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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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效果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货币政策，做到财政分配总规模的大体平衡；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包括税收杠杆、补贴杠杆、预算杠杆、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杠杆等；加速包括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在内的市场建设，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建立在市场行为之上。

2006年我国应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

2005年我国实行了“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模式，经过2005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为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从中可以看出，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因此，2006年我们应该掌握以下原则：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2006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在即，银监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硬性的要求，中国的银行业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因此，央行的政策重点应放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抚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基本稳定上。

近年来，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外贸顺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稳定的任务应优先于保持人民币国内价格的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不减，体现为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截至2005年10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改革时升值2%的水平相比，进一步上升了0.3%，境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抬头之势。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的稳定关系到外部需求的利用，从而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做好反周期操作，抑制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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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一句让各地财政都很尴尬的话。地方财政的收入来源，本不应该是土地财政，更不应该是转移支付。

但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转移支付，从一开始的单纯财政工具，已经成为客观上一些无财可收的地区的主要“财源”。

如果说分税制的调整是一种“改革”，那么转移支付则需要一种“进化”。今年7月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已经提出了这种“进化”的趋势：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扩容一般性转移支付。但它并不是一个短期内一蹴而就的改革，它既是本期我们寻求各方解析的一个专题，又是各级财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研究、试验和落地的一个课题。

“进化”的结果，还很值得期待。

2013年7月，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就整合专项转移支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这标志着，新一波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硬仗”又将拉开序幕。在这次会议上规定了原则上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范围，主要包括了：

一是不同预算级次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包括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省对下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二是不同预算类型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包括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项目资金。

三是不同部门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包括财政部门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其他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四是不同预算年度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包括当年预算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以前年度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形成的结转结余资金。

对于专项转移支付整合方式，本次会议表示在四个方面采取专项资金整合：一是部门内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整合；二是跨部门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整合；三是跨区域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整合；四是重大事项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整合。

本期我们探讨的，既是今年年中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从顶层设计层面提出的转移支付改革，又可以广而言之，是政府间资源分配问题。甚至还可以向上溯源，探寻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同时执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与全国分税制改革进程之间不可分割的利益联系。再者可以联系到更深层次的，项目间、部门间、地区间的事权财权划分。

我国的财政问题，从来都不能单独列举分析。我们无法将其简单的定性为专项转移支付到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质变”，它所代表的，既是一种财政政策与时俱进的信号，也是我国整个财政体制改革的一环。正如雨降至，风为头。并非开始，也并非结束。

会哭的孩子们

虽然笔者并不愿意以这样一个很不“主旋律”的问题开头，但政府间资源分配的问题，一直是一个财政上的老大难问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地方财力大于中央财力；而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将近二十年中，财政人逐渐发现，向中央财政倾斜的天平似乎又太过了。也正因此，转移支付在这种财力平衡的博弈中，作为重要工具应运而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傅志华表示，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级政府并存的财政体制运行中，它表现为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进行的收入转移。其最重要的体制目标是调整各级政府间财政能力的纵向失衡，以及各地区政府间财政能力的横向失衡。但在转移支付实践过程中，往往伴生下级政府的负面依赖，从而使得构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成为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也是为什么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原因。

这段话可以简单的解释一个现象：跑部钱进。多年的地方向中央财政“求钱”之旅，一方面反映出地方与中央财政之间财力失衡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反映出政府间财力平衡制度，或者客观的说，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专项过多过杂是其表面反应出的政策“刻意缺口”，从根基上来说，更反射出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壁垒与资源壁垒。

所谓“财政网络”，还极为不健全。

而政府间资源分配并不仅仅限于中央与地方财政的上对下分配关系。许多地方财政会在分配时选择性遗忘横向转移支付的存在，按照博弈均衡的制度观，制度只有在参与各方积极执行的情况下才成其为制度。以政策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当它与实际上支配参与各方行为的制度一致时具有制度实施效率，反之则不具有实施效率。从省际间财力横向均等化方面对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进行的历时性考察表明，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实施效率经历了制度效率――制度非效率――部分制度效率与部分制度非效率并存的变迁轨迹。通俗的来说，现在的转移支付制度，并不能完全约束纵向转移支付的所有问题，而对横向转移支付的约束更小。

所以说，这些利益损失一方的“孩子”们，要想得到利益均衡，还是得靠“哭”。

分税与分钱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引进与国际接轨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迄今已有十多年。在这十多年的过程中，转移支付经历了从财力均衡工具到一些地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尴尬转变，但一直是分税制改革过程中的“刹车器”。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政策研究室吴胜泽博士认为，政府间转移支付为一个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既定的职责和支出责任以及税收划分框架下财政资金的无偿转移，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实施过程涉及六类政策目标，其终极目标（根本目标）是在提高政府间财政收支效率的基础上，使全国各地都能提供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

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制度实施都没有形成关于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科学的价值判断。随着近些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的迅速扩大，政府间转移支付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功能。例如，规模庞大的转移性支出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在调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的价值得到理论研究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些实证结论认为地方经济发展差距主要与地方得到的转移支付总额相关。在制度实施层面，政府部门经常偏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或者说不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直接目标，而是将转移支付仅仅视为上级对下级政府的财力补助，其政策目标体现出更多的临时性和灵活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地方更大的财政自则显得更加紧迫。多年前即有一般性转移支付扩容的政策要求，本次以通知形式出现，除了表面上的清理专项转移支付意义，深层次意义上也有分税制改革深化过程中，进一步向地方倾斜财力的行为。

事权财权再细分

许多专家表示，在事权与财权的划分中，要谨慎使用“重构”一类的词汇。原因在于它割裂了财政政策和地方政策的连续性。

所以我们将这次转移支付改革中涉及到的事权财权称之为“细分”。专家称，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确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保护各地的既得利益，分税制仍然保留了原包干体制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和地方向中央的上缴部分，中央对地方实行税收返还，在确定体制补助和税收返还的数量时，仍然采用“基数法”。只要地方政府存在收支差异，就给补助，既不考虑各地区收入能力与支出需要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也缺少比较合理的客观标准，形成了一种“收益地区长期收益，吃亏地区长期吃亏”的内在运行机制，对长期形成的地区之间财力不均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依然保持了原有财力分布的格局。因此，这时的转移支付在实现合理再分配、调节资源配置、缩小地区公共服务差距方面，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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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al economy, to achieve full employment, the aggregate demand(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currency factors)mustbecombined with total supply(production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Both of them are indispensable.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countermeasures and measures of our country's labor force full employment are briefly discussed.

关键词:劳动力就业;经济发展;模式

Key words: labor employment;ecnomy development;model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6-0091-01

1劳动力充分就业与总需求水平

虽然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我国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却越来越受到挑战: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越来越差;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越来越小。如果不能以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代替政府支出启动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就可能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这些增加支出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债务混乱和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经济的稳定性。所以,必须寻找替代刺激私人部门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出对劳动力需求的无限空间,同时使这些就业量与企业的短期和长期的利润目标相独立。由于政府能够将就业目标和利润目标相分离,所以对劳动力无限需求的责任就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但需要指出,这一过程必然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而不能够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那样,国有企业成了政府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工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角度看,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也是严重存在的,只不过由于国有企业不自负盈亏,不讲经济效益,多余的劳动力隐性失业才没有成为社会上公开的显性失业者。

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企业逐渐成为市场经济主体,讲究经济效益,自负盈亏,追求利润最大化,解雇多余劳动力就是必然结果了。与计划经济体制联系的社会主义,失业采取“隐性”形式,而与市场经济体制联系的社会主义,失业采取“显性”形式,失业的内容是一样的。因此,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时,必须抛弃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思维方法:首先,必须放弃以“转移支付”刺激总需求的方法。实际上,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在于收入不足,而收入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劳动的供给来获得,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没有消费需求能力;其次,消除劳动力参与市场的障碍。创造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环境,消除城乡差别以及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政策以便形成统一的社会劳动大市场,更好地依靠社会保障全体职工的利益,建立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切实有效地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

2劳动力充分就业与总供给调整

从微观经济主体角度看,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本身变化具有替代劳动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从而产生失业现象。此时我们发现,许多公共部门的就业计划优势是私人部门无法比拟的:(1)从不确定性角度看,公共部门很少受到未来需求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因为公共部门决定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控制投资内容而不是投资数量,例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2)从灵活性角度看,私人部门的灵活性比公共部门低,例如在竞争条件下导致的生产方法、产出构成、资本设备的类型和自然资源的利用等方面,私人部门都不如公共部门那样灵活,因为私人部门为了生存必须展开市场竞争,所以必须坚持有竞争力的生产方法;(3)从终极目标角度看,私人部门是由纯粹的经济动机--利润决定的,不会追求社会利益,而公共部门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一致性比较强,往往可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前提。

3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对策与措施

解决新形势下劳动力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使其实现充分就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任务。这既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是社会发展问题。因此,我们在对我国劳动力资源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应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以大力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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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亟须宏观金融

风险管理保驾护航

经典理论和德日两国历史经验表明，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渐提高，货币当局必然要面临宏观金融政策调整及其引致宏观金融风险的严峻考验。应当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制度保障，将汇率管理作为宏观金融风险的主要抓手，将资本流动管理作为宏观金融风险管理的关键切入点，全力防范和化解极具破坏性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确保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目标的实现。

当一国货币已经跻身于主要国际货币行列之后，货币当局只能采取“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宏观金融政策组合。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然而，贸然放开资本账户和人民币汇率，极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严重损害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致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断。因此，政策调整不能急于求成，要在本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应对国际资本冲击的充分准备以后才可放开汇率和资本账户。

当前，货币当局宏观金融管理的核心任务就是构建更加全面、更具针对性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追求金融稳定目标，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提供必要前提。一方面要将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工具协调使用，将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等政策目标统一在金融稳定终极目标的框架之内。另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微观审慎监管政策，重视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与管理，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时积极探索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着眼于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强化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和谐发展。

汇率管理应该作为宏观金融

风险管理的抓手

应该进一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加强市场预期管理，保持长期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追求与最优货币政策目标相符合的汇率政策目标。

首先，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允许汇率有一个较宽的波动幅度，使其双向波动，更富弹性。同时促进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和对外更多使用人民币的意识，促进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及全球范围人民币资产管理业务创新。

其次，人民币汇率制度应从管理幅度逐渐过渡到自由浮动，汇率政策目标的实现方式从直接干预为主转向间接干预为主。未来在资本账户有序开放的条件下，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的合理搭配来维持长期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在外汇市场出现投机性冲击或危机来临之际，保持必要的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加强技术性管理工具的运用，采取果断和有效措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是防范金融危机蔓延和系统性风险产生的必要手段。

第三，汇率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国际间政策沟通与协调。要密切关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加强与美国政府的沟通，推动建立美元―人民币汇率协调机制，降低过度的汇率波动对双方经济金融的负面影响。积极应对欧元区和日本负利率政策，呼吁建立SDR篮子货币国家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避免主要货币之间发生汇率战，减少以邻为壑效应。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既要优先考虑国内需要，又要通过适当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兼顾他们的利益诉求，减少政策摩擦，实现合作共赢。

宏观金融风险管理要以资本

流动管理作为关键切入点

资本账户开放要与汇率制度改革相互配合，坚持“渐进、可控、协调”的原则，适应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研究表明，“8・11”汇改之后，中国资本市场价格、杠杆率和跨境资本净流入之间的关系，由之前的单向驱动关系变为循环式的互动关系，短期资本流动冲击足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价格和杠杆水平。国内各个金融子市场之间、境内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资产价格联动性和金融风险传染性明显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更加敏感。因此，不能冒进开放资本账户，必须加强全口径资本流动监测。

中资银行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国际化发展空间，但是必须经受国内外双重风险的考验，在实现市场扩张与风险控制之间寻求平衡更加困难。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当抓住机遇扩大跨国经营，同时要健全风险管理机制，避免成为外部冲击的放大器或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

资本流动冲击较之前更复杂、更频繁，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性。要明确供给侧改革的抓手，内外并举推动技术进步，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止泡沫化和虚拟化，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模式不适应、创新能力落后、贸易大而不强、民间投资萎缩等问题，降低实体经济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在直接投资、技术进步、贸易升级等方面与供给侧改革形成良性互动，化危为机，共同推动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以供给侧改革夯实人民币

国际化的实体经济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培养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建立经济可持续发展新结构的必由之路。应该在供给侧改革中确立三个抓手，并有所建树。第一，增加研发投入，加大海外并购，内外并举提升技术水平。第二，重视金融结构调整，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防止金融“脱实就虚”，甚至泡沫化。第三，金融手段与财政措施协调配合，鼓励民营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中国必需毫不动摇地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人民币国际化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指导思想。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足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增加对中国的信心和投资意愿，并为中资企业使用人民币对外投资提供便利性和收益稳定性。尤其是可以改变大宗商品使用美元计价结算的习惯，使中国经济获得更加稳定的物资供应模式。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大幅提高，中国可与中东、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家推动双边原油贸易以人民币定价、结算，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原油定价权。

推进供给侧改革，长远看有助于改善我国实体经济的风险积聚问题。创新型工业体系的建立将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物质基础。而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不仅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需求，其所带来的贸易计价结算和投融资便利，还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推动跨国并购和技术进步，形成大宗商品新的供应新模式，实现在国内外更广阔的市场上优化资源配置。尤其是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稳步升值，迫使贸易结构升级，从产业低端迈向中高端，加速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倒逼机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人民币国际化与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具有内在的相互促进机制，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就是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

亟须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要在现行金融监管框架当中增加宏观审慎维度，并明确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实施部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监管改革以增加现行监管框架的宏观审慎维度为主，加强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和防范，并以专门委员会或者审慎监管局等不同方式明确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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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法；公平价值；效率价值；非稳定性

“对税收目标的判断选择实际反映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与物质利益、终极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争议。其中效率价值优先无疑是代表了工具理论优先、物质利益优先、功利主义优先。平等价值优先则是提倡价值理论优先、伦理原则优先、终极价值优先。”这就决定了在税收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会对税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有不同的偏好。20世纪末期以来，最适课税理论越来越成为各国优化和完善其税制结构的理论依据。最适课税理论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促使各国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尽力构建经济合理的税制体系。本文旨在理论上厘清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具体分析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以期对我国税法的理论建设和现实立法有所裨益。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理论考辨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渊源

税法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指国家以立法形式设置和征收某种税能否满足公平或效率需求，其体现了立法者所追求的价值。历史上，税法公平、效率价值多以税收基本原则的面目出现。威廉·配弟在其《政治算术》(1676年)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平”、“简便”和“节省”等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随后，尤斯蒂在《财政学体系》中提出了关于赋税的六大原则；18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经济原则，与尤斯蒂的六大原则相当接近；19世纪后期，阿道夫·瓦格纳将税收原则归结为“四项九端原则”；到20世纪，经过萨缪尔森等对其进一步阐述，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税法价值表述，如平等、公平、中性、经济等。尽管其总结归纳的名目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包括“公平”和“效率”两个基本原则，或者将“公平”和“效率”作为税法价值链的中心环节。可见，公平、效率价值是税法价值的核心，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税法都必须具备其中之一，才能称之为合理的、正当的税法。

(二)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概述

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由税法作为法律范畴的特性和其固有职能决定的”。公平符合法律的最高理性要求和最高价值目标，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包括两种公平：一是横向公平，指对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同等征税，这种公平也被称为税法的形式正义原则；二是纵向公平，指对不等经济地位的人实行差别待遇，抑制经济地位高的而照顾经济地位低的，不同支付能力的人不等纳税，收入多的人税负重，收入少的税负轻。爱泼斯坦认为“可以用税收来重新分配财富”，所谓税法的纵向公平就是“分配正义”，即税法对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的收入分配实行不同的干预才算得上是公平。

税法的效率价值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由此看来，其包括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由于行政效率属于行政法学研究的范围，故本文不予考察，本文只考察税法的经济效率，即税收法律制度应为促使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中性税收制度，税收的课征应当尽可能避免对经济造成额外负担。

(三)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

1、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的原因。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所以具有非稳定性，主要是因为税法功能位阶秩序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必须根据具体的税种和具体的社会背景才能最后确定。这就导致税法的价值体系会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稳定性而处于相应的不确定的位阶上，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税种的情形来把握。胡泊曼指出：“各种价值不仅有不同的‘高低阶层’，其于个案中是否应被优先考量，亦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一种‘较高’价值可能必须对另一‘较低’价值让步，假使后者关涉一种基本生活需要，而假使不为前述退让，此生活需要即不能满足的话。”

2、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矛盾的统一体。税法的公平价值在于保障国家对个人财富在公民之间的平等分配，但这种对平等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达到在所有分配上的绝对平等，因为绝对平等将导致个人能动性的丧失，社会会因此陷入止步不前的境地。在社会分配中保持一定的张力是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需要税法的效率价值予以保证；同时，税法追求效率价值也只能是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全面发展。事实上，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保护在多数情况下有利于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反过来，对效率价值的追求也与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保护并行不悖。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基本财富的平等分配，同时也意味着个人拥有更多的利用自身权利的能力。

3、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在我国税法中的表现。一方面，从具体的税种可以看出其不稳定性。如在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等财产税中，其价值体现为再分配的公平价值；而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印花税等流转税和行为税中，更侧重于税法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的非稳定性还表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态势下对税法的适当调整。主要表现在贯彻国家的某项特定的政策，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始于1983年，在控制自筹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自1998年以来，我国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投资，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与此相适应，1999年下半年我国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自2000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

二、ca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的实证研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

如前所述，税法以“收入再分配功能”为核心的“公平价值”和以“经济运行的效率”的“效率价值”不是并行的关系，而是有先后顺序和强弱之分。即“公平价值”是一种“强价值”或“普遍价值”，是税法追求的终极价值；“效率价值”是一种“弱价值”或“片面价值”，是税法在一定经济形势下的权宜价值。两种价值的位阶也并非永恒不变，它会随着具体税种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而变化。在这方面，美国遗产税法的历史发展可以说是立法者在税法“公平”和“效率”价值之间反复博弈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21世纪以前的美国遗产税法以公平价值为首要目标

现行美国遗产税法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外部战争和内部的动荡不安时期，立法者们希望通过平等性、公平的价值来谋求社会秩序的恢复和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因此设立了旨在对世袭财产进行再分配的继承和赠与征税的遗产税法体系。应该说，其体系的设置、税率结构和纳税义务人等的规定都符合了税法之公平正义要求。

1、它实行的是三位一体的总遗产税制，体现了公平价值。所谓三位一体税制是指在税种体系中，遗产税与赠与税是合并统一征收的，并适用同一税率；而隔代转移税，作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一个补充税种，主要是防止遗产隔代转移以逃避应交遗产税的行为而开征的。隔代转移税的实质就是对财产的转移在每一代都征一次遗产税，以达到与不隔代赠与结果保持一致的目的。这样，不仅对公民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行为进行了再分配，也有效地避免了财产的直接和间接转移中的不公平分配问题，从体系上体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

2、它规定的义务人纳税的原则达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美国实行的是总遗产税制，即遗产税和隔代遗产税就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价值课税，以遗嘱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为纳税义务人；同样，赠与税是就赠与人所赠的财产的价值课税，以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这种对纳税义务人的规定符合公平价值的要求。因为这样规定决定了作为调节社会成员财产差距的遗产税有必要将接受者作为纳税义务人，从而减少由于家庭出生所造成的市场体系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偶然性基础，达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

3、它确定的累进税率贯彻了公平价值。(1)累进税率有利于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2)累进税率结构的设置是所得税制的有效补充。首先，美国遗产税实行的17级超额累进税率，弥补了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其次，美国遗产税是对美国个人所得税不予计征的应税所得项目、所得扣除项目和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的补充征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资本收益转移时的征收(美国税法对个人所得的资本收益都采取了低于其他所得税的税率)。因此，作为所得税有效补充的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是税法之公平价值的必然要求。

4、它有利于慈善捐赠行为产生，实现了公平价值。对1982年死者遗产税申报与他们1981年的联邦所得税申报和其继承人1981年的纳税申报的比较研究表明，遗产税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税税率与慈善捐赠行为呈正比关系，即税率越高，慈善捐赠行为发生率越高；二是死亡时的慈善捐赠与遗产税的边际税率联系紧密；三是遗产税对慈善赠与的抵免也鼓励了死亡时和生前的慈善捐赠行为。因此，美国遗产税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现了税法的公平价值。

(二)美国最近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体现了税法效率价值趋向

1、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的经济背景。事实上，布什2001年的减税方案和他就任总统时美国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2001年布什就任时，适逢美国经济从历史最长的巅峰跌落，面对这种经济情况，供给学派得以广泛推行。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自由放任政策。他们充分肯定了减税对刺激生产的作用，强调税法的效率价值。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为刺激经济复苏，布什以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每年都推出一个减税计划。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连任竞选中，布什仍反复强调要将他推出的一些减税措施永久化，其中当然包括对联邦遗产税的减免。

2、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的内容。过去200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遗产税曾三次开征，三次废止。1916年，政府第四次开征遗产税，延续至今。是保留还是再次废止?美国两大政党各执一词，争论不断。2001年7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大规模减税方案，有关遗产税部分规定从法案生效日起，逐步递减，2001年为55％，2003年为49％，2004年为48％，2005年为47％，2006年为46％，2007年为45％。遗产税将在2010年停止征收一年，但同时又加了一条“夕阳条款”似的补充规定：到2011年重新回到2001年的征税水平。2002年7月，美国第107届国会第二次又提出了删去保留条款、永久取消遗产税的议案，该议案经众议院通过后，参议院进行了表决，参议院表决的结果是54:44，没有达到事先达成的须66票多数通过的协议要求。美国取消联邦遗产税制之争反映了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的两种思潮，也是美国百余年来税收立法思想的两个极端——自由竞争和社会公平哪个更重要?

3、支持取消遗产税的理由。支持者认为遗产税阻碍了自由竞争，不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其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就财政收入角度看，遗产税是小税种。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这一税种的收入水平一直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如1999～2003年，遗产税的税收总额只占到国内国民收入(gdp)的0.29％左右。二是遗产税打击了人们对投资、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人们为了逃避遗产税和赠与税，不是减少投资、工作和储蓄，就是增加即期消费。三是遗产税的征收成本较高。以1998年为例，遗产税收入为230亿美元，而征税成本是480亿美元，征税成本高于税收收入多达250亿美元。

可见，由于现今美国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使得税法之效率价值超越公平价值成为美国税法价值的主旨，体现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位阶的不稳定性。

(三)小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税法的公平价值向效率价值转移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美国遗产税今后的发展将遭遇税法公平价值的强烈对抗。主要表现在：首先，现在美国社会贫富悬殊很大。而取消对大量集中的财富和权力的一种公平、效率价值约束的遗产税，将扩大富人和普通美国公民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的鸿沟，只能使美国的富人得利，而进一步损害那些人不敷出的穷人的利益。其次，现行的遗产税法对鼓励慈善捐赠行为起着积极作用，废除遗产税将使富人向公益事业捐赠的一大动力消减。最后，取消联邦遗产税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如将去除目前联邦税法中累进水平最高的税收手段，损害非盈利集团的利益，甚至会抑止储蓄、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而且废除联邦遗产税还将造成所得税资本收益的征收漏洞，并将使所得税制度下的避税行为增加，减少财政收入。总之，税法之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正是在这种博弈中寻求平衡点，达到税法的健全和良好状态。

三、税法公平、效率价值非稳定性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初步看到了税法之公平、效率价值具有的不稳定性。重要的是我们应将税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从对规则体系的演绎说明和对原则含义的归纳总结的层次，进一步深入到对价值系统的建构的更高水平。具体来讲，要在立法中恢复税法的价值取向的本来面目，以公平、效率价值为追求的目标，结合国情，针对具体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税种，充分考虑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不稳定性。

(一)新一轮税改是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的内在要求

1、企业所得税内外并轨体现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2008年1月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是对我国原来分立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修订后的结果。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律从分立到今天的并轨，反映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原来我国内外企业分离的所得税法是由立法之际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决定的。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吸引外资，推出很多对外企有利的税收优惠政策，意在吸引大量外资，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这种在特定时期，优先考虑税法的效率价值的立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加速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今天的经济环境和过去相比已大相径庭，税负不公也是造成多年来内资企业偷税漏税、假合资、空壳企业等现象层出不穷的诱因；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原来的税制违背了世贸组织的中性原则，也不符合世贸组织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的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税法的公平价值必然应该取代效率价值，引导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立法的前进和发展的方向。

2、增值税转型也要发挥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现行增值税法出台的宏观背景是治理通货膨胀，抑制投资过热。生产型增值税对投资新项目的固定资产不予抵扣，加大了投资者的税负支出。但是，继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逐步显现，通货紧缩形势严峻。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出成为政府的唯一选择，每年发行1500亿左右的国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砝码。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应将效率价值放置于首要位置的增值税与当时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一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而我们的增值税法却对投资课以重税，这与税法之效率价值所追求的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应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是南辕北辙的，相差甚远。因此，在新一轮的税改中，现行的增值税法结构，必须做根本性调整。在坚持市场经济税收原则的前提下，要把税收政策取向，从治理通货膨胀、对投资征重税这个方向扭转过来，以税法的效率价值作为衡量其优劣的尺度和标准，从而实现增值税的经济调控功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遗产税是否开征应充分考虑税法之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

仅就税法的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本身而言，不可断然言我国的遗产税立法应选择何种公平、效率价值。笔者根据前面对公平、效率价值及其非稳定性的探讨，以及对中国具体国情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税法效率价值应缓征遗产税。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致富者都是创业者，其拥有的财富基本上是以经营性财产为主，按照国际惯例，这部分财产应予以一定的抵扣，因此我国私人财富的拥有量难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此外，开征遗产税会抑制储蓄，长期来看，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下降，鼓励富人进行生活性消费，这不符合我国现在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目标；再有，开征遗产税可能还会带来资金外流等负面影响。因此，在我国正处于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时期，此时提出再分配财富的公平价值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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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危机非均衡危机影响资本管理

中图分类号：F85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4-031-04

2007年初在美国初露端倪1的次贷危机，在过去的两年时间内，不断升级，蔓延为一场全球范围的金融海啸。当前，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加深。危机暴露出世界及我国经济金融深层次问题的同时，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机遇，本文将对危机的生成机理加以辨析，对危机给商业银行造成的影响加以考量，进而从财务管理角度探寻商业银行具体应对之策。

一、危机形成及蔓延的根源

危机爆发后，包括经济学家、金融从业者，监管者等在内的大量观察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当前的危机根源进行了剖析。总体来看，无论从哪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抽象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偏离以及由此推动的越走越远的经济非均衡的祸端。者认为危机根源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矛盾，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冲突的论断在此次危机中再次得到证实。

1　从价格与价值这对矛盾角度来看，本次危机告诉我们，价格是不能无限偏离价值的。第一，商品，如房地产价格不能无限偏离价值，无限上涨，价格是商品间的相对比价关系，商品间的比价关系应相对服从于价值关系，一旦个别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商品间的比价关系大幅偏离了商品的相对价值，必然会出现价格向价值的回归；第二，金融产品的价格不能无限偏离它所对应的实际资产的价格，那些基于房产等基础资产价格无限上涨逻辑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价格，在这一命题证伪的一瞬间将化为无有；第三，一国货币，即便是脱离了商品属性的信用货币，也是构筑于其国家实力基础上的，不可以无限扩张，危机告诉我们，国家亦可破产，基于国家信用的货币信用也不是无穷的。

2　从宏观经济金融供给与需求这对矛盾来看，本次危机告诉我们靠当代金融体系信用创造带动的实体经济的非均衡状态是不能无限持续的。

当今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依托于其国家实力不断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中创造着包括美元，美元债务、美元衍生产品等信用，以此刺激本国的投资和消费，形成长期以来的财政和对外贸易的双赤字。而那些具有资源，低成本生产优势或是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经济起飞国家，如70年代的中东石油输出国、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中期后的东南亚国家及金砖四国等，则相继成为顺差国，国际经济普遍长期呈现日益加剧的非均衡状态。首先，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信用货币美元充当了国际货币，在缺少约束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的信用扩张摆脱了实物羁绊，成为脱缰野马，推动了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从图1可见，美国经常帐户从1971年开始形成持续性逆差，到2006年底其经常帐户逆差占到其GDP总量的6.15％，占到全球经常帐户余额的75％，达到8111亿美元。其次，美国通过在国际上大举国债，使得大量的资金回流到美国本土，进一步刺激本土经济。如此循环使得这种构筑在信用膨胀基础上的国际经济的非均衡状态很难长期持续下去。

然而，这种通过信用创造刺激经济的过程，同时也积累着风险。美国自1985年以来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状态，2004年底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为了缓解2000年IT泡沫破裂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冲击，美联储进一步实行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这更加刺激了其信用扩张。巨大的信用泡沫不断加剧着美国国内的供求失衡和全球范围的经济失衡。美元标价资产在这一过程中亦大量积累泡沫。 文章内容：

正如前述，价格与价值不可能无限偏离，信用泡沫不可能无限积累。一旦信用扩张引起美元贬值，而政府重拾稳定币值的经济目标，采取加息措施，长期以来的低利率刺激消费的政策，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逻辑链条断裂，基础资产价格便向其价值回归，构筑于其上的大量信用泡沫则瞬间破裂，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造成金融机构乃至全社会资金链条的断裂。并且，随着泡的破裂，人们的财富也大幅缩水，加剧了消费的下滑。房产、汽车，零售等原先严重依托于信用扩张的产业也随之遭受重创。而基于信用泡沫基础之上的经济失衡亦无法维系，正是在全球化浪潮下，美国信用链条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广泛大量的延伸，继而在无法维系的情况下断裂，才使得华尔街危机对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全球金融，乃至全球实体经济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促使经济走上违背价值规律无限制造泡沫的不归路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及现代制度经济学引导我们进一步从制度上去探求根源。第一，从国际金融体系的机制漏洞来看，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仍被霸权所垄断，实行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缺少国际民主、监督和制裁机制制衡的国际金融体系的霸主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就会倾向于无限的利益扩张，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失衡，而信用扩张无疑是一种比武力扩张更为有效和文明的手段；第二，从货币政策制定者来看，一旦中央银行失去独立性，有着维持货币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在谋求任期内短期经济增长的动机驱动下，中央银行自身也会存在短视行为，制定缺乏远见的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第三，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来看，金融监管部门缺少严格的监管制度，不能严格执行风险监督职能，维持市场透明度，约束企业的风险偏好，则会使市场在缺少约束的情况下倾向于追逐短期利益，忽视风险，埋下危机的种子；第四，从企业内部机制来看，当前企业的不合理的薪酬激励及不完善的企业风险管理及内控机制进一步助推企业的短期行为。

此外，从技术层面来看，制造信用的能力超出了管控信用的能力，即信用工具制造技术的发展超前于监督及风险管理技术，也是形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此次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华尔街金融海啸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渠道包括：

(一)金融市场渠道

自营债券及衍生品价格冲击我国商业银行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投向债券，次贷相关债券，以及受累于次贷相关产品的企业的债券在危机中大幅贬值，直接造成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现实冲击。此外，一些以这些受损产品相关的产品，如雷曼迷你券，商业银行由于风险揭示不充分、被迫承担投资者的损失等，也给商业银行带来直接的损失。而危机中，安全的投资途径减少，将使商业银行的理财等中间业务减少，损失相应

收入。

(二)实体经济渠道

金融动荡影响了美国投资、消费、就业、居民收入，使得其从中国进口下降，对华投资下降。而中国多年来保持着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因而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必将是深刻的。危机会触及中国的出口、企业利润、居民实际收入，房产等资产价格，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来源，以及现有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影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开展，在经济的下滑过程中，商业银行无疑也将面临寒冬。例如，次贷危机中，我国出口公司、为出口提供服务的公司业绩受到严重影响，比如浙江，广东的GDP回落速度比较快，出现大量倒闭的中小企业。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增加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三)政策层面影响

为了全面评估和预测本次危机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我们还应关注我国政府力稳定金融市场，保持经济增长而连续出台的若干货币、财政、产业政策及监管政策。

就货币政策而言，为了增加市场的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刺激经济，我国政府自2008年9月份以来，相继出台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贷款利率、取消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等政策。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释放流动性。持续的降息，一方面使得存在期限错配的商业银行利差收窄，另一方面在利率下降周期里，商业银行所持的固定收益资产价格会有所上升，这对银行交易账户债券重估产生正面影响。而降低准备金率和取消贷款限额则给予商业银行更多的运作空间。然而，由于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限制，银行对贷款的议价能力降低，这一定程度会影响银行的业绩。

就财政政策而言，为了降低危机的负面影响，优化产业及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解决社会保障和能源环境等深层次问题，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未来将产生持续性深远影响的财政政策，始增值税和出口退税的调整等。

就产业政策而言，发改委2009年了十大产业振兴调整规划，针对受危机影响严重，与就业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主导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石化十大产业制定了振兴规划。其中节能减排，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将是产业振兴规划的重要导向，对商业银行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新的产业政策对商业银行未来长期业绩表现的影响将是正面的，尤其是那些在振兴调整规划导向领域业务比重较大的银行。

就监管政策而言，银行业监管部门将采取更为审慎的监管政策和措施，对复杂金融产品创新将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一段时间内银行业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环境，复杂金融产品创新将受到一定抑制。

(四)心理层面影响

本轮危机由于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深刻地动摇了投资者及消费者的信心。危机所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当期消费，资产价格的巨幅波动使人们对投资更加谨慎，受此影响，商业银行投资类理财产品业务拓展将面临困境，而避险类理财产品将有广阔的市场。

三、我国商业银行财务管理的应对之策

从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吸取的教训是，只有遵循经济规律，合理平衡利润和风险，银行业的发展才是科学的，才具有可持续性，才能实现兼顾社会效益的长期利润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终极目标。针对此次危机所暴露的问题，从财务角度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针对危机适时调整财务预算

加强对宏观形势，行业形势及市场动态分析，充分评估危机所带来的交易账户的资产缩水、降息政策下总体利差收窄，不良贷款的增加、理财产品相关收益减少等负面因素。同时考虑取消贷款限额，经济刺激政策和产业规划调整政策带来的潜在收益空间。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上述正面及负面因素，调整对未来业务规模，盈利及风险预期。

(二)加强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体系的政策导向作用

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是商业银行成本收益信号和内部管理政策的重要传递手段，是商业银行日常管理的风向标。就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总水平而言，商业银行应密切关注危机中市场利率的变化，在考虑政策稳定性的同时适时制定和调整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以体现资金真正的机会成本。就内部资金转移价格的政策导向性而言，商业银行应在充分分析国民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区域调整的基础上，适时调整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政策参数，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合理优化业务发展方向。

(三)加强资本管理

由于资本连接着银行的收益和风险。因此，对于财务工作者，更好地把握风险和利润的平衡，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就是加强资本管理。通过资本的规划、配置及其相关指标在绩效考核产品定价中的深度应用，形成对银行风险管理的现实约束和激励机制，以保证商业银行兼顾社会效的长期利润最大化。

1　加强资本充足率管理

如前所述，危机的爆发一方面会造成商业银行与次贷相关的金融资产的损失，需要大量计提拨备，降低利润，侵蚀商业银行资本金。另一方面，经济下行，房产等资产价格下降，房产等押品的担保作用下降，这必然会使风险资产总额增加，以上两方面因素最终将使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商业银行应及时准确衡量危机影响，制定新的资本充足率目标，适时调整资本规划：制定合理的筹融资方案。

2　加强内部资本约束

此次危机集中考验了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危机以信用风险问题为起点，逐步蔓延为市场风险，最终各类风险以流动性风险形式集中爆发，整个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顺利走出危机的银行中，大多数能够较早捕捉风险因素，及时处理风险资产，如较早发出风险预警并采取措施的汇丰及花旗银行，这些银行都有较为完备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及基于此上的资本管理体系，具有严格的资本约束机制。我国商业银行应在充分考虑危机影响的前提下，强化资本约束，适时调整资产扩张规模和风险结构。

3　建立健全考虑长效因素(风险)的绩效考评体系

通过分析华尔街金融机构风险积累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以当期利润作为绩效考评的主要依据容易引起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只有将风险因素考虑进来，以风险调整的收益率指标为重要考核依据，才有利于商业银行长期利润最大化，有利于股东价值最大化。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快完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增加不良资产率等风险指标或RAROC等将风险和收益相结合的指标在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增加股权激励等长效薪酬在工资收入中的占比。

(四)备付金管理

2008年三季度国内各上市银行大幅计提海外投资减值拨备，但仍存在较大的拨备缺口，需要进一步补足。截止三季度末，工行持有美国次级贷款相关债券(次级贷款抵押债券、雷曼兄弟，“两房”债券)合计面值42亿美元，计提减值拨备合计13.9亿美元，拨备覆盖率33.10％。建行持有美国次级贷款相关债券(次级贷款抵押债券、雷曼兄弟、“两房”债券)合计面值22.4亿美元，累计计提减值拨备8.64亿美元，拨备覆盖率38.57％。交行持有雷曼、冰岛三家银行，摩根斯丹利等债券面值24.79亿元，拨备计提折人民币14.88亿元，拨备覆盖率为60.02％，水平较高，但仍存在较大缺口。商业银行应及时评估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适时冲销坏帐，补足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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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形势加强高校财务管理思考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的《201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显示，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2236.23亿元，占GDP比例为4.28%，首次实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4%的目标。

高校作为这一重要收益群体，随着公共财政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随着高校扩招模式向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方面发展，原有高校的财务管理观念和模式已面临严峻挑战。高校的财务管理水平作为高校管理工作的核心内容，如何提高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在新形势提升高校财务管理系统的效率，为高校的更快、更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已经成为各高校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新形势下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入手，在通过对这些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高校的财务管理工作在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经济多元化快速发展对高校财务管理工作的影响

经济多元化快速发展的现状使高校的社会生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增大，高校作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对高校的发展日益重视，对高校教育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多。面对少则几亿多则几十亿的财政拨款，如何最大化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达到教育资金的最佳配置状态、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成为了高校财务管理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一所高校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这所学校未来的发展速度。

高校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日趋激烈。无论是每年各种名目的“大学排行榜”，大学对各大省份“高考状元”的争夺，还是三本院校的“招生难”，都充分体现了高校之间的日益激烈的竞争。这种强有力的竞争迫使高校发掘自身的优势，打造特色办学，不断改善自身的管理和运作方式，吸纳国内外人才参与高校规划，更好的规避财务风险，以顺应经济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

新的经济发展形势要求高校提高自身的科研力量，科研在高校的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当今形势下，一所高校的科研力量充分体现了高校的综合实力，高校教师的科研队伍或独立，或与研发机构、产学研创新联盟联合，不断创造新的科研成果，同时高校科研力量的发展为当地政府提供了先进的科技保障。所以，无论是税收还是财政政策，都应该向高校科研倾斜，鼓励高校科研队伍的壮大，为科研建设提供便利。

二、国家政策环境的改变对高校财务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自1999年底财政部启动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工作，2000年始财政部要求各部门编制独立完整的部门预算，到2002年《政府采购法》、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相继施行，这一系列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使高校的资金流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为了进一步规范高等学校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2012年12月19日，财政部、教育部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68号）和国家有关法律制度，以财教〔2012〕488号印发《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第四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合理编制学校预算，有效控制预算执行，完整、准确编制学校决算，真实反映学校财务状况；依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努力节约支出；建立健全学校财务制度，加强经济核算，实施绩效评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资产管理，真实完整地反映资产使用状况，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资产，防止资产流失；加强对学校经济活动的财务控制和监督，防范财务风险。”

为适应财政预算改革和高等学校经济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规范高等学校的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2013年财政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财政部令第72号），结合新修订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488号），印发了《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财会[2013]30号），要求“进一步规范高等学校的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新高校财务制度适应新形势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这些尝试势必会对高校财务管理工作产生重要影响，高校的财务工作也应当与时俱进，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创新。

三、新形势下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财务制度体系不完善

“由主管财务工作的校（院）长代行总会计师职权”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当前高校多元化发展的需求。

按照财政部、教育部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488号）第五条中规定“高等学校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规模较大的学校可以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 第六条中规定“高等学校财务工作实行校(院)长负责制”。从高校的实际情况看，通常的领导班子是一正五副或六副，有些高校就存在相互级别权限划分不清晰或者有模糊的情况，这种“权限真空地带”的出现会妨碍高校资金的正常运转。并且，分管财务工作的校领导并非财务专业人员，只能做到统筹管理，不具备财务专业人员的经验。由此，“由主管财务工作的校（院）长代行总会计师职权”的管理模式变得难以适应当前高校多元化发展的需求。

针对财务管理工作中出现的这一问题，高校要依据《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中的规定 “高等学校应当设置总会计师岗位。总会计师为学校副校级行政领导成员，协助校（院）长管理学校财务工作，承担相应的领导和管理责任”，顺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趋势，建立合理的财务管理制度。个别省属高校已经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设置总会计师职位，以专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专业建议协助校领导管理财务工作。

(二)高校内部审计部门的校内审计流于形式

高校内部的审计部门虽然会对重要校领导离任、校内重点拨款项目等内容进行审计，但也是走个基本程序，内容流于形式。若校内审计在例行项目审计时发现重大贪污、违反法律等事件，会“有损”本校声誉。

事实上，校内审计理当不避嫌，并且工作范围应当有所延伸，例如将经济责任的审计、资金效益的审计、安全风险的评估等纳入到日常工作范围。对高校的项目投资，甚至对财务管理人员工作内容的风险进行评估，保证高校资金的有序运转，杜绝事件的发生，保证学校健康的持续发展。

(三)高校的财务工作重核算、轻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彻底

目前高校财务的会计核算尚属“事务型”，大量财政资金的运转使财务人员疲于应付日常的会计审核与制单工作，财务管理的基本职能发挥不充分。随着高校的不断发展，招生规模扩大，科研量逐渐增多，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大部分高校没有出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且没有有力的予以执行，没有充分发挥对财务行为的制约与预防作用。

建立健全高校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明确财务人员的岗位职责，发挥财务工作的管理职能，对财务行为实施动态管理，防范财务风险。并且控制资金，尤其是重大资金项目的审批权限、支付额度，对各项业务收支活动进行周期性核查，减少资金浪费，更预防经济犯罪。

(四)大部分高校的资产管理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高校的物资管理相对企业来说是比较薄弱的环节。高校施行的是资产集中核算制度，即资产的核算工作归财务及资产部门，而实物却归各学院或行政部门使用管理。资产的核算跟管理相分离，导致设备盲目购置、损毁浪费严重，更容易出现资产入账不及时、清理报废不及时，甚至存在资产账实不符的情况。

针对这类情况，高校应该建立健全设备购置的责任机制。完善设备入库入账的程序，并由财务部门会同资产部门定期进行资产盘查，定期进行报废清理工作，将资产的盘盈盘亏情况通报各学院、部门领导，将责任情况落实到个人，减少铺张浪费，避免账实不符。

虽然高校财务管理与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不同，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经费来源发生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高校的财务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财务管理的大环境和大趋势。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高校应该加强成本效益观念，加强场经济观念，注重资金的时间价值，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手段加强风险管理。不再单一依赖财政拨款，通过给社会提供优质教育、培养优质人才，通过经营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高校财务管理应当借鉴鉴企业财务管理先进、成熟的经验，做到取长补短、开拓创新，提高高校财务管理水平，适应多元化经济发展，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园媛.新形势下高校财务管理创新影响因素的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14(11)

篇8

［关键词］以人为本；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117-02

近年来，国家共投入上百亿资金大力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以下简称“农远”）。这为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开辟了新的有效途径。按照既定目标，工程将在近期全国11万个农村小学教学点建成教学光盘播放点，在38.4万所农村小学初步建成卫星教学收视点，为3.75万所农村初中基本配备计算机教室，受益者将是占全国中小学生总数81%的1.62亿农村中小学生。从“农远”的总体规划和分步实施来讲，应该包括建设阶段、应用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等。随着“农远”工程建设即将进入收尾阶段，我们面临的工作重点是远程教育资源的应用问题。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农远”资源、将“农远”的应用引向深入等现实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农村广大师生十分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农远”应用中，作为农村教育领域中至关重要的主体――人的作用该如何发挥、人与技术的关系该怎样合理协调才能更好地服务“三农”。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认识与实践应用问题进行适当的梳理和分析，将“农远”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大背景中，以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为指导，探索提升“农远”应用质量的策略和措施。

一、“农远”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其中，农村教育既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三农”问题的重要表征。 农村经济的发展急切地需要教育培养各类人才，特别是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科技人才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从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考察，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农村现有经济条件下，农村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源的投资行为，会有丰厚的个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从长期看，根据教育的人力资源观点，对公共教育的投资，其回报率将远高于实物资本的回报率，这使得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后劲，从而为财政收入的增长提供了保证。根据教育的人力资源观点，教育代表了为提高未来生产率而在某一时点的资源支出，它是一种对人投资的积累， 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将产生远远大于原来投资的回报。所以，今后应该逐步淡化重物质投资轻人力资源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从而将资源转化为对义务教育的充足投资。因此，农村教育的发展能够直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农村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学校的办学条件包括校舍建设、基础设施、师资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发展。 但是随着财政体制与农村经济状况的变化，农村教育发展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农村教师总体数量不足，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资源匮乏，缺乏教师提高发展的支持服务体系，城乡教育差距特别是数字鸿沟仍然在逐步加大。

“农远”工程的实施为城乡之间搭建起了一个由城市向农村输送知识和信息的通道。“农远”工程的实施构建起了农村远程教育网络，使农村中小学初步形成了信息化教育环境，这是广大农村中小学生能享有平等接受教育权利的有效途径，也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与效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历史机遇。“农远”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制高点和突破口，并对基础教育改革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加强应用研究，全面提升“农远”应用质量

现代教育技术在农村教育中的应用程度是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关键，会直接影响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农远” 工程三种模式在教学中的运用极大地开阔了农村学生的视野，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使学生能更加深刻、广泛地学习所学科目，增进了他们对周围世界的了解。“农远”的开展对学科教师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下的教学设计能力和教学应用能力的提高效果显著。广大农村教师被“农远”所承载的新的教育理念以及现代教育技术深深触动，已不再是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局外人”。

（一）以人为本，全面提升“农远”应用质量

要树立以学习者为本的服务意识，根据学习者的特点和需要，以学习者的发展为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教师和学校构建的现代教育技术环境都要为学习者服务，帮助和促进学生对知识进行有意义的建构。对“农远”应用效益的衡量应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二是“农远”三种模式所承载的现代教育教学技术和农村学校课程的有效整合，三是农村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和提高。从学生的角度来讲，在“农远”的应用中，师资和软、硬件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农村孩子要有机会接受和使用，让“农远”设施更多地走进课堂、走近学生。

（二）积极探索提升“农远”应用质量的策略和措施

变“农远”资源的单向传输为双向交流，丰富“农远”资源建设。实施“农远”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而应用的核心是资源。目前的现状是资源类型单一、配套资源少。与农村各种现用的教材版本配套的素材类资源、专题型资源、提高教师技能的培训类资源、扩大学生视野的资源、符合新课程和农村学生实际的新型有效资源，包括民族地区符合民族特色的教育教学资源比较缺乏。

在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下，县远程教育管理部门应根据本县远程教育资源的储备和使用的实际情况，在全县范围内对教师的教学需求、教师自身专业发展需求、学生学习需求等做出远程教育资源需求调研分析，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提出适合本地的远程教育资源建设的指导目标和内容体系，同时为管理部门、决策部门提供政策指导。在资源建设中强调以教学光盘和卫星IP资源为重点，这符合“农远”工程的设计理念，并且与项目设计、“农远”所构建的信息技术环境相匹配。

同时，应充分发挥本县教师的优势，鼓励优秀教师参与县级远程教育资源的建设，使远程教育资源的使用者同时成为资源的建设者。将农村骨干教师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整合“农远”资源后的新颖的教学模式、成功的教学设计案例、“农远”资源二次开发成果等能及时到一定的交流平台上。实现“农远”资源设计者和应用者之间的双向沟通和交流，提高资源的应用率，丰富和发展“农远”资源库建设。

在“农远”应用的师资培训工作中，应着重将教师的思想观念转变为需求观念。一方面，增强教师应用“农远”的内驱力，尽量避免将“农远”培训人为地变成一种“负担”而“强加”给农村教师。另一方面，结合农村地区教师培训的需要，按照“面向全体、突出骨干、分层指导、注重实效”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以县为主的省级培训、县级培训和样本培训三级培训网络。

在“农远”应用过程中，农村乡镇中学的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不可低估。通过以乡镇为基础、以县（市）支持服务为中心，结合各省及国家的支持服务系统，建立为农村教师应用“农远”提供帮助的“以县为主，分片管理，片校结合，省市结合”的技术支持服务体系。这样的支持服务体系应该是管理和调控重心上移，技术和支持服务重心下移。

在“农远” 应用中，应结合农村区域特点、经济状况、教育环境（教育观念、教育水平）、人文特点、民族特色等，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用出效益，用出特色，切忌“一刀切”。 “农远”工程在硬件建设、信息化环境的构建中以三种模式为主，但是在具体应用中应灵活多样，不拘形式，在资源的应用中以应用效益为主要标准，做到适时、适度。

农村教育工作者应打破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尊重教育规律，讲究农村教育质量与内涵发展，注意物化与精神的关系、技术与人文的关系。要充分认识到经济投入带来的物质层面的进步不能必然地带来教育质量的提高。将农村教育中的各种项目、工程有机整合，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农村教育。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是农村基础教育有史以来极为深刻的变革，人们希望“农远”工程能够帮助农村地区广大师生解决教学和学习中的困难，打破束缚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距离和时间因素，向农村的孩子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生动有力激发学习动机的辅助手段，能有效满足个体教学需要。但是，正如祝智庭教授所言：“毕竟技术是偏方，人本是正道。”在“农远”工程的实施和应用中应始终从农村教育教学实际出发，对农村教师和学生的实际教学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做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也就是以农村广大师生为本，充分利用“农远”所承载的教育教学理念、先进的教育教学技术和手段为广大农村师生服务，为农村教育发展，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也为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乃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谈松华.农村教育:现状、困难与对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

［2］朱小蔓.教育的问题与挑战［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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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质量；市政工程；原因；对策

前 言

当前，随着国家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相关部门加大了市政建设的投资规模，市政工程项目数量比以往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今后一两年，市政工程建设将迎来集中、高速发展的契机，但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也同样让人感到担忧，前车之鉴尤在，如何让工程质量问题降到最低水平，确实已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严峻的问题。因此认真研究当前的市政工程质量问题，在此基础上研讨如何提高市政工程质量，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1 当前市政工程存在的质量问题

屡屡发生的市政质量问题让人触目惊心，原因可能不尽相同，地质、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过程，甚至有的还存在工程被层层分包，施工单位没有施工经验等问题，每个方面的疏忽都可能酿成安全事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事故折射出的是安全制度和责任心的不足，以及施工安全管理和监管力度的欠缺。

1.1 大量市政工程设计水平不高

工程设计前期勘察的工作没有到位或者工作不充分，缺乏实际调研。一定勘察设计单位要保证工程勘察的可靠性，要充分探明施工环境的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优化设计方案。现在很多市政工程事故原因就包括地质方面的原因。目前设计部门很多，但是很多地方市政工程设计师整体水平不高，对工程设计因素考虑不充分，设计深度不合理，设计人员不熟悉相应的市政工程设计规范，未达到相关标准。相对于其他建筑设计，市政工程有其固有的分支特征，很多设计人员缺乏深层次的实践经验，难于承担有一定深度的工作。

1.2 有些施工管理单位技术资质不具备

设计单位按其资质等级及业务范围承担勘测设计任务，监理单位依照核定的业务范围承担相应的监理任务。目前管理单位管理范围窄、级别低，而其职能不单纯是行政管理，技术服务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兼有设计、监理、施工、政府监督等多种职能，但一般市政管理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因为只有有资质的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才能保证施工的安全，施工的质量。

1.3 有些工程施工不规范

在某些地方市政工程就很可能存在转包的情况，因为现在有的单位是这样，有资质的单位凭借他的实力等情况就把这个标拿下来了，获得了承建这个项目的资格，但是在具体承建过程中，他就转包给了许多资质差，或者根本没有资质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这就可能带来比较大的风险。工程多次转分包，层层收管理费，资金流失。经济利益驱使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很难避免。在施工中，大量民工及农村施工队伍承担着基础工资，施工人员技术水平不足，质量控制手段落后，把关不严谨，这些也会导致严重的质量问题。

1.4 有些部门监控措施、检测手段落后

有的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也没有行之有效的质量监控措施，出现工程质量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监理队伍少，人员素质良莠不齐，部分人员无证上岗，工作责任心不强。监管部门缺乏有效检测手段，质量评定缺乏权威性。

1.5 相应部门的不适当干预

工期完全是没有按科学的方法来做，就是拍脑子定工期，有的市政工程工期起码要三年，他要定两年就要完成，这样就造成赶工现象非常严重，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另外为了省钱，也是把费用压的很低，不合理的工期、不合理的造价，是完全影响安全、影响质量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专家的意见在某些情形下多半是被甲方意见、行政领导意见所替代。

2 加强市政工程质量管理的建议

要对市政工程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及时消除质量隐患。要从抓好项目设计、施工组织、工程监理这三个方面入手抓好工程建设。室内完成的设计方案，要到现场进行实地校验，结合实际进行修改、完善和优化；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作业，一经发现违规行为要及时制止，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工程监理人员要深入到施工现场，对施工作业情况实时密切监管，切实负起责任，保障工程质量。

2.1 要认真分析影响工程质量的因素

市政工程质量的影响因素，可概括为人、机、料、法、环等五大因素。4M1E指的就是：人（Man）、材料（Material）、机械设备（Machine）、方法（Method）、环境（Environment）。影响工程质量的因素主要是这五个方面。通过对因素分析采取相关的管控措施。

2.2 要抓好设计环节

市政工程的设计，应由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图纸上，应有设计、审核、批准等有关人员的签名，并加盖设计单位的设计专用章。在设计过程中，项目负责人要组织有关人员根据设计院自身的特色制定有关符合本工程的设计方案并组织会审和征求专家意见。除了按质量标准规定的复查。检查内容进行严格复查、检查外，还应进一步强化对关键设计过程工作的复核，杜绝因设计引发的质量事故发生。同时积极促进新技术、新材料在工程设计中的应用，提高工程设计的技术含量。

2.3 要抓好施工质量监督

施工质量控制的目标管理应抓住目标制定，目标展开和目标实现三个环节。施工质量目标的制订，应根据企业的质量目标及控制中没有解决的问题、没有经验的新施工产品、以及用户的意见和特殊的要求等，其中同类工程质量通病是最主要的质量控制目标；目标展开就是目标的分解与落实；目标的实施，中心环节是落实目标责任和实施目标责任。各专业、各工序都应以质量控制为中心进行全方位管理，从各个侧面发挥对工程质量的保证作用。从而使工程质量控制目标得以实现。

2.4 加强建设资金管理

建设单位必须指定项目负责人，负责对项目的策划、筹建、建设实施全过程的管理，承担工程建设的标书、合同、投资、工期和质量管理的责任。设置独立的财务管理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投资项目的财务，并建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要严格按照部门批复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实施，建设单位不得擅自提高设计标准，增加投资规模。确需增加投资的，必须按程序报批。并针对导致投资增加的具体项目、金额大小等，规定需分别报有关部门进行审批。

3 结束语

市政工程依然是我们建设和生活中重要的设施，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必须在众多的质量问题后面寻找其发生的原因，加强对市政工程从设计到施工全方位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排除一切质量隐患，不断探析市政工程质量问题的防治措施。

参考文献

[1]赵海锋，张永钢，李江.市政工程道路工程质量控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4（05）：229.

[2]毛岳松.市政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管理研究[J].科技与企业，2014（09）：97.

篇10

关键词：技术转让体系；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

基金项目：本文受“2008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董浩平(1963-)，男，湖南华容人，管理学博士，河南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风险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082-04

收稿日期：2008―05―10

本文在一般技术转让体系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以下简称体系)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研究其特殊性、功能、组成、发育的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外部条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为体系设计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理论依据(特色、原则、方法)；实践意义在于为体系培育提供先进、实用、富有中国特色的构想(手段、工具、条件等)，它们对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的融合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述评

(一)就体系特殊性而言

一般体系主要提供咨询、交易、成果转化、金融与科技成果确认等服务(傅文园、王勉青，2006)。其咨询服务无法描述与推介高新技术；交易无法解决产权交易形式的特殊性(如双方融合组成风险企业后的委托一问题)；成果转化服务无法解决高新技术的高风险试验开发资金问题；金融服务不能满足风险投资的要求；其成果确认无法判定高新技术的价值。总之，本体系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探讨。

(二)就体系功能而言

Prencipe(2004)、Feldman et a1，(2002)和Bray and Lee(2000)虽分别站在高技术扩散、高技术寻求工业合作伙伴和风险投资的角度研究了单个中介(不是体系)的作用，但很不全面、很不系统。

(三)就体系组成而言

张信等人(2005)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材料，再根据其他大量文献进一步归纳出12种提供创新服务的中介，但它们目前还不具备针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提供融合服务的特点与特征，不是我们期望的体系组成要素。

(四)就促进体系发育的经济政策而言

大量文献分别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风险投资政策，如OECD(2004)、Avnimelech et a1，(2004)，但两类政策共同促进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并促进相应中介、体系发育的功能需要进一步研究。祝晓莲(2006)研究了三种制度安排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但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安排的实现手段――经济政策刺激体系发育的层面。

(五)就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而言

这方面研究亟待加强。孵化器除本身具有融合双方的功能外，还能促进体系的发育，可看作是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大量文献虽研究了孵化器，如李岱松、王瑞丹、马欣(2005)，但它们只是着重高新技术的孵化功能，较少涉及风险投资的介入，且如何利用孵化器及其他载体作为工具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更是没有涉及。

(六)就促进体系发育的外部条件而言

马丁・黑米格(2005)指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涉及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制定、立法、中介服务等，但没有说明中介及其体系如何利用上述外部条件发展自身并提供融合服务。徐小钦、石磊(2005)只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对体系形成的有利方面，研究视野较窄，且没有涉及这一外部平台条件的利用。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内容

对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转让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进行文献综述后，主要界定融合的内涵、方式、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融合功能等基本内容；再对比研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体系，尤其是美国的，以利于判断我国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的阶段，并为利用发达国家相应阶段的经验打下基础；进一步对比研究中国、美国的立法和行政、市场力量推动，研究美国的政策土壤和我国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的环境、经验与教训，找寻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和其他路径；据此设计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在体系要素与结构清晰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宏观发展政策对技术转让机构的影响，研究技术转让机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研究技术转让机构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互动，从而再进一步研究推动技术转让体系形成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利用。此外，其他中介化解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信任危机的机理、机制、组织形式也需要进行研究，但不在本文进行叙述。

(二)基本思路

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中外体系发育状况、历史经验和教训；引入多视角对比研究方法，通过体系要素、体系功能、体系发育阶段及其推动力量等多方面中外对比以寻求借鉴；利用个性研究方法研究我国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以论证借鉴的可行性；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对体系发育的影响与作用。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一)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设计

划分基本融合服务类型；设计体系――勾勒体系要素与构成(重中之重，见图2)，分析体系要素的相互联结与影响(难点)，匹配要素功能；此外，还研究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

美国的技术转让体系结构与要素联接见图2。

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是产业集群、信息融合等平台，其功能与作用见图3。

图中通道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分别代表支持产业集群、机构融合、信息融合平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吸引作用，政策支持吸引双方到这三个平台上，这三个平台本身或多或少具有促成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融合的功能。不过，信息融合平台、产业集群平台如不能完成双方融合的使命，则流转到技术转让机构融合平台上，这种流转形成了层间通道。层间通道的使命是由技术转让机构开发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来完成的。

综合体系要素与结构的应有形态，结合我国体系发育的现状，我国体系的基本形态如图4所示。

(二)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路径设计

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外部力量(立法、行政、市场机制、信任约束)；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内部力量(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探讨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推动体系发育的途径(难点)；设计体系发育路径(重中之重，见图5。无形之

手――市场机制未予图示)。

(三)经济政策刺激、政策工具推动体系发育作用研究

进一步细分不同的产品与服务领域需要的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服务；进一步分析不同的中介机构特点及作用并匹配相应的服务功能；定性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着力点(机构和功能)，定量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作用(难点)；设计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重中之重，见图6)。

设计的政策工具包括公共信息渠道、政府项目、产业集群工具(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孵化器)、公共机构政策工具(合同研究、合作研究、技术转让许可、研究资助直接参与融合双方的活动、工作小组、技术咨询、人员交流、设备利用、实验室参观、信息交流与扩散)。

四、主要创新之处

(一)世界各国体系比较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体系已发育成熟，体系完整，最具有借鉴意义。美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发达，功能强――提供专利销售、专利与产品开发、许可证贸易、风险投资服务、风险开发与管理、技术孵化、信息服务；中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少，功能弱――仅仅提供信息服务和有限制的技术孵化服务；美国体系中的各要素(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相互之间联系紧密，而我国则关系松散，缺乏凝聚力。总之，我国体系处于发育过程中的初期阶段。美国体系也是由初级阶段经历了立法、行政推动、市场机制相互作用，最终市场机制主导的发展历程而成熟的。中国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具有后发优势，可在体系要素、功能、组成、推动形成力量等多方面借鉴美国的经验。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在设计原则、设计方法、设计内容上有所创新。即提出了借鉴与创新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功能考察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统一、整体与局部相统一的体系设计原则；采取了融合功能划分、要素――功能匹配、体系功能统筹的设计方法；设计体系的同时，将体系运行外部平台纳入研究视野。

(二)体系发育应遵循行政一公共一市场力量逐步推进的原则

体系发育阶段的各种力量强弱、终极目标决定了这一原则的采用。体系发育初期，行政力量强，其他力量弱，只有靠政府组建有关机构提供融合服务并培育公共机构；发育中期，公共机构力量较强，除承接部分政府职能、直接服务商业机构外，更重要的是架设政府――商业机构桥梁以放大政府引导作用；发育后期，商业机构有了一定实力，新的商业机构接受公共机构的辅导，老的开展竞争，政府不再干预，最终实现市场之手调节整个体系结构、规模和竞争水平的目标。

相比于已有文献，创新了体系发育路径(见图5)和行政推动机制研究。立法、行政、市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的信任约束等外力作用于三大主体(政府、公共、商业机构)，形成了丰富多彩、功能侧重、相互协同的体系发育路径。就其中的行政推动而言，政府一方面要利用行政权力制定经济政策并开发相应的政策工具，推动政府与公共机构履行职责与使命，扶持商业机构开展融合业务；另一方面又要逐步淡出行政权力，引入市场机制并最终以此来催熟、驾驭整个体系。这就是一对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逐步引入和利用法律法规约束机制、协会自律机制、20／80优胜劣汰原则、价值链创造与分享原则。这是现有文献没有涉及的最大难点，因而也是本研究最大的创新点。

(三)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分别刺激、推动体系形成

经济政策刺激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运行外部平台(信息、产业集群等承载体)的形成，并为平台融合双方、体系发育提供条件，同时刺激技术转让体系内的机构放大政策功能。即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分别与财政、税收、贷款支持政策结合在一起实施政策，放大政策力量，并输出政策工具(前面已述)；商业机构则利用政策使其自身繁荣、壮大。而政策工具一方面靠政策支持发育自身并促进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完成支持经济政策并弥补其功能不足的使命。

现有文献只是零散、个别、定性地研究政策工具对技术转让体系的部分正向作用，而本课题首次界定了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并定量研究了它们的作用，因而具有创新性。

五、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果

影响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及融合步伐的因素很多，本文不从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单方面研究其发展，而是横向扩展到两方面，再在融合促进的角度上选取技术转让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纵向延伸，即研究体系促进融合、加快融合的功能，进而研究体系的组成、发育及体系建设的条件。例如：(1)本文采用历史分析与对比方法界定了功能完备、体系完整的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要素、结构组成。(2)针对技术转让体系设计难点，提出设计了中国技术转让体系的原则，设计了技术转让体系，并就技术转让体系的关键点进行了结构与要素分析。(3)本文引入个性研究方法研究了我国技术转让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并以国内外对比研究结果为基础，以分析判断中国技术转让体系发育阶段为前提，探索了技术转让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途径。(4)首次区分了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工具组合)，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宏观经济政策是技术转让机构开展融合服务的环境条件；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延伸。(5)技术转让体系需要一定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支持才能发育，而且要以宏观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配套与交融为基础。如对风险企业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与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融合机构支持可以在产业集群的范畴内得以解决。在政策工具(工具组合)与宏观经济政策交融的前提下，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政策工具的组合设计源于各种工具各自的局限性。各种政策工具组合使用，才有可能发挥整体效应。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和风险投资发展政策的环境条件不够成熟的条件下，更需要多项工具组合使用，方能弥补环境政策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