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相关知识范文

时间:2023-11-02 17: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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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相关知识

篇1

关键词:行业专长;审计质量;操控性应计利润

一、引言

审计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审计师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两个方面,而审计师的行业专长作为专业胜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审计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审计师独立性既定的条件下,审计师对客户所在行业的经营流程、行业特征、所需遵循的特殊会计政策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提高其专业判断能力和审计质量。

近年来,中国审计市场集中度逐年上升,事务所的品牌声誉与行业专长成为客户选择事务所的重要参考指标。国外已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审计市场的影响,总体上来说,国外的研究文献基本上认为审计师行业专长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而目前国内对于审计师行业专长如何影响审计质量因素的研究文献相对来说较少,且结论不太一致。为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本文以2007与2008年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数据为依据,对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研究假设

事务所行业专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首先,行业专长事务所具有更专门的审计技能与经验;具有因经济规模而产生的低成本或因知识规模而产生的专精知识。其次,事务所发展行业专长是审计市场激烈竞争的必然结果。如果事务所对某些特殊行业的相关知识缺乏必要了解,则可能无法正确的评价其会计报表对利润的估计是否存在水分。反之,如果事务所能通过行业专长将自己的审计服务与竞争对手相区别并以此吸引客户且得到认同,那么这个事务所将取得极大的竞争优势。再次,由于行业专长事务所在特定行业中持续地进行专门审计技术、人力、财力、物力和组织控制等方面的专用性投资,当其提供了低质量的审计报告时必然会造成相对于非行业专长事务所而言更负面的影响,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因此行业专长事务所更有激励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报告。

尽管行业专长对审计质量的提高有明显的帮助,但也可能因事务所过度依赖该行业而伤害其独立性和降低审计质量。两者的综合效应如何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需通过经验证据加以检验。我们首先设定假设条件:

假设: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三、研究方法

(一)事务所行业专长的度量

采用事务所的行业市场份额作为行业专长的替代变量,变量又分连续变量和哑变量两种。

行业市场份额是以特定行业为出发点,考察特定行业中某家事务所所占市场份额的指标。

1、连续变量(MS)

2、哑变量(MS_D)

若MSik大于或者等于10%,则定义i事务所为K行业的专长事务所,并令哑变量MS_Dik=1,否则MS_Dik=0。之所以采用10%作为划分行业专长的阈值,原因有二:一是国外的相关研究通常将划分行业专长的阈值设在10%-20%之间。二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市场份额的平均值仅为4%,如果我们将阈值定得过低,就会导致每个行业有较多数量的行业专长事务所,这与中国事务所行业专长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不相称。因此,我们借鉴国际标准的下限――10%作为划分行业专长的阈值。

(二)审计质量的度量

我们采用异常应计(abnormalaccruals)指标来度量审计质量。异常应计指标反映了会计师运用会计选择和判断对会计应计项目的操控性程度,包括操控性应计利润(DAC)和异常性营运资本(AWCA)等。一般而言,高质量的审计应当容忍更低程度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

操控性应计利润依据调整的Jones模型和分年度分行业样本进行估计,计算公式为:

其中DAC是操控性应计利润,TAC是应计利润总额(等于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ΔREV是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量,ΔREC为应收账款的变动量,PPE是固定资产原值,上述变量均除以上年末总资产TA。待估系数a1、a2和a3由下列回归方程估计:

TACjt/TAjt-1=a1(1/TAjt-1)+a2*ΔREVjt+a3(PPEjt/TAjt-1)

(三)建立模型

分别以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为因变量,以事务所行业专长为测试变量,建立多变量回归模型:

DAC=β0+β1SP+β2TAC+β3CFO+β4SIZE+β5HlEV+β6AGE+β7NEG+β8BIG4+β9BIG7+β10Y2007

其中DAC是操控性应计利润,SP为事务所行业专长变量,分别采用MS,MS_D表示。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TAC为应计利润总额除以上年末总资产;CFO为营业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除以上年末总资产;SIZE为公司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HLEV为高负债公司哑变量,当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3/4分位数时为1,否则为0;AGE为公司已上市年份数,等于年报会计年度减去上市年度;NEG为亏损公司哑变量;BIG4为国际“四大”事务所哑变量;BIG7为国内“七大”事务所哑变量。Y2007为控制2007年度的哑变量。

四、样本选择

本文所采用的相关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初选样本包括2007年至2008年在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行业公司样本。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依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其中制造业由于公司数较多,我们采用二级行业分类,其他行业采用一级行业分类。以初选样本为基础,我们删去了当年新上市公司样本、股东权益为负的样本、;在计算操控性应计利润时我们还剔除了分年分行业中公司数小于20的样本以降低模型估计误差;最后得到的有效样本数为2178个。本文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使用Eview3.1计量分析软件进行。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单变量分析

表1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从表中可以看出,行业市场份额(MS)的均值是0.0381(中位数为0.0186),可见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平均行业专长程度较低,由行业专长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占全部公司的9.183%。此外,高负债公司占8.999%,亏损公司占11.708%,公司已上市年份约为9年,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占7.117%,国内“七大”审计的公司占25.666%。

上述结果尚不能确证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真实的相关关系,原因有二:一是只考察了行业专长哑变量的情形,而没有考察行业专长连续变量的情形。二是没有考虑影响审计质量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多变量回归模型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来确定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DAC、TAC的最大值与CFO的最小值和均值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这是由于样本ST天华(600745)上一年的资产特别小,只有14772717.01元,在每一个变量除以上年的总资产时数值就会变大,最终造成DAC、TAC与CFO出现较大的偏差。

(二)多变量回归分析

表2给出了多变量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当行业业专长变量为行业市场份额哑变量(MS_D)时,其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符号和原假设相同,说明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事务所行业专长是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07―200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相关性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就总体样本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成正相关。

因此,我们认为应当鼓励事务所加快发展行业专长。应继续加强审计市场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促进审计市场的有序发展,逐步提高审计市场的集中度。鼓励更多的事务所采用行业专长的差异化策略,通过行业专长使自己获得区别于竞争对手的行业审计优势,提高审计服务的质量。

参考文献:

1、蔡春,鲜文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的检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7(6).

2、常成.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的实证研究[J].审计月刊,2008(4).

3、刘少锋.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J].财会月刊,2006(12).

4、郁刚.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8(19).

篇2

    然而遗憾的是,在程序设计上,本次修法只是简略地规定了小额诉讼、公益诉讼、诉外调解协议和担保物权确认程序,对局部条款进行了修改,而程序分化、程序分类建构的问题并未获得真正的关注。[2]学界大力呼吁的民事审前程序理论未被完整采纳。

    当前我国的民事审前程序理论研究声势浩大,但实践效果却不明显。究其原因,一是我国的司法改革本身缺乏整体性设计,程序分类单一,改革目标单向;[3]二是学界对民事诉讼初审程序的内部结构划分未形成统一认识。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初审程序应划分为民事审前程序(Pretrial Procedure)与正审程序(Trial);而民事审前程序又可进一步划分为诉答程序(Pleadings)和预审程序(Preliminary Procedure)。预审程序是承前启后,衔接诉答程序与正审程序的枢纽程序。诉答程序、预审程序和正审程序这三个独立的子程序共同组成了民事诉讼的初审程序。

    一、对相关理论的简要梳理

    (一)预审程序不同于审前程序

    审前程序具有独特的功能与使命,是民事诉讼中的关键环节。立法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改依附性的“审前准备”为独立性的“审前程序”。[4]

    长期以来,由于翻译错误,一些学者对审前程序、诉答程序、预审程序、证据开示、审前会议等诉讼环节的功能界定不清,研究存在逻辑断裂、紊乱和功能界定错位、缺位的现象。而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相关程序分化的模糊,[5]也导致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甚至他们自身内部)改革思路上的分歧,使理论、制度、实践三者之间出现脱节乃至对立。

    审前程序的内部结构如何?它包含哪些子程序?其功能如何实现?实现的载体是什么?这些都是急待梳理和明确的问题。

    笔者认为,民事审前程序是指起诉之日至正审开庭前一日期间的民事诉讼程序。民事预审程序则是指立案之后分流繁简案件,梳理争点,筛选、固定证据,安排诉讼进程,庭前调解以及促成庭前和解的民事诉讼程序。民事预审程序只是民事审前程序的一个子程序。

    (二)预审程序不同于诉答程序

    新民事诉讼法第13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可以通过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但这一规定过于简略,没有完整吸纳审前程序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目前,学界对审前程序、诉答程序、预审程序等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有观点认为,诉答程序是指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以交换起诉状和答辩状的方法为诉讼开始以及确定诉讼争点的程序,是民事诉讼的起始程序。[6]

    虽然诉答源于英国古老的普通法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没有诉答程序的称谓,但诉状与答辩状等书状的交换却为各国民事诉讼程序所共有。[7][8]因此,诉答程序的核心功能是“诉状与答辩状的交换”,这与诉答程序的功能明显不同。这一点在英美国家的立法例上可以得到印证:

    英国的审前程序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传票令状送达,二是诉答,三是证据发现,四是庭审指导。[9]美国的审前程序则由诉答程序、发现程序和审前会议三个环节组成。诉答程序是当事人之间交换诉讼状和答辩状的程序。发现程序是当事人相互获取对方或者案外第三人持有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证据的程序。审前会议中,由法官对案件进行指导、管理,促进当事人和解的程序。在最后一次审前会议上,法官需要列出争点范围、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及其他同意事项,庭审活动不得超出最后审前命令的范围。由此可见,根据功能划分,英美国家的诉答程序严格区别于预审程序。

    笔者认为,民事诉答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审查立案,接收、转换诉辩材料,交叉知会诉辩观点的民事诉讼程序。诉答程序的功能只是“原材料验收”,而不是“加工”,甚至也不能是“初步加工”。诉答强调“收转”,预审则强调“准备”,即在诉讼系属之后,分流繁简案件,梳理争点,筛选、固定证据,安排诉讼进程,促成庭前和解、庭前调解。

    一般情况下,预审程序在诉答程序结束后开始,二者在时间上泾渭分明。但如果出现反诉或者本诉增加、变更、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二者又会出现交叉:即临时中断预审程序,启动新一轮的诉答程序。当新一轮诉答程序完成之后,又恢复原来的预审程序。

    (三)预审程序不同于正审程序

    笔者目前能够查阅到的资料显示,“预审”的概念早已有之,“正审”的概念却鲜有学者提及。笔者认为,普通法中的“Trial”即是“正审”,指正式开庭审理。现任香港高等法院原诉庭法官的芮安牟先生在其英文着作《浅谈民事司法诉讼》中,将民事审判程序划分为“展开诉讼”、“准备诉讼”、“案件管理”、“预审”和“正审”五个阶段(香港大学法律博士陈星楠在为其着作翻译时,即将其中的“Trial”翻译成“正审”)[10]。笔者以为,从时间上来讲,民事正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之日至裁判确定之日期间的民事诉讼程序。其内容是:法官主持,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共同参与,以证据置辩、言辞攻防的形式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一审裁决。

    正审以开庭为唯一形式,开庭次数以一次为原则,数次为例外;正审以当庭宣判为原则,以定期宣判为例外;正审应制作《法庭审理笔录》,审理笔录以逐字记录为原则。与之不同,预审可以采用开庭形式,也可采用庭前听证、庭前会议等其他形式;预审的次数不以一次为限;预审可以制作笔录,也可不制作笔录;预审笔录以概括记录为原则,不必逐字记录。正审强调当事人对抗,而预审中的调查取证、安排诉讼进程等活动则显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特征。一方面,预审与正审互为依托,以预审的时间支出、程序支出来换取正审的公正和效率。另一方面,预审又可以直接终结诉讼程序,免除正审。[11]

    二、立法规定民事预审程序的必要性分析

    《礼记?中庸》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此语精确地揭示了预正之间的辩证关系,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加以运用的实例:如体育比赛中的预赛与决赛,财政预算与决算,工程造价预算与决算,人员选拔的预选与正选,土地审批的预审与正审,办理出口退税的预审与正审,贷款审查的预审与正审等等。在司法领域,我国古代法官断狱听讼重技巧、懂策略者也甚明理喻之法、预正之道。[12]因为聪明的法官都愿意在庭前与双方当事人交换意见,梳理法律关系,剔除琐碎争点;即便那些“和稀泥”型的法官,在漫长的“和稀泥”的过程中也能不自觉地完成预审的过程。所以,笔者愿意乐观地推测,在古今中外的司法史上,预审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预审实践没有及时上升为预审理论,自发性的预审没有及时转变为制度化的预审。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明确指出,要“改革和完善庭前程序。明确庭前程序与庭审程序的不同功能,规范程序事项裁决、庭前调解、审前会议、证据交换、证据的技术审核等活动,明确办理庭前程序事务的职能机构和人员分工。”[13]

    由于审前程序的建构涉及法官制度改革、审理结构调整、证据制度完善等基本问题,[14]所以实现审判人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分类管理最初成为审前程序改革的突破口。这种改革这主要有两种模式:法官助理模式和预审法官模式。法官助理模式是为法官设置辅助人员,[15]预审法官模式则是分化法官职能,分别设置预审法官和审理法官。[16]然而,审前程序的改革不能完全等同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改革。同时,缺乏对审前程序分化理论和预审程序内在逻辑顺序的理论研究,人员、机构设置的改革就缺乏运行的软件支撑,就会陷入困境。前几年一些法院如火如荼的审前程序改革逐渐销声匿迹恰好印证了这种判断。

    因此,通过进一步分化审前程序、强调预审程序自身的逻辑运行,引导诉讼双方从“对抗”走向“对话”,从“为权力而斗争”转向“为权利而沟通”,倡导合作诉讼模式与“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是对“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有益补充。[17]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明确理喻之法、预正之道,在民事诉讼法中以专门章节系统地规定审前程序和预审程序的立法时机又已成熟。

    三、完善民事预审程序的相关实务探索

    笔者以为,各种预审形式都应遵循统一的逻辑思路,都应有统一的逻辑内涵。笔者结合所在法院的具体司法实践,做了一些简单的探索和尝试。

    (一)预审程序的主持者及其职能

    严格来讲,预审不是“审”,因此预审不应由法官主持。然而,这种理解过于机械了。日本、法国和德国规定,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由准备法官指挥预审或者由合议庭法官预审。而在预审制度比较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预审也可以由庭审法官来主持。[18]

    就我国而言,笔者认为,预审可以由庭审法官主持,也可以由法官助理或专门的预审法官主持。这方面应照顾到不同审级、不同地域法院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不必拘泥。例如,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由于案件少、法官素质更高,其职能侧重于法律审,所以应强化人员分类管理,以专门的预审法官预审或者法官助理预审为原则;而中级法院、基层法院由于存在案多人少和地域差异的实际问题,人员分类改革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因此预审法官既可以单独设置,也可以由庭审法官兼任。

    笔者以为,我国民事预审法官的职责主要有:一是分流繁简案件;二是梳理、固定争点;三是筛选、固定证据;四是作必要调查、勘验现场、委托司法鉴定;五是庭前程序处理和安排诉讼进程;六是促成和解、庭前调解。

篇3

在很多企业家眼中,薪酬就是“魔鬼控制的领域”,往往没有既定的公式可以套用,也没有持久的经验作为支撑,因此是最难以科学化制定领域。在企业实践活动中,他们往往为应对给关键员工多少薪酬而苦恼。最近接触一位企业家,他就遇到了这一魔鬼控制的领域。他的问题是,我该给关键的研发人员奖金与固定工资的权重比例是多少?也就是固定薪酬与变化薪酬的比例是多少。如果给的固定工资比例多了,那么研发人员的积极性何以保证?如果给的浮动部分即奖金比例多了?研发人员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就会增加,就很难招到或者留住优秀的研发人员。

学者也发现,按照以往经济学研究的原则来说,按照业绩设计薪酬有助于激发员工努力工作和提高效率,但按照心理学的研究来说,基于业绩与财务的刺激往往抑制创造力和创新。也就是说,按照业绩还是按照固定工资设计薪酬体系,往往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之所以会出现这两难或者迷惑,一般认为薪酬管理很难有统一的尺度进行衡量,大部分企业都需要不断地平衡利益,但更深层的是原因是企业价值观如果不是很清晰,就会经常遇到类似的迷惑。

一个企业可以追求的价值很多,例如,有的追求公司利润,有的追求抢占市场份额,有的追求控制感,等等。这些价值对于公司而言都很重要,但价值总有轻重之分,价值观是对于哪种价值更为重要的判断,也是价值排序的过程。

假设研发人员的薪酬仅有奖金和基本工资构成,那么一个研发人员所获的薪酬如下公式:即薪酬=x基本工资+y奖金。其中x和y分别是基本工资与奖金所占整个薪酬的权重比例。从理论上来说,可以通过各种统计、惯例等来解决权重问题,但从现实角度来说,这些方案可能并不适用,反而还会给企业的决策层提供干扰。如果我们从企业深层次文化角度来说,x和y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也就是固定薪酬与变化薪酬哪种与企业战略与深层次文化相匹配的问题。

美国管理学大师沙因认为,企业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外在的人工层面、基本潜在假设层面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信念与价值观层面。但是,沙因没能区分信念与价值观的差别,信念其实是对于某一事实是真是假的确认,无法再进行验证,实际上属于基本假设层;而价值观是对于价值排序,每一事实可能都会企业价值,但并不是每一种价值都是重要的,这些价值观是基于基本假设也就是信念的基础之上。

因为企业可能面临多重诱惑,也有各种价值要追求,但是,在一定时期内,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企业需要将一种价值作为主要追求的对象。如果某种价值作为企业追求核心,这时企业的战略就会非常清晰。

例如,到底是以扩张市场为主,还是追求利润为主,这会导致企业在设置薪酬组合权重差异。如果企业以占领市场和扩张影响力为主,企业就尽可能地增加营业额,这时营业额的权重就会增加,而对于是否赚钱,只要不是特别极端的情况下,就不会特别关注。如果企业以追求利润为主,那么,企业就特别关注利润,营业利润额系数就会偏大。这样,就会给销售员签单时做出取舍提供了清晰的依据,否则,销售人员可能就会因为薪酬设计的混乱而难以抉择。

因此,就上述企业家的问题而言,如果企业技术日趋成熟,我们要求保持研发人员队伍的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增加x,而减少y,意思就是说基本工资权重要增加和奖金权重要减少。如果企业要求突破性创新,保持科研人员素质变化,这个时候就要增加y而减少x,意思是说基本工资权重要减少,而奖金权重要增加,以鼓励创新和吸引人才。这可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结论,但这里面还有更深层的逻辑。

即公司的主导价值观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价值是由于每个企业看待事实的基本假定决定的。什么决策是对的,什么决策是错的,什么方案是可行的,什么方案是不可行的,每个企业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所认定的事实就不相同。例如,有的认定手机就是语音通讯工具,他们的价值导向就是拼命做好语音通讯工具技术,例如摩托罗拉。有的认定手机不仅仅是语音通讯工具,还是上网工具、相机、玩具等等,他们价值导向就不仅仅是语音通讯技术研发问题,还重视其它技术研发,例如苹果公司。在做决策时,如果多种价值存在冲突而犹豫不决时,领导者根据自己的基本假定作出的独断可能就会决定公司的价值导向。因为很多公司的基本假定和价值观往往是受到公司创立者个人基本假定和价值观影响比较大,公司职员也习惯于接受领导者的基本假设和价值观,在犹豫不决之时,企业家作出决断据信也就是企业家精神,也是企业家和领导者之所以存在的合法理由。

基本假定来自何方?那是来自每个公司的具体实践。例如,当大家都在将手机定位为语音通讯工具时,某一公司可能感到需要突破,于是某人提议是不是应对增加照相功能,如果这一提议得到现实印证,促进了手机销量,那么,增加照相功能可以促进手机销售这一提议就转为基本假设,而增加照相功能对公司是有利的就成为公司主导的价值观。如果某一提议遭到了惨败,公司可能就这一提议排除基本假设层之外,甚至会作为反面教材对待。

因此,每个公司价值观导向不同,所持的战略也各不相同,这影响他们薪酬组合模式。每个公司需要寻找到自己基本假设、主导价值,进而确定其薪酬组合模式。

公司的基本假设也并非一成不变,原因是市场变化很可能引发公司既定基本假设层的危机,不确定性和焦虑感也会随之增加,既有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可能不再适用,从而会引发一系列的失败和挫折,这就要求公司不断地根据市场修正其基本假设以适应市场变化。

围绕着公司基本假设会形成维护公司既有文化的“保守派”以及主张变革的“改革派”。市场变化如同“铁的规律”,认同的跟着走,不认同的被拖着走。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就保守派而言,保护基本假设会增加安全感,但却因为事实改变而屡遭挫折,甚至迅速沉沦;就改革派而言,修改基本假设会增加适应性,但却会激起群体内部的焦虑感以及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而越改越糟。薪酬的设计也会在这两种之间不断寻找平衡,不断适应公司基本假设以及价值观和市场变化之间寻找某种确定的比例。这就是薪酬设计给人的印象最难以科学化印象的深层原因,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管理过程中薪酬制定出现两难困惑根源之一。

参考文献:

[1]Ederer F, Manso G. Is Pay for Performance Detrimental to Innovation?[J]. Management Science, 2013, 59(7): 1496-1513.

篇4

关键词:审计质量;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线性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113-0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在恢复发展的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已先后经历了三次合并的浪潮:第一次是1997—1999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脱钩改制;第二次是2000年3月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扩大上规模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后,出现了全国性的事务所合并浪潮,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的407家事务所合并成105家,全国参加合并的事务所几近总数的10%(《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7):61);第三次是于2006年9月28日中注协下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再次掀起了规模化的旋风。而2012年6月8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又出具了文件《关于支持会计师事务所进一步做强做大的若干政策措施》,可见规模化是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大势所趋。

从一些重大财务欺诈案中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在震惊世界的美国安然事件中倒闭的安达信,还是中国因“银广厦”财务舞弊案而被撤销的“中天勤”,都是国际或国内有高度知名度的大型事务所,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大型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究竟与哪些因素相关。即是否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就一定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及规模扩大是否可以等同于审计质量的提高,对此问题的正确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审计质量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等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衡量标准

(一)审计质量的界定

对于审计质量的定义,中西方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在西方国家,有学者认为审计质量是审计人员发现客户违约行为并且愿意披露客户违约行为的联合概率。而国内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结果论”——审计结果的可靠性,即是指CPA 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和报告的准确性和相关性;二是“过程论”——审计工作过程的质量,事务所和 CPA 在承办某项审计业务过程中各项工作的质量。本文所述的审计质量是指审计结果的质量,因为社会公众和广大的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的是结果的质量——即审计意见和报告的准确性,只有审计报告才能给社会公众提供有效信息。

(二)审计质量的衡量方法与衡量标准

一般地,可以将注册会计师能否鉴别盈余管理、能否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和审计报告作为直接、有效的审计质量评价标准。鉴别盈余管理和识别评估重大错报风险都直接影响到审计风险水平,进一步体现在审计报告上,因而审计报告则集中体现了审计质量(如图1所示)。

二、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关系检验

大部分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国内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更多的研究支持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的研究结果。本文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以中注协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为样本,利用其相应的信息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统计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事务所规模化发展过程中影响审计质量的主要因素,为如何发展壮大中国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提供思路。

(一)研究假设

假设1: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其营业收入正相关。

事务所规模化进程中,其营业收入增长,对客户的依赖性也就越少,越能保持独立性。

假设2: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注册会计师素质正相关。

高素质的注册会计师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获得更多的机会扩展业务,提升竞争力。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注协公布的201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为研究样本,本文所取数据亦以中注协公布的事务所百强数据作为原始数据,实证结果采用SPSS12.0完成。为了统一数据单位,在此均采用将反映事务所规模的各个指标都换算成了比例。以CPA人数比例为例的换算方法是:用某事务所的CPA人数除以该年度参与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所有事务所的CPA人数总和。其他比例的计算与之相同。

(三)样本选择与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笔者选取审计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比率就可以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采用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在2011年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占当年所有审计意见的比率作为审计质量指标。(2)解释变量。根据国外研究的文献及中国的具体情况,考虑到影响审计质量的两大因素,选取营业收入比例、注册会计师人数比例作为自变量,以营业收入比例反映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的独立性,以注册会计师人数比例反映技术能力。(3)控制变量。考虑事务所合并后,从业人员数量与分所数量迅速增加从而影响审计意见类型,因此把这两大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设计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四)偏相关分析

由于本文的模型中采用了部分控制变量,为谨慎起见,进行偏相关检验,以确定在剔除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模型的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仍然存在线性关系。对全部样本进行偏相关检验的结果(见表2):

上表的检验结果支持模型的线性相关关系,下文将对确定下来的模型进行回归析。

(五)回归分析

模型的Adjusted R2为0.565,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拟合效果较好。另外,Durbin-Watson值接近于2,表明回归方程中残差项之间不存在自相关,研究数据通过残差独立性检验。

(六)实证结论

在模型中,所选择的两个自变量,营业收入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由于拥有较多营业收入的事务所在经济上对客户的依赖程度较低,进而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从而敢于在发现问题时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报告。从而本文的第一个假设“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其营业收入正相关”通过检验,并且相关性显著。

第二个假设“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注册会计师素质正相关”虽然成立,但是其相关性并不显著。原因有如下两点:首先,注册会计师拥有较完整的知识结构与审计经验,在执业过程中能较好执行审计程序,进而出具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因此注册会计师所占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计质量,存在正相关性。其次,相关性不显著的原因在于中国事务所内部存在盲目追求CPA的资格认证,因而很容易出现较多业务水平较低、执业经验较少的CPA,在这种情况下其数量越多越不利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单纯增加从业人数对提高审计质量并无显著帮助,关键依然要看其所内的人员素质。究其显著性不明显的原因,是国内存在一些事务所在合并之后,没有和总所执行一致的审计程序,依然各自为政,因此不能真正起到财政部号召的“做大做强”。

三、中国规模化经营过程中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的相关建议

(一)大力发展才战略,充分整合内部资源

针对实证研究中出现的注册会计师比例与审计质量相关性不显著的现象,CPA 人数的增加必须与质量控制相结合,以提高专业服务能力、质量控制能力以及专业竞争力为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 CPA 数量的增加,这就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加大对 CPA 的培训力度,从而使 CPA 能更有效地提供服务。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学历层次偏低的 CPA,应通过进修等途径提高学历层次;对于新进入的 CPA 应至少具备大学本科学历,加大培训或后续教育的力度。

(二)设立分所的控制

国内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要么采用内涵式的扩大方式,要么采用设立分所的扩大方式。从中国的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事务所主要是通过设立分所的方式来实现规模化经营。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 2008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资料统计分析显示,在中国一百 强会计师事务所中,设有分所的事务所有 84家,累计设有分所 438家,分所设立数最多的达 18家。因此,很有必要就总分所模式中总所和分所各自在审计质量控制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进行安排设计,以便于审计质量的控制和提高。

(三)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中国审计市场上法律法规体系仍有重大缺陷,政府应该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引导事务所扩大自身规模,同时完善其内部治理结构。同时,继续加大力度,积极配合立法机构,推动完善或出台《注册会计师法》、独立审计准则等相关法律规范,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市场职能进行定位,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继续研究、协调和推动落实《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合伙企业法》等有关公司法定审计、上市公司审计、破产清算管理人、合伙企业审计验证等制度安排,进一步开发业务和市场。另外,提高违规成本,加大行政、刑事责任处罚力度,弥补民事责任赔偿机制的空白。增大事务所的法律风险来约束其行为,使之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雪,时毅.审计质量衡评价体系的新建[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7,(3):12-16.

[2] 刘成立.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能否反映审计质量——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动机的分析[J].财会通讯,2008,(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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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事务所;合并;审计质量;影响

伴随市场环境逐渐复杂化,其市场经常呈现出日渐激烈的形式,而会计事务所合并行为更是成为目前快速发展的有效措施。但该种方式同样会对审计质量造成一定影响,其原因为:审计质量直接关系到会计事务所是否可以长远发展,因此只有将审计质量的提升作为重点,才能促进会计事务所的持续发展。

一、会计事务所合并发展现状

所谓审计质量主要是对会计事务所工作情况进行评定的标准,同时也是判断审计结果的重要指标,因此会计事务所的合并行为,必将会对审计质量造成一定影响。会计事务所的合并制因主要表现为:会计事务所的合并行为是在我国政府相关政策大力支持下进行;合并意在为事务所获取更多经济效益,从而提升客户审计服务质量,为审计公司提升自身经营范围提供有力帮助。

目前,我国会计事务所合并后,由于我国会计事务所的发展相对较晚,经过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以及取得显著成绩,但是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未得到及时解决,其发展现状具体表现为:在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下,其文化水平呈现出明显提高,促使会计事务所智能依据社会的发展需求,对相关制度进行有效完善;在市场竞争逐渐恶劣下,会计事务所除了需要积极学习国外相关理论、知识体系之外,还应结合我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真正做到取长补短;当我国进行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通过几次合并浪潮后,相继出台了相关法律政策,促使会计行业结构得到有效完善。

二、会计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通过相关研究发现,会计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将其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正面影响

我国会计事务所通过合并方式,已经逐步完成特殊普通的合伙转制,除了可以提高员工整体工作热情,而且还能提升审计人员的工作效率,使其审计质量得到有效提高。基于此,事务所利用合并的方式实现转制条件,进而利用会计事务所合并真正落实特殊的普通合伙,促使审计质量得到根本上的提升。

在我国会计行业市场竞争逐渐复杂化下,会计行业同样存在许多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采取合并的方式,可以有效改善市场的无序现象,使其恶性市场得到缓解,从而降低恶性市场所造的不利影响。除此之外,会计事务所合并后,有利于公司规模的增加,同时吸引更多外界优秀人才,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因此,以审计市场的角度,会计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可以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

(二)负面影响

会计事务所的合并,对于审计质量来讲,不仅具有积极性的作用,还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如传统事务所的存在,由于自身动机不明确,导致合并期间经营理念、专业标准与工作流程均无法得到整合,从而影响审计质量的提升。从本质上来讲,会计事务所存在的根本在于:高质量审计报告的输出,从而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审计服务。因为众多事务所的合并,从而形成统一整体,具有风险、责任共同承担的特点,所以合并后未对专业标准进行制定,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事务所审计风险。针对此无论以吸收或新设为模式的会计事务所合并,均应对合并后整合问题进行综合考究,其中包括合并后事务所经营理念、职业标准与工作流程等。另外会计事务所审计工作监管力度不足,也是影响审计质量的关键因素。

在合并后的磨合期间,极易导致事务所出现制度松散和监管不利等问题,不利于开展审计工作,最终影响审计工作质量、效率,从某种程度上对事务所声誉造成影响,甚至导致客户出现大量流失现象。

三、会计事务所合并后提升审计质量的有效措施

(一)对其可行性进行全面分析

会计事务所在合并前期,应对该项措施的可行性给予全面分析,并在完成统筹规划和战略谋划等工作后,对合并对象进行充分考量,从而选择最佳合并对象。在合并前只有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才能为事务所的合并行为奠定基础,但在合并前还应明确合并动机,避免会计事务所合并过程出现散乱局面,导致审计质量的不断下降。因此做好会计事务所合并前准备工作,是提升审计质量的重要措施。

(二)优化合并经营模式

对于会计事务所而言,若要实现“做大”和“做强”的目的,可通过合并经营的方式,强化审计质量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事务所生存的根本,降低事务所合并于审计质量的负面影响,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手段的运用,不仅可以避免审计质量负面问题的发生,而且还能提升合并后的审计质量,从而促进会计事务所的长远发展,真正发挥会计事务所合并的价值。

(三)加强合并后的资源整合

在完成事务所的合并后,应强化资源整合工作,切忌盲目追求经济最大化,要在短时间内制定双方有利方案,实现两者实质等方面的有效整合,构建科学风险管理制度,确保事务所在合并后可以更好l展。同时还应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力度,保证审计队伍整体水平和执业水平得到提升,而通过培训工作的开展,还能明显缩短各工作人员之间的素质差异,使其整体工作能力得到提升。除此之外,构建以“审计质量”为核心的会计事务所合并文化,是事务所品牌形象创造的关键,更是高质量服务理念贯彻落实的前提,更是事务所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四)合理建立审计质量控制体系

经过合并后的会计事务所作为法律主体,具备收益分享、风险承担的能力。利用审计质量控制体系的构建,可有效提升审计审计效率,避免审计报告不合理问题的发生,不仅可实现事务所经济规模的扩张,还可预防审计舞弊问题的发生。为了确保会计事务所合并后审计质量标准与水平的一致性,应在合并后贯彻落实职业理念、职业标准与质量管理统一化控制的意义。

(五)加强违法行为处罚

对于会计事务所而言,加强违法行为相关处罚时合并后的重要措施,通过相关措施的应用,还能有效避免事务所出现逃避我国法律责任等行为,从法律角度会计事务所合并后的具体行为进行重点加强,确保审计质量得到全面提高。因为我国会计审计质量的保障机制还存在较多缺陷,如民事赔偿等,所以事务所可以将此类问题进行及时解决。

(六)加大信息技术应用力度

由于审计业务具有多元化、复杂化特点,在此基础上,确保审计质量处于稳定高度愈发困难,尤其是在会计事务所合并后,从而导致审计任务日益艰巨。因此,相关人员可以借助科学技术、方法对其进行解决,例如:新型审计软件,将此类软件合理应用于审计工作中,才能更好提高审计质量。

四、结束语

通过对会计事务所和审计质量的分析发现,会计事务所合并行为在对审计质量造成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会计事务所只有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采取有效解决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提升整体审计质量,为会计事务所的更好发展提供有力帮助。

参考文献:

[1]汪林文.浅谈会计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6(14):84-85.

[2]简逸蓉.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J].市场研究,2015(8):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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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政府建设项目投资管理和控制的现状

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是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在工程建设的全过程(投资决策、设计、招投标、施工阶段)中采取有效措施,把工程建设发生的全部费用控制在批准的限额内,获得最大投资效益的目的。近年来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各方对政府项目投资管理越来越重视,不断出台各种制度,项目管理日趋规范,工程造价控制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但从审计和审计调查情况看,概算超估算、工程变更频繁、实际投资超概算的现象屡见不鲜,造成部分项目投资失控主要原因有:

1、前期准备不充分,项目管理存在缺陷。做好项目前期工作是控制工程造价的前提。而我们很多政府投资项目在实施时,往往重点考虑形象、外观、工程进度,忽略了对项目方案进行严谨、规范的科学论证,可行性研究深度不够、方案选择缺乏科学性、估算不准确、造价控制的总目标模糊,使项目技术先进性、经济合理性、实施可行性得不到有力保障,政府投资项目的造价规模难以控制,无形之中加大了工程造价。

2、工程设计与投资概算相脱节,经济性能考虑不够。相关资料统计表明,初步设计阶段对投资的影响约为20%,技术设计阶段对投资的影响约为40%,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对投资的影响约为25%。因此,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在于设计阶段。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目前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除了对个别重大标志性建筑进行设计招投标外,其它工程设计基本未进行招投标。即使是重大标志性建筑,往往也只是进行建筑方案设计招标,而对于施工图设计一般不进行招投标。二是设计人员不能紧紧围绕工程概算做好限额设计,往往更注重于建筑的美观与结构的安全,对于经济性能考虑不多,很少会在经济性方面进行方案对比和优选,因而会大大增加工程的造价。

3、工程管理不够规范,制度机制有待完善。一是招投标管理不够规范。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建设工程总投资达到3000万元以上,无论单项造价的多少都要公开招投标。但在实际操作中,未能严格执行公开招投标制度。在目前的政府工程投资领域,存在没有市场竞争或行政性的垄断与过度竞争并存的现状。二是合同管理不够规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依法保护承发包双方合法利益的法律性文件,是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最主要的依据。目前政府投资建设工程合同出现阴阳合同,合同的签订违背招标文件,合同的条款内容前后不一致等。合同管理意识薄弱,合同管理流于形式,造成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4、工程实施把控不严,造成工程造价不确定。在实际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工程的微小变更,但施工单位有时会想方设法进行较大变更,结构的变更会引起工程量的增加,建筑功能的变更,会使材料的变更,引起装饰工程量的增加,两者综合会大大增加工程的预期造价。施工单位不严格执行原先的施工方案,建设单位现场签证随意,变更管理措施不到位,不能及时正确的处理,使得政府投资项目造价处于不确定状态。

二、政府建设项目投资管理和控制的措施与对策

1、加强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减少决策的失误与盲目。采用多方案比选,进行严谨的科学论证,明确项目技术是否先进、经济是否合理、实施是否可行。并立足于调查研究,明确项目规模的确定、工艺的筛选、场址的选择、环境的影响、地基处理的方案对投资的影响,始终将技术与经济结合在一起,认真做好政府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核工作,以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合理的控制项目投资。

2、对工程设计严格把关,做到设计与投资概算相结合。充分运用价值工程分析设计经济指标、制定不同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目标。运用多种技术经济比较指标认真审核设计文件,完善设计文件,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使得项目投资规模控制在概算之内,充分发挥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效益。一是实行限额设计,力求将工程造价和工程量控制在限额内。二是加强对概算的评审。概算评审人员要全面的、深入细致的阅读设计图纸,准确了解设计内容,对工程现场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不断的提高概算审查。

3、实行工程招投标,规范合同管理。实践证明,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工程招标投标,择优选择工程承包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材料设备供应公司,推行公平、公正、公开竞争,是降低工程造价、缩短建设工期、保证工程质量的有效措施。实行合同的规范化管理,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和疏漏,应规范合同文本。签订的工程合同要素要尽可能规范、齐备,要素应与招投标文件一致,主合同未涉及的事项,应及时签订补充合同。合同签订后要经过主管部门的备案,主管部门在备案时应审查合同主体是否合格、内容是否合法、权利义务是否对等、合同约定是否明确、质量要求是否明确,价款报酬约定是否明确等。

4、加强工程实施阶段的造价控制。工程建设实施阶段涉及的人力、物力、财力非常多,控制工程造价在目标范围内所能采取的措施也很多,尽管这一阶段节约投资的可能性很小,但浪费投资的可能性也很大,应从组织、技术、经济、变更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多管齐下,严格控制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造价。完善工程签证的监督机制,建立严格的变更审批制度,落实项目变更的权限和责任。项目变更和现场签证要接受相关部门监督,必须经业主、监理、设计等多方联合事前会审,杜绝事后补签,尽量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变更与签证。

5、大力推行政府性工程“代建制”。“代建制”是政府投资项目一种合理的制度选择,也是发展的趋势。“代建制”最大的好处在于专业化和持续经营,可以发挥专业人才的经验优势,提高工程项目管理水平,使“质量、投资、工期”的三大控制得到有效控制,保证政府投资项目的效益。

6、加大跟踪审计力度,规范项目建设。继续大力推行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的全过程跟踪审计。审计人员跟踪审计,能随时掌握建设的实际情况,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对跟踪审计中发现的问题随时纠正,及时向被审计单位提出审计意见建议,促使被审计单位纠正工作中的偏差错误,促进其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工程项目质量,有效控制工程造价,提高建设项目投资效益。

总之,政府性项目工程投资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设计、技术、经济、项目管理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通过技术与经济的相渗透,管理与造价控制相结合,才能使政府工程项目投资得以合理的控制。

主要参考文献:

[1]丁岩、于平,《政府投资项目造价确定与控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办法》,xx工程造价信息网

[2]魏长华, 《中国审计》,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主办, 2008,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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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预算执行审计存在的不足和困难

1.资源分散,形成块块式审计。原来的预算执行审计没有打破行业分工界限,各个业务处的工作相对独立、处室之间的信息相对封闭,形成了块块式审计。对审计人员而言,长期从事块块式的审计工作,很容易导致查出问题的流失或减弱发现问题的敏感度。长期从事同一类型的审计任务,与相对稳定的被审计单位打交道,容易产生工作疲劳,降低审计热情,一些审计出来的问题也因为长期的交往接触而不自觉流失。同时,会固化审计人员的审计认识,影响到工作创新。

2.审计力量不足。现阶段地方财政预算执行审计涉及财政部门组织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地税部门税收征管情况审计、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及政府临时交办的检查事项,内容广泛,任务繁重。受机关人员编制的限制,审计部门的审计力量相对薄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基本是全体动员保证预算执行审计项目的完成。

3.难出审计精品。主要体现在审计业务部门之间相对封闭,审计项目安排与审计成果互不沟通,客观形成了部门之间的“壁垒”,阻碍着审计工作总体水平的提高。由于同一单位不同审计项目而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彼此孤立的,查处同一单位的诸多问题被反映在两个或多个审计报告之中,审计结果很难得到进一步提升,也很难打造出高质量的审计精品。

二、建立以预算执行审计为核心,以财政专项资金审计为重点的立体化审计模式

这个模式的基本操作思路是:将预算执行审计内容贯穿到专项资金审计中去,将专项资金审计的成果归集到预算执行审计这条主线上来,使整体审计思路更加清晰和准确。即:根据预算具有整体性特点,开展预算执行审计时,可以把财政、行政事业、社会保障、投资和农业环保等专业审计结合起来,审计内容涉及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管理、使用等各个环节,从源头上把握财政资金的总体情况和财政政策的制定情况,重点关注那些事关全局、社会敏感度高、资金最大的部门、单位、项目和资金。例如:今年政府关注社保、水利等几项专项资金的使用及效果、年初安排审计项目时除省财政厅以外,还应重点安排对水利、民政等几个厅局的审计。预算执行审计时财政厅审计组把握财政资金的总体情况和财政政策的制定情况,掌握社保资金、水利资金等专项资金的总额以及分配情况并及时反馈给民政厅组和水利厅组等,水利、民政厅等组沿着专项资金使用流向和监管方式一直延伸审计到具体的使用部门,检查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以及效果如何。整个预算执行审计以财政厅审计组为核心,其他审计组以专项资金为重点,在审计过程中做到信息及时沟通、及时反馈。

三、建立预算执行审计与专项资金审计相结合的立体审计模式,有利于提升审计工作的水平

1.整合审计资源。《审计署2008年至2010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整合资源,构建国家财政审计大格局。预算执行审计结合专项资金审计,是根据审计项目安排审计人员,可以打破传统的以业务职能部门划分的部门“壁垒”,避免以前同一单位接受多个审计组的重复劳动,也可以做到审计人员对未来项目审计的不确定性,使项目和人员达到较好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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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政府采购效率,简化办事程序,我们开发了政府采购项目采购管理系统,对市本级政府采购项目实行网上申报,即以政府采购计划、立项申报审批的网上申报,替代目前手工填报的工作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府采购项目网上申报系统的基本情况

市本级政府采购预算的实施分为项目采购和协议采购两种。项目采购是指各预算单位在市采购办办理采购立项,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和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委托采购机构进行的政府采购项目。项目采购管理系统主要包括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计划的编制和政府采购项目立项审批等内容。

二、政府采购项目网上申报系统的工作程序

政府采购项目采购管理网上申报系统的工作程序分为核对政府采购预算、根据政府采购编制采购计划和采购项目立项申报三部分。

(一)政府采购预算核对程序是指预算单位对财政批复的年度政府采购预算在本系统中进行核对的过程,通过核对保证网上数据与财政批复政府采购预算数据相一致。

(二)编制政府采购计划程序是指预算单位根据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编制政府采购计划是对政府采购预算的细化过程,也是政府采购项目招标采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在编制计划时一项采购预算可分解为多个采购计划。在编制政府采购计划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是:

1、针对一项政府采购预算原则上只能委托一家政府采购机构实施。

2、对于一项政府采购预算中包含通用类政府采购项目和专用类政府采购项目,按照“我市2006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及有关规定,通用类政府采购项目比例达到50%(含50%)的应委托市政府采购中心实施,通用类政府采购项目比例未达到50%(不含50%)的可以委托政府采购机构实施。对于特殊项目需将一项采购预算中通用类和专用类分别委托市政府采购中心和政府采购机构的在编制采购计划时必须进行分列,以便为采购立项做好基础工作。

3、对于一项政府采购预算中包含项目采购和协议采购的,在编制采购计划时对属于协议采购的项目应按协议供货的相关要求填报,以便市采购办进行调整。

按照工作程序预算单位在编制政府采购计划后,报经一级主管单位审核,审核批准后报报市采购办审核。对采购计划中未按有关规定编报的,市采购办将写明理由予以退回进行修改。经市采购办审核批准后的政府采购计划将放入政府采购网上审批系统中,各预算单位可以对本单位的采购计划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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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内部控制;目标导向;风险管理;价值创造

一、内部控制的发展与演进:目标与方法论

(一)内部控制的萌芽:与管理活动如影相随

内部控制理论的产生是近代的事情,但是,内部控制实务却源远流长,应该说,自古有之(石爱中,2006)。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时期,人类社会的一系列活动中就体现出了带有本能意义的内部牵制。那时的管理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人观察、判断和直观基础上的传统经验管理。尽管这种内部牵制的管理思想源远流长,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也不可能提出内部控制的概念。

在随后的一些管理活动中,也都非常明显地出现了内部控制的实践活动。例如。古埃及会计称为“书吏”,“其责任和权力都比较大,不仅负责事项的记录,而且还要负责对全部库存财产的监督”。而且,以“书吏”工作为基础,“在国库长官、国库出纳官、国库书吏及国库监督官之间初步建立了一种经济牵制关系,这些官员各司其事,又互相制约,并把控制重点放在支出方面”(郭道扬,1999)。

到了15世纪,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企业管理理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涉及组织结构、职责分配、业务程序、内部审计等许多方面的控制体系。但是,尽管“内部控制在这期间已在管理实践中完成了其主体内容的塑造过程,但其各项构成要素和控制措施只是散见在企业各项管理制度、惯例和实务中”。管理者并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总结,也没有提出内部控制的概念。

19世纪末,审计人员在改进审计方法的探索中,开始了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在审计介入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之前,作为现代内部控制雏形的内部牵制制度,其主要目的就是查错防弊,它是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基于提高审计效率和保证审计质量的需要。审计人员把内部控制从企业管理活动中抽象出来,赋予其目标和体系,从实践上升为理论,使之成为审计技术和程序的组成内容(张宜霞、舒惠好,2006)。

由此可见,内部控制的初衷并不是为审计服务的。它完全是从管理的角度出发的,应当是企业客观存在的东西。

(二)内部控制的发展:管理思想的忠实追随者

1949年。美国会计师协会所属审计程序委员会在其专门报告《内部控制:一个协调的系统要素及其对管理层和独立公共会计师的重要性》中首次对内部控制下了一个定义:“内部控制包括组织的计划和企业为了保护资产。检查会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高经营效率,以及促使遵循既定的管理方针等所采用的所有方法和措施”。该报告是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来定位内部控制的,从理论上给出了内部控制的广泛涵义。但是,它对财务报表审计中应对内部控制检查到什么程度,给注册会计师提供的指导却很少。使审计人员感到无所适从。审计人员认为,1949年的定义内容过于广泛,超出了他们评价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所承担的责任。迫于压力。为了满足审计人员在审计中的业务需要,AICPA所属的审计程序委员会于1953年10月颁布了《审计程序说明》第19号,并于1963年颁布了《审计程序公告第33号》,对内部控制的定义做了正式修改,大大缩小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范围。

与1949年的定义相比。这些定义过于消极,仅仅从财务审计当时的实际需要出发。范围过于狭窄,人为地限制了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然而,事与愿违。20世纪60年代以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却进入了诉讼爆炸时期。审计界把内部控制的定义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从表面上看是减轻了审计师的责任和工作量,但从更深层次来说,它恰恰增加了审计风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系列财务失败和可疑商业行为,特别是80年代出现了主要是由金融机构破产引起的更为耸人听闻的财务失败事件,以至于1985年,由AICPA、AAA、FEI、IIA、IMA五个职业协会组成的团体另外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即全美反欺诈财务报告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该委员会通过对欺诈性财务报告案例的研究,发现50%是因为内部控制失效的缘故,指出薄弱的内部控制是许多欺诈性财务报告发生的主要原因。针对这种情况,该委员会成立了专门研究内部控制问题的机构――COSO委员会来制定关于内部控制定义及框架的指南。1992年,COSO了具有革命性的研究报告,即《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标志着内部控制迎来了历史的春天。

1992年COSO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审计技术导向内部控制与管理导向内部控制的整合,是对构建统一内部控制平台的第一次尝试。COSO报告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内部控制框架,成为迄今为止对内部控制最全面的论述。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对内部控制仅从会计、审计方面进行研究的狭隘性,在内容上不再局限于会计控制,而是将其拓展到企业的管理以及企业的治理,从一个更高、更系统的角度给出了内部控制的一个框架体系(林钟高,2006)。该框架尽管得到广泛认可,但理论界与实务界还是认为存在缺陷,如对风险强调不够,使得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管理无法进行很好的结合(朱荣恩、贺欣,2003)。

为了适应21世纪商业环境发展对内部控制的要求以及风险管理的需要。COSO于2004年9月正式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这一报告代表了内部控制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COSO的2004年报告指出:“内部控制是企业风险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风险管理包含内部控制,并形成一个(比内部控制)更为广泛的管理概念和工具”。因此,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之间的融合已是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融合可理解为风险管理包含了内部控制,还可理解为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就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外在表现(严晖,2005)。风险管理框架在1992年整体框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内部控制要素:目标制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同时把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提高到战略定位。这是内部控制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三)一个暂行结论:内部控制、管理活动与独立审计的价值相关性

综观内部控制的发展与演进可以发现:内部控制(内部牵制)的实践及思想雏形起源于早期的管理活动,并随着经济社会管理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演进。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企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种发展导致了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鉴证的审计不断发展。审计人员在改进审计方法的探索中,开始了对内部控制的研究,把内部控制从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中抽象出来。赋予其目标和体系。使之从实践上升为理论,成为审计技术和程序的组成内容。理论化的内部控制大大促进了审计业务的发展。但 由于审计人员人为地把内部控制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反而限制了内部控制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审计责任的诉讼爆炸及社会各界对内部控制的关注,又促使内部控制回归管理。内部控制的发展存在一个总的趋势,即目标越来越明确,范围越来越大,边界越来越清晰,内容越来越丰富,且有与管理逐步融合之势。这一系列内部控制目标与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与演进过程,充分表现了其与管理活动及独立审计的价值相关性,如图1所示: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内部控制目标及方法论的发展与演进过程,即:内部控制来源于管理,又回归到管理。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转圆圈式的回到出发点。而是一种螺旋上升式的发展,是对内部控制从实践到理论的提升与完善。这种回归如下页图2所示:

二、内部控制的目标体系:内在逻辑

进一步考察可知,关于内部控制目标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学术界有一些文献提出了设想。阎达五、杨有红(2001)从内部控制的目标和内容的演进进程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内部控制目标尽管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但概括起来主要涉及以下两点:一是合规经营,具体而言。就是保证企业依法组织经营活动。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确保财产安全;二是效益性。即保证企业管理政策的贯彻实施和效益目标的实现。并在对内部控制目标的归纳基础上,认为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不只是企业自身的事情,它有着广泛的社会性。李兆华(2004)提出,应针对内部控制所参照的三项规则,将内部控制的目标划分为三类:经营目标、信息目标和规制目标。宋鑫(2004)则认为,确定公司内部控制目标时,应考虑治理机构层次以及健全的公司治理环境下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分层次进行控制目标设计,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内部控制效用。陈志斌(2005)通过对内部控制的发展历程分析发现。内部控制第一层次的目标仅仅是防弊纠错,保证财产物资的安全,保证会计信息的及时与真实;内部控制第二层次的目标是保障经营活动的合规合法性,保证法律法规的遵照执行;内部控制第三层次的目标是为提高单位的效益和效率服务;内部控制第四层次的目标提出要完善公司治理。要服务于公司创造价值。要保护单位中人的“安全”与价值。他又提出,内部控制的理想目标应该是把单位建成具有自我纠偏和自我超越功能的自觉组织和学习型组织。李连华(2005)在COSO风险管理框架的基础上。将内部控制目标理解为三大基本目标――会计信息真实可靠、企业资产安全和营运效率提高。并认为三大目标目前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林钟高(2006)将内部控制视为企业管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目标也应当和企业的总目标一致,而且内部控制的目标应当有助于企业总目标的实现。是总目标的具体化。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总目标,相应地,内部控制是由控制主体根据企业总体目标而建立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查弊和纠错,而是涉及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是参与企业经营的各利益相关者权益要求的实现途径,进而成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具体体现,这与企业组织形式的演化及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发展相一致。

目前。针对内部控制目标的研究几乎都是在内部控制目标多元化的趋势下。分层次、分类别地对内部控制目标进行重构,以便科学、合理地指引内部控制有效运行,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的效用。通过上述观点不难发现,学术界在对多元化的内部控制目标进行划分时都遵循着某种趋势,即由初级需求不断发展为高级需求。由企业自身的管理需求不断发展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保证。

在这种探寻内部控制目标体系的过程中存在某种内在逻辑:内部管理需求和外部审计监管需求。分析以上观点,并结合COSO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目标体系。笔者对内部控制目标重新进行了整合,使之能够满足内部管理需求和外部审计监管需求。其内在逻辑关系如图3所示:

根据图3分析如下:在1992年COSO内部控制的三大目标的基础上,结合2004年COSO风险管理增加的一个目标和对原有的几个目标的补充,笔者把内部控制目标重新整合为三大类,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和合规性目标。由于财务等相关报告的编制是标准化的,而这些报告标准(包括会计法、会计准则等财务呈报相关法律)在我国本身就是政府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只要在政府所颁布的会计法规或会计标准的界限内编制财务报告,就是遵循了法律法规,就是“合规”的。因而也是能够满足财务报告质量要求的。这样看来,COSO框架中被作为两项目标的“报告”与“合规”。在我国实际上是可以合并在“合规”项目之内的(李心合,2007)。基于此,笔者将内部控制目标整合为战略、经营和合规三大目标。

三、内部控制的目标导向:发展趋势

对内部控制的渊源进行追溯,对现状进行探讨,除了总结之外。更重要的是探求内部控制目标导向的发展趋势,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以实现内部控制的提升与完善。

在本文第二部分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的三大目标根据需求的不同,又可分为满足内部管理需求的战略目标、经营目标和满足外部审计监管需求的合规性目标。而这两种需求所引致的目标导向又是相互作用的。相辅相成的。

(一)内部管理需求对外部审计监管视角的作用

内部管理需求引致的目标包括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战略目标的层次比其他目标更高,是与企业的远景或使命相关的高层次目标,其他目标是战略目标的具体化。风险管理框架在内部控制框架的基础上引入战略目标。说明内部管理不仅仅可确保短期经营的效率与效果。而且介入了企业长期战略(包括经营目标)的制定过程。

一个企业的战略管理是否正确、有效。不仅影响企业的日常经营,还会对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审计师要有效地把握财务报告的错报风险,就必须从错报产生的源头着手,从战略系统观对企业经营风险进行分析、测试、评价和决策,并通过对企业保持和加强竞争优势的战略及其恰当性进行分析评价,才能从源头根本解决“合规”性问题,控制审计风险。从而系统地提高审计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从相反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内部控制理论把关注重点放在对外公开的财务报告上,以防止财务报告舞弊案的发生。但事实是。财务报告舞弊的问题还是会经常发生。进一步探寻其中的原因可知,对外的财务报告是企业过去的经营成果的被动反映,一味强调审计监管导向的内部控制只能通过财务报告的约束作用间接作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另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财务舞弊是企业在企业战略、经营管理出现问题时所采取的“瞒天过海”策略。仅强调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并不能防止企业战略、经营管理上的失败。“另一个毒瘤是。管理层经营失败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股东价值下跌。原由就可能在于其糟糕的战略,无法保持核心竞争力,或竞争优势的销蚀”。

从以上正反两个方面可以推知,从内部管理需求的角度出发。强调对企业战略、经营目标的关注,不仅不会削弱外部审计监管视角的合规性,反而会从源头上抑制或避免“违规”的发生。

(二)外部审计监管需求对内部管理视角的作用

外部审计监管需求引致合规性目标。尽管人们对内部控制的管理导向日趋关注,但也不能忽略它在审计中的职能与作用。满足审计监管的合规性需求,就满足了广大投资者的需求。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外部形象与信誉,进而提升企业的整体价值。因此。COSO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两个框架报告都保留了(财务)报告可靠性、法律法规遵循性两个“合规”性目标。

关于审计监管需求的内部控制可以维护市场的秩序和有效性。提高经营透明度,降低信息的不对称。基于此。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关注战略、经营风险管理的同时。对其在相关法律中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要求。美国的SEC更是在SOX法案之后提出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概念,更进一步明确了外部审计监管的不可或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有效、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目标应同时满足内部管理需求和外部审计监管需求。只有标本兼治,内外部相互促进。才能共同提升和完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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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部控制审计相关概念的界定

财政部等五部委于2010年a的《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明确提出内部控制审计的官方定义,指引指出内学术参考网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lunwen. 1KEJI AN. COM,欢迎您的光临部控制审计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特定基准日内部控制设计与运用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对于此定义,可从以下两个角度理解。

(一)内部控制审计的执行者角度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的执行者是作为独立第三方的会计师事务所,它在目标企业的委托下,通过实施审计工作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负责任的审计意见。对于内部控制审计,企业可以选择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也可以选择非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二)特定基准日的角度

对于特定基准日,是指能够反映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情况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强调注册会计师需要对截止至某基准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而不是对企业整个会计期间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意见。

二、《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后对内部控制审计的相关情况分析——以2011年和2012年上市公司执行企业内控规范体系情况分析报告为例

财政部会计司与证监会会计部近两年持续关注我国上市公司执行内控规范体系的情况,并联合了我国上市公司2011年和2012年执行企业内控规范体系情况分析报告(以下简称2011年报告、2012年报告),报告总体揭示了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运行平稳、实施范围不断扩大。对于内部控制审计情况的披露显示,总体而言,内控审计的实施现状有所改善但不容乐观。

实施内部控制审计的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加,内控披露现状更加真实。2011年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披露的内控审计报告中仅新华制药(000756)一家被出具非标意见,尽管在此报告期内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占比达73.1%,却没有一家受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内控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提醒利益相关者关注被审计公司的一项或多项重大事项可能带来的风险。

三、内部控制审计的实施现状所引发的理论思考

(一)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注册会计师内控审计之间的关系

受聘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内控进行审计的对象是以企业内控报告为主体的有关内控有效性的认定,注册会计师学术参考网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lunwen. 1KEJI AN. COM,欢迎您的光临应在保持独立性和应有职业谨慎并具备一定的专业胜任能力的前提下对公司内控有效性发表意见,因此二者是鉴证与被鉴证的关系;同时,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内控审计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考虑是否利用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内控评价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工作以及利用的程度,但前提是应当对企业内控自我评价工作进行合理评估,特别是对相关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客观性进行充分的评价,因此二者又存在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二)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评价与认定

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直接影响对内控是否有效的审计意见的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指引》中明确定将内部控制缺陷按其影响程度分为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但对内部控制缺陷程度的判断仍缺乏统一且可观察的标准。笔者认为,在这种现实状况下,注册会计师应采用明显迹象与确切定义相结合的方式去认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如今,随着内部控制审计在企业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企业对内部管理也在不断地提高重视程度。2012年1月1日开始,企业内部控制已经进入强制性披露阶段,注册会计师作为内部控制审计的执行者,应能够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及相关执业准则的要求,认真制订审计计划,合理确定审计范围与重点审计领域,严格实施控制有效性测试,有效识别、评价内控缺陷,形成恰当审计意见,使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向更为完善和健全的程序方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石汉.会计内部控制的完善与规范[J].审计理论与实践,2009,(1).

[2]张彦巧.对企业内部控制审计若干问题的探讨[J].内部控制,2012,(2)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