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两千年来，“大一统”的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保持了一种相互满足的张力。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这就导致中国古代王朝在“重农”政策之外，有时也采用灵活的现实主义措施，实行农商并重，以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比如西汉帝国和大宋王朝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兴盛发展的基础之上，商业也很繁荣，海外贸易也很兴盛。这当然有造船业发达和北宋指南针运用与航海的因素在里面，但不可否认，这种商业繁荣的局面主要来源于国家政策的宽容与引导。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而两宋时期，我国商业更是繁荣，发行和流通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海外贸易也是空前活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宋代进出口货物的种类、数量比前代更多。

 

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进出口货物还有不同的来源和市场。如南海地区主要进口香料、宝物、皮货、食品;精刻的典籍主要销往高丽和日本。

 

(2)宋代贸易港口更多，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更细。

 

宋代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设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5个市舶司，市舶司下有的还设有市舶务、市舶场等下属机构。宋神宗元丰三年，政府正式修定“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援用于各市舶司。

 

宋代海外贸易接经营者身份可分官营和私营二类。官府经营又分2种：一种是国家之间的以交换礼物形式的所谓“贡”“赐”贸易。这种“贡”“赐”贸易是很频繁的。据《宋史》、《宋会要》等不完全统计，高丽向宋派出的使臣达30多次，另一种是宋政府派使臣到海外贸易。私商经营也分而种：一种是权贵和官僚：一种是民间商人，包括豪家大姓和中小商人。

 

宋代海外贸易如此兴盛，怎样解析这一现象呢?这个问题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因为凭学生的知识储备，完全可以从多个方面解析这一现象。

 

(1)从地理条件看。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隔断了宋朝与海外的陆路联系，于是东南方的海路就成了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海路贸易因而更加兴盛。

 

(2)从国际环境看。、塞尔柱突厥人的兴起，迫使活跃的阿拉伯商人把贸易视线转移到东方，向东方开辟商路，越来越多地出入我国沿海口岸。这就从客观上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3)从国内环境看。宋代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由于北方的战乱，人口流徙到南方，大量南徙的北方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加上南方优越的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以及南方人经济观念受传统束缚相对较轻，有利于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了，稻、麦、茶、桑、甘蔗的种植更为普遍，产量很高，并成为出口产品，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代的手工业部门如制瓷业、纺织业、矿冶业、金属制造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均有所发展;活字印刷术使书籍大量出版成为可能。这些都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新货源。

篇2

关键词：《步辇图》；《武后步辇图》；和亲政策；女性思想

《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作品。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作品构图富于变化，线条流畅圆润，设色典雅绚丽，是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步辇图》所绘的是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吐蕃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向唐太宗请婚的历史事件。《武后步辇图》是唐代中期画家张萱的作品。所绘时间大致是8世纪上半期。它描绘的是初唐武则天出巡的情景。《步辇图》和《武后步辇图》是当时艺术家以绘画的方式表示对当时帝王的膜拜和赞颂。两者有一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从两幅作品的背景来看：《步辇图》是唐初期的作品。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他强调以民为本，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到了贞观，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牛马遍野，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唐太宗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人才。除此之外，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法律一旦制定，唐太宗便带头守法，以身作则，他要求执法人员要铁面无私，要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经过唐太宗的励精图治，贞观时期的大唐，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许多外国使节纷纷来访，周边的少数民族也纷纷向大唐帝王进贡纳税，忠心做大唐的臣子。《步辇图》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应运而生的。

《武后步辇图》是唐中期的作品。武则天统治的这一历史时段，它是前承唐初期“贞观之治”的经济政策，后为“开元盛世”打下深厚的物质基础。在农业上，武则天命人撰写农书《兆人本业记》，继续推行均田制，重视和提倡兴修水利。她还以境内农田好坏作为奖惩地主官吏的标准等，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在政治上，武则天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创立殿试和武举。并下令九品以上民吏及百年自举。通过科举、自举和别人推荐，选拔出一批杰出的人才，成为武周政权的中流砥柱，如狄仁杰、姚崇、宋等。这一时期的大唐，人口增多，经济繁荣发展。《武后步辇图》，改写了男性掌权，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历史常态。

（2）从作品内容上看：《步辇图》是一幅最早反映我国古代汉藏民族和亲的历史画卷，它真实地记录了一千三百多年前，汉、藏民族之间亲密交往的重要历史事件。《资治通鉴》载：“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松赞干布还特意为文成公主在拉萨建造了宫殿。相传，闻名世界的布达拉宫最初的建筑就是专为文成公主修建。后来，唐太宗还根据文成公主的请求，挑选一批养蚕缫丝、造纸制墨和酿酒等能工巧匠入藏传授生产技艺，发展藏族经济，改善藏民生活。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为传播汉、藏友谊，发展吐蕃经济文化，加强吐蕃与唐朝的友好联系，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汉族、藏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步辇图》描绘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情景。画家采取男尊女卑、主大宾小的造像方式进行描绘。画面右侧唐太宗坐在步辇上，六位宫女抬着步辇，两位宫女撑着扇，另一位宫女打着红舆盖。左侧有三人，中间穿藏族服饰、拱手致礼的是使者禄东赞；他前面红袍虬髯者，是朝中负责外交的官员；后面一个着白衣者，应该是翻译官。画家阎立本通过对服饰、人物面部表情的刻画，生动显示了来自远方使者禄东赞的诚恳又拘谨的表情。唐太宗身形高大，双目上挑，透着睿智，眉宇宽松展示出自信和愉悦，嘴唇微闭，含威示重，细长的胡须更增添王者之气。从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阎立本健劲的线描和深沉的设色，反映出艺术家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是历史的主流，是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因此，如何处理各民族的关系，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帝王功过是非的标准。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作用。

《武后步辇图》反映的是武则天出巡的场景。在这幅作品中，武后处在画面中心偏左一点的位置。她身穿深色宽袍、头戴高冠、方颐宽额，器宇轩昂。图中武后正扭过头，好像与身后的侍者说着什么。在武后的右后方，有一位头戴高冠、身着羽毛长裙的女将军。她和另外的几名侍者皆是扭头左视，可能是抵御东边刮过来的大风。也可能是大家在出巡之际，随时听候武后命令的情景。作品左上方，是形象拘谨的男侍者。这与女扮男装、英姿飒爽的女将军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武后步辇图》的造像法则也是以主大宾小的方式塑造。在这个画面里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一是在画面上武后身形高大，一反男尊女卑的历史常态；另一个是女扮男装。一方面，武则天由贤淑女性成为一位身形高大、神态自信的女帝王，权力发生了移位。这无疑给大唐女子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女性思想得到空前启发，女性对权力的追求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当时大唐经济繁荣发展，各国使节的来访和文化的交流，促使社会氛围对女子的禁锢有所放松。武举的产生，使大唐子民普遍爱好体育运动，胡服的流行，使得大唐女子崇尚这种运动自由的服饰。

张萱画仕女尤喜以朱色晕染耳根，画婴儿既得童稚形貌，又有活泼神采。画贵族游乐生活场景，不仅以人物生动和富有韵律的组合见长，还能为花蹊竹榭，点缀皆极妍巧，注意环境和色彩对画面气氛的烘托和渲染。张萱有着深厚文学修养并巧于构思，他的人物画线条工细劲健，色彩富丽匀净。其妇女形象代表着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貌，是周仕女画的先导，直接影响晚唐五代的画风。画家张萱所绘的武后一行出巡图，是对帝王的歌功颂德。

（3）从作品对当时社会影响来看：《步辇图》是汉藏和亲的历史见证。一方面，它是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措施的体现。据《唐六典》记载，在长安城居住的，除了汉族人民外，还有回纥人、龟兹人、吐蕃人、南诏人、以及国外的日本人、新罗人（朝鲜）、波斯人（伊朗）及阿拉伯人等。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来看，和亲政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它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增进民族感情、民族团结，有利于民族大融合。

大唐是整个封建社会处于巅峰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有所缓和。《武后步辇图》是女子向男权社会巅峰对决的历史写照，大唐女性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女扮男装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在这一历史时期，在政治、文学等方面，出现了许多女性政治家，像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文学方面有尚官婉儿、李冶、薛涛等。

《步辇图》和《武后步辇图》是唐代经济繁荣发展的写照。它们对于研究唐代的文化、艺术，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于溟.唐代卷轴画中宫廷女性形象研究[D].江苏：扬州大学，2007.

篇3

何著共九章，59万字，第一章绪论，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与学术史，第二章讨论自然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状况，第三、四章分别论述城市与交通、人口与社会结构，第五章概括国家的经济管理与经济政策，第六至八章分别关注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第九章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与主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史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间已出版了不少，从1936年陈啸江的《三国经济史》、1937年陶希圣、武仙卿的《南北朝经济史》，到1959年李剑农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以及80年代以来的多种著作，其中最晚出的是高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经过数代的学者的辛勤耕耘，经济史这块园地似乎已山穷水尽，难有大的作为，而何德章的新作却充满了新鲜感。较之以往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著作，该书的新意突出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首先，全书结构安排独具特色，包含了许多以往经济史中所忽略的问题。长期以来的经济史研究重视的是生产关系的诸要素，反映到经济史著作中就是涉及各个朝代的土地制度、赋税、徭役制度的内容占据突出的地位，相对而言，有关生产力的部分比较薄弱。以高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为例，全书一共二十章，不到1100页，研究生产关系的就有十章（第四至第十三章）之多，篇幅达640页，占一半以上。而具体讨论农业、手工业、商业与货币制度的只有六章（第十四至第十九章），316页，不到1/3。两者的轻重一目了然。

这种格局应该说与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史研究的总体状况分不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土地所有制问题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而且另一热点即关于历史上的社会形态的讨论也与此联系密切，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也是势所必然的。尽管如此，经济史关心的更根本的问题是历史上人们如果利用和改造自然，即生产力的问题。与生产力有关的问题理应成为经济史研究、论述的重点。何著内容的安排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何著第六至第九章分别论述这一时期的农业与多种经营、手工业与商业，直接讨论生产情况。第二章“自然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状况”与第四章“人口及社会结构”分别涉及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第三章“城市与交通”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书2/3的篇幅讨论与生产力有关的问题，是该书的重点。而只有第五章“国家的经济管理与经济政策”分析各时期国家的土地制度与财政政策，属于生产关系范围。总体而言，何著主要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将生产关系作为影响生产力的一个因素加以论述，更好地体现了经济史注重生产力发展变化的特点。

具体到章节的安排也颇有特色。第二章“自然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状况”中用了近30页的篇幅介绍了这一时期的气候形式与自然生态状况。这在以往的经济史著作中是难得见到的，体现了作者对经济史的独到理解。经济活动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自然界的状况当然应是研究关注的关键之一，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他们所说的“自然基础”指的是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1]上个世纪初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同样高度重视自然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用了500页的篇幅讨论环境的作用：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2]而过去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长期忽视了这一点，新近出版的断代中国经济通史多数也没有涉及这一问题[3]，何著所作的努力不能不说是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作者的第三章“城市与交通”分别分析了这一时期南北方重要城市的发展变化，特点以及南北方道路交通的基本情况，指出南方水陆交通的重要作用。这些内容在古往今来的人类经济生活中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而为过去的经济史著述所忽略。作者钩辑史料，分类排比，将这一领域的基本情况展现在读者面前，为深入认识当时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前提与基础。

其次，何著的具体论述亦新意颇多。大体说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陈出新，对不少传统问题提出新见解。关于六朝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状况，一般认为三吴浙东地区最为发达，湘江、赣江流域等江南腹地还处于待开发的状况。而关于两汉时期江南地方社会经济的格局，学者往往根据后代的情况逆推，想当然地认为三吴浙东发展最快。作者根据自己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见解。作者比较了西汉与东汉扬州、赣江流域与湘江流域的人口数据、密度与增长比例，指出西汉时扬州地区的人口密度高于湘江与赣江流域，而东汉后期则大大低于湘江与赣江流域（第74页）。从行政建置变动上看，孙吴时期三地均大规模地分置郡县，不能证明扬州的经济高于湘江与赣江流域（第75页）。而孙吴后来定都建业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74页）。作者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这里可举出一旁证。《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劭《汉官》：荆扬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这条材料至少说明东汉晚期湘江与赣江流域的发展程度不亚于三吴。

关于六朝时期海道的作用，多年来不少学人给予了过高的估计，作者则根据史料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认识。他认为六朝海路使用较两汉有所发展，但六朝从建康至交、广，所取道路主要还是溯江经赣江、湘江以达，或循东道越岭，即由今江西鄱阳经余干、上饶及浙江江山、衢州、金华到达三吴，或经江西婺源入皖南抵建康，走海路往往是不得已的选择（第163页）。作者举出了从孙吴到南朝陈的诸多事例予以说明，包括许多被用作证明海路作用的例子经过作者的认真辨析，显示了其有限的用途。东晋末年孙恩起兵，浮海抄掠，其余部曾从永嘉（今浙江温州）“泛海到番禺，寇广州”，而后来起兵广州进攻三吴并未循海道，而是沿赣江而下攻取建康。该部败还广州后东晋军队“泛海袭番禺……贼不以海道为防”，晋军原亦不拟从海道“众咸以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作者根据诸事的具体背景指出取道海路均是出于无奈或为了出其不意，并非正常途径（第164-165页）。

对于南方农业发展中的旱作农业的出现一向受到学界的重视，并被认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4]但是关于麦、粟与菽等旱田作物在江南地区推广的具体细节，探究不足。作者在论述中没有停留在泛泛引用朝廷推广旱田作物的诏书，或简单指出南方饮食结构的变化，而是将旱田作物的推广与北方南下的农户土地利用上的处境以及南方的自然地理特点结合起来，认为旱作农业在这一时代对于南方开发的真正意义，表现为南方山地开发的兴起，而不是体现为稻麦轮作制的普遍采用（第443页），这一观点又将此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谷物、纺织品与盐等曾在特定时期与地区充当过交换媒介，即成为实物货币问题，学界主流的看法认为是商品经济衰退，自然经济抬头的重要表现，作者则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在原来商业货币经济发达的地区，以实物代替铸币作为交换媒介，虽是经济衰退的表征，但并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原始的物物交换，而是特殊历史背景下货币体系的调整，弥补了金属铸币的不足，维持了商业活动的存续。而且在一些先前商业不发达、货币使用极为有限的地区，实物货币兴盛，更是社会经济进步的表现（第692页）。作者将商品交换与交换媒介分别考察，且区分了货币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在此基础上衡量实物货币出现的意义，显然要比过去笼统的概括更加准确。

以上不过是聊举数例而已，书中类似的新见尚多。这些新见的提出并非刻意标新立异，均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的。如在讨论联系闽浙赣与岭南的“东道”作用时，作者搜集了从孙吴到陈朝的六七个事例加以说明（第158-161页）。在重估“海道”的作用时几乎是逐一考察了见于文献的所有走海路的例子，分析其具体背景及循海路的原委，得出的结论自然坚实有力。

其二，作者为经济史研究注入了新的分析视野。作者从事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十多年，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史，这次转而钻研经济史，具有了他人所不具备的独特的视角。他十分注意政治与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常常能发现一些前人未及的问题，带给读者别开生面的感受。

关于六朝南方城市兴起的原因，作者指出“孙吴、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立国江南，是这一时期城市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第127页），在作者看来，为了加强对江南及岭南的控制，六朝政权增置了大量行政机构，这成为南方城市发展的催生剂。六朝立国江南，长江作为对北防御的重要地理屏障，促进了沿江城市的迅速兴起。作者以郢城（今湖北武汉市）的发展为例具体说明了政治背景在六朝南方城市兴起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刘宋时为削弱荆州而设置郢州，有人建议设治所于巴陵（今湖南岳阳市），认为这里可以扼据湘江进入长江的通道，最终因夏口位置更为重要，朝廷设治所于夏口，从此夏口在郢城的名义下迅速发展起来，到南齐末已有居民10万，商业活动也趋于繁荣。不过，南朝时期郢城的发展并非当时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政治需要，特别是防范上游州镇威胁都城的产物，尽管城市出现后必将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第130-132页）。作者的这段分析颇为精到，将城市出现与经济发展置于整个时代的背景下去认识，挖掘出政治军事活动与经济发展间的密切关系，跳出了就经济论经济的传统，展现了历史发展中不同现象间的联系，也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学术背景所具有的优势。

作者对西晋“品官占田荫客”令中关于“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规定的意义与影响的分析同样值得重视。它指出这一规定使汉代以来不断发展却又不合法的人身依附关系合法化，使国家官僚演变为社会经济意义上的特权阶层，同时，该规定又有限制的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未加限制的奴婢成为贵族官僚放手扩充私有土地上劳动人手的有效途径。在作者看来，官僚荫客合法化后，奴隶更普遍地被用于生产劳动。这种变化反映了政治力量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干预，并非体现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第327-328页）。作者对中国古代政治与经济间关系有深刻的把握，基于此得出的上述论断也是颇有见地的。

关于东晋南朝财政紧张与吏治腐败问题的论述也别具一格。作者指出，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在魏晋南北朝各政权中，东晋南朝政权的财政状况最差，尽管当时江南经济得到相当的发展。作者对这一状况的成因与后果做了具体的分析，指出财政紧张使得京官收入难有保障，而地方官因有禄田、杂供给、送故等多种收入，较有保证，使得不少官员追求出任地方官以求致富，这造成地方官频繁更换，而且皇帝也要通过“任土恒贡”与奉献“还资”的方式瓜分地方官攫取的财富，从而加剧了东晋南朝的吏治腐败与贫民的破产和朝廷财政的进一步窘迫（第401-415页）。作者的分析揭示了经济与财政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解释了东晋南朝经济发展与国力不振的矛盾，亦为认识北方最终统一中国提供了有力的说明。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这些外缘性的因素也是应当纳入分析的视野，以往我们的经济史研究主要关心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与生产的关系，在实际经济过程中影响经济的制度性因素显然不限于这两种，为全面认识经济的发展变化，有必要拓展视野，何著将财政制度引入分析的范围，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其三，作者善于捕捉史料中的信息，可谓读书得间。众所周知，宋代以前的各个朝代，传世文献中保存的经济方面的史料相当有限，材料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难题。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广泛搜集各种文献、包括各类史书、类书、小说诗歌、文集、出土文书、考古报告等等，可谓竭泽而渔。尽管如此，很多问题依然是文献不足征。作者经过长期政治史研究的训练，形成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风格，善于从貌似无关的史料中捕捉有价值的信息来说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的缺憾。作者将这种做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使不少难题迎刃而解。

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青齐地区经济状况，文献中并无直接的记载。作者从十六国后期慕容德在这里建立南燕政权，并在一次整顿户口的行动中“得荫户五万八千”，后曾组建40多万人的军队，并萌生夺取全国的政治野心，以及北魏末年10多万河北流民逃荒到青齐地区这样一些看似与经济无关的材料中敏锐地注意到以上情形的出现均与当地经济繁荣有直接的关系，从而证明了这一地区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第57-58页）。

关于纸张产量，文献中自然不会有明确的记载，作者再次通过细致分析史料，对不同朝代的纸张供应情况做出初步概括。西晋时左思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学者通常以此证明左思的文采，而作者据此判断当时洛阳纸张供应仍不充分。东晋时王隐为著作郎想撰晋史，依靠征西将军庾亮提供纸笔，方得完成。王羲之为会稽内史时有人向他索要“笺纸”，官府库中只有九万枚，全部给予了索要者。作者根据以上两条材料指出东晋时市场纸张供应有限，故由官府垄断储藏（第600页）。这样一个看来无从下手的问题，经过作者的巧思，至少获得了初步的解答。

书中类似的妙处尚多，不能一一道来。总体上来，何著是一部成功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当然，书中也不无问题。

一些部分的论述加工略显不够，有堆砌资料的感觉。在讨论南方水陆交通的拓展时，作者将《宋书·州郡志》各州郡至都城建康的水陆里程绘制成表编入书中，用了将近6页的篇幅（第145-153页）。此表对说明作者的观点不无裨益，其实读者翻检《宋书》便可了解，似不必详细罗列，不如省下篇幅对水陆交通的具体情况做更深入的分析。类似的情况还见于第457-458页引《晋书·食货志》杜预的上书、第460—461页引《魏书·刁雍传》、第476-477页引《梁书·康?传》。这些地方作者常常是以引证代替了具体的讨论，实际作者可以做出更多的具体分析。

此外，个别部分的论述有些薄弱，值得做进一步的补充。第二章第一节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论述中对于自然灾害问题有较充分的阐述，而关于自然生态状况则过于单薄，各地的植被、动物的分布、地貌与水文情况均值得加以介绍，历史自然地理对这些问题有不少成果可供参考。第251-253页关于人口迁徙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也有必要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最后，有必要赘语几句，对经济史研究的前景做些展望。目前经济史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其实这一领域是整个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史备受重视，主要是因为理论上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故。今天理论日趋多元化，人类利用与改造自然依然是人类历史中居于基础地位的活动。以往的经济史尽管经历了以研究生产关系为主到以生产力为主的变化，这只是侧重点的转移，而非立场的调整。其出发点与研究的立场依然是围绕朝廷展开的，采取的依旧是“自上而下”的视角，关注的还是“人口”、“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而不是具体的“人”，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家庭与村落，不是他们的具体的生产与消费。经济史研究有必要发起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在朝廷以外，在百姓的生活中建立新的分析基点。当前地下出土的简牍文书日多，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996年湖南长沙出土的走马楼三国吴简就包含了丰富的经济史资料，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至少会对三国初年这一地区的经济状况有更为具体的认识，对于何著提出的湘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三吴地区说也会提供更多的资料。这应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同样涉及研究视角的转换。经济史研究所依据的理论，近承马克思，远源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其基础是“理性人”的假设。这一假设几十年来随着对非西方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发展不断受到置疑，学者日益意识到历史上人们的经济活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的行为，而是与人们的文化传统密切交织在一起的，不能以现代人的理性“经济”观念去衡量古人。[5]如果阅读过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就会发现，书中许多地方讲到五谷种植均提出要根据干支选择恰当的日子，否则会影响作物的收成。这种做法早在秦代就已出现，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就有类似的内容。另外，关于出行、赴市的时间，日书中也有具体的规定。而“市”内人们的活动与朝廷官府对“市”的制度安排也与今人的理解相去甚远。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古人安排与经济有关的活动考虑的不止是今人所理解的“经济因素”，其宇宙观亦时时发挥作用。这也就要求我们拓宽分析的视野，需要关注经济与文化，乃至政治间的联系，不能简单地就“经济”论经济。何著在这方面给我们创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1]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2]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

[3]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断代中国经济通史中只有先秦、秦汉与元代三卷设专门章节介绍该时期的自然环境。余下六卷则缺乏相关的内容。

篇4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篇5

[关键词] 改革； 传统“中国历史文选”课堂；思考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7） 04-0108-02

“中国历史文选”全称“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是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课程通过对文史并茂的典型史籍、史篇的讲读，帮助学生提高文言文阅读和史料运用能力。提及此门课程，很多人称它是“似象非象”的课程，似古汉语，又像历史文献学，同时还与古目录学、 版本学及中国古代史等课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历史文选”就是这样一门与诸多学科相关的多边缘交叉课程。课程的综合性也决定着课程学习的艰难性。面对有着一定学习难度的课程，一些高师“中国历史文选”课堂仍然采取传统教学方法模式，不论是在课程学时的安排设置，还是在课堂教学方式方法使用、教学课堂组织上都存在墨守成规问题，教学效果堪忧，现就此浅要地谈一下个人的几点思考。

一 合理安排课程，确保教学质量

“中国历史文选”作为一门课程设置下来，源于近代国学大师陈垣先生。1922年陈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l现“白话文运动”后，一些青年学生逐渐忽略文言文学习，这就历史系学生而言，无疑是专业学习的一大缺失。因此，陈垣先生先后开设了“史学名著选读”和“历史名著评论”两门课程，这就是历史文选课的前身。建国后，教育部正式设立“中国历史文选”课程，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一般综合性大学历史文选课程授课总课时数为200学时左右，一般院校总课时为150学时左右；90年代各高校总学时在175左右。然而，近年来很多高校“中国历史文选”总学时数已压缩到54学时左右，平均每周3学时，且课程学习只在一个学期，面向大一学生开设。从调查数字不难看出，各高校正逐年减少此门课程的课节数，“中国历史文选”课程学时呈降序排列。锐减的授课时间，已很难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整讲述，教学效果堪忧。以现在很多高校使用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赵淡元主编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为例，此教材上、下两册，约五六十万字，一学期54学时根本无法完成全书教学内容的讲析，任课教师只能从中摘讲，破坏教材内容完整性的同时，高质量的教学效果更是无从谈起。此外，我们还面临着一个不征的事实，现今初中、高中古汉语教学力度不够、教学起点不高、层面不广，再加上多元化现代媒体信息环境对学生精力的牵扯，致使现在的青少年极少能静坐在桌前研读史籍，历史学专业学苗古汉语水平大幅降低。不断减少的授课学时加之古文根基偏弱的生源，严重影响到“中国历史文选”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提升。

针对这一课程状况，建议形成从上至下的合力，对课程安排合理布局。首先，专业相关领导应提高对课程重视程度，切忌将其沦为古代汉语的翻版或中国古代史的附庸，应适当增加课时数量（每周至少应保证4学时），确保一定数量选文的讲授。其次，要考虑到“中国历史文选”课程与其它课程之间的相互关联，不仅局限于为大一新生开设。再次，任课教师要提高对自身的要求，不断提高个人素质和业务水平，加深对教材的熟知度和教学内容的把握。讲课时，将选文精选精讲和泛读引导相互结合，讲授不需要每篇文章都面面俱到，而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接受情况，来选择各种体裁的典型文章有针对性地讲解，确保在一定的教学时间内，帮助学生逐步掌握课程知识，明确中国史学发展线索，提高其阅读和运用文言文的能力。

二 明确教学目的，打破传统教学框架，丰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指导着教学工作方向，是否达到教学目标是检验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周予同曾说：“‘中国历史文选’作为高等学校文科历史专业的课程之一，……它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典型的历史作品，培养学生阅读并运用一般文言文史料的能力，也向学生介绍一点有关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发展概况的常识。” 王能毅和邹旭光在《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中也指出“历史文选课的最终目的，要着重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第一手历史资料的能力，为进一步研究历史打下基础。”几位先生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历史文选教学对学生能力培养、素质提高的目的性，这正是我们相关从教人员应紧紧把握的准则，一切教学活动都应服务于此。

自“中国历史文选”作为独立课程开设以来，已相继出版十余种教材。但因编者个人能力及对各种文体顾及层面和教学侧重点把握的差异性，导致教材好坏不一、良莠不齐。有的教材内容陈旧，结构不当，难易度安排不合理。这就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一要选择权威教材；二要敢于创新，勇于打破传统教学的条条框框。比方说授课中，大可打破教材的编写顺序，对课程内容做以调整，秉承由浅到深，从易到难的原则，先领学生入门，激发他们兴趣，再求深入。切忌一下子就让学生接触很难的知识，使其产生厌学心理，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可以根据学生的薄弱环节设计专项练习，有针对性地加强课程训练，循序渐进，不要操之过急。此外，“中国历史文选”教材中普遍缺少繁简转换、古汉语常识、古文翻译等文言文基础知识。这时我们可以再次抛开教材，合理充实教学内容，寻找相关专题为学生补充新知，逐步培养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因为文选课涉及到文献学、训诂学、校勘学、职官、天文、地理、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要达到教学目标所要求的对学生能力素质培养，单靠传统教学中老师45分钟的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要适当地在课程中设计实践性环节。如在讲重点篇章前，教师可以把文章中生僻或重点的字、词、句找出来，介绍相关工具书，让学生自己动手翻译解决，然后再在课上互动学习，这不仅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养成，还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此外，还可结合理论内容，有针对性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实践参观。如本人在讲到《史记・平准书》一课时，其中涉及汉初几位君主为摆脱经济凋敝的窘境更铸钱币内容，这也成为后来汉朝一系列经济政策出台的主要诱因。为加深学生对选文的理解，增强感性认识，就曾专门带领学生到校文物室的古币陈列室参观了秦汉不同时期的铸币，学生们亲眼看见了秦的半两钱、汉的榆荚钱、五铢钱后，课上学习兴趣浓厚，扩大眼界的同时对课程内容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足见打破传统教学框架，丰富教学内容对学生课程学习的助力作用。

三 改变陈旧教学方法，增强师生互动，体现教学课堂“双主”原则

目前很多高校“中国历史文选”课堂延续着陈旧的教学方法，主要以教师讲述为主，采取“填鸭式”教学，死板地向学生灌输教材上的固定知识内容。老师和学生之间基本上没有互动交流，即便是有也仅仅局限于简单的一问一答，教学模式单调，课堂气氛十分沉闷。上面已经谈及“中国历史文选”课程本身以古文选篇为主体，内容相对晦涩难懂，再加上陈旧的教学方法，刻板的课堂组织，无疑是“雪上加霜”，很难带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劲头。这就要求授课教师更新教学思想，大胆创新，在改变陈旧的教学方法上多下苦功，增强课堂上师生间的互动，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成为课堂的真正“主体”，而教师从旁指导，变成课程学习的“主导”。

为增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多样性，要充分发挥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作用，利用影音资料、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现在市面上可以找到许多与史学专业有关的影音资料，如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大型文献纪录片《百年中国》《考古》《上下五千年》等等，知识性都很强，内容较为权威。我们大可选择相关资料配合教学内容学习，便于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强感性认识，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有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教师要亲自制作一些高水准的多媒体课件，这种教学手段集图形、文字、声音、影象于一体，为教学活动营建了丰富的视听环境，化抽象教学内容为具体，便于学生获取多维的全方位课程信息，针对性更强，加大了课堂教学容量。更为重要的是教学新思路的打开，我们应逐渐把教学重心从传统的“重教”转为“重学”，由课堂上以教师为主变成以学生为主，增强师生间的互动交流。教师每学期可以挑出一、两篇内容较为简单，便于理解的选文布置给学生，师生互换角色，预先把主要的教学方法、思路和文章重点交代给学生，然后由学生在课上分段讲授。学生讲完后，先进行学生间的互评，再由教师及时补充点析。这既有助于学生在亲自体验中逐渐摸清掌握历史文选学习的脉络，也是对他们实际动手、表达能力的提升，具有一定实效性。这种方法对于高师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尤为适合。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文选”课程改革任重道远，期间既需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高校领导提高认识、科学统筹；又需要“中国历史文选”课程专任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不断总结经验，推陈出新，不断做出大胆尝试。

参考文献

[1]杨燕起，等.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M].北京：北师大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