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处罚法范文
时间：2023-11-02 17:35:4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法处罚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行政处罚法》实施近六年来，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该法立法方面存在的一些缺陷也不断显现出来，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要地分析。
一、违法行政处罚行为方面的缺陷
《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是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表明行政处罚的实施必须依照法定依据和法定程序进行，以防止行政处罚权的违法行使，但这一规定与行政行为的"推定有效"原则（又称"效力先定"原则）及《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不相协调。
首先，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法律约束力，自始就推定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依照行政行为所决定的内容加以履行，这是行政法上公认的规则。作为行政行为之一种的行政处罚，当然也具有这种特征。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一经作出就具有强制力和执行力，即使它是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在没有被有关国家机关经过一定程序确认为违法并撤销其效力之前，它仍然是有效的，仍然对有关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如果认为行政处罚缺乏法定依据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而构成违法处罚，也不能自行否认其效力，而必须先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然后通过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程序确认该行政处罚是否违法。
其次，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一规定是否意味着对于符合此类情形的行政处罚，当事人从一开始就可以拒绝接受？从《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的规定来看，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当事人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这里所讲的"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既包括对被最终确认为合法的行政处罚的不服，也包括对被最终确认为违法的行政处罚的不服。即使行政处罚被确认为违法，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过程中仍应履行原行政处罚决定。显然，简单地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会对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这一规定带来很大的影响，不利于这一规定的贯彻实施。
再次，行政处罚最终被确认为无效的原因有诸多情形，除了没有法定依据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之外，还包括主要证据不足的、超越职权的以及滥用职权的情况。对符合这五种情形之一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均应判决撤销，否定其效力。而《行政处罚法》仅仅规定了没有法定依据和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因而是不全面的。
二、听证程序方面的缺陷
听证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其方式可以是书面或者口头的单独征求意见，也可以是由有关国家机关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行政处罚法》首次确立了听证制度，被誉为我国立法领域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受处罚人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程序上的权利，切实行使陈述权、申辩权，并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说明理由、听取意见等方面的义务。这对加强行政处罚活动中的民主化、公开化，保证行政处罚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减少行政处罚诉讼的数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行政处罚法》有关听证程序的规定还比较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行政处罚法》并没有赋予所有受处罚人听证的权利，只是给予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以及较大数额罚款等程度比较严重的行政处罚案件，受处罚人才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显然，《行政处罚法》把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就听证的本质而言，一方面，它是法律为受处罚人设置了一个对自己不利指控的抗辩场所，体现了行政处罚中的民主原则、公开原则和相对人参与原则；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权力制约的程序机制，也是一种较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事后监督手段更为有效的事中监督手段。行政拘留作为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处罚种类，理论上它属于典型的人身罚，理所当然应该赋予受处罚人有抗辩的权利和机会，以切实保障其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其次，《行政处罚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且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通常说来，对于受处罚人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享有对事实和证据的判断权、法律依据的选择适用权和行政处罚的决定权。与此相适应，受处罚人则享有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权利。可见，当事人的充分申辩权是听证程序的基本要求之一。为此，法律还规定了"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等内容，但《行政处罚法》没有规定当事人或者其律师可否查阅或者复制调查人员的指控材料。如果当事人没有查阅案卷的权利，他们就不可能充分有效地行使申辩权，从而影响到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适当性，不免使听证制度流于形式。
再次，《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但该法没有规定书记员的设置。同时，上述规定对听证笔录究竟有何法律意义，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三、简易程序中举证方面的缺陷
简易程序是针对违法事实确凿、处罚较轻的情况设置的。这种程序具有手续简单、效率较高以及执法人员当场给予处罚等特点。但确凿的违法事实也应当通过充分的证据来反映，而行政处罚的举证责任也只能由行政执法机关来承担。《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然而，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程序，行政机关又如何举证？简易程序既没有规定案件调查人员与作出处罚决定的执法人员相分离，也没有明确要求执法人员一定不得少于两人。事实上，作出处罚决定的执法人员是融调查身份与决定身份于一体的，不仅如此，还将执法人员与案件的证人相混同，执法人员既是案件的处理人，同时也是案件的证人。那么，在别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能否以单个的执法人员单方面的证言作为定案的根据？答案如果是肯定的，岂不是助长了个人擅断、扩大了自由裁量权运作的空间吗？由此来看，完善简易程序中举证方面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篇2
我国现行的环境行政处罚种类大多规定在环境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或“罚则”章节中，并根据是否与《行政处罚法》设定的处罚种类相同将其划分为一般环境行政处罚和特殊环境行政处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环境法律法规中至少设置有下列环境行政处罚种类(不含名称相同者)：警告；罚款；停止生产和使用；责令重新安装和使用；限期治理；责令停业和关闭；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拆除；没收设施；没收销毁；取消生产和进口配额；责令限期建设配套设施；责令退运该危险废物；责令进口者消除污染；责令搬迁、停业、关闭；责令停业治理；排除妨碍；收回海域使用；产品和包装物的强制回收；补种牧草，恢复植被；吊销采矿许可证；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取消批准文件；采取补救措施；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开垦；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征收滞纳金；交纳滞纳金；行政拘留等等。
上述当然并未穷尽所有由环境法律和行政法规设定的所谓“环境行政处罚”种类，但上述行为是否从性质上真的全都属于行政处罚？是否符合我国的《行政处罚法》设置的实体标准与程序标准？这样大量的环境行政处罚种类和方式的设置是否都符合环境管理的科学规律？是否达到了处罚设置的功能和目的？改变目前环境立法处罚种类设置的混乱和无效率，将对准确认定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保证环境行政处罚的准确适用，提高环境管理效率和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2 界定环境行政处罚种类与其他行政行为
由于大量的环境立法并没能从行政法理上准确把握住行政处罚的内在特性，而一概在“罚则”或“法律责任”章目之下给予笼统规定，致使理论认识和环境执法都对环境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行为的边界存在一定模糊性。如果环境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属于环境行政处罚，那么行政机关就必须遵循《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处罚法定、事先告知、举行听证等要求，如果进入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同样将按《行政处罚法》的标准来作合法性审查。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而属于其他行政行为，那么它就受其他法的调整，如《行政许可法》或未来制定的《行政强制法》调整。因此首先界定环境行政处罚与非行政处罚之界限，不仅为行政法理问题，更关乎环境行政执法实践。
2. 1 环境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措施系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和实施行政管理秩序，预防与制止社会危害事件与违法行为的发生与存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针对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行为及财产进行临时约束或处置的限权性强制行为。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区别在于：行政处罚是一种制裁性行为，而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保障性行为；行政处罚是一种最终处理的行为，而行政强制措施是临时性的程序行为。
根据这一界线，我们就会发现，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初列的“环境行政处罚”形式中，有些则不属于“环境行政处罚”，而是“环境行政强制措施”。如《清洁生产促进法》第27条“产品和包装物的强制回收制度”；《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46条“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水污染防治法》第21条规定“在生活饮用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威胁供水安全等紧急情况下，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采取强制性的应急措施”等。
2. 2 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行政执行罚
行政执行罚系指因当事人拒不履行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包括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依法对其实施另一个处罚，以迫使当事人自觉履行，直到达到前一处理决定被履行时为止。从目的上说，行政处罚是旨在直接制裁一种违法，而行政执行罚是为了迫使当事人履行前一个处理决定而实施的保障性措施；从行为持续性上看，行政处罚是一次性的，而行政执行罚是持续性的；从行为性质上说，行政处罚属于“基础行为”，行政执行罚则属于“执行行为”，两种行为所处的行为范围领域是不同的；从被规制的法律上看，行政处罚受《行政处罚法》的调整，而行政执行罚则受将要制定的《行政强制法》的调整。
由此可以分析，本文第一题所列“征收滞纳金”“交纳滞纳金”从本质上属于行政执行罚，因为它们都是当事人因不履行前一行政法上义务而引起的后果。
2. 3 环境行政处罚与责令纠正违法
当发现当事人有违法情景时，行政机关在对他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时，同时有权利和责任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这是《行政处罚法》第23条所明文要求的。但是，实施行政处罚与责令纠正环境违法完全是两类不同的行为，彼此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行政处罚是对违法行为人的一种制裁，而责令纠正违法是对违法状态的一种处理；行政处罚是对违法行为人的一种惩罚，而责令纠正违法是对违法现状的一种修复；从行为属性上讲，责令纠正违法是一种行政命令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行为。
鉴上，在本文中所列的“采取补救措施”“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使用”“责令停止开垦”“排除妨碍”等均不属于环境行政处罚，而属“责令纠正违法”之行为范畴。在实践中，有的环境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将责令纠正违法作为一种处罚的种类表达，则是错误的。
3 矫正环境行政处罚中罚款设置的泛化
我国每一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几乎都有“罚款”这一行政处罚方式的规定。当然，罚款较之停产、停业和吊销许可证处罚对行为人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环境行政处罚中罚款设置泛化原因之一则是非正当化的立法取向(如增加部门收入)，加上有些罚款设置本身也不符合环境管理的科学规律，导致罚款设定低效益或者无效益，威慑功能受到限制，有必要给予矫正。
3. 1 矫正罚款设置中的非公正性
环境法律法规中虽设置了大量的“罚款”处罚方式，但细究之下，部分内容设置有待补充和完善。不妨举例说明：《排污费使用和管理条例》第21条规定：排污者未按照规定缴纳排污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缴纳；逾期拒不缴纳的，应处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但在实践过程中，违反排污收费行为的罚款数量是各不相同的，小到几百元钱，多至上万元，如果一概以罚款1～3倍而论，有时罚款数额差距则很大，易造成处罚不公正等现象的出现。这种情况下，应进一步明确罚款范围，可借鉴《刑法》的立法，将罚款范围分为几个层次，即对于逾期拒不缴纳排污费的，排污费数额在10万元以下的，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2～3倍的罚款；排污费数额在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2倍的罚款；排污费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的罚款，
3. 2 增强罚款设置的威慑性和代价性
环境立法中罚款设置的泛化和缺陷已经降低了罚款设置的威慑性和代价性，甚至罚款凭证成为行为人继续从事违法行为的合法通行证。如罚款设置存在的普遍现象是部分处罚的额度太低，一般罚款额在20万元以下。有的大型造纸企业治污设施每日运行费用在10万元左右，而法律规定的处罚额度仅10万元，企业宁愿受罚也不愿正常运转治理设施，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更高，严重影响了执法力度。
对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和连续的环境违法行为应尽量避免轻易设置罚款，转而使用能力罚，可以选择适用责令停产停业或者暂扣许可证、执照的处罚，直接督促行为人改正违法行为，直至违法行为消除，这对于提高行政执法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行为人适时恢复原来的行为或者资格、能力留有一定的余地，避免简单处以罚款所产生的罚款凭证成为行为人继续从事违法行为的合法通行证的情形。
4 完善行政处罚之间及与非行政处罚的关系
科学合理的行政处罚种类应当是让每一种处罚方式都能承担最符合其设置目的之职能而使环境行政处罚方式和非行政处罚方式形成系统性和协调性，这也是保证环境行政处罚有效运行的前置条件，从该角度出发，应对下列两个方面给予完善。
4. 1 设置“通报批评”这一申诫罚种类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将行政处罚的种类列为七种，即：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拘留、其他行政处罚，而“其他行政处罚”这一特殊的种类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直接规定，显然“通报批评”未被列入《行政处罚法》第8条，也没有被环境法律、行政法规创设。但问题在于，在现实中却有不少行政法规以下的规范，如地方性法规，直接规定了“通报批评”或“在媒体上公开”等，如《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第12条。
本文以为，从以下原因考虑可通过环境法律和行政法规设置这一申诫罚形式：(1)“警告”的处罚方式《行政处罚法》已将其列为第一种处罚种类，作为申诫罚与“通报批评”具有相同或雷同的处罚功能；(2)对当前部分地方立法对“通报批评”的“违法”创设也可通过上位环境法律法规的设置给予解决；(3)“通报批评”作为精神罚或者影响声誉罚，是环境行政机关向违法者发出警戒，申明其有违法行为，从而对违法者名誉、荣誉、信誉等施加影响。这种处罚方式对于纠正环境污染危害较小，或者初次环境违法行为具有适用价值。
4. 2 体现行政处罚现差别及与非行政处罚的连续
目前环境行政处罚种类之间地设置缺乏差别性，没有区分不同环境违法行为的个性，如几乎凡环境违法行为均不加以区别的设置了罚款。此外，一些非行政处罚方式，特别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缺乏后续监督和处罚或设置连续性的处罚方式不当，如根据《环境保护法》第39条的规定，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单位，可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该条设置的罚款方式并不科学，对于限期治理没有达标者给予罚款的后续处罚设置，显然又陷入为罚款而罚款的误区，难以体现出行政处罚的功能和效用。
5 保证环境行政处罚的权威和种类的统一
篇3
关键词：依法行政；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对策
档案行政处罚是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违反档案行政管理秩序尚未构成犯罪的个人或组织予以制裁的一种行政行为。对档案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履行档案事业行政管理职能的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为了促进档案行政处罚工作的发展，现将笔者作为档案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档案违法行为、实施档案行政处罚工作中的一些认识和体会同大家进行研讨交流。
1 档案违法行为的特点
1.1 档案违法行为知情者举报档案违法案件存在诸多顾虑。档案违法行为知情者通常是履行工作职责管理档案的档案人员和为解决自身工作、学习或生活中的特定问题而利用档案的利用者。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发生的档案违法行为，内部因素往往与档案人员或其供职单位领导工作不到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外部因素往往涉及与档案部门有着紧密业务协作关系的单位和人员。
鉴于当前档案利用尤其是档案室室藏档案的利用还是以满足本单位、本系统工作人员的内部需求为主，而档案人员和内部利用者个人的职业发展直接取决于其供职单位的领导，档案人员和内部利用者发现档案违法行为时，如果不计后果地勇于举报，有可能会影响举报者个人的职业前途。这些顾虑，极大地减少了档案违法行为知情者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举报的可能性。
出于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维护供职单位形象和业务协作单位关系等多重考虑，当档案人员和内部利用者在工作中发现档案违法行为时，如果判断曝光档案违法行为有可能会对自身、供职单位和业务协作单位造成不利影响，则尽力掩盖档案违法行为不让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知晓，往往成为档案人员和内部利用者乃至其供职单位领导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在缺乏档案违法行为知情者举报的情况下，档案行政执法人员以有限的人力面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众多单位，想要掌握档案违法行为的线索显然是困难重重。
1.2 危害后果显露往往滞后于档案违法行为发生时间。档案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显露，是发现档案违法行为线索的关键。档案管理工作可以具体划分为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和提供利用等业务活动，尽管在档案管理工作的各个业务环节都可能发生档案违法行为，但档案行政执法人员获悉档案违法行为线索，最常见的情况，还是发生在档案机构提供档案满足社会公众利用档案的外部需求过程中。
社会公众为解决自身工作、学习或生活中的特定问题而利用档案过程中，如发现所需要利用的档案由于遭受损毁、丢失、涂改、伪造等行为的不法侵害而丧失了参考和凭证价值，由于档案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直接侵害了外部利用者的切身利益，且外部利用者与档案机构及其上级主管单位没有人事隶属关系，外部利用者才会没有顾虑地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举报档案违法行为，促使业已发生而被刻意掩盖着的档案违法行为为档案行政执法人员所知悉。
而往往到了这个时候，档案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显露常常严重滞后于档案违法行为所发生的时间。查清违法事实是实施档案行政处罚的前提和基础，由于时过境迁，能够证明档案违法行为的证据大多已经散失或被当事人和内部知情者藏匿、销毁而难以甚至无法找到，致使许多档案违法行为陷入无据可查、不能调查清楚违法事实而无从处罚的尴尬境地。
1.3 对档案违法行为调查取证缺乏强有力的威慑手段作后盾。法律、法规、规章授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职权虽然总体上数量不少，但由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没有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具有“核威慑力”的行政处罚措施，尤其是对档案行政处罚具有重要意义的调查取证工作缺乏类似“”（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这样刚性的威慑手段予以保障，档案行政执法人员难以在档案违法行为当事人和知情者面前完全树立令行禁止的气场和氛围，对于档案行政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工作不予配合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只能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而不能给予相应的制裁。
支持和配合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本来是违法行为当事人和知情者的法定义务。但受制于缺乏威慑手段的现实法律环境，档案违法行为当事人和知情者履行支持和配合档案行政执法人员调查取证的法定义务，在相当程度上异化为对档案行政执法人员的“友情赞助”。这直接导致档案违法行为调查取证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档案行政执法人员个人的社会交际能力和手段。对违法行为当事人和知情者进行调查取证，是查清违法事实、实施行政处罚的必由之路。如果档案违法行为当事人和知情者经反复劝说仍然拒绝支持和配合调查取证工作，档案行政处罚工作就难以甚至无法进行下去。
1.4 受处罚的档案违法行为当事人局限于国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根据《档案法》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的规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其他行政执法机关一样，履行职权的范围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
《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条把“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具体划分为“属于国家所有的”和“属于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两大类型。档案形成者的性质决定档案的归属，国有单位形成的档案属于国有档案，非国有单位和公民个人形成的档案属于非国有档案。沿袭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工作模式，长期以来，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档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都是以国有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为主。由于《档案法》仅有个别条款涉及非国有档案管理的内容，尚未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管制度，致使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难以有效履行对本行政区域非国有单位档案工作的监督指导职责。
档案工作监督和指导的范围，决定和制约着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和查处档案违法行为的视野。由于当前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履行职权的范围以国有单位为主，与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的违法行为当事人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相比，当前，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查处的档案违法行为当事人显得非常特殊，基本局限于国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由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国有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同处于党委、政府的机构体系内，国有单位的共同属性，使彼此之间在履行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过程中形成了分工协作的紧密联系。当国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成为档案违法行为当事人时，档案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秉公执法时，常常要承受着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压力。
2 实施档案行政处罚的对策
针对当前查处的档案违法行为的特点及其造成的问题，笔者认为，除了向高层次的领导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在国家制度建设层面通过完善立法等长效措施来逐步加以解决而外，作为基层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在执法一线工作的档案行政执法人员，当前，更重要的是要克服畏难情绪和等待意识，从自身做起，在执法实践层面有针对性地采取下列有效措施：
2.1 对档案工作基础薄弱的基层单位进行有针对性的档案行政执法检查。“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是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履行档案事业行政管理职责的常规手段。进行监督指导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模式，既进行现场交流的“一对一”微观监督指导和制发档案行政规范性文件、集中举办业务培训的“一对多”宏观监督指导。
囿于人力资源的限制，“一对一”微观监督指导通常只能在同级国有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范围内予以普遍推行，由于档案行政执法人员与同级国有单位档案人员业务联系较为紧密，对这些单位档案工作的不足之处，能够及时发现并提醒其防微杜渐地予以改进。加之同级国有单位由于级别较高、规模较大，通常，领导对档案工作较为重视，为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保障条件，档案管理比较规范，发生档案违法行为的概率较小。
“一对多”宏观监督指导则通常在数量繁多的同级国有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的下属基层单位内予以普遍推行，对基层单位档案工作的监督指导，更多地依靠其上级单位的档案机构来具体实施。档案行政执法人员与基层单位档案人员的业务联系较为松散，对这些单位档案工作的不足之处难以及时发现，更难以提醒其予以改进。加之基层单位由于级别较低、规模较小、很多时候领导对档案工作重视不够，难以为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档案管理规范化程度有限，发生档案违法行为的概率较大。
开展档案行政执法检查是发现档案违法行为线索的重要途径，对于国有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要着力扩大档案行政执法检查覆盖面，取得同级国有单位尤其是相关主管部门档案机构的支持，把执法检查范围延伸到本级立档单位所属的基层单位，尤其要对档案工作基础薄弱的基层单位有针对性地进行突击检查，通过翻阅档案目录随机抽查档案实体等方式，重点检查档案安全是否存在问题，从中发现有价值的档案违法行为线索。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督促各单位档案机构、档案人员切实履行《档案法》第七条规定的“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的法定职责。当档案行政执法人员查处基层单位发生的档案违法行为时，对基层单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上级单位的档案机构和档案人员，要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本单位所属的基层单位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上下级单位之间便利的沟通渠道，劝导其基层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全力配合、支持档案行政执法人员的案件查处工作。
2.2 与相关主管部门分工协作地查处涉及档案事项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往往有其特定的非法目的。档案违法行为当事人之所以以档案作为其实施违法行为的对象，往往是为了通过损害档案的不法手段而获得特定的非法利益。
相关主管部门查处自己管辖领域内的违法行为，是其依法履行社会管理职权的重要举措。违法行为人通过损害档案手段而获得特定非法利益的企图，被相关主管部门依法查处的情况在现实工作中并不少见。查处违法行为的主管部门，代表着特定社会管理领域和社会管理关系。只要法律、法规规定一行为违反两个以上法律规范是由两个以上主管部门处罚的，该行为就视同侵犯了两个以上的社会关系。[1]在专业档案管理领域，损害特定专业档案的违法行为分别违反档案管理和专业管理相关法律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于这些档案违法行为，既可以由相关主管部门根据相应专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实施行政处罚，也可以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档案法律法规实施行政处罚。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的规定，对于同一违法行为违反两个以上领域的法律规范，由两个以上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规则大体包括以下两项：一是一个主管部门对当事人已经给予处罚的，如果该主管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是罚款，其他主管部门就不得再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但依法可以给予其他种类的处罚；二是两个以上主管部门共同查处违法行为的，如果双方对该违法行为都有罚款的行政处罚权，则可以商定由一个主管部门依法从重罚款，其他主管部门则不再罚款。[2]
针对当前相关主管部门在自己管辖领域内查处了许多涉及档案事项违法行为的实际情况，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主动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获悉相关主管部门查处涉及档案事项违法行为的信息。对相关主管部门已经查处的涉及档案事项的违法行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档案法律法规的规定补充实施相应的行政处罚。对相关主管部门正在查处的涉及档案事项的违法行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档案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相关主管部门分工负责地共同进行查处。
2.3 把涉及档案事项的民事争议纳入档案违法行为案源监控范围。违法行为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常常会造成特定的危害后果。当档案违法行为造成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危害后果时，应利益受害者的要求，相关主管部门通常会依法裁决违法行为当事人给予受害者相应的赔偿。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以引起责任的行为性质为标准，档案违法行为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类。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通过实施行政处罚依法追究违法行为当事人的行政责任，与依法追究违法行为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两者并行不悖，两种法律责任之间不能相互代替。
民事责任是指由于违反民事法律、违约或者由于民法规定所应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的功能主要在于权利救济，赔偿或补偿受害者合法利益的损失。档案违法行为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相关主管部门依法裁决档案违法行为当事人给予相应赔偿，当事人对此承担的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的功能主要在于惩戒违法行为当事人，警示当事人和他人切实遵守法律规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档案违法行为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当事人对此承担的是行政责任。
在当前企业改制、人员流动频繁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专业档案管理领域已经成为民事争议的多发领域。应利益受害者的要求，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了大量涉及档案事项的民事争议。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把涉及档案事项的民事争议纳入案源监控范围，主动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获悉相关主管部门处理涉及档案事项民事争议的信息。在档案违法行为当事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还应对其实施行政处罚，责令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2.4 动员社会力量构建监控档案违法行为的严密网络。社会公众是档案事务社会关系的当事人，是档案违法行为的知情者和档案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受害者。档案违法行为当事人工作、生活在社会公众中间，与周围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档案违法行为或多或少必然要为周围的人所知晓。由于档案事关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切身利益受到档案违法行为损害的单位和个人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举报档案违法行为的愿望尤为强烈。在当前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职责缺乏案件线索的情况下，应当对社会公众举报的涉及档案的违法行为予以高度关注，从中发现有价值的案件线索。
篇4
1.1无证行医基本情况
表1为某市无证行医场所分布情况，从表1中可以看出，诊所、营利性医疗机构、药店是实施无证行医的主要场所，所占比例分别为40．29％、27．34％、17．27％。
1.2案件来源
139件案件中，主要来源是日常监督工作中发现，占84．17％。但从2009年至2012年，社会投诉举报比例逐年上升，差异有显著性（P＜0．05）。2．3违法案由分析139件案件中，机构无证与个人无证的构成比分别为17．99％和82．01％，个人无证是主要案由。不同性质的机构无证行医的比例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无论是机构无证还是个人无证，均是个体诊所、药店的比例最高。
1.3案件履行情况
139件案件中不完全履行案件较多，所占比例为25．18％。而强制执行案件所占比例仅为3．60％，见表4
2存在问题
2.1法律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不大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有些条款规定有义务条款，但对应的罚则可操作性不强。如该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的，对其处罚的金额仅为3000元以下，且不能没收违法药品、器械和非法所得。细读《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依法给予警告的条件都很苛刻。如某市三甲医院医师“走穴”，在市区一生活美容院做整形手术，虽此案被查处，但对该医师却连警告的处罚都不能给予。究其原因就是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必须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等造成严重后果后方可予以警告，而造成严重后果却很难调取相关证据。另外，《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者方可适用该法条，而非法行医者为了逃避打击，以租房为主，根本难于构成“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的条件［1］，对本人不行医，请他人行医的非法行医者就不能适用该法，只能适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而该条例的处罚力度较弱，达不到严惩无证行医的效果［2］。
2.2查处案件事由单一
对于无证行医行政处罚的查处，往往仅限于诊所、营利性医疗机构、药店等一般违法场所。对于开展以免费理疗推销器械、按摩治疗小儿屈光不正、激光脱毛和E光嫩肤等场所，至今尚未进行过行政处罚，导致违法不究、执法不严，被行政问责的风险加大。
2.3监督、执行难度大
根据《中国2000年预防保健战略目标制定研究》的规定，要求每万人需要配备卫生监督员1．5名，但是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的人员配备数量根本达不到。人员数量不够，导致打击无证行医不能渗透到到新开发区、城乡结合部。医疗执业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非常多，对卫生监督员素质的要求高，而基层医疗执业卫生监督员素质良莠不齐，从而使部分无证行医等违法行为没有被依法及时查处［3］。请求法院强制执行未形成长效机制，导致不完全履行案件较多［4］。
2.4相关部门协作力度不大
根据最高院相关解释，卫生行政部门对无证行医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无证行医者给予两次行政处罚以后再次行医的可以移送司法机关［5］。而实际上，因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之间的衔接体制不顺、对案件移送的标准的认知不同等原因，影响了案件的移送［6］。另外，对于向无证行医者提供药品、医疗器械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责任，向其提供房屋出租是房管部门的责任的意识，街头游医是城管部门的责任，而实际上部门协作意识不强，也为无证行医的打击带来了难度。
3对策
3.1尽快修订、完善法律法规
呼吁相关立法部门组织对打击无证行医进行调研，对现行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进行修定。如对于1994年颁布实施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处罚力度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医疗执业监督工作，应尽快组织修订。因卫生部的大量批复、通知的位阶过低，应尽快上升到法律法规规章的地位，为整顿和规范无证行医违法行为提供有力的法律保证［7］。呼吁出台对将房屋出租给无证行医者从事非法活动可以进行查处的法律法规，此举措将从源头制止部分无证行医行为。
3.2拓宽思路，加大打击力度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大对重点环节的处罚力度，同时拓宽办案思路，以敏锐的眼光发现新型无证行医行为，做到发现一起、处罚一起、取缔一起。对严重无证行医行为，请媒体在互联网、电视、报纸上曝光，向广大群众介绍非法行医的严重危害性，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安全的就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同时达到威慑无证行医的目的。
3.3加大投入，提高队伍素质
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大对医疗执业卫生监督员的培训，要求其能全面掌握现行的医疗执业相关法律法规，并能适应新形势下医疗执业监督工作的需要，切实提高医疗执业监督队伍的执法水平和办案能力。对于难以执行的案件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使之形成长效机制，加大打击力度。同时深入开展卫生监督协管服工作务，充分利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监督协管员的前哨作用，及时发现无证行医等违法行为。
3.4加强协作，加大监管合力
篇5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市级及以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当遵守本规定。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不得以罚代刑。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局”）已经制定行政处罚事项基本标准的，应当与本规定一并执行；尚未制定的，应当依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的原则和本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对市局尚未制定处罚基本标准的行政处罚事项，县（市）、区工商分局（以下简称“分局”）可以制定相关处罚基本标准，与本规定一并执行。
第四条对违法行为作出“责令停止”、“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登记）”等，执法人员应当在作出或者责令期限届满之日起30日内进行核查，填写《违法行为纠正情况记录单》。
第五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三）精神病人在不能辨别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四）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法律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第六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市局相关行政处罚基本标准规定给予罚款处罚的，应当以“基本罚款额”为基数，按下列比例减少罚款额：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减少50%罚款额：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减少40%罚款额；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减少60%罚款额；
（四）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减少70%罚款额；
（五）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同时有前款情形的，减少罚款的比例应当合并计算，但以80%为限。减少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限额的，作为依法减轻行政处罚。
第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从轻行政处罚。市局相关行政处罚基本标准规定给予罚款处罚的，应当以“基本罚款额”为基数，按下列比例减少罚款额：
（一）案发后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的，减少40%罚款额；
（二）妥善解决消费者权益争议、股东内部或者公司外部争议等民事纠纷，处理善后事宜的，减少50%罚款额；
（三）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减少30%罚款额；
（四）当事人不知道自己行为违法，并提供证据证明的，减少25%罚款额；
（五）及时停止违法活动，接受询问，如实提供涉案的有关帐册、协议、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的，减少20%罚款额；
（六）因残疾或者下岗失业等原因，生活确实困难，并有当地乡镇、街道证明的，减少35%罚款；
（七）其他应当酌情给予从轻行政处罚的。
同时有前款情形的，应当合并计算减少的罚款比例，但以80%为限。减少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限额的，以法定最低罚款额为限。
第八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行政处罚。市局相关行政处罚基本标准规定给予罚款处罚的，应当以“基本罚款额”为基数，按下列比例增加罚款额：
（一）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或者严重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市场经济秩序情形的，增加1倍的罚款额；
（二）属于有悖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规定的阶段性工作重点情形的，增加80%的罚款额；
（三）违法行为导致严重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结果的，增加1倍的罚款额；
（四）违法行为造成坑农害农等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结果的，增加1倍的罚款额；造成损害威胁的，增加50%的罚款额；
（五）欺诈消费者造成严重损害消费者群体利益结果的，增加1倍的罚款额；造成损害威胁或者欺诈消费者手段恶劣的，增加50%的罚款额；
（六）当事人曾在二年内因相同或者类似违法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的，增加50%罚款额；
（七）行为人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导、重要作用的，增加40%的罚款额；
（八）隐瞒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采取销毁或者隐匿进销票据、记假帐等手段，逃避监督检查的，增加70%的罚款额；
（九）以隐蔽手段实施违法行为的，增加60%的罚款额；
（十）无正当理由不按《询问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询问的，增加20%的罚款额；拒绝接受询问、阻扰调查的，增加40%的罚款额；
（十一）不履行法定义务，经告知后仍然拒不提供有关帐册、协议、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的，增加30%的罚款额；
（十二）胁迫、诱骗他人违法的，增加80%的罚款额；
（十三）其他应当从重行政处罚的。
同时有前款从重处罚情形的，应当合并计算增加的罚款比例。按比例增加的罚款额与“基本罚款额”之和高于法定最高罚款额的，以法定最高罚款额为限。
有第一款第（一）至第（五）项所列情形，增加的罚款不足以惩处的，可以再增加罚款直至法定最高罚款额，但应当经办案机关案件审查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第九条没有本规定“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酌情从轻处罚”和“应当从重处罚”情形之一的，应当按“基本罚款额”实施罚款处罚，不得增加或者减少罚款额。
市局相关行政处罚基本标准，作出相关减少或者增加罚款额规定的，从其规定。
有第八条从重处罚情形，除第（十一）项、第（十二）项外，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认定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给予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责令停业等处罚。
第十条经办案机关案件审查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可以对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的减少或者增加罚款的比例予以适当浮动。“基本罚款额”为2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浮动比例不得超过规定比例的50%（即，如规定比例为30%的，浮动比例为15%及以下，最高为45%，最低为15%，下同）；超过20万元的，浮动比例不得超过规定比例的30%。超过的，应当报市局法规处，由市局决定，但属于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的除外。
由工商所（含经检大队，下同）决定的行政处罚案件，可以根据分局的授权，对本规定减少或者增加罚款的比例予以适当浮动，但“基本罚款额”在1万元以下（含本数）的，浮动比例不得超过规定比例的50%；超过1万元的，浮动比例不得超过规定比例的20%。并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参加集体讨论的人数不得低于4人。
分局或者市局办案机构按照第一款规定上报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载明需要突破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第十一条有本规定第八条从重处罚情形之一，市局相关处罚基本标准规定不予并处罚款或者不予处罚款，但规定有从重情形除外的，应当并处或者处以罚款。罚款额以相同违法行为应当给予罚款情形的基本罚款为基数，按从重处罚情形增加的罚款比例计算，不足法定最低罚款额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额确定。
第十二条适用本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三）项的，应当由分局或者市局办案机构报市局法规处，由市局决定。
第十三条本规定以及市局制定的处罚基本标准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本规定与市局制定的处罚基本标准规定不一致或者基本标准有特别量罚规定的，按照基本标准的规定执行。
篇6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罚款和没收财物（以下简称罚没）的管理，维护和监督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实施罚没处罚，必须遵守本办法。
违反财经纪律、税收法规、业务章程的罚款，按有关财政财务制度执行，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执行罚没的机关或组织必须依法实施罚没处罚，遵循合法、公开、准确、及时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执行罚没的机关或组织对违法违章行为依法实施罚没，被处罚单位或个人必须服从。
第二章罚没处罚项目的设立
第四条罚没项目的设置，必须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其他擅自设置罚没项目的一律无效。
第五条依法设置的罚没项目需明确适用范围、处罚标准、执行程序的，由省行政主管部门制订，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对依法设置的罚没项目实行目录管理。目录由省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经省财政厅核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章罚没处罚的实施
第七条执行罚没的机关或组织作出处罚决定，应向被处罚单位或个人出具处罚决定书，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罚没收据。
零星小额的罚款，使用定额罚款收据。
第八条执法人员实施现场罚没，必须出示执法证件。
第九条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的同一性质的违法违章行为，只能由一个机关或组织处罚，不得多头、重复处罚。
执行罚没的机关或组织之间因罚没处罚发生争议的，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依法协调裁定，或报上级有权机关裁定。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处罚单位或个人有权拒绝处罚：
（一）罚没项目没有列入目录管理的；
（二）执法人员未出示执法证件的；
（三）执行罚没的机关或组织未出具处罚决定书的；
（四）执行罚没的机关或组织未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罚没收据的。
第十一条对执行罚没的机关、组织及其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有权向其主管机关或监督机关检举、控告。
第四章罚没处罚的财务管理
第十二条各级人员政府财政部门对罚没财务实行统一管理。
各级执法部门负责本部门罚没财务管理。
第十三条罚没票据实行统一管理制度。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罚没票据由省财政厅统一印制或监制。执罚单位必须使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四川省收缴罚没财物专用收据》。
第十四条企业缴纳罚款，一律在其自有资金中开支，不得计入成本费用和营业外支出，不得挤占应当上交财政的收入；行政、事业单位缴纳罚款，一律在其单位的预算包干经费或预算外资金中开支；个人缴纳罚款，由个人承担。
第十五条执行罚没的机关或组织依法收缴的一切罚没款和没收物品的变价款，按有关规定如数全部上交财政部门，不得截留、挪用、坐支、提成、私分。对截留、挪用、坐支、提成、私分或拖延不交的，财政部门有权扣发其机关经费或由银行协助从其经费存款中强行扣缴。
第十六条各级执行罚没的机关或组织，必须按规定健全罚没管理制度、财务会计核算制度、凭证领用缴销制度、罚没财物验收移交制度和保管制度。
第十七条各级执行罚没的机关或组织的办案经费，一律纳入同级财政行政事业经费中统一安排管理。财政部门不得以罚没收入退库返还，不得按罚没收入的一定比例支付办案费用。
第五章奖励与处罚
第十八条对执行本办法成绩显著的单位或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财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对检举、揭发违反本办法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由执行罚没的机关合同同级财政部门酌情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财政、审计部门依据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暂行规定》处罚，其非法收入按规定退还被处罚单位和个人或没收上缴财政。
篇7
第一条 为强化对行政执法部门的社会监督，及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进本县依法行政工作，建设和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省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规定》、《省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政府所属各行政执法部门（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条 县政府设立投诉中心，具体工作由县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县政府法制办公室行使以下职权：
（一）受理行政执法举报、投诉；
（二）调查、核实举报、投诉内容；
（三）对举报、投诉事项立案处理或者责成有关部门限期处理，重大事项的处理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四）负责督办行政执法部门对投诉案件的整改落实；
（五）对违反本办法的有关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六）定期向县政府汇报行政执法投诉情况。
投诉受理电话：
第四条 处理行政执法举报、投诉应当坚持合法、公正、及时、便民和有错必纠的原则。
第二章 举报、投诉受理范围
第五条 涉及行政许可的举报投诉范围：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三）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申请或不予行政许可理由的；
（四）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五）行政许可受理中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六）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七）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八）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
（九）行政机关违反《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对应采用招标、拍卖等法定方式进行的而未采用的或违反招标、拍卖程序，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
（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第六条 涉及行政处罚的举报、投诉范围：
（一）行政处罚依据不充分的；
（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四）违反《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委托处罚的；
（五）暂扣或没收物品时不出具合法手续和违法处理扣押财物的；
（六）行政处罚中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七）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给予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八）执法时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或使用未通过年检的行政执法证件上岗执法的；
（九）无《罚没许可证》实施罚没行为的。
第七条 涉及行政收费的举报、投诉范围：
（一）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的；
（二）无《收费许可证》实施收费行为的；
（三）收费单位或收费项目被取消而继续收费的；
（四）不持证收费或不按规定公布收费项目、范围和标准的；
（五）除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外，在职责范围内办理公务收费的；
（六）国家机关在发放证照及办理有关手续时，收取抵押金或保证金的；
（七）利用职权或者垄断地位只收费不服务或强行服务收费的。
第八条 其它投诉、举报的行政执法行为：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对欺行霸市等违法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三）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
（四）违法实施行政裁决的；
（五）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时有意刁难群众或行为的；
（六）认为行政执法部门或行政执法人员有、、等行为的；
（七）认为行政执法部门或行政执法人员有其他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
第九条 下列事项，不属于行政执法投诉范围：
（一）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其他人事处理决定的；
（二）行政执法部门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
（三）已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当事人又提出的；
（四）对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不服而提出的；
（五）同一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其中已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
（六）举报投诉事项已由监察机关或部门受理的。
第三章 受理及处理
第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执法部门具有本办法第五条至第八条所属行为或该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应及时依照本办法通过电话、信函、走访等方式，向县政府法制办公室举报或投诉。
第十一条 举报人或投诉人进行行政执法举报、投诉的，应当有明确的对象，内容应当具体、客观、真实，并告知本人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
未按本条前款举报、投诉的，县政府法制办公室不予受理。
第十二条 县政府法制办公室接到投诉后，应当及时登记或进行审查，视不同情形，在三日内分别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受理；
（二）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不予受理，并告知投诉人；
（三）符合本办法规定，但不属本机关法定职权范围的，应告知投诉人向有权管辖的机关投诉；属县监察、物价、财政等宏观监督管理部门管辖的，县法制办接到投诉后，以“案件移送函”的形式，转交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应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县政府法制办公室；
（四）对投诉人要求现场解决且必须出现场的，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可责成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立即赴现场纠正违法或不当执法行为；
（五）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对于投诉人要求保密的事项应当保密。
第十三条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对受理的投诉，应当及时组织调查、核实。必要时可向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调阅案卷，询问办案人，了解案情。
被调查的单位或个人应当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情况。
第十四条 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在进行调查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有关单位或人员出示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证件。
第十五条 县政府法制办公室经过调查、核实，举报、投诉内容属实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制发《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责令有关单位限期改正。遇到重大问题，由县政府法制办公室提出处理建议，报请县政府决定。
第十六条 经调查核实，投诉内容不属实的，向投诉人说明情况，并做好解释工作。
第十七条 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受理举报、投诉后，3个工作日内予以调查核实，情况复杂的，可延长到5个工作日。对调查属实的，在30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在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反馈给举报、投诉人。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十八条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投诉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由县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九条行政执法部门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政府法制办公室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视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必要时可建议有关机关依法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一）拒绝提供情况和有关材料或隐瞒、虚报情况和有关材料的；
（二）阻挠或变相阻挠县政府法制办公室进行调查的；
（三）拒不执行县政府法制办公室作出的处理决定的；
（四）拒不执行或不按《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要求改正的；
（五）不按规定期限报送处理结果的。
第二十条行政执法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由县政府法制办公室暂扣或依法吊销其行政执法证件，并建议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其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干扰、阻挠、抵制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处理投诉的；
（三）对投诉人或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
第二十一条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办理行政执法投诉案件中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故意泄露投诉人要求保密的事项，给投诉人造成损害的；
（二）、的；
（三）收受贿赂、接受当事人宴请的；
（四）疏于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二十二条投诉人以投诉为名，故意扰乱行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对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进行投诉，适用本办法。
篇8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制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规范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工作，保证生产经营单位依法进行安全生产，根据行政处罚法、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程的违法行为（以下简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办法。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办法和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对煤矿及其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 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行政处罚应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种类、管辖
第五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 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
（四）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五）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停止建设；
（六）拘留；
（七）关闭；
（八）吊销有关证照；
（九）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六条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停止建设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决定。
给予关闭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给予拘留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建议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决定。
第七条 两个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因行政处罚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上一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指定管辖。
第八条 对报告或者举报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受理；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受移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报请共同的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上一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指定管辖。
第九条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以直接查处下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管辖。
下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以将重大、疑难案件报请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管辖。
第十一 条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有权对下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处罚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第三章行政处罚的程序
第十二 条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以下简称安全生产监察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或者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一制作的安全生产监察员或者煤矿安全监察员证件。
第十三 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四 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采纳。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不得因当事人陈述或者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十五 条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应当符合法定程序，制作行政执法文书。
第一节简易程序
第十六 条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个人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监察员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安全生产监察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后应当及时报告，最迟在五日内报所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备案。
第十七 条安全生产监察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填写统一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
第二节一般程序
第十八 条除依照简易程序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应当予以立案，填写统一的立案审批表，并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第十九 条进行立案调查时，安全生产监察员不得少于两人。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拒绝、阻挠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第二十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安全生产监察员应当回避：
（一）本人是本案的当事人或是其他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的。
安全生产监察员的回避，由其派出进行调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负责人决定。派出进行调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负责人的回避，由该部门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回避决定作出之前，具体承办案件的安全生产监察员不得擅自停止对案件的调查。
第二十一 条案件调查终结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应当及时对有关案件材料、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材料、听证会笔录等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有关证照、较大数额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折合人民币三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的，应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第二十二 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或者住址；
（二）违法行为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印章。
第二十三 条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上注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送达行政处罚文书，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事人是生产经营单位的，交其收发部门签收；当事人是个人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交其本人签收。当事人拒绝签收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的代表或者有关人员到场，注明情况，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将文书留在当事人的收发部门或者住所，即视为送达；
（二）当事人不在场，交其同住的成年亲属签收，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的备注栏内写明与当事人的关系；
（三）当事人指定代收人的，交代收人签收并注明受当事人委托的情况；
（四）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挂号邮寄送达，也可以委托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代为送达；
（五）无法采取以上方式送达的，可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第二十五条 案件自立案之日起，一般应当在三十日内办理完毕；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完成的，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同意，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九十日；特殊情况需进一步延长的，应当经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批准，可延长至一百八十日。
第三节听证程序
第二十六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作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有关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组织听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听证费用。
前款所称较大数额罚款，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或者人民政府规定的数额；没有规定数额的，其数额对个人罚款为一万元以上，对生产经营单位罚款为三万元以上。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告知后三日内以书面方式提出。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当事人应当按期参加听证。当事人有正当理由要求延期的，经组织听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期一次；当事人未按期参加听证，并且未事先说明理由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第二十九条 听证参加人由听证主持人、听证员、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及其委托人、书记员组成。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应当由组织听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指定的法制工作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等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
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人参加听证，并提交委托书。
第三十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
（一）有权对案件涉及的事实、适用法律及有关情况进行陈述和申辩；
（二）有权对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质证并提出新的证据；
（三）如实回答主持人的提问；
（四）遵守听证会场纪律，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
第三十二条 听证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书记员宣布听证会场纪律、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听证主持人宣布案由，核实听证参加人名单，宣布听证开始；
（二）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出示证据，说明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内容及法律依据；
（三）当事人或其委托人对案件的事实、证据、适用的法律等进行陈述和申辩，可以向听证会提交新的证据；
（四）听证主持人就案件的有关问题向当事人、案件调查人员、证人询问；
（五）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或其委托人相互辩论；
（六）当事人或其委托人作最后陈述；
（七）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篇9
行政处罚程序中，一般由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这是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基本原则。《行政处罚法》第3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从行为责任上来说，行政机关负有查明违法事实的责任；从结果责任上来说，如果行政机关没有查明违法事实，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做出或者不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都由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执法人员依法收集的证据负最终的证明义务。但是，这并不排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二、当事人对有利于自己的积极事实依法负举证责任
行政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可以依法要求当事人对有利于当事人的积极事实提供证据。从行为责任上来讲，当事人有义务按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据；从结果责任上来讲，如果当事人不按要求提供，视为当事人的行为没有相应合法证据。
比如：《广告法》第十条规定：“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应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我们在查处违法广告案件时，就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广告中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的相应证据，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视为其没有相应证据，构成违法虚假广告。在查处其他违法行为时，也有类似的情形。在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时，当事人有提供合法证照的责任。在查处仿冒包装装潢行为时，当事人有责任提供其在先使用的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即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即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这一规定实际上从另一角度规定了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当事人对有利于自己的积极事实依法负举证责任。
行政机关依法要求当事人举证时，要注意一下几点：
一是当事人只对有利自己的事实举证，不对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举证；当事人只对自己行为合法的事实举证，不对自己行为违法的事实举证；当事人只对积极的作为事实举证，不对消极的不作为事实举证。一句话，当事人只对有利于他的合法积极事实负举证责任。
二是行政机关必须向当事人阐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对当事人提出举证要求。
三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举证要求应当合理，应当考虑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给与合理的举证期限，不能故意刁难当事人。
四是除有法规明确规定以外，当事人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法，不必然推定其行为违法，不免除行政机关依法查明违法事实的责任。
三、投诉人对自己享有合法权益的事实依法负举证责任
由于工商部门等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大都是依职权的行政行为，所以一般而言不需要举报人、投诉人等提供相应的证据。但对于某些违法行为，尤其是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违法行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投诉人仍要负一定的举证责任，理论上称之为推动责任。在工商行政执法中，主要有三类行为投诉人要负推动责任。
投诉人申请工商机关查处商标侵权行为、仿冒行为、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案件时，要对自己享有合法权益的事实依法负举证责任。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应当证明其依法享有商标专用权或使用权的事实。在查处仿冒行为时，被侵权人应当提供其包装装潢在先使用的证据。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时，被侵权人应当提供其商业秘密存在证据，初步证明其商业秘密符合不为公众知悉、具有经济价值、采取了保密措施的要件。如果被侵权人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可能导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要求投诉人在这类案件中负一定举证责任，是由于其案件性质决定的。这类案件本质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在查处这类侵权案件时，工商机关除有维护经济秩序的“警察”角色外，还有居间裁判的“法官”角色。一定要把握好执法的“度”，要全面听取涉案双方的证据和陈述。既不能放纵违法者，也要避免打击扩大化，防止个别别有用心的举报人把工商当枪使，利用工商来打击竞争对手。
四、法律推定与举证责任倒置
如上说述，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必须查明违法事实才能给予行政处罚。但某些特殊的违法行为要想查明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这时，如果机械地坚持行政机关必须查明违法事实才能给予行政处罚，可能导致该类违法行为的绝大多数得不到查处。这时，因为客观需要或者行政效率的需要，法律就赋予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进行推定的权力。
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进行推定，不需要收集推定事实是否成立的证据，可以直接根据法定的基础事实依法做出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但是，法律又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有关推定。这时，实际上就产生了举证责任的倒置或者转移。即举证责任由行政机关转移到了当事人身上。
篇10
【关键词】治理创新 行政处罚效能 政府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D523.5 【文献标识码】A
行政处罚效能客观体现了地方政府行政执法的效果，体现为正面导向的社会矫正作用，即对社会不法行为产生避免、减少的作用，使处罚对象在相应手段下产生悔改和矫正效果，从而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使政府行政工作的服务职能得以体现。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首要目的在于创新、改善社会发展环境、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服务职能。 行政处罚不规范影响政府公信力
相关法制建设有待完善。我国行政处罚条例、法规和制度呈分散状态，一些部门性质的法律法规以及条例、行政处罚规制都有相关规定，这也是地方行政执法依据间出现矛盾、互相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导致一些部门在行政处罚规定上，存在操作性相互制约、权责不够统一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措施进行完善。同时，个别地区在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幅度存在差异，造成处罚过度。公民主张合法权益得到伸张，追究者的法律责任，使行政处罚权力得到一定改善。尽管如此，行政处罚公开性、透明性和规范性毕竟有限，公民知情权、问责权还没有得到普及。因此，公民参与监督行政处罚的意识较弱、民主程度相对较低，使公民对地方政府行政处罚行为产生误解和抵触心理，这给政府公信力和法治公信力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行政处罚模式相对落后。我国各地方政府通行的行政处罚为“少罚多量”模式，这种模式通行与《行政处罚法》的计划经济背景相关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人民生活条件改善、法治意识提高，少罚多量的行政处罚模式不能满足目前惩罚和警醒目的。同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行政处罚在地方经济水平影响下，其效能差异逐渐产生。如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处罚标准为二十至二百元，对经济发达地区而言，二百元的罚款作用很小；对贫困地区而言，二百元上限的罚款数目可以起到些警告作用。像这样的行政处罚，不仅给地方政府管理工作带来影响，同时也对政府公信力造成损害。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少部分行政处罚模式与社会发展形势存在差异，行政处罚模式、类型以及监管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
个别行政处罚公开性和透明性较弱。当前，在偏远地区个别行政处罚中存在逃避公开处罚的边缘行为，部分行政执法者牟取个人私利，⒄当的行政处罚变为私自的权钱交易，不出示处罚依据、不开具凭据行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使行政处罚法的公正性受到严重影响，让被处罚对象丧失对法律的敬畏。行政处罚惩戒和警告的处罚动机不端正的现象，也导致在个别偏远地区法律执行力度弱化。
少部分地方政府行政执法中存在非法行为。在我国一些地区，行政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个别地方政府存在一些通过行政干预阻扰司法公正的案例。行政权力无底线，人民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相对应的监管制度和治理措施不完善，引起行政处罚中出现非法行为。而部分地方行政处罚执行人员司法意识淡薄、非法制裁的行为，使行政处罚说服力不强。地方政府公众形象受损，部分群众对地方政府的公正性和人民性质产生怀疑，最终损害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损害党群关系，也成为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法治根基的主要原因。 结合治理创新理念，提升行政处罚效能和政府公信力
转变观念，推动地方政府行政处罚法治建设和模式创新。地方政府转变行政处罚观念，是治理创新、全面规范执法的基础，要强化监督体系，健全法律法规，推进行政处罚法制建设，做到行政处罚有据可依、量权合理、权责对等。同时，增加行政处罚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增设问责制和责任制，突出体现行政法规的社会治安职能，通过内部管理效能，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另外，地方政府应立足长远，坚决抵制以行政处罚为地方经济创收或为部门谋取利益的投机思想。切实维护《行政处罚法》赋予行政部门对破坏社会秩序违法行为的惩罚权力，并保护处罚对象所享有正当权益，严格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因此，处罚应注重行政处罚效能，兼顾大罚少量和小罚多量两种模式，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尝试多罚少量的处罚模式，使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大，彰显法律的威信，提高行政处罚效能，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度。
以创新思维细化行政处罚类目和流程。治理创新需要开拓眼界，树立创新思维。改变低效能的现状，应解放思想，引进先进模式，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实现行政处罚的人性化、多样化、高效化。彻底改变经济处罚为主要手段的方式，立足经济发展趋势，充分考虑社会影响和人性心理学因素，以更为适用、有效的处罚方式达到提升行政处罚效能的目的。如针对普遍存在的不文明现象，可通过构建公民形象库、信用库等大数据系统，将公民不良行为通过网络系统进行个人信息记录，个人污点记录将对生活产生各种不利影响，通过污点记录管理实施行政处罚。与现代社会生活模式的关联性更为密切，其处罚效能可能更为明显。此外，细化行政处罚的类目和流程可以有效遏制行政执法人员的投机行为和违法行为，有利于重建政府形象、提升公信力。
加强行政处罚监督体系建设。首先，对于行政处罚中的执法人员违规行为，地方政府应出台具体的惩处制度，政府应有主动承担责任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和气度 ，敢于正视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不足，虚心接受来自公众的监督和问责，不能以临时工和合同工等理由搪塞过关，重视政府正面形象建设和公信力建设。其次，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当地经济和法治现状，在综合评估后实行合理的处罚裁量，既考虑到处罚对象的承受能力，又体现出法律的威严和震慑力度。地方政府需要规范行政执行者的执法行为，所有适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处罚需要按要求出示处罚依据和标准，同时接受社会监督和举报，对一切不合理的裁量行为均有权追认为无效处罚，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
创新管理理念，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整体素质。针对行政处罚中的非法行为，地方政府的管理机制要逐步完善和提高。首先，行政部门应加强法治建设。所有行政处罚执行人员（上至管理者下至临时工、合同工），均应接受严格的法治学习，带头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行政处罚过程中产生的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不论级别和身份，立即严肃处理并公示社会，让群众看到政府的决心，维护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力度。其次，行政执法人员应树立正确价值观，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和道德水准，做到“执法者明法，更守法”“以法治理，以理服人”。在行政处罚中，按要求主动出示身份证明、处罚依据和凭据，做好行政解释工作，尽量采用柔性策略，避免发生冲突，将工作做到细处，使行政处罚的教育功效得以彰显，从而提高行政处罚绩效，增加政府公信力。
行政处罚作为地方政府治理的一种行政手段，需要不断解放思维，需要创新变革行政管理理念，以符合当前发展的全新视角和高度，严肃认真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对待行政处罚工作和地方政府行政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防范措施，综合治理管理中出现的的漏洞；不断完善和创新管理理念和方法，使行政处罚发挥出社会治安的引导和教育作用。只有不断提高和改善社会秩序，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才能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湖北工程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