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产业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由林毅夫和张维迎激发的产业政策之争，引发中国经济学界和公共政策学界展开大辩论。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将“产业政策要准”作为推进深化经济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之一（第二根支柱）。①这一政策提法显然不会无的放矢，产业政策不准、不灵、不妙的事情，层出不穷。在诸多新鲜大案刺激下，两位知名经济学者延续多年来唇枪舌剑的火力，自2016年8月末开始开展新一轮争论：张维迎力主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②而林毅夫则力辩产业政策不可或缺。③产业政策之争之重要，甚至被《南风窗》定位为“一场关乎中国前途的辩论”，④堪称新世纪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顾昕：《有效的产业政策从哪里来》，《南风窗》，2016年第22期（10月19日）。林张之争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参与，甚至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也加以回应。2016年11月9日，林毅夫和张维迎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开展了一次面对面的辩论，而此后，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在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之间延续。林毅夫-张维迎的辩论资料和视频，以及随后诸多学者的评论，在很多微信公众号中均有刊发。在自媒体时代，微信公众号已经开始取代纸媒，成为资讯最为快捷的传播渠道。关于林张辩论的文字材料和视频，可参见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原理”2016年11月9日、10日、12日。 

这场争论的核心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职能的定位。这不仅是经济学的永恒论题之一，其实也是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界关注的核心论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争论的主线是两大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与新发展主义（neo-developmentalism）。百年前，自由主义者胡适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但殊不知，研究问题与厘清主义实则交织在一起，成为难分难解的麻团。 

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市场自由主义，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尊奉的意识形态；而新发展主义则是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色彩斑斓，其核心是为发展型政府（the developmental state）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state-led development model）提供学理依据。顾昕：《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调适与转型》，《东岳论丛》，2014年第10期。然而，新发展主义的发展本身也历经波折，今天也正处在理论转型的十字路口。顾昕：《发展主义的发展：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理论探索》，《河北学刊》，2014年第3期。主义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广阔的视野中辨清争论观点的理据和根基，从而明确研究问题的分析框架和探索方向。为此，本文将林毅夫和张维迎引发的产业政策之争置于国际比较发展研究的视野之中，从九个方面梳理新发展主义的理据，讨论产业政策治理模式创新的政治经济因素。 

一、发展型政府是全球性现象，但产业政策到底是否有效？ 

（一）“产业政策废除论”是否有道理？ 

除非认可无政府主义，否则“产业政策废除论”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切实际的，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发展中世界的赶超型国家，也适用于发达世界的领先型国家。相对来说，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尽管规模并不浩大，却更加有效，也更加合理。Pierre-André Buigues and Khalid Sekkat，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Japan and the USA：Amounts，Mechanisms and Effectivenes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即使在产业政策很少上头条的美国，产业政策的施为，无论是在联邦政府层次，Mariana Mazzucato，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Debunking Public vs.Private Myths in Risk and Innovation.revise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Anthem Press，2014.还是在地方政府（州政府）层次，Peter Eisinger，“Do the American States Do Industrial Poli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0，No.4 （1990），pp.509-535.都如影随形。在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关于产业政策和东亚发展奇迹的大辩论中，西方学界一般认为产业政策、发展型政府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与美国根本不沾边，但进入新世纪之后，有学者在国际顶尖政治学学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称在美国其实存在着一个“隐形的发展型政府”。Fred Block，“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Society，Vol.36，No.2 （2008），pp.169-206.

      事实上，对很多致力于推进所管辖地区经济发展的政府来说，实施产业政策的冲动是难以抑制的。承认产业政策无所不在、难以废除，只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并不表明产业政策一定有理、有用、有利。很多人，包括就林张之争表态的发改委官员、2016年9月15日，国家发改委发言人赵辰昕在凤凰卫视记者有关林张之争时评论说，目前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使用产业政策，中国也如此，但当前产业政策存在问题，需要认真评估，参见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916/14883194_0.shtml。林教授本人以及众多人士，尤其是很多产业界人士，均认为产业政策无所不在，别国搞得，为何中国搞不得？但事实性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张维迎废除论的道理不成立，只是表明“废除论”不切合实际而已。西哲黑格尔有名言：存在就是合理的。此话其实可以有各种解读，但反过来的一句话也是合理的，即并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否则，普天之下一切形式的改革都可以废除了。

 

要论证产业政策的必要性，需要比“无所不在论”或“别人都搞论”更强有力的理据。如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所说，“我们有充分理由从经济学理论中得出结论：产业政策可以是社会所需要的，并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詹姆斯·罗宾逊：《产业政策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视角》，《比较》，2016年第1辑（总第82辑）。“产业政策必要论”的理据，说一千道一万，就四个字“市场失灵”。无论是模仿型产业的发育，竞争型产业的升级，还是创新性产业的勃兴，在新发展主义者笔下，都存在着广泛的市场失灵，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承认的两大市场失灵，即外部性和公共物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倡导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直接论及了产业政策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依据，即“看不见的手”不存在，市场失灵比比皆是，而弥补或矫正市场失灵的需要也就应运而生了；原则上，政府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也有可能把这个角色演好。把这个原理应用到产业发展之上，最为关键的环节在知识的创新、扩散和发展。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已有产业的升级都同创新有关，而新知识的产生和传播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创新过程本身也充斥着市场失灵，这就为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在施政方式方面也有必要进行创新，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辨识产业发展中的新市场失灵，并找到适当的方法来弥补并矫正市场失灵。Joseph Stiglitz，“Development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ization，”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New International Trend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Brazili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nk （BNDES），Rio Janeiro，September 12-13，2002. 

有一种看法认为，即便产业政策有所必要，也只能局限于模仿型产业和竞争性产业，断不能在创新型产业有所作为。创新型产业的勃兴，只能依赖于企业家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所进行的发明和创新，并通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推进经济发展。政府断不可能慧眼识珠，能在新事物尚未创造出来之前于泯泯众生中挑出创新者。 

然而，林教授对此不以为然，他写道：“发达国家的学者对创新的研究以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为主要依据，因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已经在全球的前沿，因此，对发达国家而言，创新必然等于发明；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创新可以是引进也可以是发明。”引自林毅夫与笔者的电邮通讯，已征得林教授的许可。 

在这里，林教授所为，是对发展中世界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型产业进一步细分，以辨别政府有为的空间。但实际上，即便是在纯粹意义上的创新型产业，政府固然不可能辨别出创新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应该基于一定的产业范围内制定出特殊的政策，以鼓励创新。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融合，确为国际学界前沿的一个探索领域。Patrizio Bianchi and Sandrine Labory，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Industrial Policy.Northampton，MA.：Edward Elgar Publishing，Inc.，2006.本书收录了多篇论文，讨论了与产业政策相关的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和创新政策。 

（二）新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论，在中国依然是空谷足音。 

林毅夫倡导“有为政府论”，而张维迎则捍卫“有限政府论”。依笔者之见，“有限政府论”的睿识，正是“有为政府论”的根基。有为政府的重中之重，在于保障权利（尤其是产权）、捍卫契约、维护稳定（包括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公共物品、促进社会公平。政府在这若干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才是有为政府的核心要义。如此这般的政府职能，正是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界定。 

在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领域，不少学者在高举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大旗之时，对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也不免颇有质疑。Linda Weiss and John M.Hobson，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林毅夫并非如此，他认同“有效市场论”，对新自由主义仅持温和超越的立场。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腾飞，真正的秘诀就在于市场力量从政府的捆绑中逐渐摆脱出来。政府缩回计划之手，才是造就中国奇迹的主要因素。在这一点上，笔者对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颇为流行的对“市场化”（或“空想市场主义”）的批判，不以为然。市场机制在中国远未发育成熟，发育并完善市场机制的主张绝非空想。正如文贯中教授在评论林毅夫产业政策之论时所说，中国市场化不是过了，而是十分不足。文贯中：《中国市场化不是过了，而是十分不足》，《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10月25日，网址：http：//yicai.com/news/5142715.html。

      市场机制发育成长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虽有非政府力量推动，但归根结底必为政府之功。市场制度建设的要害在去行政化，但去行政化却只能通过行政力量的施为方能成就。笔者称之为“去行政化弔诡”或“去行政化悖论”。行政力量无所不在，维护稳定作为其施政重点并不为奇，但其施为者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在权利保障、契约维护、公共物品提供和社会公平促进上积极有为，却大有可思虑之处。这就需要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有所作为，加以推动，而学界的洪荒之力，多多少少还有一定的影响之功。 

有限政府论的精髓在于，任何政府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无论是认知能力还是财政能力，因此必须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当今中国，在权利保障、契约维护、公共物品提供和社会公平促进（尤其是社会保障上）这四大领域，政府施为既不积极也未有为的情形依然比比皆是，在此情况下，着力推动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积极有为，从公共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来考虑，极有可能并不是最优的。 

基于有限政府论，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重要观点，即有为政府的施为具有辅助性。由于产业政策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遭到冷遇，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辞藻，因此有些国际文献也用“公共扶持政策”（public support policy）来替代“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一词。Pierre-André Buigues and Khalid Sekkat，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Japan and the USA：Amounts，Mechanism and Effectiveness.Basingstoke，UK.：UK.：Palgrave Macmillan，2009，p.3.既然采用“扶持”这个字眼，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依然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作为政府干预手段之一的产业政策只不过是一种补充，其目的要么是强化、要么是调整纯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效果。 

（三）厘清产业政策的边界，依然重要。 

就林张之争，不少围观者目光如炬，早看出争论双方的产业政策观并不一致。拥簇们的“产业政策”是一个大布袋，与质疑者们所质疑的小锦囊不是一回事。前者常常将政府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扶持基础科学研究，也视为产业政策，但这些作为是因为创新和科研具有社会效益，即经济学家所谓的“正外部性”，实属新自由主义者也认可的政府职能。田国强等学者就质疑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界定过宽。参见腾讯原子智库的报道：

http：//finance.qq.com/original/yzxs/LTPK.html。事实上，在11月9日的辩论中，张维迎对林毅夫的首要质疑点就在于产业政策的边界。 

就此，林教授认为，“认为发达国家支持基础科研的做法是支持创新，不属于产业政策，这个看法值得商榷。”他在与笔者的电邮交流中曾详加辩驳： 

“发达国家的产业已在世界前沿，其创新需靠自己的研究和开发（R&D），开发出来的产品和技术可以申请专利，因此企业有积极性去做，但研究出来的知识虽然是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基础，可是由于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而且研究出来的是属于公共产品的知识，企业没有积极性去从事，如果政府不支持，企业的开发就有困难，但政府可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经费有限，不可能什么科研都支持，这种对科研资金的配置，也就决定了发达国家什么产业会得到发展，所以，属于产业政策范畴。Mazucato发现美国现在在世界领先的产业早期的科研都是政府支持的，也就是美国政府对其科研资金必须进行配置，所以她将其2011年出版的研究美国等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书取名为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引自林毅夫与笔者的电邮通讯，已征得林教授的许可。 

当然，任何边界都有一定的宽度，从而导致“不同事物”的重迭，因此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不可能截然相分。诚如林教授所言，政府对特定产业中企业的研发活动进行补贴，或支持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都是政府科技与创新政策的组成部分，当然亦可被视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 

不过，在论述“有为政府”之时明确政府有为的边界，并从分析的角度，将科技政策、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所区分，依然是必要的。谨守分际固然殊难为之，但学术之争也常定义的外延过宽而自损论辩的锐度。在国际学界，将产业政策宽泛化的论述，在发展主义的文献中也俯拾皆是，其特点是把政府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国防产业的发展、Gregory Hooks，“The Rise of the Pentagon and U.S.State Building：The Defense Program as Industrial Polic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6，No.2 （Sep.，1990），pp.358-404.研究与发展等领域的积极施为等，一股脑地都视为“产业政策”，从而为发展型政府无所不在论、无所不能论背书。Fred Block，“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s and Society，Vol.36，No.2 （2008），pp.169-206.这种论辩方式，其实并不有效。如果把一个大口袋当做一件事情的肇因，到头来只能收获一大堆杂粮。 

产业政策指政府通过改变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对经济活动施加的干预。产业政策被分为两类：横向政策和纵向政策。横向政策是指跨行业的公共部门扶持措施，以帮助众多行业内的所有企业应对共同的市场失灵问题，包括具有一定基础性的研发；换言之，横向政策并不具有选择性，并不针对特定的行业或企业。与之相对，纵向政策是指公共部门面向特定行业或企业的扶持措施，以应对这些行业或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失灵问题，包括规模经济、空间外部性、市场力量不足或市场力量泛滥。Pierre-André Buigues and Khalid Sekkat，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Japan and the USA：Amounts，Mechanism and Effectiveness.Basingstoke，UK.：UK.：Palgrave Macmillan，2009，pp.5-6.在对产业政策进行分析时，不仅有必要厘清产业政策的边界，也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加以细分。

     （四）产业政策是否有用，并非伪命题。 

产业政策之争的另一个基础性话题，在于辨别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或有用。当然，探究这个问题，不能采用“三七开”或“二八开”的评论方式。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俯拾皆是，而成功的案例却寥若晨星，这一点即便是产业政策的拥簇如林毅夫教授也予以坦承。但从逻辑上讲，即便可以断定产业政策的案例少数成功、多数失败，也不能判定产业政策无用论。 

有用与否，需要对每一个貌似成功的案例进行分析。无论采用定性还是定量的分析方法，都要将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分辨清楚。可是，要做到这一点，知易行难。例如，产业政策在造就“东亚奇迹”中究竟是否有用，对这一问题，学界竟然也难有一清二楚的结论。1997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世行发展经济学研究部主管尤素福主编了《东亚奇迹的反思》一书，全书绝大多数章节引述了很多技术性研究成果，强烈怀疑产业政策的有用性，Shahid Yusuf，“The East Asian Miracle at the Millennium”，in Joseph E.Stiglitz and Shahid Yusuf （eds.），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53.但斯蒂格利茨在总结性一章中，却对这些技术性研究成果大加质疑。Joseph E.Stiglitz，“From Miracle to Crisis to Recovery：Lessons from Four Decades of East Asian Experience”，Joseph E.Stiglitz and Shahid Yusuf （eds.），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509-526. 

由此看来，就产业政策有用论，学界的实证研究努力，依然需要淬炼。这其中，关键性变量在于如何度量产业政策施为的力度。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中，分辨出产业政策之功的真正所在及其功效的程度。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尤有施展所学的空间。 

二、从挑选赢家到提供服务：产业政策的施政模式需要创新 

（五）旧发展主义的“挑选赢家论”，的确是可以废除的。 

林毅夫产业政策之论的基础是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其探索重点放在如何依据比较优势理论来甄别具有增长潜力的产业，把发展主义国际文献中通行的调侃性说法“挑选赢家”变成了堂堂正正的“挑选冠军”。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156页。但这一探索重点的选择是大可商榷的。 

其实，这一商榷不仅在国内学界发生，也在国际发展学界展开了。2009年，在英国《发展政策评论》学刊的组织下，剑桥大学的韩裔学者张夏准（Ha-Joon Chang）与林毅夫就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曾展开了一场辩论。张夏准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也是发展型政府以及产业政策坚定支持者，但他不认为“挑选赢家”的要领在于精通比较优势理论，因为依照比较优势理论，朴正熙只能致力于泡菜产业的发展，绝不会大力推进电子、汽车、造船和钢铁业；Justin Lin and Ha-Joon Chang，“Should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Defy it？ A Debate Between Justin Lin and Ha-Joon Chang”，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Vol.27，No.5 （2009），pp.483-502.林毅夫也同意不能依照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来“挑选赢家”，但他最后的结论主要是既要基于既有比较优势又要超越既有要素禀赋的辩证之论。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132页。 

发展经济学大师罗德里克认可林毅夫的不可或缺论，对新结构经济学高度重视产业政策积极作用的取向，曾给予大加赞扬，但他对林毅夫在甄别比较优势方面下苦功明确表示不解。在罗德里克看来，无论采取何种版本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无法为产业政策的施政提供任何指南。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3页。 

罗德里克的思想独树一帜。一般而言，产业政策必要论的支持者多持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立场，但罗德里克则坚守新古典主义。在罗德里克看来，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讲授的新古典模型，是在一系列业已明言以及尚未厘清的约束条件下证明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当约束条件有所变化之后，市场机制有效性就会有所折扣，而此时矫正措施也就有所必要了。由此看来，基于新古典模型将市场机制视为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显然是对新古典主义的错误解读。从同一个新古典模型所推导出来的发展战略，必将随着约束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罗德里克一部国际畅销书的书名为《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Dani Rodrik，One Economics，Many Recipes：Globalization，Institutions，and Economic Growt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然而，林毅夫认为，即便是罗德里克这样的非教条主义的新古典主义者，也未能认清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盲点。他在与笔者的电邮通信中写道： 

“接受新古典主义的学者即使支持产业政策一般也对挑选胜者有所保留的原因主要是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缺乏产业结构，因此，无从理解产业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也就无法抽象出产业选择的原则和方法。而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想作出贡献的地方。我的产业选择和因势利导的框架，以及发展中国家5种产业的划分，在非洲国家和国内地方政府的运用中实际上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引自林毅夫与笔者的电邮通讯，已征得林教授的许可。

      其实，“挑选赢家论”更大的危害，在于将产业政策的主政者和实施者想象为诸葛孔明再世，甚至是观世音显圣。这一点在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中的“发展型政府”或“发展主义”学派中尤为明显。依照此派理论，发展型政府具有很强的“国家自主性”，即与社会利益集团保持一定的距离，选贤与能，聘用有才能、有操守的专业人士组成经济官僚机构，独立自主地制定出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Woo-Cumings，Meredith （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进而，发展型政府还有能力故意“把价格搞错”，从而将有限的资源引导到能够促进整个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之中。Alice Amsden，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后来，发展主义学者自己也不大相信他们塑造的全知全能、至真至善的孔明们真的成为经济发展的领航员，于是改口强调发展型政府的制度性特征不仅在于国家自主性，而且还在于是否存在制度化的管道可以让政府将其发展战略与政策渗透并落实到社会和企业之中，即所谓“嵌入型自主性”。Peter B.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通俗地说，孔明不仅要高高在上，羽扇纶巾，而且也要接地气，能深入基层，将其战略思想落到实处。笔者窃以为，此方高人已经不再是再世诸葛，而是显灵观音了。 

发展主义者为有效产业政策的背书实在是过于炫目了。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者张维迎之论实属洞见，即很多产业政策的施为基本上是政府豪赌，而成功的产业政策只不过是一时的手气。新发展主义者林毅夫强调政府施为无论如何应该基于既有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这一点与扬长避短的日常智慧别无二致，固然不错，但这与“挑选赢家”没有必然关联。“挑选赢家”只是传统发展主义文献中的事后诸葛亮之分析，并不能作为产业政策施为的秘诀。在很多新发展主义者（如罗德里克、斯蒂格里茨、张夏准等）那里，“挑选赢家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阵地。 

（六）在有限有为政府论的基础上，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施政选择需要转型，从挑选赢家改为提供服务，帮助市场主体提升能力。 

不少发展型政府的弘扬者，包括以提出“嵌入性自主性”而闻名于发展政治学和社会学界的埃文斯（Peter Evans），都将“能力建设”取代了“挑选赢家”，成为新发展主义的新关键词。Peter Evans，“The Korean Experience and the Twenty-first-Century Transition to a Capability-Enhancing Developmental State，” in Ilcheong Yi，Thandika Mkandawire （eds.），Learning from the South Korean Developmental Success：Effective Developmental Cooperation and Synergistic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4，pp.31-53.实际上，这一思路，不仅在产业政策领域，在社会政策领域也早已发展出来。与大包大揽型的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不同，社会政策的新思路在于政府走向所谓的“能促型国家”（the enabling state），即致力于帮助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提升能力，从而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发展。顾昕：《能促型国家的角色：事业单位的改革与非营利组织的转型》，《河北学刊》，2005年第1 期。 

在能力建设论之外，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与其合作者们合创的知识社会论，是产业政策的最新经济学理论，值得新发展主义的各派学者一探究竟。斯蒂格里茨等发现，产业发展也好，创新升级也罢，最为关键的共同之处在于知识开发、知识积累和知识传播，在这三个方面，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运作，无法达成社会最优，需要非市场机制加以协助。因此，产业政策的关键并不在于“挑选赢家”，而是在促进知识社会的成长上施展积极作为。Joseph E.Stiglitz and Bruce C.Greenwald，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A New Approach to Growth，Development，and Social Progre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p.13-261，369-487.     

这里，有两点需要澄清：其一，非市场机制既包括行政机制，也包括社群机制。斯蒂格里茨等新凯恩斯主义者对于积极政府干预主义的热推，完全忽略了社群机制的重要性，而社群机制无论在林毅夫还是在张维迎的论述中，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位置。事实上，在国际学界，颇有一些有关产业协会和政策网络积极有为的研究成果，Daniel I.Okimoto，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也有不少有关企业间联盟或网络治理的学术探究，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Mauro F.Guillén，“Developing Difference：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uto Industries of South Korea，Taiwan，Spain，and Argent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4，No.5 （1999），pp.722-747.这类文献及其所述案例别开生面，值得关注。 

       其二，即便是发挥行政机制的积极作用，政府政策工具的选择，或者说产业政策最优施政模式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当然，或许并不存在产业政策有效施政的唯一最优模式，有效与否完全要看政策工具与约束条件的组合。政策工具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公共治理领域中的一大热点。Lester M.Salamon （ed.），The Tools of Govern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这意味着，研究产业政策的有效施为，不是经济学家的专属领地，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公共管理学者都有施展所为的空间和必要。 

因此，正如不少经济学家所说，产业政策是否必要是一个伪命题，真问题是产业政策的施政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才会有效。林张引发的产业政策之争，是否能将中国学界的努力引向此类真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陷入意识形态的口水战，这倒是值得继续观察的。 

（七）产业政策的公共治理至关重要。 

任何公共政策的施政是否有效，除了政策工具的选择之外，治理体制的良善与否，非常关键。无论是在政策决策、实施环节，还是在评估环节，善治的体制要素离不开参与、公开、公正、透明。无论政策决策多么前瞻，无论政策工具多么优良，无论政策实施多么干脆，离开了善治，缺乏了独立第三方的专业评估和社会媒体的犀利监督，权力的诱惑绝对难免暗箱操作，其结果也绝对难免寻租腐败。在产业政策领域，“跑部钱进”式的施政注定会失败。张维迎在这一方面阐发的观点，依然犹如狮子吼，振聋发聩。 

产业政策必要的理据在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而在这里，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产业发展的正外部性。可是，市场失灵的种类很多，产业政策的决策需要在微观（企业）和中观（行业）层次上精准识别市场失灵，实施需要精准选择市场失灵矫正工具，评估需要精准评价市场失灵矫正的效果。百分之百精准是不可能的，但要接近精准，需要良好的治理体制，其中通过社群机制的完善，将行业内外经济行动者的参与制度化，同时将政策绩效的评估透明化，非常关键。 

除了社群机制，行政机制的改善，尤其是公共预算制度的改革，无论是对产业政策的有效决策还是对产业政策的适时退出，都至关重要。 

无论是林毅夫还是张维迎，都认识到产业政策所带来的寻租风险，只不过两者的风险管理之道大为不同。前者颇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豪气，而后者则有釜底抽薪的勇气，以图断绝寻租的财源。在这里，豪气和勇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产业政策不得不为，那么如何通过公共治理的改善，将产业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并发挥社群机制的作用，尽量降低产业政策施政的寻租风险，才是现实之路。 

（八）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和创新政策相互融合。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顶级大师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提示我们，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割裂开来，或视之为相互替代的关系，乃旧时之见。一方面，产业政策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力，那种将产业政策操作成某些关系户之提款机的行为，自然会鸡飞蛋打；另一方面，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需要贯通，或者说，让产业政策发挥竞争政策之效，这才是产业政策本身的创新之道。Philippe Aghion，“Commentary：The Case for Industrial Policy”，in Joseph E.Stiglitz and Bruce C.Greenwald，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A New Approach to Growth，Development，and Social Progre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p.492-298.阿吉翁与其团队还基于中国企业的数据，提供计量分析发现，产业政策仅在具有竞争性的产业中或者旨在维持或促进竞争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增长，而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是面向某个产业中所有企业的分散型扶助政策，或鼓励新企业和更高效企业的政策措施。Philippe Aghion，Jing Cai，Mathias Dewatripont，Luosha Du，Ann Harrison，Patrick Legros，“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Vol.7，No.4 （2015），pp.1-32. 

对此，林毅夫有所评论： 

“阿吉翁所发现的在竞争性领域的产业政策容易成功，背后实际上和我强调的产业政策应该针对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原则一致。我所谓的潜在比较优势是指一个产业其要素生产成本在国际上处于最低（即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但交易费用太高（因为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总成本太高，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竞争力。针对这样的产业，政府的因势利导所要做的是：1，对先行者给予一次性的外部性补偿；2、为此产业提供相关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因为外部性补偿是一次性的，而且，需要的量小，如果不成功，政府当然不会继续给予补偿或补助。相反，如果产业政策扶持的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政府为克服自生能力所需要给予的补贴量大，并且必须不断的给予保护补贴。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当政府为其解决了软硬基础设施的问题，应该就能成为竞争优势，这样的产业自然是竞争性行业。反之，一个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即使靠政府的保护补贴建立起来，也没有可能成为竞争性行业。”引自林毅夫与笔者的电邮通讯，已征得林教授的许可。 

林教授之见，通俗表达，即唯有扬长避短方能凸现竞争优势，这一点无疑是无可辩驳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著名财经评论家水皮于2016年10月8日在采访时，林毅夫明确主张现在就应该取消保护性补贴的主张，商灏：《林毅夫谈产业政策：我主张现在应取消保护补贴》，《华夏时报》，2016年10月8日。这就与弘扬保护主义不遗余力的张夏准等，拉开了距离。

       当然，需要再次强调，要让产业政策施政于竞争环境，张维迎的众多市场化之见值得重视。唯有夯实有效市场的制度基础，竞争性的产业发展环境方能形成。但在这里，强化竞争并不止是产业政策之外的市场竞争环境问题，更是产业政策决策与实施本身的治理问题。让产业政策更加有效，不仅是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也应该是公共管理学界的关注重点之一。 

除了竞争政策，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融合也至关重要，这一点在主流的发展主义者当中有所忽略。就这一重要问题，以演化经济学家为理论基础的学者，正在潜心发展相关的论述。事实上，演化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之外低调前行，近几十年来在创新政策领域已有丰硕成果，其探索的着力点，在于企业创新能力建设的微观机制、中观条件和宏观环境。演化经济学派的思路，在产业政策之争中并未受到重视。限于篇幅，本文对此无法细论，只能提及两点，即演化经济学如能一方面超越反新自由主义立场，另一方面从主流经济学家如斯蒂格里茨、罗德里克、阿吉翁等超一流经济学家那里汲取理论精华并融会贯通，就有可能透彻光大之道。 

（九）有为政府之道在于增强市场，而非驾驭市场，更不是取代市场。 

发展型政府的传统理论，强调政府的作用在于扮演领航员的角色，驾驭市场。Wade，Robert，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revised e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此书第一版在1990年出版，中译本：罗伯特·韦德，《驾驭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吕行建、沈泽芬译，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但林毅夫提出，产业政策成功的药方在于政府是一种“因势利导型政府”，并非越俎代庖取代市场去决定一个经济体应该发展什么产业，也不是驾驭市场，而是和企业共同决定产业的发展方向。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立场。

 

然而，立场归立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问重心却是在“挑选赢家”和“提供服务”之间摇摆，笔者不以为然。对此，林毅夫在电邮中指出，“你认为我对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是在挑选胜者和提供服务之间摇摆，似乎也是不妥。因为每个产业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全相同，而政府可用来改善软硬基础设施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对其所准备服务的产业也必须有所选择，因此，因势利导也必须有产业选择。”引自林毅夫与笔者的电邮通讯，已征得林教授的许可。 

无论何种施为，必定有所选择，自是常情。关键不在于是否进行选择，而在于政府施为的取向，是当领航员还是当服务生。顾昕：《从领航员到服务生：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中的政府职能转型》，《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一轮产业政策争论中，林毅夫与时俱进，开始远离“挑选冠军”，将论述重心转向“提供服务”。在与笔者的电邮交流之中，林教授专门说明，他的因势利导型政府，绝非计划体制附体，其实只是比新自由主义政府更有为，但又比发展主义政府更有限。对其学理，林教授进一步解释说： 

“持发展型政府观点的学者，通常是以结构主义为其立论基础；持有限型政府观点的学者通常是以不涉及结构变迁的新自由主义为立论基础；我主张的因势利导型政府是以新结构经济学为立论基础。发展型政府和因势利导型政府都主张政府在产业升级上的有为，但结构主义认为产业可以外生选定，而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这是我和张夏准及Robert Wade 观点的核心差异和争论的所在。有限政府论所主张的保护产权等，因势利导性政府也是主张的，所不同的是有限政府论者认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只能由企业家来做，政府在这方面的参与只会起反作用；新结构经济学也承认企业家的作用，但政府必须因势利导帮助企业家解决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这是我和张维迎的争论的核心问题。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因为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的性质因发展阶段和产业而不同，新结构经济学试图从产业、技术内生性方面去研究在实践上可以遵循的原则和发挥作用的方式。总的来讲，发展型政府的作用范围大于因势利导型政府，因势利导型政府的作用大于有限型政府。”引自林毅夫与笔者的电邮通讯，已征得林教授的许可。 

从学理上看，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开拓新结构主义，从而在捍卫既有新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超越，的确是一条可行的学术创新之路。在这条学术之路上，林毅夫与其团队对产业政策最优决策和实施的创造性探索，值得期待。在此，作为旁观者，笔者发现，行为经济学大师泰勒（Richard Thaler，又译塞勒）和新行为主义法学家桑斯坦（Cass Sunstein，又译孙斯坦）所揭橥的政府助推之道，应该成为因势利导型政府理念的另一个思想源泉。理查德·泰勒、卡斯·桑斯坦：《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刘宁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助推之道的基本理念是，由于市场失灵和社群失灵（或称社会失灵，两位新行为主义大师也很少分析这种失灵）无所不在，行政力量的积极施为不可或缺，但依然要取有限、简化之势。然而，传统型的积极政府干预主义并没有秉持有限政府之道，反而将行政力量的蛮荒之力发挥出来，挤压甚至摧毁了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施展空间。因此，笔者主张，唯有有限的有为政府，才能让政府的公共政策和调控监管，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简言之，政府任何有为的施为必须满足两条原则，即增强市场和增强社会（society-augmenting government）。市场增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是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在临终未完成论著《权力与繁荣》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并认为国家兴衰的奥秘在于政府的性质，即当政府致力于强化市场机制运作之时，国家的繁荣才有可靠的保障。Mancur Olson，Power and Prosperity：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后来，青木昌彦等学者在对日本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时同样指出，笼统地强调政府主导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多少学理价值，更重要的是需要辨清，那些最终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政府，都是市场增进型政府（market-enhancing government），而产业政策必须以增进市场的方式施为。青木昌彦、金滢基、奧野-藤原正宽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对此，林毅夫教授在给笔者的电邮中说：“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社会团体的作用尚未有所分析，但对因势利导型政府的作用其实也就是你所说的Market-enhancing。这也是为何在我的论著中总是先论市场的重要，再论政府的作用是在于补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遗憾的是在媒体和有些学者的评论中总是仅将我的观点卡通化为我只强调政府的作用。”引自林毅夫与笔者的电邮通讯，已征得林教授的许可。 

篇2

关键词:产业政策;市场失灵;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自由与保护之争就成为不同经济流派之间永恒的争论话题，而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用来干预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经济学派对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希望对于产业政策对于现代经济的作用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

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斯密等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而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反对产业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代替市场运行所必须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刺激却保证他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优胜者，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克鲁格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则，如许口证等，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张鹏飞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义推崇市场功能与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己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而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是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张鹏飞等，2007)。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张鹏飞等，2007)。奥蒂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从而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东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1993年比森和温斯坦通过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而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已经是导致日本的经济表现恶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应该说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拥有上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合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甚至对于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来说，会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

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二、支持产业政策的观点

汉密尔顿早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短期内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号，但是他们对于引导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产品选择，或10年～15年内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引导是不充分的。他还认为资本在供给创新生产时是任性而羞涩的，因此国家应该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资本家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实践过程中的障碍。他的解释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他们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莱尔也强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Lall，2003)。莱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莱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豪斯曼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指出产业政策对于调节由于存在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Hausmann，2006)。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至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其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为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国有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他们通过森林的隐喻，阐述了一个国家如何推行产业政策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指出产业政策不能指望无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须依赖信息表达机制。通过开放的体系、自组织和透明度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释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较早的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场的力量自身无力使得资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长产业，这就必须通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从没落部门，快速流向新兴部门，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波特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的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使本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企业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组因素决定的。而政府则作为一种辅助因素，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影响上述四组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苛求的消费者，国内竞争，较强的供应商联系，以及好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的把国际经济学纳入考虑产业政策在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之中，他们运用博奕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概念，并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哲罗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过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产业政策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内效率，生产率与技术改变，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产业政策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促进创新行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创造财富与保持贸易平衡时作用相当，但他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的就业，工资，劳动技能，生产效率，研发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成比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的正的外部效应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费的研发投入也更高，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研发投入，促进其发展。

格申克龙则认为不发达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其必须跳跃式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它们由于私人部门较弱，资本不足，所有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动员并分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于产业政策的需要。园山晴已提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的发展需要共同之处的研发投入与更长的研发投入与获取投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对于私人部门来说，现代研发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这就必须依赖政府在促进研发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参与一些基础性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的研发行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护政策，对于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能力保持市场份额和收益，以支撑必要的研发成本，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

三、支持产业政策理论的事实依据

在传统的观点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他们孕育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行了自由主义思想，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然而，事实上，同时欧美国家也是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诞生地，而且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产业政策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夏准(Chang，2002)分析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历史，指出，其实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他们也是充分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对于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对于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通过行政手段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却成功的扮演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产业政策工具，推行自由开放政策，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抽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梯子，从而维护其优势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实自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运用多种产业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国的产业政策在解决功能性问题，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发展美国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建美国城市，保障国防建设，以及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事实了揭示了美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始终坚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一般观点，美国其实是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

欧盟也是现代产业政策运用的成功典范，佩克尔曼针对整个欧盟范围内现代产业政策的框架设计与具体运用的历史透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欧盟的成立的历程以及现代欧盟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无不显示出现代产业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与培训，旨在提升欧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建设政策在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提出，就从整体了确立了以后10年中，欧盟各国的产业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远大目标。

尽管上文中，比森和温斯坦对日本产业政策对其经济的飞速增长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怀疑，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仍然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视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莱尔、罗德里克、张夏准等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其它亚洲高增长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经济于上世纪末期陷入危机一度成为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在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拉美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症治药方，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但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拉美国家仍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升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惊奇地发展，无论是主张自由主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上世纪末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经济建设工作的拉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产业政策都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也将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推动社会创新活动发展，全面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尽管目前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从目前而言，在“华盛顿共识”破灭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经认可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直接体现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路爱国，2006;张鹏飞等，2007)。

传统产业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攻击，其原因就在于其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往往更多的关注挑选赢家，限制市场范围或生产组织条件，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影响市场的作用机制，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但却容易导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寻租与腐败滋生，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从而支持了产业政策无效论。

而现代各国的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预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规则许可的条件下，着眼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现代，如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环节，而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个领域在产业政策理论以及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现代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将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也更注重于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实现企业面对竞争条件时的动态调整，比如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来引导新的企业或部门的产生，实现对于现有产业的结构改变等，这也将极大的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新晨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由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影响其效率，从而诱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但从总体来看，在知识与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来加强其能力建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将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路爱国.2006.国外产业政策研究若干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10):78-82.

张鹏飞，徐朝阳.2007.干预抑或不干预-围绕政府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J].社会经济体制比较(4):28-35.

BINGHAMRD.1997.IndustrialPolicyAmericanstyle[M].M.E.Sharpe，NewYork.

CHANGHA2JOON.2002.KickingAwaytheLadder:De2velopmentStrategyinHistoricalPerspective[M].Lon2don:Anthem.

篇3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责无旁贷,起关键性作用,原因有三。第一,农产品加工业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征。农业是基础产业,外部效益很强,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生存条件,还提供了轻工业产品生产的大量原材料。农产品加工业是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公共物品特征。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是确保农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的重要保障。农产品加工既生产商品,也为社会作贡献,有较强的外部性,需要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在内的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第二,农产品加工业本身的特点使其需要政策支持。农产品加工业生产季节性强,原料价格不稳定,经营风险大;农产品加工业资金周转缓慢,固定资产利用率低、投资回收周期长,资本利润率不高;农产品加工企业往往自有资金不足,商业贷款阻力大。总之,农产品加工企业自生能力较差,需要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第三,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原经济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方面有较大作用空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完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税收支持政策”,税收政策对于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中原经济区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区域,对中原经济区农、林、牧、渔业加工项目实施税收优惠,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值能力,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区域布局的优化,对引导社会向农业投资、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增加农民收入乃至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很大帮助。

二、中原经济区现行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与存在问题

(一)中原经济区现行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流转税优惠政策,包括对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外购农产品及以外购农产品进行简单加工后形成的初级农产品再销售,按13%的税率征税;农产品加工企业进口农产品加工设备和引进技术,对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项目和国家高新技术目录的农产品加工设备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关税;对国有森工企业以次小薪材和林区三剩物为原料生产加工的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对河南天冠集团调配用乙醇汽油的变性燃料乙醇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等。其次是所得税优惠政策,包括企业从事农产品初加工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生产的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86条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农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按1.5倍系数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1.5倍系数摊销;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

(二)中原经济区现行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中原经济区现行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给予了一定的扶持和优惠,然而这些税收优惠政策的应用在实践中仍存在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原经济区农产品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流转税优惠政策方面,第一,农产品范围界定过窄造成增值税进项抵扣缺位。我国对“农产品”的解释为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产业生产的各种植物、动物的初级产品。《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采取正列举加概括的方法对农产品及其初级加工品进行明示,而一些农产品或农产品的附产品未纳入农产品的范围。由于该概念界定不清、注释范围过窄,造成农产品加工企业外购免税农产品不能享受进项抵扣或不便操作。例如,粮食作物的副产品稻草、麦秆没有在植物类的“粮食”中列举,农产品加工企业如果收购这类原料,会出现应抵而不能抵的无奈局面。此外,农产品简单加工与精深加工无明确区分标志。以茶叶中的毛茶与精制茶为例,毛茶是农产品,精制茶则是工业品,但毛茶与精制茶究竟如何区别认定,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把握,容易造成增值税进项抵扣执行政策不一致。第二,高征低扣导致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税负高。我国现行《增值税法》规定,农产品简单加工免征增值税,农产品初级加工增值税税率为13%,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适用17%税率。例如,小麦脱皮加工成麦仁出售免征增值税,加工成面粉出售按13%税率征税,加工成挂面适用17%税率。但是,无论哪种加工方式,购进小麦的抵扣率却都是13%。这一政策使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吃了高征低扣的大亏。第三,农产品加工中所含的大量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和营业税得不到抵扣,种、养、加一条龙的企业自产产品不能抵扣,因农产品注释范围过窄造成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等。第四,我国农产品出口退税率实行“5%为主、13%为辅”的两档退税率,低于一般发达国家水平,比国内其他出口行业的平均出口退税率也要低。第五,出口退税、免税的税种只有增值税和消费税,不包括城建税,我国的出口退税是不完整的。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方面,第一,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只对农产品生产所得和初加工所得免征所得税,限制了农产品加工企业向深层次发展。第二,对提取固定资产折旧的政策规定不利于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的设备更新与改造。农产品加工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折旧大都采取平均年限法,折旧年限一般为10~15年。在这个年限范围内,从社会发展和实际情况看,农产品加工机器设备至少要更新换代两次才能适应市场需求。第三,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进行技术创新的除企业研发费用以外的相关费用未作规定。第四,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 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期限短,不利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长期发展。第五,现在大部分农业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占企业总员工的一半以上,却没有像安排下岗职工、残疾人那样使企业享受相关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优惠政策。第六,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将免征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到大部分农业企业,但对种植和养殖饮料作物、花卉、香料作物的企业特别规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这些是提高全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前景无限的阳光产业。

三、中原经济区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原则与建议

(一)中原经济区农产品加工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的原则

第一,对农产品加工业全面倾斜,体现税负从轻原则。中原经济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区,农民素质不高,小农经济意识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与设备较差,农业大而不强,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发达国家食品加工业产值是农业产值的1.5~2倍,而河南省仅有40%~50%。建设中原经济区要依托其农业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政府除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进行扶持和引导外,还要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和倾斜政策,体现对农产品加工业税负从轻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轻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税负,提高农产品加工投资的回报率,增强企业向农业产业化或规模化企业发展的信心,把中原经济区真正建设成为“国人的厨房”。第二,向中原经济区农产品高新技术产业倾斜,体现科技从优原则。中原经济区农产品加工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农产品加工业明显存在不足,研发力量薄弱,自主开发创新能力低,缺乏储运、保鲜及精深加工的技术支撑。从长远利益来看,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必须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把农产品引向精深加工,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第三,向中原经济区农产品加工出口贸易倾斜,体现鼓励出口原则。当前,出口规模小是河南省农产品出口存在的突出问题。2009年河南省农产品出口仅为全国的1.3%,占全省外贸出口的6.9%,比2005年下降1.2个百分点。同为农业大省,2009年河南省农产品出口总值只有当年山东省出口值的5.07%,与农业大省、农产品加工业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其原因在于种植、养殖、生产和深加工方式不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农产品加工生产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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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体育产业……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证明，经济是体育的基础，体育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体育产业也是一项全民的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事业，对物质生活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起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体育的发展历史对体育产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尤为突出，体育经济政策是政府管理、调节和发展体育事业的准则手段。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加强了政府体育事业的管理力度，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增强体育事业的发展活力。这些为我国研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体育产业发展的规律，调整和改革我国体育经济政策，引导我国体育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首先，体育运动有助于改善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比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劳动生产率平均高出0.6-10.0%。体育运动可保护和增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劳动力，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体育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行业。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体育的需求不断增长，健身体育、闲暇体育在许多国家蓬勃兴起，为人们提供体育劳务产品、体育物质产品、体育信息产品及其它相关产品的“体育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

一、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投入构成与体育管理体制及体育经济政策

当谈及国家体育经费的来源时，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不同的体育管理体制。世界上大体存在三种类型体育管理体制。第一种为“国家管理型”，前苏联、东欧国家及我国，都是采用这种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的体制；第二种为“社会管理型”，美国及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均采用这种主要依靠社会组织实施体育管理的体制；第三种为国家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结合型管理体制”，即采用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相结合的方式管理体育运动，政府负责制定体育方针、政策，做出体育经费预算，规划体育场馆的建设，鼓励公民参加体育运动等，而体育组织（一般为体育联合会）则负责具体组织训练、准备比赛、选拔代表队及解决有关场地和器材，聘请教练员、辅导员和筹集活动经费等日常事务。

随着体育运动的不断普及与发展，体育已成为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国家地位、促进经济发展的庞大事业。为加快本国体育事业发展，使体育管理体制形态上存在着一种由两极向中间集中的趋势，一些过去采用“国家管理型体制”的国家，如加拿大、韩国及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则逐渐介入体育事务，并设立专门的国家体育管理机构，如韩国在1982年成立体育部（后并入文化部改组为文化体育部），加拿大将健康与业余竞技运动部升格为准部级单位，这些国家对体育的宏观控制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推行宏观控制的社会管理方式。

由于社会制度和体育体制不同，各国体育经费的来源结构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与“国家管理型体制”相对立的“拨款型”结构，即体育经费主要依靠国家经济计划中的体育拨款和各系统规定的体育开支，以行政手段定量下达。第二种，是与“社会型管理体制”相对应的“筹款型”结构，即政府不承担体育组织的活动经费，一切开支均由体育部门自行筹集，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政府才给予临时补助。

实践证明，这两类体育经费来源结构各有利弊。“拨款型”结构的优点，在于体育投资总额由国家预算统一掌握，可以使体育工作保持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水平，体育部门有固定和相对稳定的经费保证，可以提高工作的计划性，可以对体育经费分类进行指令性使用，保证各类体育工作都能按比例均衡地发展，还可以根据人口分布等社会因素综合平衡，保证所有居民都能在均等的经济条件下从事群体活动。但是，这种拨款方式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如经费由国家大包大揽，体育部门易产生依赖性，不注重价值规律的应用，经济效益较差，过多地依靠行政命令，易产生主观性和片面性等等。现在，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多数东欧国家，均已放弃这种“国家拨款型”体育经费结构。“筹款型”结构可以迫使体育组织发挥经营主动性，提高体育的经济效益，并可扩大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但其缺点也十分明显，如削弱了政府对体育的领导权，在某些场合，甚至出现对立的局面，体育组织易受赞助财团的控制，自主性受到侵害，受经济形势和市场行情的影响较大，体育经费难以有稳定的供给保证等等。

因此，随着采用政府部门与体育组织相结合的“结合型管理体制”的国家日趋增多，与其相应的第三种体育经费来源结构——“结合型”结构也日见成熟。采用这种结构的国家，政府对体育组织给予必要拨款，保证其基本开支，其余活动经费由体育组织自行筹集，必要时，政府从政策法令上予以协助。

目前看来，“结合型”经费来源结构的优点较多，主要体现在：政府给予必要拨款，可以确保体育组织的基本工作条件和国家体育计划的实施。能够引导体育组织强化自身的经济功能，调动其利用体育办体育的积极性。有助于体育组织与社会各界密切联系，增加企业团体的社会责任感，并对体育工作质量实行自发的监督。由于体育部门吸收居民的资金，增多了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机会和权力，有利于大众体育的开展。

目前，相比较而言，采取“结合型”的国家为数最多，欧共体的绝大多数国家，均采用这种“结合型”的结构，近年来，过去采用“筹款型”和“拨款型”结构的国家，也出现了向“结合型”结构靠拢的趋势。一贯采用“筹款型”的美国，在慕尼黑奥运会总分落后苏联，特别是在蒙特利尔奥运会又落后于民主德国之后，政府颇为不安。总统提出咨询，要求财政给予拨款援助。1978年美国颁布新体育法，决定资助美国奥运会3600万美元作为运动员强化费，突破了政府不对体育拨款的惯例。1978年，美国国会第95届会议通过决议，规定商务部长有权拨款给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以资助美国业余体育运动的发展。一向依靠国家拨款的苏联，自70年代开始自筹部分经费，如全苏第七届运动会期间，通过向全国发行名为“短跑”的体育彩票，获纯利润1亿多卢布，基本保证了奥运会选手的集训费用。罗马尼亚体育经费中政府拨款只占46%，其余开支均由自己多方筹集获得。1991年保加利亚的体育经费中，国家筹算拨款占24.1%，发行体育彩票的收入占37.5%，广告，赞助、有偿服务等收入占38.4%。9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在体育运动资金的筹集中，实施1:1:1政策，即政府出资三分之一，地方出资三分之一，企业赞助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把国家拨款与社会资助结合起来，灵结地采取“结合型”的体育经费的集资方式，是世界多数国家确定体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发展趋势。

二、借鉴体育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和调整我国体育经济政策

我国在体育管理上过去长期以来采取的是“国家管理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去体育事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把体育列为第三产业的第三层次，提出：“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第三产业自我发展机制。”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在实践中还存在产权关系不明，资产管理不顺和主体投入不足，市场发育不全，经济人才不多，管理不善的诸多问题。我国体育产业1997年创造增加值仅占我国GDP的0.57%，与体育产业发达国家该指标5%水平相比较，我国体育的产业化水平十分落后，与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称。

体育运动，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相对物质生产而言，属于社会的福利消费。其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体育经费的提供条件。世界体育强国绝大多数都是经济发达国家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论点，一些经济尚不发达的体育强国，增加体育开支，扩大投资比例，也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体育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五个渠道：国家投资、地方投资、居民个人投资、公司企业投资、媒体收入。近年来，随着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体育社会化进程不断加快，体育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国家除不断增加国家体育投资和地方体育投资之外，还借助于体育的经济功能，广开财源，大力吸收社会资金，使居民个人体育投资、公司企业体育投资和媒体收入在国家体育经费来源结构中比重不断增大。据报道，欧洲发达国家，私人体育投资（居民个人投资、公司企业投资、媒体收入）一般都高于公共体育投资（国家体育投资和地方体育投资），有的甚至数倍于后者，如瑞士的私人投资为公共体育投资的16.7倍，西班牙为6.2倍，英国为5.3倍，意大利、德国和瑞典等也都在3倍以上，瑞士私人体育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到3.27%，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次之，为1-1.5%之间，德、法、意、芬、比、瑞典诸国均在0.6-1%之间，匈牙利和丹麦较少，分别为0.32%和0.34%。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体育参与程度的普遍提高，正在影响着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的发展，体育已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体育领域资金的投入量甚为可观，例如，西欧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的体育经费及与体育相关的资金，都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以上。如何加大资金的投入，是我国发展体育产业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可有以下几个途径：

1、仍需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由于我国经济市场运作处于一个起始阶段，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加上我国体育管理的政府集权，因此要短期在社会上筹集发展体育产业的巨额资金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还需要在财政预算中加大资金的投入。

2、为了加快体育产业的发展，建议国家可以在政策上给予相应的优惠，引导民间资本向体育产业的汇入。比如美国为了扩大体育经费来源，在其税收政策上一直向体育产业倾斜。关于体育部门的收入如何缴纳税款的问题，各国的解决办法不尽相同。但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东欧国家，在税收政策方面，均向体育部门提供一定的优惠。在英国，组织体育比赛的部门如果得到慈善委员会的批准，被确认为属于慈善机构的话，其收入免于纳税。法国也实行同样的政策，具有慈善机构地位的体育比赛主办单位，享受免税待遇。

3、扶持体育民间组织（如协会、学会、俱乐部），确定他们的法律地位，提高他们的经济能力，引导规范运作，发挥他们在吸纳社会资金，传播体育技术，提高全民运动水平的作用。

4、发行彩票、吸收捐助、出售电视传播权等途径获得多渠道的资金来源。1994年3月中国体育彩票经国务院批准发行，至1998年底，为体育事业筹集资金18.6亿元人民币。为鼓励以发行体票筹集社会资金，许多国家给予发行部门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如瑞典1991年发行足球彩票的总收入为60亿克朗，政府征收了50%的税收，使得最后用于体育的收入仅有5000万克朗，大大影响了体育部门的积极性。为此，从1992年起，政府开始大幅度降低征税标准。为支持体育俱乐部增强创收能力，瑞典政府还提出，允许体育俱乐部发行自己的彩票，并且享受减免税的待遇。欧共体国家及其他许多国家，为了扩大体育彩票的发行，已准备将体育彩票的发行由垄断经营改为开放经营，允许各大公司参与竞争。

5、法律保障体育产业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政府部门除了制订对体育产业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应保障体育产业规范化经营，促进体育产业与国际接轨，我国目前体育市场的管理不够规范，多头管理和无人管理并存，部门分割和地方保护问题较严重，缺乏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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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骆秉全，樊心刚.对我国体育市场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探讨[J].体育与科学，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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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科技产业；经济转型；经济学特点；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2

高科技产业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新型产业，与传统产业不同，高科技产业在生产要素、经济价值链条、生产成本上都具备自身独特的特性，且其发展的根本在于人才和技术，这就使得人才和技术培养成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因而要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就需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一、高科技产业的界定

对于高科技产业的定义，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描述看法，但其基本含义都是相同的，也就是包含当前经济市场上高新技术的经济行业。我国则专门制定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规定凡是属于国家火炬计划和五年计划公关项目中的产品都属于高新技术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所形成的就是高科技产业。

二、高科技产业的经济学特点

1.成本特点

高科技产业在生产成本上主要具有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低的特点，其中固定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在前期开发某项高科技产品时所投入的研发费用，而边际成本则是在技术研发成功后每多生产一单位产量所带来的成本，也就是对产品信息进行复制的成本。由于高科技产业十分依赖于技术支撑，因而前期在技术研发上投入的成本比例通常是非常高的，而如果投入之后没有产出的话，这笔成本就会成为沉没成本，也会直接影响高科技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高科技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技术，技术的发展则需要前期的投资，一旦技术研发出来之后，进行再生产时的成本就会低很多，所以在高科技企业发展中技术研发是关键，而这与前期高额的固定成本投入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很多企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对于高科技产业的选择非常慎重，很多企业由于无力支付前期高额的固定成本，而不敢涉足高科技产业。

2.生产要素特点

在传统企业当中，资本、生产材料和条件是企业发展中的主导因素，而在高科技产业中，技术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而技术的研发需要人才的努力，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根本在于技术与人才，这是高科技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两个生产要素。在高科技发展过程中，对于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不论是掌握基础性产业技术的人才，还是掌握高新技术和管理技术的高素质人才都是高科技产业所必需的。在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传统企业往往依靠资源配置的改革和调整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而高科技产业只能依靠人力资本来获得最根本的发展，只有拥有高素质人才才能研发更为先进的技术，掌握技术上的制高点，为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博得一席之地。

3.竞争特点

高科技产业具有标准化竞争特点，并且伴有一定的利润垄断性特点，这种垄断是由技术本身带来的。当高科技企业率先研发出新的技术，那么市场上就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是企业所研发的技术很难被外面的企业所攻破，那么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利用这一技术能够获得市场上绝大部分的经济利润，也就是建立起技术壁垒，将其他企业挡在市场之外。另一种是企业所研发的技术能够被其他企业模仿，为了有效保护企业的研发成果，企业往往会选择申请专利来为企业的新技术建立起保护壁垒，这样同样能够将其他企业排除在市场之外，获得垄断性利润。同时，占领技术制高点的企业还可以利用核心技术来制定行业标准，从而建立起技术标准壁垒，使得企业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主导行业市场，比如微软公司的Windows标准，使得其主导了整个计算机窗口市场。

4.风险特点

高科技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中面临着不同的经济风险。一是来自技术方面的风险。由于高科技产业主要依靠自身技术研发来获得发展动力，其自身研发出的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我国，很多技术是依靠科学院和实验室来进行研发，在实验室当中进行的技术试验很难确保其在大规模应用中不会出现问题，而且从实验室研发成功到大规模生产之间是具有一定时间延迟的，在这段时间内，可能会被其他的企业捷足先登，从而失去技术研发的价值，给企业经营带来极大的风险和威胁。二是来自市场方面的风险。当高科技产品研发出来并投入到市场当中之后，其在市场中能否被消费者认同并接受是研发成功的关键，而由于消费者的需求变化非常快，使得企业研发的产品在投入市场后能否获得成功都是未知之数，因而在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常常会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

5.信息不对称特点

高科技产业发展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由于我国当前很多高科技企业发展中的技术研发都是来自于高校和技术研究院，这些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比如科研机构对于高科技市场的灵敏度不足，在立项进行研发时对于市场需求和变化并不十分了解，这就使得其技术研发之后能否在市场上得到推广和大规模应用成为未知；而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反应比较敏感，但由于缺乏和科研机构之间的有效沟通合作，使得无法及时将市场上的技术变化传达给科研机构，造成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再者，信息不对称还体现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由于市场上很多消费者对于高新技术缺乏一定的了解，很难从技术层面对产品质量、性能进行评估，这就使得部分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高价出售产品，影响了市场上的价格变化，不利于高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

6.产业集群特点

高科技产业集群化发展主要是为了获得外部经济效应，包括在人力资本、风险资本运营和技术溢出上的经济效应，从而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集群化发展也能够增强高科技企业之间的内在功能联系，企业要获得发展，就离不开科研机构的技术研发支持，因而在区位选择上就需要靠近科研机构和高校密集的区域。科研机构不仅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设备支持，而且还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高质量人才，帮助高科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而不同的高科技企业集合到一起，彼此之间又能够加深合作，通过专业化分工来共同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的学习效应和技术流动性，为企业发展不断带来新的活力。

三、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制定

1.加强税收优惠

在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为了有效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我国高科技产业在国际上的综合实力，需要国家给予高科技产业一定的优惠政策，以调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积极性，不断扩大高科技产业在市场上的占有份额。具体地说，可针对高科技产业制定特别的税收政策，比如在前期固定成本投入上给予一定优惠，减轻企业前期的固定成本压力，鼓励更多的企业投入到高科技产业发展当中来。对于现有的高科技企业可以采取减少企业所得税的方式来扶持其发展，并且可以通过设立科技发展准备金的方式来为高科技企业技术研发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减轻高科技企业在发展资金上的压力。

2.培育高科技人才

人才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根本，只有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科技人才，才能不断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增强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使高科技企业获得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国家应该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响应市场对高科技人才需求的发展，加大在教育科研上的经费投入，对奋斗在科研一线的青年科技人员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和奖励，并且可以在高校内设立科技奖金，吸引更多高科技人才参与到技术研发当中。其次，要增加在科研机构上的经费投入，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研发环境和条件，并给予高额报酬以调动科研人员的研究积极性，对于做出特殊贡献的科研人员进行奖励表彰，逐渐建立起高科技人才的培养机制和环境，从而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的高科技人才。此外，还要注意对国外高科技人才的引进，加深国外技术人才与国内人才之间的沟通交流，吸引国外高素质人才前来创新创业，逐渐增强我国的人才实力。

3.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现今，全球经济已经进入知识经济发展时代，各国都加强了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我国要想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就需要加强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视，从宏观层面对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整体规划，根据我国当前资源和技术发展的情况来制定相应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并且将高科技产业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当中，对于市场前景突出的先进技术应该扶持其优先发展。尤其是在当前的经济转型时期，要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向高科技企业方向发展，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从而不断促进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

4.增加科技研发投入

技术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技术的研发需要前期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对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建立科学全面的投资体系，鼓励更多的企业对高科技研发进行投资，同时出台优惠鼓励政策来吸引各个渠道上的投资。此外，要不断完善风险投资市场，对风险投资方面进行立法，以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科技研发资金支持。

5.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是保护高科技企业技术研发成果的重要壁垒，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有效避免高科技企业研发的技术被他人所冒用，从而有力保障高科技企业的经济利益，为高科技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当前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还不完善，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着许多漏洞，保护力度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而国家应该积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建立健全产业创新成果保护管理制度，切实保护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利益，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坚强的壁垒。

6.兴办高科技工业园区

高科技园区是高科技产业发展集群化的重要形式，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集群化发展能够为高科技企业发展赢得更多的经济效应，因而国家应该加强在高科技工业园区方面的建设与管理力度，对园区内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统一规划，加强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园区内的高科技企业提供更加宽松的创业环境，不断吸引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到高科技工业园区内创业发展，为高科技企业发展赢得集群化优势。

7.加大中小企业扶持力度

中小企业对市场的反应更为敏感，生产方式也更为灵活，能够迅速生产出适合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更好地适应当前多变的高科技市场环境，故中小企业在发展上与大企业相比灵活性更强，也更适合当前的高科技产业发展阶段。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减轻其在发展资金、税收等方面的压力，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利益，增强中小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为现阶段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科技产业与其他经济行业有着明显的不同，不论是在生产要素还是发展路线上都有着自己特定的模式和规律。因此，我国要不断加强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把握其发展根源和规律，并出台与之相配套的经济政策，有效克服传统产业发展的缺点，不断增强我国在高科技产业方面的实力，更好地推动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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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建兴.在扶持中小企业中发展高科技产业――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国际比较之以色列经验[J].经济研究参考，2011（37）：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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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危机；调整转型

一、产业政策的涵义及其手段

（一）产业政策的涵义

迄今为止，对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尚无统一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来自日本的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述。小宫隆太郎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产业政策包含两个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就产业间资源配置或基础建设方面制定或采取的政策，涉及到重点产业的培育和保护、衰退产业的调整等；针对调整产业内部组织结构所采取的政策，如推动企业合并以提高集中度，组织、协调企业调整开工量和投资规模，以及实施中小企业对策等。伊藤元重等人则认为，产业政策是由于竞争性市场存在的缺陷（即市场失灵），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出现问题时，为提高本国经济福利水平而实施的政策。按照伊藤元重等人的定义，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通过干预产业或部门间的资源配置以及干预某一特定产业内部的组织结构，来影响该国经济福利的政策”。

由此，产业政策是一国政府为实现某种经济社会目标，从供给角度对产业活动实施经济干预的政策和措施的总和。它一般是以一国全产业为对象，其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的一种干预，即政府通过对全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配置，并使资源配置方向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其一般功能是弥补“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market failure）。产业政策作为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目标政策，是政府宏观控制重要手段，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

（二）产业政策的手段

从完整意义上说，产业政策是所有政策主体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措施。它包括政府操纵的手段和其他政策主体所拥有的手段。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手段，通常有以下几类：一是间接诱导手段。这是政府启动经济杠杆进行间接经济管理的手段，主要有财政手段、金融手段、外贸手段、政府定购。二是直接限制手段。这是政府按照法律运用行政权力实行直接经济管理的手段，主要有配额制、许可证制、对工资与价格的直接控制。三是信息指导手段。这是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政策引导的手段，主要包括指示性或展望性计划；向企业传播国民经济发展趋势的信息，引导产业调整；劝告，向经济主体传递正确的信息；提供交换信息场所，传递市场信息，减少市场信息的不确定性。四是制度变革。这是适用长期政策目标的政策手段，是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主要包括有关流通、分配的体制改革，有关所有制形式、生产组织形式的以及有关劳动力方面的制度改革。

产业政策在西方国家被看作是以凯恩斯为基础的总量控制政策的补充，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核心。政府利用产业政策通过对资源在各产业间配置过程的干预，弥补和修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从而通过使资源配置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产业政策、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适宜的产业政策，因此必须拥有合理的产业结构。而合理的产业结构必须依据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原则，在不断调整中形成合理的梯级结构。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是通过将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来提高社会平均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在各部门间的边际收益相等达到效率最优，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资源的再配置效应。

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经济转型的成功受制于多种因素。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托于产业政策，而产业政策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或者说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无论是从上来看，还是从形式上来看，都是取决于产业结构选择的合理与否。从内容上来看，经济转型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依托于产业结构。从形式上来看，经济转型必须通过其区域内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转型来实现，整体的经济转型通过部分的经济实体的转型来完成和实现。同时，经济转型的成功也是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从质的方面来看，产业结构的转变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体现；从量的方面来看，局部的区域经济发展会影响到全局的整体的经济转型。可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转型的核心。它一方面通过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进而从内部影响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影响区域经济政策进而从外部影响经济转型。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转型的立足点。只有形成合理和适宜的产业结构，才能够使得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落到实处；也只有建立在合理与适宜的产业结构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政策，才能够真正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协调。产业结构的选择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依托，又是区域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三、我国产业政策调整与转型的动因分析

（一）经济危机带来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的机遇

此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极大地伤害了一直以来被视作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经济。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将进一步的影响实体经济，使得已经疲弱的消费与投资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此恶性循环，危机将日益显示它的破坏力。

目前，各国正在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来拯救经济，例如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以及可预期的全球性的政策性减息。由于美国经济的每况愈下，美元不断贬值，其进口需求日益疲弱，这对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已经有相当多的中小型出口企业的日常经营出现了困难。除了这些外部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次贷危机和成本推动的通胀中触发下，我国出口为导向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已经不可维系，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神话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也不再会出现。于是，内部结构性矛盾爆发出来：在人力、资本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又不能及时出现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减缓。美国经济衰退与美元贬值带来的进口成本上升使这种内部结构失衡的危害更明显地显现出来。

（二）产业结构的转型是产业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

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产业结构的转型。要改变单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旧增长模式，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通过区域性的经济合作，重新获得一些组织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进步，以获得新的增长点，主动、科学、逐步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们的产品竞争力，通过加大使用成本，逐步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淘汰出去，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科技的进步，然而新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的研发耗费巨大，政府在推动技术创新的运动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此外，其他风险创投机制也是有益的补充。基础性研究对经济的影响也许在超长期才能显现，但是着眼于长远利益，加大对其投入依然是值得而且必要的。这些项目的推动需要政府的参与。

四、对我国当前产业政策调整与转型取向的若干思考

（一）应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主要是经过近5年的超快速经济增长后，经济增速有所回落，突出表现在房地产业市场反应冷淡，楼价略微下行，空置楼宇数目增加等。金融海啸也威胁到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然而，我们要理性对待这一次金融危机，就应当把金融危机变成一个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的机遇，利用国际金融体系重新构建和扩大国内需求的机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争取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参与制定权。

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是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市场化改革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变的本质是企业基于市场变化为实现经营目标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企业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变的真正主体。尤其在当前企业正处在国内外经济结构转化、体制转型的震荡期，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已是一个虽然痛苦但必须做出的选择。

从战后世界经济中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的改造和升级是持续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和经济活力的必然选择。从日本、韩国到亚洲四小龙，产业发展、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的发展经验，对面临经济转型的我国都有所裨益。

（二）日本战后产业发展的政策借鉴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实现与美国的政治联姻，并且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倾斜生产方式”的政策导向加快了日本煤炭、电力、钢铁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并且有效地带动了重化学、造船等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以钢铁、造船、石油化学、汽车、家电、电力等重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但是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加剧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上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带来的成本压力，日本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生存空间愈发狭窄，原有的重化工业产业发展步履维艰。

首先，日本经过战后的快速发展之后，形成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其次，“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使得国际经济环境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加剧。从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日本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所需的资源基本上来自于外部输入。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直接大幅推高了日本进口原材料的价格，压缩了日本重化工业产品的利润空间；再次，经常账户顺差和石油危机带来了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日元升值压力骤现。

目前，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具有相似之处，但是我国产业转型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经济现实，日本的产业转型的背后有着对较完善的经济基础。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加上日本农村教育体系的建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拥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同时，日本的城镇化的基本完成以及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

（三）我国产业转型的发展脉络

结合日本产业调整和转型的经验，我国产业转型不仅仅包括新兴产业的推动和兴起，同时还包括传统制造业行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未来我国产业转型的发展脉络将围绕这两条主线来进行。

传统制造业应该按照上、中、下游分别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来规范和引导行业升级，并且通过加强新兴产业中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传统产业的创新式发展。由于对于来自于上下游的压力传导难以抵御，周期性盈亏现象显著，必须通过有效淘汰落后产能来推进产业合并重组，提高行业效率。而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加工制造业仍然处于全球制造业的低端，以中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为主，行业整体缺乏先进技术和经验积累，高精度精密机床和高质量的原材料缺乏导致加工制造业难以自发地完成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政府应该通过指导性的金融经济支持和产业政策倾斜加快加工制造业的产业转型，技术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创新尤为重要。

新兴制造业是世界制造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对产业进步具有巨大意义，并且能够辐射众多的上下游行业。但是新兴产业的初始投入巨大，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的风险较大，因此对政府政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指导性强的政府政策导向和经济金融支持有助于产学研的紧密结合以及新兴行业的经验积累，以此完成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并且通过对其他相关行业的辐射，带动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路爱国.国外产业政策研究若干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6(l0).

2、张茉楠.破解金融危机与转型期叠加下的反周期难题[EB/OL].世界能源金融网,200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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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政策；体育产业；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027-02

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国家民众的收入情况、生活水平密切相，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开始关注体育产业的发展，对于如何采取体育经济政策来保障体育产业的发展问题提出深刻讨论。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在进步，也取得了世界的一定认可，但还应该认识到这方面的不足，向一些体育大国进行借鉴学习。

一、体育经济政策对于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发展现状

我国一直采取的体育管理体制是一种“国家管理型”，由国家进行统一的管理规划，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还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则是多采用“社会管理型”，这是一种依据社会组织实施体育管理的体制。当然，世界上还存在第三种类型是国家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一种体育管理体制，即“综合型管理体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体育产业加大了管理力度，在不断进行经济政策调控来支持体育行业的发展，为体育行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这对我国在经济政策上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经验，能够结合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体育产业做出不同的规律性判断，及时调整经济政策中不合理的部分以适应体育事业的现阶段发展状况。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教训能在很多方面给我们以参考和借鉴，国外有研究学者指出，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要在劳动生产上比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平均高出1倍。这是时展的要求，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除了对基本物质需求之外的一种对体育的需求，不管是闲暇时消磨时间的体育活动，还是旨在健身从事体育活动，都在预示着体育产业发展的无限前途。与此同时带来的经济上的受益也将是十分巨大的一笔财富，从它所相关的体育信息产品以及各种体育物质产品、劳务产品的各种销售发展，都是体育产业在迅速崛起的最好证明。

（二）重要性

充分利用体育经济政策的制定管理来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明智之举，它的重要性更是有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说明。正如先前提到的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民众要比不参加体育运动民众的劳动效率高，体育运动对提高劳动者素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劳动生产率，这是十分巨大的影响效果。不可否认，体育行业已经逐渐上升为发达国家经济系统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人们的需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温饱和基本的物质需求，更多的民众开始将健身、参与运动活动加入自己生活中，甚至成为每日的必备计划之一。任何经济政策的发展制定都应该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都应该考虑到民众的消费心理的变化。随着人们对体育休闲活动要求的改变，这类体育用品等类似行业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生产规模十分巨大并在迅速扩张的活动。

二、我国体育经济政策的借鉴与发展

（一）借鉴经验方法

在我国的体育产业管理模式上，传统采取的一直是“国家管理型”，但过去的体育产业所受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体育产业想要在新时展进步，必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规划管理。目前，我国的体育产业较之一些发达国家还有很明显的落后情况，缺乏经济方面的管理人才，市场的发展体制还有局限性，在体育产业的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产权关系不够明确等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对我国体育事业提出巨大挑战的是我国的民众不断提高的健身运动的高质量生活要求，民众对一些体育事项的参与度都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奥运会后全国更是掀起健身高潮。由此可见，体育产业已参与我国的经济活动，因此迫切要求制定出科学的经济政策以合理的方式对我国的体育行业发展做出正确的引导，并提出新的发展要求，以此来保持它的发展势头。首先，立足政府管理的角度，不论是中央政府资金投入还是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都应该有所加大，必须承认我国体育行业面临的发展现状和社会环境上的局限性，市场发育不够健全、经济不够发达，处在这样一个发展经济的初始阶段，我们有更大的发展进步空间，也同时必须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有采取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加以引导管理，才能将挑战转化成更大的机遇，获得更大的发展。

我国的体育管理存在政府集权的现象，这就意味着短时期内通过社会筹募资金不太容易实现，为了确保体育事业保持发展活力，政府加大资金投入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是任何一方做孤军奋战的努力，还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促进体育产业的顺利运转。有了国家的支持和有效引导，可以借此来向民间企业、个人倡导对体育产业的资金投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体育产业在经济上的受限。这一点可以向国外的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经验，比如美国对体育事业开放的优惠税收政策，在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则是将体育赛事作为慈善活动，可以申请免税，这种国家出面的优惠扶持政策可以说是很大限度上给了体育产业以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不仅是国家在经济上提供优惠政策，还应该大力扶持民间的体育组织，从法律程序上给予他们规范的引导和合法的保护，这些组织能够很好地被利用在社会中传播体育运动活动，还能吸收广泛的资金用于保障自身运转和建设，起到一种更贴近国民的对体育事业的宣传作用。体育行业还可以通过彩票的发行、社会募捐、电视广播的版权等途径来进行资金的吸纳，科学合理地利用国家政府提供的一些支持性的经济政策，并利用自身的发展潜力制定经济上的盈利措施，吸纳资金稳定体育产业经济上的发展运行。这种开放式竞争下的盈利筹集加上政府的支持、国家的优惠，将带给体育产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使得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壮大，未来将不断入轨国际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保证自身的合法经营和规范化管理，在健康l展的道路上面向国际。

（二）科学发展途径

对于体育产业的正常运转必须要考虑到体育经费的问题，分析世界上目前存在的“国家管理型”“社会管理型”“综合型管理体制”这三种类型体育管理体制，它们各自的侧重点、依赖点存在很大的不同，对体育经费的预算方式，对场馆建造的规划模式的负责实行也存在差异。体育运动在世界各国迅速崛起并不断成为普及性的大规模生产活动，为了适应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并将这一事业推上更高的发展高度，一些曾经采取“国家管理型体制”的国家，包括加拿大、韩国，还有很大一部分西方的发达国家已经渐渐在体育的行业管理中加入了政府的引导管理，甚至在国家设置专门的管理机制。这些国家对于宏观调控的程度在不断加强，开始向宏观控制下的社会管理型上转换管理形式，当然这些管理方式要结合具体的国家社会制度和国家的体育相关体制特点，不能盲目追赶学习。在借鉴吸收中，也要考虑到本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发展态势是否可以适应这样一种转变。

第一种，“国家管理型体制”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拨款型的一种经费获得体制，这一类的体育事业经费支出根据国家行政手段以定量的形式下放各种体育活动开支。这种拨款的模式一方面可以保证体育经费的稳定性，可以对体育事项进行合理的提前规划，款项由国家的经济决定，是与国民的经济状况相挂钩的，有助于体育事业对民众消费水平进行合理的预测把握。这样的体育事业开展也可以顺应国家的发展水平，不论是从国家还是相关的体育工作的经费管理部门都可以有提前的筹备计划，不会造成开支的严重失算造成大的亏空情况。

第二种，“社会型管理体制”相对照的是筹款型的资金筹备措施，这一筹款方式可以充分调动体育产业从业者的积极性，在筹集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交流圈，与社会各界的交流联系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上升空间。但这种方式使政府对于体育事业的管理和规范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出现一些体育组织在发展中被赞助方控制，不仅失去了自身的发展，还对体育事业的整个发展态势带来不良的影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对经济和市场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经费也不能有稳定性的获得供给。但是，第一种虽然保证了体育行业运行的资金稳定性，却也失去了自身努力的积极性，对国家的优惠扶持政策完全依赖，缺乏自主性和创造力，这种局势下的体育事业也得不到很大的空间提升。所以，两种类型的管理体制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不能完全地对体育产业发展做出保证。

相比之下，第三种“综合型”的管理模式则能有效地避开这些政策上的不足，是许多国家都愿意实践运营的一种管理类型。这种类型管理下政府需要对体育组织进行拨款，但只保证基本运行开支，至于其他的发展活动经费将由组织自行筹集。这就有效保证了政府对体育行业的可控性，可以及时扶持引导以保证体育行业的发展，必要时还可以采取经济优惠政策进行帮援手。这样分析下，“综合型”的管理类型优点甚多，是十分值得考虑的转型方向，在政府国家的管理监督下还能广泛联系社会以求得更多的发展资金。这种多方面的发展性支持带给体育行业更大的发展活力，与此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身发展上的自主性和创造力，是一举多得的管理方式。在结合各国发展实际状况的同时，适当向“综合型”管理方向上改进，这将会成为体育行业发展中经费来源的必要途径。

三、结语

体育运动在从某种角度上是属于社会文化方面的范畴，一个国家的体育运动不仅仅是民众健身比赛的问题，更是从侧面表现了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也透露出民众的文化修养和思想的高度。不可否认，体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保障政策的有效践行和科学的管理，这就要求我国要针对本国国情，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体育产业管理上的经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发展我国的体育产业。

参考文献：

[1] 刘晶.以科学的体育经济政策保障体育产业的发展[J].安徽大学学报，2003，（3）：132-135.

[2] 吴瑞，卢彦岭，姜海兵.制定科学的体育经济政策保障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J].硅谷，2009，（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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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深入造成了产业政策的逐步弱化，其表现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以WTO为标志的国际贸易规则发生了深度变革，其对国际贸易的规定更为严格与明确，对成员国的约束力更强，并拥有一整套纠纷解决机制来保障新规则的顺利运行。在乌拉圭谈判中确定的贸易补贴与反补贴条款中，明确禁止人均GDP高于1000美元的国家给予补贴，意在避免特定成员国的企业通过享受补贴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当竞争地位，以此维护其他成员国的利益。WTO协议、双边及多边地区经济协议中的进口关税协议也大大缩小了各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空间，规范了各国经济的运行模式。以中国为例，加入WTO后平均关税水平由2002年的15.3％下降至2007年的9.9％。

其次，全球价值链的延伸限制了产业政策的空间。Imbs and Wacziarg(美国，2003)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多产业的大国中，要素的部门分布与经济水平的关系为一条u形曲线，即经济发展要求要素多元化分布的配合，这意味着必须创造出更多的国家比较优势。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延伸，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难以被打破，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也比以往更为困难。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来自欧美、跨国公司的地区特征逐渐模糊，而是以世界统一市场为着眼点，将从前在国内进行的制造、采购业务转向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的迅速扩大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有力的表现特征之一，现有的分工格局无法被轻易改变，通过产业政策来寻找新的比较优势的做法已不具可行性。

我们认为，当代产业政策的未来走向是更趋向于中性化。具体说来，其一，产业政策仅作为市场调节的补充手段出现，这既顺应了保障公平竞争的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又能够减少资源扭曲配置对其他企业及产业造成的潜在损害，符合当代产业关于节约资源和“友好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产业政策应用的方向之二则是政府对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部门和产业的干预。市场对公共利益密切相关部门和产业的资源配置能力比较薄弱，原因是这些部门和产业的产品往往具有公共品(Public Goods)的部分特征，即企业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对于这样的产业而言，私人企业很难具备投资动机，而其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整个行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可以利用适当的产业政策优化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产业的资源配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经济危机之时，我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政策出台的初衷是好的，但同时应看到，过度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弊端，如降低效率、浪费资源、丧失公平、造成腐败等，最终可能导致高通胀、低增长的尴尬局面，这比预期的零增长、通货紧缩的局面更糟。因此，产业政策的出台务必要慎重，需要各方面专家的科学论证，万万不可草率行事，重蹈的历史陷阱。那么，针对中国当前的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问题，政府究竟应该有哪些作为?应当出台什么政策?哪些投资可以收到预期效果?哪些投资必须停止?对此，我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1　只有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投资才是可行的。一般来说，在国民经济发展正常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可以面向能够产生社会效益的公共品行业，如国防、科技、教育等，但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盲目地向特定公共品领域如国防和军备项目的投资，可能会导致低增长、高通胀的严重后果。军备开支无疑会增加GDP，但却不增加任何经济效益，实质上是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经济学原理表明，在和平时期这一约束条件下，军费的支出等于是将大量印刷出来的钞票雇佣人工撕碎，再、雇佣机器将其粉碎，然后制成纸浆，再挖洞穴将其保管起来，每年还需缴纳保管费(注：这里不讨论国防的社会效益这类常识性问题，因为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显然是有严格的约束条件的)。历史已经证明，不讲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的单纯GDP增长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如经济效益下滑、积累不足、物价上升、通货膨胀、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增加、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经济绩效差并由此产生的积累不足，将导致中国经济长期投入乏力，无法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中国五十年代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各级政府当前须对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各种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全面复查，暂缓或停止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坚决停止与缓建国防和军备项目，并将其剩余经费转到民用项目上来(待经济形势好转后可再行考虑复建问题)。笔者估计，这项措施会使国民经济效益增加1―2个百分点。关键在于，中国相关主管部门是否具有真正的智慧与韬略，中国的军工部门和军队系统能否从大局利益出发，不再囿于成见，反之则会给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2　投资应着重于民生工程，而非以“游戏参与者”的身份与私人企业一同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历史经验表明，以往我国的经济过热都与投资过热紧密相关，政府对非公共产品部门的干预性投资抑制了民间投资，间接抑制了百姓消费。因而，我们期望此次四万亿投资能够成为政府职能转型的一个分水岭，即政府能够退出市场竞争，成为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市场规则的制定者，积极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这也是我国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必须迈出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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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型城市；区域经济政策；产业援助政策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和发展接续产业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围绕资源型产业、城市经济、劳动力就业、环境整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实践，其经验值得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发展接续产业学习借鉴。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重视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发展接续产业问题，目前正处在研究和探索之中。因此，研究分析国外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区域经济调整政策

（一）德国的区域政策。20世纪60年代，多数西欧国家都出现了基础工业区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下降的趋势，从而致使一些以往经济相当发达的区域地位衰落。因此，各国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把对产业衰落区的调整改造作为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早在60年中期，德国政府就制定了鲁尔地区调整改造计划，主要内容是整顿传统的煤钢生产，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同时进行区内产业布局调整，开辟新型产业，拓宽制造业领域，开发第三产业，借以改变煤钢主导的产业结构。1968年，德国政府通过了《煤矿改造法》，规定由政府向购买废弃土地者提供低息贷款用以建设新工厂，对于在这种区域建立新企业的公司，政府提供就业赠款，向在鲁尔北区投资的公司提供相当于投资总额10%的赠款。

（二）美国的区域政策。美国一般很少制定针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政策，但是国家曾经为某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一些区域政策，在这些政策里包括对于资源型城市所采用的一些措施。比如，美国曾为发展休斯顿的经济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区域政策，其中包括大量有关解决煤炭矿区枯竭带来经济社会影响的措施。这些区域政策一般比较注重项目扶持和财政、金融工具的使用，较少使用补贴的办法。

（三）日本的产煤地域振兴政策。为了解决国内煤炭产业出现的问题，日本政府于1961年制定了《产煤地域振兴临时措施法》，在该法令中政府规划了产煤地域，除现在正在生产煤炭的地区，还包括煤矿关闭后的地区。该法令中的规划指明了产煤地域振兴对策的具体方向和振兴目标，确定产煤地域经济生活的地域划分和各区域的规划时段。实施规划以各产煤地域经济生活圈为单位，包括以下项目的具体规划：区域的振兴方向、应当振兴的产业、生活环境的改善、就业增加和职业转换等。

（四）法国的区域政策。为确保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按照国家的意向和目标方向发展，政府采取了一整套财政引导扶持措施。一是财政补贴和奖励制度。设立“地区开发奖金”，主要为在资源型地区尤其是重点开发区创办工业企业或第三产业经营活动的企业主发放奖金。在地方设立“第三产业经营活动地方奖金”及“科研活动地方奖金”等。二是低息贷款。主要通过农业信贷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农业信贷银行的贷款利息较低，分为短期贷款（2年以下）、中期贷款（15年以下）和长期贷款（30年以下）三种形式。贷款用于兴办大型整治工程、环境保护等。三是税收优惠。为吸引企业家到资源型城市创办工业企业或第三产业，政府还为其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包括行业税、劳工税、不动产转让税以及各种社会捐税和分摊等。政府规定：新办企业和公司享有的国家“开发津贴”（包括奖金、投资补贴、减免税等），最高额可占其投资的1/4，厂房地价减收1/4，能源、运输降价收费，工厂投产后的5年内免交或减交营业税、免征公司税和红利税。凡从巴黎等大城市迁来的500平方米以上的工厂，提供60%的拆迁补贴，迁来的办事机构、行政管理机构和科研机构等可享有其投资费用10%～20%的补贴。对在老工业区的新办企业或公司免征地方税、公司税和所得税3年，期满后仍可享有2年50%的减税优待。

二、产业援助政策

（一）美国的产业援助政策。美国建立了社区赔偿基金和专项保险机制，这是由政府、公司和工会组织注入社区基金，用做赔偿、搬迁和再培训费用，而不是对产业的补贴。建立这种基金的主要原则是让工人和公司都为这项基金作出贡献，保证各方都成为受益者。

（二）日本的产业援助政策。对于采掘业的援助比较有代表的是日本，主要采用财政援助方式。地方财政是产业援助政策的主要经济来源，地方财政援助政策包括产煤地域振兴临时支付金、产煤地域开发事业费补助金、地方支付税的特例三种。

（三）德国的产业援助政策。德国对资源型城市采取过财政援助的办法。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联邦政府一直对德国鲁尔地区的煤炭、钢铁等部门进行补助，尤其是对煤铁等矿产品的价格补贴。德国政府计划通过补助使这些老的传统工业再创竞争力，但补助并没有带来积极的效果。在高投入、高资助以后，鲁尔地区仍在进一步衰落，对传统大工业的资助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政府调整了对老工业基地的资助办法，减少了钢铁、造船等部门的资助，只资助其环保等项目，节省下来得资金用于帮助该地区投资生产新产品，扶持当地新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同时资助再就业培训，使从传统大工业裁剪下来的人员，能够在新的岗位上就业。

三、启示

通过比较国外具有典型特点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模式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资源型城市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成立专门机构并及早制定接续产业的发展规划、发展接续产业方面和人员安置等方面都积累很多成功的经验。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和发展接续产业要注意借鉴其他国家资源型城市的这些成功经验。

（一）成立专门机构，及早制定接续产业的发展规划。一是要成立专门领导机构、协调城市产业转型。二是要及早科学制定接续产业发展规划。

（二）采用多种手段推进接续产业发展。一要注意依靠市场机制提高资金和技术的使用效率，要依据市场信号，重点投资一些市场潜力大的产业和企业；二要扶植新型产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并且资金使用要主要放在技术投入和设备改造上。三要增加融资渠道，有效利用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等不同的融资渠道。

（三）注重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一是要加强职业培训，鼓励个人创业。由于资源型产业的大多数从业人员文化素质较差，技能较为单一，很难适应新型产业的需求。因此，必须注重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再培训以促进其就业或个人创业。同时，要为其提供就业需求信息以促进尽快就业。二是要制定鼓励个人创业的优惠政策，通过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支持等手段帮助和扶持个人创业。三是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保证解决资源型企业大量职工的失业问题，保持社会的安定。

参考文献：

[1]闫丽珍，闵庆文，成升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模式研究进展[J].矿业研究与开发，2006（3）：1-3.

[2]张冬冬.国外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资源与产业，2009（3）：8.

[3]张文忠，王岱，余建辉.资源型城市接续替代产业发展路径与模式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1（2）：136-137.

篇10

关键词：关联性效应；新农村；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6－0036－02

如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已有文献研究来看，对新农村建设的研究主要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管理等方面。国内很多学者对于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林毅夫认为，要启动一场“以工哺农，以工建农”模式的乡村建设运动，大规模投资于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建设、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1]；温铁军认为，新农村应突出三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农村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三是农村人文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全面恢复[2]。以上可见，对于如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内学者的见解不一。当然，对新农村建设的论述还远不止这些。

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农民增收，关键是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新农村经济应从农业及其产业关联效应出发，通过认清湖南农业及其产业关联效应的作用强弱，发展与农业关联较大的产业来带动湖南新农村经济增长。

一、湖南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分析

产业关联，指的是在国民经济中一个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即一个产业的发展对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的不同程度的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产业间的关联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前向关联；二是后向关联。

（一）湖南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直接关联分析

直接关联是度量某产业在生产运行过程中与其他产业的直接技术经济联系程度的指标，反映该产业因直接消耗而对其他产业产生影响作用。产业间的直接关联度可由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直接消耗系数越大，说明该产业对其他产业的直接需求越大，直接关联效应越明显。

依据2002年湖南投入产出表中42个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见下页表）：在42个部门中，与农业有直接前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2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6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农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产业部门；在与农业有较大直接前向关联的产业中，农业与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联系最大，与自身的联系次之，住宿和餐饮业最小。与农业有直接后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5个产业部门。

（二）湖南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完全关联分析

完全消耗系数是从投人角度分析产业之间的直接和间接技术经济联系的指标。一个产业或部门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消耗和全部的间接消耗之和构成了该产业的完全消耗，完全消耗系数的经济含义是，某产业或部门单位产值的最终产品对另一个产业或部门产品的完全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越大，说明产业之间的完全关联度越大。

依据2002年湖南投入产出表中42个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表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在42个部门中，与农业有完全向前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9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农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产业部门。在与农业有较大完全向前关联的产业中，农业与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联系最大，与自身的联系次之，金属制品业最小。与农业有完全后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2个，其中联系较大的5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农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产业部门。在与农业有较大完全后向关联的产业中，农业与自身的联系最大，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次之，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最小。

二、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一）结论

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分析可以看出：

（1）与农业有较大直接或完全关联的产业部门数量少。在42个部门中，与农业有直接前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2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6个产业部门；同时,在42个部门中，与农业有完全向前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9个产业部门；与农业有直接后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5个产业部门。与农业有直接后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5个产业部门。说明农业的产业链短，对农业有较大拉动作用的产业部门少，从而显得农业是重要的推动部门。

（2）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分析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部门，如金融保险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事业等与农业的关联性较弱，说明这些部门未能很好地推动农业的发展，缺乏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

(3)比较直接关联和完全关联，可以发现:有些产业与农业没有直接关联关系，但却有完全关联关系，如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旅游业等，且与农业完全关联度较大的产业类型多于直接关联密切的产业类型；有些产业与农业直接关联并不密切，但却是完全关联密切产业，如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

（二）政策建议

（1）发展和健全与农业有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农业与综合技术服务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都不大，说明与农业有关的各种服务业产业部门没有较好地发挥促进农业增长的作用。如从农产品的流通方式上看，农民受传统思想束缚，一般自产自销。除大宗农产品，如烟叶、种子等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少见；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各类农业专业经济组织数量少、实力弱，农民参与度低；多数农民仍处在单家独户闯市场的状态。可见，与农业有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缺乏或不足，导致农业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与农业有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大。因此，只有用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取代“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农业逐步实现科技服务、农业机械服务和信息服务的社会化，从而全面搞活、繁荣农村经济。

（2）拓展农业产业链，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农业的产业链较短，与农业有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不多。农产品总量虽大，但质量优势不明显，农民增收的主要困难是农产品价格低，附加值不高；农业产业大，但龙头企业不大，产业链条不长。只有通过利用现代产业体系拓展农业，才能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转化增值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如通过发展与农业有较大关联的食品工业，带动运输、销售、包装等相关行业发展。大力创新现代农业模式，如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3]。同时，抓住湖南在我国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机遇，广泛参与“泛珠三角”、“长三角”、东盟等区域经济协作，积极拓展农业发展的空间。

（3）加大财政和金融支持的力度。

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农业与金融保险业的关联性较弱，说明金融保险业没有更好地促进农业的发展。由于农业是弱质部门，自身的积累能力低，无法对农业生产、生活基础设施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直接导致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对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建设特别是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服务手段不能适应市场农业的要求；农村金融信贷体系不健全，加上招商引资、吸纳社会投入的能力不强，制约了农业发展。因此，只有加大财政和金融支持的力度，如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建立与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制，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新农村运动与启动内需[J].中国物资流通，1999，（1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