易有利，合理保护国内产业；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资促进法》等法规，维护我国企业在国外的利益，并为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提供法律保障。在此基础上，按照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1989)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原则，力求政策相对稳定及一致连贯。

3　制定和执行好国际经济政策。开放时代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是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经济并促使经济长期增长，而且还要制定和执行好国际经济政策，加快贸易强国建设。一是我国政府应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外交与谈判的努力促使他国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消除他国市场准入障碍，修改其有关对华反倾销等法律，放开对华出口限制，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以追求和维护我国对外贸易利益的最大化；二是要维护本国企业的利益，保障我国“走出去”的企业与投资国企业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三是要把开展对外援助与开拓国际市场相结合：四是在区域贸易机制上，要立足东亚，优化亚太，加强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要继续大力改善我国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贸关系，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并以此作为我国拓展全球经贸关系的基石。

4　构建外贸健康发展的支持体系。实现贸易安全需要政府部门、出口企业和行业协会加强联手，不懈努力，共同完善的外贸发展的促进和支持体系。首先，政府要提高对维护贸易安全的带动效率，发挥民族合力为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获得竞争优势服务。第二，企业必须加速培养竞争优势。企业是实现贸易安全的主体，要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抢夺世界产业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选择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产品进行集中投入、重点开发，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第三，要充分发挥各专业商会的协调管理作用。一要注重对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的调研工作，了解并掌握其同行对手生产能力、市场销量和价格水平：二要加速建立市场经济的行业价格运行机制，切实做到行业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从而使某些国家在反倾销中对我国实行价格歧视和借口失去依据；三要加强对企业的宏观调控和协调管理，严禁出口企业低价竞销，防止一哄而上过量出口，以避免出口企业自相残杀而导致肥水外流。

5　把握和利用起关键作用的国际资源。维护我国贸易安全应坚持“有所作为”的原则，要利用国际社会的各种资源：第一，超国家组合将是开放时代，一个国家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实现国家经济贸易安全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有效手段。我国应借鉴别国的经验。尽量在合理的范围内利用超国家组织尤其是WTO。优化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中国被发展中国家倍受推崇，这是我国一笔宝贵的战略资源。我国目前推行外贸市场多元化、实施区域经济合作、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的修改和制定等，都必须要充分利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第三，是需要借重国际智源和全球华人华侨的力量。优化国际环境、开拓国际市场及加快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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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冲突；国际协调；美元霸权

JEL分类号：F4；E5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f2012104-0050-08

一、引言

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冲突及协调问题，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金雪军、王安安(1999)通过对汇率目标区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可通过建立人民币汇率目标区，促进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谢平、张晓朴(2002)基于弗莱明一蒙代尔模型和三元悖论实证分析了1994-2000年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并提出了若干协调建议，认为从中长期看，加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的根本出路在于稳步、深入推进结构改革，实现各类市场的良好衔接，以及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等。刘锦虹(2004)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市场并没有摆脱三者不可调和的“三元悖论”，逐步开放资本项目，完善外汇监管体系，改革汇率决定制度，实现浮动汇率制度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徐长生、苏应蓉(2006)通过分析我国的新斯旺模型。发现在当前面临内外部失衡的状况下，我国应采取利率上调与人民币升值的“双升”的政策组合。鲁方生、陈恩情(2009)以弗莱明一蒙代尔模型为理论基础，在运用IS-LM-BP模型完成对我国目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后，再通过IS-LM-BP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如何结合才能解决我国经济内外不均衡，强调货币政策的短期性和汇率政策的中长期性。曹强、虞文美(2010)在“三元悖论”的理论基础上，阐明了我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矛盾，并且解释了当前我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给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带来的影响和困难，认为我国现在亟需重视两者之间的协调。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尽管国内学者对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冲突及协调问题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现有的西方经济理论，如“汇率目标区理论”、“三元悖论”、“斯旺模型”和“弗莱明一蒙代尔模型”等，对我国两种政策之间的冲突进行解释，在理论上几乎没有产生新的突破。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大都着重从国内视角而很少从国际视角来探究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冲突的成因及对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市场全球化时期，我国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大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要与区域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其他大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之间产生“溢出效应”和“溢入效应”，而根据国际政策协调理论，区域经济体之间或大国之间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有益的。事实上，我国与东盟之间以及我国和美、日、欧等大国之间也确实进行了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磋商、协调或合作，但在国际协调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这些区域或大国政策协调必然也是不完美的，可能会对我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产生不利冲击和影响。因此，本文拟从国际协调的视角来分析和解释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冲突的成因，并试图形成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二、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和美元霸权：命题的提出

所谓政策国际协调，从狭义讲是指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方式来对某些宏观政策进行共同的设置；从广义看，凡是在国际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国内宏观政策产生一定程度制约的行为均可视为政策国际协调(杨长江和姜波克，2008)。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政策国际协调概念。为了便于研究分析。我们根据协调的特点进一步将协调分为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显性协调是指通过正式的协调机制明确对外公布的协调，如1985年美国与英、法、德、日等四国通过《广场协议》展开的汇率政策协调；隐性协调则指未通过正式的协调机制而不约而同地采取某些类似政策行动的协调。例如，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都可看作是隐性协调。换个角度，我们还构造了主动协调和被动协调两个派生概念。所谓主动协调是一国主动采取某些政策措施与他国进行政策协调，例如，中国在1997年7月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中采取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政策，这同时也是一种显性协调，因为它是中国政府和货币当局公开对外承诺的；被动协调则是指一国在某些国际压力下被迫进行的政策协调，如2005年7月以来的人民币升值。另外，我们定义政策国际协调机制是指进行政策国际协调的制度、协议、对话、平台、渠道、组织机构等等。从成员国数量的角度可以进一步将政策国际协调机制分为双边协调机制和多边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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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基本原理

通俗地让学生了解一门相对抽象和复杂课程基本原理，是学生对该学科产生兴趣，取得感性认识的基础。经济学科的发展受到物理学的分支动态学的影响和启迪，把动态学这一术语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时构成了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其目的是探寻和研究变量的具体时间路径，或者是确定在给定的充分长的时间内，这些变量是否趋向收敛于某一均衡值。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弥补静态学和比较静态学的严重不足。在比较静态学中，总是武断地假设：经济调节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均衡。而在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中，直接面对均衡的“可实现性”问题，而不是假设它必然能够实现。动态分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确定变量的时间，这就把时间因素明确纳入分析范围。有两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将时间视为连续变量，也可以将其视为离散变量。在前一种情况下，变量在每一时点都要发生某些变化（如在连续计算复利时那样）；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变量仅在某一时段内才发生某些变化（如仅在每六个月才计入利息）。这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内容中各具优势。例如：假定已知人口规模H随时间以速率dH/dt=t-1/2 变化。则要求的是：人口H=H（t）的何种时间路径可以产生相应的变化率？如果起初便知道函数H=H（t），那么便可以通过微分求得dH/dt，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恰恰相反：要从已知的导数求出原函数，而不是从原函数求出其导数。在数学上，现在需要与微分法或微分学完全相反的方法。这种方法称作积分法或积分学。周知，满足于如下观察：H（t）=2t1/2+H（0）。因此，在现在的例子中，任意时点的人口规模由初始人口H（0）与另一个包含时间变量大的项的和组成。这个时间路径的确描述了变量H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因此确实构成了此动态模型的解。

二、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主要目的

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动态分析呢？主要是基于它的目的和它的政策意义，以下让我们先来考察它的主要目的，这也是学生首先需要认识的问题。

1、预测通货膨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关系被打破，滞胀成了许多西方国家经济的普遍现象，同时保守的经济政策变得更加突出。在理论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失效了。最显著的变化是伴随着上升的失业率而来的快速（或加速）上升的通货膨胀率，这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经济的特征。个人开始预期价格会上涨并把这种预期考虑到他们的决策中去。如果这样的行为要被模型化，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个宏观经济的动态模型――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模型。

2、分析浮动汇率

自1973年浮动汇率制的普遍推行以来，商品和服务贸易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快速增长的，更加明显的是国际间资本流动的不断增加。早期的贸易理论关注经常账户，但是，随着资本流动的增加，这样的模型变得非常不符合现实。主体结构的变化和资本流动增长的结合意味着汇率对经济产生持续的影响力。现在已不太可能把宏观经济看作是封闭的并建立相应的宏观经济模型了。但是随着浮动汇率制的广泛实施，汇率变动需要被模型化。像通货膨胀一样，市场参与者开始形成有关汇率变动的预期，并且开始根据预期来行动。因而建立汇率预期模型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个模型的建立一定是动态的。

3、了解资本流动

无论是封闭经济模型还是开放经济模型都要产生的一个重要特征的资本流动方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了流量理论，这是因为凯恩斯自己对经济的短期运行非常感兴趣。如果仅仅考虑一个或两个时期，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近似，然而经济学家们要预测跨越五年或更长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债券发行量的变化（一个流量）改变了国债（一个存量），以及有关这项借款的利息支付。需要认真考虑政府支出及其对财政预算平衡的影响，但是财政预算，或更为显著的国债，对资本规模有长期的影响。政府不能不关心国债规模。对于开放经济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支出的平衡是一个流量。早期的模型，特别是那些忽视资本项目的模型，只关注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差额带来的冲击，换句话说，就是针对某个经济领域的产品和服务的流入和流出。但是赤字导致了一个国家资本准备金存量水平的下降，盈余的作用恰恰相反。反复的赤字会导致反复的资本准备金存量和货币存量水平的下降，后者当然可以用增发货币（中性）来弥补，但这只会使调整过程复杂化，它最多只是延迟了所需要的调整。即使这样，调整仍要求流量和存量都发生变化。流量常常是（也不都是）在一个时期，如在一年内发生，在这期间存量维持在一个固定值。要改变存量水平达到一个期望的数量常常需要多个时期才能实现，这就要有存量调整的流量，这些在本质上就是动态的。这种存量调整的流量在20世纪70年代变得非常重要，应当包含在模型的建立过程中。如果模型想要变得更加切合实际，成为更好的预测工具，它就必需更加动态化。

4、掌控经济波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中，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宏观经济总量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使得经济运行呈现出波动性，并且由于这些性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阶段性地重复出现，这就使得经济波动具有周期性的特定现象。通过对经济运行数据的分析以及编制相应的景气数据来说明经济动作处于经济周期的何种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并对下一阶段或下一周期的到来时间、程度进行预测，以便提出顺向或逆向调节经济的相关建议。这种分析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必须建立在相关指标动态监测分析系统的基础上，即动态信息的采集与动态监测的预警分析。

三、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政策意义

经济运行中动态特征的普遍性，使得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动态分析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经济分析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设计或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目的就是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以下以宏观经济动态分析中常用的非线性方法和混沌方法说明其政策意义。

1、非线性分析的政策意义

一个系统中的非线性是指一个系统的后一期状态以非线性的方式依赖于它的前一期状态。设xt+1是一个系统的后一期观察值，xt是它的前一期观察值，它们两者之间存在关系xt+1=?蕊（xt），x?缀Rt。如果?蕊（xt1+xt2）≠?蕊（xt1）+（xt2），则称?蕊是非线性的。非线性、多重均衡和局部稳定性或不稳定性都是互相关联的。以下以一个简单的非线性差分方程：xt=?蕊（xt-1）为例进行说明。当x?鄢=?蕊（x?鄢），存在一个均衡点（不动点）。假设如图1（a）所示的情形，则?蕊（xt-1）与450线相交的那一点就是一个均衡点。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有三个这样的点：x1?鄢，x2?鄢和x3?鄢满足这个条件。而一个线性系统却只能与450线相交于一点（在这里排除了函数与450线重合的情况），如图1（b）和图1（c）所示。由此可知，非线性的存在导致了多重均衡。

可以在一个不动点邻域内取线性近似这个事实并不否认可以有多个不动点。就算把它限制在只有稳定均衡的条件下，仍然会有多个不动点。这导致地一些新的有趣的政策含义，在简单的情形下，如用图1（a）来说明，则与x1?鄢点相联系的福利是不同于与x3?鄢相联系的福利的。如果是这样，对政府来说就有可能在两个不动点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是，经过考察以后发现一个稳定的均衡总是要比另一个均衡更好。

2、混沌分析的政策意义

周期性的变化往往被认为是由于外部冲击或复杂系统所造成的。然而，简单的确定性非线性系统会引发非周期的或混乱的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是系统的非线性。对一个线性系统来说，一个参数值的微小变化（甚至特别小的变化），系统的定量和定性过程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奇怪的是，非线性却是常态。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经济学，三百年来一直以研究线性为主要模式。非线性是系统最常见的特性，因而需要包括社会科学家们给予注意，非线性系统会导致非周期或混乱的状态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分支――混沌理论。所谓混沌是指确定性的非线性系统产生一种貌似随机的动态行为。

在研究确定性系统时必须了解系统的三个特征，即时间变化值、参数值、初始条件。所有三个特征都具备的系统称为确定性的。如果这样一个确定性系统表现为混沌，则它对初始条件就非常敏感。如果初始条件有微小的变化，系统在一定时期后的表现会非常不同。但这主要意味着系统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在确定初始条件时总有一些不精确的地方，即使系统本身是确定的。混沌的存在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经济波动是由于系统的“内生传导机制”还是由于对系统的外部冲击而产生的？支持内生传导机制的理论往往建议来自政府的强有力的稳定性政策。认为经济周期主要由外部冲击造成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稳定性政策充其量是一种无益的实践，弄得不好还会有害。这一点非常重要。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没有外部冲击的宏观经济是渐近稳定的。如果混沌是存在的，这一假设就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假设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所不清楚的是，这种不稳定是因为随机冲击产生的还是由于混沌的存在而产生的。由于非线性的存在，一个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可以表现出混沌，因为混沌的存在，对经济进行预测即使不是危险的也可能是无用的。因此，应用混沌理论，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的历史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再利用这一模型分析经济系统产生稳定的、混沌的和不稳定行为的条件，以便设计出更为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四、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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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固定汇率制度 货币政策效应 制度选择 汇率目标区

汇率制度是一国货币当局对本国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变动方式等问题所做的一系列安排或规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不仅是影响贸易收支的变量，而且是影响一国宏观经济环境、国际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和就业的重要变量。不同的汇率制度安排决定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可以为一个国家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我国汇率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现。

一、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

（1）资金不完全流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作用）货币供应量利率。一方面，从经常账户来看：利率国民收入边际进口倾向进口经常账户收支逆差；另一方面，从资本与金融账户看：利率资本流出资本与金融账户收支逆差。总的来说，国际收支逆差本币贬值倾向（为维持固定汇率）中央银行入市干预售出外汇购买本币外汇储备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利率投资国民收入。这一调整过程将会持续下去，直到国际收支平衡。由于汇率固定不变，这便意味着国民收入恢复原状时调整过程才能结束。此时货币供应量恢复期初水平，经济中其他变量均与货币扩张前状况相同，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外汇储备下降）。因此，在固定汇率制下，当资金不完全流动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等实际经济变量的长期影响是无效的。

（2）资金完全流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作用）货币供应量利率资金迅速流出资本与金融账户收支逆差本币迅速贬值（为维持固定汇率）货币当局售出外汇购买本币外汇储备迅速下降基础货币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应抵消。因此，在固定汇率制下，当资金完全流动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也无法对经济产生影响，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

（1）资金不完全流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供给量利率。一方面从经常账户来看：利率国民收入边际进口倾向进口经常账户逆差；另一方面从资本与金融账户来看，利率资本流出资本与金融账户收支逆差。总的来说，国际收支逆差本币贬值净出口国民收入水平。因此，在浮动汇率制下，当资金不完全流动时，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引起本币贬值、收入上升，此时的货币政策是比较有效的。

（2）资金完全流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供给量利率资本迅速流出本币立即贬值净出口国民收入水平。因此，在浮动汇率制下，当资金完全流动时，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引起本币贬值、收入上升，此时的货币政策是非常有效的。

三、我国现行汇率制度的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经过制度改革初期的大幅贬值后，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在近10年的时间跨度里始终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始终维持在8.3∶1左右，而且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波动幅度不足±1%。因此，人民币汇率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为一种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1）外汇储备成为货币供应的主渠道，货币政策独立性降低。第一，固定汇率制度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加强，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降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货币供应越来越内生于国民经济运行。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货币供应所占的比重越大、内生性越强，于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就越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双顺差”，外汇储备规模迅速扩张。第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使我国制定货币政策受到很大的限制。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要求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存在比较大的一致性，否则将造成内外政策目标冲突。

（2）外汇储备的内生性增强和汇率风险加大，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内生于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的增减是国际收支的结果和残差项。外汇储备的内生性增加了制定货币政策的难度。因为央行在进行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时，必须特别注意对外汇储备的变动进行预测，并尽可能按月预测，避免外汇储备波动带来基础货币投放的不稳定。外汇储备量的波动使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或升值压力，客观上也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增加了难度。

（3）违规进出我国的资金增多，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被削弱。利率既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又是货币政策影响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变化往往首先表现为利率水平的变化。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基本上由央行直接制定。央行根据货币政策的需要，通过直接调整利率水平来影响金融机构可贷放资金量和企业借款量，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规模和经济总量。在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下，利率影响经济的效力大为降低。如当央行企图通过降低利率放松银根，以扩大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时，套利资金就会千方百计将人民币兑换成外汇资金并流往国外，引起外汇需求增大、汇率波动。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央行往往会抛出美元买进人民币，从而减缓了降低利率所带来的信用扩张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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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经济；经济发展方式；外向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1)04-0003-07

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油击我国外向型经济

2007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已经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受到重创，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发生位移；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迈入萧条期；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泛滥，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JEAN PISANI-FERRY(2009)…认为金融危机及国家对危机的拯救改变了全球化进程中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平衡；当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力(开放的市场、全球供应链、跨国公司及私人所有制)正在受到侵蚀，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再度出现；并且曾经无约束的跨国公司正在向其本国回归。黄海洲(2009)认为由于美国开始积极转型，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有所收缩，第一、第二产业重新快速发展，因此全球资本流量和贸易量可能下降，这势必对主要依靠贸易和国际资本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某种程度制约。

面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薛荣久(2009)认为新贸易保护主义新在它的全球性、多样性、虚伪性、复杂性、深层次和资本保护主义。新贸易主义抬头对中国经济冲击很大，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出口对GDP贡献率为负3.9个百分点。新贸易保护主义引起学者们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反思。Kai Guo and Papa N’Diaye(2009)质疑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柴庆春(2009)认为中国传统外向型经济将不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陆磊(2009)认为我国外向型经济表现为产能过剩，而现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某种程度上会恶化产能过剩。

面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国内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第一，顺应金融和经济周期，压缩和淘汰过剩产能或寄希望于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第二，扩大内需，以内需弥补外需的不足；第三，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前两种观点不是积极态度，只是对问题的回避。持第三种观点学者，大部分主张要技术升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但是没有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作为解释变量。本课题将以贸易格局变化为起点，以新型外向型经济为突破口，研究后危机时期我国的对策。

二、我国外向型经济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一)外向型企业困境

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洗礼之后，世界经济处于不稳定的恢复时期，外部需求不明朗使得我国外向型企业经营环境并不是十分理想，在金融危机时期由于出口受阻，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部分企业处于歇业甚至倒闭状态，也有一部分企业由外向型转向内向型。总体而言，我国外向型企业面临着诸多经营困境，后危机时期我国外向型企业将何去何从?本课题将采用历史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中的外向型企业发展规律，以期得出对外向型经济不能简单全盘否定的结论。

外向型企业经营困境首先表现为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的汇率风险。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影响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相对较小的，因为在缓慢升值的环境下，人民币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对应的汇率相比还有差距，因而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依然具有竞争力。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影响了外向型企业的利润。因为人民币升值形成的汇率风险，加上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双重效应使得国内外向型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地挤压，进而形成外向型企业的不愿意进一步生产，或者是转型。

外向型企业经营困境其次表现为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导致的外部经营环境的恶劣。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是受到反倾销投诉最多的国家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后反倾销更为盛行。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金融危机之前是国内的因素多于国外的因素；金融危机爆发后是国外因素多于国内因素。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反倾销更多是由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对进口国家的产业形成巨大冲击，进而使他们提出对国内商品和产业进行保护的反倾销议案。其次还因为中国出口企业或出口商品生产企业散、弱现象较为突出，行业协会和企业本身没有对反倾销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甚至主动放弃市场。金融危机后，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进口国更多从文化、环境和经济安全等角度，一方面激活国民消费本国商品、保护本国产业的意识，一方面为了促进就业对制造业保护。因而外向型企业受到由金融危机滋生的无形的贸易保护。

外向型企业困境还表现为内向型企业高回报率形成的冲击。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到冲击的是外向型企业，而内向型企业受到的冲击较小，甚至很多内向型企业在政府刺激经济的背景下投资回报率更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外向型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和经营环境一样都存在恶化趋势，进而使得一部分外向型企业转产，或者是由“内生外销”(在国内生产，到国外销售)转变为由“外生内销”或者是走出去。以此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

(二)产业结构调整

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出现结构性调整的压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分为两个层次：内部经济环境变化产生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和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在中国出口导向的对外开放经济政策下，金融危机前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多从封闭式经济体产业结构向开放式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转变；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向型经济受到冲击，此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危机前相比发生质的变化。其一，以前不注重产业主体，现在注重结构调整的企业属性。究其原因，主要因为以前更注重全球化背景下，满足出口需要而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危机后则注重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和谐发展下推动产业结构的安全和合理性。其二，以前注重对外开放，现在注重“走出去”。究其原因，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社会成本发生了变化，以前以市场换技术、以廉价地租换资本、以牺牲环境换取产值等等做法已经因为成本的上升而难以为继。其三，以前注重产值，现在注重社会效应。究其原因，追求GDP政绩观已经受到多方面质疑。

因此，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定性因素是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源自我国市场化和工业化初期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优势。我国的产业结构也正是基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形成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主要产业结构。在金融危机前，我国人民币升值、环境保护和发展观念的变化已经触及到产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但是矛盾没有那么激烈。金融危机后，随着外部市场约束(反倾销和新贸易保护)和生产要素约束(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稀缺性增强、及原材料依靠进口)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外向型经济已经不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首先，人口红利结束决定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商品的边际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结束主要标志是

“民工荒”，因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发生结构调整。其次，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下降和原材料稀缺性增强导致成本上升决定外向型经济发展将受到客观环境约束而进行结构调整。再次，产业结构调整核心是以技术升级带动产业结构优化。不可否认，外向型企业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以承接国外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对技术创新始终存在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对产业的保护和依靠技术形成垄断的保护。

(三)经济政策悖论

目前中国作为最大的债权国，而且人民币升值预期持续存在，这与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扶持政策相悖，因而客观上要求改变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如果追溯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根源可以有这样的逻辑进行解释：经济发展是强国的前提条件――闭关锁国是中国近代史上贫弱的根源――发展经济必须要对外开放。在这一前提下，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管理经验和技术――计划经济不利于提高人们的积极性――市场开放引进外资企业――吸引资金、学习西方管理经验和技术。在这样的逻辑下，首先解决资金问题，改革开放初期解决资金问题是关键问题，因而我国采取一系列政策鼓励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新重商主义。其次，解决技术问题，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等方式吸引大量外资企业入住中国，有学者把这种模式冠名为“市场换技术”。在合作过程中，我国的产业结构受到冲击，原有的品牌和技术沦为“三流”。再次，由于文化的不同，外企的管理经验在中国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外资企业依靠高工资吸引大量中国劳动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凡是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均成为经济发达区域，现在我国面临的问题是：从资金上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债权国，流动性过剩；从技术上看，市场开放了，技术还是要靠自主创新；从管理上看，中国式的“以人为本”管理模式逐步取代了“物质激励”的管理模式。然而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能够完全顺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

首先，汇率问题。管理浮动汇率某种意义上保护了传统外向型企业利益，因为管理浮动汇率使得人民币升值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了汇率的大幅波动，基本上能够降低外向型企业遭受太多的汇率风险。不可否认，我国汇率政策是基于诸多因素的综合考虑，但是对于传统外向型经济而言，是否值得保护，或者保护的结果将会如何?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保护传统外向型经济实际上就是维护现有经济发展方式。此外，中国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输入型通货膨胀与此不无关系。

其次，产能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期，我国外向型企业遭受外部需求锐减的冲击，产能过剩现象较为突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强，各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传统外向型企业均会面临着产能过剩问题，正是如此，产能才能在国际范围内流动。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的产能不可能人为地破坏掉，某种意义上说在扩大内部需求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我国所谈的产能过剩问题，目前为止还没有深层次触及到外向型企业，特别是没有涉及到外向型企业中的外资企业。更多的是从环境和资源保护角度，限制和约束一些外向型的内资企业。更多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在鼓励和支持引进外资型外资企业。甚至环境污染性和资源浪费型的外向型企业只是从中国的发达地区转移到落后地区。

外向型企业产能过剩是一个动态问题，当外部需求上升，外向型企业产能过剩现象就不存在，当外部需求下降时，会出现短期的产能过剩。因而外向型企业产能过剩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现象，就像正常市场需求变动一样。

再次，资本管理问题。中国没有放开资本项目，资本管制相对较严。但是对于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依然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如绿地投资和产业投资。资本项目管制的目的和实际效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开放的初期和中期以及开放后期。开放初期和中期的资本项目管制主要防止外资进入到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领域和防止国内资本外逃；开放后期，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项目管制主要防止大量游资进入中国制造经济泡沫。不可否认，资本项目管制维护了中国经济稳定，但是从外部来看，也保护外资的稀缺性和垄断性，因而也等于保护外资企业的特权。然而目前来看，资本项目管制也约束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我国外向型经济应当由对外开放向“走出去”转变，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走出去资本并不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好的地区(表1)。

因而这也从侧面说明传统外向型和走出去的非协同性。其次，资本项目管制给汇率变动形成理性政策预期，资本只要能够流入中国就可以获得高回报，从而使得市场行为转变为政治行为。从而使得外向型经济更难以转变。

三，靳型外向型经济理论初探

我国外向型经济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同时，也不能满足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要求，因而传统外向型经济必须要转型，我国要适应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发展新型外向型经济。

(一)超越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约束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不论是出口导向还是进口导向均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梦想的路径选择。坚持出口导向政策的好的结果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坚持出口导向政策的坏的结果是“荷兰病现象”，出口越多越贫穷。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政策到底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难以定论，因为经济发展是不可否定的事实，社会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客观现象。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已经摆脱了“小国的双缺口模型”，因而面对未来经济发展要以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为导向，必须要走全面全球化道路。

1.超越出口导向　超越出口导向首先要扬弃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具体而言，要扬弃对“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加工模式、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和外资依赖等外向型经济形成的经济体系。扬弃外向型经济才能真正走技术立国的发展道路，才可能真正摆脱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商主义”思想，才能制定“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

2.超越进口替代　首先，扩大内需和进口替代战略是不同层面上的概念。因为人民币升值必然会导致中国进口量加大，这种市场需求更多是由于中国资源短缺导致的价格上升，为了使生产顺利进行，必然要进口原材料和能源，这种进口不是商品进口，而是原材料的进口。进口替代战略更多是运用国外资金与国内资源相结合进行生产。目前来看，我国扩大内需更多源自外部需求不足的积极反应，然而实际产生的结果是除了家电下乡之外，把房地产市场化扩大到农村。究其原因，在技术创新跟不上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只不过是为国际商品提供市场，扩大内需没有解决好内部供给问题，而是把外向经济产能运用行政手段加以保护。因而必须要超越进口替代和扩大内需畸形结合。

总之，中国的全球化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全方位推动全球化和以中国为主体的一体化，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开放把外资引进来”，而是改变国际规则“走出去”。

(二)超越外资和内资的界限

从全球经济来看，为了拯救国际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宽松政策，在后危机时期全球流动性增强，资本的稀缺性减弱。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手持25万亿美元外汇

储备，购买近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而且可以预期的未来是，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我国的外汇储备不可能减少。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是内资还是外资?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合理使用外汇储备必须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基础上超越内资和外资界限，实现外向型经济转型。

首先，外资内部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外资总量较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很大。其中，外资形成的风险也较大，特别是如果中国经济不稳定时，国际资本外逃会使中国爆发金融危机。因而超越内外资首先要实现外资内部化。其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通过股权交易或其他行为使外部在中国的产业资本减少，实质上是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减少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其二，资本市场开放，新进外资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受到金融市场调控。主要手段是通过外汇储备购买，这不仅可以增强我国经济安全，还可以有效阻止输入性通货膨胀。

其次，内资外部化。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资源货币化使得人民币资产极其丰富，有学者称之为“货币之谜”，笔者认为某种意义上应该为市场化红利。如此财富积累和资本集聚，必然要为人民币寻找出路。其中，货币资本“走出去”应该是新型外向型经济与传统外向型经济主要区别之一。人民币直接走出去的重要条件是人民币国际化，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元的地位受到冲击，我国通过多种方式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内资外部化，才能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和中国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

(三)超越国内与国际政策界限

为了吸引外资我国制定了不少有利于外资和外资企业的政策，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在我国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尽管如此，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经常受到外国学者和政府的批判。如我国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就业政策等等。一定程度上，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政策更多着眼于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外资利益，也即维护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当世界格局变化有利于中国时，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也要超越国内和国际，而是面向全球化。

首先，内部政策国际化。双轨制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中的主要路径之一，从实践效果来看，渐进式转变虽然遗留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乃至长期养成的路径依赖以及左右政策制定的利益集团，但是经济平稳过渡还是功不可没的。尽管双轨制政策有利于外资和外资企业，但是在中国积极面向全球化的时期，国内外经济政策一致性这是中国要作为大国和强国必然要选择的路径。内外政策一致相对有利于形成新型外向型经济。从国内来看，中国虽然鼓励企业走出去，但是由于政策的不一致，走出去的困难还是很多。以至于走出去的企业主体是国有企业。从国外来看，内外政策一致可以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信心，有利于中国资本融入世界经济中。

其次，外部政策一体化。新型外向型经济实质上是要改变依赖外资、依赖外部市场和依赖外部技术的“三依靠”的外向型。正是基于依赖思维，传统外向型经济中政府制定优惠的政策、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本质而言，这是单方优惠政策，长期来看不符合国家利益。要发展新型外向型经济，对外经济政策要与国际惯例有效接轨的同时，还要推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一体化，由被动变为主动，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话语权。

四、简单建议

发展方式转变本身是过去的扬弃过程。尽管我国外向型经济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政策制定中还是要采取渐进式的扬弃，不能采取激进政策。因为产能只能有序转移和释放，如果通过政策人为地破坏将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乃至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我国制定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如何有效地把传统外向型经济向新型外向型经济转变，这主要工作是要寻找合理的外向型企业的转移和产业升级路径。

(作者单位：广东省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Jean Pisansi-Ferry，Inclhira Santos.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Finance and Development，Match Vol46，Nol，2009.

[2]黄海洲.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J].世界经济导刊，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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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ai Guo and Papa N’Diaye.Is China’s ExpoS-Oriented Growth Sustainable?IMF WorkingPaper.August 2009.

篇9

关键词：货币冲突；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内外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3―0027―07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同时，全球货币冲突也日益激烈，与之相关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金融改革、贸易保护等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冲突，尤其是汇率政策冲突有加剧的迹象。特别是进人2010年9月以来，许多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压低本币汇率。日本、巴西和印度等国接连以购入美元、卖出本币的方式来阻止本币升值。泰国、哥伦比亚、秘鲁、俄罗斯等国也对汇率进行了干预。9月29日，美国众议院更是高票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的“汇率低估国”征收特别关税。欧洲、日本、巴西、印度等国也接连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施压，全球货币冲突的硝烟正冉冉升起。全球货币战是否会爆发?它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米德冲突、缓解内外均衡矛盾的政策搭配以及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进而分析了全球货币冲突的实践，最后探讨了全球货币冲突的潜在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二、全球货币冲突的理论根源

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即实现外部均衡(External Balance，EB)和内部均衡fIn―ternal Balance，IB)，前者是指与一国宏观经济相适应的合理经常账户余额，后者是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或是国民经济处于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状态。然而，当一国在采取措施努力实现内部均衡目标时，它既可能导致外部均衡改善，也有可能对其造成某种程度的干扰或破坏。

(一)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米德冲突

Meade(1951)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应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因为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通常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正常情况下，当国际收支逆差与通货膨胀并存时，减少总需求可以使二者均衡；当国际收支顺差与就业不足并存时，扩大总需求可以使二者均衡。但是，对于既有国际收支顺差又存在通货膨胀，或既有国际收支逆差又存在严重失业问题，就会发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使开支变更政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前者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代表。中国近年来虽然名义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现实中又表现出强烈的钉住美元倾向，特别是在经常账户大量盈余和国内商品价格大幅攀升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米德“两难”冲突正日益加剧，而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Ⅱ，QE2)使这一冲突解决起来更为棘手。

(二)　开放经济条件下缓解内外均衡矛盾的政策搭配

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Tinbergen(1952)指出要实现几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几种有效的政策工具。Mundell(1962)提出当国内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都处于失衡状态时，需采用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衰退问题，扩大预算。同时，应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二者反复搭配使用，才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Mundell以预算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用横轴表示)，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用纵轴表示)来论述其搭配方法(见图1)，其中，IB表示内部均衡，在这条线上国内经济达到均衡，在这条线的左边，国内经济处于衰退和失业，而右边则表示国内经济处于膨胀；EB表示外部均衡，在这条线上国际收支处于平衡，这条线的上边表示国际收支逆差。下边表示国际收支顺差。IB和EB曲线的斜率都为负，表示当一种政策扩张时，为达到内部均衡或外部平衡，另一种政策必须紧缩，反之亦然。

就美国而言，其目前就处于I区间的A点，即同时面临失业、衰退和国际收支逆差。此时理应扩大预算，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解决经济衰退问题，使A点向B点移动。同时，应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解决国际收支问题，使B点向C点移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反复搭配使用，最终使A点切近0点，实现国际收支均衡。然而，美国的政治僵局和巨额债务阻碍了政府有效实施第二次财政刺激计划，同时，联邦基准利率虽已降至0.25％，但仍未能重新激发投资。因此，在上述政策搭配一直未见成效的情况下，美联储铤而走险，2010年11月3日启动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宣布再印6000亿美元，即以每月大约750亿美元的速度购买国债，一直持续到2011年6月，希望以此拉低债券市场收益以及与之相关的长期利率，让房屋所有者能够更容易走出经济困境，并以此希望投资者放弃国债，让商业恢复景气(Fed，2010)。

Salter(1959)和Swan(1963)提出用支出增减政策(Expenditure Changing Policy)和支出转换政策(Ex―penditure Switching Policy)的搭配来解决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矛盾，前者指改变社会总需求或国民经济中支出总水平的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后者指不改变社会总需求和总支出而改变需求和支出方向的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补贴、关税和直接管制。其基本思路是，当一国经济处于内外失衡状态时，应搭配使用支出增减政策谋求内部均衡、支出转换政策谋求外部均衡。由于美国目前在支出增减政策上操作空间有限，而失业率又连续18个月停留在10％左右，是26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因而只能变“戏法”，通过增发美元，依靠支出转换政策中的汇率政策――美元贬值来提振美国经济。

事实上，美联储开动印钞机、执行量化宽松政策是基于对美国经济转型的考虑。美国经济增长70％依靠内需，而内需的核心则是通过消费信贷手段来拉动。但截至2010年10月，美国消费信贷出现超过26个月的环比负(零)增长，消费者信心难以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杠杆推动消费信贷，进而带动经济发展和就业的模式，暂时走不通了，必须转向出口和投资。这就需要借助利率和汇率手段来调整金融价格，通过长期低利率来降低经济发展成本，通过本国货币贬值来提升国际竞争力，进而增加国内经济相对的比较优势。但是，美国这样做虽然考虑了其自身经济的需要，但没有顾及其它国家可能做出的回波效应(Repercussion Effect)。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贬值。尤其是

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贬值，会引发国际外汇市场上的连锁反应，进而引发全球货币冲突。

(三)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Copper Richard(1968)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互相依存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而政策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是政策协调的原因。GotffriedHaberler(1977)认为国内经济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政策协调应在国内宏观经济目标实现之后。Williamson(1983)＆Mckinnon(1984)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是优先追求的目标。Currie，Levine＆vidalis(1987)认为虽然各国为了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但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的福利增进。KennethRogoff(1985)认为市场主体的理性预期会使政府制订的国际货币合作政策趋于无效，或使政策效果与政府预期偏离。Henning Randall(1987)认为货币合作由发达国家主导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Ghosh Atish，Paul Masson(1988)认为宏观经济是一个“噪音系统”，存在很多干扰因素和外生变量。因此，政府经济政策的制订是相当主观的，人为判断起到了很大作用，因而国际货币合作的效力令人怀疑。Martin Feldstein(1988)、Guido Tabellini(1990)认为党派竞争和选举等非经济因素将导致全球财政政策合作趋于无效。

Charles P.Kindleberger(1973)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还应发挥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职能。Robert 0.Keohane(1984)认为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因为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Copper Richard(1968)、Barry Eichen-green(1989)进一步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将国家分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和大国经济两类，小型开放经济体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是或者保持浮动汇率制度，或者钉住单一货币或固定汇率，大国经济由于在货币体系中没有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

基于上述理论，各国经常不得不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完全独立、分散决策。在考虑政策溢出效应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选择使本国收益最大的政策，如根据Mundell的三元悖论(Impossilbe Trinity)，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既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它们就不得不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这就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给其他国家货币政策造成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或者外部性(Externalify)。美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必明显地考虑汇率的波动性，而其他国家必须给汇率一个较高权重。在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货币政策博弈的纳什均衡中。美国的偏好是占优策略，最终均衡等于美国独立制定全球货币政策(张明，2010)。第二，对各国政策进行某种程度的国际协调。它既包括规则性协调(Rule-basedCoordination)，又包括相机性协调(Discretion-basedcoordination)。然而，在对现行牙买加体系改革呼声日益强烈(主要是美元“一股独大”的问题)，规则性协调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必须辅之以相机性协调，如金砖四国(BRICs)、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各国央行行长联席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就全球经济政策达成某种协议等，但这种协调的缺点在于可行性与可信性较差。2010年11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G20峰会并没有就全球货币冲突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各国在极端条件下仍有可能会设置贸易壁垒来保护自身利益。

三、全球货币冲突的实践

由于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实质是各国政府间的讨价还价行为，这就决定了它面临着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1)从协调行为本身看，各国利益的差异导致了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必然是相互之间缺乏完全的信任，都尽可能地少付出、多得利；(2)各国政府对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同看法、对货币政策目标的不同偏好(Preferences)，各国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条件的差异，也都带来了协调中的困难；(3)经济政策国际协调还面临政治上的障碍。国内不同政党之间观点的差异、政府与民众观点的差异都会使其难以进行(杨长江、姜波克，2008)，因此，全球货币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大。

(一)　全球货币冲突：波及的国家不断增加

面对美元不断走软，其他国家货币为求自保而竞相贬值的严峻现实，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GuidoMantega)在2010年9月宣称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正要打响，子弹是各国货币，因此，巴西政府将采取措施应对其它国家发动的汇率战。截至2010年10月份，欧元兑美元创出2月份以来新高1.4022，英镑兑美元也创下了2月份以来新高1.6017，澳元兑美元则创出了28年来的新高1.002。美元兑日元刷新15年低点81.74，美元兑瑞士法郎创纪录低位0.9554，美元兑加元创4月份以来新低1.0061。马来西亚林吉特则是仅次于日元的亚洲国家升幅最大的货币，升值累计达9.4％。日本央行在外汇市场连续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希望借此压低日元汇率。韩国也大量买人美元……货币冲突波及国的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

(二)　人民币汇率：全球货币冲突的焦点

在全球货币冲突日益升级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再次遭遇压力并成为全球外汇市场关注的焦点。2010年9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48比79的压倒性投票结果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美国一方面试图在国际多边框架内驯服中国，另一方面搅动全球外汇市场，逼中国就范。WTO已经拒绝为国际汇率做裁判，美国就将2010年IMF华盛顿年会作为新战场，抛出胡萝卜加大棒，建议将中国在IMF的权力和角色与汇率改革的意愿挂钩，但被拒绝。另一个一厢情愿的计划是达成某种区域性协定，让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允许本币升值，中国无法排斥让人民币升值。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甚至提出了由G20达成“广场协议Ⅱ”的设想，即G20成员共同接受一个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那样的政策框架来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2010年10月5日，欧元集团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eker)、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和欧盟委员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雷

恩(01i Rehn)联合向访问欧洲的总理表达了对人民币升值的希望，宣称如果欧元继续不成比例地承担全球汇率调整负担，欧元区的复苏可能会被弱化。虽然中欧双方一致同意必须避免货币战争，但认为6月份的人民币汇率改革“潜力未充分发掘”。巴西雷亚尔在2008至2010年对美元升值超过30％的同时，中国2010年对巴出口额激增到256亿美元，远高于2009年的160亿美元和2005年的53亿美元。对巴西而言，中国现在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供货商，其80％的对巴出口来自制造业，而这被视为正在破坏巴西工业，因此，巴西有可能与美国靠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正在努力抛售日元，购入美元的日本政府同样把批评火力集中到了中国身上，认为中国购买日元国债的行动正在推高日元汇率(见图2)。西方国家众口一词地宣称拥有经常账户盈余的中国在向内需增长转变道路上进展缓慢，而其抑制人民币升值而采取的外汇干预程度可能正在破坏全球经济复苏的初步成果。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生产要素价格抑制处于扭曲状态，劳动者工资、环保成本等生产要素长期被严重低估，中国仍未摆脱“微笑曲线”的增长陷阱。因此，要改变中国贸易格局，关键还是要加快生产要素价格正常化的步伐，这样中国制造的价格就会自然上涨。换言之，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的份额日益增大与货币低估毫无关系。相反，如果主要储备货币发行方继续实行极低利率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将对新兴市场国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造成严峻挑战。

(三)　货币冲突升级：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矛盾交织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国际协调面临很大的困难，各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偏离，一方面表现在美、日、欧等一些发达经济体复苏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采取了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也基本接近零；另一方面，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复苏态势基本确立，但面临更多的通胀压力，采取了一些偏紧的政策。于是，发达国家批评新兴市场化国家进行汇率干预并煽动货币贬值，而新兴国家则驳斥发达国家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使得热钱大量流入本国，造成了货币升值、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由于双方货币冲突升级，矛盾似乎难以协调。

泰国和印度央行高级官员表现最为激进，宣称由于寻求更高回报的西方资本大量流入，正在推动本国货币升值。泰铢自2010年初以来已升值11.3％，10月6日对美元汇率更是创下13年来新高。印度卢比也对美元汇率创下两年来新高。基于此，泰国央行正在考虑限制资金流入，试图控制泰铢。印度储备银行也正在想办法解决资本流人的“潜在威胁”。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央行也都宣称可能采取干预措施减少本币波动或避免突然起伏。巴西政府10月份批准国库从市场上购买用于偿还1500日(约4年)内到期的外债所需的美元，希望遏制雷亚尔对美元的强劲升值势头，而此前国库只能购买用于偿还750日内到期外债的外汇。此外，为遏制短期投资并阻止美元下跌，还将外国人在巴西投资固定收益所得税从2％提高到4％。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放弃了在世界货币冲突中的中立地位。从2010年10月13日起，宣布对一篮子货币(美元占55％，欧元占45％)汇率浮动区间扩大l卢布。同时，取消2009年为稳定卢布规定的汇率浮动极限区间(26-41卢布)。11月23日，俄罗斯和中国达成协议，决定在双边贸易中放弃美元，改用人民币和卢布进行结算。面对全球货币冲突日益升级，日本在2010年9月结束了为期6年的不干预市场政策，抛售了价值200亿美元的日元。此外，由于韩元受到韩国政府的高度干预，对日本工业竞争力产生了影响，日本财务大臣野田佳彦也批评了韩国过于频繁干预本国汇率。

在后危机时代，各国都希望本国货币保持低币值，但在外汇交易中，一国货币贬值会引起对象国货币相对升值。如果一个国家让本国货币贬值，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结果会加剧不信任情绪，导致各方受伤。当各国都为保持竞争力试图促使本国货币贬值，就有可能爆发一场“货币战”。虽然目前行动比言辞要更为谨慎，但如果货币战最终爆发，它多半会发生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之年――2011年。

四、全球货币冲突的影响

当前，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世界经济正逐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阴影，走向复苏，但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进程也不平衡，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更要同舟共济。但是，随着美元这趟高速列车迎着人民币升值的汽笛声，沿着“战略性贬值”的方向，轰隆隆地冲向“战略性违约”的终点，其结果就是剥夺出口对象国和出口竞争国的就业。

(一)　全球爆发货币战将没有赢家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大背景下，各国都不太承认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因为全球化的好处不言自明。然而，各国虽然不能再明目张胆地用关税来保护自己，但其仍可以把货币作为挡箭牌。首先，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想到让本国货币贬值。美国的做法是印制美元，通过降低美元利率来强行拉低美元，但它的如意算盘很难实现，其可能后果有二种(见表1)。其他尝试公开干预的国家，如日本则效果不太显著。一些国家特别是巴西将不得不自食苦果，守着估值过高的货币，因为其正尝试限制货币流入。这正是货币战的表现，如果汇率居高不下的输家拿起关税这一传统的贸易武器，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其次，全球外汇市场投资者仍试图让货币偏离其根本价值。于是，存在着双重风险。一方面，货币战争的“输家”会突然行动，发动贸易战；另一方面，若各国都想削弱本国货币，那么结果就是对法定货币的信心降低，而其损失将会波及金融体系的其他领域，导致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在这场潜在的货币战争中全世界将没有赢家。

(二)　汇率并非世界经济再平衡关键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之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形势非常严峻。首先，因为担心政府负债增加、资产价格通胀和过度放贷，一些贸易顺差国正在减小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力度；其次，经济危机使得新兴市场更加倾向于维持巨额储备，而美国、西班牙等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很可能继续存在。全球贸易不平衡虽然很自然地使人把注意力放在汇率问题上，因为汇率是政府可直接用来影响国际收支的唯一工具，但逻辑和经验都表明，名义上的汇率调整无法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除非国内储蓄和投资模式发生改变。因此，各国内部与全球性的结构调整问题不能被货币争论掩盖并由货币重估所能解决，在多边框架内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途径显然比“以邻为壑”的货币竞相贬值更有效。事实上，全球货币冲突的本质还是美国利用其超级大国的余威让各国屈服，而各国又不愿意像在美国如日中天时那样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于是，才出现了美国和世界其它货币关系紧张。金融泡沫崩溃后，陷入长期经济衰退的美国，想通过美元霸权来调整美国和世界的关系，刺激美国走出衰退。但这样的伎俩算不上

高明，已被大多数国家所识破(庞中英，2010)。因此，当下最重要的是美国承担起全球储备货币的责任，否则任凭各国打汇率战，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家间的不信任继续加剧，最终可能演化为“逆全球化”，进而引发更大的冲突。

五、中国的应对之策

撇开“世界汇率战”、“世界货币战”的各种舆论杂音，美元“战略性贬值”的方向和结果都是“战略性违约”，因为美国确信自己掌握着制胜的武器，如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让美元贬值(潘成夫，2009)，或者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可以预计，在未来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的重压下，美国有可能根据《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对中国施压，贸易战虽然将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但陷入泥潭的美国有可能孤注一掷，因此，中国必须未雨绸缪。相机以对。

事实上，真正对中国构成现实威胁的是美联储决定启动美元贬值的进程。如果钉住美元的人民币也随之贬值，则会引起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指责。令人民币承受国际压力。不过，威胁仍主要来自于市场，由于美联储再次启动宽松政策，美欧游资扑向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国家资产以规避贬值。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价格膨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会向中国输入通胀、资产泡沫与炒作气氛。如果美元贬值引起国际商品、能源与农产品价格上涨，将会强化我国目前的通胀压力。因此，中国必须及时发出严格抑制通胀的明确信号来降低市场炒作。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但也有因投资于大型基础项目而出现的一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房地产泡沫风险，如果因美元贬值向中国输入炒作风潮，会将更多的资金卷入这场资本游戏，非理性的投资者会增加中国金融业风险。因此，理性地看，人民币汇率虽然面临国际压力，但主战场是在国内而非国外，因此，只有及时地控制炒作与通胀，发出货币紧缩的信号，稳定经济运行，才能争取更多的国际博弈时间和空间。

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 效应 分析

开放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国际资本在国际间流动，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制约。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外部因素，持续多年的国际收支顺差，使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张而逐渐成为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并逐步形成“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压力并存状况。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利用IS-LM-BP曲线全面阐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在经济内外均衡调控中的运用，已逐渐成为分析经济政策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其重要结论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高度流动时，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则货币政策无效；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安排，则货币有效。我国长期实行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对国际资本流动实行较为严格控制和管理，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弱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上运营成本和金融风险递增的约束，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本文拟从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效应分析出发，探讨货币政策实施效应弱化的原因，并提出优化货币政策的建议。

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一）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近期使用较多和频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从2011年10月份首次加息以来，目前已经连续5次加息、8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再创新高。通常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上缴的准备金增多，减少可用于放贷的资金，达到抑制过度放贷和控制过剩流动性的目的。另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还可以缩小货币乘数，调控货币供应量。从实际运作效果看，2011年前三季度M2增速为13%，余额78.74万亿元，同比增长13.0%，创下近7年来的新低，调控效果有所显现，但通胀膨胀率短期仍处在高位。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缩减由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直接作用弱化，而主要是通过对货币乘数产生的影响来控制货币流动性，但央行完全控制货币乘数还受到其他一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我国外汇储备近年来大幅增长（见表1），截止2011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1974.91亿美元，同比增长30%。相应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也同步增长扩大，截至2011年8月末，我国外汇占款总额达252645.6亿元（见表2）。依据货币供应量公式MS=Mb+m，货币供应量同时取决于基础货币Mb和货币乘数m，理论上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降低货币乘数，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但实际上我国货币乘数几年一直处于较高位置（见表3）。

货币乘数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中央银行存款率都是负相关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会引起货币乘数的变动，对狭义货币乘数的效应大，但对广义货币乘数的效应较小；短期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调整并没有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货币乘数的计算公式是：k=（Rc+1）/（Rd+Re+Rc）。其中Rd、Re、Rc分别代表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率和现金在存款中的比率。由此可见，货币乘数不仅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还受超额准备率和现金漏损率等非央行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

实际上我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普遍偏高，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需要支付利息，增加央行调控的财务成本，扭曲对商业银行的调控功能，每次提高0.5个百分点对总的存款准备金率影响不大，只有连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至紧缩银行超额准备金中的大部分闲置资金，存款准备金率才能对货币乘数产生明显影响。

（二）利率调整

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是我国“顺经济周期”所频繁采用的一种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存贷款基准利率对货币市场的传导效应是利率传导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理论上分析加息可以抑制通货膨胀，调控货币供应量变化，然而在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放开的状况下，加息幅度偏小产生的实际效应并不大。由于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效应缺失，通过金融市场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难以有效引导存贷款利率。另外银行放贷、企业投资行为的调整受到加息影响而存在时滞效应，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加息也更易吸引国际游资流入国内资本市场，加剧国内流动性的波动，汇率调控越加趋于困难。

此外，目前居民存在着较强的储蓄偏好和银行存贷差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但不断加息必然会增加商业银行的运营成本。同时中央银行已经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持续从紧货币供给量，资金融通紧张的情况已经凸显，如果中央银行再提高基准利率，将进一步提高资金融通的成本，使企业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三）发行央行票据

2011年1-10月已累计发行央行票据1.173万亿元。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央行票据，在面对基础货币持续刚性增长，其对冲功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央行票据发行短期会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但到期兑付却会使货币供应量短期反弹，而且央行对央行票据支付一定的利息其实也是一种基础货币的发行过程，在规模很小的情形下，发行央行票据回笼的货币量多于到期兑付的货币量时，才会显现一定效应，如央行发行票据累计至一定规模，出现到期兑付央行票据利息的货币量多于发行回笼的货币量，发行央行票据短期调控失效。

目前央行发行票据的时间周期多为3个月、1年，具有短期回转、灵活性强的特点，政策效应持久性较弱。另外当商业银行资金短缺，可以在债券市场上出售央行票据以增加流动性，以及央行要吸引商业银行购买必须提高央行票据收益率，将加大央行回笼货币的成本，同时利率的上升会使央行票据市场价格趋于下降，增加发行困难，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央行票据的调控效应。

货币政策实施效应弱化的原因

（一）货币政策目标多样化难以兼顾内外均衡

通常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根据政策配合的“丁伯根”原则与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等理论，不同的政策目标应由不同的政策调控手段来实现。另外货币量增加是由经济社会内部因生产和流通的需要而产生对货币的需求所决定，本身就具有内生性，货币政策的目标也就难以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充分就业。在克鲁格曼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资金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的“三元悖论”中，优化选择目标，重点看中央银行政策取向。我国货币政策实际运行过程中，注重经济增长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在兼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同时，更偏重于经济增长，而外汇储备增幅较快时，无论偏重于经济增长，还是稳定国内物价和汇率，都会削弱货币政策效应。

（二）货币传导机制的运行障碍

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需要通过一定中介来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凯恩斯主义认为，利率是整个传导机制的核心。但实际上我国现阶段利率市场化程度很低，同时利率与投资、物价之间的相关性显著，与消费相关性微弱，货币需求和投资对利率的变动并不敏感。虽然利率对投资和货币需求的诱导作用始终客观存在，但现存利率机制下用凯恩斯学派观点来发挥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当货币供应量供过于求时，可通过公众的多余现金余额支出变动来影响支出和收入，但货币供应量难测难控，若社会居民新增货币只增加居民储蓄，就不可能增加需求，自然短期也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用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三）国际货币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协调失衡

现行国际货币结构格局下的美国、日本及欧盟等为应对债务危机，刺激经济发展，实施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其货币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呈现轴心国利益趋向，结果使国际货币流动性伴随主要储备货币供应国家的货币供应量松紧周期而波动。人民币汇率虽然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具有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特性，自然形成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周期性影响货币流动性的虹吸机制，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基础货币供给量扩大而带来的通胀压力，中央银行必须加大力度进行冲销操作以阻止货币供给量扩大，但同时会形成信贷收缩，增加利率上调的压力，迫使中央银行买入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影响央行货币调控政策的效应。

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策略

（一）实施汇率浮动制和推进利率市场化

采取渐进式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实施人民币适度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人民币升值可实现货币政策的紧缩，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减轻固定汇率目标下外汇储备规模扩张的压力，降低外汇占款的比率和外汇储备风险，缓解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在外汇管理制度上实行严进宽出，抑制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同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传导效应，央行适时将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推出利率衍生产品以及长期大额存款利率市场化，提高货币政策市场化的调控能力。

（二）加快推动金融市场的建设

建立面向所有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和个人开放的全国统一债券市场, 加快推动金融市场的建设。规范化促进证券市场的现代化发展，推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基金市场同步均衡跨越式发展，形成以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市场投资主体，推进利率互换，加快建立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鼓励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大力发展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允许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打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通道，为利率风险的转化与分解提供操作手段和技术支持，全面发挥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调控功能。

（三）建立财政政策为主导与货币政策相配合的调控机制

基于中国偏固定的汇率制度导致财政政策更为有效，财政政策应成为主导政策,主要采取加大政府在各领域投资的直接干预手段,不仅政策乘数大，生效周期也更短，而货币政策改变投资的效果小，它只能在刺激经济过程中发挥稳定物价、防止物价大幅上涨的作用。我国货币供给量变化很大程度受土地等要素资源的引导，而政府是唯一的土地供给者和调控者，政府的投资扩张活动实际上成为货币派生的主体。基础货币增加也许并不是我国货币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以房地产繁荣为支柱产业推动经济增长，根本的动因还是财政问题，它实际上构成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因此，建立财政政策为主导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宏观调控机制是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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