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动态不一致性 零通货膨胀 政策制定者

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但是由于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很难达到理想中的效果，政策制定者对最佳经济目标的认识直接决定了政策目标的选择，宏观经济的长期目标是达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即零通货膨胀（至少是低通货膨胀），在实施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时可能会遇到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一、动态不一致性的基本思想

所谓动态不一致性是指政策当局在t期宣布t+n期将实行的最优政策，而当t+n期到来时，实行该政策不再是最优的，导致政策当局食言，初始的政策承诺不可信。也就是说，动态不一致性是指事前的最优政策和事后的最优政策的不相同。从对动态不一致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所面对的不再是和现实经济状况的简单博弈，而是和公众的动态博弈。作为理性个体，公众预期到政策制定者总想采取短期行动，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采取相机决策政策时，虽然这是理性的政策制定者出于良好动机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但是仍然使政策的可信度降低。

二、动态不一致性分析

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关系是由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决定的，但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整，在长期内二者不存在替代关系。在当期对政策制定者来说，零通货膨胀可能是目前最好的政策；但在未来期，由于作为理性个体的公众的预期，零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最好的选择了。在充分就业和零通货膨胀的政策下，政策制定者有可能追求较低的失业和稍高的通货膨胀，而使政策成为一种骗局。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公众知道政策制定者会采取短期行为，因而使政策成为不可信。向公众宣布的政策与具体执行的政策之间的分离，产生了动态不一致性的问题。图1表明了菲利普斯曲线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二者之间的替代关系，结合图1将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化，具体分析零通货膨胀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的成因。

政策制定者宣布执行零通货膨胀政策，经济决策者根据预期，必然选择与执行的政策相符的通货膨胀水平。图中A点是政策制定者许诺的零通货膨胀，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作为理性个体的公众，第一选择肯定是处于零通货膨胀的A点，此时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水平，也就是充分就业，所以经济运行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假设经济达到A点，在零通货膨胀水平之下，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会做出理性的选择，也就是以通货膨胀的小幅度增加来减少失业，于是经济将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PC1向左上方移动到B点。

在B点，通货膨胀率高于政策制定者一开始许诺的零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公众要求提高货币工资等，并相应的提高其预期，这一调整会使PC1将向上移动到PC2位置，经济最终恢复到充分就业，但是有正的通货膨胀率的C点。每一个人都渴望零通货膨胀，政策制定者一开始可能是最佳的决策，但是政策执行的最终结果，总是维持在一个正的通货膨胀率，政策制定者无法保证达到零通货膨胀，这种反常结果的出现使零通货膨胀的诺言成为一场骗局，也在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信誉。

三、避免动态不一致性的措施

1.政策制定者保持言行一致

政策当局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为企业制定经济运行制度、方针和发展方向，政策当局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它必须身体力行，明确信誉道德的约束力。言必行，行必果，是做人的准则，也是政策当局的准则。如果政策形同空文，会导致公众对政策当局的“信任怀疑”，以后出台的政策会更难执行。一个明智的政策制定者必须知道保持言行一致信誉的重要性，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如果常常因为时期和执行人等因素被随意改变，不顾信誉的追求短期利益，这就很容易导致公众对政策当局的信任度减弱。作为理性个体的公众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政策当局的言行直接关系到公众的满意程度，只有做到“言”与“行”的有机统一，才能维护政策当局的公信力，提高公众对政策的可信度。

2.政策制定者的选择要适当

降低动态不一致性的诱惑，政策当局选择一个合适的政策制定者至关重要，即要选择一个比其他公众更具有反通货膨胀倾向的政策制定者，从而这个政策制定者会自觉抵制通货膨胀的压力，避免以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来换取短期内失业的减少。如果该政策制定者相对于失业率来说更偏好物价的稳定性，从而更加重视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必然执行“保守”的货币政策。当货币政策由一个众所周知极其厌恶通货膨胀的政策制定者控制时，那么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将降低，从而使实际的通货膨胀与最优通货膨胀更加接近。

3.采取低通货膨胀政策

政策当局可以与政策制定者签订一份奖励低通货膨胀的合同，采取低通货膨胀政策，防止政策制定者运用“相机抉择”导致动态不一致性。低通货膨胀可以给经济带来很多好处，比如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提高，经济不确定性的减少，价格体系更趋于透明化，经济产出的波动很小，生产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提高等等。经济政策制定者不是冰冷的机械装置，而是理性的经济人，这决定了政策制定者随时都存在以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换取经济扩张的动机。“相机抉择”规则往往具有较高的通货膨胀倾向，因此强化自动财政政策，弱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是保持稳定的低通胀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彭玉镏.政策信誉与人民币汇率政策信誉分析[J].财经研究，2004.10

篇2

最近，有“央行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年度报告指出，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面临三大风险：过低的生产率增速、处于历史高位的全球债务水平、政策回旋空间显著收窄。

当前，美国仍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日本“安倍经济学”走到了尽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人意料，新兴市场遭受冲击，地缘政治动荡，全球债务占GDP的比例节节攀升，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等因素，令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对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周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研究等方面都有所建树。日前，基德兰德就全球经济形势、政策不确定性的挑战、最优经济政策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与政策等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的采访。

基德兰德解释称，他的理论展示了如何在经济模型和政策框架中引入人的因素。“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了相关研究，当时的宏观模型中主要考虑的变量是消费和投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等等。现在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理性人的前瞻性决策。”

经济周期是基德兰德分析的基点。他认为，市场无法预测外部冲击的变动与出现，也无法自发地迅速做出反应，导致经济运行会出现周期性波动。因此，长期政策的设计比短期政策更重要，但是，政府要通过一定方法避免“时间不一致性”。他表示，“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已经足够多了，额外的政策不确定性会雪上加霜。”

所谓“时间不一致性”，即私人部门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政府当期决策。基德兰德表示，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诸多要素的冲击以及各种市场主体的偏好，只有个体预期政府未来的政策正好是政府当期的最优政策时，经济政策才是时间一致的。因此，政策要具有前瞻性。

基德兰德还强调，经济周期的本质是经济基本趋势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着基本趋势波动。在他看来，人们对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已经有了广泛认识，但对经济周期的理解还不够。

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凸显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停滞，美国仍无法摆脱经济衰退的泥潭，欧洲和日本处于负利率时代。这些经济体为什么至今仍未走出危机？

芬恩・基德兰德：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到处都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政府能做什么，都还不清楚，因而产生了大量风险。这种风险可能造成很多重要大国出现经济持续低增长的情况。比如即便美国现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但由于看不到任何经济发展的确定性，所以整个经济依然停滞不前。我想说的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可能就会面对这样一种风险――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期。

中国经济报告：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你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紧迫性的问题是什么？

芬恩・基德兰德：世界上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困难，有些人认为，这些困难主要是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我的观点可能有所不同。最紧迫的问题是政府经济政策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由政府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大家都知道总生产函数，这是宏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理念。在总生产函数中，实际产出是资本、劳动和技术的函数。但一国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是有限的，因此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和技术。政府政策对于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这两个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在做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决策时，通常都是具有前瞻性的，面临非常高的成本和风险。政府出台的税收、监管等政策将会对企业决策产生长期影响，这可能是积极影响，也可能是消极影响。

政府决策者为了实现目标函数而选择不同政策，但很多政策计划不是今年或明年要执行，而是将来要执行的。这里存在一个难点：假设政府现在出台了一项政策，一切按照政策计划展开实施，但到2020年政府重新计算目标函数，又会出全不一样的政策。现在的政策可能是不错的，但由于这些政策很难考虑到将来的状况，最终的政策效应会有所改变。

政策的不确定性会给经济社会带来非常糟糕的影响。比如，突然增加资本税收会导致一些工厂因负担加重而关掉，或者一些刚性兑付的政府负债出现违约可能会造成非预期的通货膨胀。在实践中，一些政策往往忽视了未来，不具有前瞻性，但我们必须要有约束机制，迫使政府能够制定出一致的、持续的、着眼于未来的、具有前瞻性的政策。

宏观政策应避免“时间不一致”

中国经济报告：能否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时间不一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芬恩・基德兰德：爱尔兰和阿根廷是我研究一致性政策的两个案例。

阿根廷是反面案例。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经济面临很多问题，人均GDP下降了20%，被称为“迷失的一代”。直到9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才恢复了增长，但后来又出现了严重下滑。我认为阿根廷的政策在一致性上出了问题。之前阿根廷面临恶性通货膨胀、汇率贬值、存款冻结等问题，政府的承诺无法兑现，投资者对政府失去信任，资本持续流出，技术进步停滞不前，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爱尔兰则是相对比较好的正面案例。它当初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90年时爱尔兰的人均GDP排在欧洲的末位。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尔兰实现了经济腾飞，现在被誉为“欧洲的硅谷”。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爱尔兰政府实施的确定性税率政策。不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爱尔兰投资，都可以明确知道未来几年的税率，税率保持不变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企业寿命。这项政策的长期一致性与确定性使得爱尔兰的政策环境可预测，令海内外投资者信心稳定，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让人惊叹的影响。可见投资者对政府的信心十分重要。一旦政府政策具有前瞻性，并保持长期一致性，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会潜力巨大。

但不幸的是，这种靠外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后来爱尔兰在银行业监管方面的政策不是很明智。2000年以来爱尔兰的银行借出了大量抵押贷款，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银行面临破产风险。于是政府决定花纳税人的钱为银行提供财政救助，但这对纳税人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从政策一致性角度来看，如果你要给某个行业提供救助，最好要对这个行业进行监管，以防止政府救助不会被滥用，显然爱尔兰政府给银行部门提供了不良的激励机制。

约束机制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建立对政府的约束机制，来解决政策不确定性的问题？

芬恩・基德兰德：关于政府自我约束机制，过去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金本位制度，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就不再使用了，但在此之前都是非常有效的政府自我约束机制。

独立中央银行是最成功的机制。德国央行、美联储、英格兰银行都是长期一致的典范，展示出政府良好的自我约束机制。一般来讲，央行负责人的任期长于央行选举期限，比国会议员的任期更长，这也是独立央行的好处。

我经常用阿根廷的案例解释短视的政策，不一致的政策通常是短视的。阿根廷央行是典型的受中央政府控制的非独立性银行。在过去60年，阿根廷央行共有50多任负责人。之前阿根廷政府对央行储备金进行干预，央行行长拒绝了这一政策，但结果就是行长被换掉。

中国经济报告：在财政政策方面如何降低不确定性？

芬恩・基德兰德：相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从长期增长角度而言，财政政策更加重要。同时财政政策更难处理，尤其是怎样对政府进行约束，以确保政府制定长期一致性的财政政策，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在经济理论中得到答案。

中国经济报告：有没有好的机制可以解决跨期或跨政府任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芬恩・基德兰德：我可以介绍一个挪威石油基金的例子。挪威的石油储备巨大，而1998年设立的石油基金是为了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些石油基金不会被动用为现在的人提供安全保障。基于这个原则，石油基金每年会制定预算，确定能花多少比例的基金来满足未来的需求。当然，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压力，希望石油基金增加每年的支出，比如建幼儿园和医院。但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没有染指石油基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策是有一致性的。

类似的经验还有智利的铜稳定基金。智利的政府也没有动用铜稳定基金，如果这个基金放在阿根廷，可能过两年就没有了。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机制可以保持稳健的政策，而其他国家不行，我想也许是宪法因素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经济政策与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新常态，从过去10%以上的增速下降到7%左右。你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会呈现什么走势？

芬恩・基德兰德：明智的经济学家通常不会做这样的预测。如果你看机构的预测，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是比较悲观的，除非一些改革措施得以推进，否则经济下行趋势难以改变。

作为经济学家，我所能做的预测是，中国要确保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做出一定调整，如果不做出调整，可能会导致增长不会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从长期来看，虽然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一些国家，但人均收入相对较低，所以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利用了相当多的资源，实现了高速增长，如果进一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将有利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有可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

芬恩・基德兰德：在我研究的理论模型中，技术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与投资，总供给曲线会随之上移，而宏观经济波动取决于供给方面，经济周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的波动。因此，在我看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创新与技术变革。而创新创业的真正主体是中小民营企业，是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企业驱动着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政府和企业而言，应该把政策、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资源投入到那些代表了未来方向、具有必然需求的领域中去。

中国经济报告：你提到中小企业驱动经济增长，那么你如何看待中国国有企业所扮演的角色？

芬恩・基德兰德：我对于国有企业并没有太多的信任，我并不觉得这些国有企业知道怎样最好地利用资源。无论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只要它们还在整个经济体中占有较大比重，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不可能依赖国有企业采取行动，使资源配置到中小企业当中。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采取另外的更加灵活的政策，促进充分竞争，从而为中小企业带来更大的活力和便利。

中国经济报告：你觉得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时间一致性方面是否存在问题？

芬恩・基德兰德：中国在政策方面的一致性看起来比较高，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我们看到，中国大部分银行都是政府所有，银行偏向大国企，导致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信贷。这些问题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政府应该解决监管方面的约束或者不足。有学者认为，除非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行业，引入更多竞争，否则中国可能长期陷入困境。但是这有可能影响银行业的稳健发展，甚至影响短期经济增长。

过去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20世纪80年代，智利和墨西哥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两个国家对银行业采取了不同行动，带来了不同后果。在智利，政府接管了一部分有长期前景的银行，并在两三年后进行再私有化，同时推进利率自由化。当然最初的成本比较高，在最初的两年里智利实际GDP下降了20%，但由于银行资源能够更好地进行分配，很快智利经济就起飞了。而在墨西哥，政府对于银行私有化非常谨慎，政府控制着银行并决定贷款的分配。但问题是政府官员并不一定擅长资源分配，大部分贷款投向了大国企，墨西哥实际GDP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是停滞不前的。

从墨西哥和智利的例子可以看出，长期要比短期更重要，好的政策着眼于长久。只要基本面还是稳健的，即便短期会有放缓和不足，但从长久的绩效来讲表现还是良好的。在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政策的制定更应注重前瞻性，需从更长周期的角度来把握。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评论中国央行的前瞻性指引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等央行，通过未来货币政策信息，可以引导市场预期。但在中国，我们看到前瞻性指引反而加剧了市场震荡。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芬恩・基德兰德：在美国，过去有一种看法是，你不应该去预测央行将要做什么，因为央行希望对接下来的决策加以保密。一些聪明的经济学家说，这种做法十分荒谬，因此应该对央行决策进行预测。正是因为如此，你们可以看到，美联储现在会在议息会议结束后的几分钟内就讨论结果。我觉得美联储的政策制定有越来越透明的趋势。我想来自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学家应该会推荐这种做法。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宏观调控中，相机抉择政策的自由度加大。考虑到时间一致性，你认为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是好的政策吗？

芬恩・基德兰德：宏观政策应拒绝相机抉择。当个人预期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时，以往动态决策的分析思路是有问题的。如果政府实施的政策与最初公布的政策不一致，政府再做出类似的约束性承诺时就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导致政策失效。因此，政策制定应该基于规则而不是基于凯恩斯式的相机抉择。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政策一直试图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你如何看中国的稳增长措施？一些刺激政策，比如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对经济造成了诸多结构性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芬恩・基德兰德：我并不相信刺激政策。美国在2008年也出台了刺激政策，这类政策没有提前缜密构思，对提高生产率无益，产生了不必要的成本和税收负担。可以看到，临时的政策措施并没有带来生产潜力的提高。刺激政策可能会让房地产这类企业受益，但这是短期的，不可能令经济长期平稳增长。我听说中国地方政府被鼓励多做一些事情来稳定经济，我不认为地方政府会出台促进整个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

关于结构改革，肯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成本，我希望政策制定者愿意接受某些短期的下滑，情况会在中长期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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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前瞻性；国内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015-02

近期，为应对国内经济快速下滑，宏观调控急速转向，不仅紧急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经济计划，而且财政政策也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成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基调。与此同时，国务院要求中央部委、地方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以期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过快下滑的趋势，实现2009年经济“保八”的艰难目标。这一系列措施与一年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的“两防”方针如有天壤之别。

面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急剧恶化，为应对国内经济超乎预期的衰退趋势，迅速出台这些政策无疑是十分正确与必要的。但是，将目前经济失速完全归因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美国也是从2008年10月份开始的，而我国实体经济中企业出现困难早于2008年5月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使经济能够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但经济运行的现实证明了过去一年来，我们的宏观调控不仅没有起到烫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反而强化了经济周期，加大了经济波动。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过山车：股市过山车、宏观调控政策过山车，深刻折射出了我们宏观调控的失误，因此，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研究非常必要。

一、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是指宏观调控要与控制物价或经济增长等中长期目标相结合，它包含着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央政府要根据宏观调控的远期目标，在不同的时点及时采用合适的政策，以实现预定的宏观调控目标。也就是说，传统的宏观调控是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将稳定物价或经济增长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前瞻性的宏观调控则是通过现时的调控政策操作来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

二、实施前瞻性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实施前瞻性宏观调控的原因在于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时滞效应和其他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因素的存在。宏观经济的运行结果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如果其中某一特定的经济变量及作用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原来的经济运行轨迹发生变化，从而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效应发生相应变化，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产生偏差，有时偏差过大，还会引起相反的政策效应。所以，要缩小这一偏差，减少有关变量对宏观经济政策预期效果的不利影响，政府必须实行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绝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三、制约我国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因素

1　时滞的存在是制约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客观因素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作用不是即时的，而是存在着时滞效应。时滞效应包括两种：内部时滞，即政府着手制定调控政策所花费的时间；另一种是外部时滞，即宏观经济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1)认识时滞，是指经济波动出现的时点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必须采取行动的时点之间的那段时间；(2)决策时滞，是指认识到要采取行动与政策决定之间的间隔；(3)行动时滞，是政策制定和实施之间的间隔。外部时滞是指政策行为被采取到对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所经过的时间。其中，内部时滞对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具有重要影响。时滞的长短，决定了宏观调控是否及时。时滞的存在，决定了必须实施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2　宏观管理部门分散，对经济形势的认识缺乏一致性

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认识的不尽一致，影响了政策的时效性。增加了政策协调成本。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机构除了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外，还有国土资源部、证监会、银监会等机构。由于政出多门，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认识不尽一致，往往影响了政策出台的时效性，增加了政策协调成本。同时，确实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存在着利益保护的冲动，对符合自身利益的统计资料或数据上报的积极性就高一些，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统计数据或资料的上报就采取消极或者抵制的态度，从而造成预测宏观经济的数据上报不及时或不准确，从而最终影响到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3　相机抉择理论运用的惯性也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走上了对外开放的快车道，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经济理论。在我国宏观经济理论上，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理论，亦即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熨平经济波动。30年来改革的历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初步印证了相机抉择理论的有效性，同时也增强了政府在经济波动时采取相机抉择政策的冲动和惯性。但是，相机抉择理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在本次经济波动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本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才充分表现出来的，但经济放缓的迹象在年初就已经隐现，不过出于“相机抉择”理论的惯性，宏观调控部门仍在执行2007年末制定的“两防”调控政策，结果调控政策效果却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下滑的趋势。

4　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增加了宏观调控部门对经济形势预测的难度

改革开放30年，以及全球化时代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高度流动。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倾向于过度外向型，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惊人的程度。近年来中国的外贸总额／CDP的比例高达0.7，虽然日美两国都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但对外贸易依存度都远远小于中国。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这一比例为0.2，日本为0.25。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形成了联动效应，如果世界经济出现波动，我国经济也不会成为经济波动冲击的“孤岛”，所以，要预测我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就不能不考虑世界经济这一因素。但由于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就增加了我国宏观调控部门对经济形势预测的难度，降低了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四、提高我国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建议

1　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调控时机选择上要把握提前量，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预测，及早动手，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正确处理好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

2　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和处理系统

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的采集、加工、处理体系，准确把握和判断时滞变动；理顺中央――地方的信息采集关系，层次清晰，权责明确；构建宏观经济预警体系，提高宏观调控部门人员的认识水平和决策能力，缩短时滞时间；

此外，把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机的结合起来，加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和预测，建立全球经济的预警机制，一叶知秋，防患于未然，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和准确性。

3　结合我国经济实际，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经济人才

在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前瞻性问题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经济人才。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但不能照搬国外现成的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理论。

4　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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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论；新凯恩斯主义；体制转换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2；F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5-0005-10

作为凯恩斯主义总量调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备选工具，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研究长期假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当局控制，用以实现彼此矛盾的增长、就业和物价等宏观经济目标。实践中，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则：出现以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衰退时，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现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特征的通货膨胀时，政府应减少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数量，减少有效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越来越高，财政与货币当局权力划分趋势愈加明显的政策实践，凸显联合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并进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及运行机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指导财政和货币政策设计，并进而形成对宏观经济总量调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综述

与依据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重新界定财政货币政策类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类型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为基础的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方面。简单地说，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1，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

（一）突出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的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获得作为宏观经济学标准推断的常识性结论。概括而言，名义利率多于一对一地随通货膨胀上涨的泰勒规则有助于经济稳定[2]，在大量常见模型中产生良好经济绩效；通货膨胀率高且易变可能是由于中央银行没有遵守泰勒规则，从而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规则文献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假定财政赤字（和/或税收）针对真实政府债务变化强力反应，或更苛刻，政府预算在所有时间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称其为“李嘉图主义”财政政策体制。组合，假定简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并研究货币和财政规则交互作用[4]，其对应的是欧洲货币联盟诸国倾向于彼此脱节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根据Leeper[1]论述，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的联合设计问题可被简化为两个递归解决的独立问题：首先，与财政方面隔离开来，货币政策参数单独决定局部均衡确定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其次，在确定货币均衡动态学的基础上，财政政策是‘消极的’，使政府债务动态学以稳定方式演变。

政府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都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 tax）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由此，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相比，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原因在于：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财政政策指标的可靠季度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存在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应的识别非常复杂[5]。明显不对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研究

与泰勒规则文献相反，价格水平财政理论[1，6]遵循一般均衡价格水平由以确保政府清偿力为目标的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组合决定的理论逻辑，探究积极财政政策规则下实现债务动态学确定性均衡所引发的一般均衡价格水平变化及决定。将确保政府跨期偿付能力作为实现价格稳定性的前提意味着，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担更高政府债务偿还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与私人部门最优化条件结合，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关键就是处处成立动态均衡条件通常又被称为政府跨期预算约束。Buiter（2002）认为，就所有正向价格序列而言，政府应选择满足约束的政策变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则将合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视为选择与均衡条件一致的政策变量序列。：全部名义政府债务（高能货币加未指数化债务）的真实价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均衡动态条件影响均衡价格水平过程时，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广泛存在于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动态模型，无论政府以本币标值出售债务，如绝大多数OECD国家，还是发行真实债务，如指数化通货膨胀或以外币标值的国家。

引入收入税和弹性劳动供给，Leeper等[7]在总付税禀赋经济和比例收入税生产经济模型中强调税收的供给方面的效应，通过Slutsky-Hicks分解将税收变化全部效应计算为替代效应、财富效应和资产再评价效应，前两者是常见的，而第三种效应发生在税收变化通过改变均衡价格水平并因而改变私人行为人持有发行在外名义政府债务真实价值时，给出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微观经济视角。通过发行名义政府债务为税收削减融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则取决于与均衡一致的当前和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对税收削减反应的假设。扭曲性劳动收入税情况下，税率和政府预算间的跨期联系产生对确定财化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的两条拉弗曲线：一是拉弗强调的常见高税率抑制效应；一是财政理论独有的，长期税收增长总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时价格水平下降。税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价格水平并且再评价效应可正可负，取决于经济处于拉弗曲线的位置。若税率足够高，较高税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并提高价格水平。因此，税收长期增加提高还是降低价格水平取决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现值。

二、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逻辑矛盾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者共同的逻辑矛盾在于，遵循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于特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具有有限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

（一）特定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带来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对应积极货币/消极财政以及消极货币/积极财政两个政策组合，有力捕捉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两种常见形态，但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组合对应的时期。因此，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仅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组合的原因则是为满足理性预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消极，则可能存在自我实现太阳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确定；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积极，则财政货币当局都不确保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或因为违背债务横截条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为债务产出比率无限上涨而不存在静态均衡[1，8]。

（二）以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为基础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都建立在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础上。其中，最重要同时也影响最大的是与李嘉图等价有关的理性消费者、无限期界和总付税假设，故仅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规则对应的政策组合主要考虑经济的总量需求扰动，而未考虑税收和债务政策的经济供给方面扰动。为正规考虑政府债务、扭曲税和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供给方面的宏观经济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和扩展影响因素，提供便利条件和基础，并应体现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三）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假定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这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屡受挑战。继卢卡斯批判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9]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Hamilton[10]开创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方法解决了建模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的技术难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被广泛应用并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大量实证证据[3，11]，必须存在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的理论。可以预期，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尝试引入体制转换方法，将加深对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理解，并足以产生对现有研究构成挑战的新结论。

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论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一）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方法的代表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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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实际经济周期 技术冲击 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学

中外经济发展史的历程无可辩驳地表明，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对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其作用机理，西方经济学家从许多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其中， 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一同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可以看作近20多年来在经济周期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这两位经济学家也凭此而折桂200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核心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和明显的现实背景。首先，由理论来源分析，一是在20世纪80年度之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波动理论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质疑；二是理性预期与公众选择理论被吸收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Lucas由方法论角度探讨了经济波动问题；三是C. R. Nelson与Charles I. Plosse提出，实际因素对于形成经济波动的作用比起货币等虚拟因素来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的问世，也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实践发展的层面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体现了供给方面的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但自三十年代一直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滞胀束手无策，而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对于治理经济却颇见成效，这也成为催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践佐证。再者，由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自身演进过程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一直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到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该领域中主导性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产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扰动。后来，鉴于Lucas货币周期理论的引领，经济周期问题，又重新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首开先河，后来通过Ky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来的实际冲击因素被引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的模型，此处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解释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货币等虚拟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技术冲击。这就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旨，它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外来的实际因素的扰动（如技术方面的冲击）是导致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按照赞成实际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周期的成因不在于经济体系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因素，来自于一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像是技术方面的变化等，这些变化造成技术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变动，会引起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相应的变动，从而使得产出水平和生产发展方式也随之出现不同于往常的变动，经济机体本身对于这种意外的冲击缺乏抵抗力，只能随之变动，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周期的高涨或者衰落。

其次，经济变动的主要传递渠道是劳动提供方面的延递性变动。其中的内在运作机理是这样的；每当外来的技术方面的变化导致劳动生产率、要素价格等因素变动的时候，符合“经济理性人”假定的市场主体就会根据自己对市场走向的预期，在工作与享受闲暇之间做出选择，这样就会在劳动供给方面产生极大变动，进而使社会就业和总产出也随之产生变化，而且一次技术变动带来的产出变动可以是持续性的。同时，鉴于相关经济门类之间的联动效应，产生在一个部门的技术扰动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社会生产部门乃至于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动。.

再者，经济周期本身就体现了经济趋势在发生变动，而并非经济形势围绕着经济趋势这一轴心在变动。换言之，并非经济运行背离了宏观经济的均衡状况，而是经济本身的均衡位置在变动，这就将周期理论与增长理论糅合为一体。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发展无所谓长期、短期，经济形势的短期变化与长期发展趋势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经济的短期变动并不是背离了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

另外，管理当局针对经济周期所采取的反向操作措施没有任何作用，换句话说，当局管理经济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乃是市场主体对于外来扰动的理性反应，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能够使经济状况自动达到就业与产出状况合理的均衡，而人为的政策调节却难以使调节者的主观意志同经济运行结果达到一致，反而会降低社会的总福祉。所以，管理当局调节经济造成的失误甚至包括调节行为本身都属于某种负面的外来扰动，据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政策性结论就是：管理当局力图熨平经济波动的反周期操作是无效的。

最后，货币的作用是中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不应当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属于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先是以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接着是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现在是以由Kydland和Prescott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为主。在经济学说史上，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都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革命”，理性预期理论还被称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打破了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和短期，以及，后者研究短期问题。但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各派都认为经济周期表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外部冲击”。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分开的传统作法，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周期理论，也改变了宏观经济学。

从总体上讲，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而实际经济周期理将供给方面的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这是他们的主要区别所在。具体地分析，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

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相应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之分，前者研究长期问题。

2.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且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会成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

3.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

4.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后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而是趋势本身的改变。因此经济周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致。

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认为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无效且会造成扭曲，政府的作用不是采用反周期政策来调节经济，而是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即根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或未预期到的货币扰动，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做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而且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经济的均衡状态，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冲击的最优反应。

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最主要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经济周期研究的方向，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实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实验，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有一个一致的描述：在长期，经济有一个平滑的稳定增长趋势，这可以由增长模型刻画；而在短期，经济围绕这个长期趋势波动，这可以用波动理论来解释。而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理论，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

如前所述，以往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需求分析，Solow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只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短期经济波动则没有任何作用。同时，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对总需求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Lucas通过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理论，最早对此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试图用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Finn Kydland和Edward Prescott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在“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和各种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将相互割离的“凯恩斯主义”和“Solow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综合的考虑。论证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不仅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产生短期经济波动。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

就方法论而言，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偏好、技术、禀赋等假设为基础，解释商业周期的变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从否定意见来看，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这都是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同时，实际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术水平会后退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常识，然而，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一根软肋。再者，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也使得一些在实际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另外，有人认为，模型只分析了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欠缺考虑。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要想对经济周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对Ramsey模型进行扩展。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可变的资本利用率、多重冲击和劳动的调整成本作为构成实际经济周期的基本要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领域还出现了一种新新古典综合派，它把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融合，将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和名义黏性融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试图从方法论上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对经济周期等问题进行新的阐释。

可以说，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论工具对于解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同样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尽管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对冲击的市场传导机制还不够灵敏，因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作用有限，但应当承认，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无疑也十分有助于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益间出现的矛盾。再者，探讨技术因素的作用和决定技术的因素对于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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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玉生，著.现代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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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等，著.苏剑，朱泱等，译. 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美]小罗伯特・E・卢卡斯，著.姚志勇，等，译校.经济周期模型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王健著.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概览[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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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

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篇7

[关键词]“试错法”改革 宏观经济微观基础 马尔可夫过程假说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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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Wang Xi.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Investment Aggregate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J]．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06， (2).

［17］王曦. 经济转型中的货币需求与货币流通速度 [J]． 经济研究, 2001, (10).

［18］陈平，王曦. 人民币汇率的非均衡分析与汇率制度的宏观效率 [J]． 经济研究, 2002，(6).

篇8

关键词：黄金律法则；最优消费率；政策含义

中图分类号：F063.省略

张群群（1970-），男，辽宁新民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市场与组织、价格理论与应用和金融市场组织的治理与监管等方面的研究。E-mail：zhangqq@cass.省略

一、引言

关于是否存在最优消费率的争论已经持续了许多年，直到目前仍没有达成一致。例如，张守一、曾令华、吴忠群、刘迎秋、杨圣明以及吴忠群都认为存在最优消费率，并提出了衡量消费率是否合理的原则［1］-［6］。其中吴忠群、刘迎秋和杨圣明给出了合理消费率的区间［3-4-5］。但是他们所给出的消费率的区间也不尽相同。史永东和齐鹰飞以及袁志刚和何樟勇对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了分析，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率状态［7-8］。他们的分析暗含着这样一个观点：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积累率，从而存在一个最优的消费率。但是他们没有给出最优积累率的值，从而也就不可能估算最优消费率的取值。而罗云毅等则否定了最优消费率的存在性［9］。许多研究认为，从逻辑上说应该存在某个合理的消费率，但是难以加以理论说明，更难以量化 ［10-11］。可见，如何评估中国消费率的合理性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黄金律是衡量资本存量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依据，它是由Phelps［10］最先提出的。按照Phelps的说法，黄金律是指这样一种关系：储蓄率与资本对总产出的相对贡献率保持相等。得出这一重要结论的前提条件是经济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所以人们很少直接用这一结论衡量经济的效率。钱纳里和赛尔昆把消费率与人均国民收系起来考虑，但是所提出的观点缺乏经济学依据，而且与近几十年的事实相去甚远［12］。夏皮罗对于消费率的讨论，实际上是对哈罗德和多马的观点的总结，没有说明消费率的合理性［13］。Abel等在假定市场为竞争性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引入金融市场，把消费、投资与资产定价联系起来考虑，建立了一个判断经济动态效率的新判据，被视为对黄金律法则的拓展。Abel等避开了规模报酬不变这一条件，但是他假定技术回报率为常数，且股利分配符合有效市场假说，并不切合实际。Stokey等对消费和储蓄的讨论没有说明消费率的合理性问题［14］。Barro和Sala-i-Martin指出，劳动和物化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接近于常数，每个工人的产出增长率在国家间存在巨大差异。他们从包括家庭消费决策在内的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这些现象的成因，但是没有在宏观层次上对消费率的合理性做出说明［15］。Romer对于消费的研究没有讨论消费率问题，而只是对可能影响消费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讨论［16］。在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没有说明消费率的合理性。

目前，国内外对于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均建立在黄金律上，这一点从大量的文献中反映出来。众多的关于中国经济效率的研究也基本直接借用Abel等［11］的结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Phelps［10］的黄金律推导要求规模报酬不变。（2）Abel等［11］的成果依赖于金融市场有效。所以，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理解最优经济增长过程是必要的。同时，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基本上只回答了一国经济是否有效，而没有给出最优消费率的数值。尽管国内研究者给出了中国的最优消费率数值，但是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经验式的。吴忠群提出了计算最优消费率的理论框架和估算方法，但是还没有进行实证分析［6］。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澄清最优消费率的存在性及其判据，并对中国的最优消费率做出回答，最后我们还将结合中国当前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黄金律原理

以下我们将综合Phelps［10］、Abel等［11］、Romer［16］、Barro和Sala-i-Martin［15］的论述对黄金律原理做出说明。

假定劳动力和人口以指数形式增长，设t=0的劳动力数量为N 0，γ为增长的速率，则任意时刻的劳动者数量N t为：

如果资本的效率以速率λ提升，同时劳动的效率以速率μ改进，那么时刻t的总产出P t可以用如下函数表示：

假定积累率s保持不变，则有：

如果存在一个独立于投资率的自然增长率g，经济永远保持这个增长率不变，也就是说自然增长率是经济能够实现的最优增长率，那么有下列关系成立：

因此，总产出P t可以表示为积累率s和自然增长率g的函数，即：

于是在t=0时总产出又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对上式取全微分可得：

设α为资本对总产出的贡献率，则有下述关系成立：

由式（4）、（7）和（8）可得：

同时，总消费可以用下列函数表示：

对上式求极值得：

联立式（9）和（11）可得：

（12）式就是Phelps［10］最初所提出的资本积累的黄金律法则。

三、经济动态效率的判据

根据Phelps［10］所提出的黄金律法则，显然存在最优消费率，并且这个消费率应满足：

然而，Phelps所提出的黄金律依赖于两个重要假设：积累率s保持不变；存在一个自然增长率g独立于投资率。这两个假设与我们的直觉明显不符。同时资本对总产出的贡献率α的含义也不够明确。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Phelps的研究并没有回答什么样的积累率（或消费率）是最优的，而只给出了稳态增长下积累率的上限。Diamond指出，经济进入稳态（steady state）之后如果继续增加投资就会产生动态无效率（dynamically inefficient）。也就是说，只要积累率低于黄金律准则所要求的水平，就可以说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的水平上。这显然不是我们最想知道的答案。我们更想知道在不同的条件下多高的积累率（或消费率）是最合理的。关于这一点，Abel等［11］也注意到了。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资本对总产出的贡献率α。一些研究者用会计利润率来推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此来判断经济是否处于动态有效状态，例如Feldstein［17］。但是，这个指标显得模棱两可，因为所谓的会计利润率的计算包含太多的误差。后来被发展为用安全的真实利率来分析经济的动态效率。开始人们认为，该指标至多包含一点可忽略的风险溢价（negligible risk premium）误差，因此要准确得多。按照这种方法估计，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都是过多的。这个结论与我们的现实观察竟如此迥异，使我们不得不怀疑该指标的合理性。众所周知，各主要发达国家的消费率普遍接近80%［6］，按此推理，只有进一步提高这些国家的消费率才能消除过度资本积累，实现经济的动态效率，这个结论简直是荒唐的。有理由怀疑所谓安全的真实利率指标的合理性。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不准备对导致该指标无效的原因展开分析，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寻找更有效地反映经济动态效率的指标上。

Abel等［11］提出了一个新的判据――现金流指标，其经济学含义是：如果物品总是从企业向投资者净流出，那么这时的均衡是有效的，反之，如果物品总是从投资者净流入企业，则这时的均衡是无效的。这一指标可以形式化地表示，对于动态有效的情形，该指标意味着：

对于动态无效的情形，该指标意味着：

式中，D t代表企业在t时期给投资者的红利，V t为除去红利后的资产组合的市场总值。

我们注意到，Abel指标要求市场必须是完美市场，这等于说该指标是个循环论证的结果。更明了地说，如果一个市场是完美的，那么该市场必然是动态有效的，反之，如果一个市场是不完美的，Abel指标就失去了合理性，更无从判断市场是否有效。所以，如何判断经济的动态效率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吴忠群［6］引入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两个维度，采用C-D生产技术，重新界定了最优消费率以及消费率的合理性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最优消费率的标准，并给出了最优消费率的表达式。该标准恰是关于经济动态效率的另一种表述。该标准可以形式化表达如下：

式中，r * c为最优消费率，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边际贡献率。

为了从理论上验证该标准的合理性，一个简易方法是分析该标准与Phelps法则关系。为此，我们从公式（16）出发尝试导出两者的关系。

假设资本形成全部来自于积累，那么（16）式意味着：

对（17）式进行整理，得：

对于规模报酬不变的经济，我们有：

于是得到：

这正是Phelps黄金律法则的表达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Phelps［10］推导该法则时是在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下得到的。而吴忠群［6］的推导不需要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同时由于引入了C-D生产技术，赋予α以更清晰的经济学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标准是对黄金律法则的拓展。为此，以下我们采用新的标准对中国的最优消费率进行分析。

四、中国的最优消费率

假定当年的总收入由当年的投资和消费在累积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形成，这样我们可以写出如下的关系式：

Y t、I t和L t的数据是可得的，从计算的角度看，（21）式是可以计量的。但是如果直接这样计量，就会造成技术进步因子被扭曲，因为技术进步随着资本存量变化，不是个固定的数值，所以当采用时间序列进行回归时必然引起回归失真。为了避免回归失真，需要对技术因子进行处理。既然可以认为技术进步是随着资本积累发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技术进步体现为资本存量的函数：

于是（21）式可以改写为：

我们选取1979―2007年的数据，利用（23）式计算中国的最优消费率。这里之所以选择1979年以来的数据，是因为考虑到了经济体制的连续性和相似性。

注：资本存量数据来自王小鲁等［18］；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统计年鉴》（历年）。

根据（23）式，建立下面的待回归模型：

回归结果如下：

回归结果显示，除了残差项的t检验值较低，其他系数均显著，因此回归结果是有效的。于是我们得到中国的和值：

这样根据（16）式我们得到中国的最优消费率为：

五、结语

本文获得了若干重要的理论成果。首先，笔者从理论上证明了最优消费率与黄金律法则的关系；其次，笔者验证了消费率的最优性条件；再次，笔者利用中国的数据实际测算了最优消费率。这些成果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意义：（1）对于任何经济体，都存在最优消费率。（2）最优消费率是最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消费率。（3）也许最重要的是，笔者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和方法，证明了最优消费率是可计算的，为类似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参考。

这些研究结果具有十分明显的政策含义：

第一，回答了中国消费率是高还是低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消费率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但是都缺乏理论依据，而本文第一次从理论出发直接计算了中国的最优消费率。由于中国实际的消费率远低于我们计算的理论值，这暗示提高居民的消费率是中国当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选择。即使考虑到理论模型可能存在的误差，中国提高消费率的空间依然是巨大的。因此，中国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应该把提高消费率作为一个政策导向。

第二，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实际消费率。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都必然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最优消费率随之改变；另一方面，政策和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必然导致消费者调整其选择行为，从而造成消费率的改变。各个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具有明显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可能它们的政治、经济形势没有明显改变，因此，无论它们的消费率发生明显变动与否都是可能的。这暗示不能直接参照别国以及本国不同时期的消费率来制定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必须计算本国当前的最优消费率，并以此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依据。

第三，消费率的实现是宏观政策与消费者选择协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在宏观政策与消费者选择相适应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最优消费率。而不是片面地追求最优消费率这个数字，那就与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了。这意味着不应该采取强制性政策（如通货膨胀）迫使居民提高消费，而应该采取改善消费环境和降低风险预期以及提高居民收入等积极的政策手段。

我们也注意到，我们所得到的中国最优消费率明显高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消费率。这其中可能存在几方面的原因：（1）所使用的数据口径可能对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资本存量K，我们使用了不变价格的数据，而其他数据采用的是当年价的数据。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其影响是很有限的。（2）我国的实际消费率确实过低，已有大量的研究持有这种看法［15-16-18］。我们的计算值（0.806）与世界的平均水平（0.776）接近，低于美国的历年平均水平（0.839），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即使由于数据的原因使得我们的结果偏高，也依然具有明显的参照价值。（3）经济体制方面的影响。由于我国的市场制度是近30年来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并且经历过一些明显的波折，这些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必然形成一定的内生性误差。

尽管存在诸多因素影响我们计算结果的精确性，但是我们要说，本文第一次进行规范分析并得到了最优消费率的理论值，因此，有力地回答了最优消费率是否存在的争议问题，并且提出了可计量的最优消费率标准，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结论。

我们还要指出，本文涉及大量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的精细化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我们希望本文成为规范研究最优消费率问题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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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由来已久。迄今为止，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概念及意义的，主要是从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进行。但是，在金融创新迅猛、金融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的背景下，仅仅立足于同政府的关系来分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显然是不够的。脱离不断变化的国内外金融环境来讨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因此，本文力图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对中央银行保持独立地位的可能性及必要性进行探讨。

一、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

70年代中期以后，界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并通过各种指标体系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进行衡量和判断。二是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其他变量，尤其是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

1.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以及独立程度的衡量。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西方学者有诸多不同的表述。Eijffinger（1997）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涉及三个方面，即：人事方面的独立性，赤字融资方面的独立性和政策方面的独立性。Debelle和Pischer（1994）用目标独立性和工具独立性来描述中央银行的独立程度。目标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能够不受干预地确定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可以自主选择政策工具以实现其政策目标。此外，人们还经常提及法定独立性（Legal Independence）与实际独立性（Actual Independence），前者指条文规定的独立性，后者指事实上的独立性。通常认为在发达国家，法律上的独立性非常重要，而在转型经济中，法律规定的独立性往往并不意味着事实上拥有独立性。

此外，大量致力于衡量和判断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程度。这类文献的共同点是通过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独立性程度，例如，Bade和Parkin（1982）提出了独立性指数 （BP指数），所谓政治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不受政府，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 Gfilli，Masciandaro和Tabellini（1991）提出了GMT指数。GMT指数由两类次级指数构成，分别衡量中央银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政治独立性指数包括9个基础指标，例如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命程序、中央银行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中央银行的责任和义务等；经济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能力，经济独立性指数由7个指标组成，包括中央银行在预算赤字融资中的角色、对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限制等。 Cukiennan（1992）提出的LVAW指数更为复杂，包括16个指标，涉及四个方面：（1）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免程序和任期，（2）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目标冲突的解决程序，关于货币政策权利的制度安排，（3）中央银行的法定政策目标，（4）对于向政府提供融资的限制。除上述指数外，还有TOR指数（DeHaan和Kooi，1998）、CBI—DF指数（Loungani和Sheets，1997）、 Lybek指数（Lybek，1999）、Maliszewski指数（：Maliszewski，2000）等。对于采用各种指数衡量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做法，也有学者提出了批评。例如，Mangano（1998）指出，许多指标的设立存在着“主观性偏差”。

2.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越强，越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从而越有利于维持货币稳定。这种观点主要源自Kydland和 Prescott（1977）、Barro和Gordon（1983）以及Rogoff（1985）对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研究。Barro和Gordon（1983）通过声誉模型分析了降低动态不一致性的途径，Rogoff（1985）则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动态不一致性的思路，其核心是，政府不直接操纵货币政策，而是选择“保守的中央银行家”作为其人，并赋予后者以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利。在 Rogoff（1985）的模型中，“保守的中央银行家”的特质是极其厌恶通货膨胀，因而比政府官员更加关注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只要公众确信货币政策决策者是保守的，公众预期的通胀率就会降低，从而降低货币政策内在的通货膨胀偏差。Rogoff在其模型中强调，中央银行独立性对于消除通货膨胀偏差至关重要。在实证方面，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观点也得到大量文献的支持，例如Grilli等（1991），Cukierman等（1992），Alesina和Summers（1993），Jonsson（1995），LouganiSheets（1995），Eijffinger等（1998）， Sergi（2000），以及Miller和Neyapti（2001）。

总之，不少文献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增加了实现低通胀目标的可能性，因而对货币稳定具有正面效应。有人甚至认为，中央银行高度的独立性必然带来较低的通胀水平。

另一类观点则对上述看法及其论证过程提出了批评和质疑。Agell、Calmfors和Jonsson （1996），Blake和Weale（1998）指出，即使由独立的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政府仍然可以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surprise inflation），而Kydland和Prescott（1977）以及Barn>和Gordon（，1983）的模型恰恰忽略了财政政策的影响。Posen（1993）、Forder （1996）和Hayo（1998）认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取决于态度，因而是一个内生变量。 Hillman（1999）对转型经济的一项研究甚至表明，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率越高。Blinder（1998）认为，中央银行良好的声誉和高度的可靠性是货币政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仅仅赋予其独立性并不一定能迅速提高中央银行的声誉和可靠性。Hayo和Hefeker（2002）指出，中央银行独立性既不是货币稳定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货币稳定的充分条件。

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与经济增长、预算赤字等其他变量的关系，理论界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的高低与实际经济增长无关，如 Alesina和Summers（1993）、DeHaan和Kooi（1998）。因此，有人认为中央银行拥有独立性有助于实现低通胀目标，且不必以牺牲经济成长为代价。Rogoff（1985）则认为，任命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并赋予其独立性虽然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但是也会增加产出的波动。因此，“保守的中央银行家”方案仅仅是一种次优选择，消除通货膨胀偏差的最佳方案是消除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粘性。Sikken和DeHaan（1998）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中央银行高度的独立性与预算赤字规模无关。总之，大量研究证明，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与实质经济变量没有必然联系。

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需要看到的是，现有文献多从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讨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但是，中央银行独立性至少应该包含三层含义：一是相对于本国政府的独立性；二是相对于国内金融市场及其参与者（主要指金融机构和拥有部分货币发行权的非金融机构）的独立性：三是相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货币发行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独享发行货币的权利。严格说来，商业银行发行的存款也属货币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银行也分享了一部分货币发行权。因此，确切地说，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上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发行和控制基础货币的独立性。（2）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目标、自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3）人事上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决策者的任免程序、任职期限等不受政府干预。（4）经济上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不必依赖财政拨款。

二、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独立性受制于很多因素，其中，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中央银行是否具有独立性，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独立地位，往往取决于政府的态度。由于以下原因，中央银行完全独立于政府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

第一，政府有干预中央银行运作的内在动机。这种动机一方面源自政府的责任感，换言之，政府必须对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后果承担责任，很难想象政府会放弃对中央银行的干预。Eijffinger（1997）认为，中央银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机构，因此，在其人事任免上完全摆脱政府影响是不可能的。政府干预动机的另一个来源是政府具有一种的扩张货币的趋向，产生这种趋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追求刺激经济产生的短期收益，或者是以通货膨胀税的增加政府收入，等等。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这种趋向都会产生赤字货币化的强大压力。为此，不少旨在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均规定中央银行不得对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但是，这些规定只是割断了中央银行与财政的直接融资关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亦字货币化可以采取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即中央银行为那些本应由政府支出负担的项目提供融资。这种情形在发展中国家较为常见，谢平（1995）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每年的贷款有相当部分投向本应由财政支出负担的项目，如贫困地区的公共设施，亏损国有的补贴，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非盈利性的公共基础设施等。

第二，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为政府干预中央银行营造了必要的氛围。进入80年代以后，以“单一规则”为核心的货币政策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60年代末开始的规模不断扩大的金融创新浪潮，使货币的定义和统计变得日益困难。二是 70年代末掀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国际间资本流动，增加了货币控制的难度。面对挑战，许多国家开始调整货币政策。新西兰率先以控制通货膨胀率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此后，瑞典、瑞士、英国、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开始推行以维持目标通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率由政府决定，或者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共同商定，这种货币政策安排意味着中央银行全部或部分失去了制定政策目标的独立性（Hayo和Hefeker，2002）。以控制通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与“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的区别在于，前者承认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左右货币供应量，即使能够控制货币供给，也不能有效地维持货币稳定。引申出的含义是，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央银行独立控制货币、维持通货稳定的能力不断弱化，客观上使政府干预具有了合理性和必然性。

由此看来，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影响力是现实存在的，中央银行根本不可能彻底摆脱政府的影响。毕竟是政府赋予了中央银行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政府当然也可以剥夺其独立性。

三、中央银行相对子国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

假定中央银行可以完全独立于政府，那么，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国内金融市场，中央银行能否保持独立性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分析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在哪些方面对中央银行独立性产生了不利影响。

国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银行专有的通货发行权受到挑战。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金融和货币的出现，对中央银行在通货发行上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曾经被中央银行独享的通货发行权正在被众多机构分享。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网络金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兴起的。网络金融的发展，导致在通货形态方面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纸币正在被电子货币所取代，谢平和尹龙（2001）称之为继铸币被银行券取代之后的货币形态的第。从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影响来看，电子货币最关键的特征是其发行主体不仅限于中央银行，还包括一般金融机构，甚至更多的是非金融机构。电子货币的出现打破了中央银行对通货发行的垄断，使中央银行独立性面临严峻挑战。

第二，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能力受到削弱。面对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能力正在减弱，原因在于：（1）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通货发行由中央银行垄断的局面，削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2）金融市场的变化使货币乘数的预测和估计更加困难。金融市场的变化一方面源自金融创新，大量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的不断产生，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也必然影响持有各种金融资产的机会成本，当然也包括公众持有通货以及银行持有超额储备的机会成本，金融创新通过影响公众和银行的资产选择，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而金融创新本身是中央银行难以预测的。金融市场的变化还可能来源于体制环境的变化，这种情形在转型经济中比较常见，体制环境的变化对货币乘数的冲击不仅明显，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谢平，2000）。因此，准确把握金融市场发展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并对货币乘数进行精确预测已经超出了中央银行的能力范围。（3）金融创新使货币层次的划分和计量出现了困难。金融创新尤其是网络金融的发展，模糊了各个层次货币之间的界限，便利了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甚至是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的相互转换，例如居民储蓄存款与证券投资保证金的转换。货币资产之间以及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的低成本的、频繁的转换，使货币供给的定义、货币层次的划分和计量变得日益困难。（4）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供给主体。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服务综合化和金融机构同质化的趋势，淡化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也使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与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如果考虑电子货币的影响，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已经极大地拓宽了货币供给主体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而且还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

第三，中央银行独立维持货币稳定的能力受到了来自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挑战。一方面，市场环境的变化有可能导致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受到削弱，明显的例证是，90年代后发达国家纷纷转向以维持目标通胀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中央银行确定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述及。另一方面，即使中央银行能够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与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大量研究表明，这种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会导致货币政策实际效果偏离稳定价格的目标：（1）金融创新削弱了以 N1、M，为代表的总量性中介指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2）金融创新影响着公众和金融机构的资产选择行为，增加了货币需求的易变性，加重了货币政策时滞的不确定性。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如果把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视为对内独立性的话，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必然涉及中央银行对外的独立性问题，所谓对外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不受外部冲击的干扰，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在金融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的今天，至少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中央银行要想保持完全的对外独立性是不现实的。

第一，追求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必然放弃另外一些目标，换言之，保持货币的对外独立也存在机会成本，如果被迫放弃的目标更为重要的话，维持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就不是最优选择，在实践中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Krugman（1999）用“三元悖论”来解释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即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是三个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目标，最多只能同时达成其中的两个，因此，存在三种政策组合：（1）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和汇率的稳定，严格管制资本流动。 （2）维持汇率稳定，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3）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允许汇率自由浮动。显然，要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或者放弃汇率的稳定。严格管制资本流动，需要付出相当高的制度安排成本 （谢平，2002），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也会给经济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三元悖论”反映了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征，其蕴涵的一个政策含义为：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非没有成本，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选择。另外，从广义的独立性来看，中央银行无法同时实现上述三个目标，本身也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在政策目标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受到外部限制，不可能拥有完全的独立性。

第二，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无法维持货币政策的绝对独立性。

货币替代是指外币全部或部分替代本币发挥交易媒介、计价标准和价值储藏等货币职能，发生货币替代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国居民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也可能是因为本币资产收益率低于外币资产收益率。货币替代现象古已有之，“格雷欣法则”描述的其实就是金本位制下劣币替代良币的。铸币为银行券所取代后，就出现了“格雷欣法则”的倒置，即良币驱逐劣币，这是因为，纸币的流通以发行者的信用为前提，信用好的纸币更易为人们普遍接受，而信用差的纸币必然被淘汰。

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货币的可控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遭到削弱。“三元悖论”表明，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必然以牺牲另外的政策目标为代价，例如，必须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允许汇率自由浮动。换言之，在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在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如果考虑货币替代，即使完全的浮动汇率制也无助于中央银行维持其货币主权（Miles，1978）。

Miles的模型了在货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两个国家之间发生货币替代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

1.A国一次性增加货币供给，将导致该国利率水平下降，使持有A国货币的机会成本降低。于是，A国居民将增加本币的持有量。由于同样的原因，B国居民对A国货币的需求也会增加。这样，A国增加的货币供给将有一部分流人B国。

2.A国持续性地增加货币供给，会使人们产生通胀预期，进而预期A国利率将会调高以遏制通胀。因此，持有A国货币的机会成本上升，于是，A国和B国居民都会增加对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B国货币的需求。这时，A国货币不再流人B国，增加的A国货币供给被A国价格水平的上升所吸收。相反，有可能出现B国货币向A国的流动。

不论货币供给以上述哪种方式增加，都会由于货币替代而导致两国货币的跨境流动，使两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大降低。对货币流出国而言，如果为了增加就业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替代则会使增加的货币供给大量流出境外，从而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对外币流入国而言，货币替代引致的大量外币的涌人加大了货币控制的难度，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见，货币替代大大提高了各国货币政策的相关性。在货币替代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政策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

五、中央银行的趋势

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趋势，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上述趋势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必然对中央银行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央银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如政府干预、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国外货币性扰动以及国际金融动荡等等。这些因素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超出了中央银行自身的能力范围，甚至也非一国政府的力量所能及。因此，中央银行要保持完全的独立性是不可能的。

大量指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稳定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尽管这些研究的角度多限于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但是，即使把中央银行独立性放到国内、国际金融市场的背景中加以考虑，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拥有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中央银行并不能确保货币稳定的实现。原因很明显，在金融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影响国内货币稳定的因素日趋复杂，很多因素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和驾驭的。

因此，中央银行的绝对独立性既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没有追求的必要。中央银行要维持货币的稳定，必须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协调与合作，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尤为重要。从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其它政策工具的协调与配合，也是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需要。可见，从独立走向合作，是中央银行发展的必然趋势。

1.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国际货币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决策当局在货币领域进行的某种形式的合作与协调。从广义上讲，国际货币合作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

防止或尽量减轻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效应是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主要动机。所谓“市场溢出”是指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可能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影响，反过来，一国资本市场也可能受到国际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和冲击，这种情形被称为市场的“溢人”。市场溢出和溢入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实质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波动在国际间的传递，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阻隔或减轻市场波动在国际间的传递，保持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所谓“政策溢出”是指一国货币政策有可能对它国产生影响，“政策溢人”则是指一国经济受到别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政策溢出和溢入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货币政策相互影响的现实，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只有小型开放经济体才可以忽略其政策的溢出效应。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另一个动机就是要尽可能降低别国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提高本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从收益角度看，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主要收益是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人）效应，提高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以及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从而增进合作体系的整体福利，此外，国际货币合作还有助于防范金融危机的蔓延。大量对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给予了肯定，Currie、Levine和Vidalis（1987）认为，各国确保宏观政策独立性的努力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各国可以通过货币合作分享合作体系产生的福利增进。Hamada （1985）将博弈论引入国际货币合作的分析，指出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国际货币合作有助于改进参加国的福利。从成本角度看，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国家将被迫放弃全部或部分货币主权，换言之，国际货币合作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国际货币合作的效率评价主要基于收益成本分析，如果合作的收益超过成本，即为有效合作，反之则是无效或逆效合作。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得以实现，其中，合理的惩罚措施是降低成员国的机会主义倾向、保持合作有效性的关键之一。

总之，在市场和政策溢出（人）效应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对于各国中央银行而言无疑是积极和理性的选择。

2.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是由多种政策手段组成的集合，不仅包括财政、货币政策，还包括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资本管制等。各种政策手段的配合对于宏观经济均衡至关重要。通常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均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内部均衡，如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等，二是外部均衡，即国际收支平衡。按照Tinbergen法则，要达成n个宏观经济目标，至少需要n个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因此，要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单靠一种政策手段是无法达成的，需要多种政策手段的协调与配合。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当局所能影响和控制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从宏观经济均衡的角度看，中央银行不仅需要加强自身政策工具之间的协作，而且必须加强自身政策工具与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等其它手段的协调与配合，共同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

Meade（1951）首先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搭配思想，认为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需要两种政策工具，一是支出调整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二是支出转换政策，如汇率政策、外汇管制等。在固定汇率制下，如果不存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无法同时实现内外均衡，这时必须将支出转换政策引入政策组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作为实现内部均衡的工具，外部均衡则通过支出转换政策来实现。Mundell证明了固定汇率制下如果存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可以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内部均衡由财政政策实现，外部均衡则由货币政策实现。Mundell—Fleming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在影响收入和实现内部均衡方面，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结论则相反，原因很明显，在汇率固定和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利率和汇率保持相对稳定，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投资，进而影响产出水平的货币政策传递机制会受到削弱，货币政策因而失效；另一方面，利率稳定有助于消除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有利于财政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三元悖论”说明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不可能同时实现，表明了中央银行加强货币政策、资本管制和汇率政策协凋的重要性。

上述研究揭示了国际资本流动状况、汇率制度选择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影响，构成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其政策涵义十分明显：要同时实现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必须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外汇管制等其它政策手段之间进行合理的协调与搭配。

人民银行自正式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其独立性一直是人们非常重视的问题。 1995年3月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形式得到确认，应该看到的是，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独立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央银行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以及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来看，加强合作的必要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粤港澳三地货币跨境流通的现实使人民银行无法回避与港澳货币当局的合作问题。中国内地、香港、澳门有各自不同的货币体系，，三种货币在粤港澳三地跨境流通已成事实。据估计，人民币在香港较为稳定的存量约在500—600亿元之间。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已发行的港元货币总额中约有15—25％（即150—250亿港元左右）在香港境外持有，其中大部分在华南地区。澳门元一般在珠海市流通，数量不大，人民币在澳门的流通量也不大。货币跨境流通是粤港澳三地经济高度融合的结果。尽管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流通规模还不足以对港币、澳门元在当地的法定货币地位构成冲击，同样，港币和澳门元在广东地区的流通也未对人民币在当地的流通构成威胁，但是，货币跨境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货币政策、资本管制以及汇率政策等方面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是货币当局不应忽视的。例如，当内地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增量的一部分会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流入港澳地区，从而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大量人民币沉淀在境外会对官方汇率的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例如，如果港币利率高企而人民币利率较低，或者内地经济形势欠佳，香港居民会将持有的人民币抛出，黑市人民币汇率将大幅下跌，从而冲击官方汇率。加强三地货币当局的合作是降低货币跨境流通负面效应的最佳途径。对人民银行而言，开展同港澳货币当局的高效协作对于维持货币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方面，人民币在不同程度上被周边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流通，意味着人民币开始迈出了区域化的步伐。人民币区域化在给我国带来铸币收益的同时，也会对我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等。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降低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亚洲内部的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稳定区内货币之间的汇率，促进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有助于形成多边干预和救助机制，提高整体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有效的区域货币合作也是对现有的以IMF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补充，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使区域内成员避开IMF苛刻的融资条件。我国在参与亚洲内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我国的倡议下，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于1998年建立了“10+3”合作机制。2000年5月通过了《清迈倡议》，该倡议的主要包括：建立“10+3”范围内的双边货币互换网，协助成员国解决短期国际收支问题以稳定金融市场；增加东盟原有货币互换机制的资金规模。《清迈倡议》是加强“10十3”范围内货币合作的第一项实质性举措。我国已经与泰国、日本分别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韩国和东盟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正在谈判过程中。上述举措表明我国正全面参与和推进亚洲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必将对亚洲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深远影响。继续加强和促进我国同东亚、东北亚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是我国中央银行肩负的使命。

第三，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银行必须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提高政策协作的效率和质量。1998年以来，为治理通货紧缩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削弱了货币、财政政策搭配的效果。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作为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我国多次下调利率，而欧美等国为了缓解通胀压力，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纷纷调高利率。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逐步扩大，加剧了国内资本外流，减弱了货币政策的扩张效果。尽管我国对资本帐户、实施管制，但是，由于监管难度不断增加，完全杜绝资本外流是不可能的。因此，外部因素（如美元利率）的变化必然会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产生影响，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这种影响的力度会逐渐增强。因此，人民银行在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时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否则，政策组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篇10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出口增长率,这被广泛认为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被誉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之一。但是,出口贸易大幅增长,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也就必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国内外学者就这二者的相关性展开了广泛探讨。有的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属于出口导向型明显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的却认为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很小,还有的则指出两者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从理论上来看,自从古典经济学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出口贸易能否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就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从总体上看,出口贸易的发展的确可以在许多方面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但具体到一国而言,这些机制发挥作用的大小和效果往往会受到所在国自身条件的限制和国际环境的影响。

本文就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出口是否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因以及出口如果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

二、基本理论

自古典学派以来,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就一直受经济学家的重视。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的思想。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问题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模型,倡导运用绝对比较优势的理论来指导各个国家如何进行国际贸易来增加本国国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斯密认为,国际分工的发展是促进世界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观点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思想萌芽。

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成本理论,提出国际分工的基本思路是“两优取最优、两劣取其劣”,说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也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并获取国际贸易的好处,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事实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使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在当时处于世界先列。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保尔•罗默、罗伯特•卢卡斯和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斯科特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充分吸纳经济增长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传统的增长理论作出了重大突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新经济增长理论中能引申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依据。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出口导致经济增长假说ELG(Balassa,1978),该理论认为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出口扩张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积极扩大出口被视为重要而有效的发展战略,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竞相采取出口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以及通过汇率调整,推动出口扩张,期望以此实现经济长期增长,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被视为该假说的有力例证。

新贸易理论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海尔拍曼则认为,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一方面源于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来源于国际贸易可以通过促进国内资源在物资生产部门和知识产品生产部门之间的要素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也有经济理论支持相反的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导致出口扩张,称之为GLE假说。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例如资本积累、经济政策、政治环境、价格因素、收入分配以及地理特征等。因此,有些研究者认为在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中,最好将复杂的经济增长看作外生变量,它是出口扩张的先决条件,而出口扩张可能只是经济增长的附属品。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更加复杂,它们或许并非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可能存在双向反馈机制。出口与经济增长复杂的互动关系意味着他们可能是联合决定的,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也意味着这种互动关系可能通过其他变量(例如进口)作为中介而得以实现。

因此,本文就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探寻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从宏观经济理论可知,拉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消费、投资和出口,进口对经济增长起到的则是一种负面效应,本文单独考虑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考虑将中国的GDP、出口作为研究对象,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在过去二十几年里都表现出了一种强劲的增势,如果直接对其作回归分析,就很难判断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真实的还是由于趋势的出现而产生的假回归。因此,如何克服变量的非平稳性就成为关键,也就是要解决金融时间序列的自相关性问题。

本文用协整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对上述变量进行数学处理,以构造出相应的平稳性变量来对其作回归及水平因果关系检验,这里选择的实际变量,记为Y、X,分别代表GDP、出口,然后再对Y、X取对数;另一方面是利用以均衡分析为背景的协整理论来对非平稳的变量进行研究,这里选择由GDP、出口构成的名义变量系统,分析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并考虑出口对保持整个经济系统稳定运行的作用,这将有助于客观地揭示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并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相应依据。由于GDP数据只有季度数据,所以数据处理时把季度的GDP数据计算算术平均值转化到月度数据。

为了消除季节影响,首先对Y、X运用X-12方法进行季节性调整。在获得剔除季节性因素的数据后,对这些数据取对数,分别用LNY,LNX来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出口的对数,这样有利于下一步的弹性分析。本文计量分析采用软件EViews5.0。

本文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局、国研网和CCER数据库,时间范围是2001年1月――2009年6月的月度数据。

(二)单位根检验

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时,必须事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两个时间序列都服从单位根过程,即使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性,当样本容量增大时,以一个时间序列对另一个时间序列回归也总能得到显著的参数,这就是所谓“伪回归”问题。本文采用最常用的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原始序列(Level)上,所有的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它们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所有变量经一阶差分后,都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表明差分变量都是平稳的,因此模型中的所有变量都符合I(1)的特征,对于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不能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相关性,而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检验。

注:检验类型中的C和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滞后阶数K的选择标准是以AIC 最小为准则,D表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

(三)协整检验

对于两组或两组以上存在单位根的变量序列,如果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表明这些变量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进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时,主要有EG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由EG两步法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强有效性,但在有限样本条件下,这种估计量是有偏的,而且,样本容量越小,偏差越大。由于本文分析中的有效样本数目相对较小,因此,为了克服小样本条件下EG两步法参数估计的不足,本文采用Johansen(1988)极大似然值方法。经过计算和比较,协整检验的最长滞后期设定为6。

注:(1)* 、** 分别表示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2)协整关系的滞后阶数为6。

从表2协整结果表明,LNY、LNX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两个协整方程,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具有共同的随机趋势,揭示出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协整关系。尽管从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我国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是不稳定性的,但对长期而言,它们是相关的,所以通过出口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

一般意义上来讲,只有第一个协整向量是最重要而且往往是

最具有经济解释的协整向量,将该协整向量关于LNY正规化得长期方程:

LNY= 0.702757*LNX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上文的协整检验过程可以看出LNY、LNX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是这种协整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检验其因果关系,显著性水平设为5%,滞后阶数选2阶。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出口不能Granger引起GDP的原假设,即可以认为出口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两者是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四、研究结论和思考

本文通过运用协整理论,对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展开实证分析。从最终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出口与经济增长是双向的因果关系,而且出口对经济增长是正向作用。

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互为因果性,也启示我们有必要对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进行反思。尽管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主张奖出限入、采取多种措施来鼓励出口,将扩大出口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真正成功的案例并不普遍。这说明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自身经济结构单一、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管制严重等因素,产业或部门间缺乏良性互动机制,特定部门的出口扩张对其他经济部门的传导渠道不畅,无法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从而难以促进整体经济增长。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如初级农产品和资源产品,仅仅依靠初级产品的出口数量扩张,是难以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为了保证出口规模,发展中国家采取多种补贴和优惠措施,但是过分鼓励初级产品出口不利于资源优化,并且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低廉,出口规模极易受国际市场影响,从而不利于宏观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