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经济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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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城市圈 行政区经济 经济区经济 转化 区域发展一体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全球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成为利益主体，城市竞争与城市经营成为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从城市之间的城市竞争（主要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大战”），到“城市区域竞合”、“城市区域一体化”，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营的三个阶段。

参考已建立的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区域精进联合体，我国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定义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分工和合作，发挥“1+1>2”的聚合效应，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城市经济圈是现代经济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创。城市圈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团式发展战略在不同层级上的空间表现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域共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层次不同的一体化区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内学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推广城市经济圈理论的。虽然对城市经济圈的概念颇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将城市经济圈定义为：以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并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与其有经济内在联系的若干周边城镇，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城市经济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级、开放型。

与城市圈有关的名称还有很多，人们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称为“城市经济圈”或“城市经济群”、“城市经济带”。不过这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一种是环状的，一种是点状的，一种是带状的。然而，从经济关系比较，“城市经济圈”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域。但目前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带的一个概念。从空间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块状分布，一般只有一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带则呈带状分布，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而城市带则主要是扩散效应作用的结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现象，使两个或多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轴线，通过扩散作用形成都市带，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带都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带是由城市圈发展而来。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的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的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围次级城市和农村共同繁荣。该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自然地理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若干个跨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进步、集聚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圈（群）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城市圈发展中行政区划引发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区域一体化、圈层化特征日趋明显，跨省市经济圈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的空间组织类型。但在当前我国行政区经济运行中，跨省市经济圈经济运行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经济，仍然属于各城市行政区划范围的行政区经济。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行政区经济因其过渡性质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分工发展，阻碍了跨省都市圈的发展。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行政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地方利益倾向；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生产要素跨区域（行政区域）流动受到人为的限制与阻隔，经济运行秩序比较紊乱。

在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分割现象。由于特定的历史和体制背景，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行为十分严重，使区域经济行为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这种政府行为就往往容易演变为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六大经济区”的概念，80年代也曾划分过经济区。但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是以省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区大多跨省，因此这个思路很难贯彻下去。之后，国家改从产业方面制定发展计划，这条道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目前我国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协调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面临着和从前同样的行政分割的问题。地区间的疆界仍然无法逾越，这就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中国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而发展速度则是衡量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各级地方政府便采用经济、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预企业生产，干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等等，隔断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以保护本地市场与本地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行政区分割现象表现得十分严重，表现出一种与区域协调发展相悖的运行态势，行政区经济进一步强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态势是我们必须阻止的，因为这非但不是在进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从城市发展的本质上看，城市本来就具有扩张性，行政区经济理应向经济区经济发展。新区位理论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的研究成果，从交易成本的观点对企业的生产组织进行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论（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区域研究，形成了新工业区位论，通过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析来解释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斯科特（1988）认为，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往往采取组织和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即向外扩散的趋向。但组织与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质的条件下，企业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围内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这些区域和城市，而这些地区的工厂不断地从市区迁往郊区，它们都是在寻求空间上的分离或组织上和空间上都分离的最佳生产方式，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运输费用、联系费用的增加，这种分离的组织方式在空间上不可能离得太远，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围内集聚。可见，正是在这种分散与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渐形成连绵城市向腹地扩张，即形成城市群。从中不难发现，跨界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与行政区分割的障碍之间存在不小的冲突。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自然以及各种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经济社会过程。城市群是一个集合体，是多层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的结果。从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可以看出，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发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发展必然导致跨行政区现象的出现，与行政区划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跨界的区域性需求项目也随之增多。我国长期的条块分割所形成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虑和解决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很少考虑提供跨界需求服务。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开发、发展政策，使地区间协调合作难度加大。例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属三个省级行政区，一些区域通基础设施和工程因缺乏统一协调而进展缓慢，成为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障碍。

除区域发展理论上城市发展跨界的特点之外，城市圈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企业成为区域经济的利益主体，市场运行的主流将是经济规律而非政治规律，城市行政区的直接经济职能将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难对地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和封锁。随着我国全面加入WTO以及许多跨国公司的入驻，大都市圈地区的市场肯定是一个跨越城市行政界线的统一区域市场，市场和企业的跨界扩张直接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城市网络化程度日趋明显，相互依存度强化。因此，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适合这开放、自由环境的决策。从实践规律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带三大区域快速发展更加验证这一点：谋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热潮越来越高涨，区际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一大趋势。在这合作大势之中逐步显现出一条规律：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

三、城市圈整合发展的新思路

针对中国跨省都市圈内部的“行政区经济”格局，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行政区划的大一统来考虑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问题，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统一的行政区划”――“上海省”、“特别经济区”、“上海经济特别行政区”、“大上海行政区”等观点。这种随意变动现有省区边界的区划调整方案不可取。这是因为，当今体制转轨时期，国家对行政区划的兼并或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促进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刚性整合，减少区域内耗，但当前中国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市场法制体系不甚健全、区域社会力量比较薄弱的格局下，各级省市政府实际上依然占据着地方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区划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阻隔着应有的区际经济联系。所以说，在跨省都市圈范围内，大一统的行政区兼并，虽然是一种空间整合的刚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区划调整―竞争膨胀―区划再调整”的怪圈。

实现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与全面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内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保持行政区划合理适度调整或不频繁变动的前提下，顺应市民社会的转型，切实转变省市政府职能，弱化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回归其政权建设和社会公共管理功能；积极借鉴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经验，通过区域政治、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规划、公共参与等综合制度体系创新，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个人等多元力量，构筑一个既保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又发挥各方力量的主动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实有效的跨界协调与治理体系，依此来解决区际矛盾和冲突，形成相互开放、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体，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制度创新

一方面，要变“计划”为“规划”。“复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颇具价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角度，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区域发展上，政府近年来给予了许多关注与支持。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发改委职能也从以往的审批为主，转变为目前的规划先行。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十余个区域振兴规划，超出之前4年的总和。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已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关专家认为，“计划”改“规划”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因为后者不仅更加重视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治，也强调了中长期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而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职能从审批到规划的转变。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一系列区域规划，在带动中国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由于这些重点区域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快其开发步伐，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该人士还指出，虽然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但今后还会继续“通过规划和政策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应以整体为重，注重区域分工。政府应着眼整体利益，打破传统的以“零合”和“竞争”为基础的区域竞争思想，建立以“共赢”和“协同”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经营理念；把产业发展、城市体系和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环境整治结合起来，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总体的规划。一要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从城市群和经济区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另外，政府应当将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定位在第三和第四产业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强大的辐射和对外联系作用，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如作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东海岸城市圈和英国大城市圈中心的纽约、东京、伦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国的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产业则不够发达，不但不能与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还落后于自身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只有香港才具备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条件。所以，中国上述大城市圈中心应该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等第三、第四产业。

2、强化跨省区域治理，建立专门机构与体系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者认为，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区域制度创新，树立“区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区域治理体系”，才是真正推动“行政区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变。

多个行政区之间自觉的区域一体化，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调、多个相关地方政府的参与，需要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决策与协调、监督机构。根据市场为不同行政单元所分割的现实特征，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相应的跨区管理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跨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生态恢复重建等工作，处理区域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区际冲突和相关问题，并通过这种协调管理机构寻求一种每个地区都能够受益的利益协调新机制，实现地区间整体利益最大化。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城市群。该城市群由伦敦大城市经济圈、伯明翰城市经济圈、利物浦城市经济圈、曼彻斯特城市经济圈、利兹城市经济圈所组成，英国大约80%左右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此，伦敦既是英国的首都，又是这一巨大城市群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1964年，英国创建了“大伦敦议会”，专门负责大伦敦城市群的管理与发展问题。1980年初期随着大伦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议会的废除，几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准或赞助的区域规划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没有协调性的管理。依据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实际是通过当时的环境部承担了这一地区的战略规划职能。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在公共政策领域提倡依靠市场规律来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战略性，结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项目规划无法实施，投资无法加以协调，环境无法得以保护。种种迹象表明，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城市群协调机制势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来，大伦敦地区又先后引入了战略规划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维持整个城市群战略规划的一致和协调。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机构与体制对区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设立非官方的合作组织

根据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论，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中间领域，这不仅有助于大都市圈内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又能创造出一种相互谦逊、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区域文化。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诸多非政府组织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门。它们与当地城市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部门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组织体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加快各种行政化非政府组织的脱钩和改制，让其回归为真正的自治民间组织；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的统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确其功能和职责，全面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再次，统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发展规划，逐步组建和完善覆盖跨省都市圈范围的大型跨界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联合商会、跨省都市圈主要行业协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服务中心等。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领导之间已经建立了定期沟通和协商机制，共同处理产业协调、基础设施、环保等重大问题；长江三角洲所有成员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活动；所有成员城市自愿组建了联合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进行重大事项的相互协调；许多非政府组织，如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长江三角洲发展中心（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合作论坛（浙江大学）等均已经成立，并且成为向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建议、施加社会影响的重要组织。

4、为城市圈发展创造契机

除去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或者说契机也可以为区域发展增添动力。在大都市圈内积极开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项目，能使区域中的各个城市变被动型合作为主动型合作。例如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设、长江河道统一整治、2010年世博会等大型工程，已经给江浙沪三省市带来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带动了各省市相互之间的主动合作与支持，这是目前解决我国大都市圈行政区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

从历史上看，世博会的举办都能推动以举办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举办大阪世博会而最终形成的，以大阪为核心的关西经济带造就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辉煌；英国伦敦世博会促成了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沿泰晤士河扩展的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的产生；芝加哥世博会紧密联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和托莱多的玻璃工业。“在筹办世博会的未来七八年间，上海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功能辐射影响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筹备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上海在优化城市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重点发展微电子、装备制造、会展、金融、房地产等产业，对周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长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术、资金等诸多要素的优势互补互动。型展会的辐射作用和商机溢出效应会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一定会加速建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圈的进程，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联动发展提供了一台大马力的“引擎”。不仅仅是旅游，在展馆工程建设、世博礼品生产等等世博衍生的领域，这种各城市“共荣”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浙江嘉兴多个企业中标世博会定点生产合同，并成为世博会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之一；江苏南通市的建筑企业一举包揽了英国馆、爱尔兰馆、中国航空馆等场馆的建设等。可以预见，世博会这块“大蛋糕”将为长三角经济科学整合创造更多增量。同时，它也必将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推进器，为地区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共办、共享，世博带给长三角区域的不仅是发展的“量”的提升，更有发展的“质”的突破。

四、结语

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取胜、能否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国内也需要十分重视、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发展是必须以摒弃陈旧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成熟的经济区经济为前提的。综上所述，要真正实现城市圈的全面、优质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促进区域分工协作，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调整政府角色，引导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方向发展。只有有效地实施这些改变方案，才能为实现城市圈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寻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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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循环经济；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层次分析法；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007-04

循环经济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进国民经济“绿化”的新经济发展路径。中国循环产业在2004年全面开展循环产业试验，政府通过引进国外发达技术、借鉴西方先进模式、完善法律体制等途径促进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中国区域广阔，地区间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趋势，要促进中国循环经济均衡有序发展，需要对回收体系建立完善、客观的评定。

目前中国循环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研究多集中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综合性指标体系以及根据循环经济特定分析方法。章波等（2005）强调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的普适性，建立了“目标层—控制层—指标层”评价体系；曹小琳等（2008）提出“三级叠加、逐层收敛、规范权重、同一排序”的城市循环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更多的研究关注于指标基础上建立的分析方法：王奇等（2007）通过建立封闭和开放的经济系统的物质总量模型，提出了评价循环经济的循环系数；贾蕊等（2007）在物质流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多目标规划数学模型；王春枝等（2010）综合比较了不同区域在某个时期循环经济效率的发展水平，运用面板模型“纵横向”拉开档次，评价分析了多地区的动态发展变化规律。

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理论研究主要针对于循环经济的体制建设，如瑞典环境经济学者Thomas Lindhquis（1990）首先提出“生产者延伸责任制（EPR）”；德国于1990年期开始推行的双重回收系统（Duales System Deutschland）；欧盟出台的《WEEE指令》和《Rosh指令》等。

以上研究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与模型，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国内学者关于循环经济效率的定量化研究已臻于完善，但是分析其内部推导过程仍存在权重确立的主观性、数据处理的不全面性等问题，这也是本文力求克服的问题。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FCE）模型对中国30省市 ① 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结果进行修正，最终通过聚类进行区域的分组。

（一）参数的确定

现有循环经济领域内的实证文献通常将评价体系指标概括为废物减量化、资源再生化、环境保护效益、经济发展效益以及社会发展效益5个模块。考虑到本文以循环经济回收利用的效率为中心，在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筛选，得到评价指标体系（见下页表1）：

（二）参数分析

不同参数具有不同的指示意义，进而对于各指标间权重的确立产生影响，对指标的分类有利于更精确的得出结果。在此将上述参数分为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及适度指标，不同类别指标对应于不同的标准化过程。其中正向指标即为“越多越好”的指标，逆向指标为“越小越好”的指标。除此之外，存在适度浮动时对经济具有最大促进作用的指标，该类指标过大或过小均会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因而认为其属于“越中越好”的适度指标。

二、AHP-FCE方法

运用AHP-FCE方法的目的在于客观准确的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降维，最终度量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情况。最终得分越高，就意味着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越成熟，回收效率以及循环利用程度越大。其难点在于如何合理地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结合层次分析法的优势，通过构造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重。

（一）模型建立

1.去量纲处理。为了保证指标权重能够合理分配需要消除指标的量纲效应，需要对上文得出的评价体系数据xn×m进行标准化处理。

2.构造判断矩阵。构造判断矩阵的最终目的为得到各指标权重。在这里将指标权重看作是指标传递信息量多少的衡量，即认为指标变化程度越大，其在整体中传递出的信息就多。因此这里用评价指标的标准差来衡量样本对综合评价的影响程度。标准差s（i）=

（n）值来测度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通过随机模拟的方法构造多个满足单位性与互反性的矩阵，在不保证该矩阵满足一致性的前提下计算其一致性指标，再进一步平均即可得到RI

（n）。① 一致性比例CR=可以通过CI与RI

（n）的比值得到，其中CI为一致性指标。由现有研究经验得到，当一致性指标系数CR在[0，0.1）之间取值时即可认为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将0.1作为判断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阀值。

该种权重计算方法的基础为指标所传递的信息量。若样本指标1的变化程度大于样本指标2，则认为指标1所传递的综合评价信息多。

4.计算得分。将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wi与对应的10个不同时间的样本指标相乘并累加得到模糊评价的综合指标zj=wir（i，j），j=1…n。综合评价指标zj的值越大，则说明其得分越高，即回收体系越完善，效率越高。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各地区评价结果。经计算得CR=0.0112，满足0.01≤CR

从打分结果直观来看，绝大多数省份得分处于[0.5，0.6）分数段，统计的30个地区中仅有7个地区不在此区间内，占总量的23.3%。其中高于上限0.6的地区有北京、浙江与山东，低于下限0.5的地区有广西、海南、宁夏和青海。前者均位于版图东部且除北京之外均为沿海省份，三个地区均为人群稠密地区，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生产生活中废水、废气、固体垃圾产生量也较多；低于下限的地区位于中西部与西部、南部等较为偏远的地区，人口密度低，人均GDP较小，工业、生活中产生污染物相对于东部地区较少。

2.区域聚类分析。将2010年各地区循环经济得分情况进行聚类并进行省份归类后可将30个地区划分为四个类别（见下页图1）：

从地域分布来看，全国（除港澳台以及地区）范围内循环经济发展以第二、三等级为主，主要分布于中部广大地区；四个第一等级地区均位于东部地区且除北京外均为沿海地区；第四等级除海南省外全部位于中国中部地区。整体来看从东部到西部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现象。

（三）AHP-FCE的进一步分析

以上排名为综合指标得分结果，如果考虑某一方面发展情况，则可能会有所差异。本文在此基础上分别以五类二级指标为基础对30个地区进行细化评价，得到结果如下：

从2010年各地区二级指标来看，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区均位于前列。其中北京在“资源再生化”方面优势较为明显，达到0.65，领先排名第二位的天津10.14%。其他二级指标在各个地区之间差异不大，发展较为均衡。甘肃、青海、贵州、宁夏等地区循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五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中均为进入前八名。

三、结论与展望

结合上述模型所得数据，可以总结出如下结论：

1.中国地区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从各地区得分情况来看，循环经济发展总分与单项得分之间存在较大相关性，总分较高的地区在各个单项中得分也相对较高，如北京、江苏、浙江。全国范围内发展水平整体差异大，发展水平高的省市在各方面可能均领先于相对落后的省市。

2.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与区位因素有密切联系：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东部沿海、东部、中部及西部四个阶梯。从沿海到内陆地区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说明区位因素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省市的经济发展、技术先进程度均高于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消费能力较高，在一定程度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3.中国循环经济产业供需不平衡，市场潜力巨大：目前循环经济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有很大潜力。由于第三、四等级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高于循环产业普及的速度，废弃物资源利用率很低，因而中国大片区域具有促进循环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当然，这一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废物产生较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其本身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较小，如中国海南省，将其与其他省份一起比较则有失公正。该问题在将来也应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参考文献：

[1] 曹小琳，晏永刚，景星蓉.城市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方法与实证评价[J].科技管理研究，2008，（8）：73-76.

[2] 史宝娟，赵国杰.城市循环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的构建研究[J].现代财经，2007，（5）：3-6.

[3] 王奇，王会.循环经济的定量化评价方法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33-37.

[4] 王春枝，吴新娣.基于面板数据的西部循环经济发展效率综合评价[J].统计与决策，2010，（17）：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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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取向

前言

由于2008年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的经济因而也受到巨大的影响。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肆鼓吹房地产泡沫，继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得各国遭受次贷危机，最后蔓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因此，我国应结合自身经济的特点，认清当前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一、后危机时代我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概述

2008年9月16日，曾历经一百五十八年风雨的美国四大投资银行之一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手续，于是，华尔街的次贷金融危机便在一夜之间演变为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自2008年10月份以来，绝大多数国家的央行采用前所未有的宽松型货币政策，进而增强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同时也避免出现经济大萧条的现象。与此同时，中国也适当地将紧密性货币政策调整为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然而，随着2009年我国央行的信贷不断投放，这也无形之中使得货币供应量持续保持上升的趋势，此外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用信贷的渠道，流入到金融市场，在拉动内需和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证券、房地产等价格暴涨，从而吹大了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随着国内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继而导致了全国范围内通货膨胀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要求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房地产和证券价格，进而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通货膨胀局面

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运行形势已基本确立。2010年我国工业总值总体上增长了百分之十三，保持平稳的增长趋势，固定资产的累计额也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四，经济运行趋势基本确立，国内消费增长也超过预期所计划，同比增长创下历史新高。总体而言，经济发展形势表明了货币政策的推行已取得显著的效果，宽松型货币政策也需可告一段落，继而制定平稳型货币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使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风险与隐患。一方面，信贷投放的不断飙升与资产泡沫压力的蔓延加剧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宽松性货币政策亟需转型。在“十二五”计划期间，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增长的水平与质量，弱化GDP经济目标，其中调整经济结构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货币政策转型目标提供了基调。除此之外，就国内就业形势而言，目前很多欧美国家都担忧高失业率，但中国已经超前完成了就业目标，同比增长超以往就业人数的百分之二十，总体就业形势较好。我国统计监测部门数据调查显示，失业率相比经济危机时代大幅度下降。总体说来，就业形势决定了我国所要采取何种货币政策。

三、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与选择

（一）货币政策的取向

在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大部分欧美国家步调一致，联合推行宽松式的货币政策，即一种低利率、定量扩张的货币政策。中国也紧跟国际步伐，无论在货币创造方面还是信用创造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2008年底到2009年共累计投放了十万亿人民币信贷。实践证明，适度实施宽松型货币政策在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重要。现阶段，根据既有的经济状况分析材料与案例，灵活地调整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进而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另外，我国将宽松型货币政策适当地调整为逐步稳健的的货币政策，逐渐适应国际金融环境。

（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

我国于2010年共计上调了6次存款准备率，尽管2011年我国面临着诸多的压力，例如房地产价格持续下降、投资速度放缓等等，但是因为我国“十二五”计划的实施与人民消费的持续增长，所以中国经济便呈现出一种复杂且平稳的发展状态。由此看来，倘若2011年的经济增长速率要比2010年的下降一些，那么合理地设置经济增长目标也能缓解当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此外，合理调控物价、保持经济平稳复苏、科学规划经济发展是当前经济宏观调控的关键与核心。缓解通货膨胀、推行平稳的货币政策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应该将商品价格设置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适应经济的回落与增长，配合好“十二五”计划的全面开展。在处理通货膨胀的问题上，我国政府要采取全方面的措施，多渠道平衡供求关系，适度释放价格、集中规范经济市场秩序，积极引导预期投资有效地整治经济规划中不合理的地方，如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经济泡沫蔓延等诸多方面。

除此之外，为了避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与银行汇率政策之间的矛盾，多方位地考虑国内外经济环境（人民币升值、美国的宽松型货币政策、资本流动等因素），我们应该取消“加息”货币政策工具。例如，我国中行通过优先使用存款准备金率，积极开拓市场业务，加大并提高宏观监察力度与标准等诸多方式进行增强经济市场流动性。另外，尤其注意的是股票、房地产等领域泡沫现象严重，因而要采用结构性调控的货币政策。除了上述的几种可行性措施之外，贸易政策与汇率政策也不失为处理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或工具。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后危机时代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大多数欧美国家失业率较高，中国通货膨胀压力不断上升，资产价格泡沫蔓延，因而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亟待调控。我国总理也在2010年第三季度的“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尽管2010年的经济发展形势要好于去年，但依然面临复杂的局面，各种消极因素制约着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因为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不确定性，所以我国央行将要采取相机结合的货币政策，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审慎权衡各种价值型工具，及时调整汇率与利率之间的关系，把握好调控时机，从而进一步保持好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而健康地运行。

参考文献：

[1]石峰.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研究综述[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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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宏观经济；经济发展特点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比较复杂的，正在面临着“双重转型”，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双重转型”的实施对我国当前发展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予以重视的。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采取的措施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发展的大体走向。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就是“双防”，也就是说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另一个就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的通货膨胀。在宏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其发展速度，并且集中精力确定稳健的财政政策，制定适当的收紧和适当的控制，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现象的发生。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应该通过各项会议的召开确定出宏观经济政策的整个基调，制定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出现。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据调查，在2003年――2007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呈现增长状态，增长了差不多29.2个百分点，在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性而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导致我国的外部需求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量在第四季度度的时候开始下降，平均增长下降4.2个百分点，这就情况的发生也就说明“出口”在幅度下降。而在此时，就需要对以往的政策进行改革，如果一味的维持原来的政策我国的投资增长就会被约束，也不利于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在买房或是其他生活或者工作的方面又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因此，就此问题来说，出口进口等会出现减速的状态，并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这时候在2008年，经过会议，协商之后决定实施“一揽子”计划，也就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将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变为积极，这也就使得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发生了变化，转换成了适度宽松。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性的调整，也是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做出的适合宏观经济发展的措施，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国民收入都有很大的益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性调整，让我过能够有效的、合理的应对国际方面的金融危机，也让我过的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有了很大的调整，从根本上说，这是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一项措施。

二、我国的宏观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持续的调控下开始出现积极的变化，也就是经济怎张速度不断加快甚至出现较快的形式，增长的环境相对的比以前宽松，从而使得经济效益比以前明显，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就说明宏观的经济调控是有很大效果的。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宏观的经济调控也取得了比较然人满意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形成了三大需求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这就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又好又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经济的最好发展迎来新的时机与机遇。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不是每一步都是这么让人看好，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亟待我们解决。比如：中国的经济正在面临着新的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存在着“三过”的现象，即运行速度过快、贸易额度过大以及货币投入量过大。这“三过”的伴随发生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出现，也会让增肌增长的过热增长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构成一种威胁。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也需要适应世界的发经济发展速度，不能一味的运用以前的政策，在稳健的过程中也要做到快速发展，因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很容易就会牵扯到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世界性的影响是很难改变的，因此我们也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重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的经济发展状况。

三、宏观调控政策将进一步强化

近年来，政府将两个“防止”作为经济调控之中的重点和首要任务，同时，也运用相当大的力度将信贷调控目标进一步收紧，为的就是将调控手段进行创新的同时，让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从而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我国的稳健财政政策为哦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我国在国内外俄经济发展中赢得好评，也让我国国民的医疗、养老、卫生等方面得到很大保障。宏观调控政策的进一步强化作为宏观经济的一大特点，不仅将我国的各项配套改革进一步完善，也在投资方面防止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四、结语

总而言之，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特点是呈现止跌趋稳形式的，要注重经济的发展方式，尽最大努力制定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这样不仅能够更多的着眼于经济转型，也能让我过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通过贯彻破产制度等制定新的调整方针，使得经济M入新的发展态势，争取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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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经济 发展形势 调控

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判断未来经济发展走向，对政府的调控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重视正确原则，会导致在判断宏观经济时出现分歧，从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充满随意性、盲目性，无法为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因此，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来说，相关部门要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判断，准确把握未来经济形势，促进个人或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让政府部门经济调控更具有效性。

一、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来讲，一方面是仍然存在着中部、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慢于东部地区的情况;另一方面是虽然在新农村建设下农村发展成绩显著，并且农村公共设施、住房条件和人均收入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提升，但是目前仍然难以跟随城市发展步伐。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期间存在着大量风险，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很大。

（二）经济增长方式不优化

投资和出口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增加方式，所以并未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转变。对出口的过分依赖，会造成国内出现消费不足的情况，投资过大，会提高货币供应量，让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1]因而投资和出口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必须对其进行宏观调控，运用有效措施刺激国内消费，最大限度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提高消费的比重。

（三）宏观调控政策较局限

宏观调控政策在经济运行中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调控政策会干预市场，其自身稳定性不强。二是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后，很多领域并未涉及。三是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必须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只要政策出现偏差，会导致经济面临严峻问题，风险很大。例如，目前存在的通货膨胀、就业率低的问题。其中通货膨胀表现在劳动成本上升、物价上涨，就业率低表现在每年超过10%的大学生难以正常就业。

二、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

（一）将惠农政策落实到户

对于当前农业灾害频繁，导致粮食产量不高，价格上涨等问题，必须将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从而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是各级政府要重视惠农政策，尽快将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如粮食补贴政策、农用机械购进补贴等。二是针对农业受灾地区，必须提高政策扶持力度，可以适当增加受灾地区生产恢复资金。另外，在干旱地区要建设饮水、增雨工程，保障群众生活资金，帮助灾区平稳渡过难关。三是及时下发财政预算中的当期支农资金，提高农业生产资金配套能力。四是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科学合理调整粮食的储备，确保粮食能够正常供应。

（二）控制高耗能产业扩张

为促进经济的发展，现阶段高耗能产业增长过快，新的项目投资数量庞大。[2]针对这些现状，应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通过强化管理，提升投资效率。一是资金来源方面。对政府投资的新开工项目要进行严格限制，科学管理基础设施，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的投资金额加以限制，从而实现高耗能项目数量的逐渐减少。二是金融信贷方面，针对产业过剩行业、高耗能产业和新开工项目，要对其审批数量进行严格控制，不断规范贷款条件。三是土地使用管理方面，各级政府要合理使用土地审批权，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

（三）保持灵活的货币政策

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严格把握后续政策力度，同时将退出机制的准备做好。这样既可以加强通货紧缩的预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还能够让币值更加稳定，避免存在中长期风险。目前，我国金融体制结构还有很多缺陷，银行贷款主要集中于政府项目、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需要得到资金支持的创业项目、中小企业却无法得到资金扶持。因此，要加强对我国金融体制结构的深化改革，花费更多精力去打通金融梗阻，让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得到满足，让资金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到发挥。

（四）财政政策要减税富民

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来看，有着企业和人民税费水平过重的问题，通常表现在：在我国GDP中政府收入比重很高，部分税种税率有待进一步降低。除此之外，我国财政负债相对安全，在经济复苏时期，要实行减税富民的政策。简单来讲，就是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实现企业和人民税费的降低，从而刺激人民进行消费。这样一来，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就会充满活力，并获得快速的增长。

三、结语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依然有很多问题，在对其进行完善和调整时，存在着大量不确定因素。为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立足于现阶段经济形势，科学判断宏观经济走向，以政府主导为前提，对现有问题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走上稳定长远的道路。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财政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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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债务困境、失业困境、经济增长乏力困境和宏观经济政策效力递减困境等挑战

    从债务形势看,欧债危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目前已经出现了由希腊等“外围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蔓延,从公共部门向银行业蔓延,从西欧地区向东中欧地区蔓延的趋势。由于欧元区内利益博弈激烈,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疲弱,借债成本增加,欧债危机形势可能还会继续恶化。2012年一季度,欧元区部分国家陆续到期的国债总额近1万亿欧元,资金缺口在7000亿欧元左右,到时很可能出现部分国家违约的风险。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00%,奥巴马推动的减赤计划进展也不顺利。考虑到州和地方政府情况,美国债务形势更加严峻,处于危机边缘。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高达200%,中央财政支出每年用于国债利息支付的比重约为23.3%,每年中央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又要靠债务融资。尽管日本债务主要由国内投资者持有,但债务的恶性循环与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叠加,很可能使得日本债务形势恶化。2012年若出现欧债危机的“重灾国”无序违约的情况,很可能会导致主要发达国家集中进行债务重组,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冲击。从就业形势看,失业率高企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头号难题,预计主要发达国家严峻的失业形势将延续至2012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在9%以上,而且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出现了四五十岁白领大量失业的问题。欧元区2011年11月份的失业率上升至10.3%,创1998年6月以来的新高。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失业率均创下历史新高,分别高达22.8%、18.3%和12.9%;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失业率分别为9.8%、8.5%和8.3%,都创下了2011年以来新高;德国和荷兰失业率分别为5.5%和4.8%,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从经济增长形势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均比较疲弱。美国经济复苏放缓,2011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0.4%、1.3%和2.0%(均为环比折年率),低于2010年3%的水平。但总体上看,2012年美国经济形势有可能维持低速复苏的态势。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累加,存在二次衰退的可能。受欧债危机拖累,欧元区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二季度经济增长由一季度的0.8%大幅下滑至0.2%(环比),曾经表现强势的德、法两国经济几近停滞,三季度欧元区经济仅同比增长0.2%。目前,反映欧元区经济信心的经济敏感指数、商业景气指数和制造业PMI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且已低于其长期平均水平。日本经济在地震灾后重建带动下实现了缓慢复苏。但从中长期看,日本经济仍面临债务负担沉重、劳动力缺乏、内需不足、产业空心化等很多深层次问题,导致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在世界经济中难以发挥重大作用。从政策空间看,受制于主权债务高企,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受到严重制约。前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也很有限。美联储在金融市场上“卖短买长”,实施“扭转操作”,但能否启动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前景仍不明朗。同时,工资和福利水平上升,加剧了美国的核心通胀压力,美联储有可能被迫提前结束低利率政策。欧洲央行连续小幅降息,将欧元区内利率降至1%,近期又启动了期限长达3年的长期再融资计划,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对解决欧债危机和促进欧元区实体经济增长可能仍然不够。加之欧元区内通胀抬头,将对欧洲央行的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形成制约。

    (二)新兴经济体整体上经济增长较快,但还难以承担起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经济增长预期下降

    尽管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已经率先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实现了全面复苏,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大规模刺激措施所造成的负面效果也开始显现,同时发达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新兴经济体国内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在金砖五国中,印度和俄罗斯的通胀率均高达9%以上,巴西和中国的通胀率也分别达到了7%和6%以上的水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疲弱,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新兴经济体,使其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摩根斯坦利预计拉美各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速将由4.6%下降至4.4%。巴西政府下调2011年经济增长预期至3.7%,而此前为4%。高盛下调巴西2011年经济增长预期自4.5%至3.8%。俄罗斯经济一季度增长2%,是2010年同期的一半。二季度增长3.4%,低于此前公布的3.7%,三季度提速至增长4.8%,但总体上看增长速度仍然缓慢,摩根大通将俄罗斯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4.5%下调至3.7%。印度政府将2011—2012财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8.2%,之前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为9%。近期随着经济的减速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明显贬值。2011年4月底以来,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土耳其货币对美元汇率均贬值10%以上,有的贬值幅度达到20%;在4—10月份的半年时间内,这些国家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也出现了幅度在6%以上的贬值,上述国家货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多数发生在7月份以后的3个月内。货币贬值反过来加快了资本流出的步伐,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有的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部门,工业生产减速甚至出现下降。新兴经济大国巴西、土耳其等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上述情况,这些现象的同时发生,在历史上往往是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征兆,值得警惕。

    二、中国的对策

    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取向,将对我国经济走势和宏观调控带来挑战。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将抑制我国外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将加剧全球流动性泛滥,使我国可能再次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输入型通胀压力、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压力和“热钱”流入压力,加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国际经济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坚持“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下,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一)在稳外需的同时把扩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加强,外部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但从今后一个时期看,世界经济可能处在一个缓慢复苏、低速增长的结构转型时期,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速放慢。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要实施稳定外需的政策,积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挖掘新的外部需求。近年来,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各国通过建设自贸区或更紧密的经济战略合作安排,来赢得更大利益。我国应该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适时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寻求与更广泛的经济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应该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环顾全球,大国经济一般都以内需为主,国内需求也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未来应该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首要选择。继续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比重,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改善居民消费环境,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调整优化投资结构,鼓励扩大民间投资。

    (二)继续把稳定物价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

    综合考虑导致本轮物价上涨的各种因素,2012年初物价涨幅有望从高位呈小幅回落之势。物价涨幅虽然下降,但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看,拐点之说可能过于乐观。我国宏观调控的经验表明,我国的通货膨胀一旦上来,治理起来就很困难,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通胀降下来。因此,应该把稳定物价作为需要长期应对的重大问题,调整调控的思路和理念,改变价格管理的方式,制定更长周期的政策措施。要有总需求管理的办法,不能只考虑一个环节,简单地把CPI与货币政策挂钩,为通胀一个目标而采取收缩政策,使经济增长整体形势受到影响。未来可以重点考虑通过改善生产供应机制的办法,增加短缺产品的供给。采取多种手段平抑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过设立价格调节基金来建立农副产品价格稳定机制与供应保障机制,必要时可动用它来应急,建立价格经常大幅波动的重要农产品(如粮食、猪肉)储备制度。建立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机制,解决我国负利率问题及带来的潜在风险。对大学生、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群,应尽快建立起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扩大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农产品和资源海外供应基地。

    (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政策效果来说,财政政策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保证有效供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未来既要加大财政政策在直接增加总需求方面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其杠杆撬动作用。考虑研究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建立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体制和机制;调整政府债务结构,保持适度的政府债务规模。在基本维持2011年债务规模的基础上,适当削减中央债务,适度扩大地方债务规模,加快建立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指标体系;坚持结构性减税。研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增值税扩围为切入点,加大税制结构改革力度,降低流转税收入比重,支持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大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施有利于节能环保和增加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如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的优惠力度;优化支出结构,保障民生支出。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保障性住房投入力度,加大对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培训补贴,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适当提高养老、医疗、城乡低保等保障水平;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加大农业投入、降低税率、提高农补、核定扣税等财税政策,夯实农业基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面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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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取向的分析较为重要，相关部门必须要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市场与发达国家面对的经济情况，科学面对各类重大挑战，并利用先进的工作方式提升其政策取向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虽然我国物价水平下降，但是，从总体上而言还是呈现较高的位置，投资与消费水平逐渐提升，并且经济结构在逐渐改善。在全球进口率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出口比例有所减少。部分中小型工业企业的经济开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我国宏观经济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2015年的时候，我国GDP有所增长，约为900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了10%左右，在2016年的时候，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提升，从总体上分析可以得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处于正常的位置，经济增长情况较为稳定，可以有效提升国内的经济效益。

第二，目前，我国在物价方面虽然有所提升，但是，在CPI方面的增长速度较慢，无法加快其增长速度，难以优化其发展体系，甚至会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无法增强CPI的发展水平。例如：在全运会期间，我国能源价格与商品的价格开始下降，国家在对PPI进行统计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在大幅度上升，这就导致我国CPI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拐点问题。在城乡商品销售的过程中，商品的价格指数呈现直线发展趋势，多数商品都处于价格不变的范围内，或是在小范围内商品出现价格下降的现象[1]。例如：服装商品与娱乐文化设施商品等，在实际销售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价格下降的现象。在2016年的时候，我国燃料商品价格有所上升，相关部门如果不能科学应对能源原材料价格的相关问题，将会影响我国财政政策取向的正确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不能提升CPI，将会导致整体提价情况受到严重影响[2]。

二、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要点

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之下，财政部门必须要做出正确的取向分析，并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实?H情况，全面开展各类工作，确保自身的正确取向。在此期间，政府部门必须要遵循以下几点要点：

第一，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之下，经济状态与发展趋势较为明确，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因此，财政部门要将预防经济危机干扰作为基础，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最为重要的就是规避房地产行业风险，改善房地产产品结构，使其可以满足现代化经济发展需求。首先，我国政府部门需要全面分析次贷危机，并利用先进的工作方式处理各类问题。其次，财政部门必须要科学调整房地产商业结构，并对各类敏感时期进行分析，一旦出现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问题，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解决，在保证房地产贷款政策的情况下，降低房地产的价格。在此期间，不可以利用挤压房价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规避房地产房价泡沫的问题[3]。

第二，财政部门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分析宏观经济情况，保证在实际工作中，科学分析市场内部需求，并对外来风险进行抵制，满足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内部需求，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改善。同时，财政部门还要明确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积极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养老体系等，保证可以深入落实政府部门相关补贴。尤其是一些生活困难的群体，必须要予以一定的生活补助。对于居民的发展而言，需要控制其多方面收入，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鼓励我国东部的各类企业向着西部的方向发展，并针对转移与科研项目给予一定的奖励，吸引更多企业开展转移等活动，在提升企业积极性的情况下，优化西部的经济结构，促进我国总体经济的发展[4]。

三、制定长期的规划目标

财政部门在实际发展中，必须要根据我国宏观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的特点与规律，对其进行积极的改革，除了要保证完成短期目标之外，还要制定属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明确财政政策取向，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改革，保证可以满足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逐渐提升其经济效益。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财政部门政策取向明确中，必须要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利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对实体经济进行管理，避免出现中小型企业经济断裂或是破产的现象。同时，财政部门要根据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需求，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借鉴发达国家中小型企业财政扶持项目，对自身的财政政策进行改革，利用新方式促进我国中小型企业的长远进步。

第二，我国财政部门必须要科学管理个人所得税项目，对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保证社会公平性的情况下，缩小个人贫富差异，促进我国经济的正确发展。在对个人所得税项目进行管理的时候，财政部门必须要对其免征额度进行分析，明确财政标准，保证可以根据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需求，对其进行全面的优化处理，规避各类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三，我国财政部门在明确政策取向的过程中，必须要深入改革国有资产的产权，维护国家资产权益，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并针对我国国有资产管理需求，对产权进行管理，利用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各类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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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于我国以出口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通过对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本文将主要研究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并对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进行探讨研究，从而采取积极性的财政政策，拉动我国的经济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速度。

关键词：

宏观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扩大内需上面，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状态，改变了传统的财政政策，使得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能够适应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和发展速度。财政政策是我国政府实施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因此要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速增长、调节收入方面的重要作用，突出我国公共型财政政策的优势特点。

一、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金融危机形势，因为美国经济形势的复苏已经逐渐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其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与我国经济不景气一样，全球贸易化的整体环境还在不断地恶化当中，全球的出口型需求率普遍下降，而我国人民币的升值也对我国的出口外资和引进外资的形式非常不利，进而影响到了我国的整体经济。我国的宏观经济自从2010年开始以来有着经济复苏速度快的特点，而我国的经济复苏又是严重依赖于我国政府政策效应的，因此我国的经济复苏速度又表现出了先快后慢的特点。我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全世界国家中一直排在首位，我国的投资力度和消费能力都在飞速的增长当中，2014年我国的宏观经济一直在新常态的状态下保持着平稳的趋势运行，并呈现出了平稳增长、优化产业结构调制，生产质量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大好经济形势。从2015年以来，我国国家一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将短期性的增长政策同中长期性的改革、产业结构链调整政策联系在了一起，使得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缓中有序，稳中前进。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比较积极的变化，我国的房地产销售量也明显增加，从而带动了整个房地产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呈上升趋势，而且整个社会消费品的总体零售额也在上升性发展，虽然我国经济的出口额还是有些波动，但是从实际总体趋势来看出口额的降幅还是呈收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9.6%，高于第二产业5.9个百分点，而我国最终消费支出额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总生产率的贡献值为60%，城乡收入的差值进一步减少，能耗下降，我国的节能产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果。新产品、新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出现，新增长型的动力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高新技术型产业的增长值依旧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趋势，新能源汽车行业，铁路行业的效益增长速度高于50%，网上消费额也保持在高速增长趋势之中。伴随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的调整，我国的部分物价有了回升趋势，从而带动了服务型产业价格的总体回升。在G20峰会讨论期间，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同志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仍然有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我国作为成员国的一员，必须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来面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状态，要不断拉动我国国内内需，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避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衰退，避免经济风险危机的发生。

二、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

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总体经济形势，结合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我国采取了宽松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了社会总体需求，从而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经济收入，不断发挥着政府部门的财政职能，逐步减小了城乡差距，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全方位、宽领域的协调性发展。

1.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就是要降低政府消费性的财政支出，根据资产边际效应原理，我国经济增长是依靠于较高的投资率的，所以当政府投资增加后，就会相应地提高社会的生产力，而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也会相应地得到提高，而由政府进行财政性支出，可以保证各级政府的投资，进而控制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2.适当发行国债。国家的赤字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积极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通过财政赤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扩大社会的总需求，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复苏，而短时间内的政府支持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支持，最快速、最有效的资金渠道就是国家发行国债，所以为了保证政府的投资计划能够顺利得到实施，保证我国基础性设施建设，我国政府将采取适当地发行国债的财政政策投资，实行赤字政策，从而刺激社会总体需求。

3.提高税收征管力度。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也能够促进经济水平的发展，提高税收可以使我国国民的储蓄水平得到提高，进而政府将国民储蓄水平中增长的那部分税收资金进一步用于民间的投资，加强经济增长的能力，因而我国政府必须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力度，当前我国税收的监管力度不够，所以每年都会造成大量的税收资金流失，近几年来，税收的流失程度大约在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也就是每年的税收流失程度大约是每年税收收入金额的8%左右，因此提高对税收部门的监督征管力度非常重要，才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可以运用降低税率等政策防护方式来缓解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困难，使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4.扩大农民需求。当前我国农村的消费总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而农村的有效性需求不够，从而造成了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生产产品产能的过剩，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面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态，提高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不应该忽视农民的生活需求，因此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必须要扩大农民的生活需求，提高农民的财政资金补助，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直补、粮食直补、农产品生产器具购置的财政补贴，从而稳定农产品销售，从而提高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性水平，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应该加大对新型化农村的医疗投入，加快新农合制度进一步实现，将农民从传统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产品的需求中解脱出来，还要进一部分改变农村文化的消费水平，提高对农村道路等基础型设施建设的力度，提高农民对各类工具的消费水平。

5.加大科技投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当前金融危机造成的我国许多出口型企业破产，主要是由于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造成的企业利润较低，因此只有提高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才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通过科学水平的发展，能够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我国企业竞争的核心力，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力度，并帮助我国中小型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高企业创新性、改革性发展力度，鼓励政府、企业加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投入程度。

三、结语

财政政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经济调节性手段，可以在当今经济发展状况低迷的情形下发挥自身有效的功能作用，因此国家必须要根据当今经济的发展形势而采取有效的相应措施才能够保证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长期发展。在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时可以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发行国债，提高税收征管力度，扩大农民需求，并且加大科技投入，从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闫坤，张鹏.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财政政策取向——全球经济再失衡态势初显与中国创新驱动战略[J].财经问题研究，2015，07:78-85.

[2]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张鹏，王志刚等.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调控:从短期到中长期的分析认识[J].经济研究参考，2012，61:3-50.

[3]晏涛.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4，01: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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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审计机关职责所在

加强审计监督，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审计机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体现。审计机关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推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意义。

（一）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审计机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审计机关从更高层次上理解和体现现代国家审计的本质，通过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动社会民主与法治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二）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审计机关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为审计机关加强审计监督指明了方向。审计机关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紧紧围绕中央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各项要求，充分履行审计职责，使审计工作不断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开创新局面。

（三）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审计机关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经济在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效益偏低、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国家审计是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审计机关要充分认识审计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更加自觉地融入发展大局,着力揭示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任务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要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从高度重视经济发展速度转变为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二是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强调“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三是政府转型。政府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管理者，掌握大量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转换角色，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使公权力更有效地为社会发展服务，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上述三个方面的转变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然带来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为此，国家从战略和宏观层面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和调控措施。今后审计监督的重点就是要加大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跟踪力度,关注政策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确保中央决策和部署落实到位。

二是社会建设成为发展的应有之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更加紧迫。这就要求审计机关把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作为重要职责。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着手，加大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城乡住房、生态环境、科教文化、权益保障等领域的力度，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专项资金加强监督。

三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审计工作以法治政府为核心理念，强化对政府公共财政的审计监督，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责任政府为核心理念，加强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为重点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透明政府为核心理念，加大审计结果公告力度，促进权力“阳光”运行。

三、以审计科学转型提升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党和国家重要的战略目标，是提高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大举措，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审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公众对审计工作关注越来越高。而审计机关在服务经济发展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思想认识滞后、服务办法不多。为全面履行好审计监督职能，迫切需要审计工作创新、转型，适应形势发展。

一是加快审计工作转型。审计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十二五”是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审计工作只有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加快从传统审计向现代审计转型，才能全面履行法定职责。要通过审计工作转型，不断拓宽审计视野，创新审计理念，提升审计成果，充分发挥审计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建设性作用，竭力提高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树立科学审计理念。要把保障、服务和促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十二五”审计工作的重要内容，严格履行监督职能，防止和纠正违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和措施的行为，当好监督员。同时，善于做好角色转换，坚持把服务与监督摆到同等重要位置，当好“服务员”。将通过监督发现的富有创新意义的经验和带有苗头性的问题，加以分析研究，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参考依据。

三是创新审计工作思路。要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和任务，以研究的态度和专业的视角创造性地开展审计工作。努力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审计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及时调整审计工作的策略和重点，积极探索适应形势发展的审计工作新思路和新方法、新举措。要突出对科技创新投入的审计监督研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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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形势下现状企业发展现状

（一）企业经济管理现状 任何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要受到经济直接的影响与支持，因此对经济进行妥善的管理，同时以更多更新的管理模式使得企业内部的经济管理能够成为一个企业发展的主要助力。但是这种创新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企业的决策层要充分发挥领导带头作用，能够将整体发展路线进行严谨的掌控，进而使得企业当中的所有员工能够沿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进行努力。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发展出特有的经济管理模式，不仅能够对企业的经济管理空间进行拓展，还能够产生更为有效的经济管理方式方法，带动企业整体运行。

（二）企业组织结构现状 一个企业在日常的运转当中，需要有严密的部门组织规划，将各个部门的职责进行划分，同时还要建立直接有效的管理结构，能够使得企业工作效率最大化。但是我国部分企业目前尚未意识到组织结构的重要性，进而导致管理水平低下，企业内部混乱，经济发展受限。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结构已经无法满足现下的市场需要，因此为了满足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要求，企业要更加注重高效率、低成本、人性化的管理模式构建，进而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三）企业人员管理现状 企业的人才可以反映出这个企业的综合实力以及企业发展的情况，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员工的专业水平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人才。企业管理的方法在不断革新的同时，产品也要不断地创新，这就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来完成产品的创新过程。产品的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通过对产品性能和外观设计的不断尝试，才能找到合理的创新方案，具有技术水平高超的技术人才来完成创新的过程，可以提高创新的效率，逐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培养人才以及引进人才，是一个企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最优秀的企业融资结构应该是使企业融资结构保持充分的可变性，并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自身条件的转化而不断得以优化。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对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的改进方法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在以内源融资为主要改进模式的前提下，对现代企业融资政策进行分析。企业融资政策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政策，都对现代企业融资结构改进作出了明确的指导，之所以要改进融资的结构，就是想为企业带来最大化的利益，本文通过对新形势下现代企业融资结构改进方法的分析，来探索企业融资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二、现代企业融资结构政策分析

（一）直接融资政策分析 在除去金融机构干预下的资金融通方式被称为直接融资政策，这种政策使得在单位时间内，部分资金充足的企业能够与需求资金的企业直接达成协议，或者是通过大金融市场环境购买急需资金企业的有价证券，以此将资金提供给需要的企业进行日常的运营与周转，而这种资金的使用可按照协议的内容长期持续。一般情况下，部分企业发行债券或股票、通过已经积累的商业信用，或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所产生的所有借贷行为均在直接融资的范围以内，这种直供资金的方式与间接融资进行比较后，能够明显看出投、融资的双方自由度产生了较大的改变，使得投资者产生较为明显的投资收益，同时还能使得融资的一方不用担负较大的成本。但是在部分情况下，融资人的市场信用度不足，容易使得投资方产生较大的债券风险，同时部分资金将会具有不可逆的特性。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直接融资政策也在不断地扩大，对我企业的发展过程做出了有利的指导。

（二）间接融资政策分析 绝大多数经营妥善的单位在除去日常开支以外，通常会剩下部分闲置的资金，将这部分资金存入银行当中，或是购买由各个金融机构发行的证券，进而以这种方式将资金提供给金融机构，随后再由金融机构以各种形式提供给需要资金的企业进行掌控，这一过程即被成为间接融资。这种方式的显著之处在于投、融资双方不会产生任何交集，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债权或债务关系，通过第三方实现资金交融的局面。与直接融资相比，间接融资具有更为灵活的应用性，能够将社会上各种闲散资金进行整合，在对需求资金的企业进行融资的同时，还能够提供大量的专业信息与专业人才，进而对资金的运营产生更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间接融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也规范了债权人的参与行为，为了得到更多的经济收益，债权人会让出很多的空间给债务人，这就促进了经济的平稳发展，所以，间接融资政策也是对企业的融资结构改革很有帮助的。

（三）项目融资分析 项目融资是贷款人向特定的工程项目提供贷款协议融资，对于该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享有偿债请求权，并以该项目资产作为附属担保的融资类型，是一种以项目的未来收益和资产作为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和安全保障的融资方式。为了建设一个新项目或者收购一个现有项目，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来运作。项目融资的方式为企业的投资发展给予了巨大的经济支持，保障了企业投资的正常运行。图1是根据项目融资对上市公司股票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项目融资存在的风险。

三、现代企业融资结构改进方式

（一）提高融资数量 根据实践可以看出，不同的企业融资结构对于企业经济方面的收益影响是不同的，合理的企业融资结构可以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也可以使企业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经济模式，实现企业与现代化发展的接轨。所以，企业一定要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融资结构，其中提高融资的数量就是改进企业融资结构的好方法。有了充足的融资数量，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以及资金投入问题，可以合理地处理负债现象，达到企业资金投入和产生价值的平衡比例，实现融资的最大效益。提高融资的数量是现代企业融资结构改进的重要方法，也是不断发展壮大企业的必要支持，通过对资金投入、产生价值与负债对比（见图2）来分析企业融资过程中融资数量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二）明确企业融资改进方向 对企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有利于企业及时发现在融资结构中的缺点，通过与现代经济发展的结合，对经营的风险、融资的数量、资金投入的情况进行细致的分析。明确企业融资改进的方向也是企业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企业的成长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融资结构的改进方向也是与经济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的。

（三）通过学习国外优秀改进方案制定改进措施 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差异，相比美国、日本等较发达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比较缓慢，国外的很多大型企业的融资结构也都非常合理且规范，对于企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在对融资结构进行改进的过程中就可以参考国外优秀企业的融资方法以及融资的结构，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水平，找寻需要改进的地方。通过从2003年～2011年对我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合作之后产生的价值进行对比分析，找出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改进的方向（见表1）。

四、结论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企业融资的结构改进尤为重要，时代在快速进步与发展，企业融资结构如果无法及时完善，也就无法适应这种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企业在改进融资结构的时候也不能急于求成，要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渐探索出适合企业融资结构的模式，从而达到最高效的经济收益。现代企业融资结构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又使企业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所以，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的改进一定要贴合企业发展的实际，达到高效率的改进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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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任晓岚：《论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及对策》，《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