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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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券公司财务管理风险的基本特征

(一)财务管理的工作缺乏重视

证券公司的管理者在管理理念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家族式管理的用人唯亲,证券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未能相分离的问题。证券公司的管理者把重心都放在如何提高证券公司的利润收入,忽略财务管理制度层面建设,造成内部财务管理不规范且存在诸多问题。证券公司的财务不能良性发展,势必会造成证券公司在日后发展中想要施展相关的战略的时候会被财务问题掣肘。当前社会发展进程加快,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如果一个证券公司财务体系不坚固,就会影响到其日后发展,作为证券公司管理者应该充分重视证券公司财务管理工作。

(二)财务管理的基础环节薄弱

证券公司大多管理基础环节薄弱。首先,没有科学化的资金预算。大部分证券公司在财务管理过程中,领导意图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另外资金流量和利用大多是根据以往经验进行资金的筹集、使用,没有建立起以科学的分析、规划为管理依据的资金管理体系,对证券公司的资金需求量、使用量缺少长远眼光。其次,缺乏执行力。既便有些证券公司建立了科学、有效的预算管理体系,但由于领导意图有别、触及到部门利益及员工责任心不强等因素,预算未能在实际管理时得到很好的执行。并且,预算如果偏离实际收支,没有针对差异得到认真的分析及修正,以致预算制度形同虚设。再次,内部监管没有起到应有效果。由于有些企业领导采取一言堂管理,内部审计缺乏独立性,使企业内部监管无法有效运作,更无法为企业股东进行决策提供必要的建议。

(三)财务管理的机构设置不健全

首先对现金的管理比较随意是大部分证券公司存在的问题,比如没有确定现金的最佳持有数量,也没有对证券公司日常现金使用做好规划和编制,这会造成资金闲置或不足。证券公司的日常现金流量要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之内,这个度需要结合证券公司的自身实际情况决定,并非是现金越多越好,也并非现金越少越好。现金持有量过多,会造成资金闲置; 现金过少也不能应对开展日常活动所需。如果财务管理制度建设得当,资金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使用,这也会加快资金的流转速度。证券公司在针对应收账款这一项管理如果不进行严格的把控,会让证券公司日后面临尾大不掉的局面,如果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那势必会形成呆账、坏账的可能,这无形中会增加证券公司的财务风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证券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赊销是常有的固态,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虽可以增加证券公司的销售额,但是也会让证券公司账款周转周期变慢,资金无法灵活周转。最后证券公司对于存货也没有进行科学有效地管理。如果不能很好的制定存货计划和相关制度,则不能对存货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

二、证券公司财务管理风险的监测方法

(一)专家意见法

专家意见法是利用专家的专业经验对证券公司的财务风险进行监控。它的作用是量化那些普通人不能进行量化的财务风险事项,岁财务风险监控进行定性的分析,以此增强监测准确性。

(二)财务报表分析法

由于能够反映证券公司的各项财务指标,财务报表分析法通过对财务指标的计算,能够准确地搜寻和判断财务风险,这种方法符合工作人员的思维模式,但是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操作。

(三)指标分析法

指标分析法是通过收集数据,建立指标体系,并进行分析,它与财务报表分析法类似,能够从分析结果中找到财务风险的隐患,但是需要提前设定临界值来代表风险临界值。

三、证券公司财务管理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树立财务管理风险意识

担保公司首先要向领导和各级管理人员的思想统一认识,重视会计在预防在公司安全风险和岗位设置,人员编制的重要作用。然后根据本公司以及员工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提高人员素质的计划改善大家职业道德。最后,要依靠培训和学习,及时发现问题,防范风险,提升其业务水平。领导层是证券公司的核心人员,首先领导层应该高度重视财务管理工作,树立牢固的财务意识。然后对证券公司财务人员做好宣传工作,提高证券公司整体财务意识,规范财务管理工作的秩序。管理者应主动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在决策时科学地运用财务管理方法,并且将在日常工作中贯彻财务管理理念,使财务工作顺利合理的进行。其次要明确各个岗位人员的岗位职责,不能越权办事,各个岗位之间要形成相互监督机制,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上级,及时处理。

(二)构建财务管理风险识别、评估、预测体系

对于财务集中管控体系建设,必须构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业务流程的规范化程度以及内部财务监督机制。良好的内部监督机制是完善财务集中管控体系的基础和保障。房地产证券公司下属项目众多,财务需要处理的事项较分散,使得财务监督的难度和工作量都较为庞大。对此,证券公司要将财务监督的主次、轻重进行划分。实行重点监督,定期检查的监督管理办法。财务集中管控重点内容可以设为: 会计的核算、财务

报表审核、资金流动审核等关键财务审核工作。证券公司预算的制定要符合证券公司长远的战略布局和近期的资金流动现状。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坚持以风控为先,收支平衡,合理发展的原则。同时,结合证券公司所在城市的发展情况以及房地产发展宏观和微观信息,完成整体性的财务预算管理。实现业绩、绩效、预算相结合的财务控制体系,合理的运作资金的流向,优化证券公司资源配置,推动证券公司整体的预算管理。为保证统一预算管理的执行程度,财务部应结合公司上年度资金流动方向,创建预算执行分析反馈系统。在实际工作中,加强与证券公司的财务信息交流,市场现状交流,及时提醒风险状况,强化预算编制的科学性,统筹风控与发展的统一。在具体工作制度上,总部可以召开半年、年度预算分析会,各证券公司结合上季度、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预算分析,通过后再进行预算处理。证券公司财务体系的战略性调整,加强对其财务状况和资金流量的监管。当前,证券公司构建财务管理团队两种模式: 一种是总部直接派遣财务人员入驻; 另一种是实行财务管理的集中核算。财务人员委派方式是指总部通过向证券公司派遣财务人员,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财务工作的管理,与总部财务进行对接。这种财务人员可以通过校招和社会招聘选拔,属于借调性质,占用总部编制,向总部财务领导负责。另一种是实行集中地财务集中核算,证券公司设立财务报账人员,只有使用权限,没有批复和决定权限。限定范围外的资金流动项目需要获得总部财务部的单子签章方可进行; 总部设立专门的核算处理中心,负责领导、规划、处理一切财务实务。 (三)建立预算管理体系

保证公司会计部门在日常核算会计数据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的统计研究数据进行动态分析。证券公司的财务业务活动分析,是建立在信息数据库的各种风险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可能出现的量的分解和定性分析。然后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和金融风险的结果,分解为业务风险、信用风险资产、金融风险、支付风险。根据对比信息分析,建立相关的一般风险和显着风险指标体系,并及时发出警告。如果要分析一个更大程度的信贷风险资产,会计部门根据特定类型的证券、期限、金额作为一个储备账。最后,对证券公司会计信息跟踪和分析的分析,及时记录信息库的信用风险。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发挥会计的分析、监控等功能作用,通过风险管理来分析每一笔证券,了解整个证券公司的资产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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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就业政策，财政政策，耦合性

体制的转型、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使我国的就业形式日益严峻，失业压力迅速加大。作为国家干预劳动力市场、治理失业的公共就业政策体系，需要财政政策予以配合。但两大政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当前阶段公共政策实施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使之在搭配过程中存在一些矛盾。必须深入探讨二考的关系，建立科学的政策搭配机制，以图最大成效地解决我国失业问题，实现和谐 社会 。

一、我国现阶段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过程中的矛盾体现

我国现阶段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过程中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的公共化取向尚未完全建立，就业政策多重目标的实现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

作为系统性的公共政策体系，就业政策包含多个子政策(见表1)：一是就业需求政策，包括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开发就业信息、消除制度壁垒，改善就业环境。二是就业供给政策，包括求职帮助和再就业服务、培训、创业等组成的开发人力资源的政策体系。三是社会保障类政策，包括社会救助和失业保险等。因而就业政策体系具有多重目标。首要目标就是增加就业总量，开发就业岗位的政策可以直接增加就业总量，改善就业市场环境、消除制度壁垒等政策可以间接性的扩大就业总量。其次是提供就业服务，职业介绍、 教育 培训可以提高求职者就业能力，满足迅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多样化需求；对劳动市场中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农民工、妇女和残疾人等)提供服务可以平稳市场的运行。最后，社会保障性目标如失业保险、失业救济等，虽然具有事后性、补救性的消极意味，但能够使劳动者在破产、疾病、工伤等非自愿因素而遭致失业和伤害时，帮助其恢复劳动能力， 学习 新的技能并重新参与竞争，稳定劳动力质量和数量的供给。上述政策最终都落实于失业治理这一总政策目标。可见，就业政策不是单纯的、短期性的扩大就业总量，它的公共产品性质要求从长远角度根本性的解决失业问题。

就业政策的公共服务性和社会保障性目标需要财政政策给予充分的物质支持，但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的公共化取向尚未完全建立，对其支持力度过低，且缺乏立法约束，并带有明显的随意性。表2反映了我国历年促进就业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仅偏低，而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导致公共就业服务质量难以有效提高，且存在明显的地区、群体差别；导致创造就业岗位行为的短期化，难以从长远角度开发人力资源，创造长期性、持续性就业岗位。社会保障类就业政策作为社会“安全网”和“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尚不健全，难以对市场 经济 周期性释放劳动力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从长远来看，当前的财政就业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难题。

(二)财政政策导向仍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为主，创造持续性、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低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

我国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需求，扩大了社会投资，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但需注意的是，靠gdp拉动的就业弹性系数却在逐年降低。“九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十五”时期该数字下降到0.11，其中2005年仅为0.08。

经济高增长与低就业甚至无就业(女性、年轻人)并存的原因之一在于就业机会的结构性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进人资本密集型，资本取代劳动力致使重 工业 化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年降低，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 企业 及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见图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职业技能结构的调整，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的先扬后抑，第三产业的不断上升，要求劳动力具备越来越高的素质和技能。财政政策却没有对就业机会的结构性变化作出及时的调整。投资导向仍然偏重于资产回报率高的重工业，而对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税收优惠政策过于短期化，甚至带有明显歧视。同时促进就业的财政补贴政策主要面向失业保险、失业救济，“消极”成分过大，对人力资源的开发重视不够，对农民工、下岗职工、女性求职者缺乏必要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无法给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供给，很多地区出现“技工荒”、“民工荒”，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失衡。虽然这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的特殊国情有关，但财政政策的投资短视行为加剧了这一现象，必须予以改革。

(三)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搭配机制，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难以有效协调，政策逆效应被扩大.降低了政策功效

作为两套相对独立的政策体系，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在具体的搭配实施过程中并不总是产生正效应，如果搭配不当，则会产生政策逆效应(包括原生性逆效应和制度性逆效应)。例如，由于财政投资政策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如果政府对劳动力过剩的产业持续投资，在短期可能会增加企业劳动需求，扩大就业量，但长期会完全挤占私人投资，使整个社会投资水平下降，就业量下降。我国的一些政府垄断的行业，如石化、邮政、公交等，由于人事制度等原因导致人员只进不出，人满为患，就业量呈不断上升趋势，而政府却因行业经济效益差而不得不进行财政补贴，从长期来看，这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总量会产生负效应。对社会保障类就业政策而言，由于失业保险等一般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出资原则，这会导致劳动力价格提高，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造成企业间竞争力的差别，促成非正规就业对正规就业的挤出，最终损害劳动者的福利。可见，政策搭配的原生性逆效应会因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而过度放大，政策的实际功效大大降低。

(四)转型时期的制度性障碍降低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同效应

要最大化发挥两套政策体系的协同效应，要求有完善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以及证券市场等发育完全，价格、利率等调控机制配合默契。我国处于制度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策间的协同效应遭致制度性扭曲。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地区性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高昂的转移成本剥夺了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的求职机会；信息市场的不完善无法为求职者提供必需的求职信息；证券市场的不规范削弱了原本就落后的失业保障制度，又反过来加剧了就业市场的不稳定。制度的不规范导致隐性就业、非正规就业大量存在，工资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甚至会传递虚假信息，限制了政策协同功效的发挥。

二、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耦合性机制 分析

复杂的政策体系和多变的制度环境，使财政就业政策的效应呈现多元化，协同效应和负效应同时存在，笔者将其分为原生性效应和制度性效应。通过对二者分析，找出政策搭配过程中存在矛盾的真正原因。

(一)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原生性效应分析

对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原生性效应的分析主要包括财政投资、采购政策的就业效应、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就业效应和税收政策就业效应三个方面。

1.财政投资、采购政策的就业效应分析

(1)乘数效应扩大就业总量。从宏观 经济 角度看，财政支出的增加会从两个方面扩大就业总量：一是直接效应：财政支出直接形成产业资本，创造就业岗位。由于不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同，财政投资于或者采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技术密集型产业更有利于扩大就业总量。实证 研究 发现，我国的公共投资增长在短期减少就业，长期对就业有显著的正效应(徐旭川，杨丽琳，2006)。二是间接效应：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因乘数效应使国民收入成倍增加，根据奥肯定律，经济的增长可以促使就业人数的增长。这一间接效应的传输需借助 社会 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与之成正相关关系。由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对失业者的社会保障政策比较完备，则财政支出类政策的就业效应将会得到更大的发挥。

(2)“挤出效应”会 影响 就业效应的发挥。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财政投资政策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政府对劳动力过剩的产业继续投资，短期会使 企业 增加劳动需求，扩大就业量，但由此产生的“货币幻觉”会引致物价上涨，实际货币供应量下降，利率上升，长期内完全挤占私人投资，使整个社会投资水平下降，就业量下降。这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差的 发展 中国 家格外明显，一些人员臃肿的垄断行业因经济效益差而发生亏损，不得不由财政进行补贴，从长期来看，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总量会产生负效应。因此，财政应更多地投资于非充分就业的行业，这样才能与就业政策的目标真正达成一致。政府采购政策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充分就业的行业中。其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完全的“挤出”，并会增加一定的就业量。但政府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社会总需求水平，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利率上升，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投资成本。一个国家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越高，则负效应越大。由于以私人投资为主的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是扩大就业量特别是解决弱势群体就业 问题 的主要途径，从长远来看，政府的采购政策不利于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可见，财政投资、采购政策并不总是会扩大就业总量的，必须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同时要对正负效应作方向性调整，使就业效应得到最大发挥。

2.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就业效应分析

(1)财政补贴的就业效应。促进就业的财政补贴种类很多，有行业补贴、企业补贴、 教育 培训补贴以及失业保险、失业救济补贴等。各类补贴的作用着眼点不同.产生的就业效应也不同。

财政补贴的政策目标性和针对性非常明确，为扩大劳动力需求，财政补贴可以倾向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引导企业增加投入，降低用工成本；鼓励企业雇佣弱势群体，由于这样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所以能否提高就业率的关键在于补贴额对企业雇佣弱势群体造成的竞争力损失的弥补程度。从扩大劳动力供给角度看，财政补贴应主要着眼于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教育培训)、 科技 进步与创新等，提高在职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对职业培训机构、职业介绍机构等补贴，或对求职者直接进行个人补贴，鼓励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在财政补贴过程中应有针对性、专门性，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减少无谓的效率损失。

(2)社会保障政策的就业效应。社会保障类的财政就业政策属于劳动力市场政策中的消极成分，主要目的是对失业者提供收入支持，如我国当前“三条保障线”及失业保险、失业救济中的财政转移支付。该类政策的就业效应首先表现为它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器，是社会的安全网，能够保障失业者抵抗失业风险。同时，对失业者的培训教育、对残疾人等的收入扶持可以使雇主更容易实现成本的社会化，使失业者更有效的应对自己的再就业问题。从政府财政角度来看，过高的失业保障水平会挫伤劳动者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也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保障水平过低，则难以维持失业者最基本的生存，因此，需要 科学 界定保障水平，将就业负效应减少到最低。

3.税收政策的就业效应分析

减税同财政支出政策一样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扩大就业总量。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体现在减免税的税种、税率以及减税方式的差别上。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减税更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雇佣弱势群体。张国栋(2005)通过对我国雇佣残疾人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分析得出，介于30%到50%之间的税收优惠不能弥补企业雇佣残疾人造成的竞争力损失，并使企业的最大雇佣量限定在50%，而不会更多。即使在50%的比例全额返还税收，也不足以维持企业竞争力。造成的后果为要么企业雇佣50%残疾人，加大破产可能性；要么企业一个也不雇佣。降低了该政策的激励效果。解决的 方法 是或采取财政补贴，补贴额略高于企业雇佣残疾人带来的竞争力损失，或采取比例税收优惠，使减税比例与雇佣残疾人比例成正比，改变企业的竞争力曲线阅。因此，鼓励求职者的税收优惠政策最好偏重于求职、培训、教育等方面，通过税收减免提高求职者的收入，从而增强他们的求职能力。

(二）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度性效应分析

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功效的最大发挥需要发育完善的市场环境，如果制度环境不完善，则会对劳动力流动、收入再分配等形成制度壁垒，使就业效应发生制度性扭曲。在我国主要体现为：

第一，垄断行业僵化的用人就业机制，降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致使劳动力供求机制、流动机制以及工资价格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难以给财政政策提供正确的市场信号，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不同类型企业存在明显的“身份差异”，使社会保障类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存在较大的企业差异，企业之间难以公平竞争，必然对企业用工造成消极影响。

第三，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使就业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难以有效协作，使原本就存在的政策时滞性被进一步放大。可见制度壁垒的存在，会使财政政策开发的就业岗位的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加大，这会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市场的不规范和“工作贫困”现象(见表3)。

三、建立科学的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的搭配机制，实现我国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当前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搭配中存在一些矛盾的现象，必须在二者中建立科学的融合机制，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一)在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下，建设全方位的政府就业职能

继续转变政府的公共服务理念，切实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共同消费、平等享受的公共就业产品和服务，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就业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满足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必然要求。应该做到：

第一，加强财政体制的公共化取向，转变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性干预，由通过预算内投资和税收减免来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转变为对人力资源开发等的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减少政府对私人的“挤出效应”。

第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职能，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就业服务体系，满足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群体的需求：建立统一的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为失业者提供一般服务；针对特定群体，提供特殊的强化服务，从而有效降低失业率，实现和谐社会。

(二)建立科学的政策搭配机制，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

应灵活应对财政政策和就业政策两套体系的协同效应和逆效应，相机抉择，科学搭配。可以做到：

第一，统一两套公共政策体系的政策导向。主要体现在“就业优先”目标的一致性。解决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政府的头等大事，一切工作要以此为核心。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要尽量消除与促进就业目标相悖的政策，降低政策逆效应。

第二，建立结构性的财政就业政策体系，与多元化的就业政策目标相契合。加强劳动就业供给管理框架下的政策协作，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尽量减少对就业需求层面的直接的政策干预。

第三，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将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整合，或可以通过 电子 政务的建设和完善使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社会组织实现横向对接，协同开展工作，联动办理业务，使求职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务。

(三)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市场发育，降低政策搭配的制度性逆效应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市场分割，使劳动力能够正常流动。建立专业化就业市场，搭建纵向的统一就业体系，使部、省厅及区(县)、街道、社区连接，确保就业政策颁布实施、就业服务的开展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篇3

上证指数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上涨了四倍多，2007年5月30日后股指大幅下跌。政府对泡沫循环的反应主要依赖于公共政策措施，恰当的公共政策是建立在对股市泡沫机制及泡沫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本文基于内在泡沫模型考察我国股市泡沫的形成，并把泡沫扩展到金融加速子模型，分析股市泡沫循环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从而推导出公共政策工具，并对作用于股市的公共政策做出评价。

一、股市泡沫循环

股市泡沫生成和破灭主要有二个理论范式，即理性泡沫论和非理性泡沫论。非理性泡沫论以“噪音交易者”模型为代表，Shiller（1984）从行为金融角度出发把股市泡沫的形成和破灭归因于市场非理性因素，如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短视行为和羊群效应等等。[1]Blanchard, Waston(1982)提出了股票价格的理性泡沫模型，[2]认为股价泡沫的形成是在理性预期条件下，由股票的非基本面因素驱动，

本项目研究得到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07200701。泡沫的膨胀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的特点。Zisimos Koustas, Apostolos Serletis（2005）的理性泡沫论通过股票价格和股利之间的协整关系来确认泡沫的存在与否。[3](2523-2539)但理性泡沫模型在实证方面不能对股价运动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股价泡沫并不按照理性泡沫模型的指数趋势膨胀。Froot，Obstfeld（1991）的内在泡沫理论[4](1189-1214)认为泡沫主要由股票价格的基本面因素或者说是由股票股利驱动的，而不是由非股利因素驱动，股票价格由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股利的折现值，一部分为泡沫。模型形式如下：

规律：泡沫随股利的变化而变化，按照股利的幂路径膨胀，泡沫的变化同时间的推移没有关系。

上述模型如果用于实证，会导致共线性问题。为了避免共线性，两边同除以Dt，所以：

其中， t是随机扰动项，如狂热、其它非理、贸易条件、资本流动和国内信用扩张等都可作为冲击因素来考虑。方程两边取自然对数，整理后得：

Froot，Obstfeld（1991）采用标准普尔500指数和标准普尔红利指数对美国股价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证实内在泡沫模型成功模拟了美国股票价格的波动。[5](1189-1214)内在泡沫模型也有其局限性。虽然模型模拟良好，但是股票价格偏离股利现值究竟是非稳定的泡沫还是稳定的狂热，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内在泡沫模型也可能只是对股价变化路径的一种可能描述。由于我国缺乏红利方面的数据尚不能对内在泡沫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仅基于内在泡沫模型对我国股市泡沫给予理论上的部分说明。

基于内在泡沫模型，我国股市泡沫的形成可以解释为股票价格对股利的过度反应。经济的高速增长，促进了公司利润的大幅度增长，公司股利分配预期会大幅度提高，而股票价格对增长的股利的反应除了推进股利现值计算的价格提高之外，还推动泡沫逐渐膨胀，对公司股利的过度反应形成内在泡沫。除了股利因素之外，人民币升值、国外热钱流入、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公共政策等因素都作为冲击因素来处理，它们对泡沫的形成和演变也具有刺激作用。

二、泡沫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费雪的债务―通缩机制是论述股价泡沫对实体经济造成危害的较早阐述，而BGG模型[6](1-15)[7](1-65)则用金融加速子机制具体化了债务―通缩机制，但它仅考虑了实体资本，没有包含虚拟部分。扩展的BGG模型[8](253-257)的主要贡献在于把金融加速子机制运用到股价泡沫分析上。

BGG模型②假定信用市场存在摩擦，用非完美的金融市场代替完美市场对标准新凯恩斯模型进行修正。非完美金融市场的外部筹资依据“借款人”③的财务健康状况――借款人的“净财富”④进行决策，而不是根据借款人的资本边际成本决策。企业净财富增加，借款人的资本支出也相应增加；借款人的净财富减少，借款人的资本支出也会相应减少；借款人的资本支出也是顺周期的，而且同借款人的净财富同向变化。如果借款人的资本支出依靠外部融资，由于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问题比较突出，那么金融中介在提供贷款融资的时候，必须承担“高价鉴审”成本（Townsend,1979）对借款人进行审核，以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发生。[9](265-293)“高价鉴审”成本导致借款人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借款人要对外部融资成本支付“外部融资风险升水”。⑤净财富的增加会降低风险升水，而净财富的减少提高风险升水。从这个角度而言，借款人的净财富是顺周期的， “外部融资风险升水”是逆周期的。经济衰退⑥的时候，具有较高成本的借款者首当其冲，由于净财富的减少，它们的外部筹资成本会显著提高。从而借款者的融资途径减少，借款者减少贷款，资本支出和产出下降，放大经济衰退的程度。这个放大机制就是所谓的金融加速子机制。

现代观念认为贷款人更关注借款人的市场价值，比如企业就是公司价值，把股票价格引入BGG模型是必要的。由于BGG模型没有涉及股价泡沫，扩展的BGG模型(Bernanke，Gertler,1999)允许非基本面因素影响股票，进而通过金融加速子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上述模型既解释了股市泡沫的形成机制，也表明了泡沫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的传导渠道。一旦股票价格受到逆向冲击，或者泡沫破灭，借款人的金融地位就可能严重恶化，无法获得借款，导致实际经济的紧缩。但扩展的BGG模型实质上同BGG模型并非逻辑上严格一致的。把内在泡沫引入BGG模型，把BGG模型扩展到虚拟经济领域可能更为完善。引入股权资本之后，资本的预期收益率就转化为股票的收益率，而股票的收益率同股利密切相关，那么，股利的变化或者说股利―价格比率的变化，会影响借款人净财富。更精确地说是根据股利变化的内在泡沫决定股权价值的变化，则股权价值的变化导致借款人净财富变化。股权价值的变化对未预期到的股票价格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未预期到的股票收益率1%的变化会导致股权价值的变化大于1%，借款人贷款也相应变动，导致投资支出的增加或减少，刺激或紧缩经济。这是含有股价泡沫的金融加速子，它表明资本收益率或股票价格的较小变动会引致借款人净财富较大的变化，净财富增大改善了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借款人外部筹资成本下降，刺激借款人增加贷款，增加投资支出。股票收益率同贷款之间的变动关系可以用于金融加速子的实证检验。

上证指数收益率和贷款增长速度

下面采用我国2000年1月―2007年3月的上证指数数据和贷款数据分析股价变动同借款人外部筹资（贷款融资）之间的关系。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数据已经经过了季节调整，各项贷款按可比口径计算，包括了自1999年11月份后剥离出去的不良贷款数字，上证指数来源于上证指数月度收盘价。股价的变动用上证指数计算的股票收益率ln( )表示，借款人外部筹资的变动用贷款增长率 表示，股票收益率和贷款增长率变量序列见上图。对ln( )和ln(loan)两个序列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由于两个序列的均值都不为零（前者的均值为0．010，后者的均值为0．011），所以不包含截距项的检验结果是不恰当的。而两个序列的第二项和第三项检验分别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单位根的零假设：H0∶ρ=1，检验结果接受了备择假设：H1∶ρ＜1。因此，有理由认为上述两个序列为平稳序列，或者说： 。股票收益率和贷款增长率的平稳性检验证明两序列都为平稳序列，这两个序列能够进行回归分析。两序列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股票收益率同贷款的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次，选择最大滞后阶数3阶，即滞后一个季度时长进行检验(表2是检验结果)。格兰杰因果检验拒绝了股票收益率ln(p不是贷款增长率ln(loan)变化原因的零假设，那么股票收益率的变化会引致贷款增长率的变化；接受了贷款增长速度ln(loan)不是股票收益率ln(p )变化原因的零假设。因此，股票价格的变化是信贷产生变化的原因，而信贷的变化并非股价变化的原因。

表2上证指数收益率和贷款增长率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F统计量显著性水平股票收益率不是贷款增长率变化的原因2．2140．093贷款增长率不是股票收益率变化的原因0．6490．586根据上述序列特征，两序列可以用于回归，检验过程表明贷款的增长率同滞后一期的股票收益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回归结果如下：

回归结果表明贷款增长率的股票收益率弹性系数显著小于1，为0．023，表明股票收益率1%的变化导致贷款增长率增加0．023%。这与金融加速子机制的弹性系数存在较大差异，金融加速子机制在我国的金融市场缺乏实证依据。

三、泡沫循环的公共政策反应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价泡沫循环对净财富和贷款并没有表现出金融加速子放大效应。在我国的银行信贷中，股票价格的高低不是信贷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股价泡沫循环通过金融加速子机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显著。我国股市泡沫循环对实体经济产出、投资支出等变量的直接影响是较小的。金融加速子缺乏实证依据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借款人外部筹资成本风险升水不明显。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降低了外部筹资成本，主要表现为实际利率偏低的低利率政策降低了外部筹资成本。所以，对于与股价泡沫循环相关的贷款的监控与处理在政策上的作用是不显著的。

金融加速子机制缺乏实证依据，并不能否认我国股价泡沫循环与实体经济关系甚微。我国股票市场承担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部分重要功能，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退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等等方面离不开资本市场，离不开股票市场，所以我国股价的泡沫循环是通过制度供给或者说体制创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这是我国转轨时期股价泡沫循环与实体经济之间特有的传递渠道。股价泡沫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主要在于制度性因素方面，在于对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冲击，而不是对产出、支出、投资等方面的冲击，这同发达国家的政策反应存在差距。我国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就是保障股市的稳定成长，防止泡沫的不利变化影响股票市场的制度供给功能。公共政策就保留了直接干预的权利，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证券监管政策在必要的时候需要采取直接干预，迅速稳定市场。所以从此种意义上来看，股票市场是政府顺利推进改革的工具。在体制改革最终完成之前，政府对股市直接控制倾向大于对股市的间接控制，而直接控制的典型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印花税和资本利得税的调整直接作用于股价泡沫循环，稳定市场效果显著。而国债则是财政政策对股市作用的间接工具。当前，公共政策应对股市泡沫反应的主要功能是市场建设。

“资源错配”要求公共政策予以矫正。Stiglitz (1999) 认为如果资产价格没有很好地反应基本面价值，而且偏离基本面的资产价格对资源配置有重要影响，这会弱化经济学家对市场配置投资资源的信心。[10](13-18)用内在泡沫论分析资产价格的偏离则是市场对股利出现过度反应，市场的过度反应也会引致“资源错配”，这实质上反映了某种程度的市场失灵，政府有必要采取公共政策措施予以干预。政府应对泡沫的公共政策措施可能是前瞻性的和后顾性的，对股价泡沫的前瞻性政策是在股价泡沫膨胀的过程中采取的。前瞻性的政策措施会减弱过度反应的程度，或者对市场的过度反应起到校正作用。前瞻性的措施较后顾性的事后救援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可能要小得多。但是，确定刺破泡沫的最佳时间是困难的。2007年5月30日印花税的调节可以看作政府的前瞻性的、主动的刺破泡沫的公共政策行为。5月30日调高印花税是政府主动挤出或刺破泡沫的积极行为。事实上泡沫的判断是困难的，而且选择在什么时候刺破泡沫也是困难的，究竟是否出现了正向泡沫、泡沫膨胀到了何种程度是不明确的，它依赖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5月30日政府调高印花税采取了公众未曾预期的方式，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能够产生较预期到的政策的更为强烈的效果，这种政策措施可以看作“托宾税”，也就是向车轮里面洒沙子的做法，小的冲击就能够产生出十分显著的政策效果，对于抑制投机或者挤出泡沫的效果也是显著的。未预期的托宾税，进一步放大了政策效果。这对股价指数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这也表明了直接的行政性措施和间接的调控手段在效果上是不同的。直接的行政性措施政策效果明显，但加剧了市场的波动，间接调控手段可能不会立刻见效，但不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性，从较长时期来看，其政策效果是优于直接政策的。资本利得税对于股票市场而言是效果更加明显的政策措施。短期而言，它对市场的震动效果会十分显著，且会对股价的泡沫化产生长期的抑制性作用。

最后，公共政策对冲击因素的反应。内在泡沫模型把流动性过剩作为冲击因素，也就是作为方程（2）中的项来处理。流动性过剩，就实体经济而言，会刺激通货膨胀；就股价而言，会推高股价。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调高存贷款利率，间接对此冲击进行了反应。

注 释：

①令对数股利lnDt=dt，股利是趋势随机漂移序列： )，μ是对数股利的均值，σ2是随机扰动项ζ的方差，r为市场利率。

②BGG模型假定不同于标准新凯恩斯模型假定，标准模型假定信用市场没有摩擦。

③借款人包括家庭和企业。

④净财富为流动性资产加上非流动资产的抵押价值减去债务余额。

⑤企业外部筹资成本同内部筹资成本之间的差额，外部筹资成本越高，风险升水越大；反之，越小。

⑥这里经济衰退的诱发因素是纯粹外生的。

主要参考文献：

[1]Shiller, R． J. Stock prices and social dynamics[Z],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1984.

[2]Blanchard, O. J., Watson, M. W. , Bubble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financial markets[Z]. Crises in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Lexington Book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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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ernanke, B.S., Gertler, M. and Gilchrist, S..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nd the Flight to Quality[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 (78).

[7][10] Bernanke, B.S., Gertler, M., and Gilchrist, S..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C].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1998, (6455).

[8][11] Bernanke and Gertler. Should Central Banks Respond to Movements in Asset Pric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91(2).

[9]Townsend, Robert. Optimal Contracts and Competitive Markets with Costly State Verific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9, (21).

[10]Joseph Stiglitz. Symposium on bubbl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0, 4(2).

Stock Market Bubbles Cycle and the Response of Public Policy

Sun Yongquan1Yu Li2Abstract: The stock market bubble cycle can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real economy, then, the government's rational choice is to use the public policy to make the suitable response to the stock market fluctu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stock market bubbles formation in the intrinsic bubbles model, expands the intrinsic bubbles to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model, seeks the concrete mechanism how the stock market bubbles influence the entity economy, tests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using the data of stock return rates and the loan increment rate, derives the public policy tools from above, and in the end makes the policy appraisal to public policy.Key words: intrinsic bubbles; financial accelerator; real economy; public policy

篇4

关键词：“两高一剩”行业；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16-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03

一、引言

2006年初，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面临过度的能源消耗问题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节能减排”目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提出，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主席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也提出了中国的新节能减排计划，在2020年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1]。“两高一剩”行业是指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包括以钢铁行业为代表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炼焦业和印染业等行业。目前，学者主要是基于节能减排问题对“两高一剩”行业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基于如何达到节能减排目标和节能减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两方面。本文探讨的是信贷与财政政策对节能减排的影响，主要从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和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财政政策主要分为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两方面。税收政策方面，贾敬全（2010）论述我国运用财税政策节能减排的不足之处时，提到促进发展节能减排的相关税制设计存在缺陷，如资源税调节功能不合理、营业税阻碍了节能减排技术转让、消费税设计滞后于节能减排发展需要等问题[2]。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更加重视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2015年4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能源局《关于落实煤炭资源税优惠政策若干事项的公告》，资源税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对衰竭期煤矿开采的煤矿资源税减征30%，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矿资源税减征50%。消费税制度设计从2015年开始对电池（铅蓄电池除外）征收消费税，其中对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等节能环保电池免征消费税。我国正在从税制改革角度促进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实现，学者们也致力于相关税制研究。苏明（2010）等人提出了新形势下我国碳税政策设计与构想，其中涉及碳税目标、原则和税制要素的初步设计[3]。杨志勇（2011）等人认为与环境收费即“排污费”相比，环境税将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功能[4]。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一方面，增加排污成本，从外部性理论来看，环境税是一种弥补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差值的“庇古税”；另一方面，环境税收入为节能减排财政支出提供资金支持，从公共产品理论来看，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企业不具有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因而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财政支出政策方面，雷明（2013）等人运用基于动态Malmquist-Luenberger -DEA方法，测算我国1998―2011年各省域经济的碳循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发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低下[5]。彭月兰（2015）等人运用节能财政支出效率的DEA-Tobit研究方法测算2007―2012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省级政府节能财政支出效率普遍不高[6]。申亮（2011）认为地方政府行为是影响节能减排效果的关键因素，运用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研究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中的经济行为发现，地方政府节能减排投资力度不够[7]。黄国宾（2014）等人运用迪茨和罗莎提出的STIRPAT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与节能减排的关系发现，地方政府没有节能减排的动力，财政分权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具有正向作用[8]。

我国企业主要融资渠道还是通过银行信贷，信贷政策对“两高一剩”企业节能减排有重要影响。黄海峰（2010）分析了绿色信贷的项目贷款运行模式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利益冲突问题以及监督问题[9]。陈柳钦（2010）总结了全球银行业绿色信贷产品情况，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商业建筑贷款、房屋净值贷款、汽车贷款、运输贷款、绿色信用卡和项目融资等，并介绍了国内外绿色信贷实践情况[10]。陈海若（2010）总结了国外一些机构构建的环境风险评价指标，如道琼斯可持续性群组指标体系（DJSGI），欧元区企业财务绩效指标体系（ASPI Index）、评估企业社会与环境方面表现指数（FTSE Domini 400 Social Index）和评估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指标体系[11]。

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作用于“两高一剩”行业的节能减排过程中，帮助淘汰落后产能，进行技术、设备的升级改造。张国兴（2014）等人运用政策协同理论，讨论了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协同现状及效果评估、国外协同模式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最优协同方式探寻、国际协同模式和最佳协同程度分析、避免协同失败和负效应的途径探索、非节能减排政策与节能减排政策间协同分析、协同机制构建等内容[12]。张国兴（2014）等人还构建政策效力和政策协同度模型，利用1978―2013年间量化数据分析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协同演变过程发现，2003年以后节能减排政策数量增加，政策总效力增加，政策协同状况逐渐增强[13]。我国针对信贷与财政政策对“两高一剩”行业的节能减排问题研究不够充分，本文试图通过2006―2012年面板数据研究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解决企业负外部性问题，如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如信贷与财政政策影响特定产业的发展。

（一）信贷政策

政府针对“两高一剩”行业制定的信贷政策影响着该行业的发展。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学者将“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政策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限制“两高一剩”行业从银行借贷的行为；二是支持“两高一剩”行业企业进行“节能减排”以及技术改造、设备升级的积极信贷政策。本文主要采用第二种解释。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信贷政策对于“两高一剩”行业的节能减排目标实现预期将起到一定引导作用。

（二）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包含各种税收约束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增值税的减免、返还政策；财政支出政策包括财政拨款和污染治理投资等方面。本文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财政补贴以及各种税收优惠和税收补贴。2007年新修订的《企业所得税》规定企业用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设备投资的10%可以从企业所得税额中扣除。政府污染治理投资状况也影响“两高一剩”行业发展。根据《2013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12年环境治理设施直接投资比上年增加20.3%，直接投资总额为3702.1亿元。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都间接或者直接的影响着“两高一剩”行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

（三）信贷与财政政策

在政府对“两高一剩”行业实施宏观调控时，有时信贷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如财政贴息政策。财政贴息政策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补贴政策，其实质是政府代企业支付部分或者全部贷款利息来给予企业补贴。政府财政贴息是一种兼具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投融资政策，政府运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支付贷款利息，企业利用财务杠杆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升级投资。一方面，政府只承担利息，减轻了财务负担；另一方面，政府引导民间资金进入“两高一剩”行业来推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同时，企业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有利于调动企业节能减排积极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样本与变量选择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我国六大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包括：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本文以我国2006―2012年这六大行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数据非常不完整的公司后，共225家，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8家，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3家，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27家，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28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70家，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49家。公司能耗和排放方面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保部网站以及证监会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等。信贷、政府补助和其他变量的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以及公司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及附注。

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由于“两高一剩”行业存在严重的高能耗问题，本文选取能耗指标作为两个被解释变量中的一个。能耗指标是把企业所有的能耗按万吨标准煤进行折算再取自然对数。排放指标是以万吨为单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再取自然对数。这是因为六大高污染行业的减排目标主要是用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描述。

（2）信贷政策。信贷政策是用企业节能减排方面的银行信贷（即资产负债表中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3）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用政府补助（包含财政拨款和税收返还）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

（4）交叉项。本文引入交叉项，用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额的自然对数和银行信贷额的自然对数的乘积来表示“两高一剩”行业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协同效应。

在收集上述数据的基础上，为了减少异方差给回归结果带来的有偏影响，并便于观察变量之间的弹性大小，笔者将原始的政策变量数据取对数处理。取对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二）模型构建

模型中信贷政策、财政政策以及信贷与财政政策的交互项取当期值和前一年的值，这是因为政策具有滞后性，需要先通过政策影响“两高一剩”行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然后才会有企业能耗和排放指标的改变。另外，由于前一期能耗和排放往往也会影响后一期的结果，因此在模型中增加前一期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三）描述性统计

表1是样本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能耗指标和排放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较大，表明各家公司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较大的差异。表2是被解释变量的分行业描述性统计，容易发现，能耗最高的行业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排放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OLS估计结果产生有偏影响和非一致性。政府通过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影响企业的能耗和排放水平，同时企业的能耗和排放水平会影响下一步政策的制定。GMM模型估计方法有助于解决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且两步估计量会更加有效，两步估计量的标准误差可能存在严重的向下偏倚，但这种偏倚按照Windmeijer（2005）的方法调整后会减小。故本文采用两步系统GMM模型估计回归，通过建立多模型的估计来比较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和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企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采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12.0，回归结果见表3。回归结果中的sargan统计量估计结果显示估计结果不存在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在表3中看到，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对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在能耗模型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能耗一阶滞后的自然对数的系数均趋向于1，表明企业过去一年的能耗对当年的能耗影响很大。类似的，根据排放模型的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企业排放水平也与上一年的排放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在实际节能减排过程中，“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往往缺乏降低能耗和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动力，因而更需要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引导。

在能耗模型和排放模型的单一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分析中，信贷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企业能耗和排放的单一政策效应影响更显著，并且当年信贷政策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1767和-0.0755，表明加大对用于节能减排的银行信贷政策支持能减少企业的能耗和排放，但上一年用于节能减排的银行信贷资金数量对企业能耗和排放具有正向引导作用。在能耗模型中，当年财政政策变量系数为负，具体为-0.0134，这表明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刚颁布实施之际，对企业进行技术升级、降低能源消费量具有促进作用。

在引入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的分析中，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对企业节能减排有一定的影响。在能耗模型3和排放模型6中，当年协同效应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0095和-0.0144，也就是说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帮助减少企业能耗和排放，从而帮助实现政府节能减排目标。但在协同效应共同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时，当年财政政策变量系数为正，这表明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2006―2012年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影响，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政府制定、实施信贷与财政相关政策，降低企业能源消费量和污染物排放量需要一定的时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间依赖于粗放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直走着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只重GDP增长率、不考虑环境承载力的道路。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应更加注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二是信贷政策对“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在实证分析结果中发现，当期信贷政策变量与能耗变量和排放变量负相关，滞后一期信贷政策变量与能耗变量和排放变量正相关，这可能是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绿色信贷评估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的赤道原则或者陈海若提到的其他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但在贷中对企业技术设备改造升级等节能减排项目可能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标准。

三是总的来说，财政政策节能减排效果不明显。实证结果与雷明、彭月兰等学者对财政政策节能减排效率研究结果一致。地方政府具有过度投资的冲动，财政分权也使得在地方政府补贴“两高一剩”行业企业行为上具有更大的自。总理认为地方政府腐败、行政审批繁杂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能过剩问题。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能更好地净化财政政策的实施环境。

四是信贷与财政政策对“两高一剩”企业节能减排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政府对节能减排项目进行“隐性”担保或者财政贴息都体现了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2014年6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提到财税政策和绿色融资支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编制了“互联网+”智慧能源产业，主要包括推进能源生产智能化、建设分布式能源网络、探索能源消费新模式和发展基于电网的通信设施和新型业务。未来“两高一剩”行业会更多地体现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支持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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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海若.绿色信贷研究综述与展望[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8）.

篇5

1现代物流经济的产业特征

在现代经济发展背景下研究现代物流经济的产业特征，就需要立足物流的“新兴服务性”，从其自身内涵和职能以产业经济学视角进行深入研讨。现代物流是随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进步而出现和发展的，并为适应和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而存在，以此种观点分析：

（1）从产业发展特征看，现代物流产业是传统工商企业物流和传统第三方物流发展的结果；

（2）从产业技术特征看，现代物流产业是现代信息技术、管理技术以及组织技术支撑的新型产业；

（3）从产业深化特征看，现代物流也是产业专业化分工深化后从传统产业剥离出来的独立产业。

2物流产业的战略定位

就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及自身产业特征而言，结合现代社会经济对物流产业的需求，物流产业在现代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如下战略意义：

（1）物流产业需承担推进和纽带作用，加快商品、人员、物资等社会资源的流动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借此联接国民经济各产业和部门，使之同步和联动发展；

（2）物流产业需承担产业整合作用，通过全面覆盖和整体联结国民经济各产业使之得以整合优化、优胜劣汰和结构升级，改变国民经济增长方式；

（3）物流产业需承担降低社会经济成本作用，物流作为服务性的“第三利润源”，其本身并不创造利润，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高效运作减少中间环节成本和资源浪费，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时效，使社会资源能够在更广的空间做出最优选择。

二现代物流经济的公共政策需求

现代物流业不仅在促进国民经济水平上发挥巨大推动、整合和联结协同作用，同时也肩负公共职能，对改善社会民生、提升民众幸福感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而作为新兴服务产业，物流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决策的大力支持。

1公共政策的本质内涵

公共政策属于现代政治经济学范畴，具体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达到某一目标而在法律赋予的权责范围内按照一定程序而做出的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决定，就政府决策的经济职能而言，公共政策则是政府针对经济发展目标而做出的评价、规划、选择和行动。通过上述概念界定可知，政府决策具有以下特性：政府主体性；实施合规性；决策目标性；政策公共性。就政府决策的本质内涵而言，其可以看作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极具影响性的变量因素，通过此变量输出可以及时调节和解决整个社会系统协同发展中出现的某些公共问题。

2物流经济对公共政策的需求

新兴产业在其发展初期通常具有不完全的市场特征以及相对弱势的市场主体结构，此时就需要国家给予相应产业政策，对整个产业进行有效支撑、规范和引导，使整个产业在资本积累、规模导入、市场竞争力、产业绩效等方面逐步强化和发展，顺利度过产业导入期和培育期而向成长期和成熟期过渡，之后将产业交给市场。反之，对于新兴产业不能给予必要的公共政策扶持，则反映出政府职能缺失，既不利于产业健康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视角下公共政策理论的本质要求。具体到现代物流产业，其对公共政策需求尤其迫切，表现如下：

（1）目前我国物流产业发展模式

还更多地停留在“学”的阶段，主要向欧美及日本等先进国家学习和模仿其物流经营管理理念和经验。而随着我国物流市场对全世界开放，国际大型物流企业纷纷进入我国抢占市场。面对这一挑战，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必然要发展自主物流，以确保整个国民经济命脉的自主和高效。此时，引入国家公共政策扶持，有利于我国物流产业增强自身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缩小同国际先进企业间的差距。

（2）物流产业作为联通纽带产业

其发展壮大必然伴随着跨产业、跨空间、跨地域性的增强，尤其在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物流时代，物流产业已经突破了单一企业和单一行业的限制而成为一种全社会性质的经济活动，并如前所述，承担着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优化整合的职能，而这一过程涉及到利益分配和产业、地域分割的制约，不突破此种分割和制约，物流的结构整合功能也就无从谈起，物流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而这一背景下公共政策的适时介入尤显必要。

（3）现代物流业作为一种新兴服务性产业

不仅在推动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上具有战略性意义，同时也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撑性产业。物流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传统经济和生活模式的发展，也使传统经济和生活模式越来越呈现出现代性和先进性，如以物流为依托和保障的电子商务、零库存管理、农超对接等，如果没有高效的物流产业能力，此种极具现代意义的经济和生活模式也都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政策扶持物流产业发展是国计民生发展的必然需求。

3物流公共政策决策存在的问题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受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行政观影响，现代公共政策决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时代流弊，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替代市场导向的现实需求做出政府决策的方式屡见不鲜。政府制定物流相关公共决策时，往往缺乏细致全面的市场调研，而仅凭领导片面的了解、掌握更多发言权的大型企业意见或专家组报告而做出政策决策，此种政策更多地倾向少数物流企业利益，而无法体现整个物流经济产业发展的整体利益。

（2）从我国物流产业相关政府部门看，继我国政府机构精简撤销物资部后，国内贸易部和国内贸易局也相继撤销，相应地却没有新的部门机构填补这些空缺。目前，整个物流行业管理职能分散于交通、商务、信息等部门之内，机构职能割裂，这也使得物流产业政策制定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物流牵涉环节和层面众多，如没有统一的主管机构和政策决策机制，其政策制定也同样面临着主观割裂和诸多制约，往往表现为耗时长、成本高、时效差。

（3）物流经济相关公共政策是在物流产生发展之后而产生的，因同属于新兴事物，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其在政策实践和理论上掌握知识相对较少，案例和决策能力匮乏，这同样成为我国物流经济公共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没有成熟和可借鉴的经验就没有决策的效率和先进性，也同样没有决策的勇气和胆识，为此我国物流产业相关政策同汽车、电子等其他新兴产业相比，数量和幅度都明显不足。

三物流公共政策体系及构建策略

以上基于我国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以及综合考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对我国物流产业作出了“新兴服务产业”的战略定位。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宏观政策的扶持，尤其对物流产业而言，其发展本身对基础设施要求高，且跨空间、跨地域性强，这样的产业特点无疑更加迫切地需要国家政策的整体筹划和协调统一。我国政府部门应以战略性眼光为出发点，积极布局、组织和推动我国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制定和推行一系列具有体系性和前瞻性的公共政策，无疑会对我国现代物流产业整体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物流经济公共政策体系构建

简言之，公共政策运营机制就是公共政策主体为某一目标经过利益博弈而对公共政策工具做出选择。通常公共政策体系包含以下五方面内容：公共政策目标、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利益博弈、公共政策选择以及公共政策工具。

（1）物流公共政策目标。从物流经济公共政策目标分析，其目标设定应明确、简捷、易于表达，并最大限度符合多方利益。在现代物流经济背景及物流产业发展趋势之下，物流公共政策目标应定位为“泛在性”，即无所不在，表现出突破地域和产业限制的高覆盖率和高渗透率，着力全面提升国民经济发展效率和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而在具体实施层面，其发展目标则应体现为依托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技术的物流、价值流和信息流三流协同联动。

（2）物流公共政策主体。物流经济公共政策主体即是政府决策所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人，具体涵盖了物流链条的整个环节以及相互关联影响的政府机构、供方和需方三大主体的总和，包括第三方物流企业、第四方物流企业、物流基础设施运营方、物流信息运营方、金融投资者、储运配送企业、物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政府机构及社会公众等，这些利益主体都应反映在公共政策制定体系之内。

（3）物流公共政策利益博弈。在物流经济活动和物流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都存在各自的“自利”特征，而如何协调这些“自利”行为并最大限度引导自利行为、兼顾利他性，则是物流公共政策利益博弈的实施方向和重点。其具体实践方法可采用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进行利益调节，同时以公共政策变量输出规范和调节，此种市场调节机制可促成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物流产业利益格局，即由利益诉求到市场下的利益博弈，再到随后的政策选择和补充。

（4）物流公共政策选择。物流公共政策选择是前述利益博弈的延续和必要补充，这一环节的核心要求应体现出“公平性”，避免政策选择的主观倾向性，应以多数民主和多数一致的原则作为公共政策选择的标准，力求使更多的利益主体受益。另外，必须强调的是，对于少部分未受益甚至因为政策而受损的利益主体，也应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考虑和补偿，由此将全部主体纳入到产业发展规划中来，并减少政策推行阻力。

（5）物流公共政策工具。物流公共政策工具主要采用财政政策等工具并通过行政手段强化推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公共政策工具及其所承载的政策体系：①投资重大物流工程；②物流基础设施收费；③物流财税调节；④物流服务定价；⑤物流用地征地；⑥物流环境及配套设施构建；⑦物流人资政策；⑧交通运输规范；⑨货物验放。

2物流经济公共政策构建策略

物流公共政策体系实际上展示了物流经济政府公共政策决策的整个机制，这一机制以公共性和公平性为原则，以社会经济和福利为目标，以利益博弈为过程，以政策工具为内容，以政策决策为结果，以此彰显决策的逻辑性、完整性和现实性。而本节则以不可绕过的政治视角继续深入讨论这一决策机制的可操作性，即物流公共政策决策也应体现民主政治活动程序。在这一民主政治程序框架下，应具体采取以下策略以达成强化决策机制和流程的目的：

（1）建立和强化政府相关部门跨部门沟通机制，同时以现有的物流采购联合会为行业协会，加强同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反映和争取利益诉求；

（2）引入和强化物流信息汇总和数据统计机制，以数据为支撑，确保利益诉求的真实性、合理性和效能性；

（3）引入科学的政策分析模型及演示机制，强化政策的实用性；

（4）建立畅通高效的政府、供方与需方三者间的双向互通渠道，以及意见征求和政策草案意见反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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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很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矛盾是城乡矛盾。这些矛盾是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矛盾多发性所决定，是中国制度改革滞后导致了矛盾积累的结果。长期以来我们实施的是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导致了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城市是发展中的赢家，享受了发展中的绝大部分成果；同时，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居民与农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财政等优质资源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农村社会各个领域的资源远远落后于城市，使各类社会问题在乡村中不断积累。在城市化的时代，乡村的问题反过来又限制了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以城市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必须改革发展方式，将乡村发展统一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框架，谋求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农村和城市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就是要把城市的优势资源和优惠政策转移到农村，就是要借助城市的力量带动农村的发展。

中国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发展的孪生姐妹，统筹城乡发展是手段，城乡一体化是目标，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第一，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第二，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是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国中产阶级形成并占主体的过程，是一个国家现代社会结构形成的过程。第四，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第五，城市化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是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城乡一体化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农业现代化为核心的农村经济，缩小城乡产业效率差距；二是社会一体化——提高乡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三是制度一体化——为农村地区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四是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淡化与消除。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个较好的水平，小城镇建设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也和全国一样，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县城得到发展的同时，全县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没有取得更大的进步，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群众的整体素质严重滞后，特别是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没有达到全县经济增长水平。所以，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全县农村的倾斜力度，加快全县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实施“四步走”战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县城石碌人口不足四万，二十多年来全县农村人口快速向县城转移，目前达到了七万人，说明解决人口流动问题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实施“四步走”战略：

第一，大力发展新型工业，扩大就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发展空间，解决全县农村富余劳动力如何“流”的问题,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起点。

第二，通过城市的户籍制度创新和改革，使进入城市的人口及其家属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解决富余劳动力如何“留”的问题,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内容。

第三，“三个集中”谋求规模经济效益，解决全县富余劳动力及乡村入口往“哪里流”的问题，这是统筹城乡高效有序发展的关键。

第四，为全县农村地区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提供全方位、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解决“不流入城市留在乡村”的居民的发展问题，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

“四步走”战略，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人口的合理流动，使统筹城乡发展进入到一个很好的循环，我们需要把这4个环节有机串联，成为良性互动，相互促进。

三、构建新型健康的人口管理制度，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既是城乡发展的动力，也是城乡差距的矛盾所在。所以，统筹城乡发展不能就农村论农村，一定要将城市的发展、以及建立城乡之间开放的人口流动制度纳入框架之下。

现存人口管理制度与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两大制度障碍。例如，我县城市居民贫困补助是每月440元，高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医疗补贴、教育资源远好于乡村。这就决定了城市户口还不能完全放开，全县乡村人口只能有条件向县城迁移。因此，我们必须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构建新型户籍改革模式。新型户籍改革模式是：就业+社会保障+健康合法住宅=户籍。

这个城市户籍管理改革模式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门槛，农村要向县城石碌流动，必须满足新型健康户籍的三个条件：就业、社会保障、健康合法住宅。我们要构建新型户籍改革模式，必须采取以下措施，努力创造条件：一是扩大就业。要完善乡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和城乡的职业教育体系，提高流动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要完善企业职业培训制度，将全体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纳入常态管理，保障将新增城市人口及时培训为合格的现代产业工人，减少失业。要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创造财富，为未来社会积累财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推行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考虑企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减少低效的经济增长，构建健康的社会保障运行机制；构建全县统一的跨区域、行业、单位的转移制度框架与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三是自建、购买、租赁健康合法住宅。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办法：（1）政府规划住宅小区，储备建房用地，出售给进城农民，用于自建住房；（2）政府可以通过行业规范认定、引导民间提供低价格合法健康住宅；（3）满足“就业+保障”条件达到特定年限的人及其家属可以申请公共住宅；（4）建设以普通住宅为主的住宅体系，努力开拓城市房屋租赁市场，建立规范的租赁、进退机制；（5）政府与民间合作发展公共住宅。特别是在郊区城市化的进程，借助郊区民间力量合作发展公共住宅租赁产业。

四．大力发展中心现代服务业，促进农村人口在城市的良性管理

市场规模及其和专业化水平是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城市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具有较低的技术门槛和投资门槛，但由于其不可运输性和不可储存性，只是其需要较高的本地化市场门槛。鉴于××的情况，我们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四大市场：（1）为钢铁、水泥等制造业发展提供的生产业市场，如运输、建筑等；（2）居民提供的生活业市场，如宾馆，为企业职工提供食品等；（3）中心城市功能提供的综合性高层次服务业市场，如金融、保险等；（4）服务于基本民生的公共服务业市场。当市场规模充分大的时候，就发生细分的市场，城市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服务变得更加昂贵，效率也更高。通过做细、做好、做高，促进服务业做大做强。

五、推动公共政策向农村的转型，构建城乡均等公共服务，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我国的公共政策，在过去长时间里和很大程度上傾向城市，忽视了农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就是要推动公共政策向农村的转型，将乡村发展规划统一纳入城市发展与区域发展的框架下。

（一）调整公共政策，构建城市与乡村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建设。一要全县各级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农村的优惠的公共政策，加大实施力度。二要不断丰富农村优惠政策的内容，加大经济社会规划及其政策保障体系的建设，将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建设作为乡村地区规划的重点和核心，实现以下的农村公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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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今年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在要处理好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之间的辩证关系，央行据此要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的取向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

首先，货币政策取向要有明确的针对性。一方面。当前经济处在“保增长、防通胀”的矛盾之中，且防通胀现已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从货币政策目标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与币值稳定之间矛盾已越来越突出，物价上涨也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之一。因此，当前货币政策的重点目标应是有针对性地防范通胀。

其次，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也要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在现行银行管理体制下，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及货币乘数扩大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较快，表明信贷规模依然是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最有力手段。一旦放松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就会唤醒商业银行的“天然”的信贷冲动。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会迅速转化为市场流动性。针对这一情况，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也应当目的指向明确，更有针对性。一方面，货币政策工具要有针对性地运用。针对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的变化，央行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三大货币政策工具要做到“有效搭配”，有放有收，有松有紧。在保证货币供应总体需求情况下，有针对性地使用政策工具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央行还需要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如向市场投放或回收流动性的政策工具，保持货币政策操作的活力和有效性。

第二，今年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如何管理好流动性，使信贷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以及货币政策如何加强其结构与作用、如何实现其与财政等其他政策之间的松紧搭配。历史经验显示，中国的货币供应所呈现的“前高后低”规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运行与资金供给之间的现实需求。但是，这一规律不仅压缩了货币政策的运作空间，还可能导致产生货币信贷的“倒逼机制”。去年前10个月货币信贷供应已经超过全年90％目标，就体现了这一“倒逼”。因此，要避免这一情况，就必须保持信贷货币供应的灵活性，以此稳定全年货币信贷供应节奏，逐步改变目前货币信贷供应呈现过度季节性及“前高后低”的规律。另外，货币政策应该有一定的反预期特点。保证货币信贷政策调控余地和政策的灵活性，以此改变市场的“预期”。

还有，迄今我国的货币政策强调总量政策调节的功能与作用。如何加强货币政策的结构与作用，即强调“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货币、信贷和利率等结构性政策，这将改变以往货币信贷政策面临总量调控过度、结构调整不利的困境。

另外，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又体现在如何加强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上，以此提高宏观政策的合力效应。例如，当前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但财政政策基调仍为“积极”。因此，明年在强化货币政策的“防通胀”重要性时，需要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保增长”方面的政策协调作用。

从货币政策角度观察宏观政策的协调性，一是在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的同时，还应加大政策的引导作用。力图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平稳增长，均衡信贷资金的投放进度，以避免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影响经济的稳定运行；二是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方面的协调与结合。其中。央行要加强对流动性的分析与预测，灵活调节资金供求，确保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足，以满足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同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还应当“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政策的交叉效应，形成宏观经济政策的合力，以取得宏观调控的最佳效果。

每年的“两会”都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从总理日前同网友在线交流的丰富内容来看，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总理，其面对的棘手执政难题，显然不比美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少。对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既有权利与福利水平的稳步提升问题；而对于综合福利指数尚在低位徘徊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既自豪于国家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在国际政经舞台上日益自信的表现，也更关心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能否随着国力和财力的增强而同步提高。当下，无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业和收入差距问题，还是民怨日益集中的高房价问题，都不是单单通过启动个别领域的改革就能破解的，而是聚积了诸多深层矛盾以及复杂利益的高难度命题。以亿万民众高度关注的高房价问题来看，其显性的原因在于供求关系紧张、投机炒作、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进一步的原因是定价机制扭曲，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经济未能战略转型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因此，高房价的治本之策。既需要中央政府下定决心彻底整顿市场秩序，规制地方政府行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也需要通过相关改革破除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事实上的“串谋”；还离不开整个经济的战略转型，逐步降低房地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年里，政府承担的大部分职能是经济建设。应当说，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近期国际上热炒的所谓“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中国有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路径内在机理的探索。如今，西方正在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经济在各个方面的日趋强大，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水平也从过去的不大在意转为格外关注。不过，尽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家财力可以支撑配套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提高，以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过去，为了做大财富蛋糕，广大百姓可以配合“全民补贴生产”的特定时期制度安排，但当国家已经积累相当的财力，初步具备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之后，如果依然维持低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公平倾斜，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与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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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聚集 政府角色 公共政策 服务产业 空间经济学

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产业组织形态，已成为许多国家、区域或城市经济的显著特征。在产业集聚的研究中，不同时期的产业集聚理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持有不同的见解，学者们对政府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亦有不同的解释。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产业集聚相关理论都倾向于市场自发的集聚形成机制，认为聚集是企业追求外部规模经济或者是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的结果。20世纪以来，由Perroux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以Krugman为代表的空间经济学理论、以Porter为代表的新竞争经济学理论等则积极倡导政府对产业集聚的干预，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和培育主导产业，带动产业的集聚，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空间经济学理论强调各项政策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

自Krugman提出其“中心―模型”的集聚经济观点之后，理论界掀起了空间经济学（或者叫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浪潮，特别是空间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发展。研究空间经济学的学者一般都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大部分是政策干预的结果，因而没有考虑经济行为人的流动性，而对这些经济政策进行评价的方法存在很大的风险。因此，空间经济政策研究没有特定的领域，而是在要素可流动背景下对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以及基础设施政策进行重新思考。

实际上，从空间经济政策层面来看，空间经济理论呈现如下6类效应：区域副作用、贸易影响效应、门槛效应、锁定效应、选择效应和调整效应，这些政策含义几乎左右了所有空间经济政策。另外，Pflüger和Südekum认为，自由市场所形成的集聚水平超越了人们意愿的集聚水平，需要政府干预空间经济运行，形成最优的集聚水平，从而达到长期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国内不少的学者已经展开相关的研究。

空间经济学强调各项政策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在包括国际贸易等有关方面，为地区、城市的集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指导。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空间经济学理论在要素流动下的战略贸易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区域政策、公共财政政策（税收、公共支出和公共补贴）等方面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产业集群战略和公共政策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产业集聚的优势

由于产业集聚只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所以有学者认为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的高级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产业集群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可以认为是研究产业集聚政策的延伸和深化。

自Porter提出以“钻石模型”分析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各项因素，开创了竞争力理论和模式的研究以后，欧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都把产业集群当作一种促进技术创新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政策工具，纷纷加强产业集群战略和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统的揭示了产业集聚效应的优势，扩大了各项促进产业集聚有关政策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强化了政府对于产业集聚发展的作用和职能。

Roelandt等指出，产业集群政策目的在于对系统的不完善做出反应。政府在产业集群战略中的作用应该是作为促进者和中间人，把相关参与者聚集起来，提供支撑性的基础设施，建立动态比较优势和有利于产业集聚化的制度，创造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消除创新体系的系统失效问题。在此基础上，将政府在产业集群战略中的作用归纳为12条。Boekholt和Thuriaux认为，政府在产业集群战略中的作用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下而上型的政策取向；另一种是自上而下型的政策取向。在第一种政策取向中，政府着重于培育动态的市场功能、改进市场的不完善；立足于市场的主导功能，政府只作为市场运作的助动器或缓和器，不设置国家优先原则。在第二种政策取向中，政府设置国家优先原则，并且形成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远景规划。在设立了国家优先权，接纳了对话团体之后，进一步的产业集聚就成为一个市场主导的过程，无需再由政府干预。

虽然不少学者认为，产业集群的公共政策并无统一的模式,但是产业集群研究者还是在不断尝试寻找一些具有较普遍意义的政策原则和政策工具。Rosenfeld指出，制定产业集群有关政策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产业集群的有关政策旨在加强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知识联系，满足企业的各种需要。二是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地域性。三是要注意微观、中观、宏观集聚之间政策的协同。Nauwelaes和Wintjes归纳出几个制定集群有关政策的指导性原则和政策工具，包括：一是政府必须以现有的集群为前提，制定相应规划和政策，而不能试图创造产业集聚。二是集群有关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鼓励企业的合作和网络化，其重点应放在为需要或有潜在服务需要的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服务，尤其是提供信息、建立交流的渠道和对话的平台。三是企业是产业集群的主导者，公共部门和政府只是产业集群的催化剂和剂。吕文栋构建了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作用的理论，提出了产业集群的分类标准和政府在产业集群中作用的两种模式。

综合来看，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政府介入是有必要的，至于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方式，采取何种政策，介入的程度等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尽管政府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是，政府行为决不能无视市场机制，更不能把自己的行为凌驾于市场之上。以市场为导向推进产业集聚并非忽视政府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政府应该把培育一个有利于集聚区内企业和行业发挥活力的市场机制作为政策的目标。

政府在服务产业集聚过程中的适当角色和政策行为

事实上，现代产业集聚改变了政府产业政策的传统视角。一方面，Scott认为，在产业集聚内部，需要建立合适的公共机构，规定内部共同的行动准则。政府以公共管理者的身份，为所有企业提品、协调企业间的各种关系，以保证产业集聚的持续发展，成为现实的需求。另一方面，Saxenian认为，政府面临着新的挑战，即如何建立合适的制度，才能既不牺牲个体自治和灵活性，又能加快分散化的工业自我组织进程。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并不直接管理产业集聚中的公共机构和企业，而是为本地所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和创新环境，提供促成和调整集聚企业和公共机构之间的各种联系机制，提高企业间的合作效率。尽管上述两种观点对于政府在产业集聚中的定位产生不同的见解，但都说明了政府行为尤其是采取的政策对推动产业集聚具有积极的影响。

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往往与政府以及制度因素密切相关，然而，政府部门对待服务业则可能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态度。例如，Mattoo等的研究证实，服务业的自由进入和开放对于服务业发展非常重要，不过，对于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一些服务行业经济属性之外的兼有属性可能会被过分看重，从而对其实行国有垄断经营。

另外，在经济发达、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中，教育、医疗保健等服务行业较易吸引企业投资，亦容易形成集聚。那么，政府在执行其公共职能尤其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如果过分强调通过国有或公营机构实现政策目标，就很容易挤压了私人企业的生存空间或者投资预期，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些服务业的集聚发展。

鉴于此，需要根据服务行业的属性特征，还有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对政府角色进行调节和规范，这都将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集聚。其中，陈国亮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规模与服务业集聚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他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快行政体制的改革，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对发展经济的大包大揽。傅铭认为，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初期多是由于路径依赖，政府对此的干预很少，市场起到关键作用，但是集聚区初具规模以后，政府的规划和支持就格外重要，甚至成为能否集聚更多企业的关键因素，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正确处理直接干预与间接调控的关系，以及政策的稳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在现代服务业集聚稳定发展阶段，政府只需要制定政策和提供完善公共产品，对区内企业进行引导，构建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直接干预适当减少甚至消失。

概括来说，在服务产业集聚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应构建一种适当的平衡关系，将政府的职能定位于服务产业集聚的市场失灵领域，在遵循服务产业集聚规律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确定政府干预的程度，做到政府职能的到位，提高政府行为的有效性，并注重政府权力的约束。事实上，由于服务业的特性，其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与制造业不完全相同，所以它对制度的背景、相关产业政策、以及政府管理和协调的要求更高，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政策行为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亦显得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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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储蓄率；低消费率；财政职能作用

针对目前我国一方面存在着巨额居民的储蓄余额，另一方面由于存在较为严重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使得防止某些部门经济过热的挑战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如何缓解由此产生的国内普遍需求不足和部分行业过热的矛盾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和货币等经济手段无疑是政府解决此类问题的首选。同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背景下，财政手段将是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维持经济的稳定，推动经济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最为有效的方式。

一、我国高储蓄率的成因及趋势分析

数据显示，2006年3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另据国际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的估计，我国总储蓄率（本文所指储蓄率为居民储蓄率）已经高达46%，而与巨额居民储蓄相呼应的是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却持续下降，近5年来分别为61.1%，59.8%，58.2%，55.5%，53.9%，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为59.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20个百分点，而据H・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为60%左右，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略有下降。而早在199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时，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仅有47.5%。显然，我国储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的情况并不仅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造成的，因而我国目前高储蓄率的形成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文化传统因素。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勤俭持家是传统美德，中国虽然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这种观念仍然是难以摈弃的，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适度消费，宁愿将钱存入银行，希望给女留下积蓄保证他们以后的生活必需品。因此，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国家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理财观念的，这也使得我国的储蓄率相对较高而消费率较低。

2、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存在诸多特殊的因素。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削减职能和负担的同时，并没有在全社会形成有效的组织和相应的机构来承接这部分职能和负担，因此给居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导致居民对未来风险和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偏好，同时提高了预防性储蓄的意愿，使得预防性储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由于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受到社会因素和价值（文化）因素以及家庭环境的影响，即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也会维持原来的储蓄和消费习惯，他们的储蓄率必然就会比较高。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尚未成功，国民收入仍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由整个社会群体在储蓄上保持的巨大惯性而带来的高储蓄率的情况并不会在短期内有较大的变化。据徐滇庆的分析，我国高储蓄率的情况很可能要到2015年左右才会有较大变化。因此，分析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及如何扬长避短，发挥其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二、高储蓄率对经济稳定与发展的负面影响与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必要性及有效性

不可否认，居民储蓄维持较高水平有力的支持了我国近年来的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绝不能就此认为储蓄率越高越有利。从对发达国家10年经济比较看到，1995年至2004年，德国、法国和日本居民储蓄率平均分别为：10.5%，11%和8.75%，美国和澳大利亚平均为2.75%和1.75%，同一时期美国和澳大利亚增长率平均为3.5%和3.75%，而德国、法国、日本则平均分别为1.25%，1.5%和2.25%。由此可见，储蓄率与经济增长呈长呈负相关关系。

（一）高储蓄率的对经济稳定与发展的负面效应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时期，根据哈罗德―多马有关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模型，高储蓄率无疑对此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模型中看到，模型的结论是站在投资从供给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得出的，其前提假设也是以储蓄能够完全转化为投资为基础的，但现实是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是有条件的。从社会再生产来看，在开放经济体系中，投资是为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服务的，即从逻辑上看，对投资的分析应从需求开始。如果消费需求不足或出口需求无法消耗掉国内多余的产能，便将影响社会投资的意愿，高储蓄率向投资的转化必因此发生困难，造成资金闲置或资本外溢，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潜能得不到完全发挥，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从而引发其它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1、高储蓄率有可能加剧个别部门经济过热的趋势。虽然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通常带来通货紧缩的后果，但由于有大量的闲置资金供给，因而绝不能排除在个别经济部门出现经济过热的可能。高储蓄率的存在，意味着金融机构拥有更大量的储蓄余额资源需要利用，使得某些已经出现过热趋势的行业仍然可以较轻易地以较低的利率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继续参与该行业的投资，从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行业的过热趋势。若该行业恰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那么甚至有可能导致全社会全行业通货膨胀的出现。2004年上开始出现的局部地区房地产、汽车等行业过热现象便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2、造成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将使我们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资源丰富的经济大国，我们绝不可能通过类似日本、韩国及一些东南国家和地区发展初期那样依靠“低消费，高度外向”的外需主导型道路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腾飞。何况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不可能出现这些国家当初的国际贸易条件，也不可能有足以支撑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海外市场。我国目前过高的储蓄率和低消费率显然没能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内需条件，造成我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逐年上升。

3、导致经济以外延扩张为住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固有模式是，内向经济以政府财政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速增长拉动，外向经济以低价、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产品出口来拉动，这种以投资为主的模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本国资源和环境自量，而且与诸多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几率加大，同时助长了所谓“失衡增长”的中国“增长悖论”现象。

4、反映出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形成高储蓄率的来源主要有二方面：一是高端收入家庭，另一个是底端收入家庭。在高端收入群体中，经过多年的发展，普通消费需求已经处于饱和，于是将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或者投向奢侈品消费；而在低收入群体中，挣钱少却仍要为“后顾之忧”而“减衣缩食”，也将大部分收入都积蓄起来。虽然二者储蓄的动机不同，但都造成了普通消费品产能因多数人消费愿望不足而处于过剩状态，相比之下高端消费品却供需两旺的尴尬局面。因此，目前存在的高储蓄率恰恰反映出了有这种畸形的消费结构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而由这种被称为“房车路”的某些产业链条欣欣向荣和普遍存在的消费品产能过剩的两极不公，导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压力并存，也使宏观调控陷入两难。

（二）财政的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矫正”作用

1、财政支出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在现阶段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正效应。从图（1）数据中可以明显的看到，近20年来我国财政支出总体趋势是同向上升的，而伴随支出上升是经济总体上的增长。根据有关部门财政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水平产生“溢出效应”，财政支出增长1.2321倍，经济正向增长0.7146倍（数据来源：邓元春、易扬《试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

2、“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可以有效遏止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的趋势。政府可以选择有针对性的减少税收或增加支出等财政手段，调节短期经济的周期波动。而且，在储蓄率高而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情况下，一方面财政的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政府增加财政购买支出对居民消费并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从而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会“挤出”居民消费；另一方面，由于有充足的资本供应及稳定的利率支持，也不会造成私人部门借款压力的增加。同时，在目前预防性储蓄占据相当比重的情况下，通过增加财政的转移支付可以提高居民对未来保障的信心，降低预防性储蓄用于消费，也有利于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扩张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使储蓄、消费和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3、财政支出能有效克服私人边际资本报酬递减的弊病，在现阶段可以获较高的边际报酬，从而保证长期经济的良性持续增长。由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着关键作用，强调了长期增长对公共政策的敏感性。而财政可以通过加大在诸如教育、研究开发等外部性较强领域的投资，弥补企业创新能力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突破的劣势，增加资本积累，促进技术进步，防止产生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效应，甚至促使报酬率的长期上升趋势。

三、在高储蓄率背景下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几点思路

（一）针对我国目前储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同时部分行业出现过热倾向的情况，不宜继续扩大全社会全行业的投资。但是，坚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仍是拉动需求快速增长从而保证经济稳定与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今后应该注意财政支出的部门行业指向性，要有选择地加大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投资，注重改善经济环境，加强知识的积累，避免支出范围过大产生“挤出效应”，同时遏制诸如房地产、钢铁等部分行业的过热倾向。

（二）逐渐转变财政以直接投资形式拉动需求扩大的方式，以刺激消费作为扩大需求的基本立足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实际上，经过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以及在我国目前固定资产投资率持续高位，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居民储蓄率高而消费低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已与1998年开始以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时有所不同。而通胀和通缩压力在经济发展中并存也暗示我国现时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总量问题，特别是由于收入结构失衡所带来的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应逐步回归到依靠内需的道路上来，改变以政府投资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变“建设财政”为“公共财政”，强化财政收入分配作用，加强社会保障，加大在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入，完善公平的税负制度，以提高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并制定更多的刺激消费的政策，以达到最终扩大内需的目标，从而维持经济的稳定，间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袁东.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2、陈共，财政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邓元春，易扬.试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大众科技，第05期.

4、吕炜.浅谈财政政策立足点的转变.财政研究，1994，(8).

篇10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引导；效率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3-0-01

一、产业结构调整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点任务

党的十报告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原来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转变；二是产业结构调整，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转变（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有所认识）；三是经济质量问题，由依靠资源消耗、扩大经济规模的粗放型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变。

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即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这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不断增加；二是产业结构软化，即产业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尤其是资讯和服务业之间的渗透与融合。

二、政府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依据

由于技术、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效应，政府干预经济、减少外部性对市场主体理性决策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某地区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形成，明显会受到历史和偶然事件累积过程的影响——简言之，政府行为对于地区产业结构形成和变化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它不仅仅取决于资源的要素禀赋。

因此，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适当干预经济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政府在经济总量发展方面拥有信息优势——政府显然更有机会获得某产业的投资总量、信贷规模、国内外需求状况等重要信息，制定产业政策，对市场准入和银行信贷进行规制，并适时信息，可以有效避免产业趋同现象的发生，从而减少部分新的、前景非常好的产业迅速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对技术进步非常渴望，而技术研发本身是具有外部性的行为。单个企业考虑到市场风险或者自身研发实力，更倾向于投资于技术成熟、产品市场非常明确的产业，对新技术研发显然不够投入，因此需要政府制定相关制度对此加以支持。

三、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政府主要干预方式

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很多，但从作用机制来看，可以分为直接干预手段和间接干预手段。直接干预手段包括政府直接投资（主要针对稀缺资源）、设置特定产业的进入壁垒、要素或产品的价格管制等。间接干预手段包括财政、税收、金融以及其他方面的优惠或惩罚。

在引导地方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需要明确自身优势和局限性，建立和维护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帮助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同时，政府需要充分把握经济规律，协调处理好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建立高效、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促进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另外，政府要弥补市场失灵，采取措施推动技术创新和提升人力资源储备，提升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核心要素生产力。尽管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能取代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的基础地位。目前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地方政府因为资源禀赋的相似性或者对市场判断接近，常常会做出相似的产业发展计划或者产业政策，结果导致很多地方产业趋同。一些地方政府在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采取不规范手段，比如土地“零价格”转让、快速审批承诺、极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等，结果却只是简单的恶性竞争，未能真正提业升级和转化的长期发展动力。

从宏观上考虑，政府政策主要是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包括硬件建设和软环境提升。硬件建设主要指高水平园区建设，高水平园区是形成产业集群的不可或缺的平台，能够为承接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便利。不仅有利于吸引外来企业，而且容易形成产业集群带来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确保规模报酬递增的实现。园区建设需要政府提供土地支持，以及环境规划的支持，尤其是周边配套设施能否到位，将直接影响到园区招商引资能力。软环境则在于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政府服务效率，以及强化社会商业精神和意识。

考虑到引起产业结构变化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政策也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通过财政政策改变需求结构，从而影响产业结构：人们的需求主要受到收入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改变个人的收入状况，从而改变其需求；对于资源性产品或者中间产品，政府可以还通过所得税、商品税影响其价格，从而改变企业的收入-成本核算，影响其需求；对于新技术产品，在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政府采购创造需求，鼓励企业进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研发。二是通过政策改变生产要素供给状况，从而影响产业结构：针对资本要素，财政政策可以引导资本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改变资本存量；财政、金融政策可以鼓励风险投资，增加资本存量；针对人力资本，以及一般意义的劳动力要素，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改变劳动力要素在不同产业的收入，引导要素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支持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质量，从而提升劳动效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技术方面，政府政策一方面可以提供资金以鼓励基础性科学技术知识的研发，另一方面也可以运用税收、补贴手段，对技术应用和新产品开发推广提供支持。

产业结构调整中，不同的政策也不是独立的，各项政策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因此，政府需要全面考虑各项政策的效果，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友元.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建设[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

[2]F.M.谢勒（美）.产业结构、战略与公共政策[M].张东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7.

[3]姚德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制度分析——以上海为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