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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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增长动力；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01-02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经济危机过后的中长期回调阶段，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特征表现为资产泡沫积聚和输入性通货膨胀不断加重等。同时，我国宏观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继续增加，国内外有关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实际上，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红利面临一定的冲击；加之近期政府持续实施更加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都将使得我国以往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历史。同时，金融危机以来，外贸出口增长受到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加大，使得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高失业率与居民消费增长疲软等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不过，我国储蓄率长期高于投资率，物价上涨的基础一直存在，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后劲，但通胀的周期性波动风险还将存在。

毫无疑问，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特征将会更加趋于理性，增长速度也将趋于放缓。鉴于此，本文将从GDP增长动力、控通胀与稳增长的方法、产业发展、货币政策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宏观调控前景和政策选择进行解析，以期对我国近年来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考察，提出一定的解决策略。

二、宏观经济形势、GDP增长动力及政策选择概述

2012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向好，在国家稳增长政策的实施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渐渐恢复。然而，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经济运行的国内外环境也趋于复杂，这对政府宏观调控而言实际上难度加大。一方面，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必须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更多从长期和战略的角度去考虑。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因此还要采取适当的政策调整。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为稳定经济运行，国家的宏观政策就要针对仲系哦啊企业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完善。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建议配合结构性减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通过完善支持政策促进相关社会组织建立并发挥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受国内物价飙升、房地产调控、国际贸易保护日趋盛行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情况如何、GDP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等问题，都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增长动力依然存在。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等导致的外贸出口下滑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存在，一是高储蓄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仍然存在，大量的外汇储备支撑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得天独厚的惯性。二是从制度模式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因素依然有其较强的生命力，通过集中资源化解风险和矛盾，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效率较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和动力的缺失问题，尤其要克服制度创新的疲劳症，克服中等收入危机。

三、新时期汇率政策及选择

人民币汇率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因素，甚至影响到外交政策的走向。新的经济形势下，人民币升值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实际上，升值还是贬值的问题在学界一直有争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目前存在的争议是，一方面，西方国家随意根据“麦当劳指数”等并非绝对科学的证据向人民币施压，人民币经常面临被动升值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通货膨胀的普遍存在实际上表明人民币有贬值的要求。

近年来，实际消费的数据表明，人民币汇率既有升值的理由，也有贬值的要求，但综合起来结果往往难以断定，不过，可以断定的是人民币绝不只有升值的压力。近期，人民币“外升内贬”的现象引发了普遍关注，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和变化趋势都需要持续关注，这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贬值风险息息相关。

四、新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选择及产业发展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遏制滞涨。当前，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面临了增长缓慢与高通胀水平并存的情况。一旦这些情况蔓延开来，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和危害，这使得中国进行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选择的重要性增加。因此调控的主要思路是要进行若干结构性的微调与优化，继续加大反通胀、保增长的力度，同时促进产业基础建设。

当前，中国通胀的诱因是货币超发与成本拉动。不解决滞涨问题，经济增长将是非有效的增长。对于中国而言，滞涨的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中国当前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一旦低增长、高通胀并存，将会诱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而遏制经济滞涨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寻找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既反通胀，又要保增长，要改变“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政策，避免货币政策的恶性紧缩。可以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实现信贷结构的优化调整，以保障经济结构转型，避免经济陷入“二次探底”。二是要积极推进消费增长方式优化，要转变增长方式，大力启动消费，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分配制度改革。三是要继续进行结构调整，实际上，现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要加强结构调整，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完善产业体系，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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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颇有争议的，主要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在经济学家间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形成许多学派。在政府如何治理经济方面的作用，学派之间的主张分歧甚大。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减少政府不必要是干预，宏观经济的局面会更好。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持相反观点，认为现代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发波动会使宏观经济的目标难以达到。谁都不否定市场经济和政府的作用，但每当出现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有两派意见，一派强调市场的作用，另一派强调政府的作用。至于谈及政府的干预时，对政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在什么时候干预，以及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等诸多方面，在经济学家间又争论不休。

我们在这里将考察近代宏观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由于宏观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经济的社会背景基本上也是外国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中必然会碰到宏观经济调节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历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方面的问题，了解国外宏观经济学派以及在不同时期政府所实行的不同的经济政策和效果，是不无益处的。

宏观经济学派争论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还是灵活的？

一般说来，主张政府减少干预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价格和工资相对是灵活的，也就是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有涨有落，市场会很快出清。根据他们的观点，失业现象是暂时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从长期来说，市场的力量会使劳动力严重过剩现象消失，只有很小一部分自然失业（这部分人的失业是正常的，无需政府关心）。对一时出现的劳动力过剩现象，他们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让企业和劳动者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对劳动职位的空缺及时信息，鼓励劳动者在不同地区间和不同职业间流动。

他们认为，价格和工资从短期上说是有一定的刚性的，所谓刚性也就是不够灵活，固定不变或只上不下。其主要原因是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要把工资定在高于均衡的水平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他们的政策主张是，对工会的权力要有所制约，使工资水平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使刚性消失，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也就会随之消失。应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可称为右翼观点。

左翼和中间派的观点对价格和工资的灵活性的假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也就是相对固定的，或者只能上不能下。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对劳动的需求发生疲软现象，要削减工人的工资必然会遭受到工会和工人的反抗。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对工资作了削减，但也不足以解决非均衡的失业问题。而且削减工资的结果反而会减少总需求。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样对需求变化的反应显得很不灵活。随着市场的结构变得越来越集中，垄断程度明显增加后，企业对需求不足的反应不是通过削减价格来增加销售数量，而是通过别的办法对付之。如果企业认为需求不足是一种暂时现象的话，他们就增加存货，减少现在的销售，或者减少生产，从而减少就业。如果企业认为需求不足会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他们就会采用成本加成的办法，把经济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如果工资是刚性的，或只能上，不能下，并且工资成本的比重很大的话，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会是刚性的。因此，他们批评右翼观点，认为要依仗市场的力量解决失业的问题是一种奢望。

2.总供应是固定的，还是可伸缩的？

如果总需求发生变化，国民产出会发生什么反应？会对就业发生什么影响？

右翼的观点认为，总需求的变化，对总供应只有在短期内会作出一些反应，从长期来说是不会作出什么反应的。总供应是不受需求因素决定的。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和数量，也就是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不取决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水平的扩张只会引起通货膨胀。它不能造成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的长期增长。同样，总需求的萎缩从长期来说也不会导致国民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它只能引起价格的下降。

因此，如果政府要通过扩大总需求来实现总供应的增加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一种良策。他们主张，要直接鼓励企业的发展和竞争，不要妨碍市场的正常运作，只有这样，总供应才会增加。这种主张，通常被称为供应学派经济学。

与右翼的观点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促进总供应的增加，如果总需求有足够的扩大，失业率会下降。只要政府保持一种较高的扩张的总需求，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的增加就会持续到长期。被扩张的总需求刺激的市场会变得充满活力和不断扩张，从而刺激企业充分利用生产能力，雇佣更多的工人，增加投资，进而增加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

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不能“无为而治”，不能对市场放任不管，相反，要加强对总需求的管理，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动要及时调节，确保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同观点主要表现在对总供应曲线的性质的理解上。

右翼观点认为，总需求的扩大几乎不会对总供应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总供应曲线是一条垂直的曲线，总需求曲线的扩大，不会使总供应曲线向外移动，结果只能造成价格水平的上升。

反对右翼观点的人们认为，社会生产能力是存在过剩的，总需求曲线的向外移动（扩大）会使国民产出增加，从极端的角度说，总供应曲线是一条水平线，总需求扩大的结果会使国民产出显著增加。

不偏之为中的观点是总需求的扩大，既会使国民产出增加，也会使价格水平上升。如果经济特别不景气，有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开工率甚低，失业率很高，总需求的扩大会使国民产出增加很多，价格水平上升不大。但是，总需求扩大的效果不是始终如此的，随着生产能力的利用率逐渐增加，生产能力趋向于饱和，总供应曲线就变得陡直起来，企业会发现要增加产出会很困难，对总需求扩大的最直接、明显的反应就是提高价格水平。从长期来说，如果总需求的扩大导致了社会投资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总供应曲线会向右移动。从这点来看，长期总供应曲线比短期总供应曲线更有弹性。

3.预期的作用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预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预期主要是指人们对价格和产出的变化会有多快的反应和多大的反应？他们预期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预期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持右翼观点的人认为，人们对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变化会反应很快，特别是对价格变化的预期。他们特别强调价格变化预期的作用。如果总需求扩大了，人们就会预期价格水平就要上升了。工人对工资的增加理解为物价的上涨，名义工资的增加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工资的增加部分很快会被价格上涨所吞噬。企业对产品需求的增加也被理解为是通货膨胀的信号，开始以增加产出作为响应，后来发现用提价而不是增产的方法更为“有效”。不多时，企业纷纷仿效，整个经济提价成风。企业不久发现工资、原材料等外购物品都涨价了，成本明显提高，企业以此为由，又进一步提高价格，结果价格水平被步步推高。因此，国民经济的产出不会增加，因而就业人数也不会增加，只是价格水平提高。他们认为，总需求的扩大对增加产出和增加就业无济于事，它只是通货膨胀的代名词。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使企业丧失生产的信心，不敢轻易投资，结果长期的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影响，就业水平不会因此而提高。

与右翼观点相反的经济学家则认为，预期的内容不是如此简单的。人们是否预期总需求的增加会导致通货膨胀，这要看现行经济的状况，以及扩张总需求的力度如何，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经济处于严重萧条的时期，失业率很高，社会生产能力严重利用不足，政府以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医院等公共工程的形式扩大总需求，国民产出和就业人数就会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预期的效应是有利的。企业对扩大总需求不仅仅预期为通货膨胀，而是预期经济会得到复苏，企业会得到发展，市场也会扩展。于是，企业就愿意投资，结果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国民产出进一步增长，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

因此，对预期理解的差别反映在对总供应的看法上，右翼观点是总需求的扩张不会产生新的国民产出和就业人数，总供应曲线是无弹性的，是一条垂直的线，所以，其效应是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反对右翼观点的人认为，总需求扩大的结果会增加总供应和就业人数，企业因而会预期国民产出增加。

对这些基本的宏观经济学问题的看法不同，反映在政府的作用上也是存在两种观点的。凡是认为总需求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人就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实行放任不管的政策，让市场经济发挥充分的调节作用。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保护市场的正常运作，比如，限制大企业的垄断，限制工会的垄断等。从长期来说，国民产出会增加，非均衡的失业率会降低到均衡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扩大总需求的做法，如同饮鸩止渴，毫无益处，从长期来说会影响国民产出的增长和就业。凡是认为总需求会有助于国民产出的增长和就业的人认为，如果听凭市场调节，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会长期存在，而且会相当严重。因此主张政府干预，扩张总需求，从而促进总供应的扩张和就业人数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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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潜在增长率；增长因素分析法；贸易顺差

中图分类号：F124

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呈现增速持续下滑、通胀率逐步走低、国际收支顺差增加的格局。但进入四季度后，经济呈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针对目前学者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讨论，结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发的先行指数课题，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做下文的分析判断。文章分为四部分。一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三是对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四是对2013年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

关于2013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仍有很大争议。最主要的争议围绕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判断。2012年经济增长率在前三季度走低，四季度有所回升，但未必能够回到8%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存较大分歧。根据前些年国内外分析资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国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在9%～10%，有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2001-2007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可能在11%左右。如果根据以往的经验，7%的增速明显偏低。但现在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国潜在增长率是否已出现明显下降，归纳起来看国内有几派的观点。

一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未来20年，中国还具备保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性。二是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能够保持5%～7%就不错了，与他观点类似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认为，2011-201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到7.2%左右，2016-2020年期间只有6.1%，跟他观点类似的还有卡内基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将会下降到3%～3.5%。中信出版社的《大拐点》一书，从几个方面判断中国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于经济上的大型拐点。蔡昉教授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二、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

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来研究。 根据国际经验，把不同的国家发生经济增长速度转折的时间段归纳总结，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以此判断中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的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转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臣格林和两位韩国学者根据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总结，在最新的报告里，他们认为，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价格水平来测算，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在达到10000～11000国际元和达到15000～16000国际元这两个时段中，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速有可能出现下降的两个风险时段。过去的研究认为只有15000～16000一个风险时段，近期的研究分为两个风险时段。

对于中国来说，按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购买力评价，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7146国际元，按照近两年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速，我们估计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500国际元。按照近期中国的增长态势，2015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达到10000国际元，这是购买力评价测算，以2005年购买力评价为基准的国际元水平。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按照这样的经济分析，2015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第一风险时段。202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第二个风险时段。这个分析和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增长因素分析法所提供的一些分析结论、论据大体上是一致的。

增长因素分析法由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罗、以及后来美国的经济学家丹尼森等开发应用。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撰写了《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认为2010-2020年期间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是8%，2020-2030年期间年均增长是6%。国内其他的研究报告分析结果也与之比较类似。例如，201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曾经联合的报告一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分析也比较相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报告中使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出了判断。认为在近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应该还在8%以上。采用“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也可佐证该判断。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缺口与通胀之间有关联关系，当总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水平的时候，价格水平将上涨，当总产出增长率持续高于潜在增长率，尤其是增长率大幅度增加时，价格上涨率压力增大，将会提高。

2009年底至今，中国经济出现了接近于一个周期的演变过程。2009年底至2011年初，我国石油价格上涨压力较大，2011年以来价格上涨幅度走低，对照这样的运行过程，应该说中国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在8%以上。否则，对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略微低于8%的情况下，价格上涨幅度和价格上涨率持续走低的现象就不好解释了。还需注意的是2012年中国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的购进价格都是同比下降的。

追溯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情况，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现称为生产价格）、生产者的购进价格在1998年前后出现一次下降情况，2002年、2008年、2009年均出现过同比下降的情况。这是统计数据可查的四次同比下降。同时，消费价格的涨幅在不断走低，工业品价格同比出现了长时间持续下降。对于反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具有说服力。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到8%，可能还是低于目前这个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文章开篇提到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偏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了答案。低于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因此，2012年放松货币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基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判断。

除了从经济增长、价格对判断形势的论据外，还有另外一些方面的论据。如在2012年全球经济较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贸易顺差比2011年明显增大。2012年的顺差比2011年实际上增加了700多亿，增长幅度接近50%。在整个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顺差较2011年同期有明显扩大，反过来也只能说明国内需求扩张的步伐和放缓的势头比较严重，这也是能够支持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结论。

可能还有一些指标能够支持这样的判断。如财政收入明显减速，货币供应量较2011年同期大幅下降，发电量和用电量指标争论特别激烈。发电量曾经出现过零增长，年终用电量指标稍微有些增长。最近已有好转。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速比2011年同期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出现了负利润。

以上分析说明，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并非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言，纯粹是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速偏低；中国经济增长到了换挡期等。虽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来自周期性方面的，因需求不足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实应当适度放松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需求，提升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低迷的原因是有共识的，如内外需都在放缓，外需放缓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形势不佳，内需放缓是因为整个国内投资都在放缓。体现在：2012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负增长。这与2012年抑制通胀，货币政策收紧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的中国经济综合动向指数也表明，尽管进入2012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但与经济比较低迷时候的状况仍较一致的。这也支持了前文提出的中国经济实际上还处于周期性低谷的判断。

三、2013年中国经济预测

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反弹，但仍处于低谷阶段，未来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学者们的主要分歧是经济反弹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借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下文将进行一些分析判断。

（一）出口形势的预测

出口形势的分析判断有一定的难度。2012年5、6月份以来，出口增速月度之间波动非常大，10月是1%左右，12月变成14%左右。这也许与我国出口订单短期化的趋势有关。总的来看，2012年整个出口的形势走低，到现在出口形势应该说还是很严峻的。笔者判断2013年会有一个小幅反弹，最主要的是国际经济形势会有一定幅度的好转。

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应该说还是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没有找到很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欧洲国家、日本近期纷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也放松货币政策等。在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好转。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德、意、法三家著名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个预测，认为2012年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欧洲经济还有可能持续下降。2013年一季度有可能持平，同比下降的。2013年二季度环比有可能出现轻微正增长，扭转目前连续环比下降的状况。

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预测，2012年四季度，美国受财政悬崖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跌至1%以下。2013年上半年两个季度也将处于低迷状态，预计在1.5%以下。但2013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将上升至2%以上。整体来看，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因受财政悬崖的影响，速度会有所放慢。

日本证券机构判断2013年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与2012年大体持平。总的来说，随着欧洲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美国经济在2013年下半年也有可能出现好转，再加上随着政策效能的发挥，新兴经济体可能未来也会有一些好转的情况。

因此，整个中国的出口的外部需求将受到一些正面因素的影响。但是仍需考虑的因素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总的来看，认为中国出口仍然比较低迷，但增长速度总体来看可能与2012年持平，有可能会有略微好转，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有可能会有轻微加快的情况。

（二）投资形势的预测

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拉动力量除了外需，内需主要还是投资方面的情况。2013年投资的反弹态势有望延续。材料表明，一方面中国近期投资增速有一些小幅反弹，尽管幅度不大。2012年以来基础设施项目增速均在反弹，原因是新开工项目增加，如高铁项目原来停止，而年终前后恢复施工，整个投资项目资金到位的情况有所改善。房地产方面，2012年下半年房地产成交有所活跃，预售房和售房所获得的资金使整个资金状况有所改善，成交活跃对于促进投资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总体来说，整个投资增速有可能将目前这种小幅反弹的情况持续下去。不太有利的因素来自保障房建设。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保障房的开工增速比较快，但是按照整个保障房计划来看，2013年之后保障房开工和建设规模都有可能较2012年有所下降，这可能对整个房地产和整个投资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保障房的建设规模在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够大，如果下降的幅度不那么大，还不会影响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反弹的趋势。

因此，2013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渴望继续保持反弹的势头，全年的GDP增速应该高于2012年，预计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实现略微超过8%的增速。

（三）消费形势的预测

从消费价格来看，2013年CPI较上年上涨2.5%。当然国家统计局解释，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随着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加之国际因素，如美欧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价格的影响，国内工业品和原材料价格2012年持续同比下降的情况会逐步得到扭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形势变化对此影响较大。

前文提到外贸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些好转，但反复波动的态势有可能会延续。外贸顺差随着国内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国际变化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外贸顺差较2012年会有所下降。国经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现在处于持续反弹的态势，一致指数也出现了反弹。根据两者之间有一个超前滞后的时差，我们判断目前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会至少延续到年终。直到2013年三季度，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都会延续下去，到四季度增速反弹的态势有可能会停止下来。

2013年价格上涨的态势有可能会有所加强，考虑到国内需求扩张步伐加快，以及国际上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大的因素，判断2013年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有可能比2012年要快一些，但应该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估计在3%～4%的范围内。

国内外工业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联动关系比较明显。中国工业品的价格和国际上的变化同步性比较好，幅度上有时有一些差异。2012年，中国的工业品价格以及原材料购进价格同比都是下降的。比如美国、欧洲的经济那么不景气，也没有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一开始我们把这两类价格指数下降作为佐证中国经济比较低迷与潜在增长速度差距较大的一个证明，同时也参考了国际上一些价格变化的情况。随着2013年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种下降的态势有可能会出现扭转，CPI价格指数、中国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同步性比较强的情况，给我们做出判断提供了一些支持。如，中国和美国的PPI的走势比较一致，2013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还持续下去的话，美元有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至少不会出现原来因受风险因素影响，短期曾经走高的情况。随着全球经济风险减弱，加上美国的量化宽松的影响，美元汇率有可能走软，对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推高的作用，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些影响。量化宽松对美国的货币供应业会有一些影响，同时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传导到国内。

四、政策建议

第一，财政政策方面。要继续落实2012年初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为了保障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2013年在安排财政收支目标的时，就应考虑这方面的因素。由于没有考虑到要实行结构性减税这方面的需求，对2012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一些偏差，把财政收入的目标制定得偏高，财政支出有时跟不上收入变化的步伐，财政政策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2013年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加大一点，财政赤字的规模适当扩大。

第二，货币政策方面，2013年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美、欧、日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中国为了稳增长，也放松了货币政策。2013年是否继续放松，恐怕要保持灵活审慎的态度，监测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形势运行的态势。必要时，可以考虑适当加大货币政策的力度。如降低准备金率，在价格上涨幅度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降低基准利率，但是这个可能性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出口政策方面，要稳定出口的政策，2012年国务院提出了稳定出口的一系列政策，重要的是把稳定出口的政策落实好。

第四，稳定投资的增速。目前整个投资增速仍快于投资资金来源的增速。说明投资的资金来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因仍赶不上投资增速，所以资金方面还需要把这方面的工作落实好，能够保持投资较快增长，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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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R].2012-10-27.

[4]袁剑.大拐点[M].中信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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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需从短期转向长期

2009年我国高强度的经济刺激计划和高度宽松的信贷高增长，是中国经济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动力。目前看来，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中国经济已扭转了此前的下滑趋势，实际产出正逐渐回到潜在产出值附近，2009年全年高达9.1%的GDP增速，已经从数字上证实了这一点。毫无疑问，2008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在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2009年广义货币量接近30%的增长，2010年接近20%的增长率，迅速将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可以适当矫枉过正。但中国经济度过难关之后，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许也是最大的困难，将在于如何顺利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转向，即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问题。

在探讨中国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应该说，起初美国的次贷危机从性质上来看，既不是政府财政收支危机，也不是国际收支的危机，而是发源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的危机。可以发现，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于资产负债表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大量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资产方迅速缩水而负债方不由市场定价而固定不变，这导致了众多金融机构与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实际经营中账面上的巨额亏损和家庭财富的巨额缩水，引致金融机构贷款的大萎缩、企业投资的崩溃，以及家庭消费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溃。可以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这或许就是这场危机发生以来最本质的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乃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的机理完全一致。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欧美发达国家救市的基本脉络。

鉴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规模是私营部门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必须由政府力量大举介入来克服危机。事实上，在明确了这场危机的本质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财政部增发国债购买有毒资产，政府直接注资于即将破产的金融机构，美联储印发钞票，财政部出台的公私合作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的基本逻辑就是用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担保，用发行债券和印钞所获金注资于金融机构，注资于金融市场，以此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其最终目的就是把有毒资产从金融体系中剔除，帮助金融体系恢复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动经济的复苏。中国基本上遵循了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同的路子，在稳定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下，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短期来看确实促进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考虑到经济刺激政策总是有一定限度，经济的增长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将是最终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连续实行了几个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公共建设项目和贷款计划来迅速振兴经济。但从1996年到2002年，日本经济依然停滞不前，人均GDP只实现了0.2%的微小增长，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并没有提高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着眼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因素重视不足，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转换成通过服务业和消费来拉动，导致刺激经济的政策实际效果意义不大。一般来说，经济复苏初始阶段最大的推动力通常是政府，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私人资本必须取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增长。探讨中国什么时候撤出经济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转移到保证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上来。

根据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如果货币流通量年增长率超过20％，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反映到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上面。如在2009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M1和M2分别增长了32.35％与27.68％，2010年即便在货币政策已经明显转向的情况下，M2仍增长近20%，远超历史平均水平。另外，在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初期，M1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长速度，但随后两者在2009年9月出现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经扩大到4.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国民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和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的双重危险。实际上随后价格指数的持续上升也初步证实了上面的推断。2010年后我国通货膨胀现象日趋明显，如三季度后CPI指数分别达到4.5%和5.1%的高位，居民生活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全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更加强化。另一方面，从资产价格角度来看，2009年二季度后我国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出现暴涨局面，尽管国务院分别于2010年4月份和9月份出台措施加以抑制，但目前效果仍不明显，包括大中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仍在继续上涨，资产价格泡沫的蔓延似乎已经难以轻易抑制。

应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中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严重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失当的问题。2009和2010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推动力量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可能持续太久，这是以往的经济危机给各国提供的经验教训。只专注于短期目标并通过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用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总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最终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看到，鉴于中国一直采取依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无法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内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部的各种深层次的不平衡，等等，这些长期问题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实现持续发展饶不过去的坎。鉴于此，中国在“十二五”规划时期必须尽快转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具体而言，应重视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大力发展内需，通过发展服务业和民营经济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重新认识市场，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等等，以便保证中国经济未来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各种组合而言，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紧或者双松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经济金融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实施的。例如当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往往选择双松政策组合，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货币供应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实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必然选择，相对而言，中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尤其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宏观刺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市场的扭曲，尤其是目前我国面临资产价格膨胀与通胀预期加强之后，如何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寻找合适的方式退出，就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从货币政策的运行来看，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行框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鉴于人民币汇率事实上盯住美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给中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方式和节奏形成约束，这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大打折扣。人民币钉住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将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如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金融危机后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下经济触底反弹，但目前仍未有改观的10％左右的失业率和充满变数的房市表现，仍然使美国未来的经济复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失业率对美国选择何时加息更为关键。鉴于“无就业复苏”的现实，美联储在启动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货币政策上维持0%-0.25%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水平，且短期内至2011年下半年可能不会调整利率水平，已经成为市场共识。甚至可以判断，这一政策基调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目前美联储采取“数量型放松”工具微调货币政策，例如通过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购协议的方式，回收市场上庞大的存量流动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联储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个技术性工具，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对银行资产的担保实际上难以退出。总之，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使美联储目前面临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如过早启动退出政策，可能会延缓经济复苏进程，甚至导致经济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胀又可能失控。综合起来分析，目前美联储更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规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对中国而言，在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环境下，需要做的是考虑与美国货币政策适度脱钩，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启动了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份后中国人民银行陆续提高了存款机构准备金率；目前已经二次加息共50个基点；对部分放贷银行征收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引导市场预期；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现新的监管工具箱，实行针对银行的差异化监管；等等。这些举措均预示中国正在逐步退出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引导市场预期，合理约束商业银行的过度信贷投放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同时还应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退出还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一些价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使用的空间仍有限，汇率工具尚未大规模使用，这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一定阻碍。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在货币汇率政策上进行适时调整，当下的各种宏观政策将难以真正实现紧缩效果。

目前，世界范围内面临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各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也处显端倪，中国需要立即引入汇率因素作为重要的政策变量使用。考虑自身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借助于出口拉动，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正在成为问题。同时资源逐步枯竭，劳动力成本也逐渐增加，随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未来青壮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步减弱。考虑外部因素，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些因素将难以保证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在退出宏观经济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向内的对策给以支持，而汇率则是个重要的工具变量。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可成为紧缩政策的一部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被充分吸取。

目前，我国需要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需要改变人民币以美元为锚的取向，加大市场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汇率完全不干预。我国可以学习加拿大等国的做法，允许汇率在长期内大幅度变化，允许长期内升值，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对每日的超常浮动进行干预。如果短期内变化太大，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以影响汇率，稳定市场。当前需要作的就是选准适当时机，开始启动人民币有序、渐进的升值进程，推动人民币恢复缓慢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启动也就意味着短期性反危机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成功转型。

三、“十二五”开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过去几十年全球金融的实践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这已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日趋严重，这对于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目前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已经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即实行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这意味着此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中，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后，在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将逐渐有序退出。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步骤上，鉴于目前我国人民币钉住美元，中美利差的变化将影响中国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临时性经济刺激措施正在逐步停止使用，但政策的退出时间仍不确定。目前，美国在危机时的临时性刺激经济政策不再扩大规模，但量化宽松政策呈扩大态势。继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实施的基础上，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仍有可能启动。其次，货币政策仍然主要依赖于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尚未完全启动。第三，美国正在削减财政赤字的规模，并逐步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以便减轻此前的膨胀局面，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一个正常的局面。鉴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关联性，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些特点和变化，有的放矢，循序推进。

具体来说，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的情况。从目前观察到的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当对2008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进行评估后考虑退出，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

首先，采取措施使宏观经济政策向正常化阶段转变。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等。而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应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有助于确定清晰的政策目标，形成市场稳定的政策预期，避免导致预期紊乱及对市场的冲击。我国在政策实施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具体而言，在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并切实遵守，以便推动货币政策真正向稳健回归。目前看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重点在于货币政策的选择，而其中关键的指标在于信贷规模增长。鉴于2010年M2增长超过年初设定的计划，综合各方考虑，2011年我国必须严格要求，将M2增长控制在15％左右，以便促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回归，减轻宏观经济层面的压力。

目前房地产资产价格泡沫的控制已经成为宏观经济中的最大问题。这要求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将资产价格变化情况考虑在内。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迪拜等国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资产价格泡沫引起的冲击巨大，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鉴于此，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框架内，应该重新定位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对象，考虑将资产价格因素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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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房价 货币供给量 经济稳定 MS-VECM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商品住房投机愈演愈烈，商品住房价格（下文简称“房价”）调控政策频频出台，就在房价有所控制时，中国人民银行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然而流动性的释放会使得房价再次“过热”吗？2011年末初见成效的房价调控政策是否还应在2012年“稳增长”的大目标下继续维持呢？在这个关键的时期，研究我国房价变动、货币政策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其稳定的发展态势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以货币政策为主的调控在经济出现下滑迹象的情况下该如何实施，继而又怎样影响房价，来进一步巩固前期调控房价的成果，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为下一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看法是存在分歧的。大部分国内学者认为，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显著，房地产市场也应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对象。张金梅、沈悦和卢文兵（2010）建立时变参数模型，对房地产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房地产投资对GDP拉动作用显著。原鹏飞和魏巍贤（2010）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及部门经济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发现房地产价格上涨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较大，但相同幅度价格下跌的负面冲击更大。祝运海（2010）利用ECM模型对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的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变化不仅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冲击作用，而且在长期内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显著。蔡明超等（2011）认为房地产价格的走势是市场周期变化的最重要指标，通过参考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指出当经济周期出现拐点时房地产市场也应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对象。

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房地产的发展并不能引起经济的显著增长或房价自身对经济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房价和经济增长的联动变化是由于货币政策的作用。丁晨和屠梅曾（2007）基于VECM分析指出房价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较为显著，且房价渠道的总体传导效率较高，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周晖和王擎（2009）运用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我国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波动相关性以及它们的各种波动对经济增长率影响，发现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供应量的联动导致GDP增长率的显著下降，但房价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房价与经济增长的联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也不显著。张清勇和郑环环（2012）通过建立面板修正误差模型，对我国各省（市、区）住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领先与滞后关系进行分析，指出“住宅引领增长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大力促进住宅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把住宅建设当作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支柱产业的政策值得反思。

纵观上述文献定量研究不同时期的房价、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技术方法，固定参数的线性模型较多的被使用，如采用协整、VAR、VECM以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手段，然而这些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有时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其本质原因在于固定参数无法真实反映房地产业本身的结构变化，在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期限长短以及力度的非线性量化测度方面较为欠缺。而“时变参数模型”以近年来计量经济学模型发展前沿的状态空间模型为基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局限，反映出变量之间动态互动关系，但仍然无法准确地模拟不同经济结构下房价变化的特性。孔行等（2009）运用马尔可夫转换模型将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分为高增长和低增长两种状态，较好地拟合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的机制转换情况，并分析发现1998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处于上升周期，但增长快慢程度经常改变，宏观调控政策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虽然他们使用马尔可夫转换模型，将中国房地产价格变化视作连续性的、内生化的状态转换，避免了在识别房地产价格波动变化过程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但其并未给出在不同区制下，房价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

针对上述缺陷，本文通过对房价增速划分区制，建立非线性的模型，以及在不同区制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更准确地分析了房价、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首次将MS-VECM方法引入上述问题的研究，并通过实证，更真实地揭示房价波动、货币政策和国民经济变化这三者的非线性关系，帮助政府更好地指定房产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第二，结合人民币通货膨胀，房价调控初有成效，以及经济增长率快速下滑这个背景来开展研究。本文将着重分析当前“稳经济增长”和“稳健货币政策”与新一轮房价变动的内在联系，弥补以往研究视角的不足。

三、理论模型

根据Meen（1990）、Muellbauer和Murphy（1997）提出的房地产价格方程，本文构建了一个房地产供需模型，这个模型包括：需求方程，在假定住房存货、实际收入和货币供给量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它决定短期住房价格；供给方程，它决定新增供给；市场均衡方程，它描述当新增供给全部完成以后，住房存货如何随着时间变化。住房价格方程可以通过需求方程的逆函数得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Jorgenson（1963）、Poterba（1963）和Mishkin（2007）认为，住房的使用成本是住房资本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故将房地产需求函数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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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从我国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但财政政策没有与货币政策一起“双退出”，因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巩固，一些投资项目仍在进行中。尤其在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内部经济复苏还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需要总体积极的经济政策，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下，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对冲货币政策转向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精准测算财政政策乘数，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政策选择、经济形势预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点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来测算。[1][2]IS-LM模型是同时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应用这种模型测算财政支出乘数从理论上是一个大的进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线表示产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LM曲线表示货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实际货币供应量，P为价格，CG为政府支出，E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T为税率，d(·)为居民消费函数，x(·)为出口函数，m(·)为进口函数。

    假设税率T和货币供应量M为外生变量，将IS和LM曲线结合起来，可得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值。对(1)、(2)式全微分，将两式联立，用矩阵表示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计算出来的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利用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计算的财政支出乘数。我们可以发现应用IS-LM模型没有考虑价格市场、国际收支市场、劳动力市场均衡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分析

    (一)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理论框架

    宏观经济均衡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基本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宏观经济模型考虑产品、就业、价格、货币需求、利率的市场均衡，主要用以下六个函数表示：

    

    (5)式是“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指的是物价上涨率和“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压力。在这里，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在现实中，表现为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6)式表示劳动市场均衡，和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决定劳动力供给不同，现实中劳动力供给、经济生产和物价决定工资，因而(6)式表示需求决定工资。(7)式是货币市场均衡函数，也就是LM曲线。(8)式表示国际收支均衡函数，就是所谓的BP曲线。(9)式表示产品市场均衡，也就是IS曲线。(10)式是生产函数。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设CG、T、M为外生变量，对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阵：

    

    (11)式是在标准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在价格市场均衡、劳动力市场均衡、产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市场均衡的前提下，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工资、利率和汇率变化推导的矩阵方程，(11)式是计算我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础。

    (二)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的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推导

    现实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两者总是被同时使用，但是为了计算的简单，我们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本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把M(货币供应量)和E(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视为外生变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财政支出的效果。假设ΔCG=1、ΔE=ΔT=ΔM=0，以矩阵(11)为基础，计算财政支出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得出在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财政政策乘数：

    

    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结构

    (一)模型特点和主要内容

    本文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经验，构建吻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具体特点如下：第一以分析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侧重于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模型对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国民核算体系下的需求导向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3]第三选择了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区间。数据样本为1980-2007年年度数据，在该段时间内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各组成部分已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数据相对稳定。第四采纳了动态建模理论，通过交替运用理论与数据信息，不仅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利用现实数据寻找实际经济运行规律。为此，我们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较好地兼顾了中国经济转轨的特点，从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入手，本着“检验、检验、再检验”的原则，从“一般到特殊”逐步简化，模型设计简洁，操作规范，减少了变量过程的随意性。

    (二)模型结构

    本文的宏观模型是一个小规模的需求导向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产出由需求决定。模型涵盖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为需求、供给、收入、财政、价格五个模块，由10个行为方程、19个恒等式组成，共包括33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限于篇幅，略)。图1为模型结构示意图。

    

    注：阴影部分为外生变量。

    图1　模型结构示意图

    四、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

    本文重点考查的是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财政支出变化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倍数。从财政政策乘数的作用机理来说(见图2)：当财政通过增加财政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进行政府采购和雇用劳动者来从事生产，从而拉动政府消费和企业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最终带动经济增长①。

    

    图2　财政支出乘数

    具体步骤如下：假设2003-2007年期间连续一次性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运行结果(限于篇幅，具体过程略)显示第一年(2003年)财政支出乘数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对GDP有影响，其乘数分别为0.47、0.291、0.136、0.011。如果从2003-2007年期间连续每年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1.883、2.497、2.903、3.017、3.025。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是连续上升。

    五、四万亿投资政策效应测算

    四万亿投资结构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四万亿主要用于政府消费(文教卫生)和政府投资(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于2008年年底，其经济效果将在2009年开始，因此我们假设两个投资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万亿投资。两个方案对2009-2014年经济影响为(具体计算过程略)：如果实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2009年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3185亿元，政府消费增加9313亿元，居民消费增加901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29718亿元，进口增加2077亿美元，出口减少266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101602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77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586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91433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7122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434亿美元。

    如果实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资1.33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2097亿元，政府消费增加6211亿元，居民消费增加603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19728亿元，进口增加1377亿美元，出口减少181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94691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49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393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83819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6928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395亿美元。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万亿刺激方案对于“保增长”是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是经济调节的一个有效工具，从实施时间分布来看，两年计划和三年计划的经济效果不会有太大区别。同时，我们也验证了政府投资不仅提高政府消费也拉动内需。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纷纷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危机时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财政政策。因为企业和家庭在“危机”面前，倾向于采取储蓄、调整和解雇雇员等的措施，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这也许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整体经济来说，这些措施会使经济形势进入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所以当经济出现停滞的兆头时，即使财政政策乘数较低，大多数国家还是会动用财政政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即使很多人指责“公共投资效率太低”，但财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经济干预手段。[4]财政政策的影响不仅在于当年，还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推导出财政政策乘数，并从实证角度估计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约在1.88，且目前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呈上升趋势。本文还测算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经济效应，发现财政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重要杠杆，这对我国当前加强宏观调控、扩大经济增长具有以下的政策含义：

    1.在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大幅度增加会直接提高总需求，缓解供求矛盾。这就是常说的公共投资能成倍地创造收入(乘数效应)，从而增加总需求的“需求效应”。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生产潜能，从而具有“供给效应”。[2]

    2.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部门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不仅推动结构调整，还为今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在西部落后地区、四川受灾地区的公共工程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的投资，为我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打下基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资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税收和一次性转移支付等措施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况，但往往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决于整体经济形势②。

篇7

【关键词】宏观政策调整;通货膨胀;全球性金融危机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第三季度后,我国实体经济开始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宏观调控由治理因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向“保增长,放衰变”转变。从目前国家经济情况看,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能够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要求。经济运行开始步入正轨,主要表现为:投资持续上升,消费稳定增长,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逐步增强;工业增速稳速上升;金融行业运行正常,社会信心基本恢复。但危机并未结束,虽然经济形势好转较快,但我国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复苏非常吃力,导致我国出口贸易在短期内还难以迅速恢复。受出口下降,产能过剩,就业困难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等压力,世界经济走势依然不是很明朗。

就在国内出现复苏迹象的同时,通货膨胀的声音悄然在民间传开。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再次调整。自2010年4月14日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320元;当前1年期和2年期品种的收益率分别为1.4941%和1.8746%。同样两年的资金运作期限,如果直接投资2年期品种,按照单利计算,投资人获得的利息为本金的3.7492%(1.8746%×2);如果分两次投资1年期品种,第一年的利息率为1.4941%,要达到同样3.7492%的回报,第二年投资1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需要达到2.2551%,这比目前的1年期国债收益率高出了0.0076个百分点,也就是76个基点。这意味着,市场预期,1年期利率在1年后将上行76个基点。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市场对通胀预期的升温。

在国内经济复苏的背景下,持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会增加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国家有必要对宏观政策进行微调,以保证我国经济正常稳定的复苏。

一、通货膨胀简要介绍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经济学上把它定义为一般价格水平普遍的和显著的上涨。一般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供远小于求)[1]。

通货膨胀通常用通货膨胀率来衡量,公式为:

其中:πt为现期的通货膨胀率。Pt为现期物价水平,Pt-1为基期物价水平。

二、通货膨胀的依据

1、出口下滑和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增长,引发通货膨胀。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内需出现停滞或者不同程度的下滑,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强烈的紧缩效应。在进出口贸易对我国GDP贡献率已达70%的条件下,我国GDP增长率由11.5%(07年第二季度)下降到8.9%(09年第三季度),已连续7个季度持续下降。

在出口严重下滑和内需无法迅速提高的条件限制下,原有的被高投资和高出口掩盖下的产能过剩已加速显现。一些企业生产能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利润下降,国内出口贸易开始受到影响。由于我国是一个年轻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些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够健全,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较低,国内需求跟不上经济发展要求,导致出口受阻的产品无法在国内消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及人民的生活和就业带来极大的困难。但长期来看如果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会加剧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的矛盾,最终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2、流动性过剩易引起通货膨胀

“流动性过剩”的概念在2004年由国有商业银行首先提出,此概念提出后一直被不断地引用。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指实际的货币存量对预计的均衡货币存量的正向偏离,也就是指经济中存在过多的货币投放量,这些多余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于是就有了经济过热现象和通货膨胀危险[2]。在宏观经济上,流动性过剩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

广义货币量与GDP的比率,常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最常用的标准。截止到2008年底,我国的RM2与GDP的比值为160%,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的57%和俄罗斯的21%,更远远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19%。由此可见,我国的流动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共同决定了通货膨胀率。但从我国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三者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以RM2代表广义货币供应增长量,CPI代表物价水平,NGDP代表名义GDP,RGDP代表实际GDP。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经网1997年～2009年相关月度及季度统计数据

1998年到2002年,RM2处于下降阶段,国内出现通货紧缩,RGDP在8%左右;从2003年开始RM2开始大幅上升,连续7个月增幅超过20%,并于2003年8月到达极大值,它的上升带动了CPI的上升,GDP的增长率也在升高;从2006年6月到2008年12月,RM2与CPI保持一致,GDP的增长率在10%左右。由此可见,RM2与CPI、NGDP、RGDP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为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央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广义货币供给量M2同比增幅不断提高,从09年1月的18.7%上升到9月的29.3%,增幅连续6个月超过25%。

2009年前三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39.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8.7万亿元,同比多增5.2万亿元;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58.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1.7万亿元,同比多增5.2万亿元。银行为中央政府1.18万亿投资还要提供配套贷款,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加大了流动的压力。长期的流动性过剩和货币供给短期内大量增加使得通货膨胀有了货币基础。

同时,由于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截至09 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21,3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4%,是世界第一储备大国。大量外汇储备一方面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压力,另一方面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两年多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 18%,并且有升值幅度加大的趋势。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国际上套利的热钱大量流入,更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压力,使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雪上加霜。

过于巨额的流动性在短期内注入市场,如不能迅速被生产领域消化,可能造成短期内货币供给过剩引发通货膨胀;即使新注入的流动性全部进入生产领域,也会引起总需求快速扩张,导致通货膨胀。

三、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但综合多角度分析,笔者认为近期马上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其主要原因是货币的流动性(M2/GDP)在不断上升表明国内经济景气度还不高。因此,货币的流通速度在下降,短期内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推动作用减弱,所以短期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随着经济景气度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是通货膨胀的发生风险大大增加。

尽管CPI和PPI双双回升,但是并不会马上就带来通胀,只是会为明后年出现通胀埋下伏笔。现在价格同比还是下降的,环比在上升说明经济在复苏是好现象。也可以说,双收窄,说明市场价格在逐步回升,通缩压力在明显减小。

很多学者认为,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大幅度上升成为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动力,也是未来中国物价上升的最主要动力。而对于过剩的中国金融资本而言,参与大宗商品的投机不成主流。因为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市场部在中国,中国金融资本还没有能力主宰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而国内期货市场的资金规模大约只有1000亿元左右。所以,不会导致国内出现通货膨胀。

但在低通货膨胀率的可能下,警惕资产泡沫是必须的。过剩的资本无法被实体经济吸收,必然向大宗商品及资本市场流动。尽管是否有资金进入股市还有争论,但股价在2009年近一倍的涨幅和最近创业板市场的火爆登场等表现无不向世人昭示中国股市的“不差钱”。房地产方面,总所周知房地产中有大量的银行资金,如果出现房价的大幅下跌,将直接表现为银行坏账迅速增加,会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四、宏观政策的经济调整

在外需即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唯有依靠增加消费和投资来实现。但在通货膨胀的风险逐渐放大的情况下,应对宏观政策组合进行适度调整。应将宏观经济调整的目标和重点放在能有效抑制产能过剩、充分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切实增加居民收入以及有效带动消费增长、充分化解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内容上。

一般而言,当经济处于紧缩状态时,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产业政策调整对经济复苏所发挥的作用要高于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无法改变现有经济结构,不利于长远的发展。所以,有效的货币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在经济景气程度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时,应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将货币政策转向中性或者适度紧缩状态,以避免国内货币发行过量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同时防止经济增长出现下滑[3]。

1、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动力不足。这种发展方式缺乏稳定性,国际市场上一旦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会立刻出现波动。应当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使得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

从生产角度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支撑增长。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近年来徘徊在40%左右,而美国的水平是80%。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必然加重资源环境压力,是不可持续的,应当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

从投入方式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靠物资消耗推动经济增长,自主创新能力偏弱。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国内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难以为继。应当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

2、积极调整投资方向,抑制产能过剩,扩大内需

在现有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万亿,GDP就能增长3.3%。所以,合理增加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投资对短期目标的实现确实有支撑作用,但是长期却会进一步增加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的矛盾。因此,在确保投资规模不减的前提下需要积极调整投资方向将投资集中于能长期有效带动国内消费显著增加的行业。

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带动内需有效增长。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度一直很低。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贫富差距较大,贫困人口过多。加上中国人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使消费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因此,为有效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进一步扩大内需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之外,还应继续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和覆盖范围,以便充分降低居民谨慎性动机,减少货币需求,刺激国内消费。

3、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上

货币政策结合财政政策才会发挥宏观政策的潜力。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防止产能过剩加剧和通货膨胀的抬头。截止2009年5月,信贷迅速扩张,规模已达5.18万亿元。虽然,信贷规模高速扩张在短期内能刺激国内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是存在着扩大资产泡沫、影响银行体系稳定、引致通货膨胀、推高产能过剩等多方面隐患。目前,信贷高速增长主要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项目建设有关。除对拉动GDP有短期效果外,对切实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社会消费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经济结构与分配体制不合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长期不能改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对信贷规模和方向的控制,对私人投资部门的信贷进行引导,在信贷放卖弄进行必要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五、总结

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增长必然的伴随品会一直存在,过高的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过快和货币供应过于宽松的产物。短期内,我国经济处于短周期的调整恢复期,难以再次出现1992年、2007年的超高增长,因而出现高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小;而长期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但只要政府控制得当,措施及时,通货膨胀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经济仍将重新恢复平稳增长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07-02.

篇8

水务局

（20__年10月8日）

按照__局长在总局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有关要求，水务局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了7月26日总理在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完善政策，明确任务，狠抓落实，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的讲话精神，并及时与省发改委、水利厅、水利部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探讨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投资走向，结合垦区水利基本建设实际，认真分析了宏观调控政策对垦区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影响，尤其是对当前在建和拟建重点大中型项目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垦区水利基本建设进展情况

经过五十多年的开发建设，目前，垦区水利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64.8亿元，建成堤防2828.53公里，水库153座，建筑物7.3万座，排灌站173处，机电井54222眼，万亩以上灌区43处，治理涝区99处，拥有喷灌机8943台。实现堤防保护耕地74.7万公顷，水库总库容10.3亿立方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24.3万公顷，涝区除涝面积137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4万公顷，喷灌设计面积14.9万公顷。已初步建成了防洪、除涝、灌溉和水保四大工程体系，提高了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垦区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垦区目前正在建设的国家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有三江平原治理工程，松、嫩、黑干流防洪工程，国境界河防护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和人畜饮水安全工程等。其中，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已按照批复的初步设计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全线达到20年一遇标准。垦区已完成了太平湖、西江、青石岭、南阳河、双峰5座大中型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清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在实施中。目前正在建设的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有新建的绥滨、八五九灌区工程，兴凯湖、查哈阳、江川三座大型灌区的续建配套工程和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其中新建的绥滨、八五九两座灌区已分别完成投资13163万元和8999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47.7和14.3。兴凯湖、查哈阳两座灌区已分别完成投资15657万元和10503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12.4和39.9，江川灌区20__年刚刚列入国家计划。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已完成投资3044万元，解决8.53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占垦区存在饮水安全问题人口的12.6。垦区当前各项水利基本建设任务仍十分艰巨。

垦区目前正在积极争取有望近期列项实施的大中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是“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涝工程”和以“三江平原‘两江一湖’沿岸大中型灌区项目”为主要内容的地表水灌区工程。“三江平原”地区全省规划骨干工程总投资36.17亿元，其中梧桐河、嘟噜河、挠力河、七星河、倭肯河、穆棱河以及同抚大堤防洪工程投资6.15亿元，垦区约2亿元；续建大中型涝区22处，投资12.19亿元，垦区约8亿元；灌区工程7处和排蓄灌工程56处，投资10.3亿元，垦区约4.48亿元；试验站网投资0.73亿元，垦区约0.25亿元。垦区地表水灌溉项目共拟新建、续建大型灌区17处，尚需骨干工程概算投资73.64亿元。其中呼声很高的“两江一湖”灌区9处，骨干工程投资57.63亿元。这些工程完成后，可达成设计灌溉面积1204.2万亩，其中新增水田面积562.8万亩，旱田喷灌面积44.3万亩；改善水田面积591.6万亩，旱田喷灌面积5.5万亩。灌区建成后，预计年可增产粮食55亿斤，同时还可在非灌溉期为210万亩湿地及保护区进行生态补水，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均十分显著。

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精神

九洪水以后，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国债资金的支持，全国的水利基本建设投入增长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垦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先后建设完成了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太平湖等5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一大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也取得了快速进展。20__年，国家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走势，将实行多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尽管国家对水利作为重点投资领域的地位不会改变，但中央水利年度投资规模已经减少，水利投资的重点更加集中到南水北调等一些国家大型项目上。

这次总理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讲话精神，主要解决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仍然过多，[此文若不是在文秘站 站出现，那均为抄袭。欢迎举报]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但预计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入不会因此而大规模削减，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第一条就是要继续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抓好秋粮生产，力争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稳定发展，要想做到这些是离不开水利基础设施支撑的。但是，目前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要恢复到“十五”时期前三年的水平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水利部矫勇副部长今年来垦区检查工作时提到，这几年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投入年年在减，“十五”时期后两年比前三年平均每年减少了83亿元。根据水利“十一五”规划需求和现有的中央投资规模测算，中央水利投资比“十五”期间每年将减少近100亿元。除了人畜饮水项目投入可能有一定增加外，明年其它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入可能还要再减少一点。

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对垦区当前在建和拟建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影响

（一）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解决“三农”问题，为垦区水利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垦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重视粮食安全，增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对于以服务农业生产为主要任务的垦区水利建设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同时，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保障。

（二）国家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减缓了垦区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一是水利基本建设投入难以满足垦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垦区当前处在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经济快速发展，职工安居乐业，粮食总产已突破了200亿斤大关，正在向300亿斤迈进。按照垦区现有的土地面积和耕作水平，要实现粮食总产300亿斤的目标，增产的主要措施就要靠大型地表水灌溉工程的实施。大型灌区建设的投入大，必须依靠国家的扶持和投入，而按照目前国家的投入水平，要完成垦区大型灌区的建设目标是遥不可及的。

二是自筹资金筹集困难，一定程度影响了工程的顺利实施。目前国家实行的投资模式是骨干工程中央和地方按照1：1的比例投入，即国家投入1元钱，地方就需要自筹1元钱进行匹配，共同完成骨干工程建设，配套工程则全部由地方自筹资金完成，即基本形成中央和地方1：2的投入比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规模大、投入高，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仅仅依靠收益农场是难以完成如此巨大的资金筹集任务的。目前的状况是上项目要钱时，硬挺着拍胸脯，可是要干活时配套资金却难有着落，影响了工程工期，造成了工程款的拖欠，上级验收难以过关。自筹资金困难已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垦区水利工程的实施和垦区在上级机关的信誉。

（三）水利投资体制政出多门，难以完全协调一致。

国家现行的投资体制中，大量的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包含在农业综合开发、标准良田、扶贫、土地整理等项目中，存在政出多门的问题。由于各部门对项目立项、设计、施工等环节的要求不一、标准不一，形成有些项目管理粗放及与水利总体规划不符或重复建设的问题，影响了资金效益的正常发挥。

四、针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做好前期项目储备，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面对国家当前的投资形势和垦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们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的前提下，[此篇范文为文秘站 作者呕心呖血之作（）-未经过文秘站网站同意转载此文均为抄袭后果自负]更加重要的是把水利勘测设计的前期工作做好。目前，我们已组织完成了《黑龙江垦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近期实施规划》、《垦区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规划》，协调省水利设计院、农垦设计院开展了《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涝可行性研究报告》、《三江平原“两江一湖”灌区规划》、等前期工作，为垦区有更多的工程在国家立项做了充分的准备。近期要重点做好三江平原“两江一湖”灌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争取能够早日立项实施，增加国家对垦区的投入力度。

二是抓紧建立政策保障，形成稳定的资金筹集渠道。按照当前的投资模式，三江平原项目和两江一湖项目上马后，按“十五”时期的投入水平，每年投入2亿元，则农垦每年就需要自筹1亿元匹配资金，1亿元配套资金。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树立垦区在上级机关的良好信誉和形象，便于更多的争取项目和资金，建议总局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继续推广建三江分局加大自筹力度，每亩地提取10元钱用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典型经验，研究探讨水利建设分级负担，水利建设基金收取，鼓励民营资本、外资、金融资本和大中型工商业以BOT、TOT等方式或其他方式投资建设经营水利项目，有效调动广大职工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早日建立起符合垦区实际且不走形式和摆花架子的水利建设资金筹集渠道。

篇9

宏观经济超预期反弹的表现

在强大的刺激政策与存货调整周期的作用下，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成功走出了自2008年3季度以来深度下滑的低谷。虽然外贸形势依然严峻，但在投资和消费扩张的引领下，实体经济出现超预期反弹，通胀预期开始抬头，资产价格快速提升，宏观经济景气快速回升，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开始进入“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的过渡阶段，2009年的宏观经济在超预期反弹的表现下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各种GDP、投资、消费、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以及总体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等指标都出现了大幅度回升，远远超过各级经济主体的预期，中国宏观经济成功摆脱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深度下滑，实现了超预期的触底反弹。

第二，从总量来看，GDP同比增速逐季提升，呈现“V”型反弹的态势，但从环比增速来看，呈现“v”+“倒V”型，中国宏观经济并没有出现2个季度以上的持续加速局面，环比增速的波动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效应已经度过其加速阶段，开始步入平稳增长阶段。

第三，从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触底回升与超预期反弹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有内需扩张、存货调整的因素、也有基数效应的因素，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源依然来源于政策刺激性反弹和存货周期调整，市场性自发需求依然低迷，具有强烈的局部性和易变性，标志着经济全面复苏的核心指标――“市场自我循环、自我驱动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还远远没有形成。中国宏观经济处于“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的过渡阶段，具有强烈的结构不平衡性、动力不稳定性、增长要素缺少互动性等特点。这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具有“易变性”，产出缺口依然存在大幅波动的可能。

第四，从经济结构来看，经济下滑以及经济刺激的双重作用使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出现了外需比重、重化工比重、东部比重以及单位GDP能耗等指标下降的重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大部分具有短暂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中国重化工业的率先反弹、下游产业和出口产业的持续低迷意味着中国结构性问题将进一步凸现。

第五，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流动性向实体经济渗透性低下的双重力量作用下，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地产价格与房产价格同步提升的“正反馈机制”的形成将使房地产复苏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第六，在货币极度扩张、中国经济率先反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恢复性上涨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通货膨胀预期抬头，在引领经济预期逆转的同时，给中国宏观经济复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第七，虽然由于基数效应、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等因素，自2009年第4季度起，进出口同比增速将大幅度改进，但进口增速的反弹力度将明显超过出口反弹的速度，中国外需的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上述七大方面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目前超预期反弹具有“政策主导性”、“结构不平衡性”、“动力不稳定性”、“增长要素缺少互动性”以及“总体发展方向的易变性”等特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将发生以下几种变化：

经济将会呈现“双W轮动”的调整模式

在经济内在惯性、政策持续刺激和世界经济反弹等多元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0延续增长的态势，但从周期角度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很可能呈现出“双W轮动”模式，即从GDP同比增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在短期为“V”型，但中期却呈现为“W”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0虽然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但内在矛盾累积的作用下，在2011-2012年依然存在较强的中期下行力量；从环比增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在2008-2010年将呈现“W”轮动的模式，内生的、持续加速的力量还没有形成，产出缺口存在强烈波动的趋势。

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将步入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阶段，“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市场需求反弹阶段”的全面过渡决定了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及其政策选择可能进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刺激政策的持续或进一步放大很可能带来短期的快速回升和经济的过热，但却可能使政策主导性反弹压制市场复苏力量的培育，未来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激化，结构恶化、产能过剩将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在中期的不可持续，甚至出现在中期的“第二次探底”；另一方面，简单采取退出政策将使政策刺激性需求急剧萎缩，刚刚启动的局部的、还没有形成自我循环的市场动力机制夭折，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出现“第二次探底”。因此，如何摆脱“进退两难”的困境，避免宏观经济在短期或中期内出现“第二次探底”，成为考验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和政策实施节奏的核心焦点。

“进退两难”困境需要“以进为退”的策略

“进退两难”困境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之间的冲突；二是无就业复苏与增加就业的刺激方案之间的困境；三是进一步出口刺激、出口快速回升与不平衡调整之间的冲突；四是房地产作为民生产业与作为经济支柱产业之间的冲突；五是作为地方政府核心财源的房地产土地与作为中央政府农业基础的土地之间的冲突；六是结构调整进程中“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之间的冲突；七是汇率政策调整中“贬”与“升”两难选择；八是被中长期投资项目和地方政府“双重绑架”的货币政策在“数量主导型退出”与“价格主导型退出”上的两难选择；九是战略调整问题在短期战术层面进行独立实施带来的“长”与“短”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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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 宏观政策

引言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问题，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而宏观调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经济相关的正常信息资料一旦不透明，将导致公众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增加，使得公众估计经济发展趋势的难度加大，反应延迟。同时，宏观调控主体通过公开其所采用的经济调控模型来向公众传递所采取的调控机制，使得公众对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速度。再者，通过提高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时的公布宏观经济调控、运行判断的相关政策与策略等，使得公众能够更好的预知调控主体的相关政策行动，降低了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一旦调控政策与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别时，通过强化两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认识方面的差距，而不断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显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众认识与调控主体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却有效的降低了两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从这个方面来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够更好的发挥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众传递相关的政策信息，使得经济调控的宏观政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引导公众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预期。

（二）政策时滞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及运行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及至整个调控主体完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时直到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相应的控制目标产生对应的效应时，一般存在着对应的时间间隔，这就是所谓的时滞，也称作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时间滞后。而这个时滞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以及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当调控时滞越长时，所产生的调控效应将会越慢，效果也会越差，达到的最终调控目标也将越低；反之，当调控时滞越短时，所达到的整体调控效果将会更好，最终实现的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调控时滞，导致任何的调控行为以及调控理论政策都将可以与所获得的最终调控效应合并起来实现最终的调控目标。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这种调控时滞经常会导致一些调控政策出现失效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加大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三）多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对流通与资源分配领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两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也是现代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核心。两者之间在作用方面虽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与分配范畴当中的各种矛盾，在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两者所作用的社会生产环节与领域是不同的，导致单独的利用某一项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相关的缺陷，存在着对应的局限性。

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的特点与政策存在的差异，因此在会死机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所采取的调控与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具体的宏观调控目标来进行的。而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相互协调是保证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与结构完整的一个有效方式，通过两者的协调来保证供求关系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

（一）尽量缩短宏观调控的时滞

这首先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主体调控信息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主体对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对当前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加以完善、增加调控中主体的决策能力以及调控主体决策的效率，确保调控主体的调控决策果断高效，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同时，应该尽量的减少由于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过说明手段来提高沟通的整体有效性。对于调控主体，应该对调控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尤其是在公布相关的预测调控指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对产生的可能结果、所应用的理论依据与模型等制定一个详细的公布细则内容。对与实际执行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现象，调控主体应该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调控好这些目标之间的偏向。

（三）强化对预期目标的引导

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着一个对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变量适度变化的预期，完全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预期行为是不科学的。而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途径来对这种预期进行有效引导，使得市场主体所产生的预期与调控主体最终实现的目标尽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虽然任意的调控政策实施对市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诸如利益得失等问题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会绝大部分的利益为利益取向进行调控，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也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