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范文
时间：2023-11-02 17: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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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我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整的重要手段，对于物价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果政府能够做好两者之间的配合，就能够有效控制物价上涨，并预防通货膨胀风险。因此，我们将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概念和调控方法进行分析，并探索其与物价的影响与关系。
一、财政政策及调控手段
财政政策是我国政府在一定的时期内，按照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而对财政工作进行的指导，能够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对整体需求进行调整。从财政支出上来看，增加政府支出能够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刺激，从而增加国民总体收入；反之，如果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压抑，会使得国民收入降低。从税收上来看，增加政府税收，会对消费总需求进行抑制，使得国民收入降低；反之，降低政府税收，会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刺激，从而使得国民收入增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调节手段，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通过国家预算的方法，确定预算收支规模和平衡状态，对收支结构进行安排和调整，使其能够与财政政策目标相符合。第二，是通过税收的方法，对税种和税率进行确定，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对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进行调节，从而使国家的财力能够满足政治经济职能的需求，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并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第三，是通过财政投资的方法，由国家来进行预算拨款，对预算外资金的流向进行引导，从而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行壮大，从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第四，是通过财政补贴的方法，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政策需求进行了解，使用财政转移的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对一部分群众进行财政补贴，从而能够安抚民心，起到促进经济和谐、稳定发展的目的。
二、货币政策及基本目标
货币政策，主要指的中央银行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很多工具来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从而使得市场利率发生变化，再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对民间资本投资产生影响，最终对整个消费总需求进行影响，从而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调整。货币政策对总体需求进行调整有其“三大法则”，即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货币政策有其最终发展目标，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物价趋于稳定。物价稳定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基本目标，物价稳定的本质就是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物价的稳定与否进行判断，主要从三个指标来进行探讨，一是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数，即GDP。二是物价消费指数，主要对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支出进行反映。三是批发物价指数，是将批发交易作为对象，对物价的发展情况进行掌握。第二，是实现充分就业，确保有能力进行工作，并且有意愿参加工作的人员，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水平，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如果国家失业率过高，就会造成了生产浪费，给社会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造成失业率过高的因素主要有需求因素和摩擦性失业、季节性失业、结构性失业这四个方面。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除了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之外，其他种种原因造成的失业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应注重对需求的良性引导，从而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第三，是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是让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在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上。经济增长与各项因素都有着直接的联系，需要各项要素的综合作用，如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物质资源等等。中央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主管部门，直接对其中的资金资源进行影响，从而对资本的供给与配置产生巨大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我国物价影响效果的比较
1.政策制定主体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较来说，两者的制定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的制定主体是政府，很多决策都需要从政治层面进行考虑，其次再对经济层面进行考虑，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会直接对政治的稳定性起到影响。而货币政策的制定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民银行也是受政府的影响，很多政策的制定有政府的授意，主要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利率，从而直接对消费进行引导，对物价产生影响。由于政策制定主体不同，使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别，财政政策直接对物价进行影响，而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2.对物价影响的时间滞留不同
两者对于物价的影响，产生的时间滞留的不同。由于财政政策都是直接并对物价产生影响的，因此几乎不存在时间滞留，并且在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受到的阻力比较小。而货币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是具有渗透性的，当中国人民银行意识到经济中产生问题，再到制定货币政策，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其中存在着比较漫长的时间，其对于物价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因此，财政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比较直接，几乎不存在时间滞留，而货币政策不管在内部政策制定还是在货币政策实施的时候都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滞留问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因此对于物价的影响没有那么直接。
3.对物价影响的灵活性不同
由于财政政策的实施比较直接，中间不存在着什么时间滞留，并且其指定政策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比较直接，因此，财政政策在物价影像中的灵活性比较高，并且其作用比较明显，当下就能够看出影响效果。而货币政策的时间滞留比较长，其政策制定的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受到政府的授意和影响，但是其实施过程比较漫长，效果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显现，因此货币政策对于物价影响的灵活性并不高。在财政政策实施之后，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重点工程项目的投资，来实现消费总需求的增加，从而对物价起到一定的影响。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保障我国物价的平稳
为了能够使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共同在物价稳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实现二者的相互配合，保障物价的良性、平稳发展，我们应从政府层面和央行层面进行分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提出合理性建议。首先，我们应加强政府层面的监督和管理，在财政政策制定完毕之后，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做好对财政政策实行过程中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并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各级政府的共同配合、共同监督和管理，一旦在财政政策执行中发现问题，就要积极进行解决，确保财政政策能够在物价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由于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很多部门来共同进行协调与合作，才能够使财政政策的效果得以呈现，并且切实对物价产生影响，因此，在各部门进行协作的时候，应注重对行政效率的提升，使其能够尽快发挥最终，从而在物价稳定上产生作用。其次，我们应做好对央行工作的管理，注重提高其工作效率，并且使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在透明、公开、公正的环境下进行，并且保障央行的独立性，使其尽可能多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央行要根据经济情况的不同，来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并且要做好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确保货币政策能够实现贯彻执行，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从而能够对物价产生一定影响。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依然处于需要提升的阶段，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使得央行的各种市场操作存在着一定困难，有的机制在执行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将会使得时间滞留更加延长，从而给整个政策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重视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其更加繁荣，从而有利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五、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物价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物价直接影响着我国消费者的收入和之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物价的影响效果有着一定的区别，我们应分别对二者的概念和手段进行了解，并对两者在物价影响方面取得的效果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出积极、有效的改进措施和方法，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向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丁一.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分析[D].吉林大学,2016.
[2]刘驰.我国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6.
[3]赵丹婷.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下我国经济波动及货币政策规则选择[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5.
篇2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 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参考文献
[2] 陈银娥。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 朱忠明。中国货币市场发展新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4] 巴曙松。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 胡海鸥。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6] 王朝弟。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热点问题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篇3
【关键词】稳健 货币政策 理论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我国来说仍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要考虑各种外部条件以及环境将来发展的趋势，其次是提出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并其能都在经济的运行中发挥作用，最后是解决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措施。
一、货币政策的有限性分析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需求通过货币的形式来体现，购买力则需要通过货币几次周转来完成。当人们的消费水平增加，市场货币的容量也加大的，这时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可以有效的控制社会购买力，同时，货币政策也是有效的；当人们的消费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时，也就是说社会需求被购买力占满，这时，增加货币量对满足社会需求就没意义可言了，这个情况下，提高货币的供应量来应对货币政策效果显然是比较弱的。
货币变量的变动是否对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体现。如果货币变量选取M2，实际经济变量选取GDP；以GDP为因变量，M2为自变量选取1988到1995年和1996年到2005年两个区间段的数据，建立如下对数模型：log（GDP）=a1+a2*log（M2）（其中a2是产出对货币供应量的产出系数。）
模型一：1988年到1995年
Log（GDP）=0.7216542022*log（M2）+2.944403412
（t=30.28454）（t=13.8157）
R2=0.983807，{整后的R2=0.982836，F=917.1533
模型二：1996年到2005年
Log（GDP）=0.5001647941*log（M2）+5.386047285
（t=23.12045）（t=21.89757）
R2=0.9986402，调整后的R2=0.9886654，F=528.3951
结果分析：对相关性的计算指标进行分析，在1988到1995年，M2的弹性大，国民生产总值随着其增长；1996到2005年，M2相对弹性较小，国民生产总值也随着其增长。数据分析说明了，货币的供应量对生产总值得影逐渐减弱，想要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还需要加大货币的投量，但在稳定货币方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稳健货币政策是最佳选择
（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基本不存在
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克服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这是根据后凯恩斯经济学得来的。通过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了利率，提高了均衡产出。高利率会对民间投资和个人投资产生阻挡的作用，使人们挤出一部分货币，用挤出的这部分货币进行个人的消费，这就是“挤出效应”。就我国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扩张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投资支出来进行的，我国的基础建设如能源、铁路、电信和城市建设都是用国债及其他府投资的来进行的，这些都是民间投资和个人投资无法涉及的领域，所以就我国来说不存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我国对银行的利率是有硬性规定的，还没有完全实行利率化市场，由此可见，进行扩张财政政策，不一定会使利率提高。另外，考虑到我国的国情以及外部条件的影响，挤出效应的观点可能不适合我国国情，也就不需要与扩张财政政策相互配合了。
（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预防通货膨胀
流通性是货币具有的一项基本性质，在货币的流通性足够大的情况下，货币的供给需求就越大，对即期总需求的影响就越明显，反之，作用不大，而使未来总需求可能增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储蓄存款越来越多，中国金融资产的各种产品之间的替代品是有限的，还有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存在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假如让扩张的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互联合起来，那么将会对社会的经济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选择运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可以缓解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所带来的压力，并且可以阻止财政扩张对经济稳定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很好的效果。
（三）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主动的货币政策
对稳健的货币政策来说，稳健货币政策是一种中性的政策，不仅要具有可以及时调整政策实施的方位的灵活性，还要有可以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的协调性。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增加了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准备资金；国家积极组织商业银行购买财政债券、购买国债，在购买国债的同时还在贷款方面对其有优惠政策，这样就可以做到既支持了到支持财政政策的发展，还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降低人民币存款的利率时，国债的息票率也随着其降低了，使国债的发行成本降低了，使用资金成本也降低了，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收益，还支持了国家财政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引导资金流向、启动投资和调整经济结构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可见，中央银行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财政政策”是把银行吸收的可以使用的储蓄作为基本资源，通过商业银行的购买，使其变成长期的、可使用的资金，储蓄转为投资，确保经济增长率，降低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的风险，保证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
三、完善我国稳健货币政策
就当前比较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来说，任何针对性强的、过激的政策都是不可实施的，这时稳健货币政策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在目前形势还不很清晰明朗的情况下，对货币政策的微调和预调就显得尤为重要。
坚持货币政策为基本原则，实施稳健货币政策，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实施货币政策原则，在此基础上，保持币值的稳定性。当下的生活中，货币已经深入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与所有的商品以及劳动进行交换。生活中，货币可以满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需求，是使资本走向舞台的动力；目前的金融市场中，它可以引导市场经济的资金流量，影响物价水平，对投资、产出、消费和国际收支趋势等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我国的市场经济来看，不能单一实施稳健货币政策，还要加强多方面的协调与配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要考虑全局，加强“均衡”的理念，加强政治协调[1]。在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要拿出一套调整货币政策的对策，也不能偏离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方向。
篇4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基点，是指能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共同发挥对经济调节作用的最佳结合点。这个因素既可能是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同时又可能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二者协调配合的最佳结合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点应当一头连着财政收支的管理结构，另一头关系到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调控，有互补互利的作用。因为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是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而货币供应量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提醒我们，两大政策的协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自以自己的调控内容与对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效应的相互呼应。另一种则是两大政策的直接联系，也就是所谓政策操作点的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处在变革之中，其结合点也会因此而变动。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有两大基点：一是国债；二是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四，信贷集中与“惜贷”并存，扩张的货币政策缺乏必要的传导机制，淡化了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当前，一方面，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供给型资金与经济发展急需的巨额资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运用。截止到2002年末，预计全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将超过4.5万亿元，比通货紧缩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万多亿元，其中近几年新增近2万亿元，银行资金运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和效益滑坡，金融运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各产业主体又急需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财政可支配资金无力担此重任，“造血”与“输血”严重脱节。如何将充足的金融资源总量优化、结构配置到各产业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下，从1997年开始，中国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银行内部法人制度和授权授信制度，银行评估项目、管理资金更为严格、谨慎和科学，同时也削弱了整体金融供给资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机构无贷款审批权限）。这种日趋理性的经济金融环境降低了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形成了信贷资源向优势地区（沿海地区）、优势行业（电力、电信、烟草等）、优势企业（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集中，且呈不断强化的态势。内陆地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闲置与营销“惜贷”的结论。对此有人从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上寻求破解上述课题的答案。从疏通传导机制出发增大积极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当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确立以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行传导机制和载体，形成与市场金融运行相适应的风险利益配置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主体在传导货币政策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的体制诱回，是克服信贷传递渠道不畅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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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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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经济现况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财政收入绝对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且增长的速度不算慢，但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对数来看，则是 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开始加快。因此，根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划分，中国财政运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1995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阶段是1996年至今，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约1.89个百分点；2012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为22%左右①。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是积极的，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有利条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活力迸发；财政金融运行稳健，调控回旋余地较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一是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受外需明显减弱影响，出口面临的困难加大。刺激消费的政策效应逐步减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消费增速稳中趋缓，新的经济增长点需加速形成。二是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在“八连增”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难度较大。“两高”行业扩张依然偏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科技创新仍面临制约。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日趋尖锐，节能减排形势更趋严峻。三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2012年需求拉动和2011年价格翘尾的影响虽会有所减弱，但劳动用工、节能环保等成本上升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国内部分农产品供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部分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亟待理顺，加上全球货币流动性仍比较宽松，物价上涨的压力较大。此外，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复杂，经济金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总的来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但面临的形势将更为复杂严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时，“十二五”规划中有些重大项目需要开工，已经开工的项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持重点领域改革等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近几年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始终注重通过加强财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财政风险，目前我国的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还处在安全的区间。综合分析，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本质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的政策主张。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国际经济协作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近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要继续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补贴和转移性支出，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通过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消费。
第二，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十二五期间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增加以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促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加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投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安排好这些公共投资，既扩大内需，也为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综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完善增值税制度，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顺利推进成品油税费改革，公平税费负担，推动节能减排，促进科学发展。对住房转让环节暂定减免一年营业税。进一步提高纺织、服装、石化、电子信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多次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国在编制国家预算的时候，始终注意加大对民生财政的支出。压缩一般性的支出，重点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出，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创新，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国家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五，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家需进一步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推进自主创新，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继续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加快建立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落实各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地区区域发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1. 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2005年，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发出通知，下调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涉及很多“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此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有利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贸易顺差。这次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费品的出口退税，另一方面提高了装备工业、高科技产品的退税，由此有望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过多依靠价格优势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顺差过大的局面。
2. 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扩大进口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促进贸易平衡的重要举措。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为进口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支持，清理进口环节不合理的限制措施。进一步优化进口国别和地区结构，积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进口②。我国政府应立足于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口商品结构这一目标，对所得税和关税领域的某些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如取消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全面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两税合一”；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对民族经济的拉动作用灵活调整所得税税率；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适当调整进口关税的行业结构等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前11个月，中欧双边贸易总值为3，929.4亿美元，增长22%。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③。
三、国际经济协作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协调的大背景下，随着商品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因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健运行，还应当促进更有效的国际经济协作机制的建立，应对来自于外部的冲击。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可划分为七个阶段：
1. 从1979年至1992年
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
2. 从1993年至1997年
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
3. 从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那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中出现的贷款、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4. 从2005年至2007年
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标出发，中国在2005 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双稳健”政策延续至2007年，当年第三、四季度，通货膨胀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个月通胀率分别达到6.5%、6.9%、6.5%，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9%。由此，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超过经济下滑的担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抵御通胀的必需手段，面对当时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过热风险和不断增加的通胀压力，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2008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向“从紧”。
5. 从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开始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年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6. 从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来，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恶化与扩散，已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通货膨胀的压力迅速缓解，预计第二年经济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经济下行风险。基于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宏观调控的基调确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经济政策相应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7. 从2011年至今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回升向好，工业生产强力反弹，国内需求强劲，三大增长动力协调性增强，经济发展总体上呈“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表示，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消费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综合因素影响下，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预计gdp全年增长速度将达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将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转入稳定增长阶段，总体策略是“审慎、灵活、积极、稳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④。
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进，我
们可得出以下启示：一般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在运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应选用另一种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运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固守一种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适应变化的形势而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经济形势是稳定的，也不能一成不变的长期使用某一种政策，否则往往是正效应递减，而负效应递增，不仅不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而且还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本文由收集整理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特点，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二）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建议
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
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产生政策效应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根据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响经济运行，调控效果更为直接、力度更大。但长期采用，容易引起过度赤字、贸易逆差和挤出效应。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具有灵活性、伸缩性的特征，可以频繁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复杂，政策传递带有时滞，其作用发挥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应用，既要区别开来，又要配合使用。
2. 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汇率机制是否完善，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已经成为共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应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进，而且，要与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的结构改革密切配套进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丧失和经济成本加大。
3.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难题之一。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要进一步加快国债市场发展，改革国债发行交易制度，建立统一的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增加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空间和灵活性以有效控制货币信贷的扩张；在现有资金市场的基础上，组建由中央银行调控的资金市场系统，包括短期拆借市场、融资券市场、短期票据市场以及贴现市场等，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市场工具调控金融市场提供基础，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
4. 建立和完善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宏观调控体系
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规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5. 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矛盾，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发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只有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我国经济才能步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
四、国际经济协作下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用的经验总结
财政政策与货币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采取何种搭配模式，主要取决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还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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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政策取向上配合适当。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1)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2)2005年前5个月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一直稳定在14%左右,狭义货币M1还曾经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目标。(3)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4)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M2增速开始稳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从M2看货币供给比较宽松,但M1和贷款增长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
(二)具体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进。
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以住房贷款为例,虽然在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人民银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当时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产业的一片反对声,在国务院18号文件下发后实际上没有产生效果。随后的一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对总量和几乎全部行业的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台。从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住房贷款优惠利率调高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这样,从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调高房贷利率经历了2年的时间,决策时滞较长,而且调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为5.51%(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比废止的优惠利率5.31%仅高0.20个百分点,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尽管央行同时还决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这一规定的约束力很弱。
在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更适合结构性调控的财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决策时滞更长,执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2005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下发,比央行利率调整晚了近两个月。该通知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该通知体现了财政政策中税收手段的行业调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机和高档住宅投资。但它调整的仅有营业税一项,契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仍继续执行。而且,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房地产投资过热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产业,这样就很难保证该通知在实际执行中得以切实贯彻。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体政策措施配合不顺畅的背后,是一些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决的是国债发行体制、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以及财政货币两部门沟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基点,短期国债应该是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国债余额管理尚未正式启动,严重制约了短期国债的发行。2005年前9个月,财政部共发行了10期记账式国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291.1亿元。其中,跨市场发行比重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个百分点;1年期品种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品种占比已经降到50%以下。1年期国债发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跨市场发行有助于打破国债市场分割局面,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都反映出财政部门与央行相协调的努力。但最适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仍是空白,这归因于现行国债发行管理体制,没有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只有实现余额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债的滚动发行,从而完善人民银行所持债券资产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也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2003年以来,政府存款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开市场操作及央行票据发行的压力,起到了对冲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基本上都能实现超过预算的水平。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余额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前三季度起回笼基础货币作用的政府存款会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向变化,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给公开市场操作带来更大的压力。而无论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时使用,这都是人民银行不能决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2005年前7个月,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亿元以上,在同期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有力地缓解了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财政集中花钱的情况不能改变的话,将不利于年底的公开市场操作正常开展。
财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问题的背后反映出财政、货币两部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作为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下设的财政金融司,负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负责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这本身就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专门机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中也有“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的内容,而且其委员中有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高级官员,也构成了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基础性机制。但在实际经济管理中,财政货币两部门的沟通往往不够及时,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只召开一次例会,这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实施监测经济运行的长处,不能及时交换两部门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制约了现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结构调整背景下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将是这一年的重要特点。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的长处就在于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财政政策将延续2005年的着力点,继续保持稳健态势,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仍着重于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具体方向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会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会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将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2005年净出口超常增长,上半年出口3423亿美元,进口302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96亿美元;而1~8月累计创下608亿美元贸易顺差纪录,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这种巨额顺差的背后实际上是超高的居民储蓄率。因此,2006年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还应该着力于提高消费率,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二)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篇8
摘 要: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通过判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只依靠一项或两项经济政策不可能实现调控目标,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从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出发系统论述了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及其前言,对当今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政策协调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政策协调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政策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7)08-0003-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现｡
从内部经济运行状况来讲,目前最为突出的,是流动性过剩问题和消费与投资关系失调问题;从外部经济运行状况来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对外贸易带来的巨额顺差,使人民币受到来自外汇市场和外国政府两方面的升值压力;低价促贸政策,也引来许多国家的反倾销,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国经济蒙受损失的金额也越来越大｡此外,中国经济还存在产业结构落后､经济效率低下等众多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看,现在的中国经济可谓“内忧外患”,经济增长进入到了关键时期｡
对上述问题做一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些问题环环相扣,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流动性过剩让人们想到外汇占款过多,而外汇占款过多是由中国僵硬的汇率制度和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引发的;但是如果放开人民币汇率,将会有众多的外贸企业倒闭｡如此看来,似乎中国经济走入了一个死循环｡那么,如何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何避免像日本那样因为结构改革而失去十年增长,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及时､稳健地完成经济改革等,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政府与市场谁更会走向失灵,在理论界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统一答案;但是,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困难,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却是十分必要的｡面对上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或一､两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协调各种经济政策工具和手段,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宏观调控中二者的协调配合一直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国际收支形势的改变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逐步完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将产生直接影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作为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政策,相互之间存在诸多结合部;而这些结合部,正是经济运行中的关键环节,对经济协调､健康运行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本课题组将致力于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发挥作用的相互结合部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努力寻找各项政策间的协调配合模式以及各项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具体协调方式｡希望这种探讨和研究,能够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以及与之相关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对于充分发挥各项政策作用,减少政策摩擦,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等,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和依据,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尽微薄之力｡
二､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
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都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因此,在同时使用这些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并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这也是前人在研究经济政策相互协调问题时,十分重视的｡
(一) 国外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成果
经济政策协调这一问题,最早是由新古典综合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最初只涉及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问题;后来,经过长期的探索,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配合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并逐步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若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大致做一归纳,可发现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如何协调,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如何协调｡
1.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
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协调的研究中,新古典综合派最早提出了在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经济调节过程中,应当辅之以必要的货币政策手段的观点,显然,他们的分析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展开的｡
20世纪60年代,Robert Mundell和Marcus Fleming相继发表文章,在IS-LM模型的基础上加入BP曲线,即国际收支平衡线,将原模型扩展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模型｡该模型的政策意义相当明显,用IS代表财政政策,LM曲线代表货币政策,BP曲线代表汇率政策,通过曲线的移动即可分析出适宜的政策搭配｡
伴随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有关政策协调问题的探讨也开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展开｡但是,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必然要求在中央银行之外再加入一个财政政策制定的主体,这样,将使模型变得非常复杂,所以一直没能深入下去｡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也就是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 以及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所提出的模型｡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模型于1995年提出,他们研究了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将私人部门效用､资产市场和商品市场调整速度差异结合在一起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设计了相应的模型,其特点是将私人部门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引入模型｡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模型建于1987,虽然在他们的模型中假设货币当局是唯一的政策制定者,但是该模型中确实已包含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的内容｡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人们又发现统一的货币当局(如欧洲中央银行)与各国财政当局之间的协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并越来越重要,因此,现在人们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也愈益集中在这两个机构的协调方面;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很难独立运行,因而各国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也受到高度重视并推动国际政策协调理论得以蓬勃发展｡
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的研究
我们知道,现代经济是在开放的条件下运行的｡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同时存在内部和外部两个均衡,而这两个均衡之间是有冲突的｡因此,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时,必然会考虑到汇率制度因素｡最早描述内外均衡冲突的是英国的J. Meade｡他在1951年出版的《国家收支》一书中率先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内外均衡矛盾的问题,即所谓的“Meade冲突”｡Meade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一国干预经济的政策只能通过调节总需求达到目的,这便可能会出现内外均衡顾此失彼的局面;他列举了内部经济状况与外部经济状况的不同组合,其中经济衰退 / 国际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 / 国际收支顺差两种组合存在内外均衡的冲突,扩大总需求将进一步恶化国际收入,而实行紧缩的政策将进一步增加国际收支顺差｡
在Meade之后,Jan Tinbergen和R. Mundell先后提出了对内外均衡冲突进行政策协调的原则｡荷兰经济学家Tinbergen认为,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必须至少有N个线形无关的政策工具;如果把内外均衡算作两个独立的政策目标,那么仅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假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通过改变支出增减来影响经济)是不够的,还需要其它的政策工具｡美国经济学家R. Mundell则提出了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Mundell假设不同的经济政策是由不同的主体做出的,他的结论是,如果每一个政策工具被合理的指派给某一个政策目标,在目标偏离最优水平时按规则加以调控,那么即使是各经济政策分别由不同主体控制的分散决策情形下,最优目标仍有可能实现｡Mundell认为应当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而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除了使用政策搭配来解决内外均衡矛盾的原则之外,Mundell和T. Swan还各自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搭配建议｡
3.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协调的研究
在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搭配方面,做出贡献的学者及其成果主要有:Brander和Spencer(1995)率先对战略性促进出口的政策进行了研究;Collie(1994)认为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展开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会因外国政府的出口补贴而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Dixit和Grossman认为如果诸如技术人员等共同要素投入各垄断性出口产业,则对共同要素的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其价格上升,可能抵消个别产业的成本削减(1986);Eaton和Grossman(1987)认为,企业针对其他企业产量的变化做出调整的方式不同,使得贸易政策介入的方式也不相同;Marukusen和Venables认为,如果本国企业向国内供给时边际成本递增,则促进出口的政策是不利的;Brander和Spence(1981)和Ito(1988)对战略性的国内产业保护政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二)国内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政策的协调主要由政府部门通过各种计划来完成,所以,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伴随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以及市场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再加上对外经济开放进程的逐步加快,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重要从而也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颇多｡所以,中国国内对政策协调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之后进行的｡
在国内对政策协调问题的研究方面,总的看来,我国学者主要以问题导向分析居多,并且大多侧重于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蔡一珍和郑榕(1999)利用IS-LM模型分析了不同汇率制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使用Swan图解分析了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除此之外,还比较了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不同,汇率政策可以采取本币升贴水的措施,财政政策则可以采取进口补贴､进口税,出口补贴､出口税的方式,两种政策的不同取决于进口国或出口国进口需求弹性的不同｡郑超愚和陈景耀(2000)根据郑超愚(1996)的结构主义模型(由汇率制度､利率政策和通货膨胀外部响应方程组成)揭示了非均衡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扩张性操作的外部约束,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实际贬值是通过通货紧缩途径实现的,并提出在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采取适应财政政策的货币供应管理模式｡刘尚希和焦建国(2000)从中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这一特点出发,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出发点应当是总量平衡和资本积累｡王勇(2002)归纳了本外币政策协调即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的六个层次,最低级的是信息交换,即独立决策的各国政府相互交流自己的政策信息,避免误判;第二个层次是危机处理,指各国在危机之后进行共同的政策协调以处理危机带来的不良后果;第三个层次是避免共享目标变量的冲突,避免为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而相互恶意竞争;第四个层次是合作确定中介目标,是说各国在调整可能对国外产生影响的国内经济变量时,要进行相互协调以避免溢出效应;第五个层次是部分协调,指不同国家就国内经济的某个部分目标或工具进行协调;第六个层次是全面协调,顾名思义,即将不同国家所有主要政策目标和工具都纳入协调范围,从而获取政策协调的收益｡范志勇(2005)通过理论模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政府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汇率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的替代取决于政府福利函数对两种政策的敏感程度和产出对两种政策的弹性,而他在实证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对产出短期波动的影响大于汇率政策,时滞也更短｡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注重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相互协调以外的包括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制度因素在内的共同协调的分析和研究｡任碧云(2005)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国际收支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确定和维持造成很大冲击,所以为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资金和经济的内外协调,既要保证国际贸易和国内货币供求之间的均衡,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和国内资金供求的均衡,还要充分利用调整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政策与工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中国货币､资金与经济的内外协调运行的四点主张,即:调整贸易战略,改善国际收支结构;改革汇率制度,促进本币政策与外币政策的协调;合理引进外资,促进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促进资本输出,大力鼓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龙小海,叶子荣和张吕(2006)在IS-LM模型中加入制度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函数,制度变迁进程,政府管制力度;并假定由于中国市场化不完全,IS和LM曲线之间存在同步移动的关系｡在利用修正后的IS-LM曲线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之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利率政策要与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相配合,才能尽快实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而由于中国现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不顺畅,所以货币政策还需要有财政政策的配合｡
三､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实践
(一)美国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
由于美国市场经济发达,市场机制和体系完善,政策传导机制健全,所以,美国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工具､手段的运用,就能够对经济运行取得良好的调控效果｡也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政府也就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来实施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而且,美国的实践,也充分地验证了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就在新古典综合派学说的指导下,执行以财政政策为主､辅以货币政策的政策搭配;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是美国经济一直稳定增长至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
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局面,当时执政的Carter政府(1977―1981)和1981年以后执政的Reagan政府,实行的基本都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在收到了比较好的抑制失业效果的同时,也使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为了应对由通货膨胀带来的公众不满,美联储从1979年10月开始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说,美国政府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基本实施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增快,而且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水平,成为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佳话,也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政策取向中,财政预算盈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迹象｡2001年刚上台不久的George W. Bush政府,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于2003年5月通过了总额达3300亿美元的减税案;美联储也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开始连续12次降息｡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好转,生产率节节攀升,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使得美国陷入“双赤字”的境地｡2004年,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又开始显现,于是,美联储从2004年6月开始至今,又已经连续17次加息,使基准利率由1%升至了5.25%;2006年8月8日和9月22日召开的两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也都作出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的决定｡
(二)中东欧国家转轨时期政策协调的实践
中东欧国家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之一是高通货膨胀,它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并严重地影响了经济转轨的进程｡所以,治理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就成为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
中东欧国家部分政党和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引起通货膨胀的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控制货币供给总量和货币流通量就成为克服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基本出发点｡那么,运用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控制住货币供给总量和货币流通量呢?中东欧国家主要运用了以下政策｡
1.运用财政政策调节｡首先,实行严格限制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政策｡中东欧国家以强制手段对国家财政预算进行了结构性改革,实行了大幅度缩减国家行政开支､停止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取消出口补贴等措施;其次,实行严格限制国家投资的政策,以抑制过高的投资需求;第三,实行严格遵守计划预算赤字､禁止以印刷钞票填补预算赤字等硬预算政策;第四,提高税率,取消税收优惠｡
2.运用货币政策调节｡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1)政府与中央银行共同确定发行货币量的原则,并使其符合反通货膨胀的要求;(2)不允许国家银行以发放无息贷款方式填补国家财政预算赤字;(3)国家银行取消优惠贷款;(4)调整法定储备率(或称法定金准备比率);(5)公开市场业务;(6)提高贴现率;(7)调整银行存款利率;(8)大幅度提高银行贷款利率;(9)提高抵押贷款利率;(10)商业银行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存款量;(11)控制外商短期存款流入｡
3.实行市场汇率机制,本国货币自由兑换｡为抑制通货膨胀､调整国内价格体系､增加美元储备､坚挺本国货币,一些中东欧国家在90年代初开始实行了统一的､浮动的市场外汇汇率,建立起本国银行之间的外汇市场｡即使在90年代初没有实行市场汇率机制的国家也大幅度提高了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正式汇率,缩小正式汇率与美元在自由市场汇率之间的差别｡
此外,中东欧国家还通过增加商品市场供给､进一步调整价格体制等手段配合上述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三)日本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迅速实现经济的重建,日本采取了“双松”的经济政策｡具体体现为: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转移支付,减免税收,同时实行“贷款额度优先”政策,对重点行业提供优惠贷款｡“双松”的经济政策使战后的日本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也陷入“滞胀”之中｡面对“滞胀”,日本政府首先采取了“双紧”的政策搭配来治理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得到一定遏制之后,马上采取“双松”的政策搭配治理经济的停滞不前｡“双紧”+ “双松”的政策搭配,使日本经济再次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并一直保持到上世纪90年代｡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陷入深刻的衰退之中,日本银行不得不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同时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当扩张的财政政策引致严重的财政赤字时,日本政府又被迫放弃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此举使得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在整个90年代由于一直拿不出立竿见影的好办法,草率的数次更改政策方向,直到小泉内阁上台,决心进行结构改革以后,日本的经济政策才趋于稳定,但财政政策已经基本失去杠杆作用｡2003年下半年开始,受来自中国的进口需求强劲增长的刺激,日本经济出现复苏现象,内需保持持续增长,通货紧缩缓解,出口增长较为强劲,就业形势也有所好转｡2006年7月14日,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决定放弃实行了5年零4个月的零利率政策,日本进入紧缩货币政策时期｡
(四)德国经济政策协调的实践
1990年,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顺利合并,实现了德国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国民经济,实施了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前东德地区的基础设施投以大量资金,并对前东德地区居民给予了数额庞大的转移支付｡与此同时,德意志银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利率水平上升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此之后,德意志银行继续保持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对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提出批评｡这种政策搭配,使德国多年来保持了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同时也产生了贸易赤字,并且充分就业的压力也较大｡
欧元的诞生给各成员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带来历史性的转变,维持欧元币值稳定成为最重要的目标｡为此,各国将货币政策让度到欧洲中央银行并由它制定欧元区货币政策;各成员国丧失货币政策后,财政政策自然上升到更重要的地位｡ 但是,欧盟对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也有所限制, 1997年欧盟通过的 《稳定与增长公约》 规定: 欧元区成员国公共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其GDP的3%, 国债不得超过其GDP的60 %,否则将受到严厉制裁｡
公约签订后,德国的财政发展大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年到2000年),德国为欧元的诞生以最后“冲刺”的态势把赤字比率降到了公约的标准;第二阶段(2001年至今),德国财政赤字急剧扩大,财政政策面临严峻挑战｡根据黄立华(2006)的分析,德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财政收支不平衡,赤字超过条约规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诉求与降低赤字的迫切任务之间存在矛盾;欧盟经济政策趋同与德国经济景气之间不相吻合｡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两德统一的后遗症至今仍旧影响德国的赤字水平;高税收面临减税压力,而联邦政府减税后短期内扩大赤字,长期增长效应又不明显;社会保障支出压力过大,政府财政支出难以削减;失业问题严重,劳动力市场缺乏活力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德国政府近年来在积极致力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税收制度､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政策协调等各项经济政策操作层面的改革和配合｡
篇9
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格外关注。中国经济增速是否会继续放缓？扩大内需和调结构如何才能落到实处？控物价、惠民生如何让老百姓得到真真正正的实惠？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化调整的关键点又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和把握？专家们对此将作出权威解读。
“稳”与“进”新解
主观点：“要更加立足国内需求，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当前，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美国经济陷入高失业、高负债的困境，世界经济前景低迷。国内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经济增速逐季回落。
“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态势，所以要‘稳’。同时，也要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最终让百姓享受到更多发展实惠，这是‘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分析认为。
针对宏观调控，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日前指出，预测2012年经济增长将降至8．6%－8．7%，但仍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短期看，货币政策不会出现重大变化。资金供应会恢复正常状态，基本不会再收紧。政策“微调”则更多是针对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的状态。
樊纲指出，对于欧美危机的基本前景还没那么悲观，美国由于很强的我修复能力和创新能力，从现在开始再有三年的低迷，也就是1-2%的低增长期。是否会低迷五年，还需要再观察。 欧洲的情况复杂些，至少做好五年低迷的准备，基本在0-1%的增长状态。债务问题迟迟未从根本上解决，有时就得靠时间逐步熬出去，把这些问题在时间熬的过程当中基本消除。
樊纲认为：“中国没有出现大的泡沫，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即使房地产市场，它也没有形成大泡沫，中国房地产业未来会是一个软着陆的过程，现在就处在这个当口上。”
“外需变化我们难以左右，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更加立足国内需求，要更加突出结构调整，要更加依靠改革创新，要更加重视改善民生，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指出。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逻辑没有变，房地产调控会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关键，因为这涉及投资、经济增速和系统性风险，不要指望货币政策放松。他认为，基于中国目前的财政赤字状况，仍然有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余地和空间。
夏斌表示，在主基调不变下的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发展，关键在结构调整，结构能不能调整过来，关键在财政政策，不要指望货币政策放松。财政政策是这轮宏观调控能不能坚持下去的关键，也是结构调整的关键。“基于中国目前的财政赤字状况，仍然有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余地和空间。”他认为，必须加快财政结构支出制度的改革，加快结构性紧缩的步伐，向战略型行业倾斜，特别是小微企业倾斜，向有助于扩大消费型的各种资助体系，包括社保、医疗教育等等。同时，也必须向补贴支出倾斜。因为今后一两年内中国物价上涨压力很大，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是翘尾因素，也有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这决定了物价将趋于温和的上涨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政府要补贴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改革往前走，结构调整往前走，而不是简单的采取总量放松的政策。”夏斌说。
“稳增长”应对下行压力
主观点：“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
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速已从今年一季度的9.7%回落到三季度的9.1%，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失速”的担忧再起。
这次会议在提出明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时，第一条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会议指出，稳增长，就是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2012年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房地产，房地产的风险非常非常大。全国各个大中城市空房都非常多，我看上海的空房也不少。空房多就是危险，这些房子并不是真正地被需要，空在那儿了，不住人了，它们是用来投机的。大家知道，投机赚钱是真正财富的创造，但是变成泡沫就不一样了，泡沫不是财富创造，它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风险。
“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增速适度回落是我们期望的。但要防止经济增速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指出。
会议提出，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
“积极财政政策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虽方向不变，但将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在建项目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王一鸣分析认为。
“十八字”“主线”将成明年经济指针
主观点：“维持经济平稳增长，不出现大起大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中国经济定下“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十八字无疑将成为明年中国经济指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双政策组合保持不变。专家表示，货币政策“稳”字不变，但政策侧重点与2011年相比略有所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如果说2011年的“稳健”重点是为了抑制通胀，那么2012年的稳健可能更多是推动结构调整，维持经济的平稳增长，不出现大起大落。
“因此，在2011年的政策基调里，货币政策中‘稳健’的含义更多强调‘偏紧’；而2012年货币政策‘稳健’的含义可能更多强调的是回到‘常态化’的环境中，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巴曙松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宏观经济的稳定是针对目前的走势来讲，不使增长速度大起大落，这是明年的主要工作任务，要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政策就不能有很大变化，所以必须保持政策的基本稳定。
赵锡军指出：“但宏观经济增长的环境不受控制，特别是像2012年，我们可能会碰到更加复杂或难以把握的外部环境。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消除外部环境带来的负面作用，这就需要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灵活性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干扰，使经济能够保持稳定。”
目前市场对欧债危机恶化的担忧仍存，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又面临着下滑危险。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特别提到“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有观点表明，明年来讲，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在执行上比今年要更加松一些。从财政政策来讲，积极的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当偏松一些。货币政策微调主要是在货币供应、信贷投放上，今年以来实际执行的肯定是偏紧的。对于财政政策当然就是结构性减税，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增值税的扩围、个税的调整，因为今年的财政收入情况比较理想，2012年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保持一定的减税的规模和水平。
应对经济困局 稳增长与控物价并重
主观点：“尽管短期物价上涨压力有所缓解，但是明年物价稳定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宏观调控要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会议强调，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专家表示，为防止价格反弹，财政政策将继续结构性减税，加大民生领域投入，货币政策将注重微调预调。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推动明年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表示，与去年不同，会议强调了“稳中求进”，因此明年重点主要落在一个“稳”字，包括稳增长与稳物价。
业内人士认为，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影响，非食品价格涨幅小幅下调。近期PPI涨幅出现快速回落，后期还将传导到CPI，同时食品价格涨幅趋缓。初步判断，当前物价不会出现2011年大幅快速上涨，未来或将继续下行。
尽管短期物价上涨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明年物价稳定仍然不可掉以轻心。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控物价就是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出现反弹。
专家表示，尽管今年会议提法上把“稳增长”放到“控物价”前面，但是稳定物价、巩固房地产调控成果，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和重要环境构成。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表示，只有经济增速保持一个合理的区间，就业能够相对稳定，价格能够稳定在一个比较低位的区间，那么宏观经济才会稳定。
目前，我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宏观调控初步取得成效，物价总水平已经进入涨幅回落的下行通道。
不过，不少专家预测明年的物价形势依然严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市场里推动价格上升的因素依然存在，在2012年也还会存在，明年为了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仍然要继续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而稳健的货币政策作为调控的一部分，在明年是不会变化的，物价的总水平应该会得到控制。
祝宝良认为，价格上涨是正常的，目前物价压力不完全是货币的压力。他进一步解释说：“现在通货膨胀的最高点已经过去，输入型通胀也下降了，国内的货币调控也已见效，同时，与农产品价格的周期也有关系。明年物价压力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环境成本、资源性产品价格，包括美国欧盟如果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后，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的反复，所以压力主要在这些方面。”他表示，这种价格上涨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但不能让其增长过快，要稳定在一个水平上面。
巴曙松说，2011年的货币政策全年基本贯穿着将“抑制通胀放在首要位置”这个主线，尽管从全年角度看，CPI可能在5.5%左右，高于年初确定的4%左右目标，但最近的CPI月份数据已回到4%左右，“抑制通胀”这个目标基本达到预期的趋势和方向。
“在经济环境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中国明年政策基调与今年相比是比较一致的。同时，由于中国今年财政支出状况较好，能够提供足够的财政资金支持，推动明年“调结构”这样一个政策基调”。巴曙松说
坚持楼市调控不动摇 力促房价合理回归
主观点：“宏观调控是让经济稳定增长，而不是让某个行业出现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说：“所谓的房价合理水平要从两点来理解。一是，老百姓应该可以买的起房子，这就算合理；二是，跟相对的价格水平比，房价不应超过CPI过大，应该和CPI差不多，那么这样它就是合理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国际上有一些相应的标准，比如与收入水平相差5倍或者6倍，可以作为参考。另外只有到达百姓能够接受的程度，才是一个合理的水平。”他指出，房子问题是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让百姓住的起房子，通过买或租能够负担的起，这才能算是一个合理的水平。
祝宝良表示，目前房价的相对水平还是高了，所以这个政策是不会放松的，银行业的经营压力不会对明年的调控有太大影响。祝宝良强调，房地产是很重要的支柱行业，不能让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过快下降，而目前对房地产主要就是限购政策。
“现在限购是针对房价上涨比较快的城市，很多城市的房价并没有限购，所以我们说房地产的政策不变是限购的政策不变，至于银行信贷，就要看货币的调控力度有多大了。我们讲房地产的调控主要是讲房地产的税收政策，房地产的限购政策，这些不会改变。”祝宝良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表示，目前，房地产调控刚刚见到成效，但还不是很明显或是能得以巩固下来，所以房地产的调控还会继续持续下去。他建议，从总需求的角度对商品房建设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另外从供给方面入手，加快保障房的建设工作，从供给方面提供更多的房子，使房地产在规模和结构方面都朝着更加理性、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赵锡军则认为，宏观调控是让经济稳定增长，而不是让某个行业出现很大的问题，如果某个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并非宏观调控有问题，而是行业本身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宏观调控是引导这个行业朝着经济规律的方向发展。所以说只要银行业的发展是规律的，它也就不需要政策来调控。
“我们与美国通过‘危机’的激烈方式调控不同，我们是通过宏观政策来进行主动地调控，这对于相关行业来讲是一个更加有利的方式。”赵锡军说。
明年结构性减税力度更大
主观点：“结构性减税近几年一直在推进，明年力度将进一步增大，主要将偏向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培森指出，积极的财税政策将主要从适当增加财政支出和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两个方面进行。
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财政支出主要向高新企业、资源综合利用行业、科技创新企业倾斜。具体措施可能包括贷款的财政贴息、财政补偿等。张培森表示，结构性减税近几年一直在推进，明年力度将进一步增大。主要将偏向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一些微利但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和国家“十二五”规划鼓励发展方向的产业，如文化企业、现代服务业等。
篇10
摘 要 各国经济飞速发展，货币供应量已经成为一国执行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所关注的最重要的经济量之一。本文分别从各国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剖析各国中央政府在广义货币发行中所扮演的角色，试图探索中央政府是否是广义货币的发行者。
关键词 中央政府 广义货币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一、货币供应量
（一）货币供应量概述
货币供应量，是指一国在某一时期内为社会经济运转服务的货币存量，它由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供应的存款货币和现金货币两部分构成，是对一国货币政策的反映。
（二）我国货币层次的划分
依据流动性原则、相关性增强原则、可测性原则和成本效益比较原则、以及与国际接轨原则；我国的货币层次划分为：M0=流通中现金，狭义货币（M1）=M0+单位活期存款，广义货币（M2）=货币（M1）+准货币（M2）；其中，货币（M1）=流通中的现金（M0）+活期存款；准货币=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其中包括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
（三）其他主要国家货币层次划分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不同国家，广义货币的统计口径及表示方法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将货币供应量分为M1、M2和M3三个层次；英国分为M0、M1、M3和M3H四个层次；日本分为M1、M2+CDs、M3+CDs三个层次，另编制广义流动性，重点监测M2+CDs；欧洲中央银行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1、M2、M3三个层次，重点监测M3。
（四）《国际收支手册》中的相关补充
流通中货币包括中央银行或政府发行或授权的具有固定名义价值的纸币和硬币（《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第5.36段）。存款包括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所有债权：（1）是对中央银行、其他接受存款公司（有些情况下是对其他机构单位）的债权；以及（2）由存款凭证代表（《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5.39段）。在《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中，流通中货币和存款被看做是短期或长期资产/负债（《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第103段，附录9：标准组成部分，国际投资头寸）。在《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中，流通中货币和存款不具有长短期归属。
对于非金融部门，例如广义政府、非金融公司、住户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流通中货币和存款也包括在内（《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附录9：标准组成部分，国际投资头寸报表）。
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相互影响
一国政府拥有多种政策工具可用来实现其宏观经济目标。其中主要包括：（1）由政府支出和税收所组成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用途是：通过影响国民储蓄以及对工作和储蓄的激励，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2）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执行，它影响货币供给。货币政策是涉及经济全局的宏观政策，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分配政策和外资政策等关系十分密切，必须实施综合配套措施才能保持币值稳定。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二者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两者通过以下方式相互影响、协调作用――（1）财政向银行发放国债规模的大小是调整货币供应的重要渠道；（2）运用两种渠道，有效调节货币供应总量特别是“流通货币量”；（3）对货币总量和流通货币量调控的把握标准。
三、国际统计标准
国际统计标准与准则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综合性标准（如SNA（1993）），第二类是特殊领域或具体问题的统计标准（如国际收支手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季度国民经济核算、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非盈利机构手册、资本存量统计手册、金融稳健指标编制指南等），第三类是分类准则（如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主产品分类、标准国际贸易分类、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国际标准教育分类、国际收支分类、政府职能分类等），第四类是数据标准（如数据公布特殊标准、数据公布通用系统、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质量评估框架、国际收支数据质量评估框架、政府财政统计数据质量评估框架、货币统计数据质量评估框架、生产者价格指数数据质量评估框架、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质量评估框架等）。
四、结论
由于债券是广义货币的一种，而根据前面的分析，结合我国中央政府发行国债的历史情况可以看出，当我国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数量是广义货币数量的很大比例时，国债的流通性增强，此时我国中央政府是广义货币的发行者。但大多数情况下，我国中央政府并不是广义货币的发行者。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广义货币的范围更广，广义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更宽，使得M3、M4也加入了广义货币的流通中，这样看来，其他国家（例如美、英）中央政府已经被包含在了广义货币的发行者中。
由我国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的发展过程来分析，我国中央政府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增强其在货币供应方面的影响力和控制性，结合我国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央行研究局的《关于修订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方案的研究报告》，我国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分类有可能在原M0、M1、M2三层次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分层M3。这样，我国中央政府将来也许会成为广义货币的发行者。
根据《国际收支手册》中的相关补充，存款包括所有对中央银行、其他接受存款公司的债权，因此，也可以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从，财政资金角度来衡量中央政府“广义货币发行者”这一角色。
参考文献：
[1]林贤郁,方宽.中外统计规范概览.中国统计出版社.
[2]杜金富.货币与金融统计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