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对生物安全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个人对生物安全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高职；生命；教育

世界卫生组织在9月10日“世界预防自杀日”前夕发出警告：全球每年100万人死于自杀，相当于差不多每40秒钟一人自杀，多于战争和凶杀案致死人数总和。因此高职院校开设《生命教育》选修课，主旨是通过教育引导，唤起高职学生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引导高职学生思考生与死的生命课题，并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命中的失落与痛苦，帮助高职学生认识生命意义与价值，热爱每个人独特的生命，防止和减少高职学生的自我伤害和自杀，教育高职学生学会尊重他人生命和自然生命，防止和减少对他人生命、自然生命的事件发生。

一、生命教育的基本认识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生命的全过程是由一次次的生命活动所组成。一次次生命活动的质量决定人生命全过程的质量；重视每一次生命活动的质量就是重视生命全过程的质量。

生命教育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生命教育指的是对人的生命本身的关注，包括个人与他人的生命，以及一切自然生命。广义的生命教育是指一种全人的教育，它不仅包括对生命的关注，而且包括对人的生存能力的培养和生命价值的提升。

二、生命教育的内涵

（一）什么是生命

生命科学认为生物是有生命的物体，40亿年前产生了原始生命（海藻和菌类）后，就开始了生物进化，人类的生命正是这一进化的结果。宏观上说，生命是蛋白质和核酸物质的运动形式，是一种特殊的、高级的、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主要包括新陈代谢、生长、发育、遗传、变异、感应、运动等。其中生长和发育是生命的基本过程，而新陈代谢则是生命的最基本的过程，是其他一切生命现象的基础。生命的一般形态具有某种“合目的性”的行为，作为生命高级形态的人类则具有自觉的目的。

（二）人的生命构成

人的生命应当由三个因素构成，即形体、心理（精神）和社会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生命具有多重属性，其中最主要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是人最主要、最根本的属性，它是决定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最根本的东西。生命的自然活动主要包括：新陈代谢、生长、发育、遗传、变异、感应、运动等。生命的社会活动又主要包括：感知社会、角色扮演、人际交往、求学择业、社会竞争、服务社会等。

三、人的生命形态

（一）生物性生命。即人首先是作为自然生理性的肉体生命而存在的，这是和自然界的广大生物一样必须具有的基本属性。

（二）人的精神性生命。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高于动物的意识活动，有超越生物性生命的精神世界。人不但要思考如何活下来，还要思考如何更好的生活。只要人在世界上存在一天，大脑就不会停止思考，人类就要创造、就要超越，就要更好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三）人的价值性生命。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要思考诸如“为何活着”的问题，这就是人对于生命意义发自内心的追问，是人对价值生命的一种诉求。人的价值性生命为人的生存夯实了根基，加足了动力，以至于好好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四、生命的特点

首先不可逆性。从胚胎起，生命便一直生长、发育，直至衰亡。它绝不会“倒行逆施”，养老还童也绝非现实。其次不可再生性。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只有一次。俗话说“人死不得再生”，便道出了此道理。最后不可交换性。生命为个体所私有，相互不得交换，彼此不可替代。

五、高职院校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一）开展生命教育是整体提升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

高职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生命质量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所以大力开展生命教育：有利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生存技能和生命质量，激发他们树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学习、奋发成才的志向；有利于将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的意志融铸在青少年学生的精神中，培养他们勇敢、自信、坚强的品格；有利于提高高职学生的国际竞争意识，增强他们在国际化开放性环境中的应对能力。

（二）开展生命教育是社会环境发展变化的迫切要求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广大高职学生获取信息、开阔视野、培养技能提供了宽广的平台。但随之而来的消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职学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负面影响，导致部分学生道德观念模糊与道德自律能力下降。此外，校园伤害、意外事故（如溺水）等威胁高职学生人身安全的各种因素，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迫切需要培养学生形成科学的生命观，进而为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基础。

（三）开展生命教育是促进高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

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和社会环境的纷繁复杂，使高职学生的生理成熟期明显提前，极易产生生理、心理和道德发展的不平衡现象。长期以来，由于生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惑常常得不到及时指导，对无法预料且时有发生的隐性伤害往往难于应对，导致一些学生产生心理脆弱、思想困惑、行为失控等现象。因此，需要积极引导学生科学理解生理、心理发展的规律，正确认识生命现象和生命的意义。

（四）开展生命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职责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使家庭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家庭教育还存在和青少年成长需要不相适应的方面，相当一部分家长不了解青高职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忽视学生渴望得到理解与尊重的需求，缺乏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对孩子或者期望值过高，或者漠不关心，或过分包揽、溺爱或放任自流，加剧了部分高职学生心理问题的出现，如厌学、离家出走、自杀等，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迫切需要引导家庭开展科学的生命教育。

你不能延伸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因此，每个高职学生都要珍惜生命，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命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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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全国主要集体林区已基本完成了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分林到户后，林地划分细碎化和林地经营分散化不利于林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制约了林地经济效益的提升；而且，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户逐渐发生分化，脱离林地的农户增多，林地抛荒造成林地资源浪费严重[1]。因此，积极推进集体林权流转，对优化森林资源配置和提升林地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规范集体林权流转行为，巩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许多省、自治区、市、县都进行了规范集体林权流转行为的地方性立法，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司于2010年组织起草了《集体林权流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任何制度的设立都有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指为满足某方面的特殊需要而在所有的价值中进行的取舍。因此，任何法律制度的价值系统都具有某种取向性和层次性。按照法的目的性与工具性价值的分类法，法律的价值可分为三个层次：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属于第一层次的法律价值，是终极性和目的性的法律价值；第二层次的法律价值主要有公平、效率、秩序等，这些价值相对于自由而言是工具性的；第三层次的法律价值主要有基本人权、社会安定、经济增长等，它们从属于第二层次，是法律所直接反映和保障的价值[2]。从一般意义上讲，集体林权流转法律制度的价值也具有这种“两类三层”的体系特征。但是，随着社会主体对生态利益的需求与日俱增，我国集体林权流转制度需要积极回应社会主体对生态的利益诉求，具有明显的生态化趋向。本文在生态视角下对我国集体林权流转法律制度的价值展开研究，目的是探讨集体林权流转法律制度存在的意义和效用，以便探明集体林权流转法律制度发展的向度与深度，克服集体林权流转制度在价值取向上的偏差。

1生态和谐：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的目标性价值

法有许多价值，和谐是其重要价值之一，是法的目标性价值。因为法所体现或追求的公平、效率、安全、秩序等价值都是为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服务的。从生态视角来考察，集体林权流转制度，就是要以实现生态和谐为其价值追求。

1.1生态和谐价值的内涵

一般而言，和谐是事物之间达到融洽、协调和平衡的一种关系状态，而生态是指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系统。那么，生态和谐就是指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系统处于一种协调融洽的状态。具体来说，生态和谐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代内生态和谐。代内生态和谐，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生态和谐。就集体林权流转制度而言，其所关注的主要是森林资源利益分配是否均衡合理的问题。由于历史、立法、管理体制等因素影响，当前的森林资源利益在不同主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还不平衡。①从国际间看，欧美发达国家的富足是建立在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资源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国家间通过战争和贸易实现了自然资源的不公平占有，导致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利用环境资源方面出现了极不和谐的局面。随着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森林资源生长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国际间对森林生态利益的争夺正日趋激烈。②从区际间看，森林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同，各地区对森林资源的实际占有也就不同。由于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价值的公共性，发达地区不承担欠发达地区为改善森林生态环境而支出的费用和为保护森林资源而丧失发展机会所带来的损失，但却享受由此带来的环境质量和生态利益，产生了区际间的生态不和谐。③从人际间看，由于不同社会主体的资金基础、技术水平、信息渠道等各不相同，林权流转过程中的人际不和谐现象大量存在。实践中，一部分对林地依附性较弱的林地承包经营者，自己不经营，也不愿意将其流转给别人经营，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损失则由穷人来分担；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林地承包经营者由于急需生活资金，而被迫低价转让山林；一些富人投机者，大面积占有林地，通过炒买炒卖山林而一夜暴富。（2）代际生态和谐。代际生态和谐，即世代人之间的纵向生态和谐，它包含三方面含义：①当代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适度，即当代人的经济活动是否破坏了后代人的发展基础；②本代人对修复、改善自然生态条件及保护自然资源的投资是否与他们所消耗的资源量相匹配；③现代人对后代人的补偿能否实现。代际生态和谐要求在开发、利用自然、文化资源时，约束当今世代的行为。然而，在林权流转过程中，一些经营者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对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关注不够，背离了代际生态和谐价值观的要求。如湖南靖州，广东商人租地只种植柳叶生产木片，已经带来了生态问题。（3）种际生态和谐。种际生态和谐是指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及其他物种相互之间在享受生态利益与承担生态责任方面的和谐问题。种际生态和谐不是使人屈从于自然，也不是所谓的“以自然为中心”。种际生态和谐同样允许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是在种际生态和谐价值观的指导下，人类有了一种正确的态度和行为，这就是在保护自然和适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和重构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种际生态和谐以限制人类发展经济的绝对自由为出发点，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它强调对人的价值和其他物种价值的承认，要求人类应该维护其他物种生存的利益，并为实现种际生态和谐尽自己的义务。集体林权流转过程中，一些受让主体在获得林地使用权后，改变林地用途，引进外来物种，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其行为已违背了种际生态和谐的价值要求。

1.2生态和谐价值的实现路径

集体林权流转制度以生态和谐作为其终极价值。我们需要积极稳妥地将其运用于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中，促进其生态和谐价值的实现。（1）增强资源安全意识，规制涉外集体林权流转行为。现行法律和政策并没有限制外国投资者成为我国林权流转的主体。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受让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有农业经营能力”即可。鉴于国际间在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的关系并不和谐，森林资源是具有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战略性资源，建议在制定集体林权流转法律制度时，对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无国籍人士及其有50%以上股份的法人参加我国集体林权流转的条件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保证交易安全和林地的可持续开发利用。（2）考虑地区资源差异，完善集体林权流转配套制度。一方面，培育林权流转市场，实现森林资源富集地区的资源经济利益与资源贫乏地区的资源生态利益在林权流转制度框架下的交换；另一方面，设计出符合地区间生态和谐的配套制度。如：针对汽车消费或企业生产开征生态税，将其中一部分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保护森林资源；从国家层面建立专门的集体林权流转基金，鼓励更多的主体投身林业建设和保护森林生态环境；国家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集体林权流转及其监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予以保障等。（3）控制贫富分化现象，保护林权流转各方合法利益。设计集体林权流转制度，既要保证林权流转各方的合法权益，又要防止因林权流转而导致贫富分化。集体林权流转制度在构建中要坚持林农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发展目标和道路的原则和一部分人的富裕不以造成另一部分人的损失为代价的原则，既要让林权流转到最能够发挥其资源效益的经营者手中，又要控制不合理的林权集中和林权闲置现象。集体林权流转制度应该将集体林权流转信息、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集体林权流转监管等方面的内容落到实处，以保障林权流转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4）树立生态伦理观念，完善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立法。生态伦理观是对传统人际伦理观的超越。人际伦理观下的资源物权立法的理论与实践局限，导致了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3]。生态伦理观认为，人类和其他物种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权利。当代人在利用森林资源时要有生态伦理观念，把为其他物种和后代人创造适宜的生存发展环境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按照生态伦理观念来完善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立法，需要贯彻生态利益优先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强化资源物权的生态义务等原则。在法律制度上，设置林权流转激励制度，调动社会各主体参与林权流转和营林育林的积极性；设置林权流转限制制度，加强集体林权流转政府监管，使集体森林资源的经营利用按照生态规律的要求进行。

2生态效率：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的手段性价值

词源意义上的“效率”是指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效率既是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价值之一，也是各种立法活动和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价值之一。法的效率包括法的自身效率和法的工具性效率。本文论及的是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的工具性效率，即集体林权流转制度对我国集体森林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2.1生态效率价值的内涵

生态效率等同于英文中的eco－efficiency，其中eco既是ecology（生态学）的词根，又是economy（经济学）的词根，两者组合意味着生态效率同时兼顾了生态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效率。生态经济学者则将生态效率定义为“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生态效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量和资源环境消耗的实物量比值，它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分离关系，是一国绿色竞争力的重要体现[4]。生态效率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测评工具，更是一种理念和策略，它能够使利用自然同满足人类福利的经济活动充分脱钩，以保持自然的承载力。生态效率是促进和保障生态和谐价值实现的重要工具，是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的第二层次的价值追求。确立生态效率的价值观对构建合理的集体林权流转制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1）生态效率价值观中折射出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思想。生态效率同时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强调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保证生态效益同步增长。长期以来，由于对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保护，集体林权流转市场迟迟未能开放，严重侵犯了林权所有者的经济利益，造成森林资源的浪费和林区的贫困。新一轮集体林权流转制度改革是基于盘活集体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展开的。然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率，又会造成诸如林地被毁、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消灭、环境恶化等生态效益损失。根据生态效率价值观的要求，集体林权流转制度不应该单纯以促进林区经济发展或严格保护森林生态环境为价值追求，而应该通过合理的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和规范的林权流转行为，实现林业经营中经济与生态的价值和谐。（2）生态效率价值观把伦理考虑引入到经济行为的法律调整之中。与传统的经济效率价值观相比，生态效率价值观还隐含了一种尊重自然和环境价值的生态主义的伦理性内容[5]。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是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对经济理论中“经济人”或者“自利最大化”的标准行为假设的背离会因为不同的伦理考虑而出现[6]。比如，人们自觉保护环境，可能是出于一种伦理考虑，而不仅仅是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因此，可以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林权流转信息公开等措施提高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培养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行为习惯，培育环境投资幸福感和生态消费幸福感等来提高生态效率，进而达至生态和谐。（3）生态效率价值观促进林业法制从保护生态向经营生态的理念转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对生态的需求不断增加，林业立法选择了“保护生态”的立法理念。例如，限额采伐制度和采伐许可证制度等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设计的。这种保护生态的制度设计对林权加以限制，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挥。一方面林业发展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大量市场资本闲置也不愿意投入到林业生态建设中去[7]。生态效率价值观提倡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的统一，不仅可以克服保护生态的片面性，而且为经营生态的思想提供了可靠的价值基础。经营生态是通过积极主动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活动以发挥生态系统最大效益，促进和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经营生态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相应的，林业法制也需要实现从保护生态向经营生态的理念转变，即充分尊重林权主体的经营自，促进集体林权的市场化流转。

2.2生态效率价值的实现路径

随着人们对森林生态和生态效率价值的认识进一步提高，集体林权流转制度也需要更新思想并建立和完善一些重要制度，以保障生态效率价值的实现。（1）从森林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界定“森林资源”。《森林法实施条例》对森林资源的定义是：“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这种界定并没有体现森林资源的生态性。“森林资源”实际上被看成是森林中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实际上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森林生态功能并没有被纳入森林资源法律规制的范畴，森林资源所产生的生态利益也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其归属。诚如有学者言，我国现行森林法是只见树木，不见生态系统[7]。生态效率价值观要求不能将森林资源看成是孤立的土地、动物、植物或微生物，而应当根据生态学将其看成一个生态系统。（2）进一步明晰森林生态利益生产经营主体。生态利益作为全社会所享有的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来供给。但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生产”全部的公共物品。森林生态利益完全由政府承担，很容易造成我国森林生态利益生产和供给均不足。为了实现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目标，政府必须动员社会的力量加入到环境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来[8]。并且，政府与市场主体在森林生态利益生产经营上应当有明确的分工：政府主要在于通过立法，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即制度供给。市场主体是微观的生态利益生产经营主体，在确保森林生态安全的前提下自主生产、经营各类森林资源，市场主体的林木采伐权、林权流转权等原则上应较少受限。（3）赋予市场主体充分的森林资源经营权。我国森林法赋予了森林经营者一定的合法权益，但在生态保护价值观指导下，森林经营者的财产收益权和处置权受到行政权力的极大限制。赋予市场主体充分的森林资源经营权，利益驱动可以让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森林经营中。许多发达国家对私有林没有或较少限制的实践，证明了不限制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不仅没有减少森林覆盖率，反而是越采越多，越采越好[9]。现代意义上的林业产业化，包括商品林业的产业化和生态林业的产业化。所谓生态林业产业化，是指把森林生态环境服务当作一个产业来推动[10]。可见，在赋予市场主体经济产权的同时，还必须赋予市场主体对森林资源的生态产权。也就是，明确林地所有者对森林生态利益的所有权，并结合森林生态价值的科学评估，促进森林生态利益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11]。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森林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相容共赢。

3生态安全：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的基础性价值

学界对法的安全价值的内容有一定分歧，但安全作为法的当然价值之一却是中外法学界的共识。不同的法有不同的安全范畴。集体林权流转立法着眼于生态环境、森林资源的永续良好状态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秩序，即生态安全。

3.1生态安全价值的内涵解读

生态安全是指人的环境权利及其实现受到保护，自然环境和人的健康及生命活动处于无生态危险或不受生态危险威胁的状态。该定义概括了“生态安全”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出生态安全乃一种状态；二是明确说明生态安全是一种受到保护、无危险或不受危险威胁的状态；三是指明对生态安全产生威胁的来源是生态危险[12]。生态安全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①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安全价值形成的首要因素。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公害事件频繁出现等这些事实向世人证明，人类已处于一个严峻而紧迫的生态危机时代。②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使得任何局部环境破坏都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灾难，甚至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③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超过环境自净、修复的阀值，将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这些生态问题的出现使得人类客观上希望免受生态危险的威胁，主观上也希望摆脱对生态危机的恐惧。生态安全法律价值的确立完善了法的安全价值体系。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视阈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们面临的危险和威胁主要来自于他人的侵害或伤害、国家的入侵或战争等，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威胁，虽然时有面临，但在人们的安全观念里并不占突出的地位。实际上，生态安全不牢固，就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对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与国土的割让一样或给国家造成无法衡量的损失；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会造成工农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并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安全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生态安全价值在法律的价值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生态安全的获得为人类寻求更高一层的发展和安全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保障，没有生态安全就没有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更没有其他安全可言。生态安全是在生态危机时代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是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和载体。生态安全应当被视为法律的基础性价值，成为法律活动的归宿和予以实现的目标，也应成为法律价值评价的标准。森林作为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尽管中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很高，潜力也很大，但是现在的森林资源存量却很难满足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需要，中国目前处于森林生态产品匮乏的时期[14]。集体林权流转制度作为专门规范集体森林资源经营利用行为的法律制度自然应该将生态安全作为其基础性价值。

篇3

关键词：克隆人； 技术； 华而不实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human cloning” is a popular term. There is deeply flashy and without substance behind human cloning. How to treat the technology of human cloning? We ought to create what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We only need calmness， solidness and order.

Key Words: human cloning；technology； flashy and without substance.

引言

作为科技哲学的学习与工作者，我们一直关注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我们总感觉到生物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状况及健康关怀密切相关。由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还不能给我们更多的经验事实来显示它对社会的巨大作用，人们对它的认识只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理论推测和美好展望阶段。作为生物技术领域之一的克隆技术，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是很深远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多半停留在观念与假想阶段。

关于“克隆人”问题，自1997年以来，不仅是一个科技热点，而且作为一个社会热点为人们所广泛关注。“克隆人”真的要呼之欲出了吗？“克隆人”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有没有意义？对此，人们已经发表了很多并非毫无道理的言论。早在1997年第6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就发表了邱仁宗先生（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委员）的“克隆技术及其伦理学含义”的文章和一组九篇关于“克隆人”问题的笔谈，后来又陆续发表多篇与之相关的论文。这充分反映了我们科技哲学界对此问题的密切关注。

如今五年多过去了，我们本来不想再去凑那个热闹而对这个似乎老生常谈的话题再议论一番。但是事至今日，只要你打开网络、电视和广播，翻开报纸和杂志，总会有关于“克隆人”的新闻、言论不断涌现。现在非常明确的是，“克隆人”的问题并没有终结，它也许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从1998年的锡德(Richard Seed)到2001年的扎沃斯（Panos Zavos）、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布瓦瑟利耶（Brigitte Bossilier）等被媒体称为“科学狂人”的人物，一直要试图完成“克隆人”的“伟业”来显示人类智慧的伟大和对自然界限的克服，就必然有人去评议“克隆人”。对此，我们有疑义和困惑，也有自以为是的一些新认识。我们带着并非反科学与反技术的态度，通过对“克隆人”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问题的描述与思考，我们不得不说“克隆人”热是华而不实的学风与社会盲从的产物，是在当今技术时代人们对技术高度崇拜、技术狂热幻想与对技术现象思维高度敏感性相结合的产物。在此，我们同时初步分析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应持的心态和适宜的社会环境。

1 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的不完善性

在此，我们有必要重述一下事情的来源。在1997年2月27日出版的《自然》第385卷上，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威尔莫特（IWilmut）博士及其同事发表了题为“从胚胎和成年哺乳动物细胞繁衍的后代”(Viable offspring derived from fetal and adult mammalian cells)的研究论文，宣布了一例采用成年母绵羊乳腺上皮细胞作为细胞核供体，另一只母羊的去核卵母细胞为受体，经过细胞核移植后，植入第三只母羊的子宫发育成为一只与核供体母羊遗传性状完全一样的小羔羊，名为“多莉”（Dolly）。其实，威尔莫特的论文包括两项实验结果：一是用绵羊胚胎细胞核移植获得了七只小羔羊；二是用绵羊的乳腺上皮细胞核移植获得了一只羔羊，而实验所用的重组卵子数量是277个。利用胚胎核移植克隆出羔羊七个，具有一定的重复性，是可信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别的生物学工作者在小鼠、猪、牛、羊等哺乳动物身上，已有不同批次的成功试验来证明。所以说用胚胎核移植克隆哺乳动物的技术是可行的。〔1〕 但是，用成年动物的体细胞核移植的成功率是如此之低！我们试想，如果没有“多莉”的出生，有“成功率”这个概念吗？这只能说明体细胞克隆技术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甚至其可行性也有让人怀疑的地方。

不但我们这样想，而且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会这样去想，如果能用体细胞克隆出第一个“多莉”，则应该能克隆出第二个以至于更多的“多莉”来。必须强调的是，科学事实应该是可复核和可以重现的，能重复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实验性科学成果，只有在取得多次或大量的重复后，才能被科学界认可。在科学史上，物理学家韦伯曾宣称发现了引力波，但是由于没有被别的科学工作者重新发现而始终没有被承认。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个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自然科学成果被学术界、新闻界、政界、一般公众如此迅速地接受了。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自然》杂志世界学术权威性的深远影响呢？还是人们“正因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才相信”的潜意识心理在作怪？我们不禁还要问：只有一例“多莉”羊的诞生能充分证明已经高度分化的哺乳动物的体细胞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去分化、重新获得遗传的全能性吗？这是一例判决性试验吗？我们能在没有更多的科学事实面前、不假思索地就认为这是生物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场革命吗？我们所有断言的理由充分吗?

对这些疑问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自然界中有些界限是不容易或不能突破的；我们只知道科学与技术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只知道成熟的技术是达至目的的有效手段；我们只知道没有切实可行的克隆技术是不能实现“克隆人”的梦想；我们还知道如今五年多过去了，“克隆人”没有诞生，一切一切的喧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是一片片虚无!

2 “克隆人”部分社会层面问题的不实性

（1） “克隆人”的风险性

被媒体誉为“克隆羊之父”的威尔莫特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也指出了克隆技术的不完善性，例如克隆动物的大多数在胚胎阶段就失败了，成功率很低，并且产下的动物胎儿不是死胎就是有畸形。这样极不成熟的技术，如果随意应用于人身上不是失败就是极不安全的，使当事人或“克隆人”冒着巨大的生命风险或健康风险。“我们相信在细胞核克隆上的科学争论仍不能澄清时，试图去克隆人类是危险的和不负责的。”〔2〕并且在移植操作过程中，一旦细胞核受到任何机械性损伤，就有可能发育出有缺陷的后代。与其这样，又何必去克隆人呢？对人类的繁育来讲，克隆技术是不是有些画蛇添足呢？

（2） “克隆人”的不必要性

现代人类社会是人丁兴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还在为控制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而努力，根本没有必要去复制人。尽管有人说这项技术可以帮助不育或失去孩子的家庭解除痛苦，提供一种新的生育行为选择权。但是这样的家庭在数量上又有多少呢？有必要花费大量的社会资金、资源和智力为极少数人的特殊需要服务吗？这样的研究目的充分而正当吗？况且现在不是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试管婴儿”等辅助生育技术来解决不育问题吗？为什么要寄希望予一项尚不成熟甚或不可能的技术呢？

（3） 尊重女权的社会心理的抵制

依照动物克隆的技术操作程序，培养“克隆人”，既需要妇女提供卵细胞，以便为了获得去核的空卵，还必须借助于妇女的子宫来孕育克隆胚胎。因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去制造或合成生命原点之一的卵子，同时人们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模拟出人体子宫那样的适合生命孕育的精致环境。不但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就是我们一般人看来，在整个将要施行的“克隆人”技术操作过程中，妇女始终处于一种“工具”的地位。如果充分考虑到妇女的心理因素并尊重女权而不能随意增加其非正常排卵、怀孕和分娩的风险与痛苦，则“克隆人”是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的。“克隆人”要比正常的生育复杂得多，也并不充满诗情画意。人们似乎在做着一项背着石头上山这样的事情。

（4） 社会属性的不可复制性

众人皆知，人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之所以为人，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具有的社会属性，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我们大都明白了已不可能克隆出诸如“希特勒”、“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了。每个人都有其所处的特定的生活环境，其人生际遇与所处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紧密相联的。“克隆人”的神话迎合了部分人渴望与众不同并成为天才人物的某种期待心理。但是理智的人们，一定不要被卷入遗传决定论的漩涡。那不过是个不切合实际的梦幻！

总之，基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理由与现实来看，“克隆人”真的是华而不实的！

3 两点启示

在“克隆人”研究与争论热后进行一番冷静地思考，将有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现代生物技术及其价值，同时也会有益于生物学、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1）重树科学精神，调整研究心态

通过对这几年“克隆人”热的思考，可以看出：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科学（医学）界，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浮躁情结。例如，昨天你宣布克隆出个绵羊，今天我就声称克隆出个猴，明天他又计划去克隆出人来，并且和大众媒体紧密配合。这其实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精神缺失、功利心切和“争第一”思想的一种表现。这不能仅仅责怪生物学（医学）工作者，这也是社会环境使然。我们的市场经济社会是重结果、重实效而不重过程的。但是作为生物科学工作者，还是要树立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和创新。不去做一些华而不实的研究工作，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做好基础性研究工作，在知识储备充分的情况下再去及时地实现技术上的转化，从而造福于人类。记得我国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先生曾说过：“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需要奉献出他的全部时间和全部精力，他没有‘第二职业’，他也没有过多的兼职，过多的抛头露面。”这对于那些频频上媒体和约见记者以及被记者约见的科学工作者来说终归是一种善意的劝告吧！

我们以为，动物体细胞克隆的低成功率本身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研究课题，关键之处也许还是我们对生命的本质和运动的机理了解得太少、太少了。如果弄不清这些最基本的生命机理而总是在做“克隆”，仍不可避免失败的结局。还有，动物界的“克隆”和植物界的“克隆”的内涵是一样的吗？现在所有的动物（人）克隆技术均需要借助去核的卵细胞，并要移植到子宫中去孕育，离不开雌性动物，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性繁殖吗？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生物学家们弄清楚了吗？

我们深信，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的进步肯定还是要取决于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没有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进行长期的研究而获得的更多知识，是不可能对生命个体进行正确操纵或改变的，有的只是对生命个体的伤害。在这里，智慧与耐心缺一不可。必须进一步强调没有深厚的基础则不会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这些道理也需要政府科技决策与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明知。

（2）正确认识生物技术，创造良好社会发展环境

新闻媒体以少有的阵势介绍或炒作了克隆技术，并且以克隆人的技术幻想，让莫明其妙的惊喜、忧虑和恐慌充满我们的社会，造成了许多人对克隆技术的误解。这是不利于克隆技术和其它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其实，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

新闻媒体对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塑造公众的科学态度的作用是广泛和深远的。媒体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宣传科技成果、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对一些还不成熟的科学概念不要夸大、炒作。同时，我们也殷切地希望生命科学工作者在面对公众对生物技术的误解时，绝对不应该保持沉默，而是要担负起普及生命科学知识的重任，把提高与普及结合起来，为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给生物技术的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以为，认识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善待生命，而不是伤害生命，善待生命也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生命是充满神秘的，这种神秘在给生物学家们提出难题的同时，也使生物学领域成为最能激起人类去竭尽智力的重要领域之一。但是，“科学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诚然；在科学上除了汗流满面是没有其他获致的方法的；热情也罢，幻想也罢，以整个身心去渴求也罢，都不能代替劳动。”〔3〕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也许更需要的只是平静的心情，热情、扎实而有秩序的工作。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踏实、勤奋和充满智慧的人们来完成，也需要我们这些普通人实事求是地为之呐喊助威！

参考文献

〔1〕钱凯先. 克隆风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1，121.

篇4

一、高等职业学校实施三生教育的必要性

去年富士康跳楼事件炒得异常的火热，看着这一幕幕的发生，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我们眼前消失，让我们的心不经的颤抖起来，逝者已矣，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年青的生命不堪重压，直至走上不归路?面对这一悲剧，许多专家、学者将其归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社会快速发展给人造成的压力、教育层面存在的真空以及个人的心理承重能力等等，诸多方面的“合力”，催生出“十几跳”这一结果。苏格拉底曾说:“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事，莫过于生命本身了。”富士康跳楼虽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折射出的问题却让我们每一个教育者深思，特别是高等职业学校的教师更应敲响警钟。因此，学校教育不应只局限在就业、择业方面，更应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通过三生教育，使学生对进入社会、适应社会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高职学生是一个心理发展尚未完全成熟、稳定的特殊群体。学生个性鲜明、偏重动手能力。在传统的教育分层中，高职生自认为学习成绩不理想，有较强的自卑心理，极易产生自我放弃的心理，而作为独生子女，他们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意识又非常明显。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涉及高职学生切身利益的各项改革、高职学生面临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多样和具体，高职学生的发展压力特别是竞争压力、学习压力、经济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压力等普遍增大，由此而引发的心理问题也随之增多。据调查表明，当前高职学生的总体心态是健康的，但很多学生心理压力加大，特别是部分学生在环境适应、自我管理、学习成才、人际交往、理想现实、交友恋爱、求职择业、人格发展和情绪调节等方面反映出来的心理困惑和问题日益突出。高职学生中除了不少人对就业、学习、竞争、经济困难等问题感到苦恼外，还有不少学生因深度自卑和难以适应社会而苦恼。近年来高职学生中由于心理问题或由心理因素引发的休学、退学等情况，乃至自杀、凶杀等恶性事件也呈上升趋势，已严重影响了极少数学生的健康成长。所以在当前的严峻情势下，作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重要途径和手段的三生教育工作亟待进一步加强。三生教育工作不仅仅是时展的要求，也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呼唤。由于中央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率较高，许多学生独立生活能力差。生活教育是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掌握生活技能，实践生活过程，获得生活体验，树立正确生活观念，确立正确的生活目标，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教育。我认为教育不仅仅是单纯地传授知识，而是要让学生树立起一种生活，一种发展，一种对人生的态度。生活教育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我国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使学生认识生活的意义，热爱生活，奋斗生活，幸福生活，树立正确的生活观。

二、实施三生教育的途径

(一)加强“三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作为“三生教育”的具体实施者，教师的素质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三生教育”成败的关键问题。三生教育的实施并不是几个专职德育老师的事情，它需要全校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积极重视和配合，更需要教师为人师表、率先垂范，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三生教育渗透进学生的心田。要更好地实施三生经教育，首先要求我们每一位教师拥有正确的观念，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生死观，掌握避险的科学知识和逆境中生存的方法;其次教师要尊重生命，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生命状态进行洞察和反思，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给学生创造一个自主发展的空间，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使教育能够随着其生命的节拍和律动而发展;再次教师应具备爱的素质，对生命，对生活，对学生以及教育事业的爱，这种爱会化为动力，引导教师不断吸取新的知识，从而与时俱进;最后教师必须以身作则，要做到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育学生。作为学校管理者，更应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如杜威所言:“其他的改革都取决于从事教师职业者的素质和性格的改革”。要在学生中开展三生教育，首先应在教师中开展三生教育。

(二)在课程教学中渗透“三生教育”

在云南，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三生教育系列教材，并且各学校都将三生教育课程列入必修课或限定选修课，但我认为这还不够，因为，高等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每一个专业的学生今后都将进入社会可能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他们的职业道德观，对待金钱、权利、生活的态度直接影响千家万户。由此要充分挖掘其他各门课程中实施“三生教育”的显性内容和隐性内容，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渗透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不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还是语言科学，除了传授知识之外，都可以结合知识教育进行三生教育，即“寓三生教育于知识教育之中”。例如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师除了传授相关技能还应对学生指出黑客对社会经济、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所造成的危害;食品专业学生，更应对人民生命安全负责，解决杜绝三聚氰胺、地沟油、苏丹红等事件的发生;在《法律基础》课中讲解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向学生介绍有关保护自身及他人人身安全的法律知识，从法制的角度来让学生尊重和珍惜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在《语文》课中可以让学生通过文学作品感受他人的人生境界，欣赏他人的高尚情操，从而加深学生个人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理解;《植物学》、《微生物学》等课程，让学生懂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

(三)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突出实践、创设情境，让学生体悟“三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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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技术；应用；伦理

一、科学技术的应用

20世纪以来，以现代科技革命为基础而实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改革及转换构成了当代人类特殊的生存现状，科学技术的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1]。比如：生物技术的发展延长了人类的寿命，更加深了对生命奥秘的认识；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则使人类的研究与实践迈向了太空，开始探索在其他星球生存的可能；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时间和空间。并且，随着遗传工程学的发展，人们消除了不同物种之间杂交的障碍，培育出了种植成本低、对环境破坏小又能抵抗病虫害的高产作物，解决了世界性的粮食问题，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高科技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生活，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人类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的应用受到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产生的结果往往不全按照最初所设想的路线发展，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就产生了不同观点的争论，其中争吵最为激烈的要数科技应用中的伦理问题了。

二、科学技术应用中伦理问题的突现

任何事情都像硬币一样拥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看到了它带给人们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和引起的前所未有的恐慌和不安。对网络技术依赖程度的加深，使得作为个体解放工具而出现的网络正逐渐沦为束缚个体自由的新型工具；在充满仇恨和敌视的社会里，人类最伟大的技术发明成果之一的飞机成了威力巨大的炸弹；克隆人技术将打破人类原有的繁衍的方式，用一个人的体细胞克隆出的人与体细胞提供者之间的人伦关系很难界定，现有正常的人伦关系就会被变形和扭曲，其后果将令人难以想象和接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2000 年8 月5 日同志在会见杨振宁、李政道等六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时精辟地指出：“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同志的这个论断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3]。因此，伴随着伟大科技成就的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也悄然来临，这就使得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三、科技应用上负效应的产生原因

科技应用之所以会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出现违背其本身宗旨、损害人类健康、破坏自然环境本性的局限性或者说是负效应，其原因大体有五个方面：

1、科学技术认识上的局限性

人类认识事物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进行的，受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此，人对自然界对社会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尤其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把自然界的整体分成了一个个部分、一个个方面分门别类地去研究，过分的把目光集中在事物的细部，只见局部的事实和规律，而忽略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联系，使人类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整个自然界的规律。

2、科技知识应用范围上的失当

科学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某一条件某一范围下是正确的，但在更广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中则有可能是片面的、局部的和错误的。人们以这种在某一条件某一范围内是正确的，但在更广大的时空范围中是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认识去认识和改造自然，就可能潜伏着某种巨大的的危险。

3、科技应用价值选择时的迷误

科学技术产品在设计、制造和应用过程中，都是与人类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时不受人类价值观念的影响，不可能有纯粹的、孤立于人类价值之外的创造物。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的价值观念，往往使人类容易看到眼前的价值，而难以充分觉察和预料长远价值利益，这就违背了人类道德意志。

虽然高科学技术发展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人类重大问题，但高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经营者往往并不是为了优先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而首先是为了满足本身的利益，这就扭曲了科学技术研究造福人类的根本目的[4]。可见，真正纠结不清的是科技伦理实践中传统的价值观念模式与充满利益考量的复杂伦理现实之间的冲突。

4、科学技术负效应的直接原因是人的道德观念的问题

科学技术之所以会与伦理产生负面影响的直接原因，是人们将科学技术成果不恰当地运用到人类社会，不恰当运用到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现代著名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说过：“科学是不会有罪过的，有罪过的只是那些滥用科学成就的人”[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与道德的矛盾实际上是运用科学技术成果的人自身的伦理精神问题。

四、解决科技伦理问题的有效措施

（1）我们需加强科技法和相关政策的强制保障，使科学技术行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像其他行为一样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范的约束；（2）科技人员是科技活动的主体，他具有科技行为选择的自由，因此，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严肃的社会责任，并由国家法律强制要求其执行；（3）对有利于国家建设、发展的科学研究给予高度的奖励，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科学研究给予严厉的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决不妥协。将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提升到法律层面，更好的保障了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和维护了社会秩序的井然。

五、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呼唤伦理精神，因此，我们要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既要保证科学技术应用开发活动始终沿着造福于人类的正确方向前进，又要保持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的和谐，确保科学造福人类。

参考文献

[1]王治东.发展中的科技伦理问题[J].创新科技，2008.3

[2]肖耀根.现代科技发展视野下的科技伦理问题探析[J].理论月刊，2008.3

[3].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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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人类；生态维护；生态理念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0805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湖南省民族学研究基地项目(05JD28)

作者简介：罗康隆（1965），男，贵州天柱人，博士，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邹华锋（1986），男，湖南永州人，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硕士生。

一、引言

所谓生态理念，实际上是指以人类为中心或主题对其生存环境中的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及本位文化视角上的认识评价。人类之所以形成生态理念，这是因为“生态需要”是人类生存条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之一。也就是说，人类除了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外，生态需要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同样不可缺少。为此，生态需要成了人类生态理念形成的重要基础。

生态理念对于不同的民族而言，因文化背景和习得来源的差异，在意识形态上所反映出来的生态理念必然是各种形形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存在着民族的分野，各民族间存在着文化的差异。民族文化不同，形成的生态理念也就各不一样，因而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生态恢复方式也会很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少地理学家和生态学家开始注意到了具体民族对生态利用的文化差异，进而注意到了人类的生态理念也具有文化属性。他们的这些进展是以人类生态学的名义展开的。下述两项近期的研究结论，可以代表这种新的认识水平。“重视文化背景条件是人类生态学对认识人地关系的一大贡献。要了解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就必须认识人类社会系统。环境和资源是从文化上来定义的，文化作为一种中介，影响到环境社会相互作用的性质。土地或资源利用并非仅仅由竞争来决定，而是受各种人之价值观念和态度的影响。”[1] 同时，他们也和周围的环境及动、植物保持着一种精神上、象征上和宗教上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则因社会形态的不同，如狩猎采集群落和农业或游牧社团等的不同而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别，其社会结构本身及其运作功能均完全取决于该社会群体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2]

我们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结论各有侧重面。前者是从共时态的角度去加以描述，后者则是从历时态的角度去加以描述。把两者结合起来，人类社会不管是共时态还是历时态，都存在着文化的分野，而不是以一个无差别的群体去对地球生命体系造成影响。既然文化不同会造成对地球生命体系中生命产品的利用方式和对象不同，那么不同文化规约下的人群对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产品的认识和评估就会呈现明显的差异。由此看来，不同文化规约下的不同民族对生态环境的开发和保护利用的理解、对生态理念内涵的界定也会因文化而异了。

二、全球生态理念的提出

人类提出全球生态理念，无疑是当代生态维护中最根本的进步。原因在于，人类尽管经历了300多万年的岁月，但难以意识到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成功与辉煌，仅是地球生命体系中的一个附属部分，人类社会仅是地球生命体系的着生体。因而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早年的哲学家冥思苦想希望确立人在地球上的定位，但他们提出的那些命题在当代看来都显得过于狭隘了。人类最终才认识到他仅是一个普通的宇宙产物，不仅无法主宰这个宇宙，就是连全面认识这个世界还尚感欠缺。[3](P17)这种欠缺在生态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人类能心平气和地正视自己的位置，重新估价自己存在的价值，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才取得的认识突破。就是这一突破，就足以抵消当代生态维护中的一切弊端，它足以推动人们重新开始调整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之间的关系。

与古代人被封闭在狭隘的民族生境圈内，谈论生态维护很不一样，当代人谈论生态维护可以从全局的宏观视角去审视生态问题。当然做到这一点也经历了不短的岁月。“文艺复兴”运动刺激起来的航海热和探险热第一次让人们围绕地球转了一圈，从而意识到自己所处天地的有限性。于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人类开始了广泛的分门别类的知识积累和探索，最终发现，即使对这个有限的地球，人类的认识还差得远。可是就在这一时期，发达的工业类型民族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经让这些民族陶醉了。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欧洲中心主义被推销到了全世界，[4]由此而引发的思索也随着工业文明的兴旺发达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但这种思索还没有等到形成定论，生态危机的冲击已经让全人类为之震惊了。

“文艺复兴”以后建构起来的学科体系，学科门类分化过细，相互之间又缺乏交流与沟通的可靠手段，因而妨碍了人类从全局把握自己所获得的资料，从宏观的视角思考人类社会存在的价值，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正在于使世人难以正确理解人类与地球生命体系之间的依存关系。这样的学科体系其价值当然不容否认，但它的局限我们也不应当掉以轻心。当世人一个个陷入具体的学科牵制后，他们的本意总是想探讨普遍性的真理，但他们的实际研究活动却总是局限于早就限定好的圈子内而无法超脱。按照这种学科体系，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探讨被完全的隔绝开来，实际上，两者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无限世界中的两个组成部分。

直到20世纪中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才迫使人们注意到突破这种人为学科框架的必要。在这些问题中，生态问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罗马俱乐部”最先注意到物质和能量运行的耗散性，进而注意到人类和生物圈需要在耗散的物质和能量流中截留物质和能量才能得以存在。于是物质和能量通过耗散而达成的终点就必然是地球生命体系和人类的终结。这种世界末日的观念最先引起的是恐慌，不少学者纷纷指出，这是一种悲观论的思潮，[5](P209)它有可能使人类的自信和自尊受到无法医治的创伤。于是各种折中性的见解也陆续推出，并影响到人类社会对生态问题的认识。

当代社会所面对的生态危机尽管由来已久，但将这一问题推到人类面前时，人们还是一致认定这是自己不加节制，过分暴殄而遭致的报复。于是，“人类中心论”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被引入学术界，激进的学者们都呼吁抛弃“人类中心论”，将人类作为地球生命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去审视生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建构生态文化的理念。[6](P240247)但他们所称的文化显然不是民族学家所熟悉的文化，而仅是从观念出发并需要全人类共同遵循的同一文化。能正视人类与地球生命体系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一项重大的突破，但要凭借在头脑中形成的这种“文化”去规约一切人的行为显然是一种空想。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反思人类中心论的实质，以免被眼前的争论弄得无所适从。

人类社会只能依附于地球生命体系，这一点不假，但人类是有意识的，而且这种意识是具体化了的，并由具体的文化去规约的。相反，地球生命体系尽管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但它本身并没有意识，它仅是按自然规律行事。你说它好还是说它坏都无关紧要，它从来就不希望成为什么中心。既然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在意识上本身就不具备同一性，提出谁为中心本身就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7](P95)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维护生态环境为的是人类自身，也只有人类才能够发出维护的行为，担当起维护的职责。人类爱惜地球生命体系与爱惜自己的用品并无质的区别。每个人对自己的用品当然会有偏爱，有不同的利用和维护办法，各民族的生态维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每个人对自己用品维护的扩大化。当然，生态环境这个用品大得无限，维护起来比任何身边的用品都麻烦得多。但说到底，进行维护并考虑维护的效益，只能从人类社会的需要出发。而人类的需要是靠具体的文化去满足的，因而生态维护也只能从具体文化出发。这乃是生态民族学提出的认识基础。不言而喻，在生态民族学中既不需要去建构全人类统一的生态文化，也无需去批判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需要的仅是如何将不同民族的具体生态需要和生态维护活动协调起来，以便求得最佳的维护效果。生态民族学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走向了成熟。而做到这一步，其实正是当代生态维护已有成就的总和。

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欧洲中心主义在当代社会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是当代生态维护的重要障碍。欧洲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工业文化中心主义，这一观念与民族学的基本立论完全相左。民族学主张任何民族文化的价值都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具有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客观基础和需要。[8]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是从自己的文化出发去观察自己所接触到的世界，与其他民族交往时，只要不谋求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那么每个民族关起门来将自己视为“中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并无大碍。事实上，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民族学将这种思维定式，统称为民族本位偏见。[9]现在的问题是，欧洲中心主义虽然也发端于民族本位偏见，但它所代表的工业文明价值体系已经通过各式各样的话语霸权，而推销到全世界，诱使甚至迫使其他民族接受，这就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观念完全对立了。它所造成的直接生态后果必然是对地球生命体系的一次大掠夺，从而给整个人类造成全局性的生态灾害。

在人类历史上，某些民族谋求霸主地位和中心地位并不是新鲜事，但每一次这样的争霸活动都诱发了严重的生态灾变。[10]因为各民族生境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正是在这种争霸过程中扩大化和叠加起来。所幸的是，历史上的这种争霸仅是区域性的，没有波及到全球，而且主要是在直接的物质层面上展开争霸和角逐。各民族的价值观所受到损害远没有今天严重，因而不会出现当代意义上的全球生态危机。欧洲中心主义的泛滥则不同，由于它依托的是工业类型文化，所能动员的物质和能量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它的泛滥开始具有了全球性的倾向，加上现代传媒系统的作用，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严重损害了并存各民族的价值观，从而使得各民族生境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偏离的扩大化和叠加完全失去了控制，这才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症结之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从相对主义文化观出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任何一个工业类型民族维护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最先进、最伟大的民族也无可厚非，因为我们既然承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有价值的，也就没有理由将任何一个工业类型民族排除在外。因此，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是批判欧洲任何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而是反对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会直接导致生态灾变的酿成，损害文化的多元并存格局，摧毁人类维护生态环境的全部努力。只有不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人，当今世界上的各民族才可以协调一致地去处理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看到，赋予人类全球性的宏观生态理念是工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生态维护做出的最大贡献，但欧洲中心主义随着工业文明的繁荣而被强加于人则是当代生态危机的重要祸根。这两个命题表面上有矛盾，但实质上却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正是因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泛化和一体化，才酿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只有在这样的危机中，才使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一致猛醒，从而获得了宏观的全球生态理念。肯定工业类型文化对生态维护做出的贡献是一回事，剖析工业类型文化在生态问题上所犯的过失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容相混。

三、当代生态维护的新起点

在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推动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现代工业的大规模生产，也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污染物，直接影响甚至威胁到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为此，许多发达国家在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积极努力。

英国政府多年来就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各种努力，如2007年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一是立法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在英国政府2007年11月正式公布的《气候变化法案》中，为今后50年的气候变化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和目标。法案规定，到2020年，英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6%至32%，到2050年减少至少60%。二是立法禁用塑料购物袋。2007年11月，在英国首都伦敦的33个区政府通过了一项私人法案，提议禁止商店提供免费塑料袋或向每个塑料袋使用者征收10便士税（相当于1.5元人民币），以此鼓励商家和顾客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三是建设生态镇。继英国“西格马”住宅建筑公司在2007年6月推出一套新型生态住宅被授予为目前英国的第一张“零排放”住宅证书后，2007年9月，英国首相布朗宣布，该国家将在2020年以前在全国建设10个生态镇，每个生态镇可容纳1万至2万户住户，这些生态镇的住宅必须实现低碳和无碳排放目标。如今，英国政府已经收到了50份开发这些生态镇的申请。四是为房屋节能进行“绿色评级”。2007年4月，英国政府颁布了“可持续住宅标准”，对住宅建设和设计提出了可持续性新规范，其最大特点是节能环保。在具体操作层面，政府11月宣布对所有房屋节能程度进行“绿色评级”，分A级―G级7个级别，A级为节能效果最优，G级为节能效果最差，并颁发了相应的节能等级证书。五是家庭垃圾“按量计费”。从2007年5月起，英国政府就公布了废弃物战略，主要内容包括以更多优惠措施鼓励家庭减少废物、扩大废物回收范围、提高废物回收率、提高垃圾税等。随后，11月英国政府又宣布，允许5个地方政府试行鼓励人们减少、回收和循环利用废物的计划，对家庭垃圾实行“按量计费”。

在加拿大，从班芙国家公园的建设中我们看到是合理规划和有效管理成就了加拿大的生态文明。在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划方面，其采取的措施有：一是立法先行，权责分清。班芙国家公园过去曾一度处于开发混乱的状态，自然生态的急剧恶化已经引起了当地居民和环保人士的抗议。为此，加拿大政府在1930年时就颁布了《国家公园法》，之后又在不断修定完善。到1990年，政府又颁布了《加拿大绿色规划》，将国家公园的环保工作纳入到国家整体环境保护的综合性系统规划，提出把加拿大12%的国土作为保护空间，到2000年，国家公园系统的建设已经完成，使加拿大野生动植物的健康和多样性得到维护与促进，而且历史遗产的纪念和保护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二是树立“三大理念”，制定“五项规划”。加拿大政府在构建生态文明时，所提出的三条基本保护理念是：生态完整性、纪念完整性和可持续发展。而所谓的“五项规划”，则主要包括系统规划、管理规划、自然资源管理规划、服务规划和行动规划。

生态理念对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而言，由于所处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彼此的立足点和建构的发展目标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从自己所研究的学科出发对新的生态理念的建构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南京师范大学陈君博士认为，工业文明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带来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深重的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不仅使经济的增长难以为继，也使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因此，人类的生态理念必须转向一种新的文明，即以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协同进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而这些生态文明的特征则体现为物质生产生态化、生活方式生态化、社会制度生态化。他提出实现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有两条：一是改进生产工艺，倡导清洁生产；二是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建立合理的消费观念。[11]

南开大学的李祖扬等学者认为，在人类文明所经历的四种历史形态中，不同文明形态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各具特点：原始文明时代，人类匍匐在自然的脚下；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进行初步开发；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社会生产虽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对自然的超限度开发又造成了深刻的生态危机；只有到了生态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去实现可持续的协调发展。他们认为，要构建新的生态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做一些必要的努力：首先转变观念，建立正确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社会发展观，是建立生态文明的重要前提；其次，针对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核心问题，采取合理有效的方针和政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再次，在全社会树立和普及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制观念和伦理规范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条件。[12]

苏州大学的方世南教授等人认为，由于生态环境的危机是由市场和政府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所引起，因此只有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而制度的背后是文化，文化是制度之母。生态危机实质上反映了人文危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需要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革命。面对全社会的生态文化建设是政府在制度设计中尤其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出路在于生态环境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创新，只有围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设计的制度，才能发挥有效地规约人们的行为，使之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作用。[1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对新的生态理念构建应当立足于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去完善。在这一点上，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学者做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如罗康隆教授认为，在一个区域生活的民族为谋求其生存，在千百年来形成的与其所属生态系统相适应的地方性生态知识，能有效规避该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当把它投入到该区域的生态恢复建设中，并与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当地的生态建设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价值。[14]该所的杨庭硕教授认为，21世纪的生态环境保护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加以完善。一是发掘利用当地各民族传统的生态智慧与技能，然后以此为基础筛选与之匹配的科学技术手段，推动现代科学技术与地方性知识的接轨，诱导相关民族进行文化的再适应，靠文化的正常运行去逐步消除人为的生态灾变。二是引导生态灾变区的各民族群众学习和借鉴适应于灾变后的生态系统资源利用办法和管理模式，实施文化要素嫁接以改变不适应的生计方式，靠文化的运行去消除认为生态灾变的负面影响。三是优化民族杂居的格局，鼓励多民族杂居以实现资源的多种利用方式并存，在族际文化的制衡的运行中相互依存、互为制约，进而推动受损生态系统在文化运行中逐步得到修复和发展。四是强化资源管理，使用多种手段促进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15]在其生态人类学研究实践中，杨庭硕教授非常注重文化因素对于人类生态的适应与制衡功能。在《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水资源供求优化》一文中，其指出，正当我国水资源日趋紧张的今天，理清民族文化与生态系统间水资源供求优化的机制，尊重、发掘和利用我国西部各民族文化优化水环境的潜能，理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6]

20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生态难题十分复杂，其中较为集中体现为各种能源的超负荷利用和有毒“三废”的处置无法得到科学的解决，这是资源利用方式趋于单一化的恶果，而资源利用方式的单一化则是由于原有文化制衡在解体后新的文化制衡格局尚待建构的过渡时期必然伴生的状况，而人类历史上类似的状况曾多次重演，只不过具体的内容和波及的范围与当代略有不同。21世纪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目标仅至于缩短这个必经的过渡时期，加速新兴文化格局的定型，为此生态人类学需要分析发现当今强势民族的文化运行弱点帮助弱势民族获得更强的延续能力，借助文化的诱导重构和文化要素的嫁接，推动强势民族资源利用方式的多元化，利用各民族资源利用方式的客观差异，引导各民族在资源利用上的互补和互惠，利用文化的差异引导不同民族以至社会调适的无限扩大，集合各民族潜在的生物适应机制，从积累下来的“三废”中开发新的再生资源，实现“三废”治理和资源利用的有机接合，凭借对人类已有文化的系统把握，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生态人类学成为21世纪人类面对生态困境时科学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据。

对于生态维护的艰巨性及其当代生态维护中的众多失误，上文已经做出了讨论，但与此同时，工业类型文化也给新的生态维护铺垫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人类社会有可能高起点的去应对艰巨的生态恢复问题。

工业类型文化带给了人类社会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这样的财富对地球生命体系而言会构成各种冲击和扰动，但由于人类种群具有两重性，因而可以将这些财富应用于生态维护之中。在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人类社会以前，尽快地消除已经露头的生态灾变，建构一个世界各民族都可以接受的生态安全体制，使生态维护职责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民族，由每一个民族分别完成其具体承担的生态维护责任，同时建构起全人类的泛化生态维护框架，确保每一个民族的生态行为协调一致。

工业类型文化为人类社会建构了高效便捷的信息网络系统，可以将全球发生的事情在短时间内纳入观察的视野。这是保证泛化生态维护协调有效与起码的物质装备。利用好这一系统，全球生态安全的监控将成为可能，这对于建构有意识生态维护的体制显然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不过，它仅是物质装备，代替不了对各民族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的具体认识和把握。突破信息隔膜，完成各民族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的沟通与理解，这是生态民族学具体要完成的研究任务。

工业类型文化出于分割市场的需要，建构起了一系列的国际协商机制，尽管这些机制无一不打上特定民族文化的印记，其运行的实效也大可怀疑，但这样的沟通机制毕竟给全人类提供了一个相互阐明观点和思想的场所。利用好这样的场所，对于强化各民族在生态维护中的协调机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近年来通过《里约热内卢宣言》、《京都议定书》以及联合国有关抑制军备竞赛的决议，等等，尽管很难在短期内彻底生效，但至少让世人看到了一线希望，并提供给人类一些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与生态维护相关联，因此这样的沟通机制对全球的生态维护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可以吸引全球各民族的广泛参与。这是泛化生态维护必不可少的先行步骤。

最后，工业类型文化所驱动的现代科学研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比丰富的知识库藏，帮助全人类提高了对地球生命体系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还远远不够，但它毕竟是建构今后泛化生态维护体制的理论基础。工业类型文化还给全人类带来了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只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技术的适用范围，那么这些技术在生态维护中就大有用武之地。有了这样的科学技术，再加上各民族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泛化的生态维护才可能做好。

总之，工业类型文化产生后，对全球的生态维护,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造成了众多的失误。现在已经到了清理这些失误，从头开始着手全球生态维护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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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cept of Eco-prot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LUO Kang-long,ZOU Hua-feng

篇7

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出现，人类进入近代工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空前强大，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也由原先的顺从自然、尊重自然，转变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把自然当作敌人，把自然资源当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这种做法极大地违反了自然规律。人和自然之间由此陷入冲突状态，这种不平等关系集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其结果必然造成自然对人类的疯狂报复，产生了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有毒化学物质扩散、环境质量恶化、气候异常等生态平衡失调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风暴、海啸、地震以及由于大气臭氧层破坏引发的“温室效应”和酸雨污染等自然灾害。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和对生态环境的忽视，造成有“地球之肺”之称的湿地“半数已经消失”［。

在过去的40年里，中亚地区的咸海“只剩下三个含盐量极高的水塘，容纳的水仅仅是过去的十分之一”［1］165。我国的母亲河———黄河几度断流，90%以上的河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全球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缺乏饮用水，有将近80%的人口受到水荒的威胁，甚至有专家预测，“水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导火索”［2］。除了水资源之外，空气污染、食品安全、核辐射、基因病变等成为现代人类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威胁。由上可知，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进入近代工业社会以后，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形成“人定胜天”的不平等观念和局面，造成环境的恶化。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文明相继枯萎，生态危机的阴云笼罩了全世界。对于这一切，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曾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3］，提出人类不要站在自然之上去统治和主宰自然，人和自然必须平等相处。反思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历程，以及工业生产带来的生态危机，分析出现生态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汲取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等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思想精髓，再次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生态文明遂呼之欲出。

生态文明倡导人与自然的平等观

长期以来人们只是片面地关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如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所有的社会基本益品———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自尊的基础必须被平等地分配”［4］，只关注人的利益和权利，在人类中心主义之中自我陶醉。人类中心主义是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而被采用的，它是要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且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其核心观点主要有三:一是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拥有意识的人类才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价值评价的尺度必须掌握和始终掌握在人类手中，任何时候说到“价值”都是指“对于人的意义”。二是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应当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的是康德，这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标志。三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总之，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切都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显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片面注重人的利益而忽视了自然界的生态权利，不承认自然界具备权利主体的特性。然而，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生态危机的不断出现，一种呼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等观脱颖而出。这种平等观突破了原有的单纯以人伦为对象的思考，转而从生存理性的角度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基于生存理性的平等观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在全社会范围内启发人们的道德理性，号召人类平等地对待自然和人自身，强调自然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因此它倡导人类一定要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立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以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平等地位这一理念来规范人类的行为，使人类遵循正确的价值判断，寻求人与自然的平等相处，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一般而言，“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5］在内涵上，生态文明包括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以及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从概念上讲，文明与野蛮相对，是人类脱离野蛮的重要标志，反映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所以人性是文明的核心理念。人性表现为道德性，即善的观念或平等的理念，具体体现在人与人的平等观和人与自然的平等观。这两大平等观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两大基本向度。人类脱离野蛮走向文明，这意味着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因此，单单强调人与人关系的文明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化，即“内在地要求人以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物和自然环境，并成就万物”［6］。这里，道德的方式即把自然当作平等者的方式。但是上文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平等化，而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平等化，由此导致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生态文明的本质在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观。这种人与自然的平等观，主张把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发展放在首位，在维持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上考虑经济再生产。人既有改造自然的权利和自由，同样也有保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人与自然都是宇宙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同构成一个宇宙有机体。因此，人类的利益并非绝对的、唯一的，更不能单纯地以人的利益为坐标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否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尊重自然权利和价值，成为衡量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的重要尺度，也是关系生态文明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事实表明，只有人类以友好的方式对待自然，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明化。因为如果不成就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不尊重自然规律，自然就会无情地报复人类，必然导致能源枯竭，环境恶化。一旦人类面临资源严重匮乏的困境，为了自保，必定会撕下平等主义的面纱，尽一切所能争夺资源，必然陷入自相残杀的利维坦状态。因而，只有人与自然平等相处，才能促进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正如我国学者曹孟勤指出的那样，“生态文明的根本向度是人向自然的生成，即人在守护自然中成为人。”［6］可见，生态文明旨在反对人与自然的分裂，倡导人在生态系统中确立与自然的平等地位，在生态系统中生成为人，最终获得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和人的自我解放。

基于平等观的生态文明的实现

基于生态文明所倡导的平等观，人类在其活动过程中必须坚持如下三个原则，方能真正达成人和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

(一)平等友爱原则

人和其他生物一样都属于同一个生态系统，这是客观事实。这就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主奴关系，而是同伴关系。因而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就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共同目标。基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生态文明提倡人以平等友爱原则对待自然。人类只有把自然当做平等者对待，自然才能更好地回报人类，才能使人与自然真正的平等友爱不成为一句空话。这就要求我们在价值判断上拓展新的思维方式，用人与自然相互平等的视角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不仅生活在社会中，而且生活在自然中。从某种程度来说，自然环境对人更为重要，它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必需的生活生产资料。没有人与自然的平等相处，就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处。因而人类不能仅仅关注自身的发展，更要关注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只有把自然看作具有与人一样平等的地位，促进人与自然共同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因此，生态危机就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悲哀，更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悲哀。由此出发，人类所依据的价值尺度就必须打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以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为标准，促进人和自然的相互主体发展，逐步实现由原先单纯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为中心，以人为唯一主体的单一发展模式的价值理念，拓展到实现包括人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充分保障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友爱的生存发展权利。

(二)最大最小原则

当然，单纯依靠平等互爱原则还不能够完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当人类利益和自然物之间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罗尔斯在阐述平等分配理论的差别原则(最大最小原则)时曾指出:“只有在这种期望的差别有利于那些处于较差处境的代表人时才是可辩护的。这种期望的不平等只有在减少它将使工人阶层状况甚至更坏的情况下才是可允许的。”［7］这就是说，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只有在使最小受惠者的处境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才是被允许的。笔者认为，差别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将罗尔斯所依据的基点———使最小受惠者获利更换为对自然客体伤害最小。一旦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与自然客体发生冲突，就需要采取差别原则，即在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同时，要考虑到对自然客体的最小伤害原则。比如:人类从土地获取粮食，过多化肥的使用短期内达到了粮食增产的目的，但使土壤酸化，不仅影响土地品质，而且农作物中含有的化肥及农药残留又给人类自身带来极大危害，所以倡导绿色农业，用农家肥取代化肥成为新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又如:古人尚知“不涸泽而渔”，但随着现代渔业捕捞技术的进步，濒危鱼种越来越多，不仅影响了生物的多样性，而且给人类的生活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人与自然的最大最小原则要求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把对自然生物的伤害减小到最低限度，以及利用自然资源时不要逾越自然界本身的规律。

(三)有效补偿原则

如果说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运用最大最小原则给自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那么人类应该在必要的时候对这些伤害进行有效补偿。只有人类把自然作为一种与人平等的关系来看待的时候，才不会过多地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才会客观评估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同时有意识地对自然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从而使自然生态链恢复良性的循环，生生不息。正如人类不应该为了保护野兔杀光野狼一样，破坏掉的自然生态链必须靠人类自身的努力使之渐渐修复。我国近些年来施行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定期休渔”等政策，就是对自然的生态补偿。而修补已经被破坏掉的自然生态链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幸运的是，人类已经意识到这种危害，如澳大利亚通过引进狼捕杀野兔的手段使大草原恢复了生机。而面对水葫芦泛滥的巨大危害，专家们正在从生态链的角度试图找到真正解决的办法。面对全球范围内水资源短缺的现状，人类应该思考无节制地使用深层地下水必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采用技术手段净化与使用被污染的地表水，倡导节约理念，使地下水资源得到补偿，成为生态解决水荒的重要路径。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的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农业科技的发展也为生态补偿提供了条件。所以，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不得不向自然索取时，要想方设法对自然进行有效补偿，在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基础上达成一种良性循环关系。

篇8

一、对技术负面效应的审视:从技术双重属性的视角

(一)技术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技术的发生，首先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利用。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技术作为人对自然界能动作用的工具和手段，一方面由技术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所规定，同时也必然要以人对自然的认识为基础，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支配。因而技术具有第一客观实在性———自然属性。

技术的产生是为了满足社会不同的目的需要，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并统一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因此技术的发展又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使得技术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第二客观实在性———社会属性。

技术的自然属性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它规定了技术构成的前提和基础;而技术的社会属性是由社会规律决定，它制约着技术的具体使用和发展。“技术之所以服务于人的目的，是因为它的性质(实质)就在于:它为外部的条件(自然规律)所规定。”[1]从这句话不难理解，技术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

(二)技术产生负面效应的必然性与可控性技术自身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技术应用效果的两重性，即技术本身是正负效应的矛盾统-体。从技术的自然属性来讲，任何技术都是一种遵从自然规律的能量转换器，只是其转换效率有高低之别。“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把从单一热源吸收的热量完全变成有用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的机器是不存在的。因而，没有绝对安全的和100%的技术，任何技术的效率都不可能达到100%。”[2]再者，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料的因素，往往会导致技术发展方向的偏移，必将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不难看出，技术与技术负效应具有“同存共生”性，技术的正负效应是相互依存、相伴而生的。

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能够把罪责统统归于技术本身吗?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以其理性的透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技术进行了批判反思，希望弄清技术的本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对人们全面客观的认识技术，探索技术发展的合理价值导向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定的理论缺陷。由于他们对技术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忽视了技术的社会属性，从而离开了人的社会性、阶级性，奢谈抽象的人的个性、自由、解放，脱离社会现实而谈技术，片面的将技术的负面效应完全归咎于技术本身，赋予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因此陷入反科学主义或技术悲观主义。

诚然，有些技术固有地具有某些“弊”的一面，①例如杀人武器技术、产生大量难以处理的环境污染的技术，就很容易被怀有作恶或私利目的的个人或社会集团滥用和恶用。再者，技术作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应用的结果，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动态过程。但任何时代的技术只能是人类认识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局限性。当人类根据自身的需要应用这些技术时，因其局限性而无法预知它的全部效应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复杂联系，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后果。这种负面效应可以通过技术本身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来逐步克服。

但是，技术作为工具，其造成的恶果的主要责任还在于社会和人自己，而不是技术本身。因为，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社会属性，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其作用的发挥从来不是完全独立进行的，总是受人的控制和指导。技术的正负效应，实质上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对技术选择和应用的结果。关于这一点，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早就说过:“技术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3]美国《发现》杂志近来评出人类面临的20种天灾人祸中，除去人力无法抗拒、难于避免的自然灾难外，其余的都是人类自身滥用技术所可能导致和正在导致的灾害，如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系统的破坏、生物技术灾难、纳米技术灾难、环境污染问题等等。所以，归根结底，不是技术控制、决定社会与人，而是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决定技术的发展和价值取向，技术到底对人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带来怎样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用它去达到什么目的。

所以，我们认为，技术的自然属性决定了技术负效应的必然性，而技术的社会属性则决定着技术负效应的人为性及可控性。只有从技术的社会属性出发，对技术负面效应的根源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加深我们对技术的认识，从而为弱化技术的负面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二、技术负面效应产生的根源分析

通过对上述关于技术负面效应的审视，我们知道，技术究竟是作为生产力还是破坏力，是造福于人类还是毁灭人类，最根本的不在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下的人。

(一)社会根源

技术的应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虽然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如何应用技术以及使其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在阶级社会中却是与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产生技术负面效应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指出，产生技术负面效应的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同机器的资本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论文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4]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成果往往被资本家垄断，为追求超额利润和达到种种自私的目的，他们经常置社会公德于不顾，一次又一次用技术手段去干危害人类的事情。据英国H.鲁滨逊统计，1939年以来全世界的资源消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个人类历史中所消耗的总量还多，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消耗。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诸如改善劳动环境、提高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措施来缓解技术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其他具体的方面，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影响，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消极影响。例如世界上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严格保护”着本国的高科技，目的就是为了形成对其他国家的技术的高端优势，通过对欠发达国家的不等价交换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通过高新技术对其他国家形成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威慑作用。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探索阶段，因此，他们各自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特别表现在民主程度的不高、工作效率低下、等级意识固化等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技术的发展。

此外，一些国家地区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出发的政治决策，以追逐利润和眼前利益为导向的经济活动，在加上缺乏健全的道德监督和法律控制，滥用技术成果的行为往往不能收到应有的谴责和制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技术在应用过程中负面效应的产生。

(二)主体的局限性

技术的负面效应，除了社会原因外，还有深刻的主体根源，这主要表现为人类认识上的不完善和价值取向的不健全。

首先，任何时代的技术，都是人类认识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人们对于反映自然规律的相对真理的把握和运用。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类知识水平有限，知识结构的不完善，这就决定了人类可以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利用它创造出预期的人工自然，但却不可能事先将这种人工自然产生的全部效应和复杂联系予以穷尽。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5]正如20世纪30年代以来，氟利昂被发达国家广泛用于制冷剂、发泡剂、洗净剂，但它却会进入大气吞噬臭氧层，致使臭氧层空洞，损害人类的免疫系统诱发皮肤癌，还会导致气温上升引发温室效应，这一切都是当时科学家所始料不及的。而当人类积极准备，期望采取措施扭转局面时，却发现由于受到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尽管可能在理论上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但实际中却无法实现。

其次，由于技术使用过程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以及错误的价值取向而导致技术负面效应的产生。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在谈到技术的负面效应时曾说:“出现这么惊人、这么根深蒂固的错误，与过去三、四个世纪中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哲学上……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6]与此同时，普遍存在的狭隘的科学功利主义思想和行为也是技术的负面效应得以产生和加强的又一重要原因。狭隘的科学功利主义，一方面会导致在价值认识或价值评估上只重视和追求技术的直接效应，特别是那些可“短期见效”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和谈化技术在生态和社会等方面的间接效应;另一方面会导致在技术发展中重应用和开发研究，轻基础研究的倾向，从而使技术发展本身产生方向偏差和结构失衡，甚至是本末倒置，这既严重妨碍了技术的进步，又进一步加剧了技术的负面效应的产生。

(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缺失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与人文的日益分离使技术的发展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引导，背离的人的根本目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也是导致技术负面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后现代主义学者指出:技术理性从功能、效率、手段和程序上来说是充分合理的，但是它毕竟是一种以支配自然为前提的有限理性，它并不是考虑人生的意义，逝去了对终极机制的依赖，失去了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人文精神则以追求真善美的高尚价值理性为核心，以人类的自由和发展为中级目标，它包含了宗教、道德、哲学等多方面的内涵。人文精神是技术理性正向发杂很难的重要引导和保障因素，从道德上指导人们的行为，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技术的含义，确立科学精神。然而，技术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却误入歧途，将技术与人文分离，仅仅关注自身建构的精巧、理论上的突破，而忽视了它的社会应用可行度以及它的应用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社会影响，变技术为“技术的技术”而不是“人类的技术”，使技术失去了它的本质价值和意义，也为技术负面效应的产生创造了客观的历史环境，使他们在脱离人文精神之后肆意蔓延，以至最终进入自己为自己挖掘的物质、精神坟墓。[7]

三、技术发展的价值导向

技术作为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的价值目标的中介性手段，其双重属性决定了它既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又要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人的目的的规范。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的时候，技术主要表现为“自然的”选择过程，而随着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技术的发展则越来越取决于人的“价值的”的选择。人的价值观则成了规范技术发展的主导力量。柴夫柴瓦兹也明确表示，要把技术置于价值观的统摄之下:“单靠技术是无法挽救我们的。但是，如果技术从属于更高层次的、更重要的价值观念，它们将是有帮助的。正如我所说的，技术不仅仅是工具，关键是可以用它们来提高诸如至善、公平、自由和正义等道德价值观。这是等待我们去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8]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必须赋予技术发展正确的价值导向。

(一)生态价值观引导技术发展的正确方向

面对技术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有的学者提出:“人类亟需一次自然观的革命，亟需纠正对自然与人类之关系理解的错误。”[9]自然界有其内在价值，这种价值根源于事物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先在于人的，人类不过是这个关系中的一个后来者或实体，不可随意的支配自然。基于这种认识，对于技术的发展必须要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根本目标，把技术放在可持续发展的坐标中去，真正重视和实现技术的生态价值。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也为我们正确处理技术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明确而现实的依据。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依赖着自然，而且人对自然的各种活动必须遵循着自然的客观规律;同时，自然是人的自然，人带着自身的目的和需要改造自然，创造了日益广阔的人化自然世界。根据这种辩证思想，技术不应仅仅是人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工具，更应成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武器。这种社会和谐观念必然体现在人与自然交往的重要手段———技术之中，规定着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促进技术成为融洽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和工具，成为合理地改造自然和有效保护自然的武器，引导技术朝保护自然的“绿色化”方向发展。正确的技术发展观应是在生态价值观的指导下正确处理技术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著名学者利奥波德(A.Leopold)在研究生态伦理问题时，曾做出一个重要结论:“当一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0]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将技术的生态价值观导向表述为:当一项技术成果的发展和应用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应予以鼓励和推广;而当它有害于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的时候，它就是错误的，应予以限制和排斥。

与传统价值观那样把自然视为“聚宝盆”和“垃圾场”的观念相反，生态价值观把地球看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把人与自然看成高度相关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代表了人对自然更为深刻的理解方式;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出发点和归宿，主张以适度的消费观取代过度消费观;以尊重和保护自然代替对自然的占有欲和征服行为;在肯定人类对自然的权利和利益的同时，要求人类对自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最终实现技术与生态环境的友好和良性循环。

生态价值观反对不加区分地运用一切技术，反对刻意追求技术的工具效应。它对技术具有明确的价值选择，即技术的运用不仅要从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健康和完善出发，注重人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要求技术选择与生态环境相容。生态价值观的确立，将使技术在人与自然之间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

(二)“以人为本”是技术最终的价值所归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社会，但似乎并未因此而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人文主义者发现，人们在对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摄取过程中，常常迷失自我，丧失内在灵性。技术强大的征服力量使人也变成它所征服和奴役的对象。人在强大的技术力量面前已成为无足轻重的存在物。

那么，我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审视技术、发展技术呢?诚如马克思所说，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美国学者萨顿也强调，作为一种人为的和为人的事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应该是相互渗透的。此后，美国科学史专家普赖斯更是直接提出了“大科学”的概念。在他的《大科学、小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在巩固原有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基础上，应与对社会的研究及相互关系联系起来，不仅在研究内容上进行扩展，更重要的是把技术与人类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结合起来，综合研究、系统评价。可见，在解决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问题时，要明确技术与人文的关系，建立技术与人文统一的“大科学”，真正实现“技术以人为本，人以技术为先”的良好循环体系，使得技术为人类的发展创造更多的便利，而人则为技术发展提供方向，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正确的技术发展观应正确处理技术与人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技术的目的和中心，是预防和克服技术背离人甚至反抗人的重要原则。“这就是说，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11]以人本为价值导向就是要坚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人性和人的发展服务，让科技为人类服务而不被科技控制。首先，科技的发展必须与优化人的生存环境联系起来。其次，在从事科技活动时，既要考虑技术上的可能，经济上的合理，同时，还必须兼顾到对人的身心健康是否有利。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强调在技术发展和应用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和阻止技术非人道的发展和应用，那么，人与技术的关系必然能回归其本然。

篇9

通过对养老社区建筑空间在人文关怀层面下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从场所精神、公共空间设计方法和设计原则三个层面出发系统分析了养老社区建筑空间的适老化，研究了合乎人性化的空间，为改善养老社区空间环境和建设现代养老社区提供积极参考，对完善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人文关怀;场所精神;场域;公共空间;设计原则

0引言

养老社区的问题是一个与人类生存舒适性和城市空间环境是否合理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探究养老社区建筑空间的问题，便于我们更加简单透彻地探索养老社区形成的根源。研究养老社区最合理建筑空间对改善养老社区空间构成及营造良好人居环境也具有重要意义。

1老年社区建筑空间的场所精神

人不能脱离环境而生活，环境同时对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人的行为和心理变化都是人内在心理需求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行为会随着人的心理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老年社区中，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影响老人们的生活。场所精神是指认识、理解和营造一个具有意义的日常生活场所，场所能够使人感知并产生共鸣，从而产生归属感。戈登•库伦曾将“场所感”描述为“一种特殊的视觉表现能够让人体会到一种场所感，以激发人们进入空间之中”。“场域感”是人们在场地中的感受，是一种对场所领域感和归属感的总称。不同的老年人对同样的环境可产生不同的行为，同一个老年人对不同环境亦可产生不同行为，因此，老年人的行为既受“场力”的作用，又同时产生反力作用于场所。从生活场景的细微处去反映一种平实的社会关怀意识。

1．1体味生命场域化

老人习惯通过窗户观察外面的世界，与外界建立联系。因此，可以为老人多构建些“看风景的窗户”空间，引发一个自由漫步的环境，一种心境，像诗中所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让老人听听市井的车声，看看欢乐宁静喧闹多变的世间，多营造些易产生感动的场所，使空间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积极引导作用。有时建筑师具备设计一个舞台布景，执导一出戏的职能。台湾建筑师黄声远设计的津梅栈道是位于社福馆前的一个空中步道，供人行走。津梅栈道利用原有的机动车行桥梁，以巧妙而简单的构造，营造出步行栈道的空间。使得跨越宜兰河的民众有了安全、亲切的廊道和交往空间。老人在此静坐了许久，注视着桥下的车流、行人与街道，感受繁华市井与时日不多的最后尘世岁月。通过津梅栈道的锲入形成某种温暖的联络。驱使一位迟暮的老者愿意来此静坐，定是一个有生命气场、一个能够涵育生命的特殊场域。迟暮之人是有某些心灵感应的，老人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哪儿待着是最舒服的。津梅栈道采用聚落化的方式去营造空间，大象无形，像流水一般化冶其中。津梅栈道在设计上不仅仅考虑使用功能，还深入到社会照拂、人文关怀层面。在尺度方面，将栈道做窄给人们创造碰面、交流的机会。建筑造型策略方面，思路清楚，却没有明显露出痕迹，受河边芦苇摇曳的启发，每一根灯都不一样，诗意浓郁。

1．2感受亲情场域化

老年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场地，而是一种可以提供情感交流和亲朋团聚的场所。在老年公寓内可设置些能够满足家庭聚会的空间、富有人情味的农家乐和家人能够短期陪伴老人一起居住、生活的房间，可让老人在老年社区居住的同时享受亲情带来的欢乐。居住在烟台天和老年公寓的老人就像居住在家庭一样的环境中，在似自家的院子里打理蔬菜，工作人员营造出轻松、积极的氛围，鼓励老人自主、独立并维护老人的尊严，共同营造出家人与朋友围绕的氛围，积极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并让老人感受到浓浓的亲情。

1．3土地情结场域化

中国的老一辈人对土地有着浓厚的感情，土地养育了儿女，花花草草在老人心中别有一番份量。植物、花香和泥土的味道沁人心脾，带着自然界的生命气息。尊重场地中原有的树木、地形等自然元素，保留下更多的场所记忆。通过保留长年生长的树木和长年使用的水井等来延续居民对土地记忆的事例也在逐渐增多。特别是对于老年人住宅来说，通过这些手段维持或增进邻里关系以及对水和树木等生命的连续感受就更加重要。

1．4多角色转换场域化

青岛常见的老人的街头活动有打扑克、下棋、遛鸟等。还有一些老人喜欢坐着马扎聊天，或者就是坐在那儿看。很多老人每天拎着马扎出去溜达一圈，走累了就停下来在人行道边放下马扎坐着歇一歇、看一会儿。有位同学曾经问一位老太太在看什么，她的回答令人叫绝，既深刻如哲学又是朴实的大白话，她说“看世界”。深圳华侨城生态广场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气质，让人感觉有趣，同时富有生命力。一个足够大的场地，不论老人、青年还是孩子，都来此交流、活动或者放空，让生活里饰演的角色发生转变，空间的意义随着景观的生长与人们的使用发生变化，同时留下痕迹。老人在此看光景，也是在看世界。在养老社区中增加水景元素，一条水系及其两旁的空间可以丰富民众的休闲生活，多样的亲水空间会让人感到愉悦。美国城镇中心一老年社区广场的水独具特色，水花、灯光、音乐交织在一起，日夜升平，美不胜收。设计者还特意找了艺术家，在喷泉的墙体上设计了漂亮的图案和颜色。攀缘植物沿着格架向上生长构成了一堵绿色幕墙，开阔的草坪和小树林成为了嬉戏玩耍、观看演出和喷泉的好去处，人们可以随意在散落的座椅上小憩，构建更多诱发“人看人”的空间。晚上是广场人最多的时候，灯光的闪耀使这里热闹非凡。LED灯安置在了台阶里，照出了整个广场的轮廓。建筑的正面和花坛的枫树笼罩在暖色的灯光之中。绿地和水体的结合设置，不仅对小气候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可让人们感受到这里的温度和湿度与他处有些不太一样。

2养老建筑公共空间设计方法

2．1室内空间室外化

奥地利萨尔茨堡的塔尔高老年人和儿童看护中心，同时提供了连接内部和外部的刺激性通道:在中心走廊一端的大窗户里可以看到外面的交通，在餐厅和儿童看护中心的入口可以看到室内。走廊的远端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的景色，在室内即可感受到室外景色，让老人的生活不仅仅局限于三寸地方。在养老建筑中安插几个小中庭，借以自然地区隔成几处空间。庭院有一边连接外墙，将绿意与远景一起引入屋内。屋内可使用能够反射光线的素材，例如，天花板上铺塑胶材质的壁贴、有光泽的地板和玻璃等。有个能够引进光与风的中庭，会成为建筑中涌出光与绿的一口井。除此之外，通过改变开门方式即可把室内空间变为室外空间。可视性室内外变身门，此门为玻璃材质，透明性给老人增加生活情趣，可以欣赏到外面的景色。室内外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老人若想去往户外，即可感受阳光、风，听到悦耳的鸟鸣声。

2．2公共空间的生态化

老年公寓的空间与室外空间被仔细地整合，运用廊道的设计以及铺大草皮、种大树手法激活老年社区。鼓励老年社区的所有空余土地，除了栽植和必要的硬铺面以外，尽量地把它做成绿地、草地。草地的益处很多，例如在视觉上对老年人有益，让老年人除了看天空以外，看到的就是一片绿色，绿色的世界同时会吸引各种生物的到来。鸟儿鸣叫、雨打芭蕉和风吹叶子飘摇的声音，各种来自大自然的声音都会让生活充满生机、让老人对生命的感悟更加深刻。一种对外界的感知，老人将会感受到强烈的存在感和自己生命的过往轨迹与延续。葡萄牙蓬利马老年公寓，该项目的建设围绕庭院中的树展开。围绕庭院公共活动区域为老人营造出一个可以分享生活喜悦的空间，给老人带来如家般的温馨感。尽量使社区内每一棵树木都保留下来，它可能承载着好多人的记忆，老树的周围可以被规划成老年社区内重要的交往空间，让老年社区空间与树木融为一体。广阔的视野、大草地与绿树是养老社区空间规划中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试着思考、寻找些与当地社区共同的建筑语汇，像有盖的廊道等建筑元素。施工时尽量就地取材，采用朴实的自然材料，就会避免养老建筑与商业建筑用相同建材的庸俗现象。材料的选择、共同建筑语汇的寻找以及养老社区外部空间的经营都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养老社区建筑文化。

2．3公共空间的艺术化

从公共空间的设计上来讲，如果不要老式传统的柱梁形态的话，多了那么一点拱圈，这个走廊走起来就更有诗情画意，走廊旁边多了一些座台，或者是一个石纹石的座椅，那就可以增加老年人聊天的机会。空间是一个我们看不到的隐藏体块，却是一个包容着万事万物的场所，一个生活的场域。将空间还原到原始性，建立更多安全的、亲切的交往空间，给予老人安全感，让老人的生活多些诗意的空间。例如，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设计的美术馆、让人进去就想睡觉的图书馆，就是做到了原始性，才让人产生了安全感，才会在此空间想睡觉。它让人感受到的一定是种轻松自在的、没有任何压力的空间状态。

3养老社区建筑空间设计原则

3．1便捷性原则

不管老人何种经历、知识水平、语言能力和受关注度，家庭环境的所有方面都要易于理解。浴室中的水龙头要容易出水并且要清晰地显示水温，电灯开关要设置在房间入口处并标有统一的“开|关”字样以帮助人们使用其照明功能。生活环境不仅要包容广泛的个人选择，同时也要适应使用者的生理行动能力。例如，设计不同高度的厨房灶台以适应不同身高的人或者那些坐轮椅的人，让他们也能以舒服的姿势准备食物。寓所可以被任何人使用，不歧视、不虐待也不赋予任何族群的使用者以特权。无台阶入口就是公平的例证，它使得所有人都能以相同的方式进入寓所。

3．2包容性原则

老年公寓设计者需要将由意外或无意识行为所引发的危险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内置淋浴装置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一设计可以防止洗浴时的滑倒及摔伤。门口附近放置钥匙等物品的凹槽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常放错地方的东西。

3．3省力性原则

每位老人都能以最小的体力付出，有效、舒适地使用住所。在住所入口处设置所有的基本生活所需装置，可以减少那些行动不便人士的体力付出。不管老人是何种身形、姿势及身体活动能力，寓所都要提供合适的尺寸和空间以利于住客接近和控制。例如，门廊和走廊的视野清楚、通透，宽度足够;储物柜高度适中，以便于老人放置和获取物品。

3．4交往性原则

欢快、愉悦的居住气氛，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尤为有益。可以通过为老年人多组织活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例如举办老年人趣味运动会、组织演出节目和创建兴趣小组，为志趣相投的人提供能够一起参与活动的场所。例如，美国太阳城中心老年公寓社区内，设置有能够满足老年人不同需要的多种居住组，社区生活从而变得积极活跃，老年人之间的交流频率增多，构建密切联系。据说，居住于美国太阳城中心老年社区的老年人要比美国人口的平均寿命高10岁。另外，可以通过装修中的色彩搭配以及装饰品的布置来营造出亲切的氛围。具有一定的向心性和围合性的院落、庭院式静态空间也可给人们逗留、活动和交往创造机会。

4结论与启示

通过人文关怀层面下的养老社区建筑空间设计可以实现提升老年人降低依赖性的条件并使他们成为社区的活跃分子。人们正意识到设计通过赋予老年人可支持更广阔的生活能力范围的建成环境的方式，使得他们有了可以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生活的机会。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这种平静变化的巨大潜力，可以通过在其日常生活中融入设计情感和生活独立性，从而构建出一个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的养老社区。

作者：徐聪 王润生 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参考文献:

［1］［丹］扬•盖尔．交往与空间［M］．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2］［瑞］彼得•卒姆托．建筑氛围［M］．张宇，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3］周燕珉．老人•家(老年住宅改造设计集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篇10

关键字：住宅小区；园林景观；创新

一、目前我国居民小区园林景观施工存在的主要问题

居民区是不被道路所分割的完整的居住地区。近年来城市的发展越来越迅速，旧的城市被翻新，很多的住宅小区被重新建设。它已经成为建筑行业在当今社会的一个重点项目。但是在对住宅小区的园林景观的施工工作仍然还不够完善，还远远不能满足现社会居住者的审美及人性化使用需求。其主要理由如下两点，第一、在施工上只注重装饰，在园林景观的舒适性和实用性上不重视。现在的在园林景观的施工上只追求满足人们在视觉上的单一享受，并不追求园林景观的舒适程度和实用性。而在园林景观施工上还应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功能需要，例如，能够为人们的提供娱乐休闲场所，还能够促进人们进行交流活动。同时能够为老人锻炼身体和儿童的娱乐提供方便。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开发商，却只是追求建筑的表面装饰，只追求建筑的独特施工风格，最后导致住宅小区的施工都趋于一致，没有小区独特的特点。景观施工都是喷水池、假山、简单的健身广场等等，小区里自然因素基本没有。这样居民在小区中居住就好像生活在水泥林中，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舒适。因此我们在园林景观施工中必须要考虑到园林景观的舒适性和实用性。我们应该合理有效地利用小区本身就存在的自然资源，施工更好的施工方案，营造出更人性化的环境。第二、施工风格大同小异，毫无创意。近年来，房地产开发商园林景观施工新颖的很少，基本上所有的园林景观风格趋于一致，园林景观施工出现简单、色彩杂乱、品质差等现象，这些园林景观不能给这个城市带来美丽，相反会影响城市的形象。

二、居住区的景观施工

居住区的景观施工包括配套设施、道路、停车场、绿化、景观构筑、景观小品六方面。（1）居住区区域位置及配套设施。在选择居住区位置时首先必须考虑生态环境，保证居住区有清新的空气、便利的交通、充分的日照和良好的通风条件。规划时应根据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地进行，使之发挥地段优势，与外界环境充分融合。居住区应以居住为主要功能，根据需要合理配套教育医疗、文化娱乐、体育锻炼、交通出行、园林绿化等功能设施。（2）居住区的道路。居住区的交通路网不宜过密，过往车辆应合理分流，以减少对居住的影响。区内道路系统应当通而不畅、顺而不穿。环境景观道路应符合景观主题，具有生动曲折的布局， 使人在行进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舒适的环境气氛。景观道路要做到 “出人意外，人人意中” ，使人在美的视觉中感受人情味。优美且容易认知的道路线型、 清晰的道路系统、良好的断面组织与路面铺装也是体现居住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3）停车场。居住区的停车位要数量合适、设置合理，尽可能她减少空气污染、噪音干扰，以利于优化环境，节约用地，减少对居民的干扰。停车位的布局不应影响环境的美观，从节约用地角度来说，居住区停车场以设在地下、半地下较为适宜。（4）景观构筑。居住区中的艺术景观构筑物是居住区景观施工要素的主体，对人们视觉识别的刺激性强，是反映居住区风格特色的重要内容。景观构筑物包括构筑的风格和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屋顶形式和材料，以及色彩运用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程度，布置可以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使之错落有致。构筑物施工则应力求造型完美、比例适当、色彩协调与环境相协调。（5）景观小品。小品既有功能要求又具有点缀、装饰和美化作用。它是从属于某一建筑空间环境的小体量建筑游憩观赏施工和指示性标志物等的统称。景观小品往往是建筑群体构图中的一个延伸，作为美化环境、烘托气氛、隔断空间、装饰陪衬主体建筑，供人们休憩和观赏之用

三、景观规划与创新

住宅景观施工规划施工原则包括自然条件上的研究和使用空间关系的处理和发挥。使居住区的整体风格协调和整合。规划施工还应考虑功能上、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创新，以满足现代不同人群的需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强调居住小区景观的共享性使每套住房都获得良好的景观环境效果，是施工的首要目的。首先在规划施工时应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自然环境创造景观，让人们都能够享受这些优美环境，共享居住区的环境景观资源，其次，加强院落空间的领域性，利用各种环境要素丰富空间的层次，为人们提供认识、交流的场所，从而创造静谧、温馨、优美、祥和、安全的居家环境；（2）居住小区景观施工向多元化发展。随着施工水平不断提高，居住区景观施工开始关注人们的审美需求，施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居住区环境是人们接触自然、亲近自然的场所，居住的参与使居住区环境成为人与自然交融的空间。因此，尽可能创造自然、舒适、亲近、宜人的景观空间，实现人与景观有机融合。如亲地空间，可以增加居民接触地面的机会，创造适合各类人群活动的室外场地和各种形式的屋顶花园；亲水空间，营造出人们亲水、观水、听水、戏水的场所；亲绿空间，充分利用车库、台地、坡地、宅前屋后营造出充满活力和富具自然情调的环境，而儿童活动的场地和设施的合理安排，可以培养儿童友好、合作、冒险的精神，创造良好的亲子空间；（3）居住小区景观从形态施工向生态施工转变。以往居住区景观施工多从空间形态出发，小区的结构布局遵从形式、比例、尺度、轴线等形态施工的美学原则。新的理念应是美学原则与生态原则并重，并以生态原则为基础，除了强调美观、适用之外，更要关注安全、经济、节能及绿色环保。目前，在这些方面施工师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从优化小区生态环境的角度来指导小区的建筑布局，通过日照、采光、通风、隔噪防尘、吸附有害气体等的有效施工，对居住区地域自然景观、自然生态及除人之外物种的尊重与关怀，实现住区地域生物的多样性。如在住区环境中还留出一定比例的“自然空间”，可以有效地调节住区的生态环境。而自然空间的生态功能主要体现在保持水土、固碳制氧、维持大气成份稳定、调节气温、增加空气湿度、改善住区气候、净化空气、吸尘滞尘、消尘，对于居住区景观生态环境而言，共生与再减噪音等方面。因此生态原则就要求我们特别注意和自然环境的结合与协作，善于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利用一切可以运用的因素，高效地利用地质因素和自然资源，减少人工层次而注意自然环境施工。（4）居住小区景观突出文脉的延续性。景观施工要充分体现地方特征和基地的自然特色。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区域和文化地域的特征相去甚远，居住区景观施工要把握这些特点，营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环境。同时居住区景观应充分利用区内的地形地貌特点，塑造出富有创意和个性的景观空间。因此，在居住区居住的空间环境的规划施工中要认识到文化特征对于住区居民健康、高尚情操培育的重要性。而营造居住区环境的文化氛围，在具体规划施工中，应注重住区所在地域自然环境及地方建筑景观的特征挖掘、提炼和发扬住区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在规划中予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