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对环境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化学对环境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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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化学危险品、环境污染、影响 、陆地、水、大气

中图分类号：TQ08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前 言

由火灾的成灾机理可知，任何一起火灾的发生，无论其起因如何，都是由于可燃物的燃烧所致。所以，要防止火灾的发生，首先的措施就是对可燃物质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然而，在所有可以燃烧的物质当中，火灾危险性和危害性最大的物质就是各类具有易燃性、强氧化性和易爆性的危险品。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得世间的化学物质突飞猛进的增多，在这众多的化学品当中，85%以上的都是具有易燃性、强氧化性和易爆性的危险品。从全国的火灾统计分析看，危险品火灾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此可见，危险品防火安全工作是非常重要和亟需加强的，其防火技术措施和管理方法也是亟需研究、探讨和落实。

（一）、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1、影响物品火灾危险性的因素

世间的物质是复杂多变的，其火灾危险性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所以，在给物品确定火灾危险性类别时，就不能只考虑其本身是否可以燃烧的难易程度一种因素，而应当综合考虑其各种危险性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和后果，以及影响其火灾危险性的各种相关因素，这样才能保证火灾危险性分类的科学性。通过归纳分析，一般认为影响物品火灾危险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物品本身的易燃性和氧化性

（2） 物品的可燃性、氧化性之外所兼有的毒害性、放射性和腐蚀性

（3） 物品的盛装条件

（4） 物品包装的可燃程度及量的多少

（5） 与灭火剂的抵触程度及遇湿生热能力

2、物品火灾危险性的分类方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根据物品本身火灾危险性的大小，将各种物品按天干顺序分为5个类别：甲类、乙类、丙类、丁类、戊类。

（二）危险品的定义、分类

1、危险品的定义

危险品系指具有爆炸、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等性质，在运输、装卸和储存保管过程中，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品。

2、危险品的分类

根据其主要危险特性进行科学的分类和分项，以便于科学而严密的管理和采取必要的安全对策。《危险货物国际海运规则》（2000年版）和我国的《危险货物分类与品名编号》（GB6944-1986），按照物质的主要危险特性，将危险品分为以下九大类：

第一类爆炸品

第二类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第三类易燃液体

第四类易燃固体、自燃固体和遇湿易燃物品

第五类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剂

第六类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

第七类放射性物品

第八类腐蚀品

第九类杂类

危险品的种类繁多，性质不同，危险性大小不一，而且一种危险品并不是只有单一的一种危险性，常常具有多重危险性。如二硝基苯酚，既具有爆炸性、易燃性，又有毒害性；一氧化碳既有易燃性又有毒害性；氯气既有氧化性又有毒害性；如果不掌握危险品的这种多重危险性，就容易在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和使用中顾此失彼造成事故。

（三）化学危险品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以及危害

1、化学危险品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危害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不断探求和发现科学奥秘，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新产品，使得世间的化学物质突飞猛进的增多，据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对多年化学品的统计分析，新发现的化学品以每年1000-2000种的速度增加，如果不能保障危险品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和使用的安全，就不会避免一些灾害事故的发生，以及犯罪分子利用其危险性进行破坏活动，这些化学品若被释放到环境当中，必将对人类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而且对人类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造成危害。如危险品分类当中的第六类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此类物品都是指对人体特别有害的物品，当毒害品进入人体积累达到一定的量，能与体液组织发生生物化学作用或生物物理学变化，搅乱或破坏肌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引起短时或持久性的病理状态，甚至危及生命安全，此类危险品对人类的危害最为严重的案例当属日本东京地铁沙林纵毒事件[1]1995年3月20日8时许，以东京地铁霞关站（日本部分中央政府机关所在地是东京的政治心脏地带）为中心的日比谷线，九之内线和千代田上五列地铁列车和16个地铁车站遭到沙林毒气的袭击，共有5511人中毒，其中12人死亡。东京消防厅先后派出了340个消防队，1363名消防人员到场，负责救护伤病员，分析有毒气体，清洗及中和有毒物质等任务。沙林毒气的毒性之烈是举世公认的，它是一种强烈的致死性、速杀性毒剂，其毒性比人们通常谈毒色变的氰化物还要高出500倍，比窒息性毒气的芥子气、光气等强15-30倍左右，它致死剂量小，致死速度快。

2、化学危险品对陆地环境的影响

土壤是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水、大气、生物等环境要素之间经常互为外在条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土壤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之一，还是物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储存库，对环境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土壤污染是环境污染的重要环节。土壤污染作为一个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正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 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已成为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3]。

2．1 土壤的主要污染物

土壤污染物主要有无机物和有机物，无机物主要有盐、碱、酸、F 和Cl，以及Hg、Cd、Cr、As、Pb、Ni、Zn、Cu 等重金属和Cs、Sr 等放射性元素；有机物主要有：有机农药、石油类、酚类、氰化物，苯并(a)芘、有机洗涤剂、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卵等。污染物的分类主要依据污染物的物化性质、存在的形态、范围和广度。 按土壤污染物的理化生物特性分类(1) 物理：热、辐射等。(2)化学：CO_、NO_、CnHm、、O2、RP、RPO4、RNO3、RNO2、亚硝胺、氟化烃、多氯联苯（PCB）、过氧乙酰硝酸酯（PAN）、As。(3)油类、重金属、稀有金属、可降解的有机物。(4) 生物：病菌、病毒、霉素、寄生虫及其卵等。(5)综合：烟尘、废液、致病有机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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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健康；形势；问题；发展方向

近年来重金属污染健康损害事件此起彼伏，仅2009年就相继发生了陕西凤翔铅污染、湖南武冈铅污染等多起重大环境健康事件。

1我国当前环境健康的基本形势

1.1我国居民疾病负担中环境因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包括营养条件、生活习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伤残调整期望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 DALYs)计算，我国居民疾病负担中有21%是由环境污染因素造成的，尤其是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慢性病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患(COPD)和癌症等的发病率近年来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

1.2化学性环境污染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环境因素

WHO认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叫以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传统型环境健康问题是由于缺乏安全饮水、基础设施不良和发展不足等而引发的，环境因素以生物性污染为主，疾病类型主要是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等;现代型环境健康问题指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不注意环境和生态保护，走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产生的，环境因素以化学性污染为主，相应的疾病类型主要是慢性病(如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患等)。

2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环境健康问题

2.1大气污染与健康

近年我国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状况的恶化趋势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并呈现逐步好转的趋势，但总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中国环境质量报告表明，2007年我国有21.9%的城市可吸入颗粒物(即PM10)的年均浓度超过了国家二级标准（0.1 mg/m3），14.40%的城市SO2年均浓度超过二级标准(0.06 mg/m3)魏复盛等研究了空气污染对儿童肺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空气污染可使儿童呼吸道阻力增加或产生通气功能紊乱。金银龙等的研究表明，重度污染区成人发生呼吸系统症状和阻塞性肺部疾病的危险性分别是相对清洁区的1.7倍和1.5倍，重度污染区小学生非特异免疫指标和体液免疫指标均明显低于相对清洁区。Guo等研究了北京市空气污染与心脑血管病急诊率的关系，结果显示，PM2.5、 SO2、 N02等污染的升高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急诊门诊率的升高，具有统计学意义。

2.2室内空气污染与健康

在城市，由于建筑装修污染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阎华等测定并比较两组以及不同装修程度(毛坯房、简装修、精装修)居室空气中甲醛的浓度，分析两组儿童哮喘的症状和体征，结果表明，病例组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病例组儿童哮喘刺激性干咳、大量白黏痰、呼吸困难、烦躁不安、被迫坐位、伴腹痛、听诊有哮鸣音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2.3饮水污染与健康

饮用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包括介水传染病、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疾病等，如肝癌、食管癌等，也叫导致出生缺陷高发。王志强等对福建省11个县饮用水水质与胃癌死亡率的关系研究认为该地区饮用水受有机物污染是引起胃癌高发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余新华等对粤北某农村地区居民饮用水水质污染与该地肿瘤高发的相关性研究认为研究区周边矿山废水已污染附近农村居民饮用水，并与该村人群的肿瘤高死亡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关于饮用水健康风险的科学评价方法应当引起重视。

2.4土壤污染与健康

相比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我国土壤污染与健康的关系研究。尚琪研究了云南个旧砷污染区人群砷累积暴露量与砷中毒的关系，当地暴露人群砷中毒发生率己达10.4%;王福琳等的研究表明济南小清河污灌区长住居民血液、唾液与尿液中的免疫球蛋白水平均低于非污灌区居民，污灌区居民标化死亡率、标化癌症死亡率分别为0.67%和0.16%，显著高于对照区居民的0.55%和0.07%;骆永明等对长江三角洲某地区电子废物污染与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由于当地长期露天拆卸废旧变压器、电子洋垃圾及焚烧废弃电缆电线等，局部农田土壤表现出较高的二噁英类化合物积累，并且易经食物链而被人体吸收，当地居民二噁英的暴露量已超过WHO制定的日允许摄入量（TDI）标准最大值的16倍以上，成为威胁健康的重要危险因子。

2.5有毒有害污染物与健康

重金属和无机非金属污染仍是影响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镉、汞、砷、铅等重金属污染在我国各环境介质中广泛分布，并在人体的体内富集，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2001年对我国9省19个城市3-5岁儿童血铅水平的调查结果显示6502名被调查儿童血铅均值为88.3ug/L，其中有 29.91%的儿童血铅>100ug/L，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儿童血铅水平;其中兰州市、海口市、洛阳市、新乡市、郑州市儿童血铅>100ug/L的比例均>50%。

3主要科研方向

3.1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初步筛选和评估

由于我国当前各环境介质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类污染物的污染，究竟哪些介质、哪些区域、哪些污染物对哪些人的健康风险最应当引起关注，尚属末知。当务之急，应当采用健康风险评价的方法，结合污染物毒性、我国各地区及各介质中的污染程度、各类人群暴露水平等，对当前我国环境中现存的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物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分析，筛选出我国现阶段应当主要关注和优先控制的污染物名录，为污染控制、环境管理等政策措施提供依据。

3.2污染物毒性和生物标志物评价方法的研究

在环境毒理研究方面，从器官、组织、细胞、亚细胞到分子和基因水平研究外来化学物的毒性机制，研究环境毒物对人类基因组的结构和活性(包括基因组决定和控制的细胞分子产物如mRNAs,蛋白质及其调控和代谢）的影响;开展环境有害因素对健康危害的生物监测研究，建立灵敏度高、操作简便、适合于现场使用的监测方法和以生物传感器为探测元件的在体检测;筛选出具有价值的环境污染所致健康危害生物标志物，主要包括暴露标志物、易感标志物和效应标志物;研究基因多态性和健康危害的环境污染因子之间的关系。

3.3新型环境健康问题的研究

城市复合污染的健康效应、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等都是当前环境与健康领域的新问题。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材料和新化学物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有许多新材料和新化学物都已显示出明显的健康危害和广泛的环境存在，如纳米材料的大气污染问题，以全氟辛酸胺(PFOA)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为代表的氟化有机物(FOCS) ,五溴双酚醚(PBDE）等具有POPS特性新环境污染物。从毒理学的研究中已发现这些新材料和新物质均具有较严重的健康隐患，如引起试验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毒性 ,甲状腺毒性、胚胎毒性、遗传毒性、发育毒性、雄性动物生殖细胞毒性等，但这些物质材料的人群健康危害研究目前均处于空白状况，将是我国环境与健康科研领域的新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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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迁移　语用反向迁移　请求言语行为　中介文化风格

一、引言

自从Blum-Kulka（1991）提出“中介文化风格假说”来解释双语者两种语言间双向互动的中介文化样式的发展以来，国外一些学者陆续对移民人群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假说在目的语环境中成立。Kecskes　&　Papp（2000）通过分析匈牙利英语、法语、俄语等外语学习者的母语写作表现，发现经过沉浸式和特殊式外语教学，他们的外语学习对自身的母语写作能力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因而这一假说也在强化的外语接触学习环境中得到了支持Cenoz（2003）。通过针对西班牙英语学习者的西班牙语请求表现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在母语环境中同样存在中介文化风格。在国内，范燕妮&李柏令（2011）、范燕妮（2011）通过对比英语流利组与英语不流利组的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请求表现，证实了英语对汉语的语用反向迁移，并验证了中介文化风格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同时他们还指出了，由于语言背景、文化距离等因素，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中介文化风格并不显著，仍处于形成过程中。

现有研究已初步证明，无论是在目的语环境还是在母语环境（即外语学习环境）中，都有可能产生中介文化风格，但目前尚无针对不同的语言学习环境是否影响中介文化风格特征显著性的对比研究。

本文在范燕妮&李柏令（2011）、范燕妮（2011）的研究基础上，将留美中国学生增加为研究对象，考察语言学习环境因素是否会影响英语学习者的中介文化风格的显著性。我们通过具体分析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和留美学生组的汉英请求表现，首先检验二语是否会影响一语，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请求表现中是否存在中介文化风格。其次，若存在中介文化风格，两组英语学习者的中介文化风格特征是否一致？若不一致，是否与被试所处的语言学习环境相关？回答这些问题即是本研究的目的。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参与本次调查的被试共85人：非英语专业组（31人），英语专业组（29人），留美学生组（25人）。前两组的被试均为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学生，其中英语专业组为英语专业的大三学生，非英语专业组均为各专业的大一新生。留美学生组为就读于美国各大学的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在美就读时间为1～5年不等，平均在美时间为2年。

本研究将非英语专业组的汉语请求表现视为接近汉语母语者的请求表现，将英语专业组的请求表现视为母语环境下英语学习者的请求表现，将留美学生组的请求表现视为目的语环境下的请求表现。

（二）研究工具和步骤

此次调查数据通过范燕妮&李柏令（2011）、范燕妮（2011）设计的DCT测试卷收集。测试卷包括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内容包括被试的背景调查、测试说明和12个不同的请求场景。非英语专业组的被试只完成中文问卷，其他两组被试须完成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的问卷。在数据统计上，本研究借鉴了Cenoz（2003）的方法，将每个出现的请求要素给以一个值，凡有则用“1”表示，最后通过数值计算来比较三组在请求表现上的差异。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　20.0软件分析请求言语行为中的四个主要成分：起始行为语、请求策略、内部修饰语和外部修饰语。

首先，对比三组汉语请求表现中各个要素的总体情况，以检验三组使用汉语请求时在总体风格上是否表现出差异。在这一组对比中，主要运用SPSS描述性统计和单因素ANOVA分析中的两两比较方式，结果见表1和表2。

由表2可知，三组在起始行为语、非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和内部修饰语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从表1来看，英语专业组的起始行为语和留美学生组的情况更为接近，且两组总数都略低于非英语专业组。三组中表现出显著差异的是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直接请求策略和外部修饰语三个要素。其中在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和直接请求策略上，非英语专业组的汉语请求同英语专业组以及留美学生组分别表现出显著差异，而后两者之间未有显著差异。且从表1来看，非英语专业组使用了更少的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和更多的直接请求策略。在外部修饰语上，英语专业组同非英语专业组以及留美学生组分别表现出显著差异，而后两者之间未有显著差异。从表1来看，非英语专业组和留美学生组使用外部修饰语的情况相近，但英语专业组的使用情况却明显低于这两组。三组的汉语请求在其他要素上表现出趋同性。

综合上述结果，我们认为，英语专业组和留美学生组在“直接请求策略”和“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这两个关键要素上都同非英语专业组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可初步说明二语（英语）学习对被试的一语（汉语）请求表现产生了一定影响，即二语对一语的语用反向迁移作用存在。该结论与范燕妮&李柏令（2011）、范燕妮（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

结合表1和表2又可知，英语专业组在两种策略上的使用情况，尤其在直接请求策略上，与留美学生组的表现并不相近。虽然两组在直接请求策略上未有显著差异，但从表2中的具体数值（0.054）来看，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显著。所以英语专业组在两个请求策略上的表现更多地介于非英语专业组和留美学生组之间。这一结果可以初步说明，英语对英语专业组和留美学生组所产生的语用反向迁移作用是不相同的，我们认为这与两组所处的语言环境有关，下文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为了检验中介文化风格假说是否成立，以及不同的语言环境是否会影响到中介文化风格特征的显著性，我们需要对英语专业组的汉英请求表现和留美学生组的汉英请求表现分别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见表3和表4。

由以上两表可以看出，留美学生组和英语专业组的汉英请求表现只在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和直接请求策略上表现出显著差异，这说明，在总体风格上，留美学生组和英语专业组的汉英请求表现之间更多地呈现出趋同性。根据以往的研究，汉语母语者即使拥有流利的英语水平，在请求表现上还是和英语母语者存在差距，一般将此归因为一语的语用迁移。再结合三组汉语请求行为的分析结果：英语专业组和留美学生组的汉语请求表现在总体表现上分别同非英语专业组的表现呈现出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定，总体上无论是英语专业组的表现还是留美学生组的表现，都介于汉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的表现之间。也就是说，在汉语和英语的双向作用下，英语专业组和留美学生组的汉英请求表现既不同于汉语母语者，也有别于英语母语者，由此可证明中介文化风格正在形成。该结论同范燕妮&李柏令（2011）、范燕妮（2011）的结论一致。

从表中数据看出，留美学生组和英语专业组的汉英请求表现之间在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和直接请求策略上的差异相同，但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两组的汉英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和直接请求策略之间是否有更细微的差别，本研究采用“差异系数”（卢加伟、张晓莉，2009）概念，其计算方法为：（高值-小值）/高值。通过计算，英语专业组的汉英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的差异系数为0.38，直接请求策略的差异系数为1.09，而留美学生组在两个要素上的差异系数分别为0.29和0.95，因此，在这两个请求策略上，留美学生组的汉英差距略微小于英语专业组的汉英差距。

其他四个要素虽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但从显著值（s值）来看，在起始行为语上，留美学生组的英汉之间的差异大于英语专业组的英汉之间的差异；在非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上，两组的汉英差距相近；在内部修饰语和外部修饰语上，留美学生组的汉英之间的差异小于英语专业组呈现出来的差异。

由此，本研究还得出另一结论：同英语专业组的汉英请求表现相比，留美学生组在使用汉语和英语表达请求时，更倾向于采取趋同的行为方式。因为从总体表现来看，留美学生组的汉英请求表现之间的差距略低于英语专业组汉英请求表现之间的差距。这一结果表明，不同的语言学习环境会影响中介文化风格特征产生的显著性。总的来说，目的语环境更容易形成显著的中介文化风格。

四、讨论

通过对以上数据分析表明，语用反向迁移和中介文化风格的产生，反映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双向互动。随着这一互动程度逐渐深化，两种语言之间的融合程度也随之加深，最终形成独特的中介文化风格。这种风格既有一语的烙印，也有二语的特征，但又同两者存在区别。正如调查结果显示，英语专业组和留美学生组各自的汉英请求表现有趋同倾向，但既不同于汉语母语者，也不同于英语母语者。那么，促使两组汉英请求表现趋同的基础是什么呢？本研究认为，是由于两组的汉语和英语在双向作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底层概念基础”（the　Common　Underlying　Conceptual　Base，CUCB）（Kecskes　&　Papp，2000）。Kecskes　&　Papp（2000）认为，学习者经过二语强化学习使得二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CUCB开始产生。学习者从两种（或多种）语言中获得的概念、语言知识和技能通过两个持续互动的语言渠道，在CUCB中相互作用。但CUCB的形成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二语程度的变化而改变的，最终形成的是概念层次而非语言层面的CUCB，因此本研究认为CUCB是形成中介文化风格的基础。

从调查结果看，尽管被试的汉语和英语在双向作用过程中还未能使两种语言在CUCB中实现完全融合，但留美学生组的融合程度大于英语专业组，因为前者的中介文化风格特征更显著。我们认为，导致二者差距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语言学习环境，正是目的语学习环境促使留美学生组更多地暴露于（exposed　to）英语和英语文化，进而有利于他们形成中介文化风格。同时，调查中被试的汉语基础相近，其中介文化风格的不同主要由英语对汉语的影响及两者间的互动程度不同引起，而环境因素也主要在这一环节中起重要作用。

Schauer（2009）的研究表明，在目的语环境中的长期停留有助于提高二语学习者的语用意识。因而，本研究认为正是二语语用意识的增强，与一语语用意识之间相互竞逐，促使两组被试形成不同程度的中介文化风格。换言之，在不同的语言学习环境下，二语语用意识的强弱程度会影响CUCB中两种语言的互动程度和一语语用意识。

范燕妮&李柏令（2011）、范燕妮（2011）认为，英语流利组（相当于本研究的英语专业组）尚未最终形成中介文化风格的原因是由于汉英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且存在着较大的文化距离。但本研究认为，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试所处的语言学习环境不同。英语专业组被试身处汉语环境中，相对而言，其英语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英语语用意识相对较弱，所以两种语言之间的竞争力较小，互动程度较低，缩小汉英之间的文化差距也较为困难，所以他们的CUCB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汉语，该组的中介文化风格并不显著，且更多地显示出汉语请求特征。

而留美学生组则处于目的语环境中，英语成为基本交际媒介，为了适应留学生活，他们不断有意或无意地增强自身的英语语用意识，同时语境也为他们提供了完善英语表达的平台，所以他们的英语语用意识远比英语专业组的要强。同时，对该组被试来说，汉语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同时也由于他们在目的语环境居留时间较短，他们的汉语还未达到严重磨损（attrition）的程度，在与家人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交流过程中，依然使用汉语。因此相比英语专业组，该组被试的汉英两种语言竞争更为激烈，互动程度更大，而正是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两种语言寻求共存的概念基础，促使文化间的距离逐渐缩小，所以该组被试的CUCB更多地表现出汉英两种语言中的相同处，且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英语特征。

五、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非英语专业组、英语专业组和留美学生组的汉语请求表现，首先得出了与范燕妮&李柏令（2011）、范燕妮（2011）研究结果一致的结论：二语学习会影响一语语用，中介文化风格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成立。

其次，本研究通过进一步对比英语专业组和留美学生组的汉英请求表现，得出结论：后者在使用汉英进行请求时，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度小于前者，这说明两组表现出各具特征的中介文化风格，且留美学生组的中介文化风格特征更加显著。

我们认为，影响两组中介文化风格特征显著性不同的因素，除了语言类型和文化距离之外，还有语言学习环境。由于环境不同，两组对汉英两种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程度不同，这使得英语语用意识对一语语用意识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进而导致两种语言在两组各自的CUCB中产生不同程度的互动作用，最终形成了各具特征的中介文化风格。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英双语者请求行为表现的多元语言能力双向研究”[批准号10BYY02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Blum-Kulka，S.Interlanguage　Pragmatics：The　ca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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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Psycholog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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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chauer，G.Interlanguage　Pragmatic　Developmen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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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卢加伟，张晓莉.语用迁移与二语水平的关系研究——基于拒绝

言语行为的实证调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范燕妮，李柏令.汉英双语者请求言语行为的“中介文化风格”

实证研究[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11，（11）.

[7]范燕妮.中国大学生汉英“请求”言语行为的中介文化风格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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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化环境 业余生活 科学 理性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3-0162-01

当代中学生是信息化环境下最敏感的人群。在农村生活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之后，农村中学生赖以生存的社会、学校、家庭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生的业余生活开始丰富多彩。

据调查，当前中学生的业余生活与信息化环境存在着密切关系。那么，信息化环境对农村中学生业余生活有何影响？对中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学习生活会有哪些作用呢？下面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信息化环境为中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中学生的视野不断开拓。数字电视走进了城乡各处，电视频道在内容设置上更趋专业化，电视节目越来越丰富，许多不同收视爱好的观众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目。方寸荧屏，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学生处于接受新生事物认识世界的年龄阶段，无疑电视对他们的吸引力非常强。电视是许多中学生业余生活中的重头戏，有许多中学生热衷于看电视。

网络应用已渗透社会的各个角落，游戏室、网吧等一些娱乐场所遍布各地，家庭电脑不计其数。这些都为中学生上网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学生掌握了使用电脑能力和网络技术，接触到更为丰富的信息化资源，吸取各种信息资料，补充课本的知识，开拓了视野，了解了国内、国际大事，丰富了人生的理想与追求。

二、信息化环境使中学生在业余生活中误入歧途

中学生年龄较小，自控能力较差，精彩节目往往会使他们“欲罢不能”，以至于耽误功课，影响作息。而且看电视的时间过长，还会影响到孩子们的视力。还有研究表明，看电视过多会让人慢慢不去选择，而是一味观看电视播放的内容罢了，这样对孩子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现在许多中学生上网成瘾。究其原因：一是涉世不深，经验不足，易受误导；二是思想尚未成熟，判别是非能力差，易受到社会上不良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以致误入歧途甚至导致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教师要教育中学生科学、理性地选择业余爱好

首先，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教育中学生要有目的地选择电视节目和频道。自觉意识不强的学生，建议父母应该有所限制，在电视节目上把关；一些自觉意识强的学生，学生们可以安排电视表。同时，还可以限制学生看电视的时间，提醒他们完成作业后再看电视。还提倡学生在观看科教性节目或爱国影片时，写观后感。通过这样的活动，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

其次，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组织各种有益的活动，有效地引导学生上网，让学生在网络世界中健康成长。对于那些上网成瘾学生，可以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迷恋网络、关注网络太多，导致学生荒废学业。学校可以组织更具吸引力的活动，如运动会、音乐会、春游、参观等，分散学生的上网精力，使其玩得开心。久而久之，学生的业余时间合理分散，慢慢地就会消退网瘾。在某种程度上，青少年上网，成年人要尊重。学校和家长不能强行干涉，因为它属于青少年的权利范围。事实上，“水可载舟，亦能覆舟”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如果网络成瘾，会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应该做什么？如何正确引导？教师和家长真的值得思考的不是如何说服，这只能治标不治本。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反思精神以及理性的判断。要转变教育观念，给孩子一点自由的空间，用于独立思考和反思，但是，老师和家长应该培养孩子们用理性的视角审视、批评、探索的精神。一个能够理性独立思考的人，可以判断内心狂热的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从而实现自我和外部平衡。我们需要查其因治其果，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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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环境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一、 社会文化环境的界定以及当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

在国际文化环境这个大熔炉当中，中国文化环境在汲取着营养的同时也受到国外文化环境尤其是资本主义文化环境的冲击和巨大影响。当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人们的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欲增强。当前人们不在满足于现状，不断地寻求更大的发展和进步，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是现在人们的一个普遍现象。二是人们对文化消费和精神消费的投入呈现日趋增长的趋势。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时，人们就将视线转移到精神生活的追求上来，不断丰富和扩大自己的精神生活质量。三是西方社会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大。由于西方社会与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所以文化环境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断地扩大。

二、社会文化环境变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发生变化，即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观念、价值观念、情感因素等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特定人类社会的一个实践活动，属于社会活动中的一部分，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影响。

1、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影响

从教育学的观点看，教育的主体是学生，老师在其中起的是主导性作用，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部分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应当包括老师和学生，即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活动的人都成为主体。由于中国发展处在巨大转型期，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所以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就是一把双刃剑，社会文化环境中积极的方面必然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素质提出新的要求，而其消极因素也必将对主体产生负面影响，也是对主体素质的巨大考验。

（1）、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积极影响

首先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创造条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逐步融进世界出现，社会由原来得保守变得自由开放，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竞争意识不断加强，这样有利于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创造能力，更好更快的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同时我国当前的社会主流社会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有这样的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能够有强大的理论武器来抵制社会中不良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更加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明确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加坚定地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其次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积极因素是推动主体进步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自主意识和竞争意识。当今时代是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是一个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人才的竞争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思想行教育的主体，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无不有危机感和竞争意识，所谓有危机感才会前进，有竞争意识才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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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蛭龙活血通瘀胶囊；颈动脉狭窄；IMTmax；Grouse；斑块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R543.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2349（2017）02-0031-04

颈动脉狭窄是脑卒中发病中的首要环节，其形成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关，且易损性斑块破裂相比于颈动脉狭窄对于脑卒中发生的危险性更高[1-2]。因此，及早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及斑块稳定性进行干预治疗可以有效减少缺血性卒中的发病率。本研究拟观察蛭龙活血通瘀胶囊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影响，为其用于脑卒中的一级预防提供实验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入选标准 经颈动脉彩色超声检查证实有颈动脉狭窄的患者， 其中狭窄程度为50%-69%者为轻度狭窄，狭窄程度为70%-89%者为中度狭窄，狭窄程度>90%者为重度狭窄。

1.2 排除标准 （1）颈动脉超声检查颈动脉完全闭塞者。（2） 有严重的心肝肾疾病、造血系统疾病、精神病、消化道溃疡或出血、免疫系统疾病、恶性肿瘤患者。（3）同时参加其他药物临床试验者。（4）妊娠或哺乳期妇女。（5）对蛭龙活血通瘀胶囊或者拜阿司匹林过敏者。（6）不合作的患者。

1.3 病例x择 纳入2013年1月―2013年12月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就诊，且经颈动脉彩色超声证实为颈动脉狭窄患者共142例，其中轻度狭窄60例，中度狭窄60例，重度狭窄22例。颈动脉轻度狭窄组平均年龄（63.70±14.340）岁；男36例（64.6%），女24例（40.0%）；高血压病33例、糖尿病18名、冠心病13名。中度狭窄组平均年龄（61.92±14.038）岁；男35例（58.3%），女25例（41.7%）；高血压病30例，糖尿病19例，冠心病15例。重度狭窄组平均年龄（64.06±10.520）岁；男12例（54.5%），女10例（45.5%）；高血压18例、糖尿病4例、冠心病2例。按1：1的比例简单随机分为蛭龙活血通瘀胶囊观察组（简称蛭龙组）和阿司匹林对照组（简称对照组）。各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基础疾病方面具有均衡性。

1.4 试剂与仪器 飞利浦iU22彩色多普勒超声仪；蛭龙活血通瘀胶囊（四川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批号：Z20140528）；阿司匹林肠溶片（Bayer S.p.A）

1.5 方法 所有试验病例均采取生活方式干预和基础疾病治疗。蛭龙组给予蛭龙活血通瘀胶囊（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制剂室；批号：20151200）口服，每次1.2 g，每天3次；对照组组给予拜阿司匹林口服，每次100 mg，每天1次。

1.6 观察指标

1.6.1 斑块稳定性 稳定斑块（硬斑块）：呈强回声且表面光滑者；不稳定斑块（易损斑块）：呈无回声或低回声暗区，表面不光滑，有火山口样龛影，斑块内有血流信号（提示斑块溃疡或斑块内出血），包括软斑块和混合斑块[3-6]。

1.6.2 IMTmax值 颈动脉粥样硬化诊断标准：IMT正常值为0.8mm～1.0 mm，以颈总、颈内、颈外动脉IMT≥1.0 mm或颈总动脉分叉IMT≥1.2 mm为动脉内膜增厚；IMT≥1.5 mm为动脉硬化斑块形成。取最大IMT值作为IMTmax进行记录[7]。

1.6.3 Grouse积分 判断IM增厚的标准国内外尚不统一，本研究将IMT≥1.3 mm视为斑块形成，忽略各斑块的长度，分别将双侧颈总动脉、颈动脉分叉处、颈内动脉、颈外动脉各个孤立性斑块的最大厚度（mm）相加，得到的颈动脉粥样斑块积分之和[8]。

1.7 统计学方法 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定性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秩和检验用于定量资料的组间比较，协因素方差分析用于比较不同治疗组治疗后相关指标的差异；卡方检验及秩和检验用于定性资料、等级资料组间比较。

2 结果

2.1 IMTmax的变化 治疗后，颈动脉轻度、中度、重度狭窄患者的IMTmax均有明显改善（P

2.2 Grouse积分的变化 治疗后，颈动脉轻度、中度、重度狭窄患者Grouse积分均有改善（P0.005），见表2。

2.3 斑块稳定性比较 治疗后，颈动脉轻度、中度、重度狭窄患者不稳定斑块均有所减少（P

3 讨论

IMTmax是反映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的一个指标，其增厚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表现。斑块Grouse积分可以很好反映颈部粥样硬化斑块情况。临床常用这两个指标对颈动脉粥样硬化程度进行描述。Tsivgoulis G等通过实验研究l现颈动脉内膜厚度每增加1.0 mm，脑卒中的发生率相应地增加约18%[9]。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主要由血管平滑肌细胞和炎症细胞以及细胞外脂质组成，分为稳定性斑块和不稳定性斑块（易损斑块）。对于颈动脉狭窄患者，斑块的不稳定和破裂才是发生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直接和重要的原因。Braganza、Bennett等研究发现，斑块的性质不仅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密切有关，更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病情的轻重相关[10]。国外学者对颈动脉易损斑块与缺血性脑卒中风险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对传统卒中危险因素、颈动脉狭窄程度和斑块厚度进行校正后，易损斑块仍然与脑卒中发病风险独立相关。刘国荣等通过对脑卒中伴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易损斑块组脑卒中患者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血管事件发生率明显高于稳定斑块组[11]。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涉及脂代谢异常、非特异性炎症反应、血管平滑肌细胞异常增殖等多种因素调控的综合性过程，实质是全身大血管的慢性炎症和免疫反应。西医治疗主要以降脂、抑制血小板聚集等药物为主。血脂异常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患病率乃至致死致残率显著增高。故早期发现和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对减少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汀类药物是目前首选的最广泛的调脂药物，通过降低LDL-C水平、升高HDL-C水平等调脂作用，以及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抗炎、抗氧化、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迁移、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防血栓形成等调脂外作用，从而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明显降低脑血管事件的风险[12]。也有研究发现，血小板活化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和发展，且与斑块的不稳定性密切相关，阿司匹林可通过抑制核因子减少各种黏附分子和炎症因子表达从而发挥稳定斑块及抗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作用[13]。

古籍尚无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应命名，现代中医习惯将其归为“脉痹”范畴。目前对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中，“痰浊血瘀论”得到大家的认可[14]。《丹溪心法》提到“痰瘀同病”，痰浊内生，气机运行不利而瘀血内生。于俊生[15]针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提出“痰瘀毒”学说，认为痰浊壅塞脉道，痰血胶结，气血运营不畅，遂成斑块。丁书文认为动脉粥样硬化属痰瘀热交阻，脉络损伤之证[16]。

蛭龙活血通瘀胶囊由黄芪、水蛭、地龙、大血藤、桂枝等药组成。功效为益气活血、通络化痰。前期的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证实[17-18]：蛭龙活血通瘀胶囊具有降低红细胞聚集性，降低血液黏滞度，调节NO/ET的比值，减少炎性细胞因子TNP-α和IL-6的升高，减少粘附分子等作用。本研究通过1年的观察随访，证实：蛭龙活血通瘀胶囊能够减少颈动脉狭窄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IMTmax及Grouse积分，稳定斑块，且对颈动脉轻度狭窄患者的疗效优于阿司匹林。其具体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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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校园文化环境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085

高校校园文化环境是以为指导，是高校在吸收社会和学校优秀文化成果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沉淀，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而形成的一种群体精神文化。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审美功能和育人功能，高校校园文化环境对浸润其中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文化环境、高校社团活动、网络文化环境三个方面。

1 高校校园物质文化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高校物质文化是高校文化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高校校园文化的硬件，为高校顺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它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教育功能、示范功能、凝聚功能、创造功能、熏陶功能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高校及德育工作者认可与肯定。高校在进行物质文化环境建设时要充分利用多种物质文化因素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各个高校的“校训”体现的是大学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再比如，静置于校园的历史名人塑像、纪念碑、名人手迹甚至一幅壁画等，只要安置得合理就可以以这些人文景观为载体使生活在其中的高校大学生有意无意地在爱国主义、价值取向、理想信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受到熏陶和感染。而这种优良品质的塑造，不能完全依赖于知识的获取和培训，也要有赖于高校物质文化环境的营造形成心灵的感应，精神的升华，观念的更新，从而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情操。

2 高校校园社团活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高校社团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欢迎是因为这是青年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群众性组织，将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吸引到一起，他们往往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理想，正好契合了学生重个性张扬、追求个人的价值取向。有些社团例如爱心社团等此类社团所开展的形式多彩的社团活动融入与渗透着老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怀，将学生所学的知识从书本上走到现实中去，这比思想政治课上讲如何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等空洞的理论更有互动性和针对性。例如高校哲学研究社团或社团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文化性和学术性，更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还有一些社团是增强学生体质的球类社团，在增强青年学生健康体魄的同时也铸造了青年学生的意志品质。高品质的学生社团更是具有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三自”特点，有助于他们养成民主政治参与意识，有助于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有助于提高高校大学生的理论素质和人文修养，有助于促进高校学生的全方面发展。因此作为高校校园文化重要载体和第二课堂重要渠道的高校社团，是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忽视的地方。学校要有意识的进行引导和控制，让其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突出的社团要高度重视大力扶持，有条件的甚至要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精湛以及有一定社团工作或管理经验的专业教师担任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同时社团也可以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和专业人士辅导学生社团。以此形成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氛围。

3 高校人文软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通过营造具有人文关怀情景、氛围的高校软文化，使大学生从中感受关怀，进而获取知识，提升思想，不失为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式。高校在打造文化传播的软环境的教育实践中，应时时处处心系大学生，情系大学生，使大学生在学习、操课、休息、娱乐、交友等过程里得到教师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大学生在高校人文氛围教育里所期盼之事、满意之事、赞成之事、高兴之事，高校教师要当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利生（有利于学生）之事来常抓不懈。这样，在潜移默化中，大学生的不良生活习性得到了纠正，错误思想认识得到了澄清，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得以确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生之事虽不是高校教育的正课，但却直接关系到大学生对文化知识、政治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学习掌握，事关新型人才的培养。因此，高校教育者通过多办利生之事，营造具有人文关怀的高校软文化，才能有效地促进高校的整体和谐，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4 网络文化环境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目前在校的学生都是生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俗称“90”后，伴随着互联网的兴盛而成长的一代，已经不知道饥饿与穷困的滋味，网络在他们的学习、娱乐、交往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很多学生在小学一年级甚至有个别学生很小就已经开始接触网络。100%的学生拥有手机等网络电子设备，因此，网络已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媒体，成为学生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

在网络环境下，人们不再受空间距离的阻碍而能迅捷地沟通、交流，基于网络的虚拟群体不计其数，每个人都能随时随地进入或退出网络群体。高校应作出整体规划，利用网络开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一扇“天窗”。开发建设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站，建设一批有基础、有特色的站点。如开设班级网络QQ群，绝大多数的班内学生也会主动参与班级群。还要具备一支专业的网络思想政治教师队伍。除了保证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外还要保证队伍的稳定性，教师通过网络及时了解掌握学生思想动态，使学生工作与网络信息接轨，为学生思想工作提供基础和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效果稳步进步。

总之，学校要注意高校物质文化环境、高校校园社团活动、高校人文软文化、网络文化环境等高校文化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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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金坛市人民医院血液净化科，江苏金坛 213200

[摘要] 目的 临床分析血液净化对老年急性肾衰竭患者预后效果的影响。 方法 在该院2010年6月—2014年6月实施治疗的老年急性肾衰竭患者中随机选取38例，实施血液净化治疗，称为观察组；选取同时间收治的未采用血液净化治疗的老年急性肾衰竭患者38例为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结果 经过治疗，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达到86.84%，对照组患者仅为52.6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有明显改善，和治疗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老年急性肾衰竭患者临床治疗中实施血液净化治疗，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各项指标，改善患者临床治疗预后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血液净化；老年；急性肾衰竭；预后效果

[中图分类号] R69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12（a）－0105-02

急性肾衰竭是临床常见的综合征，诱因有很多，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治疗方法尤其是血液净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为分析血液净化对老年急性肾衰竭预后的影响，现整理分析该院2010年6月—2014年6月收治的老年急性肾衰竭方向的一般资料，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在2010年6月—2014年6月治疗的38例采取血液净化治疗的老年急性肾衰竭患者，男26例，女12例，平均年龄（72.9±4.6）岁，选取同时间收治的未采用血液净化治疗的老年急性肾衰竭患者38例为对照组，男23例，女15例，平均年龄（71.9±5.1）岁，老年人急性肾衰竭肾前性病因主要包括出血、肝硬化以及体液丢失等，肾性原因主要是肾小球疾病、AIN等，肾后性主要是上下尿路梗阻，所有患者诊断标准为：数小时内肾小球滤过率下降50％以上，尿素氮增加超过3.57 mmol/(L·d)，或者血肌酐增加88.4 μmol/(L·d)，排除掉伴有心肌梗死以及慢性肾脏病变患者。

1.2 方法

对患者积极治疗原发病，控制引发患者疾病原因，包括抗休克、止血、纠正水电解质、心力衰竭以及控制感染等。观察组患者均采取了血液净化治疗方法，依照患者的实际病情采取合适的血液透析方法，其中16例患者采取每日一次费森尤斯4008S血透机行血液透析治疗，然后依照患者肾功能好转情况每周2~3次，血液透析时间首次采用2 h，以后增加为3~4 h，直至患者肾功能恢复原有水平，3例患者采用百特CRRT机行连续性血液净化（CBP)治疗，每次时间定为6~12 h，直至患者肾功能恢复原有水平。

1.3 治疗标准

患者肾功能指标恢复正常值为治愈，患者肾功能治疗接近正常值为好转，患者血肌酐无下降，或者死亡为无效，把治愈和好转认为总有效率。

1.4 统计方法

应用spss 14.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以（x±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χ2检验作为计数资料，计数资料用例数（n）和百分率表示。

2 结果

经过治疗，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达到86.84%，对照组患者仅为52.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有明显改善，和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差异显著，P<0.05.具体如表2。

3 讨论

急性肾衰竭是由多种病因引发的急性肾损害，在短时间内造成患者体内酸碱平衡、电解质紊乱和氮质血症等急性尿毒症综合征[2-5]，在临床中是一种危急症。随着人们年龄的增加，肾脏功能逐渐减退，老年人对肾脏损伤特别敏感，急性肾衰竭发生概率也是逐渐增加[6]。急性肾衰竭病因包括肾前性、肾后性和肾性，老年急性肾衰竭病死率达到33.3％。通常老年急性肾衰患者会伴有多器官功能衰竭，或者出现严重感染并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常见内科疾病，从而进一步影响其肾功能恢复，增加患者的临床死亡率。在患者临床治疗中，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仅为52.63%。其中观察组患者实施血液净化治疗，其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提高到85.68%，该次治疗中：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各检测指标：BUN为（27.1±12.0）mmol/L，Scr为（396±163.7）μmol/L，K+为（5.60±0.91）mmol/L，CO2CP为（13.26±3.94）mmol/L，CBR为（28.1±9.6）mg/L，治疗后各检测治疗：BUN为（12.1±5.0）mmol/L，Scr为（193±63.7）μmol/L，K+为（4.20±0.31）mmol/L，CO2CP为（19.26±2.49）mmol/L，CBR为（14.3±4.6）mg/L，治疗后患者各检测指标明显好转，P<0.05。

观察组患者治疗前CBP为心率（122±23）次/min，CVP为（16.4±6.1）cmH2O，MAP为（62.5±12.3）mmHg，氧合指数为（136.4±42.1）mmHg，治疗后患者治疗前CBP为心率（96±12）次/min，CVP为（11.2±4.9）cmH2O，MAP为（76.4±12.3）mmHg，氧合指数为（201.4±36.7）mmHg，治疗后患者病情得到明显好转，P<0.05，由此可以看出血液净化在老年急性肾衰竭患者临床治疗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目前关于在老年急性肾衰竭患者临床治疗中CBP和普通血液透析的应用，其具体的优劣势还没有具体的结论，但是大部分学者也都认为CBP的治疗效果要显著优于血液透析。但是关于在CBP能够有效促进患者的肾功能恢复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血液透析中溶质的跨膜移动实现方式，是借助于扩散和对流机制。“扩散”是各种物质分子或者说颗粒所进行的一系列无规律热运动，也被称之为布朗运动。这些分析或者颗粒可以从高浓度逐渐向低浓度方向移动，最终实现两处浓度相等。“对流”则是在溶剂（水）的跨膜运动引导下，溶质随之移动，其移动速度要明显高于扩散。CBP和血液透析最大的区别也就是：血液透析需要借助于透析膜两侧的溶质浓度差出现的弥散作用，以能够清除溶质，但是其清除效果比较差，正常人肾小球对于肌酐、菊粉等不同分子质量物质的清除率几乎保持一致；血液净化则是对正常肾小球清除溶质原理进行模仿，采用对流的方式对血液实施过滤，分子质量对其清除率没有任何影响，不管是肌酐还是菊粉其清除率都是在100~120 mL/min。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讲，在分子物质清除中CBP要显著优于血液透析，CBP和正常人的肾小球相似。另外CBP和传统的间歇性血液透析相比，其优势还有：CBP能够对患者血液中的水和溶质连续、缓慢及等渗的清除；因为单元时间内净超滤率低，因此对于患者来讲其体内容量的波动比较小，胶体渗透压变化也就比较小，能够实现细胞内脱水；另外也能够依照其输液量对超滤脱水量决定，因此也就基本上无液体入量的严格显示，能够根据机体内液体平衡情况随时调节，不会对血液动力学产生较大影响，和机体正常生理情况更为相符。但是血液透析是在短时间内就要对大量液体实施清除，通常会导致血液动力学发生较大变化，容易导致患者体内体液平衡受到影响，一旦人体内体液出现反复再分布情况，则对于患者肾功能的恢复非常不利。从以上治疗可知观察组患者临床各项指标的改善效果，也能够看出血液净化在老年急性肾衰竭患者预后效果改善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血液净化治疗能够有效清除老年急性肾衰竭患者体内多种有害的致病物质，快速有效的纠正患者酸碱平衡紊乱及清除多余的水分等恢复患者内环境的稳定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有研究表明老年急性肾衰竭患者尽早采取血液净化治疗能够改善预后，降低死亡率，同时还能够改善患者氧合指数[7-8]，在该研究中，其研究结果：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达到85.68%，对照组患者仅为52.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有明显改善，和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血液净化治疗的观察组患者预后明显好转，说明血液净化是降低老年急性肾衰竭的一个有效方法，其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各项指标，改善患者临床治疗预后效果，值得推广应用。同时在老年急性肾衰患者临床治疗中，也要注重对原发疾病的治疗和并发症的积极处理等，能够有效促进患者肾功能恢复，有助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存活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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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卓岩.114例急性肾衰竭血液净化治疗的体会[J].安徽医学,2011,32(1):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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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尿毒症；血液透析；残余肾功能；临床疗效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blood purification methods on residual ren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Method：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2 to 2015 March admitted for hemodialysis in uremic patients 35 cases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1 and treatment group 2， treatment group 1 and adopt the HFHD （high flux hemodialysis）， 18 patients were， the dialyzer Hi15； observation group 2 with lfhd （low flux hemodialysis）， 17 cases of patients with the Lops15 dialyzer.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3 months after dialysis， and the residual renal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renal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but the decrease of 1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2， and high flux hemodialysis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low flux hemodialysis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in the way of dialysis， the involvement of renal function decline， compared with the low flux dialysis， high flux dialysis patients in the relatively small decline in renal function， thus it seems that the use of high flux hemodialysis significant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tection of renal function， but also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blood lipid concentration， serum phosphorus concentration and beta 2 microspheres.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Uremia； hemodialysis； residual renal function； clinical efficacy analysis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导致肾脏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尿毒症的发病率也急剧增加[1]。残余肾功能是指患者的肾脏受损后，健存的肾实质的功能状况，对于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而言，残余肾功能对于清除体内的毒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翻阅大量的相关临床资料，资料显示残余肾功能能够分泌羟化酶以及红细胞生成素等，对于尿毒症患者机体紊乱的钙磷代谢问题有改善作用[2]。随着患者进行血液透析的频次不断增加，难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残余肾功能降低，但有临床研究表明，采用不同的血液透析的方法，对于残余肾功能的损害程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为进一步研究这一论点，特进行本次研究，详细的研究分析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自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间收治入院的进行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35例，随机将其分为治疗组1和治疗组2，治疗组1采用HFHD（高通量血液透析），采用Hi15透析器，共有患者18例，男8例，女10例，年龄在28岁―7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1.36±3.94）岁；观察组2采用LFHD（低通量血液透析），采用Lops15透析器，有患者17例，其中，男10例，女7例，年龄在29岁―7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3.46±4.13）岁。上述所有的研究对象透析的时间均已在3个月以上，并且在近3个月内未使用肾毒性药物，在进行透析治疗期间，为出现血压异常波动的情况。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不具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治疗组1具体治疗方法 本组患者采用高通量血液透析进行治疗，采用Hi15透析器，膜面积1.5m2，超滤系数50ml/（h.mmHg）。根据患者的自身的病情，2-3次/周，3-5h/次。

1.2.2治疗组2的具体治疗方法 本组患者采用低通量血液透析进行治疗，采用Lops15透析器，膜面积1.5m2，超滤系数9.8ml/（h.mmHg）。根据患者的自身的病情，2-3次/周，3-5h/次。

两组患者均采用动静脉内瘘的血管通路，并且使用低分子肝素钠进行抗凝，透析时间均为3个月，后对比分析每次治疗前后的尿素、血肌酐的变化情况。同时详细记录血脂浓度、血磷浓度及β2微球蛋白等变化情况。最后通过公式（残余肾尿素清除率=2×（透析间期收集的尿量×透析间期收集患者尿液中尿素的浓度）/透析间期的时间×（透析前血尿素浓度+透析后血尿素浓度））计算两组患者的残余肾功能[3]。

1.3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使用SPSS14.0软件包对所得的数据（血脂浓度、血磷浓度及β2微球蛋白等）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t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前后的残余肾功能对比分析 经过三个月治疗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参与肾功能发现，两组患者的参与肾功能均较透析前下降，但治疗组1的下降幅度明显较治疗组2的下降幅小。详细的对比分析结果见表1：

2.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磷浓度、血脂浓度以及β2微球蛋白的变化 两组患者在进行透析前体内血磷浓度、血脂浓度以及β2微球蛋白的含量差异不明显，但经过三个月的透析后，采用高通量血液透析的患者的上述指标均显著低于采用低通量血液透析的患者，并且差异具有显著性，（P

3讨论

残余肾功能对于维持性透析的患者体内毒素的清除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对患者的营养状况就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并且还能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同时，还能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质，延长患者的寿命，避免患者在短期内死亡。但是，残余肾功能会随着透析频次的增加不断降低，直至消失。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高通量血液透析对残余肾功能的损害较低通量血液透析而言小，并且经过各自的透析后，高通量血液透析患者体内血磷浓度、血脂浓度以及β2微球蛋白的含量显著低于低通量血液透析的患者。差异具有显著性，（P

综上所述，对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无论采取何种透析方式，其参与肾功能均会下降，较低通量透析而言，高通量透析患者的参与肾功能相对下降幅度小，由此看来，采用高通量的血液透析明显对参与肾功能有保护作用，同时还能有效降低患者的血脂浓度、血磷浓度及β2微球蛋白的功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王红娣，王浩，王琥等.不同血液净化方式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残余肾功能影响的临床应用研究[J].国际泌尿系统杂志，2013，33（4）：501-504.

篇10

【关键词】 血必净；消化道恶性肿瘤；相关性腹膜炎；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

DOI：10.14163/ki.11-5547/r.2016.29.082

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 如直肠癌、胃癌等疾病， 通常在晚期时会出现肠道功能紊乱， 引起肠道细菌过度生长及菌群失调、肠道黏膜受损致肠道细菌移位， 如大肠埃希菌移位， 肿瘤晚期患者自身免疫力低下， 肝合成各种补体减少及合并感染机会的增多， 经常会出现自反性腹膜炎的发生[1]。为进一步了解血必净对消化道恶性肿瘤相关性腹膜炎患者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水平的影响， 现选取本院2013年8月～2014年7月收治的80例消化道恶性肿瘤相关性腹膜炎患者的临床治疗资料进行调查研究，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3年8月～2014年7月期间收治的80例消化道恶性肿瘤相关性腹膜炎患者；均依据《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进行诊断， 并结合患者的临床体征、症状、影像学的检查及相关的病理活动进行确诊；所有患者由同一主治医师负责；其中，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42例， 原发性肝癌13例， 大肠癌11例， 食管癌3例， 胃癌3例， 乳腺癌4例， 胰腺癌4例；患者的临床表现以间隙性、持续性或无规律性低热为主， 伴消瘦、纳差、乏力等症状为主， 恶性肿瘤主要有结肠癌、肺癌、胃癌、卵巢癌、乳腺癌等多种类型癌症。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40例。对照组男24例， 女16例， 年龄45～74岁， 平均年龄（59.10±4.97）岁；

病程1.0～5.2 d， 平均病程（2.98±1.58）d；原发性支气管肺癌20例， 原发性肝癌7例， 大肠癌6例， 食管癌2例， 胃癌1例， 乳腺癌2例， 胰腺癌2例；观察组男26例， 女14例， 年龄43～75岁， 平均年龄（60.14±4.97）岁；病程1.4～5.1 d， 平均病程（3.04±1.52）d；原发性支气管肺癌22例， 原发性肝癌6例， 大肠癌5例， 食管癌1例， 胃癌2例， 乳腺癌2例， 胰腺癌2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口服0.5 g芬必得， 2次/d，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 静脉滴注50 ml血必净注射液+100 ml 5%葡萄糖注射液或0.9%氯化钠注射液， 1次/d；两组患者以7 d为1个疗程。在用药期间， 根据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及自身体质、进食等相关情况， 给予相应的营养支持治疗， 并对其体温进行严密的监测， 3次/d；另外需要对患者用药前后的血常规进行化验检查。1个疗程后对两组患者进行临床疗效对比。

1. 3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两组患者在诊断肿瘤相关性腹膜炎前， 治疗后的第3、7天检查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水平、肿瘤坏死因子等。将临床疗效划分为三个等级：痊愈、有效、无效；痊愈：治疗后， 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有所改善， 血白细胞计数和分类下降至正常状态， 腹水消退；有效：经治疗临床体征症状有所改善；无效：经治疗， 患者的病情、体征未得到有效控制或改善， 甚至出现恶化， 腹水量较之前增多， 白细胞的计数或分类未下降。总有效率=痊愈率+有效率。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 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痊愈10例（25.0%）， 有效19例（47.5%）， 无效11例（27.5%）， 总有效率为72.5%；观察组痊愈15例（37.5%）， 有效23例（57.5%）， 无效2例（5.0%）， 总有效率为95.0%。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 2 两组相关炎症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用药前后的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水平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 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5）×109/L、（2.2±0.9）mg/L、（0.4±0.1）ng/ml， 下降幅度均优于对照组的（6.9±1.8）×109/L、（4.9±1.3）mg/L、（0.7±0.2）ng/ml，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造成自发性腹膜炎的致病菌释放内毒素刺激机体的炎性细胞， 形成炎性介质介导的瀑布样连锁反应， 从而导致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2]。血必净由于自身具有抗细菌毒素、降低内毒素水平、调节免疫及炎性介质、改善微循环、保护血管内皮肤的作用， 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脓毒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病症的治疗干预， 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3]。

关于血必净在消化道恶性肿瘤相关性腹膜炎患者的临床应用较多， 相关的调查和研究也较多；血必净对恶性肿瘤全身性炎症反应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 其作用机制之一在于降低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水平， 从而减轻全身性炎症反应的程度[4]。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 在常规干预联合血必净干预后的第7天， 观察组的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有了明显的改善， 有效减轻了患者的急性炎症的反应程度。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单纯的抗生素干预治疗的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72.5%）， 低于采用血必净干预治疗的观察组（95.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 血必净对消化道恶性肿瘤相关性腹膜炎患者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水平方面的临床疗效显著， 并且能有效改善患者在发病期间出现的发热、腹痛、腹胀等不适症状， 不良反应较少， 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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