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就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如果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对人民币进行对外贬值，那在一定程度能够促进出口，巩固贸易顺差。但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由于非关税壁垒和反倾销法执行力度的加强，这种汇率措施不仅会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制裁，同时其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也没有以前那么明显。而且如果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人民币的对外贬值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其对内贬值，造成了国内物价指数的上升，这种上升的滞后会使国内物价指数和国际物价指数的差距拉大（主要和发达国家相比，下同），而该种汇率措施起不到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且降低了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如果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对人民币进行对内贬值，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就如向民众征收了一次税，并用这笔钱投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做法会使国内物价指数上升，从而缩小了国内物价指数和国际物价指数的差距，但这在短期内会抑制出口并无法巩固贸易顺差。如果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人民币的对内贬值会使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汇率下跌，这种下跌的滞后会使国内物价指数和国际物价指数的差距缩小，但这大大降低了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为了归避汇率风险问题，很多国际企业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用其它坚挺货币进行结算，这使该种汇率措施起不到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由于中国的物价指数普遍偏低，因此使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接近根据购买力评价进行衡量的汇率水平对实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自由流动有很大的好处。同时稳中有升的汇率措施能够使人民币保持坚挺，并增加了其国际信誉。如果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对人民币进行对外升值，那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出口并无法巩固贸易顺差。而且如果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人民币的对外升值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其对内升值，造成了国内物价指数的下降，这种下降的滞后会使国内物价指数和国际物价指数的差距缩小，而该种汇率措施起不到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如果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对人民币进行对内升值，这会使国内物价指数下降，从而拉大了国内物价指数和国际物价指数的差距，但这在短期内会促进出口并巩固贸易顺差。如果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人民币的对内升值会使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汇率上升，这种上升的滞后会使国内物价指数和国际物价指数的差距拉大，然而该种汇率措施起不到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如果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人民币的汇率保持不变（如现在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其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民币汇率会随着美圆汇率的浮动而浮动），也基本上会得到与对人民币进行升值一样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的最大问题是在国内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或低幅度的通货膨胀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物价指数的下降（有一定的滞后因素影响），内需拉动不起来（采取压低利率的方法和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拉动内需一般起不到多大作用），股市低迷（仅依靠政策上的拉动是不行的），整个经济情况脱离了在通货膨胀时期的繁荣景象，这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事业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同时这给已经靠服务和打价格战维持生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些服务业雪上加霜，因此近年来这些行业纷纷裁员并拒绝吸纳新员工，这就使本已经在部分地区过饱和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经济由于追求一种范围效应，因此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愈演愈烈，而且一种行政干预在一定程度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而就业大军还是喜欢向那些经济发达的就业过饱和地区涌入，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这种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因此这就造成了在这些地区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且继续深造和拿文凭（包括出国并回国工作的情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缓解就业压力的新途径，但是这会造成在这种趋势下几年以后的就业压力变得更大。以上内容对一些比较热门行业和高薪行业的就业情况分析也同样适用。同时从投资策略来讲，在这些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城市发展指数（如买房地产），其回报率应该比其它类型投资的投资回报率高且稳，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根据消费者的经济实力对其进行了分类，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使原有的贫富差距拉得更加大并使基于这种评判标准的社会结构稳定于这种状态。

篇2

一、就业与失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现状

就业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学家对就业问题的关注最为密切。

(一)对就业和失业问题的认识

关于失业问题,比较理性的看法是,“失业问题困扰了市场经济国家几百年。当前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后,也面临着失业问题的困扰。”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失业是一个大问题。高失业率是对政府的巨大考验。胡鞍钢等人认为就业和失业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各类人群之间的就业竞争愈演愈烈,堪称为世界最大的“就业战争”。因此,扩大就业、控制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紧迫的、最重要的任务。也有学者指出“失业和就业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话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永远不会消失,也不可能消失;然而失业可以缓解,可以控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充分就业是有可能的”。《2005理论热点面对面》一书中,引用经济学家的观点对我国的就业问题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之后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好就业难题是完全可能的。”

(二)关于我国失业性质的讨论

人口决定论者认为导致我国失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这种观点不仅被多数学者所接受,而且经常见诸政府决策部门的研究报告,成为当前关于我国失业问题的主流观点。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赵履宽就提出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问题。事实也表明,总量性失业成为我国失业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我国的失业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力绝对过剩的失业。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遭遇的情况完全不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预测,“十一五”期间,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和新增就业岗位缺口在1200万左右。这种局面将持续到本世纪中期。但学界也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蔡通过观察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变化过程和趋势,指出“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初见端倪”,并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2017年左右停止增长。

(三)就业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就业与经济的循环关系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低效率”的“高就业”对经济发展有害而无益,最终对就业本身也会带来不良影响。采取“保效率”政策时,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扩大就业。在讨论70年代末期青年待业问题的形成原因时,厉以宁认为主要原因是生产水平低,造成“供给不足”导致的结果。

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普遍的看法和政策的依据是“经济增长是拉动就业增长的火车头,是促进就业的根本之策”。而一些学者通过对“奥肯定律”在中国失灵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化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于是他们提出“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首先必须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独立目标,而不能被淹没在经济增长目标之中。进而它又应该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一个优先目标,排在政策优先序列的首位。”“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当然是以就业为先。”陈淮指出,我国的特殊性决定必须选取就业优先战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有学者从2008年末到2009年采取“保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就业的角度出发,提出应当树立和真正落实就业和经济增长并重的战略。

(四)关于就业模式

我国传统的就业模式可归纳为“低工资高就业”;“终身就业制”;“行政安置,隐性失业”等。围绕就业模式问题,杨宜勇在考察“美国模式”、“日本模式”、“荷兰模式”特征基础上指出,“中国就业模式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二、几点认识

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问题经济学研究的简单回顾,笔者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一)就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影响深远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变革过程中,理论界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影响和指导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从我国的就业战略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关于就业问题的研究成果对政府的就业决策和就业战略调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二)就业和失业问题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展

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这既是学术繁荣的需要,也是就业理论指导我国就业和失业治理工作实践的需要。在“中国经济并没有、也不会进入衰退,只是受到了国际金融的冲击和影响,放缓一些速度而已”的背景下,中国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仍然是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三)我国的就业学说会不断丰富和发展

篇3

关键词：整合技术；边际技术；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就业；工资

作者简介：樊明(1957－)，男，江苏扬州人，经济学博士，河南财经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4－0008－03　收稿日期：2007－05－21

一、就业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反思

就业的决定或失业问题一直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和政府所特别关注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严重的失业问题自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以来就一直困扰着西方，近20年来又深深地困扰着中国。宏观经济学中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大量争论、甚至说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围绕着劳动市场的行为展开。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对就业的决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假说，并有大量的计量研究来检验这些假说。然而，现有的理论仍然难以解释劳动市场存在长期和大量失业的现象以及其他劳动市场的行为特征，表现为或有明显的理论缺陷或与经验事实难相符合。

凯恩斯的失业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否定了工人在获取信息方面遵守最优化原则，没有收集相关的信息，只注意名义工资而忽视实际工资的变化；而厂商却遵守了最优化原则，收集到相关的信息，注意到实际工资的变化，却没有提出有根据的理论来解释工人行为的非理性以及工人和厂商在行为上的不对称。理性预期学派把失业解释为自愿失业和经验事实相去太远。目前尚无一个关于就业的决定或失业的理论学说能十分令人满意从而获得广泛的认同。理解劳动市场的行为和运行机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最严重的瓶颈之一。

面对理论的困境，笔者以为，应继续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就业决定的机制，审视现有的就业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否牢靠，而在主流经济学中，就业理论主要是建立在新古典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的基础之上。本文侧重于对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进行审视。这不仅可以启发人们对主流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进行必要的重新审视，而且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及边际分析方法提出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整合技术概念及边际计算的难题

19世纪后期有不少经济学家，如帕累托(Pareto)、埃奇沃斯(Edgewo~h)，瓦尔拉斯(Walraws)等对边际生产率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克拉克(Clark)的工作的影响最为深远，后来成为新古典就业和工资理论的基础。(Cartter，1959)

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定义了工资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图1中，W／P代表实际工资，MPL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L代表劳动市场的总就业量，1代表个别厂商的就业量。劳动市场的劳动供给SL和对劳动的需求DL决定了市场的均衡工资(W／P)*和均衡就业量L*。一个理性的厂商总是试图通过调整劳动或资本或二者以达到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实际工资，即MPL=W／P，这样就决定了个别厂商的就业量为1*。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下讨论就业和工资问题，劳动市场被假设为完全竞争的，即完全的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完全的流动性(perfect mobility)和同质劳动力(homogeneous labor)。这样，具有劳动市场需求状况完全信息的工人实现收入最大化的结果将导致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均匀地分布于整个经济从而工资呈现出一致性，也就是说，所有工人的工资相等。

在以上严格的假设前提下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成为经济学的正统理论。但长期以来它并非是不受批评地被接受。

笔者认为，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隐含假定：所采用的技术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对于给定量的资本，任何数量的劳动都可与之结合进行生产。当劳动增加到一定量时最终会出现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这样，边际劳动产品曲线就开始下降。此外，边际劳动产品曲线应该是连续和平滑的，否则在不连续和不平滑部分按上述理论就会带来就业决定的不确定。这样的技术存在着。也许所有的技术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性质。笔者把这种技术称为边际技术(marginal technology)。

然而，劳动的边际产品在另一种技术条件下难以定义。笔者把这种技术称为整合技术(integral technology)：所有的工人整合在一起操作生产系统；如果任何一名工人缺失，生产系统将不能运行。一条汽车装配线，如果缺失一名工人，整条装配线就可能难以运行。由一组船员驾驶的一条船，如果一名船员离开了岗位，则整条船难以航行，如此等等。具有类似性质的技术应是很多的，特别是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工厂。也许绝大多数的技术或多或少具有这样的性质。如果一种技术严格地具有整合技术的性质，那么，一位工人的边际产品应是多少?边际产品应等于总产品(TPL)，即MPL=TPL。如果一名工人缺失，生产系统不能运行，那么，已在生产线上的工人的边际产品都为；如果这名工人加上去，生产系统就可运行。这时，每个工人的边际产品应相等，无论他在生产系统中看上去有多重要或多么不重要(这里放宽了同质劳动力的假定)，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看成是边际工人，加入到生产系统将增加产量、其增加量就是这一生产系统的总产品。当这一生产系统所有的岗位都填满了，则工人的边际产品将大为减少。如果完全是多余的，也就是说，再增加一名工人完全不再增加产量，则边际产品将等于，而此时边际产品曲线将退化为在正好可运行该生产系统时劳动量1*上的一条垂直线，其高度等于总产量，如图2所示。整合技术可表达为

在整合技术的条件下，谈论任何一个工人的边际产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边际产品难以定义。在整合技术的条件下，一个厂商的就业量应如何决定?根据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显然没有合理的回答，因为工人的边际产品等于总产品。

当然，任何给定的整合技术都是一个短期的概念。在长期，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进步改造生产系统，工人数可以改变，如减少一些工人也可使生产系统正常操作，但这并不能改变在短期技术的整合性质，并不改变边际产品的难以定义的状况。提出整合技术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一种边际产品难以定义从而边际产品曲线退化的情形、而且这种情形具有…定的普遍性，这样就提出一个根据建立在新古典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基础上的就业理论进行边际计算时必然面临的难题，也就提出根据这一理论解释就业决定的普适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当边际产品曲线退化时，在给定市场决定的工资的条件下，厂商的雇佣决策问题。这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研究在更一般条件下厂商的雇佣决策的机制。所谓更一般条件就是既包含在边际技术条件下，也包含在整合技术条件下。这里，本文只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待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

三、整合技术概念的引申分析

整合技术的概念可应用于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进行重新的思考。这种思考既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边际分析的局限性，还可加深对整合技术概念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经济理论问题提出新的思路。

1、重新审视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就业决定的争论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直接要解决的问题是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严重的失业问题。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如果劳动市场出现供大于求时，工资就会下降，不需太长的时间，劳动市场就将重新实现充分就业。但在30年代，充分就业迟迟不能实现，这就需要给出理论解释。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的思路受限于解释实际工资为什么不能及时调整，或工资的刚性问题。如果实际工资下降，根据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实际工资的新古典的教条，厂商的雇佣就会增加，失业就会消除。前面已分析，沿着这一思路，基本没有出现很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笔者认为，如果技术具有整合的性质，厂商的雇佣量根本就不是根据边际产品等于实际工资的新古典的教条来决定的。因此，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就业的决定问题的研究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需要改变思路和旧有的思维定势。

2、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的“剩余问题”

根据边际生产率理论，如果工资率=劳动的边际产品，正常利润=资本的边际产品，则劳动和资本在获得相应的分配后全部产品还有没有剩余?答案是，如果生产函数是线形齐次的，则没有剩余。但这一假定一直是边际生产率理论的一个软肋，因为线形齐次生产函数只是特例，而不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个假定还带来种种其他方面的理论上的困难。此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想方设法来弥补这一理论缺陷，但问题仍然很多。然而，如果技术具有整合的性质，则关于”剩余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还需重新建立分配理论。

3、如何解释莱斯特的问卷调查

莱斯特(Lester，1946)为了弄清厂商到底是如何做关于产量和雇佣工人数量的决策，向公司经理进行问卷调查。在回答莱斯特的问卷调查时，经理们否认他们有适当的信息进行仔细的边际决策。在进行雇佣决策时，他们认为，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比工资更为重要。对这一回答结果，弗里德曼等所做的解释是，经理们在潜意识中做了边际的计算。然而，如果技术具有整合的性质，则边际产品就没有很好地被定义，那么，根据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所做的边际分析就无从谈起。因此，对莱斯特的问卷调查结果要重新思考和解释。

很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不少计量研究(Brechling & OBrien1967．Smyth & Ireland 1967，Nadiri & Rosen 1969，Coen &Hichman，Hazleding 1974，Briscoe & Peel，等等)不支持实际工资对就业水平有重要的影响。而在绝大多数包含产品价格和反映需求状况的就业模型中，反映需求状况的变量总是显著而且其系数也相对大。这些计量研究的结果和莱斯特的问卷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

4、对弗里德曼的生存原理的反思

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边际分析的方法一直受到各种批评。有一个经常在教科书中常被提到的批评认为，在现实世界厂商没有适当的关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信息从而难以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对此，以弗里德曼(Friedman，1953)为首的经济学家进行了反击，提出生存原理(survivorship principle)：只有那些合理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必须设定产量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如此可以推断，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厂商肯定遵循了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原理，即便这些厂商的经理不知道这些原理并有意识地应用这些原理。

笔者以为，弗里德曼的观点可以从两方面来反批评：第一，即便传统的向下倾斜、平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存在，现实中的、而非经济学模型中的厂商仍然可以在经济利润小于而会计利润大于的条件下生存，并能够合理地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其他行业存在进入壁垒，或者本行业存在退出壁垒、尤其是退出壁垒相当高时。在现实中，在同一产业中不同的厂商可以在不同利润率的条件下赚取不同的会计利润，而且这些厂商可以长期生存。第二，根据以上讨论，在很多情况下，现实世界中的厂商所采用的技术带有程度不同的整合性质，从根本上来说厂商就不可能做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所描述的那种边际的分析计算，即便他们对自己所采用的技术有完全的信息。这也就是说，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并非必须采用边际计算。这里也提出一个问题，在边际产品曲线退化的情况下，厂商如何进行产量决策?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将丰富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

5、关于脑力干枯的问题

以上的讨论还可帮助我们解释一个传统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所难以解释的一个现象：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所面临的“脑力干枯”(brain drain)的焦虑。所谓脑力干枯是指大量经过很好训练的科技人员、社会科学的学者、医生、艺术家、运动员等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于是，发展中国家对此甚为焦虑。根据传统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如果这些去发达国家的移民在国内所支付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品，他们的离去应不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因此没有必要为此焦虑。然而，发展中国家政府总是对此焦虑不已，并千方百计阻止这一过程。笔者认为，这种焦虑可以用整合技术的概念给予一定的分析和解释：如果这些出走者和其同胞一起工作、而且所采用的技术带有整合性质，则他们的边际产品要远大于其实际工资，他们的离去将对社会总产品的减少远大于他们的实际工资，如果没有足够的相同水平的人能替补他们。

篇4

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保证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能够满足其自身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最低工资立法始于19世纪末新西兰颁布的《工业调节及仲裁法》，该法旨在通过对最低工资的裁定来解决劳资纠纷，消灭“血汗工资”。

二战之后，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相继制定了最低工资法。其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颇为流行，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无论在哪个国家，对最低工资法情有独钟的主要是大大小小的政客。因为各种各样的选举不断，政客们竭力招揽选票。为了获得基层选民的支持，他们经常许诺：一旦当选就提高最低工资线。对执政者而言，为了赢得支持，也倾向于提高法定最低工资，从而建立亲民形象。

最低工资线涉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矛盾和统一。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上支持最低工资线的呼声要高于反对的呼声。其原因很清楚：最低工资线惠及一个特定群体，在短期内他们可以得到具体的好处，因此他们必然会全力支持。即使最低工资线伤害了整体，只要和自己并不直接相关，许多人并不特别在意。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竞选、工会的因素并不占据重要地位，可是鼓吹提高最低工资线的呼声似乎比别的国家还强。最低工资线在城镇基层民众别受欢迎。如果有哪个人反对最低工资，立刻就会被戴上为富人说话的帽子，好像成了人民公敌。

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并不支持设置最低工资线。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最低工资制度不利于扩大就业。最低工资是政府指定的价格下限。如果一部分工人愿意接受比最低工资线还要低一些的工资，显然企业会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可是，受制于最低工资的规定，企业不能雇用这些工人，反而使他们失去了就业机会。

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认为：“美国多数工人的工资比最低工资高得多，最低工资立法对这些工人的失业毫无影响。然而，许多经济学家相信最低工资立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非熟练工人包括刚进入劳动市场的年轻人的失业。”

1996年，有两个经济学者大唱反调，他们说，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的斜率由负变正，提高最低工资线没准还能增加就业。此言一出就激怒了一群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教授投书《华尔街日报》说：“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至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泛滥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

另一位经济学家米勒说：“多年前，经济学家相信世上没有免费午餐。然而，现在似乎有人发现了一份，即在提高最低工资的建议当中。他们认为，通过法律，把最低工资提高到市场决定的均衡价格上，不会给谁带来任何负担。这是不是天花乱坠的神话？可它在民意调查中很管用。我真替的这行寒心。”

劳动力供给曲线具有向上的斜率，劳动力需求曲线有向下的负斜率，两者相交决定了劳动工资的均衡水平和就业人数。经济学理论反复证明，在市场均衡状况下的整体社会福利最高。如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高于均衡水平，必然导致劳动力供大于求。最低工资线越高，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小，失业问题越严重。提高最低工资线之后，正在工作的部分工人的生活状况会得到改善，但找不到工作的人也会更多。许多经济学家利用各国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提高工资水平后，社会总福利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

西方各国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工资水平较高，雇用的普通劳动力数量不多，提高最低工资线未必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因此，社会的主体为换取社会稳定并不排斥最低工资制度。

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约束；环境成本；环境政策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05

人类的经济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环境的约束，经济增长也从来没有摆脱环境的制约，环境可持续发展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学过度重视了经济增长问题，但是，经济学从来没有漠视环境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30年来，世界各国和国家社会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从追求增长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现代经济学理论也承继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环境问题。

一、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环境问题分析的简要回顾

在所有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包括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的理论，都有关于经济增长受环境条件限制的论述[1]。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忽视环境的重要性，例如，剑桥学派的代表、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曾经说，“在某种程度上，仅有两种产品，即自然界与人类。人类自身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处的境况，其中自然界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一国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劳动和资本每年所能够生产的净产品总量是既定的’”[2]。这段论述表明，马歇尔把自然界和自然资源视为生产的根本性因素。在马歇尔之后，皮古在福利经济学中论述了环境对福利的影响，阿尔文•费雪在对资本做出各种定义时，将湖泊、河流等自然禀赋视为资本。郝特林在解释“后代需求”时提出的“使用者成本”在凯恩斯那里被用来解释“永久性收入”,即可持续性收入[3]。诚然，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只强调经济增长问题，如哈罗德、多马、索洛、萨缪尔森等假设产出是由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决定的，并假设自然条件给定，将自然环境排除在生产函数之外，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只是强调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与劳动替代率等因素[4]。但是，对自然环境因素的排除并未维持太久。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模型越来越重视自然资源稀缺性问题，如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Karl-Goran Maeler、剑桥大学的Partha Dasgupta、加拿大皇后大学的John Hartwick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Robert Solow等[5]。

二、考虑环境成本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其一，增加税收和压缩政府支出，使IS曲线向内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这种政策安排的结果是低的利率和低的产出水平，这种政策也称为“紧财政-松货币政策”。

其二，压缩货币供给，使LM曲线向左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c点，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一致。这种政策称为“紧货币-松财政政策”。

其三，在增加税收和压缩政府支出的同时，压缩货币供给，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就从a点移动到d点，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使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相一致。这种政策称为“紧财政-紧货币政策”。

第二种情况是IS-LM模型均衡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水平没有超出了环境成本可承受的限度。见图3。

图3显示，由于环境成本相对宽松，国民收入水平可以从Y0增长到YH，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扩大经济规模。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政策方式中的任一政策方式达到：

其一，降低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使IS曲线向外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就从a点移动到b点。这种政策安排的结果是高的利率和高的产出水平，这种政策也称为“松财政-紧货币政策”。

其二，增加货币供给，使LM曲线向右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c点，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一致。这种政策称为“松货币-紧财政政策”。

其三，在降低税收和增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增大货币供给，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d点，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使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相一致。这种政策称为“松财政-松货币政策”。

四、考虑环境成本的AS模型

在标准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总供给曲线（AS）是综合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因素和价格变化因素而推导出的一条曲线。引入环境成本因素，将改变总供给曲线。这里为简便起见，只考虑在总需求分析中引入环境成本因素对商品市场的影响。见图4。

图4a)中，L表示劳动力，在资本（K）和技术（T）不变条件下，国民收入方程为Y=Y(L)，这是不考虑环境约束的标准经济分析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后，国民收入方程为Y=Ye(L)。如果LF表示充分就业，那么，考虑环境成本后的就业水平为LN，也就是说，考虑环境成本后的就业水平低于充分就业水平。

不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实际工资为wF，充分就业水平为LF，国民产出水平为YF，如果此时的商品市场均衡价格为PF，则名义工资水平为WF。图4d)显示了均衡价格为PF、均衡国民产出为YF的总供给曲线ASF。如果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且存在名义工资下降的刚性，那么总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表示为ASF的曲线部分；超过曲线部分的ASF则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表明价格水平提高，名义工资水平提高，但总产出YF不变。

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国民总产出水平将由YF降低到PH。相应地，劳动力需求由D降低到De，因此，实际工资水平为wH。由于名义工资具有下降刚性，出现价格水平上升的压力，价格水平由PF上升到PH。考虑环境成本约束的总供给曲线为ASH。这样，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出现了失业LF-LN。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以下两种选择：

其一，投资于环境保护技术，保证环境资源高效率使用，从而使Ye(L)移动到Y(L)。这样的结果是总供给曲线ASH向右移动到ASF。

其二，增大劳动力市场供给，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移动到Se，这样，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五、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

凯恩斯的收入-支出一般均衡模型是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基础,见图5。

在国民产出模型中引入环境成本约束。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名义工资是富有弹性的，因此AS曲线便是一条产出最大化点上的垂直线。图5d)中的AD线表示在不同价格水平下的国民收入的均衡状态，相应地又与图5b)中不同的总支出水平相联系，即当总支出E0(P0)相关的价格水平为P0，与总支出水平EF(PF)相关的价格水平为PF，P0>PF。

假设国民经济的初始均衡为总支出（E）与总收入（Y）之间的均衡，均衡点为E0。国民总产出水平为Y0，实际工资水平较低，为w0，此时的失业水平较高，为LF-L0。为了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经济刺激的干预措施，使支出线由E0移动到FF，从而达到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的总产出YF。经济刺激的干预措施同时也会增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曲线D0向DF移动，实际工资也随之由w0提高到wF。

上述模型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约束的凯恩斯总支出-总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如果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则总支出线无法超越Eh(Ph)，那么，国民总产出也就只能够限于Yh。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工资水平为wh，失业水平为LF-Lh。

过去，一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措施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刚性和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影响[7]。现在看来，环境成本约束无疑也消减了经济刺激措施的效果。面对环境成本约束，政府消除失业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选择是：

投资于环境保护技术，保证环境资源高效率使用，从而使Ye(L)移动到Y(L)；

压低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工资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将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外移动到Se。

六、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政策路径的简要归结

通过构建考虑环境成本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的IS-LM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的AS模型和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引入环境约束的分析，不难得出在环境约束下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下，不同的经济增长政策路径可以作以下简单的归纳。见表1。

[参考文献]

[1]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201-202.

[2]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M].2nd Edition,Volume I,London:Macmillan,1891:199-300.

[3] Keynes J.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M].London:Macmillan,1936: 88.

[4] Samuelson P A,Nordhaus W.Economics[M].New York:McGraw-Hill,1990:76-77.

[5]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10-11.

[6] Todaro M P.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Addison Wesley,2000:86-87.

[7] Daly H E,Cobb J B.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s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M].Boston:Beacon Press,1989:66-67.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Growth: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Macro-economics

YANG Pei-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篇6

经济学家之所以对就业问题意见不一，因为他们对影响就业的因素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因素包括美国经济潜在的健康问题、欧洲金融危机影响、华盛顿的财政政策以及劳动力参与率的波动。

经济学家史密斯认为2012年平均失业率为7.8％，2013年为6.4％。后一个数字接近于充分就业，估计在5％～6％，这是在工资膨胀加剧之前失业率的最低值。史密斯预测，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3.9％，2013年为4.5％，史密斯表示，企业即将在投资和雇佣方面花费大力气，因为“如果企业想保持竞争力，必须有最新、最好的设备和最好、最聪明的人员。”

夏洛特市富国银行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翰・西尔维娅却并不那么乐观。他预测2012年失业率为9.2％，2013年的失业率为9％。对于欧洲可能带来的影响，西尔维娅比史密斯更担心，主要是通过这两个地区相互交织的金融体系带来的影响。虽然他支持华盛顿更加清廉的财政制度，但他担心削减赤字的短期影响将是抑制需求，从而影响增长。西尔维娅说，对工人们来说，更为糟糕的是，公司扩大产值而不依靠增加雇佣工人。他说，“我们正在增加更多的资本，其作用超过增加劳动力，而且我们在改变我们所生产的东西。这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是一个挑战。”

最有可能的是，失业率将降至史密斯的看涨预测和西尔维娅的看跌预测之间。失业率大幅下降并不总是好消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下降。失业率的计算，是通过将所有向政府调查员报告找不到工作的所有人员数相加，然后以劳动力中的所有人数――即那些已经被雇佣或正在积极找工作的人数相除。因此，如果人们放弃寻找工作，他们不再算作失业，失业率就会表现出下降趋势。2011年11月份在失业率改善中约2／3来自退出劳动力，因而退出了失业的计算，只有1／3是因为实际创造的就业机会。

篇7

关键词:民工荒;供给;需求;均衡;结构

一、“民工荒”出现的供给方面分析

“民工荒”这个词曾经因为金球金融危机爆发而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关于“民工荒”现象又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供求角度对产生这次“民工荒”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工资的影响。当工资上升时,劳动供给就会增加,其中又包含着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当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时,工资率提高劳动的供给增加;相反,当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时,工资率提高劳动的供给减少。因此,假如影响劳动者供给的其他因素不变,只要增加工资就能增加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然而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提高,同时农民工的生活资料费用还在不断提高,这必然是农民工的供给减少。

(二)务工环境恶劣,民工望而却步。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从事的是最苦、脏、累、危险的工作。同时目前缺乏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没有建立起国家对农民工的就业医疗、工伤保险、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和法规,没有完善的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观念、制度、法律的缺失,造成农民工生活在社会夹缝之中,缺乏正常的社会认同,缺乏有保障的社会环境,使追求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成为农民工的奢望。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供给相对下降。第一,.新一代农民工打工心态的改变。目前劳动市场上最主要的是18～28 岁的工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承认意识较强,对于工作有新的认识。第二,新一代农民工面临的家庭束缚。处于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段的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中的大部分目前要面临结婚生育、赡养父母的责任,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会影响他们做出外出打工或留守家庭的选择,这也会影响到农民工总量的供给。

二、“民工荒”出现的需求方面分析

(一)廉价劳动力需求扩大。近些年来,中国加工制造企业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国际市场,得益于国内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廉价劳动力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产品竞争力和吸引外资的优势。随着经济的增长,更多的企业需要更多的廉价劳动力来获取更多的利润。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反映出我们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自然的,对企业主来说,雇佣更多农民工意味着更多更廉价的劳动力,众多企业,尤其是制造性企业都倾向于雇佣廉价的农民工。

(二)产业趋同导致对劳动力需求过度膨胀。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也是造成劳动力局部短缺的一个因素。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投资者多选择一些技术含量低、资本有机构成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产业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企业聚集在这一地区,招聘的又是同一年龄阶段、同类型工种的劳动力,这种趋同化产业结构很容易造成同种类劳动力的局部短缺。

三、缓解“民工荒”的措施

(一)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我国现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社会参与权、医疗服务权、公共设施权和福利服务权。农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农民工在就业准入、劳动福利、工资报酬、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子女就读等方面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积极探索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的途径。

(二)做好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国家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源的投入和开发,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短期内,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公共工程等公共投资项目,尽可能多地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转岗培训和提供小额贷款等方式帮助这些劳动者创造自我雇佣或受雇于他人的就业岗位。

(三)改革农民工就业管理制度,建立专门的管理服务机构。政府要建立免费的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和咨询的管理机构,提供就业信息和指导。逐步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运行和调控的法律规范,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调控机制,从主要依靠行政管理手段调控尽快过度到主要凭借市场机制来调节。统筹农民工管理和当地城镇居民的管理,为农民进城打工创造宽松的环境,帮助农民工实现公平的就业竞争,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四、结论

“民工荒”的出现看似偶然,其实却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人口结构变化、价值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民工荒"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若放任自流,必然造成劳动力供需长期失衡的趋势,势必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民工荒"的出现,也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陆汉洲著:聚焦中国农民工[M].中国经济出版,2005.

[2]金泽虎.民工荒假象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9).

[3]张岍宾.“民工荒”―揭示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J].中国劳动,2004,(11).

[4]陈桢、李轩:由“民工荒”引发的经济学思考[J].农村经济,2005,(12).

[5]宁光杰: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与就业.[J],威海科学导刊,2004,(1).

作者简介:

篇8

笔者基于我国1991年～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面板模型检验等方法，构建了就业与经济增长、人口、工资之间的个体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从全国层面分析了经济增长、人口、工资因素对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存在较明显的地域特征，就业—经济增长弹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较强的负相关性；工资上升对就业表现出正面影响，就业—工资弹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总人口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没有很明显的地域差异，就业—人口弹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相关性较弱。

关键词：就业；经济增长；人口；工资；面板数据

作者简介：刘玉成（1970-），男，湖北荆门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量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童光荣（1950-），男，湖北蕲春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数量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023-05收稿日期：2011-12-04

一、文献回顾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就业问题历来是一切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当前的就业形势却令人费解：在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同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却依然困难重重，城镇失业现象持续存在。

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特殊性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文献较多，它们分别对我国就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探究。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畅问题的探索（莫起升，2010；辛小柏，2010）；对我国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不同步现象的解释（薛继亮 等，2010；丁从明，2010；陈莉花 等，2011；卢江 等，2011）；对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现象的探析（袁霓，2011）；对就业结构变迁趋同效应的阐释（汪增洋，2010）等。

我国的就业问题除了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之外，也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就业一样会受到各种经济变量的影响，而就业、经济增长、人口、工资等因素作为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经济指标，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外相关文献也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从我国宏观层面探讨人口、经济增长、工资、经济收入、就业之间的关系。闰荣国等（2006）认为我国GDP、结构转型和就业总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许召元等（2008）认为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可以有效改善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速，但“资本追逐劳动”现象导致人均GDP地区差距无法缩小。宋国学等（2006）认为我国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呈减弱趋势。Ding等（2011）认为我国人均GDP的增长与人口增长、初次收入水平等因素负相关，而与固定资产投资正相关。

第二类，从我国三次产业的相对微观层面去分析就业的影响因素，探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就业等之间的关系。俞国梅（2004）认为GDP与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相关，与第一产业就业负相关。秦韬（2007）认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小于需求的减少量，扩大就业的潜力和出路在第三产业。赵慧卿等（2010）认为三次产业劳动产出弹性差异明显。

第三类，国外有关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Sajal（2009）认为就业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GDP是就业的原因之一。Matthew等（2010）认为能源、就业和GDP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以上文献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就业的影响因素，但这些研究大多是探讨单个因素对就业的影响，涉及到多因素联合作用的并不多，且研究方法大多局限于简单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线性相关分析。和以上研究不同，笔者尝试将多因素作为就业的解释变量，并以面板数据来解释就业的变化。基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变量之间的关联性等因素，本文选择将经济增长、人口和工资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并探讨区域差异。本研究是作者前期研究的一个延展（Liu et al，2011）。

二、实证研究

篇9

关键词：江西　第三产业　就业　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在各产业之间将发生规律性的相应转移。劳动力首先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将更多地向第三产业转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1691)最早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作了描述，随后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克拉克(1940)利用不同国家的时序数据和截面数据对这一规律做了验证，该规律后来被称为“配第一克拉克定律”，在此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71年)，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1970)，钱纳里、鲁宾逊和赛尔奎因(1986)又分别进行了国别范围更广，时间跨度更长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该定律。事实证明，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一些发达国家解决就业的主要行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不仅是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需要，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本文对江西省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能对今后江西省劳动力的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一些有益启示与建议。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是江西省1993――2007年的第三产业产值与就业人数年度数据。其中，第三产业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08》，并且采用价格指数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就业人数数据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2008》。为了防止出现“异方差”现象的出现，对第三产业产值与就业人数年度数据取其对数形式。

(二)单整检验

由于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对第三产业产值(Inchanzhi)与就业人数(Inrenshu)年度数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查其是否存在单位根。使用Eviews计量经济软件得出以下结果，见下表，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第三产业产值(Inchanzhi)与就业人数(Inrenshu)年度数据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

(三)回归分析

对第三产业产值(Inchanzhi)与就业人数(Inrenshu)年度数据序列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LNRENSHU=03349*LNCHANZHI+41932+[AR(1)=0.1481704598](26.5496)

Adjusted R-squared=0.9675 D.w=2.1809 F=163.5075

可以看出：Adjusted R-squared=0.9675说明拟合效果很好，t检验与F检验也都顺利通过，D.W=2.1809说明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同时系数也符合其经济意义。整体来看，该回归方程回归效果较好。

(四)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江西省第三产业发展与就业人数关系非常密切。第三产业产值每增加1亿元，同时能够吸纳33万多人就业，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劳动力就业效应”。这说明第三产业在解决就业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

篇10

关键词 农民工 逆歧视 劳动就业 规模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与“逆歧视”工资比较模型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部门”的增长，作为解决以农业为中心的“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根本途径，并且以为这是沟通两部门之间，完成资本与劳动有效结合的唯一选择，也是发展中国家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原本已经存在而因表面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大所掩盖的“二元经济结构”显露无遗，所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在城市劳动力下岗失业的大背景下，特别是由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城市出现了失业率从2000年的3.1%一路攀升到2004年的4.2%，甚至一度达到4.5%(2002年)，城市居民及当地劳动部门，往往以城市就业压力大为借口，对农民工进城务工怀有一种戒备心态，认为农民工进城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从而演化成一方面城市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解决“零就业家庭”，对城市失业和下岗职工以种种直接间接的就业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又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不仅在城市中得不到任何的补贴、培训，反而要向政府职能部门交纳各种费用。这种心态和做法的源头都是认为农民工进城会造成对城市职工的“逆歧视”，也就是外来农民工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替代和排挤。还有学者分析表明，在城市中，每解决一个农民工就业，将会增加2-3个失业工人等等，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农民工进城的合理合法性。

“歧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在其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首次引入经济学的概念，他借助于将对歧视的“偏好”引入雇主和雇员的效用函数这种方法，试图使竞争的劳动市场模型与不同阶层劳动力之间可观察到的工资判别事实相符。近年来，我国学者用“歧视”、“逆歧视”理论分析我国就业和农民工问题，并提出了各种“歧视”模型，用“歧视”和“逆歧视”模型分析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之间的竞争和替代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的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偏好，这种歧视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和政策造成的，有关这方面讨论比较多，在此不作赘述，然而有关“逆歧视”问题，郑州大学商学院杜书云和西南财经大学张广宇对此做了详细分析(2004年)。他们把农村和城市的物价水平因素差异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建立了“逆歧视”模型：首先他们假定农村的物价水平为P，城市的物价水平为P′，则城市物价水平的差异为：

A＝(P′－P)/P，正常情况下A0，这是由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把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中汇回农村消费的部分为β∈(0，1)，则有(1－β)的部分在城市消费；再假设城市职工的货币工资为W′，农民工的货币工资为W，要使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实际工资率保持一致，则有：

W′/P′＝W(1－β)/P′＋βW/P

整理得：W′＝W(1＋Aβ)

这个等式意味着如果农民工的货币工资为1，则城市职工的货币工资为(1＋Aβ)，两者的实际工资水平是一致的。所以，Aβ被称为“歧视系数”(加里・S・贝克尔1976)，这样，如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在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相同，则受歧视的是外来职工；相反，若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货币工资相等，则受歧视的是城市职工。现实情况是除非有外部势力硬性规定，在相同情况下，企业不会主动牺牲自身利益而给城市职工更高的货币工资，这就意味着农民工以较高的实际工资获得了就业岗位，城市劳动力要么退出就业竞争，要么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由于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引发的对城市劳动力的“逆歧视”。这正是“逆歧视”的理论渊源。

二、有悖于现实的“逆歧视”

然而，理论上存在的“逆歧视”分析却不能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得到印证。一是从全国情况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经常是同工不同酬，根据有关单位调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与同类城市职工相比，2004年相差500元―800元，按1.2亿农民工计算，仅工资“剪刀差”一年就高达1万亿元左右。另据有关部门对湖南、四川、河南三省抽样调查，农民工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市职工的1/4，农民工和城市职工收入差距中大约31.16%可归为歧视所致。(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7.3.26)。所以，农民工货币工资远远低于城市职工货币工资水平，显然“逆歧视”难以成立；二是不但两类劳动者货币工资有差异，而且城市职工还可以享受到货币工资以外的许多物质福利，如免费或低租金住房，免费医疗等实物形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新的住房制度的实施，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逐步演变成一种社会化、货币化的新福利和保障形式，造就了城市职工或多或少在城市中都有一些“家产”，而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获得这些福利，有调查表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实物福利相当于货币收入的72%，这与农民工在城市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杨继绳所著《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中把农民工归为当今中国最穷的人群之列，“他们干着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享受不到城市职工的各种福利待遇，他们不但劳动强度大、工资低，还被老板拖欠工资，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被拖欠的工资打上千亿元”，农民工在城市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是城市中真正的“无产者”，处于弱势地位，很难与城市职工相提并论，更谈不上“逆歧视”问题；三是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门槛高，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成本。据统计，一个四川农民工到广东打工，如果是有组织输出，需要办理“就业登记卡”“流动就业卡”“暂住证”，须向当地县里有关部门交纳培训费、咨询费、介绍费、保证金等，加上路费，共计达2000元左右的转移成本(李寒2005年)，还有其子女入托、上学的限制和高昂的借读费，工资还时常遭到用工单位的拖欠，其心理和生理的压抑、付出要比城市职工大的多，而且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苦、脏、差、险的工作，把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费用压低到了最低限度。在生活水平较高的上海，农民工收入从800―2000元不等，其中用于自己生活费用的最低的裁缝(助手)只有100元，而大多在200―500之间，最多的理发行业的农民工仅1300元(1999年4月7日《文汇报》)，这样，将大大降低农民工实际可支配的薪金收入；四是更重的是“逆歧视”模型中，考虑了城市物价水平的差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城乡市场一体化后，城乡的物价水平并没有很大差异，农民工汇回农村的一部分货币工资决不意味着其实际收入的增加，因为其用途无非是消费和农业生产。消费的大部分还是工业品，虽然农村消费与城市有较大差别，但我们决不能以农村维持基本生活的低水平消费说成是实际收入的增长。所以“逆歧视”工资比较模型中，假设的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中汇回农村的全部用于消费部分?是不成立的，其次，用于农业生产的部分情况更糟，据农业部门监测显示，仅2004年3月中旬，由于化肥、农用柴油等农资价格上涨，至少使全国农民增加物质投入390多亿元(新华社北京2004年4月2日电，记者徐跃飞、黄金权)，2004年全国农资价格平均上涨10.6%，导致亩均生产投入增加17.1元，2005年农资价格上涨8.3%，使粮食亩均收益减少27元，下降10%，亩均粮食生产投入增加21元，增长10.4%(杨卫军，2006年)，这样，便大大削减了农民工汇回农村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货币工资的购买力。由此可见，模型中的A0不一定成立，或大多数情况下不成立，“逆歧视”自然就很难存在。

三、农民工对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城市就业压力很大，但我们不能以此咬定这是农民工进城造成的，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农民工进城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根本不是同质的。根据人力资本层次的划分，我们可以把人力资本划分为四部分：一般能力的劳动力、有技术专长的劳动力、有组织管理能力的劳动力、有资源整合能力的劳动力，可综合归纳为两大类：大众型人力资本和专业型人力资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缺乏专业技能，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综合素质低，大部分属于大众型人力资本，而对应的城市劳动力由于技能层次、文化层次、个人素质的多样性，其人力资本类型则包含了两种类型的人力资本。2004年，农民工从事工业的人数为5438.9万人，建筑业的为3380.5万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的为1475.9万人，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的为2701.6万人，其它非农产业的为6102.4万人(《中国经济年鉴》2005年)，而且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的多是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技术要求低的工作。据有关城市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有36.69%的城市居民从事白领职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剩下的63.31%的城市居民从事蓝领职业(商业服务员、普通工人)，其中4.817%城市居民为普通工人，相比之下，只有3.36%的农民工从事白领职业，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从事蓝领工作，其中多达68.15%的农民工为普通工人(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7年3月26日)，而且由于城市的“正规部门”中存在歧视性就业政策，农民不易进入，这样，农民工对城市劳动就业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如下表)：

可见，农民工进城务工与城市职工竞争性强的主要集中在大众型人力资本，即一些技术水平要求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在技术水平要求高和有很强的制度障碍的城市“正规部门”几乎没有直接影响。

四、是“逆歧视”，还是规模效应

从微观经济学的要素配置和成本变动的角度分析，生产经营的总成本公式如下：

其中TC为总成本，QK为资本量，R为资本价格利率，QL为劳动力数量，W为劳动力价格工资。

在农村劳动力流入前，企业的总成本TC，产出量Q，农村劳动力流入后，使平均工资W减少，即W/R减少，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更为便宜，从而使企业总成本由TC1降低为TC2，在利润最大化驱使下，企业不会使节省的资本闲置不用，这势必使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使产量由Q1提高到Q2，从而使生产经营中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反而可以抵消一部分城市非专业技术劳动力就业水平的下降，甚至有可能使城市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同时，也有可能引起专业技能型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另外，由于农民工进城导致城市工资水平的上涨约束，会使廉价的劳动对昂贵资本要素的替代，从而增加对劳动市场的需求，这样农民工不但不会抢走城市职工的“饭碗”，还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如果我们再从宏观角度分析，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还在于由于农民工的存在抑制了城市职工工资水平的过度增长，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收益预期，并通过低工资水平为城市产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同时，全国农民工一年还可以造就550亿元的消费市场，这些正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据陆学艺、部书田等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市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每个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务工的有1.2亿农民工，则每年被剥夺的就高达1.92万亿元(杨继绳2006年)，非此，城市就会受到限制，城市就业压力就会更大，所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无论从市场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特性，还是城市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再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587元，加之，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4亩左右，农民增收空间非常有限，农民要增收，农业要现代化，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消除抑制分工的制度安排，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还农民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创业自由无疑是符合市场经济学原理的。虽然农民工进城对城市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一种局部的、短期的、有限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有利于打破和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对建立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陶达文，主编.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布鲁斯・赫里克.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3]扬继绳，著.中国当代各阶层分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4]杜书云，张广宇.就业歧视与农民工福利缺失问题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4(11).

[5]王志彬，徐玉龙.农村劳动力进城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影响.农业经济，2006(4).

[6]张晓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农业经济，2006(12).

[7]杨卫军.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