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途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交流途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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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 国际交流合作 问题 深化途径

高校国际交流合作是我国高等教育面向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不仅能够吸取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资源，还能让世界充分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发展效果，对我国高等院校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也非常有帮助。但是，我国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要想实现我国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顺利开展，一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因此，本文以高校国际交流合作为重点，对其存在的问题以及深化途径进行了深入分析，对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存在的问题

1.国际化的发展理念比较滞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而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也成为了高等教育中比较重要的内容，但是，国际间迎来送往的接待性工作与国际化的高校交流合作不是特别相符，导致发展理念比较滞后，对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开展有很大影响。

2.外事工作有所欠缺。对于目前的高校来说，外事工作部门中的人员比较少，很难满足高校国际交流合作的需求，而且外事工作部门的工作水平仍然停留在以前的层面上，在高校中不受重视，很难与当今国际化的交流合作形式相适应，这使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开展成为了一种空想。

3.师资队伍国际化程度不高。在现阶段的高等院校发展中，大部分的教师对高等教育国际发展的趋势以及热点等很少关注，对教育国际化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更不用说做好高校国际交流工作，所以说，高等院校的教师只能担任单一的教师角色，不利于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深化高校国际交流合作的途径

1.创新教育国际化的思想观念。不断创新传统的、陈旧的教育观念，树立国际化的教育理念，是实现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和经济不断发展的社会，一定要站在世界的角度，以国际化的视野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在分析和观察国际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创新我国的教育国际化思想观念，使其在世界上占据领头地位。如果不能从全球化、国际化的角度出发，肯定会在时代的不断发展下被淘汰。高等院校的教育发展也面临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只有转变教育观念、与时展齐头并进，才能创新教育国际化的思想观念，才能实现高校国际交流合作的顺利进行。

2.加强外事部门的管理工作。A.从思想认识的角度入手，高校一定要认识到外事工作部门的重要性，将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开展与外事工作部门结合在一起，从而提高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水平和效果。B.从人员配备的角度入手，高校一定要加强外事工作部门的人员配备管理。外事管理人员能力的高低，对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高校一定要对外事工作部门的人员进行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使其能够在工作岗位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3.实现外事工作部门机制的改革。一直以来，我国高校外事工作部门都缺少一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存在等、靠的心理，所以，一定要实现外事工作部门机制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顺利开展。

4.建设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对于高校来说，要想促进高校国际交流合作的顺利进行，一定要建设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不断完善培养制度，

5.加大经费投入，优化国际教育的办学条件。高校国际交流合作一定要有足够的资金为其提供相应的支持，所以，高校应该尽量增加资金的来源和渠道，多多引进经费投入，与社会机构实现良好的合作，这样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另外，国际交流合作以及留学生教育管理相应部门的成立，对高校国际化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机构能够对高校国际化活动的组织和进行进行详细的研究，从而实现高校国际化活动的标准化、系统化和规范化。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对我国教育事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促进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还能间接推动社会的统一发展。因此，我国各大高校应该从全局的角度进行思考，实现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效结合，对国际交流合作中遇到的问题重点关注，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解决，从而提升高校国际交流合作的水平，实现高校国际交流合作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海涛.深化新时期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几点思考[J].前沿，2012，01：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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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方法。依据现状主要是通过现已经存在和可以挖掘创新的文化艺术形式以及环境人文资源作为基础载体，增加内容和形式，通过合适的宣传渠道和方式，达到对外辐射和交流的目的。促进衡水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关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龙头产业入手。提升产业规模和质量，必然要抓住特色鲜明的龙头产业。以中尼文化交流为例，在1971―1985年的初创阶段，中国运用的就是“乒乓外交”策略，来带动对外交流，衡水可以抓住基础教育这个品牌，开展短期访学交流，或者定期举办中小学校长会议等项目，可以让每位校长遴选两名本校的学生，一道来访问。学生回去后，可以现身说法，更有助于文化的交流。

二、初创阶段，可以试着从文艺、学术、体育等多角度，打开文化交流的局面。文艺、学术和体育是文化交流的普遍载体，范围广，辐射面大。衡水市的国际马拉松赛事已经举办了四届，初具品牌规模，下一步应加强特色品牌建设和舆论宣传建设。文艺和学术方面可以广开渠道，以衡水湖的休闲特色承接各种文艺和学术交流活动，或联合衡水学院与文化局主动策划和创立几项艺术交流项目，如：衡水湖湿地画家写生节，湿地摄影界等等。旨在进一步推动衡水市的艺术文化交流与繁荣。

三、进一步拓宽渠道。拓宽交流渠道，丰富交流内容。使文化交流的规模、形式、数量都有新的突破。加强与京津地区文化艺术公司的合作，搭建与京津地区合作的新平台，将交流拓展到卫生、科技文化、经济等多方领域。

四、 人口迁徙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建议京津冀一体化，最重要的是将京津冀户口统一划归北京，这将从教育、经济、房地产等根本方面促进津冀的发展。

五、 媒体是文化传播的桥梁。在文化交流的发展阶段，媒体意识一定要加强，要想在特色、品牌上取得突破。首先要加强传媒方面的力度。

六、文化交流是一个系统问题。文化交流落实在行动上可以零打碎敲、各个击破，但在理论指导上需要一个系统全面、相互统筹的战略纲领，谋求全局效应。可以组建一个专门执行委员会，实施“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一整套文化交流战略。

七、文化交流是双向行为，无论是送出去的，还是请进来的，都要重视质量。

八、文化活动承办单位，要积极探索市场运作之路，把文化、社会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积极主动地持续地举办各种文化交流项目。借鉴和利用国内通行的商业模式和渠道，发挥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出去”，扩大衡水文化产品服务的国内市场的份额。

九、要持续不断的改善文化市场投资环境，吸引企业投资衡水文化交流产业和项目，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衡水市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繁荣与发展能否上水平，上台阶，需要政府部门的主导和社会各届的广泛参与与关注。十三五规划中，对于文化建设与交流提出了新的建设方向，也指出了目前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如文艺出精品、出人才的机制亟待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需要填空白、补短板，服务效能有待提高；文化产业还需要一批新的增长点做有效支撑；对外文化传播方式方法比较单一，对高新科技应用不充分；一些文化单位活力不足、运行效率不高，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等。

衡水的文化建设和交流要抓住十三五的大好发展时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重视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着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提升文化产业的质量效益，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创新对外传播和文化交流方式、着力推动衡水传统文化“走出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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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高考英语试题更突出语用，注重对真实语言和语言运用能力的测试。无论是听力、单选、完形、阅读还是书面表达对跨文化语用方面内容的考查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所以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进行文化教学，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大面积提高高中外语教学的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保证。

一、高中英语跨文化能力培养的途径

现行使用的高中英语教材是依据“结构 --- 功能大纲”编写的，每个单元有一个话题及一个交际功能项目。每个话题均反映了中外不同的文化，每个单元的对话和阅读课文就是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既体现了交流功能项目，又体现了知识文化。英语教师应充分开发利用现行英语教材，在课堂教学中提高课堂语用意识，重视交流文化的教学，因而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及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主要途径。

1.词汇教学。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词汇中的成语，典故，谚语等更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师在词汇教学中要充分挖掘英语词汇的文化内涵，归纳、总结、对比这些词与汉语含义有别的特殊文化含义。比如 dragon（ 龙 ） 在汉语中是吉祥动物，中国人将自己比作龙的传人，还有望子成龙的说法。而在英语中龙则是一种凶猛的怪物，常被看作邪恶的象征。因此，在译亚洲四小龙时就不说 Asian Four Dragons ，而要经文化转义而译成 Asian Four Tigers 。

2.对话教学。高中教材中的对话课体现了交际功能项目。为了达到在某一特定语言环境中的交流目的，除了必要的语言知识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知识。现代外语教学观点认为语用错误比语法错误更为严重。

3.课文教学。高中英语教材中的阅读课文无论题材和体裁都比较广泛，其中不少就直接涉及到英语国家的文化内容，诸如英语国家的地理（ B1，Unit22 Britain；B3，Unit13 USA 等）、语言（ B1，Unit3 American English ）、饮食（ Book1，Unit8 Food around the World ； Book2， Unit15 Healthy eating ）、音乐 （Book1， Unit11 Country music； Book2 ， Unit2 Music） 、媒体 （Book1，Unit12 English programmes； Book2， Unit4 Newspapers； Book3，Unit5 Advertising） 等。

教师在进行这些课文教学时要注意挖掘这些课文的文化内涵，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比如在学习第三册 Lesson 49 NEW YORK 时，我先在课前布置学生准备有关纽约及美国的相关材料，在课文学习后进行小组竟赛 （ 互相提问有关纽约的知识 ， 以问得多、答得多的小组为胜者 ） 。

自然学生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课本当中 ， 还提了诸如 Why is New Y0rk called a big apple？ 和 Do you know what NASDAQ is？ 这样的问题 。 通过这种交流信息的方式同学们既运用了所学的语言知识，又加深了对文化的了解。课后我还印发了几篇相关的文章让学生阅读，达到巩固的目的。

二、高中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的原则

语言是承载文化的工具 ， 文化教学应与语言教学紧密结合起来 ， 而文化的渗透又必然会牵涉到世界观、 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 ， 因此 ， 在培养高中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

1.实用性原则。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应与所学内容紧密结合，尤其是涉及到日常交流的内容。教师不能只停留在常识性文化知识的讲解上，应创设各种语言场景，把抽象的文化与语言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身临其境，在实践中去体验、感悟。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文化有差异的交流规则及言语行为习惯一定要让学生反复操练，做到举一反三，熟练掌握。

2. 循序渐进原则。根据认知规律，学生的语用能力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现行教材正是根据这一规律，以螺旋式循环往复的方式编写的。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中不同的语言功能，在不同语境中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逐步渗透 ， 把握英语语言文化，进而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3. 思想性原则。中学生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中，教师在介绍英语国家文化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思想性的原则。教师要多介绍主流文化，在课外阅读中多向学生介绍积极健康的内容。涉及到颓废的、不健康的或不同意识形态的内容，教师要引导学生批判地认识。总之，通过文化学习让学生认识到文化无所谓孰好孰坏，让学生认识到世界是多样性的。从而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价值观，培养世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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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典籍文学作品 英译研究 跨文化交流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3.06.043

跨文化研究跨越社会、政治、心理学、文学等诸领域。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成为新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跨文化交流由最初的“西学中心论”拓展到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多元文化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了解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现状，采用有效途径英译并输出中国典籍作品成为增强中国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典籍”，据《辞海》和《孟子・告子下》以及《尚书》等书目的阐释具有两个涵义：一是古代重要文献和书籍，二是法典、制度。以《论语》这一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典籍作品已引起了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的国内外语工作者和国外知名汉学家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孔子学院正在致力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而遵循什么原则、输出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典籍作品的翻译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译者主体性的差别会导致译本的多样性，而译本的多样性对文化输出目标群体意识的影响必然不同。典籍“翻译绝不仅仅是译者译得好与不好的个人的小事，它是关乎到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发展的大事”（许钧）。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中国翻译词典》序言中指出：翻译是“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把中华民族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英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要在世界文化之林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因此典籍英译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典籍英译，建国以来已出版多套相关丛书，如由新闻出版署直接领导的《大中华文库》等。

2.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学界，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1）译本研究（包括单个译本研究和多个译本的对比分析，文体分析等）；（2）译校出版感言研究；（3）典籍作品中关键词翻译的研究；（4）典籍作品跨文化研究。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内研究许多属于语言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翻译中对等的实现。随着近年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人们的研究视角突破了语言层面，一些研究者也开始从外部因素来审视典籍作品英译阐释的多元性。然而，总体来讲，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多从某一具体角度，如语言层面或文化层面来审视译本，存在研究角度趋同，研究视野偏窄的现象。

国外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历史较长，主要集中在汉学界，以译本序言中的评述、书评和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研究者多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语言、哲学、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对译本进行研究。因此，国外研究大都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分析也较为深入。例如，Ames，Roger T . & Henry Rosemont， Jr. （1998）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Cheang， Alice W. （2000）.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等。《论语》的重要性使其在中西交流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中西文化交流开始以来，《论语》便成为了西方世界最为关注的中国经典之一。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语》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Confucian Analects。此后，翻译过《论语》的中西学者先后有Wliam Jennings（1895）、辜鸿铭（1898）、Arthur Waley（1938）、Ezra Pound（1951）、李天辰（1991）、Simon Leys（1997）、Edwa Slingerland（2003）等人。节译过《论语》的有林语堂（1938）、Lionel Giles（1943）、Thomas Cleary（1992）、丁往道（1999）、马德五（2004）、Brain Bruya（2005）等。

3.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途径

翻译活动本身是译者在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基础之上，结合自身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修养以及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因素等大环境影响之下，对原文的主观上的解读和再创造，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的创造力。因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的主体性差异也因此强烈地影响着译作所体现的风格特征，译者主体性的差异是导致译本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利用阐释学和目的论，探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不同译者的不同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别，探讨译者主体性在导致译本多样性方面所起到的主导及影响作用，是目前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主要途径。

译者的主体性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的创造力。

伽达默尔提出的阐释学（Hermeneutics）和由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凯瑟林娜・雷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提出的目的论可以用来研究译者的主体性。

阐释学作为文本分析的方法，其意是解释、阐释，同时也是一种理解的艺术形式和揭示隐含意义的过程。翻译时，因翻译的前提是译者积极地、准确地去理解原文，即首先进行语内翻译（由古代汉语向汉代汉语的转换）然后才能进行语际翻译（由古代汉语向现代英语的转换），因此，译者作为阐释者或第一读者去解读原文，经过译者的再创造，把原文中的意义和信息传达给读者，并让读者接受。理论上，阐释学肯定译者对原文的积极解读。作为认知主体，译者不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创造者。译者在对原文阐释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己的审美价值观、信仰、人生经验、文化特征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译文也会反映出译者的思想观念和个人特点。

翻译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凯瑟林娜・雷斯（Katharina Reiss）和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等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出发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目的准则”，即任何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

在阐释学和目的论的框架下，选择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译本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分析，发现译者的主体性特征。微观层面从词、句、篇章特点着手，考察其在语篇连贯、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征并考察反映不同译者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如主题词、高频词、特色词、独特词，译者所添加的副文本（如注释、序、跋等），以及译文中的核心文化词、习语、特殊句式、修辞格等的处理模式等。宏观层面主要从原语文化语境和译入语文化语境出发，探讨历史背景、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等因素在译者文体中的反映。目的不在于评价孰优孰劣，而着重观察不同译本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异，并领略不同译本的优秀之处。

例如，为了探讨不同典籍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特征，可以选择《论语》作为研究对象。其既是中国典籍作品的巅峰水平的代表，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典籍英译作品中的经典代表。自1809年至今，《论语》的英文翻译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产生了近百个英语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论语》贯穿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全部历史进程，成为了最受西方关注的中国作品之一。第二，在众多的《论语》英译本中，笔者选择了理雅各与辜鸿铭的两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原因在于：理雅各是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他翻译的《论语》至今虽逾百年，但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辜鸿铭是中国近代名噪一时的国学家和翻译家，以其轶事之怪异、著译之独特、思想之极端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保守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倡导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对欧洲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他的译著《论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极具影响力。因此，关于二者的译者主体性分析不仅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研究走向深入，同时能极大地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终达到中西合璧。

为了在阐释学和目的论的框架下，发现译者主体性，可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理雅各与辜鸿铭的《论语》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包括（1）在微观层面，理雅各与辜鸿铭在词、句、篇章等方面的选择和处理的特征并考察理雅各和辜鸿铭在译本中体现的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2） 在宏观层面，研究促使产生两英译本差异性的译者所处历史背景、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3）《论语》两英译本，在译者不同主体性的影响下，分别塑造了什么样的孔子形象和什么样的《论语》形象，这些形象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么意义，结合对比研究方法可以全面客观地阐述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在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目前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译者翻译活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在阐释学和目的论框架下进行译者主体性微观和宏观的研究，使得典籍作品的英译和输出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 Cheang， Alice W. 2000.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62 （3） ： 563 581.

[2] Clark， Kelly James. 2006. Three kinds of Confucian scholarship [J] .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刘重德.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327 349.

[4] 刘重德. 2001. 《论语》韦利英译本之研究――兼议理雅各、刘殿爵之译本[5] 倪蓓锋. 2005.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论语》译本的多样性[ D]广东外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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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价值的交流在中越老等国全面合作关系中的作用

跨国旅游文化和民族风情的交流与展示，有利于中越老三国间在政治与民族方面的往来、合作。处于新时代背景下，中越老关系融洽，三国之间形成了众多的旅游文化交流活动，例如：电影周、相互派送文化艺术团进行表演、中越老三国联合晚会等活动。在诸多行业领域，以不同形式进行旅游文化的交流，凸显出三国的国家形象，在软实力方面获得强化，三国之间存在的部分误解和分歧得以弱化甚至消除，拉近彼此的政治关系，获得一定的认同和信任。

二、关于发挥中越老跨国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价值的思索

（一）注重旅游交流文化方面的合作

自中越老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后，旅游跨国民族风情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提高，以利于彼此国家的经济进步和文化价值的凸显。依靠旅游的途径，使民俗风情，文化得到交流互换，让彼此国家人民得到感知。事实上，旅游与文化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旅游活动的开展，让人们体会到不同国家的异域风情，文化魅力，吸引到旅游者的目光，起到对文化传播的作用。而国与国之间不同的文化和民族风情，则对各国游客产生致命的吸引力，众多的旅游景点，名胜古迹，凸显出中越老各自的传统特征，激发彼此国家的人民对跨国旅游之旅充满兴趣，使游客数量增加。

（三）尽快构建三国旅游文化价值交流办事部门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国际关系合作中，跨文化交流尤其重要，为了推广本国语言与文化，不同国家政府部门需要在海外设置旅游民族文化价值交流办事部门，便于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价值欣赏，增强彼此的友好关系，并凸显出民族风情与传统文化。通过在中越老三国当中设置各自的旅游文化价值交流办事部门，以文体比赛、文化展览、艺术节日演出等活动形式，促进中越老三国的文化交流，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为中越老三国未来在体育、教育、旅游，语言交流以及文化艺术价值方面的交流合作计划实施奠定基础。

（三）增加大型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交流活动开展数量

为了让中越老三国人民了解彼此的民族风情和文化价值，增加大型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交流活动开展数量可谓一个有效的方法。可以举办一些较为大型的民族风情旅游文化活动，常见的比如跨国文艺晚会、文化价值交流展会以及旅游文化节等。经过上述旅游文化活动的开展，加强三国间的合作，便于文化的传播。并且文化产业的拓展也此过程获得发展。当然，外交与旅游文化间也存在关联，国家间的外交也常采用文化交流活动的形式进行。所以，开展中越老三国跨国大型旅游文化活动非常有益，可以增进中越老三国间的关系，促进各个领域的合作。

（四）推动三国旅游文化产业的持续化发展

旅游和文化在每个国家中均拥有重要的产业地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各种需要，进而通过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含有一定的旅游文化交流价值的相应产品。显然，这两个领域的产业有利于中国、越南及老挝三国在经济、民族风情、艺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国、越南及老挝等三国人民依靠旅游文化产业兴盛和进步，完成对彼此国家的民族风情和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深入了解，比如：通过名胜古迹，风景区、电影、图书等产品的传播、交流，展示三国的形象，进而产生极大的影响力。针对旅游文化市场的规范和拓展，提升服务品质和产品创新能力，从而让中国、越南及老挝三国人民可以进一步了解彼此的国家民族情感、生活状态以及文化价值等。所以，加大促进中国、越南及老挝三国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力度非常关键。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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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文化“走出去”的现状

山西文化资源丰厚，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舞台艺术精品等均居全国前列。《立秋》《一把酸枣》《走西口》《傅山进京》《解放》《于成龙》等精品剧目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山村母亲》等10多部作品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以晋剧为代表的四大梆子地方剧种居全国前列。先后有45人获49次戏曲梅花奖，172人获小梅花奖，居全国第一。

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至今，山西省共派出110个出访团组，约2 000人次。从智利、墨西哥到美国、加拿大，从意大利、西班牙到德国、葡萄牙、芬兰、拉脱维亚、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法国，从斯里兰卡、日本、新加坡、韩国到澳大利亚……在世界各地留下了山西文化工作者的足迹。然而，对于山西文化“走出去”这一意义重大的战略活动，却鲜有学者关注和研究。

二、山西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山西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虽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访团组和人次逐年增长，交流质量和水平也不断提升。但和我国大部分省市地区比较，尤其是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山西省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还存在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传统观念影响，对文化“走出去”认识不够，对外开放水平较低

加快山西文化“走出去”步伐，提升山西文化软实力，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办出国”“办手续”“要项目”等传统观念一直束缚着很多人的观念，没有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列入考核的重要指标中去，造成工作的重要程度和实际的重视程度不符，不能为开展持续、有序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提供支持和指导，长此以往，将会形成严重的认识误区。其中表现为：小团队出访居多，项目总量和质量递减趋势明显。

（二）缺乏扶持政策，缺少参与对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山西地处中部地区，经济实力在全国相对较弱，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既缺乏东部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也缺少像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这样的政策环境，造成中东西部对外文化交流水平不平衡，难以下好全国一盘棋。截至目前，山西省还未建立完善有效的对外文化交流专项经费，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造成很多项目立项难，为优秀的文化院团走出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无法调动文艺工作者走出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制度建设不到位，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归口管理力度有限

山西省对外文化交流审批制度建设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电子申报系统，所有需报送文化部审批的项目，现在仍然是采用传真和邮寄纸质文件的方式，审批环节未实现无纸化操作，缺少统一的电子平台直接进行审批管理，为部省合作审批项目带来了不便；二是地市缺少对外文化交流管理审批部门和人员编制，目前，绝大多数地市没有相应的对外文化交流管理部门，对外文化交流造成部省市县文化部门信息不对称，资源共享渠道不畅通；三是缺少对外文化交流人才培养规划，没有可参考的对外文化交流人才管理办法，对外文化交流审批管理工作人才储备不足，未持续开展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工作。

（四）交流项目内容单一，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

文化交流项目较为单一，出访演出的团队相对集中在省直院团。在65项出访演出项目中，音舞类36项，其中省直院团占据20项；杂技类11项，其中10项为太原市杂技团的项目；戏剧类9项，省直院团占据7项。尚未真正打通国际交流渠道，交流活动仍相对集中在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周边国家。2009到2014年出访的地区中，港澳台41次，占41%；出访美洲地区20次，其中美国18次，墨西哥2次，占20%；欧洲地区17次，主要集中在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德国，占17%；亚洲地区18次，主要集中在韩国、蒙古、日本、哈萨克斯坦，占18%；非洲地区1次，占1%；澳洲地区3次，占3%。

三、山西文化“走出去”的对策

通过借鉴学习其他省份的成功经验，山西省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捋顺工作思路，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山西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实际的规章制度，探索实现中外合作、部际合作、部省合作、部直合作、官民合作的新举措、新办法，促进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加强工作力度

对于山西来讲，作为中部能源大省和文化资源强省，山西具有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山西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攻坚期和机遇期，进一步加快实施建设文化强省战略，必须统筹发挥好山西的文化资源优势，真正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文化建设，像挖掘地下资源一样挖掘文化资源，像抓重点经济建设项目一样抓文化项目建设。

（二）借力品牌，提升国际影响力

针对新形势下地方文化交流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文化部提出了“四大工程”，即“文化中国”“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文化产业和贸易促进”“港澳台中华文化传承”，要求各地通过这些品牌，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转变观念，提升认识，开阔视野，创新实践，要注意深挖地方文化内涵，突出地方特色，努力调动社会各界资源与力量积极参与，推动地方文化交流事业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

（三）制定扶持政策，创造机会和空间

政府要给予中部省份更多的政策扶持，通过加快推动文化贸易、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加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等措施，设立专项交流活动，鼓励地方在人、财、资源整合开发与项目策划、渠道拓展和政策、法律、信息沟通方面得到部委支持，加强地区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与当地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借以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促进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四）建设专项经费，提供保障和支持

据了解，全国大多数省份为做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都设立了相应数额的外事工作的专项经费。因此，山西应设立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交流专项经费，用于鼓励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艺术院团走出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对外交流的长效机制，扶植培育更多的文艺院团与国外合作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加强文化营销，增强创收能力，使得扶持经费得到有效利用，为项目的完成提供经济支撑。

（五）开展调研，提供信息和资源

科学统筹山西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行业的优势资源，把山西文化元素有机融入全省各类对外交往中。建立定期交换信息、通报情况、加强融合的工作机制，做到机制共建、资源共享、平台共用，形成山西省对外文化工作“一盘棋”。精心打造凸显地缘、人缘和文缘优势的文化交流品牌，进一步拓展和宣传根祖文化、佛教文化、古建文化、关公文化、晋商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用好“互联网+”这一巨大变量，增强传播实效和影响。

（六）建章立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对外文化战略体系初步形成，按照“落实规划、科学统筹、完善布局、形成合力”的方针，加强对外文化工作的制度化管理、机制化建设、品牌化发展、系统化运作，注重机制、品牌、阵地与队伍建设，注重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外、政府与民间、大文化领域的协调与合作，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文化工作科学发展体系。

篇7

[关键词]中日；茶文化；交流

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国家，在经济上取得的惊人成绩让世人刮目相看，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与其自身文化特色有很大关系。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研究它吸收融合并不断学习发展外来文化的过程。“岛国的地理位置给日本提供了与外界交往的自主性。”日本在很早就开始了吸收外来文化的历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这一点，贾华在《双重结构的日本文化》中总结道：“（一）积极主动学习、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二）选择性地摄取、兼容外来文化……（三）对外来文化具有强烈的融合性……（四）保持和传承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作为与日本隔海相望的近邻中国，也与它有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对日本在对外交流中体现出的这些特征多有表现，本文试图以茶文化为例，说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这些特征：

一、积极主动学习、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日本的文化发展特色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四面环海，面积狭窄的冲积平原分布在沿海地区，内部短而急的河流纵横交错，生存空间相对狭小封闭。拥有险山、急流、汹涌大海这样的天然屏障，不仅使日本免于外族入侵，还使得文化不发达的日本在选择外来文化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接受外来文化原则前，日本只取前者，并将它实践为“只取其精华”。

滕军曾将日本的茶道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受中国唐朝的饼茶煮茶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第二个时期是受中国宋朝的抹茶冲饮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第三个时期是受中国明朝的叶茶泡饮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从这三个时期来看，日本所选择的对中国茶文化的吸收时期，正是作为茶源地的中国，茶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时期中日互派使者出访过程中，“当时日本政府遣使隋唐的主要目的是学习隋唐文化，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通过使节来获取大陆的物品。所以，负此重任的来华日使临走时要选择最有价值、最令日本天皇满意的物品带回国，并敬献给天皇”，而这些遣唐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正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茶文化带回日本敬献天皇。

隋唐时期作为中国的鼎盛时期之一，理所当然地被日本当作吸收其文化的对象。中国的茶叶及品茶法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到日本。在传播途径上更是与众不同，“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有许多途径。官方派遣使节、学生、乐舞团体等，赠送各种礼品（包括手工艺品和动物等）及书籍，是一条通常的渠道。宗教和贸易，是另外两条重要的途径……在这三方面之外，文化交流还有意外的渠道，为当时的人所意想不及的，即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而中日之间的茶文化交流的途径是“通过佛教和僧人”，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空海（774～835）、最澄（767～822）、荣西（1141～1215）、村田珠光（1422～1502）、武野绍鸥（1502～1555）、千利休（1512～1591）。无论是留学僧还是请益僧，他们在唐期间开展佛教活动时，周围活跃着许多爱茶、饮茶、颂茶的中国诗人学者，耳濡目染了中国当时先进的饮茶文化，带回茶籽，传到日本。南宋时，中国茶文化高度发展，日本遣宋使中主要以荣西禅师为代表。他在中国期间遍访江南名刹，后移居天山景德寺。荣西除了致力于佛教钻研外，也充分利用江南茶园遍布，饮茶之风盛行的优势，加深对茶的研究，并于第二次回国后的1192年写成了主要以宋代《太平御览》为参照的《吃茶养生记》，开篇便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亦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不可不摘也。”。即便到了明代，倭寇盛行时期，中日之间也“想方设法”进行交流，尤其日本，派出的遣明使一般都是由通晓汉文的高僧来担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日之间的进一步交流，这个时期，“正是日本茶道骤形成的期间”。

二、选择性地摄取、兼容外来文化

日本在积极吸收世界上先进文化时，从不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摄取，根据本国的国情来兼容外来文化。

日本原本没有茶树，也没有喝茶的习惯，更谈不上创造与茶有关的茶文化。自从遣唐使们将茶文化从中国传入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程就开始伴随着日本茶文化的延伸发展。围绕日本茶道史三个时期看，当中国的唐朝经济文化臻于繁盛之时，作为未完全摆脱氏族制残余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更是趋于全方位的。平安时代的日本，社会混乱，忧世忧天的没日思想浓郁，与此同时的中国，茶文化在禅宗大力提倡饮茶以及陆羽《茶经》的大肆鼓吹下兴起，很多人通过接触禅开始了饮茶的习惯，茶也从南方传到北方。《茶经》宣告了中国茶文化的成立，使儒、道、佛等中国文化的精髓与饮茶过程结合，这些，被崇尚佛教并且出于佛教研究目的来到中国的日本使者所吸收，根据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状况，民众普遍存在的情绪，人们的精神面貌等，尤其对中国的禅宗思想进行了摄取，“日本的茶道在形成的过程中明显可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痕迹，禅宗的精神就是直接来自中国”。室町时代末期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提倡受禅宗思想的引导而产生的“空寂茶”，茶从奢华之风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与村田珠光参透禅并决心将禅与茶结合有莫大关系，后来，茶室面积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也不断缩小，不讲求世俗的尊卑高下，不断拉近主客之间的距离，日本的茶道也逐渐从禅与茶的融合中确立了“敬、静、寂、和”的茶道精神。

另外，在茶具，点茶等方面也是有选择地吸收。例如，可上溯到中国宋代的点茶技法，“其茶刷的形状、茶碗的形状都与目前日本茶道中使用的相似。但唐宋时的中国点茶技法重视色、香、味，重视茶与水的比例，对点茶时的姿势、拿茶刷的方法等并没有什么规定。”。另外，在茶碗的选择方面也有所体现。宋代，浙江、安徽一带聚集了许多日本留学僧人，他们接触了中国的茶具，并作为纪念品带回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人为之取名曰“天目茶碗”的饮茶工具，相对于当时日本国内的茶碗而言，更显端庄秀丽。

三、对外来文化具有强烈的融合性

日本对外来文化表现出的强烈融合性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来形容日本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不为过的。它以极宽容的态度接纳来自各方的先进文化，经过选择性的摄取，兼容后，使这些外来文化最终为日本本民族服务。

“中国唐、宋、明代都对日本茶道以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日本茶道的历史是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而发展的。日本民族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养料的，正是长期和多方面的学习和借鉴中国茶道的精神、程式及技巧，并与其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相融合，才创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在谈及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强烈融合性时，“茶”文化是最有说服力的内容之一。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与其他国家展开的文化交流中，首先推荐介绍就是日本的茶道。如今，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日本茶道已被很多国家作为课程学习，茶道也早已成为日本先进文化的代表，而这一切，都与中日茶文化交流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唐代，被文人墨客爱不释手的茶被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们带着一种崇敬之意效仿，开创了日本的饮茶之风；镰仓时期，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大谈茶在中国驱睡意，以及救世救民，大有与唐代陆羽《茶经》出世后类似的功效，日本茶文化进一步发展；茶从使用走向艺术是在室町时代，以后又逐渐融入从中国吸收来的禅宗思想。在日本茶道形成的过程中，日本曾经出现过将外国文化与日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的思潮，为此，珠光也曾在这种背景下主张过反对自以为是思想，要主动接近有能之人等，此外，他还将地炉导入茶室，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源于中国的饮茶文化与本民族固有文化融合的进程。与地炉导入情况相类似的是风炉。风炉在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详细记载，它在室町时代传入日本，日本茶道中的风炉有一些仍保留了中国风炉的模样，但是，日本随后又在中国风炉的基础上发明了泥风炉、铁风炉等等。

同风炉地炉一样，中国的茶文化在日本从无到有，从开始的近乎全部的吸收到不断筛选，再到与本民族文化结合，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最终形成符合自身发展又促进自身发展的茶道文化，这与对外来文化的强烈融合性是分不开的。

四、保持和传承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

日本文化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但是作为在日本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日本传统文化始终是日本文化的主体。今天我们看日本文化，也许能对日本的任意一种文化找到它的本来归属国家或者地区，但是，我们也清楚地认识，隐藏在日本文化背后的，却是日本固有的宗教意识、道德伦理意识、生活习惯等。

日本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这一特性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也有很多体现。例如，《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中，在描述门茶时提到，“门茶初期，以辨别本茶非茶为主，即尝出■尾茶（本茶）与其他茶（非茶）的区别就可以了。这里受到了中国宋代门茶中的辨别皇室专用的北苑茶（正焙）和其他的茶（外焙）的影响。不过，日本的门茶将宋代的门茶大大升级，更加游戏化、系统化、复杂化、”接着，书中又解释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起中国宋代的门茶来，室町时代的门茶更富有游艺性。这是由日本文化的特点决定的。日本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儒家的君子文化不同，具有明显的结座性。喜欢大家凑在一起做点什么。在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有了平等的前提才产生了游艺。”日本人的游艺性深深影响着日本茶道游艺性，使门茶源于宋代却有别于宋代。

日本还将和歌艺术理论导入茶道，将素淡典雅的日本独有文化融入茶道，还有第一个按照日本茶道理念专门设计的茶碗―乐窑茶碗。另外，日本人爱洗澡，茶道文化中自然少不了沐浴方面的元素，日本在举行茶会时常常有沐浴的活动，这是中国茶文化中所没有的。表层文化背后的日本传统文化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最终使日本茶道文化深入人心的，并不是它停留在表面的外国文化的影像，而是日本民族深层次的传统文化。

日本民族是一个不简单的民族，日本民族的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从中日之间的茶文化交流便可见一斑。它在摄取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迷失自己，始终保持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吸收先进文化时始终坚持有选择，有目的。这些都是国家发展和个人发展值得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贾华：《双重结构的日本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

[2]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东方出版社，1992年.

[3]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4]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5]古田绍饮译注：《吃茶养生记》，讲谈出版社，2000.

[6]徐静波：《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7]余悦：《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考察―以茶道思想为中心》，《历史学》，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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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昨天的结束。每一天，我们在努力，在学习。但是当那一次次残忍的考试打击者我们，我们又失去斗志。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政治文化传播知识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传播

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1.异彩纷呈，交相辉映。

①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②文化多样性的表现：A民族节日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庆祝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可以领略到不同民族文化的韵味。(删除民族情感的集中表达)

B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有重要意义，对于展现世界文化多样性有独特作用。

2.透视文化多样性。

①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②文化是民族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各具特色)，文化又是世界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有共性和普遍规律)。

3.尊重文化多样性。

①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正确态度：我们要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既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

②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是尊重本民族文化);也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

③要遵循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和睦相处，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二、文化在交流中传播。

1.生活中的文化传播。商业贸易、人口迁徙和教育是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途径。各国之间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文化传播方式;亲朋聚会、外出旅游、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活动都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途径。

2.大众传媒：现代文化传播的手段。

①传播媒介包括：口语、文字、印刷、电子、网络等。

②传媒真正面向大众传递信息，是以印刷术的推广为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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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闽台；妈祖文化；文化创意产业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1

一、引言

随着科技发展，全球文化正处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世界各国都采取各种措施转型文化产业。闽台妈祖文化作为我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其目前发展重心主要集中于探寻信仰根源和政治意义，至今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仍存在发展瓶颈，在改革上已进入盲区，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适应文化创意产业格局，寻求发展新途径。

二、闽台妈祖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1.发展现状

闽台妈祖文化产业主要以三种形式为主：①会展交流。福建由05年开始举行海峡妈祖旅游工艺品展销会，至今台湾参展展位已达100多个，且近年来成功举办多次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大型文化创意会议；②旅游合作。06年妈祖文化旅游对接与合作意向书在湄洲岛签订。07年在湄洲岛举行了海峡妈祖文化旅游合作联谊会。16年，福建黄岐镇建立了与马祖互通的旅游港口；③创业合作。福建相继成立了闽台（永安）文化创意产业园等发展项目，为闽台妈祖文化交流建设了产品、市场等方面的载体。

2.存在问题

闽台妈祖文化产业对接主要存在问题要从福建自身的制约条件及我国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分析。

①自身限制。福建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及创意产业水平发展靠后，有限的市场、投资环境和创新能力均无法很好的满足闽台文化产业发展要求。拥有的文化资源未能得到良好发挥，未能营造出具有代表性的闽台妈祖文化产业。

②政治因素。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政策较模糊，加之文化产业具有短期内难体现结果的特征，因此制约了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投入，在文化产业建设工作上出现了短期行为，缺乏长期性、连续性。

③经济因素。由于台湾文化产业发展较早，正走向知识经济体转型期。如台湾妈祖文化产业，具有代表性的“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活动能够很好的将政府、企业和妈祖文化相结合，借助妈祖文化开拓文化产业市场。而内地方面文化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如莆田在妈祖旅游与工艺美术两者的产业比例较重，使得海峡两岸产生了较大差距。

④社会因素。无法满足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人才需求。妈祖文化产业融合性高，但能够真正了解妈祖文化而又具备资源整合能力及产业化的人才甚少。

三、文化创意产业格局下转型闽台妈祖文化产业的必要性

1.文化创意产业的必然要求

妈祖文化作为两岸交往的和平女神，要充分发挥其文化作用。当下闽台妈祖文化产业一味流于形式，未能够抓住妈祖文化的内在人情风味和底蕴，无法真正打动或长久的吸引消费者，且未能实现品牌化、系统化和产业化，缺乏创新，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在文化创意产业格局下，对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整合有效的文化资源，打造全新的符合当代消费者需求的文化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必然要求。

2.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闽台妈祖文化产业在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转型闽台妈祖文化产业，能够使得妈祖文化作为文化资源，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闽台文化产业合作共赢；台湾方面的文化产业发展较大陆地区领先一步，因此借鉴台湾方面的文化产业发展能够促使闽台文化产业进行结构互补；而闽台两岸的物质和非物质性文化资源可以进行对接，实现文化资源的共享；福建有众多的闽南、客家人，而台湾有85%的人口熟练闽南语，可以很好的实现人力资源互补。

3.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

当下，闽台妈祖文化仅仅存在于形式上的合作，未能得到深入、可持续性的合作。由于文化方面同源，闽台两岸应着重抓住妈祖文化的同源性，大力、深入推进闽台两岸妈祖文化产业化，能够避免两岸妈祖文化的断层，是文化传承的必然要求。

四、文化创意产业格局下转型闽省妈祖文化产业的对策探讨

要转型闽台妈祖文化产业，需要牢牢顺应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有针对性的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要求方面对闽台妈祖文化进行转型。针对以上分析，对闽台妈祖文化产业的转型提出对策。

1.思想转型，改变妈祖文化产业发展宗旨

当下大部分对妈祖文化有着较全面了解的人才并未将妈祖文化当做文化产品进行包装，政府有效政策较少，造成妈祖文化后继无人的窘境。因此，应该从思想上进行转型，要将妈祖普世价值进行包装，融合当代的文化元素，将其作为产业进行建设及人才培养，这样的文化输出才能够广泛吸引消费者，实现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针对这样的情况，可以从教育上入手。在福建省，应大力宣传妈祖文化，提高人们的认识。政府应加大力度扶持莆田妈祖学院，培养人才，宣传妈祖文化。

2.细化政府政策，建立文化特区

政府应每年落实、更新统计数据，了解消费者对妈祖文化的需求点。可以设置专项的调查统计部、部和信息中心，开展市场调查和咨询项目。政府可加强建立妈祖文化特区，建立妈祖文化传承的载体，加强保护力度，修复妈祖祖庙，举办节庆活动，形成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在过程中，不断创新，建立史料馆等文化物质遗产。

3.拓宽妈祖文化交流的平台和途径

建立妈祖文化交流平台可通过相关的网络途径，如网络绕境进香活动，从民间将妈祖文化推广开来。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专门的品牌。通过发挥明星效应进行文化构建，创新发展品牌，任何产品，有品牌才能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增加附加值。要在保持文化遗产原汁原味的传统魅力的基础上，将其放在文化创意的时空中，进行多元立体的探索研究，以打造具有鲜明闽台特色的文化品牌。

参考文献：

[1]彭文宇.妈祖文化研究论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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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的定义及特点

软实力（ soft power）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 ・奈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提出。软实力，与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相对，是指一个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而这种权力由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 （或曰政治价值观 ）和国际制度所构成。 [1]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三个源泉：文化、政治价值观念和对外政策。其中文化资源要转化为软实力，必须要在对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发挥作用，这样才能影响他人以实现有利的结果。而我国政府和学者在使用文化软实力的时候，对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作了延展，形成了对内对外两方面的界定：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国际竞争力。基于前一种功能，我们充分意识到了戏曲，特别是地方戏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文化生活需求的作用，保护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态，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而文化软实力的另一方面的作用，提升国际竞争力，正是戏曲对外传播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很难直观把握戏曲对外传播与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软实力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这种关系的晦暗不明。其一，就结果而言，与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运用相比，软实力的运用能否成功更多地是由权力运用对象所控制的。第二，软实力的效果往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得到体现。第三，软实力手段并不完全由政府掌控。尽管政府支配着政策，但文化和价值观根植于公民社会中。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把软实力纳入其发展战略之中，必须经过长期的准备和价值观的积淀，这是社会发展到今天，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但这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即便这种关系不甚明朗，我们也应指出，软实力这种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不如经济影响那样即时可显，却可能更加持久深入广泛。对艺术传播来说，这种既非经济因素，又超越美学意义的部分，只有我们正确且充分地意识到戏曲对外交流之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时，我们才能给予其全面的评价。

在戏曲传播与文化软实力构建方面，一个代表性的案例是 20世纪 30年代的梅兰芳访美。 20世纪，梅兰芳到美国演京剧，国人当时都认为是匪夷所思之举。这个动议，最初却是好几年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向北洋政府时的总统徐世昌提出的。因为他曾看过梅兰芳的《奔月》，所以在他辞职卸任的宴会上说：“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 ”芮恩施进一步强调说，这话并非无稽之谈，他深信艺术欣赏和理解是最少有国界和民族障碍的，因此用艺术“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又在美国联络、极力促成此事。显然，他们在那时就知道“软力量”的巨大作用。而近代以来的文化交流几乎一直是“欧风美雨”向中国的单向流动，所以他们主动提出让梅兰芳赴美演出，以增加美国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了解。作为美国人，他们尽可能增强中国文化对美“输出”，可谓用心良苦。 [2]

二、传统文化资源与文化软实力转换途径

传统艺术本身并不等同于文化软实力，但它是一种能形成软实力的潜在资源。传统艺术在审美上是民族传统的历史积淀，在呈现主题和内容上又往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凝聚性体现。现阶段，文化资源要转化为能形成国际影响的文化软实力往往经由两种途径：以文化多样性为展现特征的交流活动和文化贸易服务水平为衡量标准的文化产业形式。这两种路径在艺术交流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于这两种途径，我们都不应该简单地选择一方而粗暴地否定另一方，应给戏曲的对外传播留下足够的空间。

就文化交流活动而言，主要的交流主体可以分为两类：政府和民间专业团体。政府渠道是指由政府出资或是主导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多表现为由政府搭建的文化年、大型文化节庆、文化交易会、文化艺术奖项以及政府之间通过文化交流协议所进行的文化团体的互访。在交流内容中，我们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选派京剧、昆曲艺术主动走出国门，传播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展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成果。

另一方面，民间交流渠道也一直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具有形式多样，灵活高效的特点。文化软实力更多的是一种间接的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产生与积累起来的，所以，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团体可能更适合“文化使者”的角色。学术交流、演出交流、研讨会等非官方色彩的沟通渠道能够为文化软实力提供更加宽松的平台。润物细无声，营造一种彼此信任的氛围，是文化软实力生成的关键所在。回顾中国戏曲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不难发现非政府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剧团邀演、艺术交流活动占据了很大比例。时至今日，民间艺术机构团体之间的交流更加活跃。

虽然戏曲对外交流次数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但戏曲作品的文化贸易能力还十分有限。纵观近年来在国外进行长期驻场演出的中国演出作品，大多只是将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众多组成要素之一，从要素传播的角度进行呈现与推广。或许偶有戏曲名家名角在海外受到追捧的情形出现，那也只是极为特别的案例。不过我们不能就此否认戏曲对外传播的意义，因为文化软实力并非建立在唯一的经济标准之上，而是有更多文化的意味。

三、“与他人相关”的软实力及文化主体意识的确立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输出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问题，现在一种普遍存在的状况是：交流主体对于中国对外文化形象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方面，创作主体简单地将文化资源等同于文化软实力，认为只要艺术作品呈现了，就对受众形成了影响，忽视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和改造，使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介处于“原生态”状态。“文化交流”被当做原汁原味的传统展示和不创新的托辞。因为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交流活动，所有无需过多考虑观众接受，交流传播效果也没有可以评价的标准。这类活动最后的结果是人力、物力和资源被占用了，但优秀的文化传统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成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相反还产生负面作用。这种情况在我们戏曲的对外交流活动中并不少见。我们精心选择的认为能代表我们艺术水准的戏曲唱段被外国观众评价为“不明所以”和“刺耳”。另一方面则是一边倒的“外国观众中心 ”，把热闹的杂耍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将外国人爱看作是主要的艺术创作标准。但与此同时，导致外国人误解中国传统艺术只有世俗化的肉体艺术，缺乏艺术的高雅和有价值的“光晕”。出现这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忽视了文化软实力建构中权力建构的“与他人相关”和文化软实力所包含的“文化主体意识”。

根据约瑟夫 ・奈的观点，就软实力而言，权力运用对象与权力实施者都十分重要。很多时候，在软实力建构活动中，前者会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即权力运用对象的想法尤其重要。在软实力建构过程中，如果我们仅仅把权力――一种影响他人以获得偏好结果的能力――视为“超越他人 ”而不是“与他人相关”是错误的。 [3]戏曲的对外传播所形成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这种“与他人相关”可以表现为两种方式。其一，在表现内容上充分考虑观众的水平和审美习惯，根据具体观众调整演出内容。梅兰芳访美能够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考虑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在选择参加国际戏剧节交流的剧目上，也会认真针对戏剧节要求及当地观众的欣赏习惯来挑选合适的剧目。其二，在作品创作阶段充分考虑东西方文化主题之间的关系。以戏曲艺术形式为依托，相互参与，相互融合，达到实现东西方题材与艺术表现形式的移植效果。近年来我国很多戏曲的对外交流活动都在考虑，如何让外国观众与中国的古老戏曲在演出中发生关联。这就需要对原汁原味的传统戏剧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包装。例如在表演中穿插当地的文化要素或是邀请当地的演员参与演出，这些都是在演出中拉近演出和观众心里距离的方法。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步入快速发展的国家之列 ，应当由学习、模仿阶段转入确立主体意识 ，进而扩大自己文化软实力的阶段了。当戏曲作为民族文化中重要的部分保留下来，政府对包括戏曲在内的传统艺术的扶持、保护和对外传播，使中国形象增加了主体内涵 ，形成东方与西方交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型国家形象。总之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一定要有国家、民族主体意识的深厚内涵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形成可以影响他人的文化软实力，逐步实现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表达与传递。

传统艺术的对外传播是融合，不是生硬的展示，也不是求媚的迎合，而是基于尊重的推广和渗透。传统的东西、民族性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形象的基础部分。但国家形象塑造不是静态的过程，而是随客观要素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在发展变化的语境中，走向世界的中国戏曲也应该意识到自己所承载之文化的意义。除了根据行为主体与受众群体关系状态的不同进行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外 ，我们还应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 ，对展示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更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仅要将经典的戏曲作品传播到海外，还应该创作新的有时代意味的作品，反映新时代下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趣。因为只有与我们当下生活相关的，与观众相关的，才会被记住，才会成为有力量的东西。这一点，无分海内外。

注释：

[1] [美]约瑟夫 ・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6 - 110.

[2]雷颐.被“梅兰芳”省略的[N].经济观察报.2009.4.4.[3][美]约瑟夫 ・奈.权力大未来[M]..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