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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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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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5次通货膨胀和1次通货紧缩,其中1979-1980、1984-1986、1987-1991和1992-1994年期间,物价水平出现大幅度上涨;但是从1997年开始,物价持续走低,出现负增长,进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而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物价开始上涨,到了2004年,物价上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理论界开始讨论中国是否进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在此背景下本文论述以消除经济不景气时期的通货紧缩、经济过热时期的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为主题,重点论述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协调机制和模式,通过回顾总结近年来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实践,剖析总结了98年以来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对策。本文在分析研究中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依然是我国财政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通过IS-LM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会在什么情况下更有效以及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与货币政策相结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两者之间既有相互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无论在经济扩张还是在经济紧缩时间,两大政策都能对经济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产生影响。因此,要使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就存在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佳配合问题。本文分六个部分论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对策,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协调机制和模式,第四部分剖析总结了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改进对策,第六部分评述性结论。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内在关联性
1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资金运动、政策目标、政策手段等方面的密切关联性 在社会资金运动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财政资金、信贷资金与企业资金等一道构成社会总资金的整体,每一方的资金运动都会在另一方引起某些连锁反应;在政策目标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的目标是一致的,最终都是要实现充分就业、高增长和物价稳定运行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在政策手段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存在互补性。一般来说,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税率和财政支出水平等,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制度和贴现率等;在政策实施主体上,既有区别也有高度的一致性。货币政策实施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政策实施的主体是财政部。两者分成两个不同的实施主体,但都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调控的主体都统一于国家。
2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性 首先看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财政的收支活动将引起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将对货币供给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财政收支过程中发生的结构变化或差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供给结构;二是财政收支平衡、财政收支结余和财政收支赤字这三种不同的收支状况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存在很大不同;三是财政资金的运行方向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财政支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财政支出的构成,另一方面取决于积累性支出的使用效果;四是,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取决于财政赤字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弥补。因一国弥补预算赤字主要分为国内融资和国外融资两大类,而不同的融资方法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也很不相同。但总的来说,财政赤字的各种融资方式会增加货币供给。其次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与银行的信贷收入来源、信贷支出方向、信贷资金使用效果等方面对财政收支的影响有关。总之,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性很强,这表明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必要性的一般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具有的局限性、运作特点和作用机制决定了二者必须协调配合,才能发挥对经济应有的调控作用。世界各国的长期实践也已经证明,无论将哪一种政策作为重要政策手段,如果没有另一种政策的协调配合,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机协调配合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1、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方面来看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一就财政政策来看,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减轻税负以刺激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回升;在经济膨胀时期,则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避免经济过渡膨胀。但在现实中,财政政策的运作常因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而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二就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从而相应地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但这一政策的局限性使它在现实中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此外,货币政策效果也可能被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所抵消。
2、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机制来看,二者存在明显差异,更有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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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需求；总供求；三元悖论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 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参考文献：
[1]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罗莫.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崔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实施问题.中国商界，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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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 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着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 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 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 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 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 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aijing.com.cn/20080519/63589.shtml.
[5]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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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经济的回暖。但在后危机时期，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怎样科学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又应怎样协调?这些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尽管财政政策在长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但从短期来看，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无助于经济稳定；货币政策更适合于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须协调配合。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阐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完全独立，因为两者共同受到一个统一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如果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无法持续，最终势必迫使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诺德豪斯(1994)运用博弈模型开创性地证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不合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损害相当之大，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财政部的目标侧重于增加产出和提高就业，倾向于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中央银行预料到这一点后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图消除或者缓解因财政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时纳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间投资，结果财政赤字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产出。Luca Lambertini和Rieeeardo 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
总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协调配合，否则会损害经济效益。
(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分析框架
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凯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利率与收入的决定，分析揭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经济中总产出水平的条件，使得政府能够通过IS-LM框架(以某种精致的数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国经济的大型计量经济模型中)来选择能使政府实现特定产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点
一是宏观调控目标的配合。我们知道，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最终目标都必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稳定币值创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央银行可以用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微调；而财政政策具有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杠杆，能够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证一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水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达到既可以掌控经济增长总量、又能够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而在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两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在经济过热时期，要更多地通过紧缩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则要更多地倚重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强刺激作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配合。货币政策通过对信贷资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导和控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财政政策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举措，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引导金融部门和民间的资金流向，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既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有利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一般情况下，在结构调整方面，财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货币政策而且见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时滞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国债发行与央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等；政策时滞的配合，是指货币政策的长时滞与财政政策短时滞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货币政策具有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并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协调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二、扩张性宏观调控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准确，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从两大政策的长期目标来看，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主要有：经济稳定和增长目标，财政收入目标，公平分配目标，总量平衡目标和结构调整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回顾我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实际上两大政策一直发挥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职能。长久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目标都定位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目标只是侧重于总量调控。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结构调节的作用，两大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使得整个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缺乏体制上的依托，导致内需结构失衡及调整缓慢，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
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再次被运用，促进了经济的短期增长，但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二)政策职能混淆，导致了货币的财政内生供给
长期以来，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形成财政政策的货币化。如我国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银行信贷的行政色彩比较浓厚，逐渐形成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配合的财政模式，造成了货币的内生供给。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而国债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达1.32亿元，为国债投资的2倍。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实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并安排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庞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资，而是由财政资金配套信贷资金的模式实现，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由此可见，我国财政扩张导致了信贷扩张，而信贷扩张导致了货币扩张。因此，财政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货币扩张。
(三)政策传导机制欠佳，量化效应明显
一是两大政策调控的量化效应明显，机制效应欠佳。财政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都是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仅显著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增减，疏于虚实经济协调和调节。
二是传导渠道不畅。如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增强流动性，但企业资金紧张而股市过度膨胀，形成“流动性误导”。
三是财政、货币乘数的变异。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逐步形成分层式财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渐深化金融创新，这样一来财政分配乘数与货币乘数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储蓄不断提高的作用下，我国近年的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滑，财政、货币政策乘数逐渐降低，不维持较高的货币供应量及市场流动性，经济难以启动，始终难以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规范，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以常用的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工具财政存款、国债为例。
1.财政存款。一是部分财政存款游离于财政存款缴存体系之外对全社会流动性影响较大。据调查，近年来财政部门有相当多的现金并未存放国库，而是通过企业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业银行。部分地区抽样调查显示，近几年来这样的财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间波动，数额较大，这部分财政存款向金融体系注入巨量流动性，增加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的压力。二是财政存款数额的季节性波动明显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财政存款数额季节性波动明显。以月为周期衡量，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10％，以季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20％左右，以年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30％左右。这使得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还必须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2.国债。在西方国家，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国债。然而，国债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只担当着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国债因为其特有的灵活性，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国短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小，中长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大，致使中央银行持有的短期国库券数量偏少；而且，商业银行将持有的大量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所有这些，导致市场交易不旺、国债二级市场运行不畅，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及协调策略
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受输入性通胀、结构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因此经济调控政策的正确选择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减弱政策扩张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以财政政策为主体推进结构调整，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供给；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灵活运用政策工具提高协调效率，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明确政策协调的目标：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
后危机时代恰逢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攻坚阶段，集于“高储蓄、高失业及高产能”的现状，极易引发通缩和速度抑制型就业。因此，该阶段必须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胀才能支撑发展与就业，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防止资产泡沫。因此两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配合：
一是配套促进经济以稳定的态势均衡增长。两大政策要合力调节经济增速、增量与增质，以发展化解需求不足、就业等矛盾。以内需逐步增长为退出起点，协调实施财政、货币政策，财政上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应适度调整，货币政策退出已是大势所趋，但退出不宜过急。根据发展适时选择速度克制性配套(紧缩货币政策、适度扩张财政政策)、通胀允诺型配套(适度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和通缩抑制型配套(同时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政策调节的灵活性与准确度。
二是以货币政策为主，控制资产价格膨胀，管理通胀预期。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要加快货币供给制度改革，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二)突出政策协调的核心：以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主，改善供给管理，推进结构调整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机时代，面对缓慢的经济复苏及全球经济再平衡，单纯依赖需求管理的总量扩张会带来滞胀的风险。因此要通过供给面的管理进行结构调整(贾康，2008)，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一是优化投资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坚持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使经济增长客观反映资源环境成本。三是加快环境保护力度，增设环境税，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实施全民环保计划。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自主创新，有效提高产出效率的财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改善储蓄结构和发展消费信贷。
(三)完善政策协调的机制：健全体制基础，深化财政金融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政策调节能力。在健全财政体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调整财政分配结构，强化均衡服务，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网；建立健全税收分配格局，推进结构性增支，加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调节，加强资源性、财产性分配调节，建立分层分级的税收、公债、财政体制与预算调节体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货币政策调节能力。健全中央银行调控机制；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化，也即资产价格市场化、业务经营自由化、市场准入市场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理调整汇率水平；加强资本市场建设，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和规模。
(四)灵活运用政策协调的工具：系统协调总量、速率与结构手段
提高协调效率的基础在于手段的协调。一是总量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规模、债务率与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贷差、货币流动性的控制，共同构筑总量增速、总量增效调节体系。二是速度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递增速度的协调。三是结构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发挥财政性税收、补贴、公债、金融性利率、汇率的结构调节的协调，协作调节使经济、产业、区域乃至阶层的国民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逐步将两大政策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为宏观调节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强逆周期风险、预期的调节：超前防范、超前导向
进入后危机时代后，风险与导向性调节将成为两大协调的另一重点。风险调节的重点在于防范债务风险、停涨风险及国际贸易失衡风险；而导向性调节的重点，则在于根据政策的时滞，建立财政、货币政策预期系统，涉及总量、结构及预期导向指标等，实施窗口导向，使其成为国民经济较为灵敏的导向标。
(六)把握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背景：要与当前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相适应
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王磊等，中国危机管理货币政策的退出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1).
[2]李连发，通胀预期、资产替代与当前货币政策取向[J].经济学动态,2010,(12).
[3]任碧云，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的技术路径[DB/OL].国研网.
[4]巫建国，后危机时代：我国反周期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J].经济学家,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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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顺利实现新一轮宏观调控目标，除财政货币政策之外，还需将监管政策纳入到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箱”，以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
监管纳入宏观调控是全球趋势
财政货币政策搭配实施宏观调控，起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危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兴起后，财政政策被赋予宏观调控重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发展成为宏观调控的经典组合。
进入21世纪后，为解决自身“有效需求”不足，西方发达国家加速经济全球化，与之配套的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高额“赤字”财政、高对外负债、低利率下货币泛滥，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的常态。
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宏观调控政策走向极致，其结果最终引发“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危机演变逻辑极为简单：低利率资产泡沫次贷危机政策救助财政信用危机。
从危机后救助表现来看，传统宏观调控政策的成效有限，美国及欧洲的经济复苏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财政信用危机更是此起彼伏。究其原因：一是监管政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性”的，对宏观经济调控不起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重视。二是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以一国经济为理论起点的传统调控手段对当前开放经济体的调控已“力不从心”，美国的QE2、欧洲债务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此，在包括G20峰会、IMF和巴塞尔委员会等一系列国际危机应对会议中，更多议题开始关注如何对全球金融体系加强监管、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管政策、实现更为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等内容，而非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问题，监管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将监管政策提升至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样重要的高度，形成新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其脚步已渐行渐近。
虚拟与实体经济背离成监管动因
最近20年，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依赖货币主义政策（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延续其经济增长，最终严重透支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这种金融资本主义盛行的结果是，形成了全球极不稳定的“金融倒金字塔”，导致世界由产业资本为主导的实体经济向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虚拟经济转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加速背离已被公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之一。
据统计，危机前（2007年末），全球衍生产品合约价值为596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2倍。其中，危机中“闻名遐迩”的CDS，在2001年－2007年间膨胀了98倍，未清偿余额达到62万亿美元，超出当年全球GDP的总和。
尽管虚拟经济发展背离了实体经济基础，但传统调控政策却无能为力。一方面，虚拟经济不属于财政政策调控范畴；另一方面，又因其“不创造货币”属性，同样也不在货币政策调控之列，最终造成其发行泛滥并酿成危机的严重后果，引发世界经济衰退。
危机后，虚拟经济监管已为全球所重视，包括成立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监管、实施评级机构监管、建立衍生产品中央清算机制、提高合约标准化水平等。上述监管政策的进一步强化，根本目的是规范引导虚拟经济发展，并使之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相协调。
资金全球流动降低传统调控效果
在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微观主体越来越呈现出资金来源多元化、业务多样化和经营区域多国化的特征，使得传统调控政策工具对微观主体的影响作用存在效力衰减趋势，容易产生非理性的行为选择，从而对经济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冲击。
在封闭经济体内，一国货币当局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可使企业资金成本上升，从而达到给经济降温的效果。但资金的全球流动使得企业可通过境外融资，对冲所在国紧缩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制约宏观调控成效。
特别是在当前很多国家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情况下，提高利率会加速套利资金流入，加剧传导机制扭曲及政策效力递减。
当前我国房地产调控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1月－11月我国房地产利用外资656亿元，同比增长59％；而同期房地产行业贷款仅增长25％。尤其是自8月份以来，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中利用外资数额更是显著增加，11月首次突破百亿元，环比增长34.5％。这也是房地产调控难度加大、效果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主导经济增长仍需 “硬约束”
“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主线。然而，当前“GDP政绩观”仍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依旧强烈，加上金融市场体系尚不够发达，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仍面临着“资金需求旺盛”和“融资渠道狭窄”双重压力，而银行信贷则被其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灵丹妙药”。
地方政府投资决策对存款准备金、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并不敏感，而是更为关心信贷供给状况。虽然我国大中型银行普遍实行垂直化管理，经营决策受地方干预已明显减少，但地方政府的影响仍在。此外，众多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商行或农商行、地方国有企业乃至政府融资平台等的存在，仍为地方政府留下较大的操作空间。如果仅仅依赖利率、准备金率等“软约束”调控工具，对于降低其投资冲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往往很难短期见效。
为此，需要有效发挥监管政策的引导作用，配合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实施强有力的信贷投向“硬约束”。这对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疑更具有政策效力。
监管政策具有现实可行性
无论货币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对于宏观调控应着眼于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亲周期效应”并无异议。但两者可供实施的有效政策工具并不多，无论是货币政策中的“三大法宝”，还是财政政策中的税收、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都很难独自解决“亲周期效应”问题。
而此次金融危机前及危机过程中，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的包括动态资本补充机制、提高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提高拨备覆盖率、强化存贷比考核等一系列逆经济周期监管政策和措施，对于预防危机发生、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帮助经济复苏、防止经济大落大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监管政策在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的普遍认可，也充分证明其作为政策工具应用于宏观调控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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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政策取向上配合适当。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1)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2)2005年前5个月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一直稳定在14%左右,狭义货币M1还曾经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目标。(3)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4)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M2增速开始稳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从M2看货币供给比较宽松,但M1和贷款增长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
(二)具体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进。
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以住房贷款为例,虽然在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人民银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当时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产业的一片反对声,在国务院18号文件下发后实际上没有产生效果。随后的一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对总量和几乎全部行业的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台。从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住房贷款优惠利率调高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这样,从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调高房贷利率经历了2年的时间,决策时滞较长,而且调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为5.51%(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比废止的优惠利率5.31%仅高0.20个百分点,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尽管央行同时还决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这一规定的约束力很弱。
在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更适合结构性调控的财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决策时滞更长,执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2005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下发,比央行利率调整晚了近两个月。该通知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该通知体现了财政政策中税收手段的行业调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机和高档住宅投资。但它调整的仅有营业税一项,契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仍继续执行。而且,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房地产投资过热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产业,这样就很难保证该通知在实际执行中得以切实贯彻。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体政策措施配合不顺畅的背后,是一些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决的是国债发行体制、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以及财政货币两部门沟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基点,短期国债应该是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国债余额管理尚未正式启动,严重制约了短期国债的发行。2005年前9个月,财政部共发行了10期记账式国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291.1亿元。其中,跨市场发行比重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个百分点;1年期品种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品种占比已经降到50%以下。1年期国债发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跨市场发行有助于打破国债市场分割局面,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都反映出财政部门与央行相协调的努力。但最适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仍是空白,这归因于现行国债发行管理体制,没有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只有实现余额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债的滚动发行,从而完善人民银行所持债券资产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也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2003年以来,政府存款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开市场操作及央行票据发行的压力,起到了对冲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基本上都能实现超过预算的水平。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余额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前三季度起回笼基础货币作用的政府存款会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向变化,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给公开市场操作带来更大的压力。而无论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时使用,这都是人民银行不能决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2005年前7个月,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亿元以上,在同期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有力地缓解了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财政集中花钱的情况不能改变的话,将不利于年底的公开市场操作正常开展。
财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问题的背后反映出财政、货币两部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作为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下设的财政金融司,负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负责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这本身就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专门机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中也有“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的内容,而且其委员中有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高级官员,也构成了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基础性机制。但在实际经济管理中,财政货币两部门的沟通往往不够及时,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只召开一次例会,这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实施监测经济运行的长处,不能及时交换两部门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制约了现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结构调整背景下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将是这一年的重要特点。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的长处就在于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财政政策将延续2005年的着力点,继续保持稳健态势,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仍着重于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具体方向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会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会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将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2005年净出口超常增长,上半年出口3423亿美元,进口302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96亿美元;而1~8月累计创下608亿美元贸易顺差纪录,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这种巨额顺差的背后实际上是超高的居民储蓄率。因此,2006年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还应该着力于提高消费率,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二)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篇7
关键词：国库现金管理;货币政策;协调
0 引言
国库现金管理，指的是在确保国库资金安全完整和财政支出需要的前提下，以实现国库现金余额最小化和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对国库现金进行的一系列财政资金管理的活动。国库现金管理作为联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键环节，对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有重要的影响。实施国库集中收付改革以来，我国的国库账户余额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导致资金大量沉淀，大大降低了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传统国库管理制度的缺陷逐渐显现。另外，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货币政策逐渐取代财政政策的主体地位而成为主要的调控手段，在这样的财政背景下，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做好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工作，就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关键任务。
1 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片面强调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性不足 国库现金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国库库存投放市场或者收回国库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很可能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不利于对流通货币进行有效的调控。目前，我国实行的国库现金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的基础上的。伴随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推进，国库现金管理制度也开始了改革的步伐，国库由过去长期的收支不平衡转变为现在有大量库底资金，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既符合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三性”内在要求，也是对国家、对人民责任的必然要求。所以，不能片面强调国库现金管理工作开展的重要性，更不能因为要与货币政策协调而忽略国库现金管理工作的开展，这样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目标不符合，国库现金管理也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
1.2 国库现金管理工作进展缓慢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工作自开展以来一直进展缓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为了防止变相操作等风险的出现，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操作主体始终仅限于中央，而对于库存充足的地方国库而言，却难以施展拳脚，也就导致了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差。其次，国库现金管理的操作方式单一。中央国库现金管理自开展以来，始终只有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和买回国债两种投资工具，且融资操作方式和方向单一，这给国库现金管理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的局限，同时也大大减慢了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工作的进展速度。然后，操作规模较小。自2006年我国开展国库现金管理以来，单次招标规模一直很小，没有突破，国库定期存款余额也远远落后于持续增长的国库库存底金，国库现金管理的操作规模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最终，国库现金管理工作进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1.3 国库现金缺乏多样化的市场操作工具 目前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市场化操作工具很少，缺乏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在融资工具方面则过度依赖中长期国债，没有意识到短期国债对于加强国库现金管理的重要性。另外，受我国货币市场发展不足的限制，国库闲置资金也较多，导致国库现金缺乏足够的能力和有效的措施利用投融资进行货币市场的调节。
2 政策建议
2.1 国库现金管理必须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 国库现金管理的目标与货币政策有所不同，它无论采取怎样的操作方式都会对基础货币、信贷规模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时应加强与货币政策的沟通配合，为政策的拟定提供必要的参考信息，避免与货币政策的目标相悖，从而确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和高效性。
2.2 加强地方国库现金管理 如前文所述，实施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对于提高国库现金管理的可操作性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同时还能有效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也具有很好的协调作用作用。但是，在实施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时必须要坚持服从国家宏观调控大局的原则，适时适当的实行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比如在国家宏观经济下滑时期，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能够积极配合央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部分闲置国库现金存入商业银行，或适度的进行国债回购，进而提高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在国家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状态，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能够积极配合央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适时减少或者收回投放的国库资金，减少社会资金流量。
2.3 丰富国库现金管理的市场化运作手段 目前，我国可以采取的国库现金管理市场化运作手段主要是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和买回国债两种，管理模式比较单一，且操作性不强，对于有效协调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力度远远不足，因此，我国必须在确保国库日常支付需要和国库现金安全的条件下丰富国库现金管理的市场化运作手段。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和完善短期国债市场。这主要是因为短期国债的成本较低，发行更加灵活，更有助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相配合，是国库现金管理的重要工具。短期国债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且筹集成本远远低于中长期债券，因此可以有效的平衡季度性国库收支余缺。因此，为了扩大国库现金管理的规模，我国应大力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充分利用短期国债的筹资功能，实现中长期国债与短期国债均衡搭配。另外，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也是有效避免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措施。
3 小结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度还不足，缺乏协调性，而且在国库现金管理方面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导致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工作进展缓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二者之间的配合，在市场运作稳定、正常的情况下适当运用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来调节中央货币政策的实施，丰富国库现金管理的市场化运作手段，改进管理模式，不断建立和完善短期国债市场，以此来为国库收支平衡提供更好的保障。通过多种有效途径促进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发展，不仅提高了国库现金管理的可操作性，还能很好的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代潇洒.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研究[D].延安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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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 宏观调控 政府安排 制度基础 政策效应 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 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 & 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 (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 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篇9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
三，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
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四、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篇10
一、国家审计未来的重点和导向
（一）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角度出发，进一步提高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是政府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市场本身具有实现资源配置的能力，是调节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力量，能够有效引导各个微观经济实体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但是，市场过分的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会使经济波动幅度超出市场自身的调节自救能力，这时就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加以矫正和扶助，从而保证经济运行的平衡和稳健。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并不能保证正确的唯一性。因此，对于一些市场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和微观经济实体已经作出正确反映的问题，政府应当尽量减少干预的程度，尤其是要控制其通过财政资金参与调节的手段。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在显现、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但挑战往往和机遇并存，生存的压力转化为经济实体积极主动寻求突破的强大动力，企业已经从单纯注重开拓市场创收的发展模式向维护市场与挖掘自身潜力节支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变。中央多年来一直倡导和推动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政策，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认同，并在微观层面得到积极的响应。为了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多数企业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及生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大大提高了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近年来，政府每年都对企业补助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这助长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不利于增加其独立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也减少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比如，各级政府每年都在节能和资源综合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而企业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往往有其自身的主动性，政府通过财政资金进行引导和刺激的作用比较有限。
因此，今后国家审计应当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角度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当地的财政支出的具体结构和重点进行认真研究，结合对政府的定位和主要职责，分析当地政府的财政支出边界，限制当地政府在市场领域的财政支出冲动，从而推动各级政府逐步减少在其在市场领域的支出规模，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不断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水平。
（二）从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协调的角度出发，加快推动地方政府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日趋协调、完善，共同在反经济周期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协调配合还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调节分工不明确。货币政策长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长于结构调整，但目前我国的两大政策均未发挥出各自优势，导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二是配合关系不规范，缺乏有效的配合机制；三是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以及在投资领域，都一定程度上存在配合不协调的问题。此外，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在有效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在实现发展稳定、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方面也功不可没。但是，这一政策的长时期延续也相应地产生了副作用。一是将加剧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基础条件发生了改变。中国经济要像以往一样保持连续高速增长已经不可能，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未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伴随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也将出现增长显著放缓甚至减收的情况，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以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前提的，然而地方政府财源有限，如果继续和中央政府一起同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二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递减，由于投资对居民收入特别是对占我国人口绝大部分比重的农村人口的收入不能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就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从而也就不能对消费市场的扩大起到有效的刺激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明显递减趋势。三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还导致了明显的政策依赖性，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各级政府选择的主要手段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行政性的投资选择机制所造成的层层的行政依附，并且使企业在对市场依赖与政府依赖的选择中，不自觉地向后者倾斜，这又会在客观上放大政府与行政机制对市场和市场机制的遏制作用。
因此，今后国家审计要从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的层面去考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协调的角度出发，推动建立和完善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心，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两大政策配合的重心要从财政政策协调为主体转向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财政政策依然要在公共投资领域发挥作用，创造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另外，还要分析地方财政收入的趋势，审查地方政府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推动地方政府逐步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防范地方财政收支失衡的风险。
（三）从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角度出发，完善建设项目财政补助资金的分配标准和补助方式。
近年来，政府国债资金和预算内基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各级审计部门对建设项目的审计来看，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使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在很多前期必备的审批手续尚未办结的情况下，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第七，一些项目还发生了建设资金被挪用的问题。另外，从政府性资金对建设项目的分配标准来看，财政部门一般都是按照项目总投资的一定比例给予支持，这就造成申请资金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多获取财政资金支持，往往会将项目尽可能 地过度包装，在项目中尽可能包括基建工程，从而将投资总额大幅度增加。
因此，今后国家审计要从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角度出发，推动政府改变以往按投资额一定比例给予财政补助的主要方式，要根据不同类型和不同建设单位采取不同的财政补助方式，对有利于技术升级和优化部门结构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主导产业可以采取转向主要以税收和财政贴息进行资助的方式，对于社会总体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中形成瓶颈制约的基础设施项目，如港口、铁路、电力、资源勘探等依靠地方财政难以解决的项目继续提供支持。
二、国家审计未来的发展路径
（一）以政府履行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为抓手，构建政府履职审计的大平台。
国家审计要进一步发挥大格局审计的优点，以政府履行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为抓手，搭建政府履职审计的大平台，将国家审计的财政、金融、企业、资源环境、涉外、经济责任等六大领域全部融入这一大平台。国家审计不仅要在对政府的经济责任审计中有所作为，而且应当在对政府的社会责任审计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有两大项：经济调节职能和市场监管，相应涉及的专业审计有财政审计（含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金融审计、涉外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并结合企业审计反映微观经济实体在政府经济职能履行过程中取得的实际效果。政府的社会职能主要有3项：提供公共服务；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社会管理，相应涉及的专业审计有财政审计（含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和社会保障资金审计）和资源环境审计。对政府两大职能履行情况的审计涵盖了国家审计的所有领域，所以必须要构建一个交流畅通、协作无间的大平台，使各专业审计既能发挥各自的特长，又能发挥协同审计的综合效果。
（二）以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为重点，强化财政审计与金融审计的对接。
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推动建立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机制，包括两大政策目标的协调、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跟踪测算、财政金融稳定性的预安排、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财政政策要从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更多发挥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作用。从反映当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相互的不衔接，甚至造成国家宏观政策意图和效果相互抵冲的情况切入，使财政审计与金融审计能够更好地相互协作，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进一步提高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