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古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考古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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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宝力皋吐遗址和墓葬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始于2006年，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通辽市博物馆、扎鲁特旗文管所联合进行。至2008年末发掘工作基本结束。此次发掘野外作业历时三年，累计工作量达340多天，共发掘清理395座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墓葬，出土1500余件土陶器、玉石器、骨角器和蚌器等精美随葬品。

南宝力皋吐遗址随葬品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以往的考古发现里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完整的骨冠、管状器、带有护刃的骨梗石刃刀等为第一次发现。大量复合工具的发现，为我们了解科尔沁草原史前的生业形态，探寻科尔沁文化源流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南宝力皋吐遗址所体现的多元文化现象可能与扎鲁特旗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有关。“扎鲁特在蒙古语中意为‘驿站’，该地区在史前就可能是交通要道，南宝力皋吐遗存的考古发现恰恰表现了这一状况。”严文明说，根据目前出土的材料来看，南宝力皋吐遗存年代清楚，延伸比较远，是几种文化的融合。南宝力皋吐遗存除了与东北的史前遗址有密切联系，而且南与山东，西与新疆、甘肃，北与俄罗斯等地存在文化交融现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则认为，南宝力皋吐原始生活区具有文化通道的作用。在这里发现的火烧墓和叠肢葬等墓葬形式，出土的蛇纹器皿在同时期的中国西北与河西走廊一带也出现过，因此，两地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发现骨管状器在中亚出现过，发现的石骨朵是权杖，产生于两河流域，不断向外传播。中亚、新疆、内蒙古东南、辽东都有发现。陶器和中原文化有联系，人形陶器有自己的特色……南宝力皋吐遗址规模比较大，有明确的时间，人口规模比较大，它的发现在东北地区极为罕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平说，南宝力皋吐遗址在科尔沁文化中有标志性的作用。东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编年比较模糊，而南宝力皋吐遗址年代清楚，这在东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上有标志性。从发现的文物上看，这里既有小河沿文化的痕迹，又有大汶口文化的影子，更有牛河梁文化、红山文化的因素，来自不同方面的文化在这里汇聚，是一处规格很高的文化遗存。

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说，从已经发现的资料上看，南宝力皋吐遗址有6种文化在此交汇，此种文化多元现象在已经有的东北考古发现中绝无仅有。它为中国考古界提出了新材料，新问题，新要求。

南宝力皋吐遗址发掘的领军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平介绍，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出土的随葬品中，陶器的成份比较复杂：大量绳索状条形堆纹筒形罐独具特色，高领双耳壶具有下辽河以西小河沿文化的特征，叠唇弧腹罐又像是下辽河以东辽宁偏堡子类型同类器皿的再现，还有一些陶器表现出松嫩平原小拉哈等遗存的印记。南宝力皋吐古墓发现的多种文化并存现象，表明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发生了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其交流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已有的认识。

与会的考古专家们认为，南宝力皋吐遗址发掘墓葬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出土随葬品种类之丰富，在内蒙古乃至整个东北地区都是前所未有的，其多种类型史前文化并处一地的现象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一遗存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很难归入已经命名的文化类型。

对于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陶器反映出来的文化属性，考古人员目前没有得出具体结论。因为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绳索状条形堆纹筒形罐、泥质深腹筒形罐以及形态各异的动物造型陶壶等，这些陶器所附纹饰、造型与同时期文化的出土器物有较明显的区别，不像是已知的其它原始文化直接影响的产物。由此专家们认定，南宝力皋吐墓地应是一种具有独特类型面貌的文化。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三樽龟形陶壶、红陶黑漆彩陶等属首次出土。吉平说，南宝力皋吐墓地除了含有小河沿文化等已知的文化因素外，还含有大量的到目前为止并不为人所知的文化因素，这是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解读的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因素。

在众多出土文物中，石骨朵的发现尤其引起专家们的注目。骨朵又称金瓜，是一种长棒状兵器，在其一端缀有蒜形或蒺藜形的头。此前所知骨朵最早出现在东汉以后，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骨朵用青石制成，头为五角蒺藜形，它的出现使这种兵器的出现年代向前推了几千年。另一件兵器，精美的骨梗双玉刃短剑用骨作剑身，玉为刃，专家认为其可能是青铜短剑的前身。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南宝力皋吐古墓群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600年史前人类的帽子———“骨冠”或“骨角质冠饰”。与会的考古专家们表示，南宝力皋吐古墓群遗址骨冠的发现在同时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尚属首例，这也是南宝力皋吐古墓群遗址发掘的最新成果之一。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平说，出土时发现骨冠很紧密地套箍在遗骸头颅上，帽子的形状十分明显。经检测发现，组成骨冠的是剖割成弧形条片的大型动物肋骨、獠牙或犄角，每个骨片两端都有孔眼，显然是绳索穿缀用的。骨片长短、弧度非常讲究，每顶冠由十五六片组成。

研究人员推断这些骨条表面可能还覆盖过兽皮或编织物。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发现的史前时期人类的“帽子”。

吉平介绍，考古人员在清理完毕的史前古墓中，共发现4个完整的骨冠。发现骨冠的墓葬中有3座位于古墓群组的中心位置，随葬品均非常丰富，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等，骨冠佩戴于墓主人头部，可能象征着其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此外，佩戴骨冠的人均为仰身直肢葬，骨骼保存完好，应该是营养状况良好的成年人。这些骨冠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惟一能被称为“冠”的饰物，而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同时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尚未有类似发现。有的地方曾出土过被称做“束发器”的饰品，但这里发现的骨冠是扣套在整个头颅上部的，与“束发器”明显不同。“这可能与该地区原始族群狩猎的生活习惯有关。用猎取的动物骨骼、獠牙或犄角制作冠饰，有利于长期保存。

当我们苦苦寻找科尔沁文化源头的时候，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它的发现，印证了科尔沁草原文化源远流长的史实；它的发掘，对研究新石器时期的丧葬制度、生活习俗、制陶工艺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内蒙古考古所所长塔拉骄傲地说：“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区分和建立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及同类型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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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名人故里之争；文化经济化；热爱；发掘；本土文化；渐进性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216-01

近年来，各地为名人故里之争屡见不鲜。各地争为历史名人考证身世，出巨资修建名人故里等工程。历史名人的“出生”、“葬地”以及“行游之地”等都可能成为某地争“故里之名”的充分理由。这样的争战此起彼伏，从炎帝故里之争到老子故里之争，再到曹雪芹、诸葛亮、李白故里之争，再到赵云故里之争，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趋势。

名人故里之争，实质上是利益之争，是资源经济的一种博弈形式，是区域竞争的需要。市场经济催生了物质利益的合法性，也让文化理直气壮的成为一种产业。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风起云涌的“名人经济”呢？如何在文化与经济的博奕中寻找着“双嬴”的最佳效果呢？

一、从名人故里之争看文化经济化

对于名人故里争夺，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件无聊而又劳民伤财的事情，有人就评论说“与其花钱花精力去争论一个作古的人物，还不如把钱拿去扶贫或建希望小学更得民心。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为民多办实事上。”

对于文化与经济的联姻，目前，至少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文化应该产业化，一种是文化就应该坚守文化的纯粹性，不能沾染上铜臭。但事实上，在当代的社会，是没有世外桃源的。一方面，文化确实应该坚持他的自主性和原生态，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文化与经济也存在互动关系，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物质产品都包含着文化因素和文化内涵，而且经济借助文化的力量急剧扩张,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原发性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量。没有文化作支撑，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质的提升和大的跨越。因此，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

二、名人经济发展的策略思考

（一）本土居民支持的必要性

发展名人经济不是凭空塑造一个名人出来，也不是政府鼓动就能“热“起来，首先的就是广大普通民众对于乡土文化的了解和热爱，对于本土历史名人的熟知和崇敬。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的道理，打名人牌也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我们期待举办一次名人文化节，或者搞一次大典或公祭就能够怎么扬名国内外、赚到多少钞票、签上多少投资合同，那未免也太有些幼稚了。

发展名人经济，打造名人产业，首先在于塑造人的精神，名人之所以有名，不在于他身前是多的官、拥有多大的财富，而在于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对于后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楚庄王的发愤图强，关羽的忠义、张居正的政治改革。用名人的精神和特点来塑造地方特色，以名人的精神和特点来传诵地域文化，那么他就是一个新闻点、就是一个长期的磁场效应，能够让人眼前一亮，让人心向神往。

因此，发展名人经济，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对于以名人为核心的历史文化的普及工作。要让普通市民用热爱家乡情怀与精神，来触摸感知与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我们的新闻媒体和民间组织要尽量去发扬、挖掘地域文化。

（二）名人文化效应的渐进性

名人文化效应对地方的知名度和经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而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持续的过程。

以荆州为例，作为古代中国重要的地域之一，从春秋战国到三国时期，从五代十国到清朝都在荆州设置将军府，可以说风风雨雨数千年。历史的丰富来源于著名人物的活动轨迹。屈原、宋玉、楚庄王、关公、张居正、岑参等等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名人。

但是，荆州虽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一大批文化名人，却藏在纸堆里，是那样的遥远和模糊，以至于游人都无法感觉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广泛的收集历史上荆州籍名人或者在荆州创作的有关著作，丰富地方文献，供今人研究；二要雕塑一批历史名人的塑像，修建扩大名人纪念馆，增加城市的文化内涵；三是组织创作一批有关荆州历史名人的故事，通过电影、电视、戏剧、美术等艺术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善于充分利用大众媒介，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

其实核心问题就是要如何通过历史名人来打造城市品牌。所谓历史文化名城，就要有标志性的人文景观，就要有自己的文化品牌。而名人及名人文化则是打造文化品牌、提升城市形象最明显和最持久性的方式。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名人经济，注重的应该是长期效果，名人文化效应对提高地方知名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造成大影响，而是缓慢地、长期地、持续地起作用，因为名人文化的价值作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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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养动物的起源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出现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古代居民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逐步控制它们，将其驯化成家畜，其中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古代居民通过文化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引进已经成为家畜的动物，其中以马、牛和羊为代表。家牛的出现，除了使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来源多样化，在精神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之外，其最大的用途是在历史时期广泛应用的用牛犁地，牛耕极大地提高了古代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带动了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正因为家牛的出现意义重大，所以一直是中国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及考古学研究的人员关注的热点。《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一文围绕家养黄牛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传入的路线、喂养的方式和出现的动因等四个方面进行讨论，是迄今为止国内研究家养黄牛的最为全面的学术论文。此文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围绕2013年底中国学者在国际著名的《自然――通讯》上发表的《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一文开展商榷。那篇文章提出中国在100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对黄牛的管理的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的轰动。大家读完《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一文，应该对《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一文中存在的带有根本性和原则性的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现在总在提倡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走向世界，我们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应该加强中外的学术交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吸取国外学术界有益的思路、观点和方法。我们认为，依据现象归纳新的发现，尤其是涉及轰动世界、改变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发现，一定要严谨、一定要科学、一定要反复验证、一定要经得起推敲。

二、 《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粟的作物加工实验》

我们强调在研究古代生业时注重“将今论古”的理论。在考古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带有各种形状的人工遗迹和遗物，完全是古代人类的行为所致，在现代很难找到与之形状对应、质地相同、用途一致的物体。相比之下，生业研究中涉及的对象，不少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农作物是古今一致的，在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同样的行为作用于同样的对象，往往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如果对这样的过程开展实验性研究，其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古代的现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证性启示。从这一点看，《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中重点讨论的粟的作物加工实验对于植物考古学研究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在生业领域的研究中，这类将今论古的证据越多，在开展讨论和凝练结论时，考虑得就会越全面。

三、 《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开展工作。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稍显薄弱，而植物考古学研究主要围绕新石器时代开展工作，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史实往往较多地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关于生业方面的记载较少。《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一文通过植物考古学研究，指出该遗址辽代先民的生业经济应属于以种植粟、黍、荞麦、大麻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农业，同时还兼营牧业，首次为我们认识辽代的生业状况提供了实证性的资料。另外，从这篇论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对于植物考古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有，在植物考古学研究中兼顾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对于全面认识当时的农业状况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 《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

相比考古学研究、动植物考古学研究主要以形状作为判断的依据，中子活化分析则以对元素的定性定量分析作为研究方法。这种对物体成分的分析一般应用在自然科学中的环境、生物、地学和材料等领域，但是，其在考古研究中也能发挥独到的作用。《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一文就给我们带来了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推测，但是单纯地依靠考古学研究，无法进行科学证明的认识。陶寺遗址贵族使用的陶器和平民使用的陶器出自不同的考古背景，尽管他们在质地上和形制上难以区分，但是通过中子活化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成分上区别明显。考古研究人员通过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研究，已经对遗址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有了明确的认识，而对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结果，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界定陶寺遗址的社会复杂化性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五、 《新疆多岗墓地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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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诸如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中国早期考古学家都接受了完整的人类学训练，但中国文物界中根深蒂固的“金石学”传统依旧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导向了器物发掘的脉络。这不但导致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在中国长期分裂为两个联系不甚紧密的学科———考古学常与历史学为伍，而人类学则沦为社会学的附庸———而且使得我们在阅读考古材料时，缺乏有效的解读手段，往往陷入了“管窥一斑，不见全豹”的处境。

为了实现考古学向人类学维度的回归，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实践。好在，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Shelach）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及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考察》（以下引自本书皆标注页码，不另说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良好的范本，他在该书中不但为我们呈现了用人类学视角解读考古材料的基本方式，而且还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重现认识“北方边疆”

翻过介绍全书结构的第一章绪论部分后，从本书的第二章开始，作者将中国北方地带分为四个亚区，按“生计方式、聚落结构和组织、宗教活动、生产工艺”（P9）等方面对这四个亚区进行比较，这四个地区分别为1.甘肃走廊，2.黄河周边地区，3.黄河以东和太原———北京一线以北地区（作者称之为“赤峰”地区），4.辽宁西部。虽然吉迪这样的地区分类有待商榷，但他认为这一连接欧亚大草原的“北方地带”，“并非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直接向西相接，而是通过‘北方地带’的东北部与之相承接”（P17）的观点确实颇为正确的，因为赤峰所在位置，恰好就反映了其东部、西部和北部文化在不同时期在该地留下的痕迹，而且后者的影响最为明显。

因此，通过这一章对不同区域考古遗存及其反映的文化诸要素的关系，在第二章的结论部分，作者首先将我们观念中笼而统之的“北方”游牧地带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认识到“这个地带不同亚区的文化属性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各地区的发展轨迹在变化方向和幅度方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但总体来说，不同地区发展轨迹正逐渐趋向一致。”（P51）

对于这种“逐渐趋向一致”，作者在第三章“是经济原因吗？北方地带的经济及政治进程”中提出了一个假设。很明显，吉迪在这里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这种方法自上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开始便已在西方考古学界广泛应用，形成自身对于考古学、古典文化和社会的融合性认识。

通过谷物以及动物性资源消费方式变化的分析发现，在北方地带东部，公元前2000年晚期至公元前1000年初随着“新型的驯化动物，如绵羊、山羊和马在这一地区的遗址中被发现”（P70），该地区的畜牧经济才开始逐渐发展。与此同时，本书作者还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萨尔兹曼的看法：“很多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社会甚至是高度游牧化的群体也从事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P78），这不但更新了我们对游牧群体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启发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骑马很可能是畜牧生活方式兴起的结果，而非畜牧专业化发展的原因；畜牧业经济可能是为了抵制来自定居人群强大军事压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迁徙，尤其是游牧人群的流动，可以视为某种形式的政治对抗。”（P80）从经济类型的转变，政治组织的变迁，通过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获得了一种动态的视野———文化（北方草原-林地生计方式）对结构变迁（定居人群压力）的适应（发展出畜牧经济），当然，作者也提到了气候因素（但认为这并非主因）。同时，也提示我们，从这种政治———经济视角来审视考古学材料，将会帮助我们跃出“所见”的遗存的局限，获得更具“整体性”的观点。

接下去，作者在第四章中通过对这四1个北方区域“身份标识及其表现形式”的比较得出结论：“从公元前1千纪开始，北方地带与黄河及长江流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服装与服饰的风格上，也体现在影响人们思维与行动的世界观上”（P125）。尽管作者没有对这种变化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他在第五章中提到了一个长期存在但一直为中国研究者所回避的问题：跨区域的文化联系。这个被概括为“本地起源论”和“文化传播论”的观念之争（随着分子人类学成果的出现———这点作者没有提到）开始呈现向后者松动的迹象，吉迪综合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提到，“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并非要重建旧的‘文化传播论’模式，而是要研究当地与外界之间交往所带来的影响，从而重建世界的复杂化历史进程”（P130）。

相比之下，本书的结论相对薄弱，甚至又回到了“华夏”和“草原”分野的传统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受制于这一二分法背后的价值取向。尽管如此，本书在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启迪，其意义和价值都要高于同系列“文明历程经典译丛”中早先出版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狄宇宙教授《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一书。

启发与不足

本书优点和缺点一样显而易见，其最大的优点与其说引入了西方学界业已流行甚久的“政治-经济”观点，毋宁说，是突破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对自身文明起源“本地起源”的偏执追求。

当我们有意识地纠正这一问题后，便能接受吉迪用政治经济学观点，对中国各地考古材料的整体性分析。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农业经济向更专业化畜牧经济的转型发生在迄今3000年前左右的时间里；其背后来自定居人群的压力与我们原先对游牧文化的想象正好相反。同时，文化各个表征之间建立在经济类型上的联系，也超越了传统上将其划分为不同社会阶段（如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机械分类。这些都给中国考古学及史前社会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启迪。

当然，这些启发背后的不足之处也同样明显。这本英文原版于2008年的著作，确实集中了国际学术界对东亚北方社会最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传统上“长城南北”二分关系的束缚，以及对中国早期文献的有限认识，实际上，仍然无法更为准确地认识、分析中国早期社会。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国古代人群缺乏更深入的认识，作者忽略了物质交流背后的人群互动，很有可能重新落入传统考古学那种“类型学”陷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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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

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

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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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物展示有利于全面诠释考古遗址内涵

遗址展示和文物展示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两种重要方式，我国也已经从过去重视遗址展示，逐渐地朝着并重遗址和文物展示的方向发展。例如：西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一直都非常注重遗址展示工作，广泛地利用景观营造、数字手段和轮廓表示展示模式；一些遗址目前也开始了相关的文物展示方式，如大唐公主出嫁仪式，就是在丹凤门前按照唐代风俗习惯展示皇室嫁娶活动。文物展示可以借助于遗址展示提供的场所，利用相关手段展示与遗址相关的传统文化内涵，其有益于全面诠释一个遗址的传统文化特色，加深人们对考古遗址和相关历史文化的认识。例如，英国弗拉格考古遗址公园是英国重要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址，它将遗迹展示和文物展示协调统一起来。该考古遗址公园展示了部分古代遗迹出土时原貌，借以展示给游客古代遗址埋藏状态，同时也唤起人们对遗址的保护意识。同时，它广泛地采用了多种文物展示手段，如考古培训、实验考古、历史文化活动、多媒体演示等手段，使游客从被动的受众成为主动的参与者。

二、文物展示有利于文化旅游的发展

文化旅游是旅游现象中最为古老的形式，在当今国际旅游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考古遗址公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何将传统文化信息展示给旅游者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文物展示对于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可以弥补遗址展示的缺点。文物展示可以将传统文化以多种形式展示给大家，从而避免了文物带给受众的静寂感，使受众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或者亲身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文物展示还具有无限扩展性，可以不断地衍生新形式和内容，吸引旅游者再次游览，为遗址旅游开发提供源源不断的新资源。

三、文物展示有利于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

中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给考古遗址的利用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给遗址保护带来了挑战。事实上，中国诸多考古遗址都采用了完全展示遗址发掘现状的方式进行遗址公园建设，将珍贵的遗址置于各种腐蚀因素之下，遗址保护问题日益凸显。文物展示可以减少游客对文物实体的关注度，有效地减少文物面临的保护压力。

四、文物展示在考古遗址文化产业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产业园建设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文化产业园作为文化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可以形成集创新、孵化、管理投资、后勤和产权交易等系列功能为一体的文化产业组织形式。

目前，国内许多地方开展了文化产业园建设计划，其中很多都是以考古遗址为依托，如西安建设五大文化产业园计划，涉及考古遗址就有临潼文化产业园区、曲江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法门寺文化园区和华夏始祖文化园等。历史文化发掘和展示过程是一个重现性过程，会再现一批优秀的历史文化项目，为文化产业提供发展方向和必要支撑。同时，考古遗址的文化积淀为文化产业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意资源，能够推动特色文化产品的形成。古建遗址公园网络平台可以同数字化博物馆和虚拟遗址公园网络化建设结合起来，利用网络平台构建相关展示系统。数字博物馆是一个运行在网上的博物馆。它也是集供网民参观、学习、休闲及社会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博物馆，同时，它又能提供有关藏品更多的、现有研究所得的相关信息。而虚拟遗址公园通过计算机技术及相关技术创建一个三维虚拟环境，用户通过用户接口感受虚拟环境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信息，可以同虚拟环境中的对象进行交互，从而使人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五、考古遗址文物展示体系构建

（一）考古遗址文物展示的内容遗址展示以展示原真性的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目的，而文物展示的内容以古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因此，文物展示必须以遗址展示为基础，以考古遗址的文化内涵为对象，将它们再现于世，使人们了解我们具有历史特色的文化面貌。文物展示可以先从标志性文化建设入手，即以衣、食、住、行、娱乐、艺术、文学和建筑为线索，分别构建和恢复该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成一个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不同层次文化构成的文物展示体系。

（二）考古遗址文物展示的方法历史文化具有显性和隐形的特点，文物展示可以依据不同特点的历史文化进行有针对性的展示设计，涉及的方法很多，主要有陈列展览、行为再现和媒介传播等方式：

1.陈列展览考古遗址文物展示的陈列展览与遗址展示不同之处在于文物展示是以特定的文化内涵为线索，以特定的遗址为平台，将抽象的文化主题通过显性的形态展示出来。陈列展览的形式是多样的，有以文物实体、仿制品、展板、模型和文字说明为主的传统展览方法，也有以多媒体技术为辅的媒体工程展览，如井冈山革命历史展馆序厅中的多媒体立体画。媒体工程是集合声、光、像为一体，将艺术与技术相结合，最终实现表演来传达特定内容的一个系统工程，是陈列展览的新趋势。

2.行为再现考古遗址文化行为再现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利用影视和舞台艺术表现历史场景。影视形式几乎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着很高的传播效率，可以在考古遗址保护利用宣传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相比而言，舞台艺术虽然受到时空限制，但也绝不能忽视它在考古遗址文物展示中的作用，它们可以形成文化旅游优势资源。其二，实施观众参与性项目。参与性项目的建设能够直接地搭建起连接游客和古代文化的桥梁，能够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消费需求，提升考古遗址文物展示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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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是第二年为基础专业课，第三年安排半个学期的田野实习和深入专业课，第四年除了少量扩展课，主要任务就是完成毕业论文。大二，我上了一年专业课，对考古工作究竟怎么做还是云里雾里、似懂非懂的。

终于盼到了田野实习，发掘地点在河南省淅川县的一个小村子里。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首先是调查和钻探，弄清楚地下文物的分布情况，选择合适的地方，然后把发掘的地方分成5米×5米的方块，每个人负责一个方块。我们发掘出来的大都是古人遗留下来的垃圾，有摔坏的锅碗瓢盆、啃不动的骨头等。发掘结束后，要进行室内整理，把出土的残片清洗、拼对、修复、分类、统计、研究，整理成简要报告……手忙脚乱地度过了半个学期的田野实习，我终于明白了考古具体做什么、怎么做，也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个专业。

考古的乐趣之一是可以穿越古今，发现未知，简直就是活生生的穿越剧现场。考古工作的每一天都像是一个谜，怀揣着一个未解之谜醒来，琢磨着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挖掘的时候，你一铲子下去，可能啥都没有，也可能有重大的发现。

一次清理墓葬，了几天活，差不多到最底部了也没有发现随葬品。就在清除浮土时，我发现了一把青铜戈，虽然这算不上什么大发现，可我高兴得差点蹦起来。因为凭这把青铜戈我们可以判识墓葬的年代、墓主的身份以及与其他墓葬的关系……这仿佛是我收到的一份期待已久的礼物，那一刻的惊喜和满足足以抵消我这么多天的艰辛。

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片、瓷片等大都残破不堪，需要拼对和修复，摊开一地的碎片，有属于不同样式、不同年代的坛坛罐罐。拼陶片就像玩拼图，只不过拼图拼得全，这些碎片不一定拼得全。能拼出几片或拼出一个完整的，我就会特有成就感，从而充满动力。每一个新发现，每拼出一件器物，我都会感觉又揭开了一层古人脸上的面纱，得到了进一步探索的可能，对自己而言，功力也似更进一层。

考古还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我去过不少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收获。本科实习的村子偏僻而贫穷，整个村子只有一幢两层的房子。开春的时候，我们拎着手铲在田野里做调查，常常被路人问：“来挖荠菜啊？”还有热情的村民支招：“你们这小铲不行，长一点的更好使！”每当遇到这些，我们就会偷着乐一会儿。

田野考古不论是调查还是发掘，都是野外作业，风吹日晒，受季节影响很大。北方的春天多风沙，南方的夏天闷热高温，而寒冷的冬天也很难熬。我曾在12月底在野外做钻探记录，空旷的田野里北风呼啸，虽说身上穿着羽绒服和棉裤，脚还是冻得快失去知觉。为了唤醒双腿，我只得在野地里一圈一圈地跑步，一边跑一边心里骂自己自讨苦吃，可是当钻探发现重要迹象时，欣喜和期待便冲散了所有的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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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古地震研究成了地震学的一个新分支，它一般是由地震学家在已发现的重要断层或断裂带上，开展的深入地下观测，目的是发现其中保存的过去一次或多次地震的地质现象。

而考古学是研究过去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遗存物，并通过这些物化的人类活动证据，观察、研究和复原古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古代遗存现象，涉及人与自然的各个方面，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

因时而兴

我国在修筑葛洲坝、长江三峡大坝等重要的基本建设项目中，选址时都考虑和注意到了用考古学资料的证据，来分析判断其所在地的地震和地质构造活动与环境变化，以确认坝址地点肯定是一个地质结构非常稳固的地方，而且在历史上没有受到过强破坏性地震的危及。特别是对数千年或数百年这种短时间尺度的分析，主要依靠的是考古学资料来确定年代范围，获得灾害和变化的证据。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中国文物考古学界主动投入了一部分学术力量，参与地震考古的研究。当时的“地震考古”，比较多的是通过研究古代墓葬和古建筑物等遗址遭受古代地震的过程和受损程度，研究确认它们的建造和延续年代，以及经受地震灾害的年份：再结合相关地震资料分析当时地震事件发生的时间，推测震中地点，波及范围，地震强度、烈度及破坏的情况。

此外，古代文字题记和碑刻记录，也是研究古代地震发生情况的重要“证物”。在四川省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有一个地震碑林，许多碑刻上均记载了该地区历史上的地震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一个区域的地下考古资料和地面文物资料，认识其分布和沉积物变化规律，结合相关环境的地质构造活动规律，分析探讨它们与地震活动的关系。

中国古建筑的抗震技术

在我国古代，人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在当时甚至现代都很先进的地震防御、预报技术和知识。比如，早在公元132年，东汉的张衡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验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

我国历代的许多古建筑物都总结和利用了若干防御地震灾害的措施，它们体现出优良的抗震结构和性能，收效甚好。如，山西的应县木塔，是我国首批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近千年而不毁，经受了无数次地震灾难的考验。

专家们分析了木塔的抗震性能，发现首先是塔基坚固，地下土壤结构密实稳定，柱根深度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使得沉降保持均匀一致，桩基础之上再加石砌基础，先为方形，再为八角形，相当稳固：塔高与基础的范围之比为2：1，利于木塔的稳定性；在塔身方面，整体结构比例适当，八角形十分稳实，阁楼式建筑为框架结构，中心有一圈内槽柱起稳定作用，五层楼阁的外槽部分还有四组暗层，后来又加了斜撑。整个塔的木结构具有我国古建筑“梁架榫卯”结构的抗震优点。

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专门研究了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筑的抗震性能问题。通过实地考察和结构分析，他认为该建筑优良的抗震性能，主要是因为：①地基坚实而匀称；②梁架用材尺度得当；③柱网布置全局一体，④套框式梁柱结构；⑤柱子侧脚起稳定作用；⑥不同方向的井口配置；⑦暗层内增加斜戗柱；⑧榫卯结合严实而又不死固。这八个方面的性能优势，也反映出我国古建筑物防震抗震的一般特点。

过往地震的记景和见证

在周围地区的强烈抬升和自身区域相对下降的地质作用下形成的临汾盆地，位于山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强烈地震，是地震活动的活跃区，东西两端都有断裂带存在。同时，该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区，不同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物的遗存非常丰富，为地震考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通过分析沉降带的考古遗存埋藏之后的沉积速率，而获得新构造运动的强度变化，为地震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研究者在工作中，通过对一定时期累积的形变的测量、测算，结合历史地震的资料分析，对盆地内不同地点分别作出了未来一百年内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预报和最大震级的估计。

文物专家对山西南部古建筑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大量实物资料和文字题刻资料的收集，准确考订了历史上山西赵城地震(1303年)和临汾地震(1695年)，对于这两次地震的震中位置和发生时间、余震情况、伤亡情况、破坏程度等，都有新的重要改定。可见，现存的历史地震资料有的记载得并不完整和准确，需要进行必要的考古调查分析和核实。

在云南的洱海地区，考古学家通过古遗址、古墓葬的分布变化，发现洱海有向东移动的趋势，而且这种变化速度较快。这个变化规律，与大理地区的新构造运动关系密切，因为苍山――红河断裂带正好经过洱海。同时，区域内多次历史地震的资料显示，地震活动在苍山、洱海一带较为活跃。这样，便从考古材料上为地震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史前地震遗迹

意大利的庞贝古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灾难遗迹。这座古罗马时代的名城，因当时维苏威火山的突然爆发严重受灾而毁灭。实际上，历史上因洪水等自然灾害毁灭的古代遗址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气象灾害对人类的影响也是颇为惨烈的。此外，还有一些沉入水底的遗址，不一定是由于洪水，但有可能因遭受了地震等地质灾害而在陆地上消失。

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史前时代，我国青海民和县的喇家村，就发生了地震和洪水双重灾害现象。考古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们经过不断深入发掘和考察，找到了发生洪水和地震的大量证据，确定了地震在喇家遗址古村落的毁灭中起了最初的主要破坏作用，而后黄河大洪水则完全覆没了这个史前聚落。

在喇家遗址若干房址里发现：不少人骨的姿势异常或有明显骨折现象：他们被埋没于房址里，东倒西歪、横七竖八，展现出当时地震灾害的强烈影响和惨不忍睹的景象。同时，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地震灾变现象。比如，有大量地震喷砂、地裂缝，因地震导致的地层塌陷、错位、起伏等，以及史前建筑和墓葬的变形、坍塌、错缝，开裂等。因喇家遗址存在广泛的震灾和洪灾现象，有人称之为“东方的庞贝”。

喇家遗址的发现，转变和发展了地震考古的概念，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发掘深埋在地下的地震灾难的古遗址，来开展地震现象的考古研究，而且这还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地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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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类专业院校的艺术专业也有以独立的艺术学院或艺术系的形式而存在的，也有与人文社科类系、部并存的，但无论如何，其专业数量和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等诸方面，均无法与专业艺术类院校相比，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与专业类院校也不完全相同。但作为综合类院校，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艺术类专业的发展来促进其他专业与学科的发展，同样，我们也要提倡将不同专业、学科的资源合理利用。艺术考古是一个艺术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作为文化大国、文物大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更多的课程体系都应该有机地结合，促进艺术类专业学生个性化与综合性的发展格局。综合类院校开设艺术考古课程，无论在师资配备还是实践资源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作为艺术类学生必备的综合知识素养，艺术考古可以以讲座形式来开设。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是专业综合改革实践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

艺术考古是介于考古与艺术两大知识领域间的一个新兴学科，是高等艺术院校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教研成果，也是综合知识体系教学改革的总结。该课程体系主要由四大方面综合而成，一是艺术考古与专业知识点综合理论基础的讲授，使艺术类学生能基本掌握艺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国内外相关艺术考古及美术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独立从事相关科学问题的分析与实践创作；二是博物馆实习参观与考察；三是艺术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四是实践作品的完善。目前，国内部分高等艺术院校，如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虽已开设了艺术考古相关课程，但艺术考古教学和其他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尚未开展，因此，我们倡导艺术考古本科教学应在艺术类专业院校逐步开设，以充分发挥艺术考古教学的基础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艺术考古学教学体系。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可以促进艺术类专业研究方法、思考方法与实践创作方法的创新。艺术考古不同于艺术创作，它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实践课程，掌握艺术考古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艺术考古专业人员来说，他们首先重视的是资料搜集能力的培养，实地调研考察能力的培养，对前人研究成果理性分析与评价能力的培养，文献调查及综述能力的培养；其次是选题、制定研究方案及科研创新、追踪学科发展动向能力的培养；第三是个案、专题研究、综合研究能力及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第四是科研成果展示能力的培养。在艺术类院校本科教育中介入艺术考古教学，开拓中国艺术教育的新视野和新领域，建立科学、完整、崭新的教学思路与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对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对艺术类学生严谨扎实的专业创作提供良好的科研基础与学养基础。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考古研究思路和艺术专业创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需要经过收集素材、构思草图、选题定位、创新提炼、作品成型等诸环节，只是艺术考古更侧重于对实物、实证的掌握，以及对历史专业知识体系的系统研究与挖掘论证，而艺术创作更侧重于在观察基础上形成独有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但艺术考古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将促进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同时，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体系的探究，也可以对艺术类学生的学科素养、感悟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本土文化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与品牌保护意识的提高，创意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知识领域的融合，也为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提供了一些新机遇。原有单一的教育模式容易导致学生综合能力的低下，而宽泛、交叉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对边缘知识体系、零散而小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效组织，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不同专业的价值。当前，中国文化正在面临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冲击，中国的艺术教育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主动地与其他学科进行合理而有机的结合，就不可能产生更大的艺术成就和科研成就。社会的发展已促使各个学科更广泛而深入地结合，多学科交叉教学已不是一种“时尚”或“潮流”，而是教育发展必备的基本手段之一。以艺术考古学教学为硬件条件，对艺术专业教学展开深入的探索，是适应社会需求、促进教育发展的有益尝试。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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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档案的管理特点

1　考古档案是考古工作的伴随物。考古档案资料是指在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过程中形成的所有记录资料，是文化遗存和文物的附属档案，是进行考古学和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也是文化遗产的有效组成部分。这一特点说明，考古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应保持项目成套，并与相关文物一并保存。

2　考古档案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考古档案的形成始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而后在收藏、鉴定、修复、流动等过程中都将不断产生新的档案，直到该文物“寿终正寝”为止。这一特点说明，考古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只能采取跟踪追加的方式进行。

考古档案的归档范围

1　考古发掘文件，包括对发掘地点、时间、方式、方法、发掘人、发掘过程等的记录。

2　考古工作文件，包括勘探发掘过程中形成的合同、协议、发票、初步鉴定文书等。

3　工作方案、经费预算表，考古协议书、要求考古的申请及批复、考古完毕通知书、工作日记、探方记录、各类登记表格、各类图纸、照片、录像、专家论证材料、发掘报告或简报等。

4　各类与考古业务有关的文件，包括对工作计划、工作记录与总结、研究成果报告等文件。

考古档案的管理要求

考古档案的形成是深入了解考古工作及挖掘文物内涵的一项科学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原始记录、原始资料归档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了解相关考古工作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研价值的过程，要求业务人员和档案员应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分工协作，责任到人。

1　考古档案资料的收集。收集工作是档案管理工作的起始环节，要求我们抓好源头，以确保考古档案的收集不繁杂也无遗漏。在考古工作之前，对资料进行规范统一要求，如记录本的规范统一、图纸规格的统一、摄录像及照片的统一等都应有科学规范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为规范管理提供保证。考古遗存所包含的信息是丰富多样的，但并非每个发掘者对这些信息都能认知，只有发掘者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全面、客观、真实地进行记录。考古发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尽量全面地收集资料。目前方兴未艾的科技考古正在大大地丰富考古学者的学术视野，在考古发掘中，专业技术人员要进一步完善应用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技术手段，努力进行新的探索，使获取的信息资料更加丰富，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翔实的信息。

2　考古档案资料的整理。由于考古报告是发掘者发掘水平及研究水平的集中体现，仓促的时间要求对有着大量发掘任务的发掘者来说，势必会造成编写报告质量的下降，不能尽显发掘者的真实水平。尽管有困难，但也应及早安排报告的编写，制定专门的整理计划，责任到人，绝不能无限期拖延，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以免物是人非，为考古事业带来人为的损失。当然最好是发掘、整理、编写三个环节同步进行，这样可以增强考古报告的时效性。应坚决避免只发掘，不整理的现象，只有报告的完成，文物及原始材料移交有关资料管理部门后才能算是考古工作的真正结束。对于历史积压报告，应制订专门措施，对确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进行资料整理的，应由发掘单位与发掘者协商，另行安排其他人员对资料进行整理，不因人废事，以保证发掘报告的出版。针对报告的编写可专门签订协约，在署名等问题上使发掘者的发掘成果得以体现。

3　考古档案资料的检索。检索系统可有两种模式：一种以地域为线索(如地市)，专题项目以项目为线，另一种是以时代为线索，按“分散制作、集中归档”的原则建档。为便于考古档案的管理和检索，考古档案应编制分类案卷目录和专题目录等检索工具。有条件的应当利用计算机建立机读目录。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与数据库管理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为其在考古学资料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好的前提条件。图像信息的数字化便于考古图像信息的后期处理，有利于重要遗迹、遗物图像信息的及时回馈；文字资料的数字化便于快速检索、远距离传输、资料共享以及高密度存储。因而，其在考古资料的管理应用上前景十分广阔。

4　考古档案资料的移交。考古结束后，资料的移交(或备份)是十分必要的。为充分尊重考古界流行的知识产权问题，应制定相应制度：备份资料在正式报告未发表之前，一般应不提供借阅(除经单位领导及发掘者允许外)。对于近期无编写发掘报告计划的发掘工地，发掘结束后也可将全部资料移交资料管理部门保管，等发掘报告编写计划制定后再从资料管理部门借阅，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资料管理之法。

在考古工作之前，对应移交的考古资料提出规范化要求十分必要，接收资料的规范是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基础。制定严格的考古档案移交制度，使考古发掘材料(即照片、摄像、绘图、年度发掘报告)等文字材料，按年度及时移交到档案室，由档案员经过整理、鉴定、归档。资料的规范性也应体现在新接收刻录光盘或数字文本上，如有的数码照片无明确的探方号、墓号或器物号等，这会给以后的查阅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新增刻录光盘或数字文本的规范要求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进行资料移交时，档案员应严格按照规范化标准接收资料，不合要求的，档案员有权退回发掘者重新整理完善后再行接收。

为避免档案移交拖欠现象，除建立严格的档案移交制度外，应把考古档案管理工作纳入各部门的年度工作目标，这样才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门及时将考古发掘材料和勘探材料移交到档案室。

如何对考古档案资料进行规范化管哩，使其更加有效地发挥利用，除加强瞄案资料的获取，整理，移交等到各个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外，还应做到：

首先，要提高对考古档案资料重要性的认识，考古档案是出土文物的附属档案，因而对其重视程度应上升到与文物同等重要的程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考古发掘单位要成立专门的考古档案管理部门，专人管理，这也是考古档案资料规范管理的基础。同时，考古档案应根据考古发掘及后续工作等不同需要，编制重要考古发掘报告等汇编资料，积极主动地为考古工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