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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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到1939年之间所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大衰退成为大萧条，在此情况下，商业和经济运营普遍衰退。首先农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农业衰退，引发了金融行业的恶化，大萧条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比以往经济衰退的影响更为深远。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引起经济的衰退，进而经济发展缓慢，引起失业增加，工业化国家中资木的短缺引发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间搭配存在多样性的特点，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乘数都存在不确定的情况,政府所采取的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数不确定的情况下，考虑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选择，最佳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政策组合的工具。实施多样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机会使一个乘数的估计误差被其他乘数的误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额情况下，制定政策的误差会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中的微调是指存在于宏观调控中，针对现实社会运行的经济中存在的小冲击、小波动、小十扰而做出的相应的小调整。不断地试图稳定经济的政策行为。对财政政策而高，长时间的内部时滞，使得采用相机选择的微调措施在实际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存在不可能性。尽管社会中存在的自动稳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经济政策中的微调效果。对于货币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经常运行的，内部存在的时滞较小，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施所起到的影响一直是在应对晓得波动，则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恰当的。

相机抉择是政府根据经济市场所发生的情况和各项调节在采取过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点，进行需求管理从而机动灵活的采取一种或几种措施，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实行相机抉择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总需求，又不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根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决策速度，作用速度，预测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个方而的差异，相机抉择一般有三种搭配方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单一政策规则是指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学派，关于货币供给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长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建议的唯一政策是货币供给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单一政策规则的目的在于是货币供给量不要限制国民收入的自然增长的速度。货币主义者主张的这一政策被称为单一的政策规则。

积极地规则是指对重大的经济冲击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质的规则，在讨论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达到的效果时，要把对重大经济冲击做出反应的政策行动与微调加以区别。而对重大经济冲击时，决不能主张不应该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目标，及时采取反周期性质的政策措施在未来政策的确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之间的权衡中国，积极地政策制定者重视政策实施过程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而那些赞成难以变动规则的人则重视中央银行在过去竞技场反错误的政策措施。

三、动态不协调与规则及斟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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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IS-LM模型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5次通货膨胀和1次通货紧缩,其中1979-1980、1984-1986、1987-1991和1992-1994年期间,物价水平出现大幅度上涨;但是从1997年开始,物价持续走低,出现负增长,进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而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物价开始上涨,到了2004年,物价上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理论界开始讨论中国是否进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在此背景下本文论述以消除经济不景气时期的通货紧缩、经济过热时期的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为主题,重点论述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协调机制和模式,通过回顾总结近年来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实践,剖析总结了98年以来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对策。本文在分析研究中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依然是我国财政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通过IS-LM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会在什么情况下更有效以及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与货币政策相结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两者之间既有相互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无论在经济扩张还是在经济紧缩时间,两大政策都能对经济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产生影响。因此,要使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就存在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佳配合问题。本文分六个部分论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对策,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协调机制和模式,第四部分剖析总结了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改进对策,第六部分评述性结论。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内在关联性

1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资金运动、政策目标、政策手段等方面的密切关联性 在社会资金运动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财政资金、信贷资金与企业资金等一道构成社会总资金的整体,每一方的资金运动都会在另一方引起某些连锁反应;在政策目标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的目标是一致的,最终都是要实现充分就业、高增长和物价稳定运行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在政策手段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存在互补性。一般来说,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税率和财政支出水平等,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制度和贴现率等;在政策实施主体上,既有区别也有高度的一致性。货币政策实施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政策实施的主体是财政部。两者分成两个不同的实施主体,但都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调控的主体都统一于国家。

2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性 首先看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财政的收支活动将引起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将对货币供给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财政收支过程中发生的结构变化或差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供给结构;二是财政收支平衡、财政收支结余和财政收支赤字这三种不同的收支状况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存在很大不同;三是财政资金的运行方向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财政支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财政支出的构成,另一方面取决于积累性支出的使用效果;四是,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取决于财政赤字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弥补。因一国弥补预算赤字主要分为国内融资和国外融资两大类,而不同的融资方法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也很不相同。但总的来说,财政赤字的各种融资方式会增加货币供给。其次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与银行的信贷收入来源、信贷支出方向、信贷资金使用效果等方面对财政收支的影响有关。总之,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性很强,这表明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必要性的一般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具有的局限性、运作特点和作用机制决定了二者必须协调配合,才能发挥对经济应有的调控作用。世界各国的长期实践也已经证明,无论将哪一种政策作为重要政策手段,如果没有另一种政策的协调配合,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机协调配合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1、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方面来看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一就财政政策来看,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减轻税负以刺激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回升;在经济膨胀时期,则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避免经济过渡膨胀。但在现实中,财政政策的运作常因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而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二就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从而相应地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但这一政策的局限性使它在现实中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此外,货币政策效果也可能被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所抵消。

2、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机制来看,二者存在明显差异,更有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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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学家阿伯特（1949）指出：“公债管理就是选择公债形式和确定不同公债类型所占比例数量，选择债务期限结构，确定不同阶层持有者所拥有的公债数量，决定到期公债偿还和以旧换新，决定公债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对不同公债持有者的利益，以及到期公债和新发行公债的政策，公债政策在政府一般财政政策中的地位等”。我国财政发展史就是一部财政政策创新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政策体系无任何先例可循，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全局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探究公共财政政策问题。时代不同，经济运行特点和表现的规律性会出现新的变化。地方公共债务从无到有，从小额度到大规模，经过了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也顺时代而生，是改革开放年代，国民经济综合协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经济协调、全局与区域经济协调的阶段性矛盾问题。在地方政府自有财力和公共债务财力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国经济发展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其积极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问题是弊发展到了侵害经济集体本身健康发展的程度，地方公共债务风险是否会诱发龙卷风一样通货膨胀风险和海啸一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摧垮整个经济运行体系。虽然从国家审计局有统计的数据和国民经济运行现状来说，地方公共债务风险还处于可控状态。但是，从地方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有效化解地方公共债务风险，对于保持经济增速的常态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探讨通过财政政策创新来化解地方公债风险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经济学家威尔森和邓肯（1993）提出“财政规划”概念，指出财政规划是所有财政政策工具的一组特定值，此组政策工具值或适用于当年，或包括未来时期财政工具的特定变化。如果财政规划不会引起公债-收入比率的骤增（或骤减），那么这种财政规划或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如果财政规划不可持续，就必须对一项或或者多项政策工具予以调整，或对其他非财政政策工具予以调整，或者适应外生变量变化等。工业化国家经验证明，高水平和持续上升的公债-收入比率的代价是高昂的，债务负担过重，利息支付压力过大，要想保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就必须降低公债-收入比率。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税收体制、财政体制、利率、汇率、国际收支、就业政策、经济增长政策等多因素，都会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1959）提出，财政政策措施的理论框架，应该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三大方面。坦兹和泽（1997）从实证和规范角度，按照税收、公共支出和总体预算差额，分析了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戴蒙德、莫里斯（1927），对静态税收超额负担进行了论述，认为税收引致的经济行为扭曲会使经济造成净效率损失，在税制结构得到优化，即在所有税种中每一种税的超额负担均等或成比例，仍然存在征税水平越高，净效率损失越大，而且当经济中存在其他税收扭曲时，这种损失的增加与税收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阿特金森和桑德莫（1980）从税收对要素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影响入手，考察了动态意义上的税收超额负担问题，在两期生命周期迭代模型中，最适资本所得税率在长期不一定是零，通常取决于劳动供给与储蓄的相对税收弹性及其他们的交叉弹性。克姆利（1986）利用无限期界模型证明，长期最适资本所得税率实际为零。坦兹和泽（1995）论述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am（1986）指出公共支出会取代私人部门产出，产生排挤效应，也会提高私人部门生产力，产生外部性或共用品效应，公共支出的社会收益总量必须看作两种效应之和。排挤效应和外部效应相反性表明，公共支出水平特别是结构非常重要。

上述文献表明，财政政策工具组合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有较大的影响。

三、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财政政策创新

（一）一个实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公债管理 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WH开发区”）为例，2002年到2011年，WH开发区顺应国家宏观金融形势，自主作为，因势求变，以国有投融资平台为主体，为地方财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组织资金。从当年底余额6.7亿元到2011年底余额45亿元，有效缓解了地方财力不足弊端，加大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开发区的长远发展腾挪出了空间。2009年之前，WH开发区融资特点是，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立融资项目，开发区财政局以财政预算收入信用兜底，投融资平台公司在银行组织授信资金，资金到公司账后，视同财政资金封闭管理，全额划入财政预算基建专户，确保专款专用；融资平台公司组织资金，先由财政部门审批，再由公司组织借款资金，是典型的政府强力主导型融资模式。2009年后，随着国家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重视，WH开发区主动求变，将传统财政信用兜底的债务融资部分剥离到以土地储备为信用兜底新的平台上。原有的融资平台公司规范为市场商业抵押信用为基础的市场化公司。历史存量和新增量的公债信用风险管理，逐步向市场化方式贴近。

但是，随着政府融资平台一刀切的政令后，开发区政府平台融资能力骤然趋弱，如何搞好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主要财政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核心是确保现有存量公债到期还本付息，新增公债还本付息有可靠的资金来源。目前普遍认同的是贴现值法，即考虑债务时间因素，以未来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和债务还本付息额度进行贴现计算，如果贴现值收入与支出比较是净收益，则说明公债负债水平是适度的，反之则是过度负债。财政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多样的，例如地方产业结构、地方经济基础、税收政策、财政体制、财政分配政策、产业激励政策等。在所有决定性因素中，从长期影响效果看，税收政策是核心。税收政策决定了一个财政年度或者一个财政跨期的财政收入水平和财政收入结构，对地方财政支出水平和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WH开发区为例，该区定位在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按照现行税收政策，该区的税收结构也明显地表现为现代制造业基地的特点。增值税、消费税和土地增值税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逐年增长幅度最高的税种。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综合比较看，每年财政收入抵扣支出还大有盈余。因此，单纯从局部收入与支出来看，该区应该是稳健性成功运作的典范。但是，从综合收益原则来说，为区内现代制造业基地提供公共服务的不仅有区一级公共机构，还有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因此税收分配体制应该从总税收税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解省市和中央。在现行的分税制下，区内企业贡献的税收从入库即分成上级和本级财力。从整个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本级可用财力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地方公共配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储备招商项目，地方政府为了规避地方财政不能直接负债的法律限制，成立了地方国有全资公司，通过公司平台间接负债融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从该区国有公司成立的历程可以看出，地方债的出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即是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发展，在地方可用财力不足，地方信用空间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的一个必要融资手段。换句话说，税收分配体制是决定WH开发区地方负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WH开发区，公共支出政策工具对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的影响是正面的。由于开发区历史包袱少，而且政府公共职能部门从开始就是大部制运转，机构少，公共非生产性财政负担小，地方可支配财力的绝大部分可用作财政基础设施建设，弱化了对地方公共债务的负面影响。如果开发区没有新增项目，那么现有开发区历年存量债务就可以全部归还，开发区现有公共债务风险就可以有效化解。如果公共支出政策工具得到充分发挥，公共基建债务融资缺口就会迅速扩大。所以说，控制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模，管理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的有效手段。

总体预算差额对WH开发区的影响，主要是对生产型建设资金的影响，即对未来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投资影响。由于开发区可用财力除了少部分用于公共部门运转外，大部分财力用在未来发展的基础设施投入上，开发区财政属于典型的建设性财政，有别于其他部分地区的吃饭性财政。在财政总预算安排上，区别于吃饭性财政的刚性支出压力，建设性财政支出压力表现出一定的弹性，财政总预算差额可以充分考虑未来发展的机会成本，对现有新增差额预算的规模进行适度优化决策。

（三）财政政策创新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影响分析 地方经济基础及其可持续性、地方产业结构、税收政策、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公共支出政策、总体预算差额等综合经济政策创新，是化解地方公债风险的有效工具。

以WH开发区为例，在改革开放大的政策创新背景下，开发区从杂草丛生的荒地，逐步变成现代化的工业新城。现代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其他城市化配套产业的发展，开发区财源结构由单一制造业逐步向多元化产业发展，开发区税收收入结构也进一步丰富。从开发区过去十年的税收增长趋势和结构看，增值税和消费税占70%以上，每年惯性增长幅度超过15%。应该说，WH开发区已经培育起了较好的财源基础和增长后劲。

虽然WH开发区总体经济块头逐步膨胀，但是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将会成为影响其财源稳定性的致命缺陷，地方产业结构政策创新，是WH开发区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行业景气指数和产品生命周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建设现代化制造业基地，除了汽车产业、还应前瞻性地鼓励发展家用电器等其他产业，分散行业景气指数变化影响的财源风险。由于公共债务是在未来若干年分期规划，保持财源稳定性增长异常重要。鼓励地方产业结构政策创新，促使地方财源机构多元化，是化解地方公债风险的有效工具。

税收政策创新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现行地方财源基础和税收政策决定了地方可组织的财政收入。税收政策创新可以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扩大税源基础、优化税源结构，夯实总体税收水平。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具有重要影响。以WU开发区为例，过去十年累计组织财政收入亿元，按照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地方留存亿元，上解中央省市三级亿元。如果地方财力占总体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大一点，地方可用财力会大大增强，地方公债风险管理将会得到强大的财力保障。

公共支出政策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影响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建设性财政支出和非建设性财政支出的比例，另一方面是建设性支出中“大循环”和“小循环”的支出比例。所谓“大循环”即开发区财政拨款用作城市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投入，需要享受这些配套服务的辖区内企业通过税收上缴，地方财力留成弥补。所谓“小循环”即地方国有公司投资进行土地一级整理，后通过拍卖土地收回投资；或者对土地进行经营开发，通过租赁或者销售，实现资金回笼。

总体预算差额政策工具创新，实质是地方财政支出体制创新，即预算支出涵盖范围问题。由于社会功能板块支出是刚性的，此板块财政预算差额政策创新工具弹性不大。建设性板块体制创新，对总体预算差额的影响很大。以WH开发区为例，公债融资长期作为财政建设资金不足的一个补充来源，因此在融资方式上，融资平台公司只是作为一个财务壳存在，所有项目资金支出全部划入财政后支出。财政建设性资金的杠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公司造血功能没有培育成熟，地方公共债务融资不仅信用空间日益缩小，而且公债风险日益暴露，不符合银行监管要求，为进一步融资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如果财政能将建设性资金作为资本金注入国有平台公司，则一般可以按照三七开的比例组织债务性资金，信用放大倍数可以得到根本性提升。财政建设性支出预算差额将直接到公司层面解决，财政建设性资金支出压力直接下沉到公司层面解决。

四、结论

创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源动力，也是解决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动因所在。坚持财政政策创新，应用多种财政政策创新工具组合，可以有效管理地方公债风险。当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地方公债风险管理是否引起足够的重视，地方公债风险是否危及到整个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政府管理，把公债风险放在一个何等重要的位置，公债风险管理中的利益博弈等综合因素，都可能成为财政政策创新或阻碍创新的潜在理由。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财政政策创新工具组合，是公债风险管理的有效目标函数，搞好财政规划，对提高财政整体运行效率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刘尚希：《建立财政风险管理机制》，《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23期。

[2]刘尚希：《公共风险是引导财政改革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60期。

[3]刘尚希：《增强政府抗击财政风险能力的对策》，《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15期。

[4]贾康：《关于中国地方财政现实问题的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5]苏明：《我国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和政策思路》，《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1期。

[6]肖加：《地方主体税种选择逻辑与政策取向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7]安虎森：《有关区域经济政策的一些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8]高进水：《影响我国地方财政健康运行的体制、政策因素分析及相关建议》，《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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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结构性收缩

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当前经济趋缓，多数人归结为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把全球经济低迷导致的外需不足视为重要原因。这种判断是从经济学一般性原理和表面现象出发的，忽略了当前的具体情况和深层因素。

要准确判断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至少要关注三点：一是当前的经济趋缓是从接近于两位数增长的“高位”开始的，与从“低位”开始的经济下行有质的区别。二是在经济结构长期不合理的基础上出现的，尤其是实体经济结构，不仅表现在附加价值低的行业和产品占比大，而且反映在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因素与全球因素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已经产生了“质变”，全球市场、全球资源、全球环境、全球流动、全球军事、全球政治等都会对我国产生深度影响，并从我国反射到全球，这不仅仅是一个“外需”的概念所能涵盖的。因此，放在全球时空坐标下来观察当前的经济下行，其性质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结构性调整与我国结构性调整相互影响叠加而产生的一种结构性收缩效应。这与总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下行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也很难用经济周期理论来解释。

（1）结构性收缩：从产业结构来观察

在产能绝对过剩情况下，任何刺激政策都会失效。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的过剩产能往往可以通过全球市场来消化，在全球市场高涨的情况下，绝对过剩的产能往往被掩盖了。一旦全球市场陷入低迷状态，就会使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出来。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还是政府主导型的，产能过剩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因素，但后者的作用更显著。而且，作为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我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原材料市场都是如此。这使我国的产能过剩很容易从相对过剩演变为绝对过剩。而过剩产能的淘汰，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往往会留下“病灶”，使绝对过剩的产能难以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彻底淘汰。这样，产能过剩就会在“下一次”变得更加严重。累积到一定程度，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政策，经济增长都会收缩。我国当前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

从产量看，我国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工业品产量都已经接近或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在22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我们有七个行业（钢铁、纺织、水泥等）产量是世界第一，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于固定资产投资减速和节能减排压力加大等因素，诸多行业低端产能已经绝对过剩，面临着先进产能替代落后产能的问题。

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产能绝对过剩，而且是“大”而不“强”、升级困难，在国际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从量上来看，我国制造业产值已经跟美国差不多“平起平坐”了，但附加值却相距甚远。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6.5%，而全球平均水平在35%以上，美国、德国都达到40%以上。我国在自主研发、高端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自主品牌、自主销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都十分薄弱。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一方面产能绝对过剩，而另一方面，高附加值产品的产能却普遍不足。面对这种格局，靠扩大总需求来稳增长显然是难以收到效果的。

首先，全球需求低迷，使产能过剩愈发显得严重。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总需求不断萎缩，欧债危机的复杂化和长期化将会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总的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杠化”和经济再平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全球需求低迷将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其次，国内房地产调控当前难以放松。目前，我国房地产正处于胶着状态，房地产价格既不能大涨，也不能下跌过快，需要在挤压部分地区房地产泡沫和防范房地产风险中找到平衡点。从长远来看，房地产业不应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财政增收的支柱，各种由于经济困难而放松房地产调控的政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否则只会使前期调控前功尽弃。最后，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如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规模和市场准入受政策影响很大，也出现了低附加值产能过剩的问题，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

由此可见，就现有的产能而言，过剩已经不是局部现象，再依靠政府来大规模拉动投资已不现实。因此，依靠实体经济和民间投资，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鼓励创新、创业应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2）结构性收缩：从区域结构分析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从经济增长格局看，我国历史上长期呈现着“东高、中次、西低”的态势；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这一格局变成了“东高、西次、中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则又变成了“西高、中次、东低”。投资空间结构不断优化，表明中央区域发展政策效果不断显现，区域产业转移更趋活跃，区域结构在快速调整。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一些发达国家积极推进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这势必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产品出口和发展速度。因此东部地区实现经济转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不能以周期性波动的视角看待当前东部经济态势，也不应走产业回头路，与中西部地区竞争国内市场，而应瞄准世界上最先进最前沿的领域，积极抢占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制高点，进一步提升东部地区产业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

中西部地区面临“赶超”与“转型”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部分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呈加快态势，对促进中西部发展和增加投资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中西部地区正在步入增长的快车道。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面临着资本外流、资源环境瓶颈等压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无法复制东部曾经走过的路，要获得高质量的快速增长并非易事。而东部在我国GDP中的占比达70%，东部经济趋缓势必带来全国经济趋缓，即使有中西部的当下快速增长也无法填补东部趋缓导致的缺口。区域结构的这种变化无疑也会引发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结构性收缩，带来经济增速趋缓下行。

总之，当前经济下滑是国际国内结构性收缩叠加作用的结果，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回落，实质上则是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新视角：就业

（1）经济增长速度不足以成为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依据

结构性收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趋缓下行，这对习惯于仅以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经济形势的传统思维来说，意味着经济形势在变“坏”。当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我国经济趋缓下行至8.1%、7.6%时，认为经济形势在变“坏”的这种担忧情绪在全社会蔓延，甚至已有人开始呼吁政府采取类似于2008年那样的经济干预措施。其实，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临界值指标，并不是经济增长率本身，更不是所谓的8%，而是就业的状态。只要劳动力趋向充分就业状态，即使经济增长趋缓下行，也说明经济形势良好。就业状态指标比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更具有综合性，包含了经济增长、社会状况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信息，比增长曲线变化更全面地反映了经济、社会的趋势，为政府政策选择提供了更科学的依据。

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经济体量更大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曲线已不是过去的延伸，而是形成了新的增长曲线，因为生产函数已经不一样了。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速会随之自然放缓，很难延续工业化初期那样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近10%的快速增长，今后很难再保持过去那样的增速。再以老眼光来看待新阶段的经济增速就很容易导致判断失误，误认为经济增速趋缓下行是经济形势在变坏。经济增速在8%左右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经济增速的参考系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2）应以就业形势来判断经济形势而不是相反

从我国当前的就业状态看，尽管经济趋缓下行，但就业状态良好，说明当前经济形势没有变坏，宏观调控无须做大的调整。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增就业岗位继续增加，2012年第一季度外出农民工人数比上年末增加508多万人，同比增长3.4%。2012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694万个，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77%，创下历年同期最好水平。尽管青壮年劳动力占人口比重下降，我国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2011年比2002年下降了7%，减少到4.2亿人，劳动力供应下降，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趋缓下行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缺口，但从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劳动力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行，自然也会使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趋缓下行。这也意味着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已经无法支撑过去的那种经济增速。因此，从劳动力的角度观察，经济趋缓下行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自然结果。

（3）从就业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处于正常状态

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增长与就业是同方向变化的，而现实却是反方向变化。这并非现实错了，而是现实情况发生了不曾有的新变化，即就业状态不同了，不仅劳动力供求关系在逆转，就业能力、就业方式、就业观念、就业区域都已经与过去有了明显的不同。不仅如此，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是那些GDP效应明显，而就业效应不明显的行业，因此，从GDP来看增长慢了，但对就业的影响却不大，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速下行，而就业并未同时下降的局面。这也说明，这种无失业增加的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值得担忧。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1）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结构性政策为主

以工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为抓手，有保有压地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把创新、创业作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结构性政策在制定、实施等环节比总量性政策的难度、复杂性都要大。在政策上也需要创新，没有现成的政策措施可以搬用。结构调整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比例关系问题，而本质上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因此，结构性政策的重心应放在创新、创业上。政府可从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在创新激励和创新风险分担方面发挥市场无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加快强化创新要素的培育，如科研、教育、职业训练、劳动力培训等。不言而喻的是，实施结构性政策与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改革的相应推进，结构性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2）在“稳中求进”的政策框架下专注于有效增长与就业状态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要顺势而为，要着力防止走老路，避免政策路径依赖，通过总量放松来追求以“量”取胜，改变过分注重增长速度的倾向。“稳增长”是必要的，其内涵是避免“停车检修”，以使结构调整在相对平稳的轨道上运行，以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这个意义上，稳增长是为推进结构调整服务的，即“稳中求进”。要坚决防止为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的倾向。经济发展要从以“量”取胜转到以“质”取胜，实现有效增长，唯一的路径是结构转型升级，改变发展方式。因此，稳增长要从促进结构调整的角度着眼，只有与此相符才是经济政策预调、微调的内容，任何偏离结构调整的稳增长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在经济趋缓下行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稳增长”呢？关键看就业。只要就业指标在合理区间内，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回落就没有必要“草木皆兵”。当然，失业就业指标在统计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更具有长期意义的导向作用。就业状态具有综合性特点，关注就业，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关注了增长，关注了社会公平，也关注了分配格局。从关注增长转到关注就业上来，并把改善就业状态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目标，也是促进结构调整的要求，因为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结构调整的有效性。

实行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与有差别的信贷政策相结合，形成政策合力。

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也应当是结构性的，主要从结构方面发力。一是结构性减税，二是支出的结构性调整，瞄准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给予定向支持。面对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回落的压力，结构性减税有打折扣的危险，尤其在地方，已经出现了地方税收收入逆向增长的现象，值得关注。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结构性减税与税制完善应结合起来，尽快推进。例如营业税改增值税、针对高端住宅和多套房的个人房产税，应当尽快在全国推开实行。

货币政策应重新回到稳健的正确轨道上来，并适时适度微调，同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于结构调整而言，比总量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信贷政策。应把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起来，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如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差别化的行业贷款政策、差别化的企业贷款政策等，尽可能地使资金市场上的资金供应与资金需求相吻合。尤其是对中微小企业、农村、创新创业企业和个人，都应当给予特殊的融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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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对我国现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评价，论述了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不宜减税的原因，分析了我国国债的情况和存在的风险，提出了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注意的问题。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评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在人类的历史上由来已久，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上升到理论研究，是以一九三六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后为代表才正式形成的。宏观经济学是从整体上研究国民经济的运行及其规律的。一、西方宏观经济学内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认为，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形成的对商品的总购买小于整个社会所提供的商品价值时，它会导致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在相反的情况下，则会出现通货膨胀。因此，政府要采取一定的经济政策来减少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从需求理论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的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变动支出和税收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在经济萧条时采用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即政府采用减税、扩大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增加投资等措施；而在经济高涨、通货膨胀率上升太高时，政府会采取增税、减少政府支出等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控制物价上涨。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来调节总需求。在经济萧条时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率、刺激投资，进而刺激消费，使生产和就业增加；反之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过高时，采取紧缩货币供给?恳蕴岣呃剩种仆蹲屎拖眩股途鸵导跎傩蛟龀ぢ恍G罢呤桥蛘托缘幕醣艺撸笳呤墙羲跣缘幕醣艺摺?nbsp;扩第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产生增加国民收入的效果，而影响的效果不同，下表是扩张性政策对利率、消费、投资，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政策种类对利率

的影响对消费

的影响对投资

的影响对GNP

的影响财政政策

（减所得税）上升增加减少

增加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上升增加减少增加

财政政策（增加投资）上升增加增加增加

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降低增加增加增加

二、我国现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含义由于我国目前出口受阻、物价下降、内需萎缩，经济运行处于低谷，失业下岗人员继续增加，所以我国在一九九九年仍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一九九八年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启动经济增长，调整投资结构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从而增加财政支出来实观的。"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主要是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我国两年连续6次降低银行存款利率，现在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息率已低于美元的存款利息率。由于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增加造成巨大压力，国内消费需求不旺，启动政府投资需求，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采用减税的办法，本文后面会进行讨论。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及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我国政府决定今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作用有以下4点:①能增加社会需求；②能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③能刺激个人消费?推笠低蹲剩虎苣芾喙夭担浣釉黾由缁嵝枨蟆8菸鞣胶旯劬醚е胁普叱耸вΓ浣釉黾拥淖苄枨笸队诓普С霰旧淼睦拧＠诺牟普撸岵欢ǖ牟普嘧郑卤硎俏夜?8年及99年的财政预决算情况: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赤字98年(决算)9853亿元10771亿元918亿元98年(预算)9679亿元10142亿元960亿元99年(预算)10809亿元12312亿元1503亿元从目前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看，财政赤字是控制在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的，1999年财政赤字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低于国际公认的3％的警戒线，99年的财政赤字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2.2％，低于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从上表可以看出1999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比1998年扩大43亿元，在实际执行中有可能还会加大，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说，不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因为现在的增长率还是一个负增长的态势，全国产成品存货很大，所以和财政赤字相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采用这一措施是可行的，增加的支出主要是用于基础产业的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因此这一短期的财政扩张措施并不影响我国长期财政政策和目标的实现。实施积?牟普撸ψ⒁獯砗玫牧礁龉叵?1、谨慎处理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财政收支平衡的关系。笔者认为现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作为短期措施，其赤字不能有太大增加。而各级地方财政除了管理好中央转借给地方政策的500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外；应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不得编制赤字财政预算，更不得向银行、单位借款周转、虚收税款、挪用专款、欠拨支出等，搞"假平衡、真赤字"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2、妥善处理好扩大公共财政支出与涵养财源的关系。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增，政府从事的各项活动不断增加，所需的经费开支也相应上升。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日益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将增多的国民收入用于社会的公益事业，改善人民活。特别是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政府来提供财力保障。在着力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把加强基础投施建设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立足更大范围和更多层次上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把增加财政投入与改进投入方式相结合，立足于引导社会资金扩大投资需求。四、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不宜减税按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当经济处于不景气状态时，除了增加政府开支以外，还可以通过减税政策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供给，从而使国民收入以税收乘数增加。但我国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却不宜采用减税的政策，理由有以下5点。1、减税和增支虽然具有同向扩张效应，但在实际运用中双管齐下的并不多见。除非经济面临崩溃境地，出现极度恐慌，一般都不会二者并重。因为两种政策并使要受到政府预算、债务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美国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政府为迅速摆脱危机采取的是政府支出扩张的政策，而没有采取减税政策。60年代肯尼迪时代倾向于减税，而没有采取政府支出扩张政策。所以我国已倾向于支出扩张，不宜再实行减税。2、我国税制结构决定了当前不宜减税。根据减税效应理论，减少直接税的扩张效应大于间接税的扩张效应。"直接税"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主要特点是累进征税，税负难以转嫁；"间接税"主要是流转税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实行比例税率，税负容易转嫁。削减直接税的结果将使公司和个人拥有更多的税后利润，使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提高，有利于刺激投资和刺激消费，向市场提供利好信号，又因为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有助于整个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使经济扩张。而减少间接税，首先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相对下降，个人收入会降低，有刺激企业增加生产的作用对刺激消费的作用不大。所以当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大时，降税效果较为显著。下表为部分国家1997年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比重直接税比重()国家美国55.40加拿大80.70日本65.50中国16.20

从表中可以看出1997年我国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仅为16.2，其中：企业所得税占13，个人所得税占3.2，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为65.4。所以在我国减直接税效应较弱，而减间接税又会使物价下降，在我国现在物价是负增长，长期物价不增将不利于经济增长。所以税制结构制约我国目前不宜减税。3、我国税收环境状况不宜实施减税的措施。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对税收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税收的刚性不强。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后，重视了税收的作用，但税收执法环境尚未形成，全社会的纳税意识不强，偷、逃、骗、欠税现象相当严重，对税的执法力度不够。在此种环境状况下减税，很难达到预期效果。4、我国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税收，减税后无法支撑财政。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应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发达国家30-50％，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得一路下滑详见下表: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年份财政收入(亿元)GDP(亿元)财政收入占GDP比重％19902937.1018547.9015.8019913149.4821617.8014.6019923843.3726638.1013.101993 4348.9534634.4012.6019945218.1046622.3011.2019956242.2058260.5010.7019967366.6167800.2010.901997865.57745711.601998985379459.6712.40

自9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的90％以上依靠税收，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95％。如果现在采取降税，会产生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降税必然会降低财政占GDP的比重，就会增大赤字规模和中央政府的财务负担；二是国家财力有限，降税力度过大必然会冲击正常的财政支出；三是运用财政支出拉动经济，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过多的减税不利于财政支出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5、我国税负不高，不好再往低处减。我国全部税收占GDP比重仅11％左右，发达国家50％以上，发展中国家30％左右。如发展中国家一般所得税税负中企业所得税率70％，个人所得税率48％，而我国名义企业所得税率33％，实际上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不到15％，内资不到30％，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如果考虑税收流失，实际税负很低，所以无论从我国所得税名义税率还是实际税率，都不宜再降税率。我国企业去年超过一半是亏损，对这些无利润的企业来讲，降低所得税税率更加毫无意义。五、我国国债及应注意的风险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借债；另一种是银行透支。用银行透支的方式弥补赤字，会造成货币贬值和引出通货膨胀，是不可取的。解决赤字的方式主要通过借债的方式解决。我国1994年颁布《预算法》，禁止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国债太多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我国的国债现在是多还是少呢？下面进行分析。1、赤字财政是凯恩斯经济理论一个最主要的财政政策。弥补财政赤字主要靠发行国债。国债并不是任何人购买都有助于"医治"萧条，只有商业银行的钱放不出去时、只有居民和企业手头有闲置资金而又不打算存入银行或购买商品时，才有助于扩大总需求。2、国债的适度。国际上公认累计国债余额占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60％为警戒线。从财政支出上看，国际通常认为当年国债发行，不能超过当年财政支出的3％。3、从居民的购债能力来分析国债。到1998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3407亿元，国债余额7771亿元，两者之比为6.9∶1。现在居民投资领域和渠道比较狭窄。从九九年年初国债发行的情况看，今年国债发行是供不应求。所以国债对居民的购债能力来说是少了。4、从国债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进行分析。我国1998年底国债总额占GDP的比重为9.5％，大大低于国际公认60％警戒线。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国债少了。5、从财政收支进行分析。国际上认为当年国债发行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0％为宜，而我国98年国债发行3891亿元，98年实现财政收入9853亿元，比重为39.49％；国际上公认的当年国债发行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30％，而我国1998年的比例为36％(98年财政支出10771亿元)。从国债占财政收支的比重来看，国债发行是多了。6、债务增加，注意风险。自1981年以来，我国发行国债9000多亿元，98年底国债余额7771亿元。1999年将发行国债3415亿元，比98年少发行476亿元。尽管目前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和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都处于较安全的范围之内。但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高达50％以上。偿债率很高，给中央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财政风险加大。所以在国债发行规模上我们既要适时适度，又要慎重行事。否则中央财政风险愈来愈大。六、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要注意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实施积极财政货币政策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灵活地调整存贷款利率。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实行的一系列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货币政策，力度很大，容易引发经济过热。国家宏观经济部门尤其中央银行要密切关注经济景气指标，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灵活调整存贷款利率，保证货币供应的稳定、有效，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防止出现经济出现通贷膨胀和经济"滞账"的危险。2、严密监控经济运行，防范不可预见债务对财政的冲击。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尽管均在国际安全线以内，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债务负担和隐性财政赤字。如国有银行的呆账、国有企业的潜亏、粮食企业的挂帐、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失业养老金支付的缺口等，这些都构成巨大的潜在债务负担，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必须严密监控宏观经济的运行，掌握不可预见债务的变化情况，切实防范不可预见债务对财政的冲击，提高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3、从长远决策，我国不能靠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大量举债搞建设。我国财政目前很困难，大规模举债和扩大政府开支，实施反周期调节，是财政为支持经济发展作出的必要贡献，笔者认为它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实施的一项短期政策。在金融风险加剧和坚定推行国有银行改革的情况下，为切实提高经济效益和投资效益，必须发挥市场在拉动投资和消费中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防止爆发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4、严格限制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除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外，还应将政府投资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收入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相结合，如将部分财政债务资金投向刺激居民消费，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扶贫力度，增加公务员工资等，使国债起到杜杆作用或催化剂作用，通过财政的投入发挥"财政支出乘数"效应，将54000亿元的居民储蓄调动起来，推动经济适度稳步增长。5、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较大幅度地增加财政支出，一定防止浪费，在重点投资中，绝不能花钱大手大脚，应以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把资金用好，所有财政支出，一定精打细算，厉行节约，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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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初，欧元度过了四年，欧元现金的引入也已经一年。在回顾欧元时，我们应考虑到欧洲货币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是一项长期工程，它在成功建立后正处在巩固阶段；特别在稳定公约方面，联盟的管理仍不容忽视。本文详细回顾和阐述了欧元1999年引入至2002年底联盟的发展及欧元引入对区内经济稳定与增长的作用、欧元对金融市场的以及欧元的汇率、国际地位等，并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论。

一、联盟顺利启动及欧元现金的优势

根据1995年马德里欧盟首脑会议决议，向欧元的过渡分阶段进行。两个最重要的阶段是联盟于1999年1月1日由11个成员国正式启动并引入欧元为记账货币，以及2002年初发行欧元现金。所以欧元最初只是在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引入。由于准备工作充分，1999年初金融市场的技术转换得以完成，欧元顺利登台，仅几天后，欧元在外汇、货币、债券和股票市场的交易清算就顺利进行。

在欧元诞生前三年的过渡阶段，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方面对欧元的原则是“不禁止、不强制”，即不是义务而是采取自愿原则交易欧元。这种政策对成员国居民生活影响并不大，因为合同、标价、收入、租金、货币与现金交易等仍使用原货币。过渡期内欧元只作为摸不着的“虚拟货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欧元的认可。

在银行业务、经营和公共领域，欧元与各国本币相比只起次要作用。许多银行在2001年下半年才开始转换，有些银行甚至到2001年底。在银行业务、企业经营和公共领域记账货币的转换和交易至2001年底顺利完成。企业货币转换总体顺利，许多中小企业准备迟缓而干扰2002年后的企业运转的担心，并没有被证实。

2002年1月1日是“欧元日”，欧元成为合同、标价、收入和租金等惟一货币，同时引入的欧元现金正式成为拥有三亿多居民的12个成员国法定流通货币。欧元纸币和硬币的发行和成员国本币的回收带来巨大运输量，由于准备充分也顺利完成。此前收集各国“沉睡硬币”的工作为现金引入做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12月，由于回收旧币，欧元国的现金流通量只相当于上年同期的33％，2002年引入新币后不断回升，达到正常水平，2002年12月达到3330亿欧元，接近2001年上半年的平均水平。200年2月底是各国商业银行兑换截至日，此后各国中央银行仍继续兑换本币现金。德国中央银行承诺无限期兑换德国马克现金。截至2002年底，超过96％的德国马克纸币和近50％的硬币（按面值）得以回收，但仍有舛亿的德国马克纸币和近75亿马克的硬币在流通。关于欧元的分阶段引入计划，尽管有批评意见，但最终证明是积极的，因为分阶段进行允许妥善准备，总体实施情况是顺利的和符合实际的。

2002年1月1日欧元现金引入后，欧元对居民的优势才可亲身体验到。表现在度假和出差时省去了大量货币兑换费用和麻烦，同时提高了物价的透明度。欧元现金很快被居民接受。现金引入后两周，欧元区90％的支付用欧元，尽管本国货币还可用到2002年2月底。

一年后，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调查，90％的居民对欧元纸币、近70％的居民对欧元硬币表示信任。80％的人对欧元纸币面值划分感到满意，而对硬币面值划分只有50％多的人满意。由于汇率原因，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奥地利、希腊等）居民对大面值硬币使用有困难，他们失去了习惯的小面值纸币（如付小费时习惯使用），这些国家希望发行1欧元和2欧元纸币，但对所有欧元国调查显示，75％的人认为没有有必要。

用欧元思维在引入一周年后还有困难。根据2002年秋天的调查，60％的欧元区居民还把价格换算回原货币，在德国甚至有达到75％。90％的消费者说，在购置大件商品时（如汽车）还把价格换算回原货币。47％的人愿意保留商品双币标价（在多国仍存在），因为双币标价反映了向欧元过渡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欧盟委员会建议，2003年中期消除这种现象。

留在东欧、南欧和土耳其的马克，2002年初也没有问题地兑换成欧元。欧洲央行估计，欧元区外流通的欧元现金一半在上述地区，约250亿欧元。欧元现金就像原马克作为保值手段使用。在MONTENEGRO和KOSOVO地区欧元是法定支付货币。

二、关于欧元引发通货膨胀的讨论

欧元现金引入对物价、利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比预期的要小。但欧元现金引入几个月后，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关于欧元引发通货膨胀的争论。特别在德国争论激烈，还发明了“贵元”（TEURO）这个词。根据2092年秋调查，欧元区75％的居民认为年初以来各行业价格明显上升。统计的通胀辜和居民感受到的通胀率之间差异被明显低估。实际上，在欧元转换之机，消费者日常熟悉的许多物品价格被提高。事实上2001年12月欧元国和德国的通胀率分别为2.0％和1.7％，而2002年1月则分别上升为2.7甲。和2.1%（协调消费物价指数，HVPI），所以2002年物价上涨的原因总体上不能归于欧元。重要原因是，水果和蔬菜此时受南欧气候影响贵了很多，另外在有些国家（如德国）消费税增加，还有服务业

根据《马约》，欧洲央行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物价稳定，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支持共同的经济政策。欧洲央行为实现稳定的货币政策需要着眼于整个欧元区。欧洲央行将通货膨胀率定在年1％-2％，这表明欧洲央行同时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视为对物价稳定的威胁。至今为止，欧洲央行的物价稳定目标只在1999年严格达到（1.1％），此后的结果都在2％和2.5％之间，即欧洲央行非常接近其物价稳定目标。

在评判物价稳定时还要注意欧元国确有刺激物价上涨的因素。1999和2000年油价上涨和欧元汇率波动威胁物价稳定，2001年疯牛病带来的食品物价上涨导致 2001年5月物价上涨3.4％的最高记录。但没有理由担心联盟会发展为通胀联盟。联盟启动以来，通货膨胀率的趋异性增大。批评者认为，统一的货币政策不能顾及各成员国的经济景气以及稳定政策的要求。欧洲央行独立于成员国机构和欧盟机构是期望欧元币值稳定的一个支柱，其独立性在这几年不容置疑。欧洲央行的领导层对此起了重要作用。

三、欧洲央行及其货币政策

欧洲央行通过五条件稳定的取向建立了其可信度。从1999年11月至2000年10月七次提高主导利率是重要的稳定政策决定。有人经常指责欧洲央行过于防止通胀风险，而与美联储相反，太少刺激经济景气。比较 2000年底以前美国和欧盟及欧洲夹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玫策，会得出这种印象：欧洲的增长衰退是结构性原因。没有欧元大国广泛、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欧洲央行无能为力，如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则导致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交易、经常性融资便利和最低准备金）保障短期利率调控和银行灵活的流动性储备。欧洲央行把主要融资业务利率作为市场主导利率。各国夹行在贯彻货币政策时起重要作用。它们负责货币政策战略在各国的实施。

物价稳定目标通过“双支柱战略”实现。第一支柱为货币供应量，欧洲央行制定了与物价水平相关的中期相对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M3年增长率的值 （至今一直为4.5%）与以前联邦银行货币供应量目标很少相关。1999年以来实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除2000年中至2001年中期以外，明显高于此参考值。第二支柱为物价发展预测，包括一系列经济指标和财政市场指标，这些指标（如生产和进口价格，定单情况、业务景气指数、预算余额、汇串等）对物价发展提供早期信号。

欧洲央行这一构想受到批评，因为它难以理解，难以作为中介，此外两个支柱有时发出不同信号。例如 2002年超过目标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引发了通货膨胀危险，而其他指标则表明经济发展困难以及通货膨胀率降低。欧洲央行借鉴这些经验，为2003年战略制定新的评价体系，是否有变化尚待观察。向以直接通货膨胀目标为优先战略的过渡值得推荐，因为此目标易于向市场和公众传达，也易于检测。此直接通货膨胀目标应为约 1％-2.5％，比欧洲央行稳定标准稍微宽松，以便使更多灵活性成为可能。

欧洲央行利用多种渠道，如新闻会、月度报告和因特网，向公众解释其货币政策。央行行长和其他领导定期向欧洲议会提交报告。虽然一项表明欧洲央行94％的货币政策决定被市场正确接受，但总是有人指责欧洲央行应增加透明度以及与公众的沟通。欧洲央行也采纳了一些建议。从2002年起，央行每半年公布其专家的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报告。欧元区统计数据基础尚待持续改善，以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更高透明度的要求，如公开欧洲央行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不应被采纳、因为公布表决情况容易给理事会成员施加压力，危及欧洲央行独立性，并可能引发各成员国央行行长的国家倾向。

四、财政预算约束与经济政策协调

联盟成员国的财政预算赤字在1993~1997年期间平均从占GDP的6％大幅降到占GDP的2.6％。1998年 11国中大多数达到标准，没有理由担心总体难以达到标准。在联盟启动后，各国财政预算赤字率和国家债务率 （国家债务／GDP）平均继续下降。1999和2000年度的良好经济景气对此有所帮助。由于提高了财政预算约束，欧元区总体国家债务率在2001年底下降到69.5％。这项指标此前的几十年都不断上升，至1996年达到75.3％的峰值。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债务率还一直高于 100%，令人失望的是，2000年以来意大利的债务率稳定，而希腊的债务率还一直有所上升。与此相反比利时取得持续进步。各国债务率的降低被视为显著成就。

基于1000和2001年度的弱经济景气，德、法、意、葡的预算赤字上升到《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的危险区。欧盟委员会在葡萄牙（2001）和德国（2002）的预算赤字超过规定标准（占GDP的3％）后提起子司法诉讼。欧盟对德国的警告2002年春失败，因为欧盟财长会议拒绝了欧盟委员会的相关请求，德国财长艾歇尔承诺到2004年平衡德国财政赤字。欧盟财长会议是否对德国制裁，取决于2003年5月德国平衡财政收支的进展情况。2003年初，法国也受到警告。

一些家和经济学家则批评《公约》的规则过于僵化，但为了不引起对货币联盟的信任损害，不适宜放弃或放宽对公约的遵守，建议灵活运用。公众和政界广泛深入讨论后，欧盟委员会2002年11月对公约作了更好解释。重要的一点建议是，在经济景气好的年份预算赤字最少降到零，为经济不景气时的财政政策灵活运用做准备。此外今后还要区别经济景气型赤字和结构型赤字。结构型赤字国家有义务降低结构型赤字，评价财政状况时今后要顾及现存赤字状况。为贯彻建议需加强欧盟委员会监督，它应有权不需财长会议同意对不稳定预算的国家提出警告。总体上对欧盟委员会的建议评价是积极的。

预算约束是联盟的支柱之一。公约的标准原则上将来也有效。首先，这涉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公约的任务就是避免过松的财政政策造成对货币政策的过高要求。这种情况的风险在于，各国过高的预算赤字将引起联盟的通货膨胀，进而使欧洲央行提高主导利率。其次，联盟内的财政政策有个传递问题，因为赤字过高者不会再受到汇率和利率波动的惩罚，所以不稳定的财政政策作用结果就会向整个欧元区扩散。

欧洲联盟条约中规定欧盟及联盟成员国为促进增长和就业有义务紧密协调经济政策。每年约定一致的“经济政策方针”构成协调框架。方针的目的是保障面向增长和稳定的欧盟宏观经济政策，但方针只是建议性质，惟一具体的联盟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协议就是公约。

但对更多协调的要求超出了公约范围，如在欧盟委员会方面。因为联盟的货币政策已集中化，而财政政策和其他重要政策领域仍继续掌握在各成员国手中。由此证明需要一种更紧密的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以避免内部市场内效率损失和无序竞争及其增长趋势。协调的拥护者呼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间的“最佳政策配合”，欧洲央行的独立性首先限制了这一愿望。两个政策领域内的行动者就其行为经常交换意见，至今被证明是有益的。

联盟的财政政策外的经济政策协调虽然值得努力，但对联盟的运作不是必需的。此外经验表明，在联盟内的协调有一定界限，因为协调是自愿的和结果公开的并取决于意愿。财长委员会成员的平等决策手段也经常被证明是“不尖锐武器”。也要看到，各国政府在联盟启动后仍能分别实施结构政策（除预算赤字标准外）和财政政策，所以至今仍然很缺乏经济政策协调就不足为奇了。

对改善政策协调的一个建议是，将欧洲财长理事会内欧元12国的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小组升格改组为隶属于欧盟决策委员会。反对者认为，这样在欧洲财长理事会外又形成了一个决策委员会，增加了欧盟分裂的风险，因为2004年欧盟扩大后，非联盟国家有13个，将超过欧元国。这样欧洲财长理事会市场决议对欧元国就无效了。结论是，这种机构改革即不必要也难以取得成效。

五、货币联盟内部的经济增长

在联盟的前两年，联盟国家取得平均年2.8%和3.6％的良好增长率，是90年代以来最好的。令人失望的是2001和2002年增长率停滞在1％左右，缓慢增长几乎与美国平行。所以希望欧元国与美国脱离的愿望没有实现。联盟启动以来失业率有所回落，但仍明显比美国高。国际比较看，联盟的前四年欧元国的平均增长率为略高于2％，比美国（2.5％）低，也比英国和瑞典低。

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的战略目标——至2010年把欧盟建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基础上的经济区，对欧元国并不适宜。这与欧盟国经济政策相关，与欧元国无关。相反，至少从长远看。联盟明显改善了欧洲的增长条件。首先，由于取消汇率风险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赢得更多安全性，节省了汇率费用。其次，联盟提高了价格透明度，由此增加了竞争。在信息技术全球化和飞速进步的同时，联盟显示出是企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定位的重要催化剂；就像2000年前出现了众多企业兼并现象。第三，联盟向相对低利率的德国持续的利率趋同化，为高利率国家持续带来低利率，从而促进投资和刺激增长。这一点尤其是对爱尔兰、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有作用。

1999-2001年的欧元低汇率对增加景气的作用受到欢迎。不利方面是欧元低汇率使各国政府视之为依赖而不急于采取结构性改革行动。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和证明，为什么期望欧元区加剧的竞争将加速必要的联盟国家结构性改革进程为早的。虽然多数联盟国家2000年和2001年都降低了收入税和企业所得税，但中期税收减负计划（如在德国）并未持续贯彻。继续促进增长的税收减负是必要的。从里斯本会议的目标看，需要对保障体系及劳动市场进行重大改革，特别在最大三个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德国（约占联盟30％的经济潜力）统一以来持续的增长弱势也令人失望，并拖累了欧洲的增长速度。德国的增长问题与联盟的建立无关，首先是内部因素造成的。德国增长弱势部分要用德国统一负担和建筑业结构危机来解释。德国需要更多的灵活性、更少的官僚主义和降低过高的财政支出负担。那种希望联盟的建立自动给德国带来结构改革的愿望没有实现。德国过高的出口依赖性并不能解释其经济增长弱势与缺少行动的德国经济政策无关。德国自己手中有改革动员内部经济增长力的钥匙，也应对欧洲承担责任。

货币联盟前四年各国增长的区别是明显的。2000年增长最高的爱尔兰（11.5％）和增长最低的德国（2.9％）相差8.6个百分点。2002年总体增长放缓，这个差距缩小到4.5个百分点。小的联盟国家间增长率很不同，而德、意之间相对较低，比较接近。法国不仅在1998-2000年以3％-4％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德国，而且在2001年和 2002年也高于德国。货币联盟内增大的差异原因很多。对低增长国家应利用时机，通过改革供给政策促进增长。

六、欧元引入促进了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

欧元引入促进了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并成为结构性改变的催化剂。但也应该看到，过去几年，欧元只是对欧元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一种因素，同时还有其他因素，如融资活动不断推进造成的自由化、取消管制和全球化，信息、通信技术跳跃性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欧元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和竞争。对投资者来说，金融市场1999年起过渡到欧元简化了欧元国金融产品价格和收益比较，扩大了货币风险投资的范围。对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来说，通过欧元使限制用本币的投资扩大到联盟范围。欧元区取消汇率风险和货币相关的投资障碍，导致欧元区跨国资产组合加强。德国投资者1999和2000年对其他欧元国的证券投资猛增了1500亿欧元。

金融市场各组成部分（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差异很大。货币市场从联盟第一个交易日（1999年1月4日）完全一体化，统一利率的货币市场（银行间拆借市场）也相继建立。这对于顺利实施贴近市场的货币政策很有必要。TARGET支付系统克服最初技术困难后运转正常，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欧元区金融市场发展的积极因素是，1999年初货币市场很快为贷款、期货和掉期等金融业务引入EURIBOR、EONIA利率，代替了旧的如DM-FIBOR利率。

贷款市场也取得了显著的一体化进展，并得以拓宽和深化，出现了众多的融资和投资工具，例如企业债券激增，抵押市场发展显著，因为后者在有些国家（法、西）是才建立的。欧洲结构融资市场强劲增长，如通过ABS（资产证券化）扩大了投资总规模。市场深化首先表现在联盟国家国债的流动性显著增长。各国政府发债集中在非市场通行期限，发债金额猛增。联盟造成其他欧元国政府债券与德国联邦债券收益率的趋同。联盟启动后前者与后者利差很低（小于50基点），德国联邦债券基于其流动性和收益性，在联盟成立后其收益率成为其他国债底线。这种状况当然没有保证，必须通过稳定的财政政策赢得。

在股票市场和交易所结构方面，一体化进展缓慢。积极的是，通过新的股票指数可以了解股票表现，使股票投资在欧洲范围的转换明显增加。联盟导致股票投资焦点由面向国家转为面向行业。股市上涨和企业上市行为显著扩大了欧洲包括德国股票文化的影响。

股票市场在联盟启动的四年后尚待进一步完善。联盟内部税收、制度和框架的差异为一体化带来显著障碍。这与统一规则的美国相比尤其明显。无论如何欧盟在更高透明度道路上取得了进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市企业从2005年起有义务按国际会计准则（LAS）年终决算。

期望统一货币增加对欧洲证券交易所结构和清算结构的整合，只处在萌芽状态。为比、法、荷、葡上市股票创立共同交易平台的EURONEXT，在法兰克福与伦敦项目失败后成为最重要的整合措施。清算方面，在荷、比、法、英中央证券保管机构在欧元清算基础上的联合以及与德国证交所集团清算一体化后，已经迈出结构改善的第一步。

七、联盟内银行业的结构变革

欧元的引入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并带来一系列结构性变化。银行的一些业务领域消失（如欧元国的货币兑换），而其他业务领域（如债券发行）的结构和框架条件发生了变化。银行对欧元的准备虽然费用巨大，但也有一系列实际益处：如欧元的引入对许多银行来说是一项“健身活动”，带来银行数据处理系统的化，从而使业务流程更加严谨。最重要的益处是，联盟促进了各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增加了银行的业务可能性。

增大的竞争压力加快了银行业的整合。欧元区信贷机构数量自联盟启动后减少17％（即减少1400多家银行），这种情况首先基于各国中小银行的兼并，如德国的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领域。相应市场清理就金额而言是有限的。欧元引入前几年银行跨境收购和兼并事件相对较少——多数是中等银行参与。这可能与联盟各国的不同文化相关，也与联盟伙伴国分行业务量上升还没有足够吸引力有关。欧洲银行市场的彻底整合（必须包括增加跨境整合）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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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于学生更加深入地学习相关经济类课程资本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世界经济、国内宏观经济，各个产业状况的变化，国家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变化都会引起证券市场的波动，学生在参与模拟炒股之后就会更加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开拓了视野，也有利于学生加深对相关课程的认识和理解，使各门课程相辅相成，有利于学生学习的进步。

(二)经济、高效的教学方式目前很多的网站都可以开通模拟账户进行实时操作，而且完全免费，现在的学生基本上人手一台电脑，大学生的宿舍也已经安装了宽带网络，所以，模拟炒股在满足教学目的的同时，也一种非常经济、高效的教学工具。

二、模拟炒股的课堂组织与考核形式

(一)模拟账户的注册方法在学期初《证券投资学》课程开始之时，选择一个免费的模拟炒股网站，教会学生如何注册模拟账户、熟悉资金股票、买入、卖出、委托撤单、成交查询、历史成交等账户交易的方法。

(二)模拟炒股操作要求以一学期时间为限，以账户盈利百分比为考核标准。随着课程学习的深入，学生可以运用所学的证券投资知识，自由选股，自由买卖，同时以10笔交易作为最低交易笔数要求，避免一些学生因为运气而名利前茅。

(三)书写投资分析报告要求学生在选择每一个股票作为投资标的时，都要书写相关的投资分析报告，每一笔交易都要说明买卖的理由，这样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投资习惯，避免冲动操作和胡乱投资。投资分析报告的内容应该包括相关个股的背景资料、行业的发展状况和展望、未来宏观经济的走势、国家的财政政策走向、央行的货币政策等方面。在具体的买卖时点和价格，要结合相关的技术分析理论，综合运用这些理论进行分析，说明买卖的理由。书写投资分析报告有助于学生提高投资分析能力，同时也是考核学生课程学习成绩的依据之一。

(四)成绩评定办法在约定的时间结束时，以学生模拟账户盈利百分比排名，按照排名先后评定该项分数:前5名，95－100分;6－10名，90－94分;以此类推，该项占模拟炒股总成绩的百分之五十。另外，在期末，根据学生投资分析报告的质量给定一个评分，该项也占模拟炒股成绩的百分之五十。

三、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本人运用《证券投资学》的模拟炒股的方法，在最近几年的教学当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如果能够更好地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模拟炒股的教学模式效果更好。

(一)提醒学生模拟与实战的区别模拟炒股的资金是虚拟的，在运用虚拟资金进行投资的过程当中，学生通常会忽视对投资的安全边际、投资成本和风险控制等因素的考虑，以至于经常会满仓操作，全仓进出;另外，由于资金的虚拟性质，模拟炒股会使人心态比较轻松，在相对轻松的心态之下进行投资，容易使战绩好于实战。所以，需要提醒学生模拟与实战的区别，提醒学生切勿在投资分析能力还不足的情况下就去草率参与实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模拟炒股“战绩”只是平时成绩的一部分，不是最终成绩模拟炒股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掌握证券投资学的相关理论帮助很大。但是，由于学生模拟炒股的“战绩”存在运气的成分，考核的时间也比较短，有一些学生可能很用心地去学习了，但是模拟炒股“战绩”不一定好，所以，在评定学生的平时成绩时，对于这样的学生，要做一定的区别对待，勿使学生丧失后续学习的信心。

(三)实时进行市场点评，时效性更强在证券投资一个学期的授课时间里，证券市场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闻和热点个股及板块轮动，在提示学生关注这些信息的同时，也要结合学生的模拟炒股操作来对一些典型的信息、案例、热点的个股和板块轮动做实时的点评，这样可以教会学生建立自己的证券投资分析思维方式，对市场的一些利好利空进行采取相应操作对策，这样会使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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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梳理一下，房地产所引发的困惑主要体现为：

第一，房地产的泡沫何时破灭。持破灭说的人认为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是由于流动性过于宽松所致。随着政策的收紧，房价就要下跌，泡沫便会破灭。也有人则认为泡沫三五年之内不会破灭，理由是中国的人口结构的拐点和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结束几年之内还难以到来，支持房价上涨的基本面短期内不会发生转折，所以即使房价跌下来了，还将会涨上去，从而每次下跌都将是购买的机会。

第二，政府是否真的愿意打压房地产市场。因为，房地产既是当前中国经济主要的构成部分，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房地产市场的紧缩性调控必然也将会引发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担忧。因此，市场普遍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认为政府不一定有决心调控。

第三，在调控房地产方面，政策是否真实有效。尤其是土地财政造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利益导向不一致，因此，调控政策能否被完全贯彻，并产生实际效果也困惑着市场。

第四，房地产部门的迅速持续膨胀将导致经济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从而可能妨碍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削弱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导致中国经济的长久衰退，这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惑。

要廓清眼前之惑，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短期和长期的区别。区分清楚短期和长期是认识经济问题，尤其是指导经济政策实践的出发点。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主要针对的是经济的短期波动，而要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可能更需要从结构调整、制度改革甚至文化改造去考虑。对房地产问题的认识也首先要明确哪些问题是短期的，哪些问题是长期的，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短期因素多一些还是长期因素多一些。

过去10年中国的房价平均来看是持续上涨的，房地产部门也是持续扩张的，这是由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城市化过程所决定的，这种扩张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本身，也是一个长期问题。但是2009年以来全国房价平均40%左右的上涨则主要源于2009年以来信贷的过快增长。它所反映的不是中国的经济成长，而是一个货币现象。即使有基本面因素的长期支撑，但随着货币因素的退潮，泡沫也终将会破灭。当前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也许可以暂时抑制房价的上涨，但是在加息没有启动、货币没有真正收紧之前，泡沫也许将以别的形式，甚或在别的载体上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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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财政问题,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借鉴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从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个方面去构建。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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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莹.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171

[3]MaurriceSchiff,L1AlanWinters.区域一体化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41

[4]邓力平,陈涛.国际税收竞争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

[5]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421

[6]董勤发.国际财政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14、7、12-141

篇10

李嘉图等价定理却反映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其核心是国债仅仅是延迟的税收，当前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的国债本息在将来必须通过征税偿还，而且税收的现值与当前的财政赤字相等。李嘉图等价认为，消费者是有完全理性的；政府今天通过发行的国债弥补财政赤字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

一、检验理论与方法概述

我们主要集中于对消费函数进行研究，消费函数的方法有两类：简化形式的消费方程与Euler方程。本文侧重于简化消费方程下的李嘉图等价的分析，Kormendi法是简化消费函数的代表方法。国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不多，大多从理论假设与中国国情出发是否能找到相冲突的地方，进行适用性分析。也有少量的学者进行过实证研究，基本沿用国外的最基本方法，且对中国的样本数据没有进行深入的考究。

Feldstein和Elmendolf“Kormendi的实证研究方法是支持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它同时也给了Seater在李嘉图等价定理争论中的核心地位。

Kormendi主张用联合方法去代替标准方法进行研究消费行为。标准方法又即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认为消费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私人财富包含了国债。因此，这个简化的消费函数中的私人部分太含糊而不能解释国债对将来税收的影响。

Kormendi的联合方法是基于私人部分和公共部分合理联合而进行改进的结果。消费函数中的变量包括了总收入、政府购买支出、净财富、转移性支出等。联合方法中的条件都能得到满足，李嘉图等价定理是成立的。

DPCt=a0+a11DYt+a12DYt-1+a2DGSt+a3DWt+a4DTRt+a5DTXt+a6DREt+a7DGINTt+a8DGBt+ut

PC：私人消费；Y：国家财富；GS：政府购买支出；W：劳动与非劳动收入财富；TR：转移性支出；TX：国家税收收入；GINT：偿还国债的利息；GB：国债；D：一阶差分。

标准与联合方法暗含了对该方程的不同限制，根据标准方法，私人部分会短视政府支出，即a2=0；私人消费要受永久性可支配收入的影响，a11、a12>0；a50。联合方法中政府购买支出会影响私人消费支出，且是负面的，a2

总之，标准方法中，a2=0，a50；联合方法中，a2

Kormendi认为，转移支付TR的参数应该大于当期收入的参数，即a4>a11，因为接受转移支付的人们比接受收入增长的人们有着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这就是所谓的“flypaper effect”。

该方程估计采用了1931～1976年的年度数据，Kormendi的结论是符合联合方法的，即李嘉图等价成立。该结论存在许多的争议。Modigliani和Sterling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批判：一是收入系数低于转移支付的系数，转移支付的增加应该看作是税负的增加。因此，根据李嘉图定理，转移支付应该对私人消费没有影响；二是有太多的分布滞后，研究中的数据构成也受到指责，比如不适当的缩小各变量；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时期的数据应该从样本数据中进行剔除。

Feldstein和Elmendolf建议用比率其目的是减少在净国家产品和财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这些学者建议用工具变量其目的是减少净国家产品和财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是比较困难的，变量不能与消费支出自相关而且与外生变量高度自相关。

二、变量选取与样本数据说明

对数据收集进行说明，选取了私人消费、国家收入、政府支出、税收收入、转移支出、财富（金融资产）、国债、偿还国债的利息支出、财政赤字等9个变量，收集了这9个变量1981年～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财富主要用金融资产的数据来衡量，不包括劳动力因素。其中偿还国债的利息支出的数据1981年～1985年数据没有，所以对这几年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利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1978年=100）对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整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利用e-views（3.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到下列结果：

DPCt=220.73758+0.4234625DYt

+0.56490025DGSt-0.019223296DWt

+0.97789022DTRt0.68690770DTXt

-0.21525314DGINTt+0.73540823DGB

R2=0.955882

Durbin-Watson stat=1.954643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2=0.955882非常高，说明这个模型拟合优度比较高，解释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从残差图可以看出，残差呈白噪声分布，拟合值与实际值相当不错。（图1）

从分析中可以得到：GB、TX、GINT的系数并没有等于零，即联合方法是失效的，说明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不成立的。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Kormendi法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国不成立，验证了我国已经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在稳健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发行也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