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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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广西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措施主要表现为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财政预算政策、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绿色采购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政策措施协同欠缺、手段运用不充分、绿色采购无法落实等不足。因此，笔者认为需从提高政策措施协同性、丰富政策手段、加强政府绿色采购等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低碳经济 公共财政 政策 广西

广西与发展低碳经济相关的公共财政政策现状

（一）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财政预算政策

1.广西支持节能减排的财政预算政策。主要包括增加节能减排的财政支出、整合现有涉及节能减排的专项资金倾斜安排用于支持节能减排项目、创新财政补贴方式等政策手段。一是增加节能减排财政支出。自治区本级财政用于节能减排的专项资金2008年2.1亿，2009年达到3.5亿，增幅66.7%；二是整合有关专项资金向节能减排倾斜。广西整合自治区本级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环保专项资金、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城镇建设专项资金、生态广西建设引导资金、水资源费等各项资金，倾斜安排用于支持节能减排项目。节能减排资金重点支持工业企业技改节能、淘汰落后产能、建筑节能、二氧化硫减排、化学需氧量减排以及节能减排监测能力建设等；三是创新财政补贴方式。2008年，自治区财政厅积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提出主要采取以奖代补，实行财政奖励资金量与节能减排量挂钩的方式。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的2.1亿元节能减排奖励资金与全区当年的节能减排目标挂钩，重点支持60个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和317个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建设。对部分节能减排项目，采取贷款贴息或前期经费补助方式予以支持。

2.发展新能源的财政预算政策。《广西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年要实现新能源产业销售收入超过620亿元，建设全国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示范省（区）。为支持新能源发展，广西自治区积极争取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同时，积极出台扶持性优惠政策，增加政府资金投入，重点支持新能源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支持能源清洁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关键技术，以及核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示范工程、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城市太阳能利用工程建设的支持等。具体财政支持措施主要包括：加大农村沼气建设财政投资和补助。2001-2006年，广西自治区财政安排用于沼气池建设的补助资金每年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年均增幅达到14.7%。2006年广西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用于农村沼气池建设的补助资金达9800万元。2008年又投入资金1.1亿元，新建20万座沼气池；对非粮燃料乙醇的生产原料―木薯生产，依照国家有关原料基地补贴和示范基地补贴的规定每亩补贴180元。

（二）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税收优惠政策

2010年，广西自治区地方税务局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税收征管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下列税收优惠：对自治区级以上（含本级）主管部门确认为资源综合利用的企业，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在2010年底前，可以享受西部大开发国家鼓励类税收优惠政策；对纳税人为节能减排而调整产品结构、改进生产工艺、运用高新技术和环保技术、推广节能设备和产品等原因，导致自用房产应缴纳的房产税和自用土地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按照税收管理权限，经地方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可酌情给予减免照顾。另外，为支持新能源发展，自治区积极向国家申请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广西中粮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以非粮作物木薯为原料生产的燃料乙醇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自2008年3月1日起享受以下税收优惠：免征消费税，已征的消费税予以退还；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

（三）政府绿色采购政策

2004年底，财政部与国家发改委出台了《节能环保政府采购实施意见》，成为我国第一个政府采购促进节能与环保的具体政策规定。广西也出台了一系列政府绿色采购的地方政策，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内部制定了鼓励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政策，从招标文件的制定以及评标环节对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分，鼓励采购人购买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产品。为了规范节能产品采购，广西还实施了一系列地方节能标准，如《通风与空调系统性能检测规范》、《路灯节能装置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

当前公共财政政策的成效与不足

（一）支持广西低碳经济发展的成效

广西自治区财政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支持节能减排与新能源发展，包括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淘汰“两高一次”落后产能、推进城乡建筑节能、鼓励高效节能产品使用、加快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等方面。得益于上述财政政策与资金的支持，近年来广西发展低碳经济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节能减排方面，“十一五”前四年广西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3.4%，完成“十一五”目标的89.1%；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累计下降13%，完成“十一五”目标的130%；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累计下降8.76%，完成“十一五”目标的72.1%，为全面完成“十一五”目标任务打下了较好基础。2010年10月29日，广西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消息，2010年1-9月，广西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1%。全区年耗能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416户重点耗能企业，万元工业总产值能耗为1.238吨标准煤，同比下降3.93%，累计节约能源116.89万吨标准煤。自治区财政2010年安排节能、清洁生产专项奖励资金9500万元，支持了全区实施重点工程的节能、清洁生产项目124项，这些项目和去年项目的建成投产，为广西自治区重点耗能企业万元产值能耗同比下降3.93%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二是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目前沼气池入户率已超过40%，为全国沼气池入户率最高的省区；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快利用，全区规划风电装机容量达到200多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利用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以上；核电开发也进入实施阶段。广西中粮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建设年产2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已经投产。三是政府绿色采购方面，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2008年广西区本级节能产品采购占到同类产品采购比例的25%以上。而在2007年，广西区本级节能产品政府采购规模为770万，仅占到同类产品采购金额的13%，节能空调占同类产品采购金额比重仅为2%，只有5.4万元。

（二）与低碳经济有关的公共财政政策的不足

1.政策措施协同性欠缺。使公共财政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成效最大化的关键是最大化相关政策的协同作用，最小化相关政策的制约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运用公共财政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经验欠缺，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体系。从广西当前采取的一些支持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来看，各项政策措施相对孤立，措施间缺乏相应的协同促进能力，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发展低碳经济公共财政政策体系，导致政策措施结构断层和功能失衡，抑制了低碳经济政策整体功能的发挥，难以实现“1+1＞2”的政策效果。

2.政策手段运用不充分。我国低碳政策工具主要以“命令-控制”类的行政手段为主，与发达国家以市场为主的政策工具有较大的区别。这也造成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时对以市场为导向的财税政策运用较单一。广西同样也存在财政政策手段较单一的问题。譬如，对新能源的税收优惠形式过于单一，以减税和免税为主，没有将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应用于新能源税收优惠中。

3.政府绿色采购无法真正落实。虽然广西制订了一系列旨在增加对节能环保产品采购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因为绿色采购成本过高、采购人员绿色采购意识不到位，以及采购人员不能有效的获取环保产品的信息等原因，无法做到真正的绿色采购。

优化当前公共财政政策的建议

（一）提高公共财政政策措施协同性

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争取全球新一轮经济增长点的必然选择。低碳经济模式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具有经济形态的网络性和发展的互动性。因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体系也必须适应这种新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要注意政策的纵向上下衔接、横向相互协调。

从广西当前公共财政政策情况来看，要提高政策协调性，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开征企业排碳费。碳税是国外发展低碳经济重要的约束性财政政策手段，并取得良好效果。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征碳税，建议先开征企业排碳费，对高耗能企业征收排碳费，如高耗能企业能完成规定的节能减排任务则对其免征。王金南等的研究成果表明，征收碳税对GDP的影响有限，最高只有0.45%左右，同样，开征企业排碳费对GDP影响也是有限的。但对“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发展会形成制约，对抑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作用较明显。二是完善低碳财政补贴结构，增加对居民低碳消费补贴。为促进低碳消费，国外对居民低碳消费补贴较普遍。广西应采取对居民低碳消费财政补贴的方式，来鼓励节能环保产品使用和消费。可以对居民安装太阳能设备等低碳消费给予适度的地方财政直接补贴。三是加大专项资金整合力度。通过上述措施提高广西公共财政政策协调性，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效用。

（二）丰富公共财政政策手段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手段，主要包括：预算政策手段，如预算拨款、政府投资、财政补贴等；税收政策手段，碳税或类似税收、低碳税收优惠等；基金收费政策手段，如专项基金、排放费等。丰富广西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财政政策手段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设立支持新能源发展和节能减排的财政专项资金。建议在整合各项与节能减排相关的资金项目的基础上，专门设置新能源发展和节能减排的专项资金项目，各级财政应当将其作为重点项目专门立项，并且要保证每年一定的增长速度。在具体预算安排过程中，应当将每年财政收入增量的一定比例用于该项目。该项目资金具体用于：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技术研发支出；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技术推广应用支出；节能减排与新能源宣传与服务支出。支持核能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开发应用和节能服务产业发展。二是扩大低碳地方税收优惠。对从事低碳技术开发的企业，除享受自治区高科技企业所享受的全部税收减免优惠之外，还应允许这些企业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对企业用于购置低碳设备的投资，可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并对设备实行加速折旧，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低碳设备的购置与使用；另外，对低碳技术开发投资实行投资退税。对于节能服务产业，要落实2010年4月发改委等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中规定的税收扶持政策，暂免征收营业税、减免所得税。另外，还应将节能服务企业认定为高科技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建立自治区政府投资的碳金融公司，创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为低碳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三）加强政府绿色采购

首先，要严格执行国家《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等绿色采购相关文件精神，提高采购人员环保意识；其次，要落实好优购政策、首购政策和订购政策，敦促采购人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应建全绿色采购标准，建立节能产品政府采购统计体系，绿色采购清单，公开绿色采购信息等措施；第三，自治区应采取一些减税措施来降低“绿色产品”采购成本，各级政府应支持建立采购信息数据库，成立绿色采购网络组织，推动成立各地绿色采购团。

参考文献：

1.王金南等.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碳税政策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0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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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两高一剩”行业；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16-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03

一、引言

2006年初，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面临过度的能源消耗问题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节能减排”目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提出，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主席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也提出了中国的新节能减排计划，在2020年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1]。“两高一剩”行业是指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包括以钢铁行业为代表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炼焦业和印染业等行业。目前，学者主要是基于节能减排问题对“两高一剩”行业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基于如何达到节能减排目标和节能减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两方面。本文探讨的是信贷与财政政策对节能减排的影响，主要从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和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财政政策主要分为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两方面。税收政策方面，贾敬全（2010）论述我国运用财税政策节能减排的不足之处时，提到促进发展节能减排的相关税制设计存在缺陷，如资源税调节功能不合理、营业税阻碍了节能减排技术转让、消费税设计滞后于节能减排发展需要等问题[2]。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更加重视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2015年4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能源局《关于落实煤炭资源税优惠政策若干事项的公告》，资源税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对衰竭期煤矿开采的煤矿资源税减征30%，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矿资源税减征50%。消费税制度设计从2015年开始对电池（铅蓄电池除外）征收消费税，其中对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等节能环保电池免征消费税。我国正在从税制改革角度促进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实现，学者们也致力于相关税制研究。苏明（2010）等人提出了新形势下我国碳税政策设计与构想，其中涉及碳税目标、原则和税制要素的初步设计[3]。杨志勇（2011）等人认为与环境收费即“排污费”相比，环境税将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功能[4]。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一方面，增加排污成本，从外部性理论来看，环境税是一种弥补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差值的“庇古税”；另一方面，环境税收入为节能减排财政支出提供资金支持，从公共产品理论来看，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企业不具有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因而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财政支出政策方面，雷明（2013）等人运用基于动态Malmquist-Luenberger -DEA方法，测算我国1998―2011年各省域经济的碳循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发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低下[5]。彭月兰（2015）等人运用节能财政支出效率的DEA-Tobit研究方法测算2007―2012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省级政府节能财政支出效率普遍不高[6]。申亮（2011）认为地方政府行为是影响节能减排效果的关键因素，运用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研究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中的经济行为发现，地方政府节能减排投资力度不够[7]。黄国宾（2014）等人运用迪茨和罗莎提出的STIRPAT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与节能减排的关系发现，地方政府没有节能减排的动力，财政分权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具有正向作用[8]。

我国企业主要融资渠道还是通过银行信贷，信贷政策对“两高一剩”企业节能减排有重要影响。黄海峰（2010）分析了绿色信贷的项目贷款运行模式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利益冲突问题以及监督问题[9]。陈柳钦（2010）总结了全球银行业绿色信贷产品情况，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商业建筑贷款、房屋净值贷款、汽车贷款、运输贷款、绿色信用卡和项目融资等，并介绍了国内外绿色信贷实践情况[10]。陈海若（2010）总结了国外一些机构构建的环境风险评价指标，如道琼斯可持续性群组指标体系（DJSGI），欧元区企业财务绩效指标体系（ASPI Index）、评估企业社会与环境方面表现指数（FTSE Domini 400 Social Index）和评估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指标体系[11]。

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作用于“两高一剩”行业的节能减排过程中，帮助淘汰落后产能，进行技术、设备的升级改造。张国兴（2014）等人运用政策协同理论，讨论了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协同现状及效果评估、国外协同模式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最优协同方式探寻、国际协同模式和最佳协同程度分析、避免协同失败和负效应的途径探索、非节能减排政策与节能减排政策间协同分析、协同机制构建等内容[12]。张国兴（2014）等人还构建政策效力和政策协同度模型，利用1978―2013年间量化数据分析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协同演变过程发现，2003年以后节能减排政策数量增加，政策总效力增加，政策协同状况逐渐增强[13]。我国针对信贷与财政政策对“两高一剩”行业的节能减排问题研究不够充分，本文试图通过2006―2012年面板数据研究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解决企业负外部性问题，如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如信贷与财政政策影响特定产业的发展。

（一）信贷政策

政府针对“两高一剩”行业制定的信贷政策影响着该行业的发展。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学者将“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政策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限制“两高一剩”行业从银行借贷的行为；二是支持“两高一剩”行业企业进行“节能减排”以及技术改造、设备升级的积极信贷政策。本文主要采用第二种解释。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信贷政策对于“两高一剩”行业的节能减排目标实现预期将起到一定引导作用。

（二）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包含各种税收约束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增值税的减免、返还政策；财政支出政策包括财政拨款和污染治理投资等方面。本文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财政补贴以及各种税收优惠和税收补贴。2007年新修订的《企业所得税》规定企业用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设备投资的10%可以从企业所得税额中扣除。政府污染治理投资状况也影响“两高一剩”行业发展。根据《2013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12年环境治理设施直接投资比上年增加20.3%，直接投资总额为3702.1亿元。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都间接或者直接的影响着“两高一剩”行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

（三）信贷与财政政策

在政府对“两高一剩”行业实施宏观调控时，有时信贷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如财政贴息政策。财政贴息政策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补贴政策，其实质是政府代企业支付部分或者全部贷款利息来给予企业补贴。政府财政贴息是一种兼具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投融资政策，政府运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支付贷款利息，企业利用财务杠杆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升级投资。一方面，政府只承担利息，减轻了财务负担；另一方面，政府引导民间资金进入“两高一剩”行业来推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同时，企业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有利于调动企业节能减排积极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样本与变量选择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我国六大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包括：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本文以我国2006―2012年这六大行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数据非常不完整的公司后，共225家，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8家，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3家，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27家，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28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70家，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49家。公司能耗和排放方面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保部网站以及证监会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等。信贷、政府补助和其他变量的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以及公司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及附注。

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由于“两高一剩”行业存在严重的高能耗问题，本文选取能耗指标作为两个被解释变量中的一个。能耗指标是把企业所有的能耗按万吨标准煤进行折算再取自然对数。排放指标是以万吨为单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再取自然对数。这是因为六大高污染行业的减排目标主要是用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描述。

（2）信贷政策。信贷政策是用企业节能减排方面的银行信贷（即资产负债表中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3）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用政府补助（包含财政拨款和税收返还）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

（4）交叉项。本文引入交叉项，用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额的自然对数和银行信贷额的自然对数的乘积来表示“两高一剩”行业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协同效应。

在收集上述数据的基础上，为了减少异方差给回归结果带来的有偏影响，并便于观察变量之间的弹性大小，笔者将原始的政策变量数据取对数处理。取对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二）模型构建

模型中信贷政策、财政政策以及信贷与财政政策的交互项取当期值和前一年的值，这是因为政策具有滞后性，需要先通过政策影响“两高一剩”行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然后才会有企业能耗和排放指标的改变。另外，由于前一期能耗和排放往往也会影响后一期的结果，因此在模型中增加前一期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三）描述性统计

表1是样本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能耗指标和排放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较大，表明各家公司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较大的差异。表2是被解释变量的分行业描述性统计，容易发现，能耗最高的行业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排放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OLS估计结果产生有偏影响和非一致性。政府通过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影响企业的能耗和排放水平，同时企业的能耗和排放水平会影响下一步政策的制定。GMM模型估计方法有助于解决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且两步估计量会更加有效，两步估计量的标准误差可能存在严重的向下偏倚，但这种偏倚按照Windmeijer（2005）的方法调整后会减小。故本文采用两步系统GMM模型估计回归，通过建立多模型的估计来比较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和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企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采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12.0，回归结果见表3。回归结果中的sargan统计量估计结果显示估计结果不存在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在表3中看到，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对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在能耗模型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能耗一阶滞后的自然对数的系数均趋向于1，表明企业过去一年的能耗对当年的能耗影响很大。类似的，根据排放模型的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企业排放水平也与上一年的排放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在实际节能减排过程中，“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往往缺乏降低能耗和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动力，因而更需要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引导。

在能耗模型和排放模型的单一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分析中，信贷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企业能耗和排放的单一政策效应影响更显著，并且当年信贷政策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1767和-0.0755，表明加大对用于节能减排的银行信贷政策支持能减少企业的能耗和排放，但上一年用于节能减排的银行信贷资金数量对企业能耗和排放具有正向引导作用。在能耗模型中，当年财政政策变量系数为负，具体为-0.0134，这表明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刚颁布实施之际，对企业进行技术升级、降低能源消费量具有促进作用。

在引入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的分析中，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对企业节能减排有一定的影响。在能耗模型3和排放模型6中，当年协同效应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0095和-0.0144，也就是说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帮助减少企业能耗和排放，从而帮助实现政府节能减排目标。但在协同效应共同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时，当年财政政策变量系数为正，这表明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2006―2012年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影响，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政府制定、实施信贷与财政相关政策，降低企业能源消费量和污染物排放量需要一定的时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间依赖于粗放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直走着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只重GDP增长率、不考虑环境承载力的道路。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应更加注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二是信贷政策对“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在实证分析结果中发现，当期信贷政策变量与能耗变量和排放变量负相关，滞后一期信贷政策变量与能耗变量和排放变量正相关，这可能是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绿色信贷评估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的赤道原则或者陈海若提到的其他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但在贷中对企业技术设备改造升级等节能减排项目可能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标准。

三是总的来说，财政政策节能减排效果不明显。实证结果与雷明、彭月兰等学者对财政政策节能减排效率研究结果一致。地方政府具有过度投资的冲动，财政分权也使得在地方政府补贴“两高一剩”行业企业行为上具有更大的自。总理认为地方政府腐败、行政审批繁杂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能过剩问题。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能更好地净化财政政策的实施环境。

四是信贷与财政政策对“两高一剩”企业节能减排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政府对节能减排项目进行“隐性”担保或者财政贴息都体现了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2014年6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提到财税政策和绿色融资支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编制了“互联网+”智慧能源产业，主要包括推进能源生产智能化、建设分布式能源网络、探索能源消费新模式和发展基于电网的通信设施和新型业务。未来“两高一剩”行业会更多地体现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支持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陈诗一.节能减排与中国工业的双赢发展：2009―204

9[J].经济研究，2010（3）.

[2]贾敬全.促进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财税政策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10（6）.

[3]苏明，傅志华，许文，王志刚，李欣，梁强.新形势下我国碳税政策设计与构想[J].地方财政研究，2010（1）.

[4]杨志勇，何代欣.公共政策视角下的环境税[J].税务研究，2011（7）.

[5]雷明，虞晓雯.地方财政支出、环境规制与我国低碳经济转型[J].经济科学，2013（5）.

[6]彭月兰，迟美青.省级政府节能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5（8）.

[7]申亮.实施节能减排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J].经济评论，2011（2）.

[8]黄国宾，周业安.财政分权与节能减排――基于转移支付的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6）.

[9]黄海峰，任培.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现状研究[J].中国市场，2010（27）.

[10]陈柳钦.国内外绿色信贷的实践路径[J].环境经济，2010（12）.

[11]陈海若.绿色信贷研究综述与展望[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8）.

篇3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制定“十三五”规划之年。世界经济波诡云谲，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地缘政治热点此起彼伏，世界将始终处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充满竞争和挑战。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增速接近10%的高速增长期进入年增速7%左右的新常态。

中国虽然经济总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按人均收入水平计算，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水平在世界上总体还处于中等状态。如何使中国这艘经济大船，继续保持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健康发展，是“十三五”规划的大课题。我提以下几点个人想法。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张国宝

建议一 应继续扩大有效内需

中国内生需求还有很大空间，我国经济继续增长仍具备条件，应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教育科技等薄弱产业发展，扩大有效内需。

建国65年，改革开放36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已长足进步，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煤炭、电力短缺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并出现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城乡面貌已经大大改观，个别大城市已呈现国际大都市的面貌。但发展极不平衡，新农村建设还任重道远，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间发展不平衡，城市中高楼林立和城中村、棚户区并存;医疗、养老、教育设施和经济发展速度不协调，欠账较多;管网系统老化，安全隐患多，急需改造;城乡环境治理更加迫切;东西部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

这些不足恰恰可转变为发展动力，这些领域需要进一步投入建设，是我们的内需所在，“十三五”在资源配置，资金投入，重点项目安排方面要向这些领域倾斜。这既是内需所在，也是我经济继续发展的动力。如果做到这一点，中国将会以更加现代化、更加繁荣、更加文明、更加强大的姿态展现在世界。

要实现对这些领域的持续投入，必须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应对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金融政策。对此现在有一些批评意见，我个人认为这是针对当时形势采取的正确措施。

通过这两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我国不仅成功地克服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衰落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反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这段时期，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成就和我们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金融政策有很大关系。从后来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看，财税增收也完全可以覆盖所发国债的规模，金融坏账率和失业率要低于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水平。中国克服这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再次证明发展是硬道理。

现在有些批评意见，认为我们当前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有关。的确我们现在有些行业产能过剩，调整面临很大压力，造成这种情况与此政策有一定关系，也有其他因素。但与取得的成绩和当时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的必要性相比，成绩远远大于出现的问题。

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运用得更加稳妥。相比较，1998年以发行国债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5年共发行6300亿元）比2008年的4万亿元要更具体和更有针对性，运用领域的选择也较为妥当，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需要财政资金的领域。

“十三五”需要加强的欠账较多的医疗、养老、教育、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除调动社会资金外，还必须依靠财政资金的投入。所以采取类似1998年发行财政国债，定向投入这些社会事业领域是必要的，但投向面不能太宽。我们的中央财政债务水平还有一定余地。

建议二 绝不能削弱制造业的地位

我国在制造业总量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许多工业门类的产能、产量都远高于其他国家，例如钢铁、建材、纺织、家用电器、一般机械制造业等传统制造业领域产量居于世界第一。制造业产品代替了农副产品，成为中国的主要创汇来源。制造业也是吸收就业的重要领域。但自主创新能力（专利数和技术含量）、知名品牌、跨国企业实力、能耗水平、劳动生产力等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

制造业不少行业目前产能过大，能耗较高，有的还带来环境污染，急需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低于发达国家，应该发挥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多、能耗低、污染少的特点，鼓励服务业的发展。但这不表明要降低我国制造业的重要性，相反制造业是强国之本，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今天的制造业大国来之不易，是近代史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

有一种说法，说康乾盛世时中国GDP世界第一，但这没有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反倒屡遭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侵略。喊出“师夷之长以制夷”，要向洋人学的是科学技术和制造业，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光有发达的农业和服务业还不能算强国。今天中国拥有了门类齐全的工业，是几代人持续努力的结果，世界上也仅有少数大国拥有这样的实力。

“十三五”要调整制造业结构，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保持制造业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我们在强调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比重的同时，绝不能削弱制造业的地位。相反要继续加强制造业，在弱项、缺项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重点要放在半导体芯片产业、数码技术、先进制造、纳米科技、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业档次，继续保持在钢铁、纺织、家用电器、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的优势。

巩固在轨道交通、船舶、电力设备、新能源、通信设备领域已经取得的竞争能力。培育很有希望的核电装备制造业、数控机床、网络技术产业。最近美国的制造业翘楚――GE公司总结发展经验，从原CEO韦奇时代收益颇丰的金融服务业向传统的优势制造业回归，美国在搞实业回归，实业是什么？就是制造业，值得我们关注。金融服务业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实业为基础是畸形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行不通的。

建议三 保护和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创造能力

“高手在民间”，近年中国产生的新业态，崛起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新企业，例如，华为、腾讯、小米、阿里巴巴、联想等都是由草根民营企业发展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著名企业，几乎都乎政府的规划预料。

总理提出“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我非常赞同。政府应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满腔热情扶持新生事物的成长。政府机构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审批事项，减少对企业发展的干预和束缚。在财税、金融政策上要有扶持草根创新企业发展的减负让利政策。

专家、权威也要少当“九斤老太”，不要轻易否定新生弱小的创新，而要改革我们的评估办法，让各种新技术、新创意竞相迸发。最近我到台湾参加两岸企业家峰会，参观了一些台湾的创新型企业，包括液晶显示屏、精密机械和零件、芯片制造，都是在这20多年间由草根企业成长为处于世界同行业前列。

我在想同样这些行业，我们起步并不晚，为什么我们没能做到？也许原因之一是我们政府和专家干预过多，没有形成全民创新、万众创业的社会氛围。希望在“十三五”期间有更多创新型企业成长起来。

建议四 改革对新能源的定价和补贴政策

应进一步释放新能源发展动力，树雄心，立壮志，建设世界最大的风光互补绿色能源基地，保持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

中国的风电、太阳能产业已居世界前列，但现行的由政府制定固定的风电、太阳能标杆电价，其中高出当地燃煤标杆电价部分，由财政征收的可再生能源基金全额补贴的办法，缺乏竞争机制，制约了风电、太阳能的发展规模，也使补贴资金难以为继。

因此目前采用的由能源局分省份批风电、太阳能规模的计划经济办法，导致计划规模和地方发展新能源积极性严重脱节，出现了倒卖“路条”的现象，也削弱了企业不断降低成本的积极性。

应该改革新能源的定价机制和补贴办法，取消政府分省份批建设规模和“路条”，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可以考虑标杆电价和特许权招标结合的方式。风电虽然有了相当规模，但也仅占发电量的2%，太阳能发电仅占发电量的千分之六，但却有10%左右的弃风，应尽快完善全国联网，在更大范围内消纳可再生能源。

篇4

2010年，得益于一揽子经济刺激的实施，中国经济已呈现“双升一稳”(投资大幅回升、工业强劲反弹回升、消费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经济复苏和通胀预期加强，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开始受到关注。

退出策略不仅涉及退出时机、节奏把握，而且涉及退出机制和工具的选择，更涉及到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博弈。在全球经济复苏仍存不确定性，经济内生增长乏力之时，中国财政刺激政策退出面临诸多复杂问题，需审慎处理、全面把握。

退出机制的选择

选择适当的“退出机制”，事关本轮经济刺激“功成身退”，也密切牵涉解决国内结构性问题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所谓退出机制，一般指对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旨在抵御金融危机和缓解其不良结果的特殊经济刺激政策的放弃。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三大法宝”，无非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道义劝说(政府首脑、央行行长等或劝说、或威胁、或暗示以求引导)。特殊的刺激政策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大规模财政投资、支出；减税；向银行注资。就中国而言，与此框架无大异。

2010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可认为是大框架不变前提下，沿“适当从紧”单一方向适当回调。而财政政策在年内至少不会在总量上简单比照货币政策，可看作是扩张框架不变前提下突出重点、优化结构、追求绩效等方面的努力。而再往后的“退出”调整，很可能与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成功后相仿的“淡出”方式，即低调处理，扩张力度渐降，使社会各方在“不经意”间经历政府政策“退出”的过程。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机制，可着重考虑三个方面：

――比照GDP规模与增速，控制国债发行相对规模和赤字率，优化国债发行结构和资金使用结构。2010年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国债发行规模不“急刹车”，赤字率控制在3％以下，并注重国债结构优化，适当减发长期建设国债，重点发展流动性较强的中短期国债，适时调整利率、期限、结构以及付息方式。国债资金优先用于已开工项目续建，严格控制新项目建设。

――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与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内生性、自主性增长。

中国经济目前主要表现为政策推动的经济回升。要使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仅有政府扩大公共投资还远远不够，还应出台多种措施扩大社会投资，力求“四两拨千斤”拉动民间资本跟进，引导、鼓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财政政策的退出操作，应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可支撑经济运行形成稳定“拐点”之后。

中央提出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财政政策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进一步拓宽社会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充分利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机对社会资本投资给予国民待遇，除法律特别规定之外，应允许社会资本以参股等方式进入金融、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力以及城市供水等行业；二是通过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三是支持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便利快捷的政策性金融服务。

在消费方面，应提高居民收入、扶助低收入阶层及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等方面的措施，都应切实贯彻。

――合理掌握对不同产业、产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区别对待的取向。

考虑到中国经济运行中显著存在的结构问题，针对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产能给与区别对待，比如对一般传统产业的刺激力度，可以顺向调减、乃至多减，而对有优化结构作用的新兴产业，以及具有强烈技术改造、升级换代需要与空间的门类和领域，则可以实施不减的处理，甚至适当给予更多资金与优惠政策助其扩张。

此外，比较直接、行政色彩较重的政策干预工具，可随总体刺激力度的调低而顺向调减、乃至多减。比如，那些一般性扩大政府支出的投资安排，应坚决调减；而可考虑让经济杠杆手段发挥更多刺激作用，比如结构性减税的安排。

退出时机的选择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时机把握，既要考虑到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退出政策的操作对中国的联动效应，更要考虑国内经济企稳回升后，何时出现、是否稳定形成经济周期中阶段转换的“拐点”。

从中国过去的经验，经济由高涨进入低迷再重回高涨的转换，一般间隔数年，是一个由经济下跌和宏观扩张政策启动开始，经历触底―企稳回升――巩固回升态势――企业预期再次普遍向好一自主投资强有力回升而完成的过程。关键是市场的内生动力何时不再依靠扩张性政策，就可将经济运行稳定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区间。从中国的相关宏观、微观数据看，至少2010年，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未到退出时机。

近期，欧元区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暴露了欧元区各国间利益协调机制的脆弱和欧元、欧盟发展前景的潜在风险。同时，也对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提出了更多审慎要求。中国经济目前虽已全面回升，但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通货膨胀虽总体只是预期，尚未成为现实，但今年CPI上涨趋势已定，如果今年还属温和，不排除2011年出现更具“杀伤力”的上涨压力。

综合权衡各种预测和主要相关要素，动态跟踪和及时判断经济上升曲线何时进入新的高涨阶段，以全球视野把握中国经济达到经济内生稳步向上状态的拐点，便是政策退出时机选择的关键所在。

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都将利率水准降至历史低点，并斥巨资救助银行系统，导致大量流动性释放。“后危机”时代，各货币当局开始考虑回收流动性。但在全球流动性过剩风险初现、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然堪忧的双重不确定之间，恰当把握“退出”方式和时机，做好国际协调，显然并不容易。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经济刺激政策过程中，中国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加强了交流沟通与协作，在刺激政策退出问题上，必然也要充分考虑国际协调机制。从国际环境看，与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实施救市计划具有较高的溢出效果相仿，如果政策退出在时间或节奏上各国间大相径庭，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的如愿复苏，增加额外的退出成本。如果一国选择率先退出，而他国仍将维持或加大刺激力度，那么该国的退出计划也很难获得理想成效。

因此，需要加强全球多边的协同合作和政策的协调一致，相互协调的退出政策，有助于保证各国公共财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更好地防范各国之间的政策博弈产生被扭曲的、负面的连锁式反应。

挑战在前

第一，地方融资机制的正确引导与风险防范。

政策扩张期导致国债和地方债规模明显上升，除了较规范的长期建设国债和2000~地方债，早已有之

的各种地方融资平台“遍地开花”、不少新的融资工具(规范程度往往不高)也被创造出来。地方举债融资的规模迅速扩大。

地方政府融资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模式下，有其必然性，关键是应当因势利导引导其规范发展。需要“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打造一套可控风险、可持续运行的地方“阳光融资”的制度和法纪。

按照公共财政建设和“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的要求，地方政府融资应当有透明度、受法纪约束、依托于制度规范和受公众监督。相关制度、法纪的打造，当然需要渐进，先形成一些粗线条的文本，再于动态中不断完善和细化。比如，中央以财政部发行方式，实际上提供了对年度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的隐性担保，明确将其列入地方省级预算，意味着接受全套预算程序的约束。因为由省级政府牵头承担还本付息职责，是地方债制度在中国“登堂入室”的重大进展，比之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央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转贷”地方使用的方式，规范程度明显提高，今后应继续探讨，进一步提高规范性和操作方案的有效性。

另外，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展，可探索使用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的方式。这一设想的要点是：借鉴一些地区已有的经验，将地方可用的专项资金，选择(或组建)合适的企业集团等法人实体作为资本金投入，进而可形成该法人实体获得银行贷款等筹集社会资金的再融资平台，既完成国债专项资金的建设任务，并承担国债资金的还本付息。并在现阶段构建了有一定规范性、功能较强大、适应投融资制度改革和长期发展需要的地方融资平台。

这一方式的好处是，通过使用国债资金注资入股地方性企业集团，形成或增加其资本金，进而吸引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融资，发挥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利用我国储蓄率明显偏高而形成的银行巨量“存差”和社会可用财力，建立较为顺畅的融通资金机制和较规范的长期性地方融资平台，获得持续不断的建设资金。

同时，由于财政资金的使用都有明确的监督办法，财政部门和国资管理部门可以及时对所注资地方企业使用资金的状况进行审查、监督，防止地方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督促国债资金的还本付息。

这一建议所存在的局限性，主要是启动资金的获得和使用完全是政府行为，对项目选择、法人实体与融资平台构建的决策科学性要求较高，如果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法人公司出现较大问题，将会面临日益发展的公共财政绩效考评框架下的问责压力。但这在另一个角度上，正是加强规范性的压力，应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压力。

在中国，远景上应是中央与地方公债、各类政策性融资、商业性融资完全为法治所覆盖的透明、规范的全套融资制度体系，依靠法治、制度的力量和公众的监督，有效防范地方融资风险。

第二，减税与增支的合理把握。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注重处理好减税与增支的关系。首先，减税与增支应该依据各自的结构优化要求而综合考虑，运用减税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是扩大需求。但在中国现阶段，主体上是结合税制改革和结构优化导向的“结构性减税”，意在扩张需求时努力增加有效供给和推进结构调整。减税和增支并用，意在使政府扩张需求的财政功能最大化，同时增支也一定是有选择的、带有鲜明结构特征的增支安排。

其次，要妥善处理减税与增支之间的数量关系。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两者并用，必然显著增大财政运行压力，如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公共风险失控，因此要求稳妥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在数量安全区内设计好减税与增支的最佳组合方案。应对之策

第一，加强预警，合理控制赤字水平。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是中国主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项重大特殊举措。目前，中国的赤字率低于3％，风险完全在可控范围内。但持续的赤字财政也会带来问题，弥补赤字意味着扩大政府举债规模和后期要增加税收。

应对策略可以考虑，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公债结构的合理性，降低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公债资金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和改善民生、推进科技创新与节能减排等，着力于提升资金使用绩效，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此外，建立有效的财政风险预警系统，将财政赤字规模控制在预警线内。

第二，把握时机，实施结构性增税。

受外部危机冲击，中国财政进入“过几年紧日子”的状态，财政支出的显著扩张加上减税举措，财政入不敷出压力大增。目前，经济生活中的通货紧缩压力已经不复存在，通货膨胀虽有预期，但还没有形成较大的现实形成较大压力。经济回升后，企业抗压能力有所增强。

此时，应不失时机推出资源税税负向上调整的改革。资源税负合理调整的设计方案，应聚焦于以运行机制的力量，将一些过剩产能和落后企业淘汰出去，同时使得大部分企业经过努力顺应节能降耗的新机制而继续发展。

首先，能源开发环节的资源税负应向上调整，具体措施可考虑提高化石能源(不可再生能源)、矿山资源税的“从量定额”征税标准，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应考虑实行与探明储量适当挂钩的征税方案。同时，加入有力度的“从价定率”征收。

其次，能源消费环节的消费税，应在已出台燃油消费税的基础上，重点考虑择机把煤炭等其他化石能源使用者的税负向上调整。其方案设计可适当借鉴欧洲国家“碳税”概念下的实践经验。而对于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循环经济型能源的开发、生产、使用推广，应制定一套税收减免优惠和适当补助支持的鼓励政策。这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潮汐能、余热收集利用，等等。对支持这些项目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融资支持主体，也应配以优惠、激励的支持政策。

在调高化石能源税负的同时，要考虑两条配套方案：首先，需要考虑开发企业增负的其他必要举措，例如，对建立权利金、矿业权、生态补偿与修复基金、安全生产保证金等制度，作出合理的通盘协调设计。

其次，还要配套考虑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由于这类能源在我国现行能源结构中占绝大比重，其价格的上升和传导效应对低收入人群支出负担的冲击和影响会比较大，在出台政策时，需要特别考虑对这部分人群进行适当的直接补贴，这可结合城乡低保体系操作。中国的资源、能源税收调整不可能单独设计，而应该作为一揽子环境和能源政策及税制“绿色”优化方案的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在承认复杂的国际、国内不确定性与条件制约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2010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有理由维持其“继续执行”的框架而不转型，但政策的优化是十分必要的。退出的时机，有待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支撑合力，强大到足以内生、自主地维持一个稳定“拐点”形成后的经济高涨阶段。

篇5

流动性过剩将成基本标志

李稻葵认为,未来三到五年全球经济将出现流动性过剩。因为这场危机是发生在西方国家私营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西方国家应对这场危机的思路非常清晰,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流动性,注入到私人部门、金融市场,把经济“吹起来”,所以,美国经济2009年第三季度出现增长并不奇怪。

西方国家会不会很快退出货币扩张政策?在李稻葵看来,很难。因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公共财政情况,远远糟糕于货币状况。美国有12%的财政赤字,英国是10%左右,财政不收缩会有问题的。然而整个西方社会可能依然会保持一定的货币扩张政策,因为它们是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如果不能保持一个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就会升值,造成贸易困难。

他预计,中国的做法可能相反,因为中国财政状况相对不错,因而可能先退出货币政策。“在通胀压力下,中国货币政策可能会以某一种灵活的方式,创造性地退出经济振兴计划,但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结构调整将成为今年财政政策的重头戏。”

未来三年全球股市会创新高

流动性过剩将让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流动性过剩会促使资源价格的上升。”李稻葵说,以后国家和企业间竞争的就是资源。而且光有钱还买不来资源,一定要把资金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能力结合在一起。

他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现在是后危机时代,是一个产业重组的时代。现在中国的产业集中度还太低,国家会鼓励企业搞重组,很多企业利润下降,它也有动力搞重组,而且有些新的产业一定要纳入进来,比如说高端服务业;第二,后危机时代是资本运作的时代。资本运作非常重要,资金就是油;第三,后危机时代是中国企业真正登上国际舞台的时代。“我们不差钱,我们差的是国际化的经营运作,这些方面我们要拜西方人为师,所以现在是走出去的好时机。我提醒大家,再过两年,资产价格、资源价格就上来了,去海外寻找资源恐怕就更难了。所以动作要快,多研究国外的资本市场的情况。”

流动性过剩还将引起股市、楼市的上涨。李稻葵预测,在未来三到五年内,股票价格还会上涨。“我相信三年以内,全球范围内证券市场的历史纪录会突破。中国A股市场2008年11月还在1700点左右,去年5月份就到了3200点,几乎翻倍,原因之一就是政府4万亿投下去之后,增加了货币流动性,从而带动资产价格上涨。”

同时,李稻葵认为,美元的国际地位一定会下降。“快的话10年,慢的话15年,一定会形成国际金融体系里三国鼎立的局面:美元、欧元、人民币。美元一定会逐步贬值,让位于人民币和欧元,人民币迟早会成为国际货币。”

后危机时代

中国面临更严峻考验

在李稻葵看来,危机时代结束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面临着比危机前、危机中更加严峻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不能再拖延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认为,是中国、德国、日本这些贸易顺差国,阻碍世界经济再平衡。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开脱,他可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非常不景气,国债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100%,你还要什么?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德国是另一个贸易顺差国,也非常容易逃脱责任。德国人可以说我是欧元区的一员,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汇率的调整,而且整个欧元区是贸易平衡的,我们自己搞定了,不需要其他人插手。但是,我们中国怎么办呢?现在很多国际舆论都指向中国。”

李稻葵认为,另一方面,现在全球绿色主义盛行,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面临着减碳压力。简单来说就是全球主流国家和主流政策制订者都认为,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是导致全球气侯变暖的主要因素。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必须要减碳,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但是中国的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取决于能源消耗的增加。

“因此,在国内政策调整、结构调整方面,再也不能拖延时间了。危机前我们发展的那种模式,必须要转变,必须要调整。”李稻葵表示。

用绿色工业置换黑色产能

那么,如何调整呢?李稻葵指出了在投资和消费领域的调整路线。在投资领域,未来五到十年,除常规消费性投资外,绿色产能革命也将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拉升作用。所谓绿色产能革命,就是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把煤炭、发电、钢铁等黑色产能,通过绿色工业置换出来,实现节能减排;在消费领域,关键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李稻葵认为,国内投资不等于增加生产能力。“我们可以搞一些消费型的投资,包括改善空气质量和水的投资。我们应该花十年时间,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置换出去。可以国家补贴一些,环保标准提高一些,国外的基金会也可能拿出一部分的钱,鼓励我们的民营企业投资,这虽然不会产生新的产能,但是会带来新的效益。以我们被认定过剩的六大产业为例,如果可以达到国外先进水平的话,每年置换产能所花的费用大概占GDP的10%左右,还可持续操作十年,而且不会带来产能过剩。”

“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在下降的,从1980年代的50%左右下降到今天35%。原因就是一条,很简单,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问题。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当中,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80年代的70%下降到了今天的50%。解决的办法,从短期来看,是想方设法降低个人收入调节税,替中小企业提供一些就业的保险、养老金,由国家补贴一部分的个人收入。通过这个方式可以提高我们的个人收入比重。在我看来,经过努力,提高5―10个百分点应该不成问题。”李稻葵说。

今年上半年

或出台新颖货币政策

李稻葵认为,今年上半年到年中,中国政府肯定会对货币政策进行思考和讨论,有可能会出台比较灵活、比较新颖的收缩性政策,目标是应对全球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过剩。

篇6

Green-credit policy即绿色信贷，是一项创新的政策。它是以遏制高污染、高耗能型产业为宗旨的全新工具。中国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为响应科学发展观的号召，第一次将环保检测标准、环境治理、环保建设作为企业贷款准入的门槛，隔断“两高一低”产业盲目扩张的经济命脉，迫使其改善管理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绿色信贷是环保部门和银行业携手打造的遏制环境污染型、高耗能型企业的重要壁垒，是促进发展节能减排产业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商业银行积极进行绿色调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体系构建趋于完成。2007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率先出台了《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建设的意见》，在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进程中起到了表率作用；2013年5月，工行又再次明确了“绿色信贷”的内涵、本行绩效目标和绿色信贷相关政策导向，要求工行内部对于自身信贷结构进行全线“绿色”调整。2013年，中国银行了《支持节能减排信贷指引》：严格信贷准入条件和项目准入标准，实施信贷审批环境否决权制度，实行行业差别化授权管理。中行加大对于部分“两高”行业的审批权限监察力度的同时，回收部分权限。中行强调要做好贷前、贷中及贷后调查工作，利用名单管理方式，将“两高行业”具体评估情况列入审批名单。

制度短板制约绿色信贷发展。国家对于绿色信贷还没有成熟的实施政策和实施细则，缺乏相关的激励政策和明确的处罚标准，操作性不强，导致银行仍旧以盈利多少为主要衡量标尺。另外，信息沟通共享机制也不健全，环境污染信息尚未全面完整纳入银行征信系统，导致金融机构难以全面及时掌握企业的环境信息，环境信息的不足严重制约着绿色信贷的实施。

金融机构自身障碍。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大型国有银行的管理者，将环保问题推脱给相关环保部门、大型企业集团，仍然将盈利作为其经营的唯一标尺，这就从根本上阻碍了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推行。

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信息不对称正是症结所在，众多企业为了谋求高额利润，获得项目融资，往往向银行提供虚假数据，隐瞒真实情况，打政策“擦边球”这就使得绿色信贷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监督机制不到位。监督机制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些高污染企业往往是高额利润行业，成为地方发展得“顶梁柱”，在没有地方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强硬约束的下，企业很少花费大量财力物力整治根深蒂固的污染问题。第二，媒体却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让公共利益陷入了监管维系松弛的境地。第三，人民群众作为最好的监督者，环境问题的直接受害者，维权意识不强。

三、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建议

完善绿色信贷政策制度体系。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为核心的的法律体系，然而，作为当今推行绿色信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与时俱进，细化环保责任和要求，制定明确的节能减排核查标准，明确政府、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法律主体地位，并对违法污染企业实施最严厉惩治制。

创新绿色信贷的激励机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建立与绿色信贷相配套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对于推行绿色信贷的银行，其发放的贷款利息可以有针对性的减征或免征营业税。另一方面，可以效仿德国，当银行推行绿色信贷面临无法收回贷款风险时，提供一些差额补贴。

建立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长效机制。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注重与重要的客户和相关方在施工中、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危险和风险，包括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人身安全和其他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对“两高一剩”行业的授信政策、融资审核流程及具体审批细则等要有系统的规定，细化审批条件，明确准入和退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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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政策频出

央行5月12日消息，从5月18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也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吹响了前奏。

总理从湖北调研回京后，于5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经济形势，部署近期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认真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会议召开前后，各个层面已行动起来，稳增长政策频出。

投资方面。国家发改委加大了对事关全局、带动作用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力度，国土资源部也出台通知提高用地审批效率，增强用地保障能力，保障“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对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项目，则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

与此同时，5月下旬以来，先后有铁道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卫生部《关于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经营性质的通知》、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银监会《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等放宽民资准入、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

消费方面。针对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国务院宣布以财政补贴方式支持扩大节能家电等产品消费，中央财政将安排363亿元推广节能家电、高效照明、节能汽车和高效电机四大类产品，预计拉动消费需求约4500亿元。这一政策被视为陆续到期的“家电下乡”、“小排量汽车补贴”等上一轮促进消费措施的延续。

外贸方面。国务院要求稳定和完善出口政策，支持企业积极开拓市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海关总署和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广东从5月24日起开展“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试点，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促进贸易便利化。

此外，货币政策方面，央行除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外，明确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财政政策方面，继续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范围，减轻企业税负。

对于这些政策的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指出，目前我国经济的增速仍然处于预期目标区间，宏观调控的大方向也没有改变，只是针对近期经济增速的持续明显回落，加大预调微调的力度与频度，稳住经济增速。

调控更重发展质量

专家表示，政府这一轮“稳增长”政策措施的规模、力度和方向，均明显不同于几年前推出的以“4万亿”为代表的一揽子“保增长”刺激计划。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这一轮“稳增长”更加注重提升发展质量。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也对记者表示，当前的政策调整并不是想要把经济增速重新拉回高位，而只是要使经济调整的过程更加平缓，实现软着陆。“调控大的方向没有改变，更不会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

刘煜辉说，以铁路投资为例，前几年每年投资达到8000亿元，今年政府已经主动缩减投资规模，只有4000亿元了，现在的问题是，从前几个月的情况看，这4000亿元也成问题。所以政府现在促进投资，并不是要给投资加码，而是要确保完成年初的计划。

采访中，不少专家都认同当前“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体现了短期、长期目标统一的取向。

在投资方面，特别注重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如铁道部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在民间资本投资方向上几乎没有设限，铁路干线、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煤运通道和地方铁路、铁路支线、专用铁路、企业专用线、铁路轮渡及其场站设施等项目均可引入民资。可以说，各部门出台和即将出台的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细则，使这一轮的“稳增长”成为打破行业垄断、深化相关领域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在促进消费方面，特别注重政策的导向作用。 财政部5月24日举行全国财政节能减排工作会议，宣布今年将投入1700亿元推进节能减排计划，其中包括全面启动新一轮节能家电财政补贴政策。张立群认为，与此前“家电下乡”的补贴不同，此次补贴在拉动消费的同时，更突出节能的绿色导向，这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将发挥积极作用。

着力提振实体经济

对于近期密集出台的政策，也有不少人担心，会不会助长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对此，中央反复强调，稳增长并不意味着放松房地产市场调控，仍要严格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和住房限购措施，继续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决不让调控出现反复。

总理要求，要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基本取向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加注重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专家表示，要很好的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巩固房地产调控成果、提振实体经济，就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此外，要真正满足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就必须按照中央和相关部门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打破金融垄断，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最近，银监会和证监会分别出台政策，放松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限制，并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上市和再融资，支持民营企业债权融资，推出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试点，拓宽中小企业占主体的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不过在刘煜辉看来，当前对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来说，减税的作用会更加明显，“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减税，要抓紧落实已经出台的减税措施，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此外还应该降低增值税的税率，降低间接税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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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民间投资缓慢的原因

1.1民间投资增长比重下降的经济原因

1.1.1就资本的边际产出而言，其数值不断下降，这里有两个制约因素，一是规模，二是技术。通常而言，企业需要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享受由早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即获得规模收益。然而非国有经济受到本身的实力小，投资者自身能力的约束以及国家对其进入行业的限制，其发展壮大受到很大的束缚。影响资本边际产出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技术水平，即企业的创新能力。非国有经济技术起点低，获取资本困难以及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缺乏，企业技术水平落后。

1.1.2非国有经济存在很高的资金获取壁垒，资本成本不断上升。90年代以前，由于国家出台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加上银行商业化改革滞后，使得非国有经济信贷规模超额扩大和高比例负债经营局面形成。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非国有经济融资困难日益突出，虽然向银行贷款的名义利率与国有企业相同，但由于存在着贷款困难，企业为了获得一笔贷款需要进行多方游说，并且相关的公共费用使融资的实际成本迅速上升。

1.2政策制约原因

1.2.1投资壁垒政策。目前对民间资本存在着行业的进入壁垒，许多利润高、具有长期稳定效益的基础领域行业，如金融保险、城市基础设施、通讯、石油开发及教育、汽车、公共交通等服务性领域、环境保护、公共工程等领域一直对民间资本有较强的准入限制，或基本禁止。

1.2.2财政政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更加困难。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削弱民间投资活力。

1.3制度、体制制约原因

1.3.1在企业制度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自身管理制度上的缺陷逐步暴露出来，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环境。

1.3.2在投资体制方面，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向国有经济倾斜的投资体制，使民间投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

1.4投资环境制约原因

这里所讲的投资环境主要是法律环境、政策环境、中介服务等。就法律环境而言，民间投资缺乏相关法律的保护。就政策环境而言，有些地方和部门对民间投资实行歧视政策，人为地加重民营企业的收费负担。此外民间投资信息不畅通。

1.5观念制约原因

一是储蓄意识浓厚，投资意识淡薄。二是保守经营意识浓厚，风险意识淡薄。三是小本经营意识浓厚，规模意识淡薄。

2 加快民间投资的对策

2.1拓宽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

2.1.1转变商业银行的观念，重视对民间企业的信贷支持。银行在民商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应提倡公平信贷，对有发展潜力的民间企业给予信贷支持。

2.1.2积极扶持中小银行发展，改善间接融资条件。政府和金融各主管部门应给予中小银行适当的优惠政策，扶持其发展，增加对民间企业的信贷。

2.1.3建立民间企业融资的担保机构，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2.1.4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改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条件。

2.1.5组建风险投资公司。

2.2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原则，放宽民间投资

随着我国加入WTO，外资已经逐步享受到国民待遇，在加强对外开发的同时加强对内开发，给予民间投资同等的国民待遇，拓宽融资的领域。

2.3改善民间投资的投资环境

2.3.1应尽快通过正式立法，明确规定私人财产和民营经济的权益，依法受到法律严格保护。

2.3.2应改善政策环境，清理和调查不利于民间投资的各种限制性、歧视政策，制止对民营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

2.3.3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机构和信息咨询服务机构，改善民间投资单位的服务。

2.4建立支持民间投资的社会服务体系

政府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切实为民间投资打开绿色通道。建立健全为民间投资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把个体私营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纳入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妥善解决民间投资企业在专业人员引进、聘用、职称评定等方面的问题；放宽民间投资者在城镇入户的条件，尽快制定民间投资企业人员商务出境，参加投资贸易洽谈会，办理进出口权等方面的相应政策。

[参考文献]

[1]陈有棠。民间投资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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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经济；财税；金融

一、绿色经济概述

相关的环境经济专家曾经强调，经济的发展和公众、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发展一定要在适当的领域内，才能够是经济发展的真正作用发挥出来，并且有效地减少环境被破坏以及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考虑自然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在发展绿色经济时一定要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首要目标和工作基础，然后在将推动经济的发展作为工作的重心。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出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高速时期，而在这一时期我们主要坚持的原则是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有些地区已经在以产业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十分不错的成绩。其实从本质上来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这一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就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与传统的发展模式相比较有着一定的独特性，更加突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而不是一味地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或者注重环境而忽略经济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确实是适合当代世界发展的新模式。

二、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财政金融支持下的发展现状

财政金融对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各样因素的阻碍，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概念很早就出现了，并且很多人做出了一些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并且将其当作是我国想要不断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从实际的实践状况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的困境，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没有构建出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文，来加以支持绿色经济发展，也没有创造出能够满足现实需求的金融支持政策，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得金融政策支持对于绿色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不够明显。

（二）资金的来源结构还比较单一

我们分析绿色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可以发现资金的来源相对单一，主要是以财政投入为主，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并没有构建出一个合理的体系去刺激绿色经济模式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保障绿色经济发展，财政投入的资金支持也相对薄弱，而且单纯依靠财政投入无法使绿色经济发展持续进行，我们必须寻求社会资金支持，才能够更好地帮助绿色经济走向良性发展。在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应用阶段，我们需要细化每一笔资金支出，才能够保证资金充分支持职能发挥作用。但从实际的表现来看，我还无法对绿色经济发展资金运营的整个过程进行充分预算，在社会广泛融资过程中，没有具体预算往往会带来一定的融资风险。而且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尚处于摸索阶段，融资的手段和方式相对落后，而且整个市场对于绿色经济发展的认可度不高，融资困难也相对较高，这也就严重的阻碍了我国绿色经济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总的来说，无论是环境问题还是资金的利润问题对于绿色经济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主要问题。

（三）具有较长的收益周期

绿色经济产业主要强调的内容就是绿色化的发展趋势，因此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无法离开硬件设施的支持。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发展绿色经济产业，就必须要新增配备一些相应的基础设施，我们都知道完善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只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才能显现出来。而我国的一些商业银行相对于绿色经济产业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传统行业中，而这种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产业获得经济效益的周期更短，这也是我国绿色经济融资困难原因之一。

（四）金融支持政策体系的作用式微

我国和一些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绿色经济发展属于比较晚，而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我国缺乏相应完善的经济体系，而且我国并没有针对绿色经济信贷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和措施，这使得我国绿色经济产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总会出现不太适应的情况。第三点就是我国针对绿色经济产业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少，而且定位也较为模糊，这些对于绿色经济的发展来说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久而久之就导致社会环境等等对绿色经济的保护越来越弱，金融对其的支持程度也越来越少。除了这几点内容以外，我国的财税部门对于绿色经济产业的资金支持，部分都是以资金返还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能够保证一定的市场秩序，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但是如果我们要想得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要改变这种资金支持的方式，增加资金对应绿色经济产业的刺激作用。首先就要制定出符合产业发展特征的财务规则，让其在绿色经济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有一定的保障，因此也没有对绿色经济发展制定出相关的财政保证措施。这些因素都使得我国财税部门，对于绿色经济产业发展的支持产生一些顾虑，而这种顾虑也影响了商业信贷。

三、针财税金融政策支持的相关建议

（一）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法律所带来的作用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需要我们结合国家的发展现状，以及适合国家发展的道路去制定出合理并且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所构建出来的相关法律法规才可以最大的推动绿色经济的稳定发展，从而给予绿色经济发展相关的法律支撑，为其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除此以外我国的政府也应该发挥出自己的职能优势，对于绿色化的企业构建一套扶贫政策，鼓励传统企业做到升级转型，不断地向绿色经济方向所发展，为企业提供相关的优惠政策，例如减免税收等等，以此来提高企业转型的积极性。

（二）充分发挥信贷体系的合理性

信贷体系的合理性对绿色经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商业银行我自身所掌握的大量资金，对产业的发展产生良性的促进作用。所以作为商业银行本身，必须要能够明确自己的职责，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势必与经济发展密切联系，除了在执行国家政策之外，还能够根据世界发展格局以及产业资金分析，为绿色经济产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制定更合理的信贷政策，帮助绿色经济产业更好的发展。当然在这一过程当中，商业银行还应当根据绿色经济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实时的信贷风险分析，在控制好信贷风险的同时能够给绿色经济产业的发展提供有用的数据支持，在不盲目放贷的前提下，促进绿色经济产业的发展。

（三）要强化金融服务的创新工作

产业的投资基金对于绿色的经济发展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而且绿色经济作为一种未来发展的趋势，需要有更长远的投资目光，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建立一部分专用性资金，只用于绿色经济产业的发展，给整个行业以资金保证，帮助行业发展。我们还可以充分发挥社会资金的作用，广泛地向社会融资，能够帮助绿色经济产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最后由于绿色经济产业的发展效果和传统行业相比较来说比较缓慢。因此，我们必须要能够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为绿色经济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然后再寻找大量的资金支持，这样才能提升投资者的信心，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创造出更加和谐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

（四）将政策的支持作用真正的发挥出来

政策对于产业的支持作用，一定要以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为基础。国家对于绿色经济产业的政策支持，旨在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充分明确政策的内容，制定相关的产业经济发展和投资规划。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对公众进行必要的宣传，提高社会对于绿色经济产业的认识，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我们社会融资的成功率。当然我们也要制定相关的政策，针对环境产业的提出一定的税务征收建议，避免环境资源的浪费，也避免环境污染的加剧。总的来说，我国的财政政策对于绿色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在财税金融政策的制定上，建议相关的政府部门要对市场的经济实际状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在依据绿色经济发展趋势去构建出适合发展的具体方针和策略，这样才能够全方位的推动绿色经济产业的发展。而对于绿色经济产业来说，有了充分的资金作为保证，才能够制定长远有效的发展计划，更好的发展绿色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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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环境是指对企业财务活动产生影响作用的企业外部条件，是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理财环境是企业决策难以改变的外部约束条件，企业在进行财务决策时更多的是适应他们的要求和变化。企业理财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一）政策环境 2008年金融危机袭击全球，我国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4万亿的财政投资投资计划使我国相对平稳地度过了经济衰退，但巨大投资也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上流动性充足，建筑、道路桥梁等固定资产投资过快，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等后果。如今，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危险，国家开始紧缩银根，缩减信贷规模，减少市场上的流动货币，加大力度调控物价。这些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越来越明显的效果，对企业的投资、筹资、分配等财务活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财务人员对国家政策的动向要有所准备，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适时调整企业生产经营，保证企业能够筹措足够的资金，投资到效益好的项目，调整生产经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二）金融市场环境 金融市场环境主要指一切资本流动的场所环境。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主要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基金等。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与完善，股票、债券、基金、保险、期货、信托等金融市场日益壮大，金融产品日益丰富。企业投资的需求日益多样化，投资选择日益复杂化。合理利用各种投资组合，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要求企业要在金融市场运用丰富的金融工具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方式筹资及投资，分散和防范公司风险，确保公司投资理财的安全性。目前，随着国家政策的紧缩，我国资本市场暴跌，金融机构减少信贷，我国中心企业出现不同程度的融资困难，财务负担加大，筹资跟不上企业需求。这势必严重阻碍中小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可能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三）经济环境 从产品市场来说，虽然经济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但是目前市场信心不足，随着通货膨胀的加重，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社会总需求减少；另外，生产成本上升，销售市场缩减，企业盈利水平下降，从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困难。从资本市场来说，个股市的持续低迷造成了资产价格下跌，长期的熊市造成投资者信心不足，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筹资困难，财务状况恶化，面临的财务风险加大。整个经济环境的不景气趋势和不确定性加剧要求企业在实行财务管理、进行财务规划时更要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兼顾企业的长期利益，使企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决策的及时性、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这正是绿色理财的核心内容。

二、新经济环境下绿色理财是必然选择

绿色财务管理是指财务人员在进行财务管理时，应充分考虑到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充分有效的利用有限资源；要考虑到企业财务活动的效益性，从而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效益；要考虑到企业活动的环保性，从而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注重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最重要的是需要考虑企业的盈利性。

（一）绿色理财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要求 循环经济要求企业最大限度地利用企业内部各项物质，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物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要实现企业在物质上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目的，首先必须在财务管理上做到相匹配，要求企业实习绿色理财，以绿色理财作为企业经营的指导思想。目前，随着公众社会意识、环保意识的增强，可持续发展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绿色理财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绿色理财是以循环经济为理论基础，以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为基本特征，追求财务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财务关系的合理协调，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相互统一与协调。

（二）绿色理财凸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绿色理财观下，企业不但要追求自身的发展，提高企业的效益，还要兼顾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债务人、员工、顾客、原材料供应商交易伙伴等传统理财观念下的利益相关者，也包括政府部门、当地居民、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甚至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因此对于企业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自然环境的保护具有深远意义；也是当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

（三）绿色理财是绿色管理的必然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兴起了一股绿色思潮，绿色管理理念应运而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个人意识的提高，这种绿色管理理念已经慢慢渗透到企业生产、销售、管理的各个方面。绿色理财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这就客观上要求企业根据绿色财务管理的理论目标，实行绿色理财的各种财务活动，制定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和短期发展计划，统筹企业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兼顾企业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在追求企业自身盈利、盈余增长的同时，尽量考虑到社会责任、自然环境保护的要求，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三、绿色理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