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现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现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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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工荒”；劳动经济学；对策

中图分类号：F24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0-01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过剩劳动力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向着城镇流动，从而农民工的概念应运而生。从我国的实际国情来看，农民工几乎可以看成是无限供给的，但是，在2004年开始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却出现了“民工荒”的问题，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区域，“民工荒”现象非常明显，并在之后的几年逐步扩大。出现“民工荒”问题可想而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经济学专家学者们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探讨。

一、“民工荒”的基本概念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认定我国有着近乎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呈现出无限供给的状态。其中，所谓的普通劳动力无限供给具体指的是工资水平只提供最低的生活费用，这样劳动力也可以无线供给。而“民工荒”的问题指的是在这样的工资水平下，农民工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二、从劳动经济学角度分析“民工荒”

（一）从微观层面分析

1.农民工市场主体

全国农民工将其分类，我们可以看到年龄在16-30岁的农民工已经超过了总数的一半，这些农民工的年纪相对较低，我们将这类农民工成为新一代农民工，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老一代农民工。两代人出生时间和生长环境的差异造成他们的思想观念、工作目标和价值取向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新一代农民工的教育水平要高出老一代很多，几乎都受到了高中教育，甚至有些还掌握了一些专业技术；外出工作的主要目的也是完全不同的，老一代农民工的目的就是为了多赚些钱，而新一代农民工却是为了追求城市生活中的物质精神享受；新一代农民工开始关注工作环境，要求更高的待遇，不再像老一代那样只要有钱就干；新一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个人劳动力供给分析

首先，假设劳动者在选择工作时，都是追求着更高的效用；其次，假设劳动者的效用基本上是来自收入和余暇；再有，劳动者的偏好是基本相似的；然后，劳动者是同质的；最后，工资率由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所决定。如图1所示，劳动主体在有一定资源的约束下能够达到的最大效用就是a点，这时的工资率为W，劳动者的余暇时间是h，L则是指劳动时间。

3.从个人劳动力供给角度分析“民工荒”

工作环境差，农民工若是无法得到应有的权益保障，那么可想而知劳动力的供给方很难达到预期标准。新一代的农民工与老一代相比，更加注重余暇时间，只有在劳动时间中获得更高的工资率，才愿意继续工作。

工资水平低。近年来，物价正在不断上涨，但是农民工的实际收入却没有同比上升，进而农民工的生活水平也受到了影响，在城市中的消费正在不断上升。出现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消费品的价格快速上升，一方面是因为粮食价格也在正增长，还有就是出租房的价格也在上涨。所以，物价水平上升，但是农民工的收入却没有上涨很多，实际工资率正在下降。

农民收入上涨。农村地区发展的越来越好，很多农民工又返回到了家里务农，外出打工的人数在下降。自从农业税被取消，很多农民工都更愿意回到家里，当外出打工的收入达不到在家里务农时，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到外面吃苦。

（二）从宏观层面分析

年轻劳动力的供给正在下降，我国的农民工中大概只有不到40%在30岁以上，但是纺织业和食品行业对于年轻劳动力的需求更大，从而农民工供求结构出现了问题；

有效劳动力正在减少，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不需要技术含量的工作越来越少了，用人单位也要求劳动者具备更强的技术性能力，在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实际上是缺失新型技术人才；

区域经济发展，以往的农民工打工往往都是向着沿海地区前进，但是自从经济全面发展以后，农民工往往在省市以内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进而沿海地区也就出现了“民工荒”的问题；

信息传递不及时，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还没有配备成熟规范的中介，非法坑害事故时有发生，进而劳动力无法及时获得市场信息，市场也无法及时将信息传递出去。

三、针对“民工荒”的有效解决对策

（一）提高农民工工资

正如上文所说，出现“民工荒”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物价飞速上涨但是农民工工资涨度却有限，导致农民工返乡。所以，适当的提升薪资待遇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民工荒”问题。

（二）整改企业用工理念

新一代农民工对于工作环境的要求明显提升，并不再是只关注工资。所以，相应的企业也应该转变以往将民工当做机器使用的理念，应该加强文化建设，更加关系农民工，令其产生归属感，实现企业和农民工的双方获利。

（三）加强专业技能培训

自从我国工业发展转型以后，对于高素质专业型人才的需求再明显上涨，从而，农民工也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这样才能保证更高的竞争力。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该给予一定的培训教育补贴。

四、结语

“民工荒”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我国新一代农民工对于工作有了更高的追求，各个领域对于技术性人才的需要也在上涨。针对这个问题，用人单位应该适当提升农民工的待遇，农民工自身也要加强专业技能锻炼。

参考文献：

[1]刘丽娟.从劳动经济学视角解析我国“民工荒”现象[D].北京交通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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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现状；微观经济学；对策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人口众多，就业难的问题一直存在于就业择业当中，然而从2005年开始，又出现与就业难逆向发展态势的现象，那就是“用工荒”现象。根据权威报告表明，从2005年开始，在我国沿海城市，本来是属于劳动力密集的，却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劳动力缺口达到30多万人。这一现象清晰了表明了我国劳动力出现了转型，从劳动力充足型转向了劳动力短缺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难和“用工荒”都属于我国劳动力问题。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有不同的结论分析，本文接下来主要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对此进行论证。

1就业难的微观经济学原因分析

1.1二元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工资差别

我国市场经济属于二元化结构，一个是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科学技术水平比较先进、薪酬较高的工业体系；另一个是技术比较落后、薪资比较低的传统农业体系。这两种体系劳动者的薪资差别较大，因为从劳动力人数上来看，前者要远小于后者。

1.2行业垄断导致就业难

在我国劳务市场上，存在两极分化现象，而劳务市场的分割又促进一些工业行业的垄断。一些垄断国企他们的高薪资令人眼红，这误导了求职者，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面对低于自己期望的薪资不愿意接受，垄断企业是基于在该行业中，他们的劳动力所组成的以追求最大效益为目标的团体，此外，垄断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本来也处在垄断地位。

1.3基尼系数偏高带来的影响

基尼系数可以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差距。该系数偏高说明小部分人在支配国家的大部分财富，人均消费比较低，产品滞销带来更多的人失业，进而导致市场经济的不景气。

2“用工荒”现象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2.1用人单位的微观原因分析

出现“用工荒”的现象，一部分原因在于用工方，他们对求职者提供的薪酬比较低，员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岗位的工资与生活成本不匹配就是直接导致“用工荒”的出现，岗位工资比该地区的人均收入低暂时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的发生，但是在劳动力的实际价格下，劳动力增长下降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2.2劳动者自身偏好的原因分析

有些情况下，劳动者是否接受这项工作还跟工作环境有关，并不是只跟工资有关。例如，现在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然而还有一大批人去追逐国考，这就是因为公务员的工作环境好。这种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导致很多公司业招不到专业型的人才。

2.3劳动的供给行为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在流向城市的过程中，由于户籍的限制，劳动力分配机制没有办法正常运行，这就会挫伤农村劳动力的求职积极性，从而导致就业困难以及企业的“用工荒”。另外，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还不完善，企业参保成本增加以致有些企业无法承受，这不利于企业的招聘也不利于劳动力工资的增加，最终导致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积极性下降。

3解决“就业难”和“用工荒”的对策

3.1削弱“二元化”劳动力资源的负面影响

对于有些实施行业垄断的企业，要上缴行业垄断利润，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大力支持非垄断企业在行业里面的发展，在非垄断企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国家政策上要给予一定的优惠。另外，企业还要适当的提高劳动力的薪资标准，这虽然在短时间内会带来企业成本的增加，但对于企业的研发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3.2积极走扩大内需的路线

扩大内需不仅能够推动企业的发展，还可以使一些行业难以进行行业垄断，这样可以从本质上改变“二元化”市场现象，达到市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到达平衡。对有些单个企业而言，通过内需带动经济，企业发展的侧重点也会改变，从压缩劳动力成本转变为抢占更多的内需市场，以此来提高企业竞争力。之前靠压缩劳动力是站不稳脚跟的，只有通过对劳动力的培养以及待遇提升，产生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企业才能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3.3促进劳动力的合理转移流动

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能够达到平衡是一种市场自主调节的现象，也是劳动力市场对企业薪资的反映。政府首先要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规模和流动方向有整体把握，让它与我国地区经济规划、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另外还要在政策上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优惠，比如在民工的户籍管理、医疗保险、子女上学等问题。以此来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

4结语

劳动力是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向前发展的推动力量，对于近年来出现的就业难和“用工荒”的劳动力现象，我们可以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改进措施，引导劳动力正确的就业择业，保证劳动力的合理利用。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也可以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芬.农村剩余劳动力逆向流动的经济学分析[J].商业时代，2011（20）.

[2]刘湘丽.中国工业劳动力供求现状与解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3（18）.

[3]翟伟峰.就业难的微观经济学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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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差异性

一、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而系统地显现。第一，唯物史观作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恩格斯指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他认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么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第二，抽象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以用化学或物理实验去研究，不能靠单纯地感性直观，只能借助思维的抽象力去分析。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方法不是一种先验的或纯粹思辨的，而是历史的，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历史性和暂时性，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第三，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种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和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又是统一的，研究的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叙述就是从思维抽象到思维的具体，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第四，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从最简单和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出发，在思维中具体化，即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历史的方法是从事物的实际发展顺序去研究，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经济学中，逻辑与历史是相统一的。

二、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个人、厂商、政府或其他组织如何进行现实生产的选择，使得资源高效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化的回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在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分析方法。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规范经济学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研究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在具体的经济活动行为过程中会依据价值判断来做出理性的经济行为选择。实证经济学是采用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具有一定数量关系的函数关系，构建一定的经济模型，通过这种模型进行一定分析来证明经济活动选择的可行性。第二，均衡分析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分析法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去分析某一时间点、某一特定市场中的某一商品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分析是分析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决定。考虑到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在现实经济活动分析中常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第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完全抽调时间及其相关的变动因素，静态地进行经济现象的分析；动态分析法与静态分析法相反，是对经济活动变动的过程进行分析，比如分析某一时间内有关经济总量的变动以及相关经济总量在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第四，经济模型分析和边际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就是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数量关系来建立一定的经济模型，然后去分析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边际分析法就是运用微积分方法去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某一经济增量的变化，用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变化过程，其结果可以用因变量的变化率与自变量的变化量的比率来表示，可以分析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

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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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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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基，很多理论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是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方式，同时促进了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是在今天，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步成为非主流经济学，而其自身存在的缺点却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批判。从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进行分析，对比与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进一步讨论其改进与发展的趋势。

1引言

关于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见解。现在以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往往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对其劳动价值论进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动摇其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经济学为庸俗经济学，由于其阶级本质决定庸俗经济学家要维护本阶级利益。对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效用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争论一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才算结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经济学逐步使政治经济学边缘化，而劳动价值论仅仅作为一种学说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响力。

看一种理论是否是正确的，主要就是看它对现实社会是否就有解释力。然而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却往往忽视了其现实解释力的学习，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内核—劳动价值论，以至于思想僵化，无法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一些本来可以对现实社会有解释力的理论或者被教条僵化，或者被现代的计量经济学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逐步边缘化。

本文立足于回归政治经济学原本状态，从劳动价值论这一基础思想出发，对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做出客观评述，以确定其是否对现在生活具有解释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是过时了。从而对其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2文献综述

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中外许多经济学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有很多论述，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自觉站在某个阶级立场上，这样很多就没有了事实说服力。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了劳动价值观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决不会顺利的起作用。”

对于熊彼特的观点，张培刚先生在《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文中写到“我们认为熊彼特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两点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如果把‘假设条件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这一点作为反对的理由，那这也同样适用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其次，更加重要的关键一点倒是在于:所谓‘边际效用论’只是一种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而‘边际效用’作为一种生活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各个消费者千差万别，变动无常，要是把它作为最终形成价值和衡量价值的客观依据，不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发现熊彼特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劳动价值论的缺陷表现形式，张培刚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论的立场上说明，效用论并不是优于劳动价值论，然而对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却没有否认。

伍装在《理解现代马克思经济学》一文中说到:“马克思经济学提出问题与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统一的，这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学范式，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证过，也从来没有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上驳倒过”

这里面提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到政治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站在考虑个人的主观感受的角度分析社会，而是站在一个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的运作，来观察社会中的形形，人生百态。所以站在个人的主观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认都是没有意义的。

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认为中国历史的基线先后推转50。年，包括明朝，这长时间的视界使我们了解最近中国所欲困难的遮蔽，同时也看清楚好多问题互相连锁的情形。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现在还有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因为它产生时的情况和我国传播时的情况很相似，发展后在我国现在依然具有解释力，甚至比西方经济学更有解释力，而且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通过诸多文献的梳理，我们基本已经理顺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论的缺陷，政治经济学该用何种分析方法，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3劳动价值论及其衍生理论的优缺点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为依据衍生了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包括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等等很多方面。我们将分析以上几个的缺陷，进而提出改进意见。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会现实的体现。

劳动价值是由价值产生的。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是商品中有一个内核一类的东西叫做价值(value)，而这个价值则是由劳动产生的。商品的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从这两点我们看出无论是价值论还是效用论都是对客 观世界的反映，尽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设，无论是马克思的 完全竞争，还是效用论的理性人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 的，而它们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况的特定情形。而且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在对于一般情况的解释中，劳动 价值论更有解释力，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唯物状态，但是效 用论却陷人了一种为唯心的误区。不过在特定情况下的解 释力，价值论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钻石，以后 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这类问题上，效用论更有解释力。

这样我们发现熊彼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题，而 第二个问题的劳动力同质也不算是问题。我认为真正要解 决的是生产要素问题。

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但是 这里面确实忽视了其他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土地。马克 思解释为资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会劳动。这种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解释力的。比如土地，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资源，马克思认为是对自然资源的改造中耗费了 大量的人类劳动，但是逆向思维，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大量 的人类劳动又如何承载?所以单纯的劳动产生价值是不准 确的，这里面应该包括其他的生产要素，我们认为是多种生 产要素共同作用产生了价值。

(2)货币理论的前提假设以及表现方式与现在实际情 况脱节。

马克思对货币的定义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础。但是其背后货币的本身便是黄金，即使纸币抑或其他东西都是一种货币符号，其实质是背后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黄金。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货币的前提假定就是黄金是货币商品。

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我们发现其实马克思的假设在当时的时代是有一定意义的。马克思所处时期，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由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黄金大量流人资本主义国家，而纸币的发行也是以纸币背后的黄金为硬通货。这一切尽管理论没有产生，但是事实上便是这样运作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货币的本质进行阐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将当时的社会状况上升为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在当时是先进的。 然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却缺乏解释力。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都存在这很大的争议。不过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不存在劳动，也不是商品，仅仅有虚拟世界中一般等价物的特点，所以不能有价值，更不能说是货币。然而虚拟货币确确实实在当今很多领域充当着现实货币的作用，这是很难解释的。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这样两个:第一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现在的经济学家没能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将其精髓发展，而是教条套用。

当然，对虚拟货币的解释问题，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做的很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避了对货币的解释问题。

(3)流通中是否产生剩余价值依然无法解释。

马克思明确表示价值，剩余价值只会在生产中产生，即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生产前C=+v变成生产后的C=+v+m，m就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试生产的产物，并不是流通的产物，流通中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我们要考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19世纪的时候，流通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就拿地产来说吧，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地产公司，所谓流通，无非就是货币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商品则反向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流通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其实不然，交易费用的产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即使在马克斯时代，流通依旧产生剩余价值。为了论证需要，这里假设交易费用为0）。

然而当今流通不产生剩余价值这个论点是很值得商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内容。既有策划，市场营销，以及更多的销售网点。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包括很大的资本投人，很大的广告投人，很大的劳动以及土地投人，所以这里面产生的价值甚至高于生产产生的价值。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这里都产生很多的剩余价值。

4新历史角度下的改进

站在整体观和大历史观的角度上，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更在试图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其精神内核不是19世纪已经过时的理论，而是其中的方法，内在逻辑以及要解决的真实问题。这要掌握这一点，理论才会更加发扬。

与当今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发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变革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劳动价值论。只有内核变革完善，并且在整体性的思想下，马克思家政治经济学才会更加显示出其优越性。

诚如前文所述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没有与时俱进，很大原因是由于这个理论把劳动作为产生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也许在19世纪是正确的，但是在21世纪必须要发生变革，为此我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改良中的劳动价值论，提出新价值论的观点。

我认为商品甚至物品种确实存在其内在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是仅仅由劳动决定的，而是有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决定的。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决定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表示为:C=al+bk +ct，但是不同于萨伊定律，因为这里面依然强调的是劳动价值，其最终是客观表示而不是效用论。

这样很多由于现实条件变化，使理论过时的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比如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由于内部的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都可以形成价值，所以虚拟货币内部有很大的资本，则虚拟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又有使用价值属性，所以虚拟货币可以是商品。

还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产生剩余价值，由于流通过程中投人大量资本，土地，根据新价值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是构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然产生剩余价值。

5结语

篇6

关键词:劳动力;回流;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9-0074-04

劳动力流动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无论是斯密、配第、克拉克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李斯特为首的历史学派,还是马、恩、列、斯等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托达罗、乔根森、舒尔茨等发展经济学家,又或是巴格内、迈德尔、索凡尼、贝斯、李(Lee)以及斯塔克等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家无不涉猎这一研究领域并取得了较为突出成就。近年来,劳动力回流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流动现象引起了学术界众多的关注。本文主要从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有关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等相关方面来进一步进行阐述。

一、劳动力回流国内外相关模型及理论

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文献很多,但是具体到劳动力回流问题,相对来说就寥寥无几。之所以在这里把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文献基础作为理论基础,是因为无论是劳动力的正向流动还是反向流动,其在本质上都是有很多相通性的。根据劳动力流动相关理论产生的时间以及选择回流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其大致分为以下五种。

1. 人口转移理论。20世纪50年,唐纳德・博格提出了人口转移理论。他认为,在人口流出地既存在着“推力”因素又存在着“拉力”因素,但是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推力”因素。“推力”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的枯竭、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农业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等。而“拉力”因素包括家人团聚的快乐,自己成长的环境所建立起来的人脉网络等。而在流入地“拉力”因素则起着主要作用,其中包括较高的收入水平,较多的工作机会,较好的交通和教育条件,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较好的气候环境,等等。而对于流入地同样存在着“推力”因素,例如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当地人对外来者的排斥,等等。而人口是否会进行迁移则取决于这种推力与拉力的较量。以此类推,当大批的劳动力回流产生的时候,这时当初流出地的拉力已经大大超过流入地,所以产生了回流现象。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分为两个部门,即欠发达地区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和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工资远比传统部门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并假定在农村存在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甚至小于0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只要用比传统部门稍稍高的工资便可以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他强调了现代部门的发展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对农业生产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

1961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美籍华人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发表了《发展经济论》一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劳动力转移模型,被称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把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清晰地表示出来。在该模型中,他们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或者接近0,因此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弹性为无穷大。该模型发展了刘易斯模型,指出农业不仅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而且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的农业剩余。如果没有农业剩余,工业扩张所必须的粮食就没有来源,农业劳动的流出要受到阻碍。因此强调了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

20世纪60年代诞生了著名的乔根森模型。乔根森与刘易斯不赞成边际生产率等于0和低于实际工资劳动的存在。乔根森认为,劳动力转移是以农业剩余为前提,而不是剩余劳动。劳动力转移的意义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结构的必然变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是无限的,当人均粮食产出超出人口增长所需的临界水平,农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限制,于是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生产工业品,以满足人们对工业品需求的扩大。

之所以把上述相关理论模型归于一类,是因为之前所有相关理论都没有把心理预期因素加入到劳动力流动的考虑范畴之中,而把发展中国家分为两部门:即代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和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之所以能够使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流动是由于两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其中包括劳动生产率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等。

2. 托达罗模型。托达罗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主要原因是“预期收入”的最大化,他是第一位把心理因素加入人口流动模型的经济学家。托达罗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1),人口迁移主要是由相对收益和成本的综合衡量来决定的,他在提出经济因素的同时也提到了心理因素。(2)促进人口城乡之间的转移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收入差距。这种预期的收入差距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二是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3)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与在城市的失业率呈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城市的失业率越低,他们觉得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4)在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很大的情况下人口迁移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托达罗在他的论文中是这样阐述的:进城决策取决于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也就是说,如果农村劳动力预期城市的收入是在农村收入的2倍,且在城市中工业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是1/2,那么他们就会作出迁移的决策。按照托达罗模型的理解,在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劳动力会流出,当这种差距逆转加上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这种现象就会逆转。所以,回流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托达罗模型进行解释。

3. 新迁移经济理论。20世纪80年代,斯达克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该理论与之前各种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把研究对象由迁移者个人转化为家庭,进而分析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决策。该理论强调风险的扩散,转移者与转移者家庭共同承担转移的成本以及共同享受的收益等。

新迁移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契约安排理论和投资组合理论。契约安排理论是指转移者和其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合约关系:家庭成员对转移者首先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教育上的投资,培训上的投资,资助其购买生产工具以及提供外出的交通费用,等等。通过这些投资为转移者增加相应的人力资本,转移者通过在城市里的工作向家里汇钱则成了其履行契约的重要手段,从而实现家庭效益的最大化。当然在这过程中家庭成员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一旦投资者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太少,必须要追加投资或重新投资。

而另一种则是投资组合理论。其主要是指家庭成员对内部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整体统筹规划和配置的能力。由于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所以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不稳定因素很大。通过派遣劳动力外出打工可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增加家庭的收入。退一步讲,即便是没有较高的收入,这种外出打工也可以降低整个家庭的风险,减少长期收入的波动性。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析方法相比较而言对中国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的家庭观念更强一些,所以这种投资组合理论就有存在的意义。

4. 近期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关于劳动力回流的理论又被重新提出。他们大多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并且有所创新。Christian Dustmann通过对瑞士、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劳动力回流现象的分析,构建了一个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的长期模型。他认为劳动力之所以回流是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家乡和城市的相对价格之比,二是基于迁移者本人的主观偏好,三是在城市积累的能在农村发挥显著作用的人力资本。斯塔克和泰勒通过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移民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产生回流的重要原因在于降低相对的贫困感。他把原因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城市期间积累的同样的人力资本和储蓄在流入地的收益要比流出地高,二是在城市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三是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要比流出地低。

5. 中国学者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国情、制度等各个方面与国外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来进行研究。张维迎认为,一种要素的流动程度由以下两种因素来衡量:一是现有职业与新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二是变换职业间的净交易费用。当农业经营的比较收益高于外出务工收益时,很多仅能提供简单劳动的低素质劳动力就会选择回乡务农。萧洪恩从农民工的观念取向上作出阐释。他认为,农民工回流的原因还包括照顾父母、结婚生育、抚育小孩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的结果,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决策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中科院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从迁入率和各省人均GDP关系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人口主要是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流动。对于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中国学者作了细致研究,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一个地区的农村人口比例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之比、人均土地与全国人均土地之比、农民被乡镇企业雇佣的比例与全国之比,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因素以及非正式制度,如关系,等等。

二、对国内外理论的相关评述

1. 在最终得到的结果方面。各种理论和模型一致认为不论是劳动力的正向流动还是反向流动都有其必然性,但是在这种客观性上的认识阐述不同。一些理论和模型例如唐纳德・博格的推拉理论、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都是从宏观方面阐述劳动力流动的必然性,通过这种必然性来说明工业化、农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而之后的新迁移经济等一些理论则是从微观上来分析个体或家庭是怎样作出迁移决策的。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效用、心理满足感等微观方面的主题感受。这些理论将农村劳动力流动解释为个人或家庭为了分散风险使其收入最大化而作出的决策。事实上,任何一个明智决策的作出都不是单纯从微观或者宏观上来分析的,而是综合加以微观和宏观方面的考虑。所以这些理论和模型虽然阐述的侧重点不同,但实质上都是相同的。

2. 在转移主题决策的假设方面。在以上所说到的理论中,除了新迁移经济学中把迁移的主体假设为家庭外,其他无一例外主体都是个人。具体到中国国情,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历来都具有很强的家庭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后经济个体地位逐渐加强,所以新迁移经济学在假设主体上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3. 在转移动机的说明方面。在转移动机的解释上,所有的理论和模型无一例外地都归因于经济因素。但是这种经济因素在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被解释为现实的实际收入的差距。而在托达罗模型中这个表述有了重大的改变,他把这种经济因素表述为“预期的收入差距”,只要有这种预期收入差距的存在并且城市的失业率能维持在一定的幅度内,那么农民工就会作出迁移的决策。

4. 对制度因素的重要性没有展开。在以上的理论与模型中,对制度因素都很少提到。尽管斯塔克则指出,如果市场和金融制度是完善的,那么大量的转移现象是不会发生的。托达罗在分析和评论刘易斯等有关模型中也提到,这些模型和理论的一些假设放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可能是不适合的。但这些都是从表面上简单地进行了分析,没有对其进行更深一层的讨论,也没有突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制度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三、国外主流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纵观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模型和理论,无一例外地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为研究对象,并且几乎没有一个是以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以上模型在中国能否使用,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

诚然,对于不同的国家在劳动力流动上能够总结出一些共同的规律,但是,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就决定了不可能用一种理论或者模型去解释所有国家劳动力流动的现象,目前学术界对于劳动力流动的主流观点还是托达罗模型,即以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主体,以城市预期收益为迁移动力,以通过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来作为政策导向。这虽然是主流理论,但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首先,对于迁移主体来说,在这个重视家庭观念的中国,迁移主体究竟是迁移者个人还是迁移者家庭。第二,就迁移动机来说,究竟是单纯的经济因素还是收入、地位、风险、社会保障因素等综合的考虑。第三,中国大部分人还在农村,城市的容纳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象是鼓励、阻止,还是放任。以上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三个问题。

四、对中国劳动力回流的评述

1. 研究对象明确,但是称谓有待于规范。在参阅的所有文献中,有劳动力流动、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回流、剩余劳动力转移、剩余劳动力回流、剩余劳动力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称谓,他们有的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例如“流动”与“转移”就是完全不同的。流动一般是指劳动力根据劳动力市场条件变化,在职业间、产业间和地区间的运动,它是一个动态过程;而转移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变农业劳动力为非农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在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概念的界定。

2. 政策宽泛,有针对性的少。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要想得出有指导性的对策和建议,必须从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实地调查选择适合该区域适合的政策和建议,这样才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在已有文献的文章结尾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基本上如出一辙,都是从宏观方面泛泛而谈,可操作性差。

3. 学科之间的渗透不够,系统深入研究较少。由于劳动力回流现象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人口学等众多学科,所以在研究时如果能够把这些学科中相关的知识交叉起来研究可能会创新现有的成果。2010年来有学者把经济学和地理学结合起来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在分析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时候得出了新的成果。而目前整体文章还仅限于各个学科内的研究,所以应该尽快打破这种局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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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ummary on the China's Labor Force Return Flow

Ding Yuelan1, Wang Ninglian1, Huang Jing2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710062, China;

2. Zhongwei Electric Power Bureau, Ningxia Electric Company, Zhongwei 755000, China)

篇7

其次，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就将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的支付者，它具有肩负双重职能的重任。一方面，作为劳动力，它使用着生产资料，从而生产出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作为占有者，它支配着生产资料，使社会生产按照它自己的意志来进行。因此，对它来说，保证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都能同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将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是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具体表现，也是公有制社会形态的本质要求。

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一部分劳动者无法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使他们成了失业者，那么这一部分失业者就将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为他们的占有权没有得到兑现。如果说，这些失业者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的话,那么对于这些失业者来说，这种占有将是徒有虚名的。因为此时生产资料已经不再属于它自己支配的物，而是转化为与它自己毫不相干的物，即同它的劳动力相对立的物。

这一点，对于那些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不说自明的。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曾经明确地指出：

“失业者的存在是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不相适应的，因为这相当数量的失业者失去了运用社会生产资料劳动并取得劳动收入的权利。”(2)

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就业问题，从理论上讲，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整体来讲，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结合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得到劳动就业。”(3)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这是由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决定的。它构成了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劳动者在公有制的社会形态内不能使自身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那么，对它来说，这种占有就将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占有，或者说，它将以名义上的占有者实际上的非占有者的形式存在着。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就将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这就是说，失业者的存在是同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不相容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社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4)

然而，正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一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其数量的多少本身也将作为一个既定的历史前提而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建立的初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还是比较低下的。这一生产力水平制约着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总量，它使这一总量相对来说要比较少一些，此时，随着劳动者数量的多少不同，每个劳动者从中所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会不同。也就是说，在个人消费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在量上的规定性将直接影响到每个劳动者实际占有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劳动者人数愈多，每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数量也就愈少。对此，经济学家曾有过明确的断言：

低收入，高就业，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虽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但生活质量不会有多大提高。(5)

反之，当劳动者人数较少时，那么，每一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就会愈多。可见，在个人消费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数量多少同它所能够得到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成反比。

在劳动者就业的问题上，不同经济学家之间也曾展开过激烈地争论。其中一些经济学家站在同劳动者相对立的立场上，即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主张：应该允许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以保证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在现实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理论实施的典型,我们可以从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中寻找到。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后，它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就是不保障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就业，从而使经济发展能够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除南斯拉夫之外，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我国在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这一点，曾有经济学家评论道：“如果按照就业人数占有劳动能力人数的比例计算就业率，我国就业率之高是世界之冠。而高就业率却带来了低效率。我国劳动生产率之低也是世界罕见的。”(6)

从经济学家的这一论断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很明显，这一结论就是，在就业问题上，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是实行允许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的政策也好，还是实行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也好。对于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来说，是没有丝毫影响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充分就业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高就业率与低效率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我国当前的现状就是最好的实例。

看到这种振振有词的理论，使我们不禁想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一种论调：没有失业就没有高效率。请看,这二种论调是何其相似啊！难道真的如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要想提高生产效率，就必须有一定的失业人口存在。否则，要实现充分就业，就一定会造成生产效率的下降。换句话说，只有用一部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才能换来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之间有没有必然地联系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结论向人们揭示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并不随着就业率的高低发生变化这一本质联系。

从表面上看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机械化，现代化生产条件的广泛应用，可以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数量，从而使劳动者的需求超过了劳动者的供给，因此产生了劳动者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就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数量，从而使一部分劳动者退出生产过程，使它们同生产资料分离开来，成为失业者。随着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又为失业者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因此使得一部分劳动者又重新得到就业。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假若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小于供给，那么，就会使失业者继续存在下去。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运动过程。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作为劳动的后备军，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即失业工人始终是存在的。即使在当今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仍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可见，这一事实足以显示出经济学家的上述论断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它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来证明的。因此，这种论调比起那些无根据的抽象的空洞议论来说，要高明得多。

遗憾的是，这些经济学家忘记了马克思的教诲，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只要生产的社会性质隶属于资本，那么，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就将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社会根源。

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这一矛盾的出现，并不是由社会生产过程本身的发展变化带来的,而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造成的。在这里生产的社会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既可以使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始终存在，又可以使这一矛盾在现实中根本就不能够成立。当社会生产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指引的方向发展下去的时候，就必然会使相对过剩人口存在下去并不断地有所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时候，才会从根本上铲除掉相对过剩人口这一社会问题，使这一社会现象从此不复存在。

经济学家之所以将劳动生产率同劳动者就业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互对立的。就是说，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实现高就业率（即指充分就业）,反之，实行了充分就业，必然会带来生产的低效率。这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些经济学家的思维中只有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联系。他们把握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而对于所论及的问题的本质并不清楚。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这种表面现象中的矛盾就构成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就变成了一种本质的联系。

其实呢？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分为二个层次的。既有本质上的联系也有现象上的反映形式。它们二者之间并不是一致的。当我们停留在现象联系中去进行抽象、概括的时候，就会将这些矛盾的现象当作一种本质的联系，必然的联系去把握。

当经济学家把握住这种表面的联系之后，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向人们大声宣布：真理被我们抓住了，它就在我们的思维中。其实呢？他所抓住的不过是一些表面的、肤浅的联系，至于那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他却一无所知。

劳动力的供求矛盾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所引起的，它不是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的必然产物。

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当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时候，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通常表现为二种，其一，劳动力的供给小于需求；其二，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满足不了对它的需求，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劳动者的失业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大于对它的需求，于是就会使一部分劳动者成了多余的、相对过剩的劳动力。

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的存在，一方面加剧了劳动者内部的竞争,使得劳动者内部产生分裂，从而使劳动报酬水平的增长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它使资本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不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使劳动者实现充分就业。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此它就为充分就业的实现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实行充分就业的结果，是否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呢？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站在劳动者的角度上去分析，就会得出与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答案：充分就业不仅不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相反，它还是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有效措施。

首先一点，充分就业的实现，是使劳动者从生产资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前提条件。当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与占有者，当他们实现了同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之后，以往资本主义社会加在劳动者身上的绞索——失业的危机，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它将不再屈从于资本的威力，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被迫地从事非人的劳动。劳动的目的将是为了满足劳动者自身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变革的结果将焕发出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体现在生产过程中，就会使它以主人翁的姿态去从事生产劳动，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地提高。

其次，劳动日的长度本身是一个可变量。当劳动力的再生产中，出现了使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它的供给时，劳动者从它的整体利益出发，就可以通过缩短劳动日的办法，做到既保证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就业又不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因为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在同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基础上，只要将劳动日减少一半，就可以使就业人数增长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会使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不仅如此，它还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可喜的后果。这一点，在劳动日时间较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又不够的情况下表现得尤其突出。

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工人每小时生产出来的成品要比工作日较短时所生产的少些，而且还坏得多……这已为工业发展的全部进程所证实。”(7)

在现实生活中，6－1＞6的奥秘，(8)纺织行业实行“四班三运转”的实例，(9)都说明了缩短劳动时间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劳动的紧张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的情况下，缩短劳动时间，扩大就业人数，同样可以做到既保持劳动生产率不下降，又可以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的目的。这就是说，无论劳动的紧张程度如何，缩短劳动时间都可以做到既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又可以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的结果。可见，充分就业与低效率二者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经济学家之所以将事物在表面上的联系看作了本质的联系，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割裂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采取了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当经济学家把劳动日的长度凝固起来之后，就会得出：“充分就业必然会降低生产效率”的结论。因为“三个人的活儿五个人干”在劳动时间、生产力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自然会出现生产效率不高的必然结果。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高就业率固然与低生产效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却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水平的高低。这一点，经济学家曾将它形象地比喻成“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静止的观点上去考察，那么“三人饭五个人吃”，必然会使每一个人吃的饭量减少。但是，在考察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这种静止的观点是万万要不得的。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从发展的观点上看，在一定的条件下固然会使每一个人都吃不好，但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它又会使每一个人都吃得相当不错。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一定的条件。条件不同，就会使个人消费品的总量也会不同。“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在劳动时间较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又不够的情况下，自然会使劳动生产率不高，劳动产品总量增长不快，因而使个人消费品数量相对减少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五个人吃，就是三个人吃也未必吃得好。反之，在劳动时间缩短，劳动的紧张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从而使劳动产品总量也大大增加，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就会随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三人饭五个人吃，难道会比前一种情况下的三人吃要坏得多吗？

可见，“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这种论调完全忽视了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对生产发展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它是站在静止的角度上，从单纯的物质生产过程方面考虑问题时所得出来的一种悲观论调。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现充分就业是由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客观条件决定的。能否保障劳动者同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将反映出该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只要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与分配中所占据的支配地位不变，那么，充分就业也就一定能够实现。尽管充分就业的实施会对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水平以及劳动时间的长度的确定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是，它的实现却不会造成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一点，无论从理论分析上还是在现实的实践中，都证实了这一结论具有真理性。

总之，劳动生产率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必然的联系。所谓高就业率与低效率的矛盾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存在于他们的抽象的思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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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永江、杜一《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就业问题》见《经济科学》1982年第2期

(2)张仁德《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关于社会所有制和市场理论的探索与争论》见《经济学动态》1984年第7期)

(3)刘同德《切实解决劳动就业中的新问题》见《经济问题探索》1984年第7期

(4)李震中主编《计划经济学》1985年修订版第384页

(5)刘国兴《试论经济发展战略和充分就业目标》见《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2期

(6)徐节文《我国的就业问题》见《财经理论与实践》1985年第2期

(7)【苏】《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日的社会经济问题》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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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教育部在调整本科专业目录时减少了近一半专业，却增设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作为一个新兴边缘学科诞生后，很多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凭借自身原有相关学科，比如，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学、社会保障学等的师资优势，办出一些特色，走在了前面。江西师范大学校2005年设立该专业，并于次年开始招生，至今已有多届学生毕业。

二、就业总量分析

为了解毕业生实际就业去向，笔者对江西师范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10届、2011届、2012届和2013届毕业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形式包括电话、短信、委托本班同学对未能联络上的同学补充联系。其中2013届和2012届有效信息获得率分别为100%和56%，而2011届和2010届毕业生获得的有效信息不足50%。表1给出的是2013届我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与就业岗位的情况。（表1）

总的来看，2013届毕业生中就业单位为企业的占比为60%，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占比为40%，即便把其中的大学生村官部分删掉（按协议他们极有可能将来需要面临二次就业，大约占其中的17%），即真正属于公务员及机关事业单位的部分为23%。虽然相比一些重点大学，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比率仍属较高水平（后者2013届毕业生该项比率仅为6%）。而去往企业的比率高达60%，中国人民大学为86.5%。

在岗位方面，去往企业就业的21人中有15人前往私营企业，其中10人从事经营类工作；3人前往国有企业，其中1人从事经营类工作；2人前往地方银行，均为经营类工作。按此计算，从事经营类相关工作的比例占32%，高于预期。意味着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从事的是经营类岗位，在所有类别岗位中比率最高（在所有类别中占比最高的是行政类岗位，但如果除去大学生村官部分，则占比和经营类岗位占比相等），远高于我们对从事经营类岗位的学生数量的预期，偏离了我们最初认为大部分毕业生应该去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或企业人事、工资与福利部门工作的判断。这种误判体现在就业比例与和服务于相应就业类别的课程或学分比例之间的对比关系上。2013届毕业生培养计划共开设了25门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不含公共必修课），其中经济学类课程7门（不包括相关课程，如高等数学等），占28%，略低于经营类岗位就业同学的占比，考虑到大学生村官二次就业问题，则两者差距可能会更大，经营类岗位就业比例将显著高于经济类课程的比例。

三、就业结构分析

学生培养计划中经济类课程的开设和学生就业选择情况并不匹配，即经济类课程安排落后于学生就业需求，不仅体现在总量上，在结构上也很明显。

根据就业反映情况，经营类就业全部集中在企业，没有人在政府相关部门从事经营类工作，但为这些部门就业而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却占全部经济学类课程的43%，主要有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概论和政府经济学，它们没有给学生就业带来直接的促进作用。其他几门经济学类的课程情况稍好，除西方经济学原理作为基础性课程外，其他课程如货币银行学、劳动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原理等都有服务对象，即可以在毕业生就业岗位中找到其影子，如有学生从银行业务工作，有同学从事劳动保障工作以及企业人事管理工作。

在2013届毕业生就业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升学比例非常低。在41个同学中仅有2个同学选择升学或升学成功，比例为5%，远低于中国人民大学的37.1%，南京农业大学的17%。从升学方向看（2012届类似），这个专业主要有两个去向，一是经济学，可以选择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一是社会保障。对升学选择经济学方向的同学而言，现有经济学课程安排对他们并不利，主要表现为课程杂、方向不明确、缺少核心课程，导致学生在向经济学专业升学过程中遇到障碍。如果升学方向是社会保障，其相应课程则开设较为齐全，一共开设了7门核心课程。但在这种“完美”的课程设置下，选择社会保障作为升学方向的同学仅有1人（2012届为2人），和选择经济学作为升学方向的人数相当，令人质疑其价值。

四、学科建设科学定位

根据以上对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可发现，经营类岗位和行政管理类岗位总的占全部就业的比重高达78%，而社会保障类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类等其他岗位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不到22%，这种反差显示出当前学科建设定位不够理想等问题。首先体现在办学单位设置不合理。据了解，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设立了专门学院外，其他高校，比如，福建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均则将其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依托管理学平台办出了特色，对学生培养和就业有利。省内某高校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设置在经济管理学院（前身为经贸学院），定位为培养学生向劳动与人事、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及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为此开设了共计10门经济类课程，也办出了特色。江西师范大学则把它放置在了政法学院，目前状况难以显示该平台为专业特色建设带来帮助。当然，新办学科问题在所难免，关键是要面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基于目前收集到的毕业生就业信息可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是培养计划中应该对核心课程进行模块化管理，通过模块引导学生明确对未来的定位。根据历届毕业生就业呈现出在某些岗位类别上的集中趋势，可考虑设置若干模块，比如，经济类模块、行政管理类模块、社会保障类模块等。这里仅关注经济类模块建设。

五、经济类模块建设

对就业信息的纵向比较，有助于产生更加清晰的认识。如果不苛求严谨，可以把历届学生培养计划中，经济学课程的变化与历届学生中经营类岗位就业和升学情况作个对比。这里仅以信息收集情况稍好的2012届和2013届毕业生为例。2013届毕业生从事经营类有关工作占就业学生中的比例高于2012届毕业生。相应，2013届毕业生的培养计划中经济类课程的门数为7门，比2012届毕业生多1门。同时，部分课程的学分也有所增加，如果算上一些外围课程，则相差更多。经济学课程的变化和学生在经营类岗位的就业存在正向相关性，建设好经济类模块有助于学生就业。

经济类模块建设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服务和致力于经营类岗位的同学， 一是服务于在其他岗位的同学。两类同学就业目的不同，对经济学课程体系的需求不同，因此可分别设立两类经济学模块课程供选择：经济类模块I和经济类模块II。

经济类模块I。主要面向将来准备在就业或升学时向经营类岗位或经济类专业发展的同学。该模块在原来经济学课程中进行整合，主要对原来一些就业贡献小且内容非常相似的课程，比如，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概论和政府经济学进行精简，同时增加一些核心课程和有利于拓宽学生就业面的课程，例如，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等。该模块具体包括以下课程：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从课程数量上看，该模块所包含的课程数量与原来的经济学课程数量相比并无变化，但从就业的现实角度看，则显然设置更加优化，且更贴近当前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学生在这些课程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或旁听其他课程，再如，消费者行为学等。

经济类模块II。该模块旨在为往其他方向发展的同学提供经济学基础知识，传递经济学思想，为其他课程的学习提供工具。具体开设的课程包括：西方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原理、公共财政学、劳动经济学。从课程数量看，该模块包含的课程比原来培养计划中的经济学课程减少3门，学分数量减少9分。这些课程主要是经济学思想、经济学相关知识的普及，它们或者有利于学生学习其他知识，或者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决策的思维。这个模块课程尽管精简了，但传递经济学基本知识与经济学思想的目的更突出，反而有助于学生未来发展。

六、结论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新设置专业，各高校兴办该专业的时间差距不大，关键在如何结合高校自身资源办出自身特色。作为文科院校，江西师范大学在资源上具备一定优势。但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出来，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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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纯理论的授课方式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其内容理论性较强，很多部分都是以《资本论》有关理论为基础的，但由于授课对象都没有接触或系统学习过《资本论》，所以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学生便觉得该门课程学习起来没有意思，而且很多内容听不懂，进而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如在讲述商品的劳动价值论时，马克思指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是外在的东西，学生还可以理解，但对于抽象劳动，即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形成价值却很难理解。价值是马克思用科学抽象力通过分析得到的商品的内在属性，从商品的外在表现根本看不出来。所以，如果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仅仅只讲理论，大部分学生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2、传统的教学方式无法在课堂中展现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经济学。自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以来，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主要借助经济模型，通过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来解释现实存在的各种经济现象。如西方经济学假定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不变，运用统计软件对一定时期内的产品需求量和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进行分析，得出二者的相关关系。这样的分析方法简单明了，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种实证分析的魅力就在于用具体的数字向人们解释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以及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态势，理解起来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所以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成为经济学家们分析经济问题的重要方法。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固有的纯理论分析方法无法向人们展示多彩的经济现象。其实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并不矛盾。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二者均有各自的优势，其研究方法完全可以相互借鉴。教师在讲授政治经济学时，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适当地引入西方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缺乏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政治经济学课程理论性较强，多数内容是需要在了解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去深入理解的，而不像数学等其他课程那样只要掌握公式、会举一反三就可以了。大学教师因为没有升学的压力，一般都习惯于“上课讲课，下课走人”的上课模式，课下很少关注学生的真实掌握情况，布置作业的次数也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下课之后很少关注这门课程，更谈不上去主动学习了。这也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成绩及格率一直不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造成每年考研学生政治经济学相关题目丢分的重要原因。所以，教师应当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如多布置与课程内容相关的阅读材料、以案例分析的形式要求学生用理论分析身边发生的经济现象等。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方式改革的思路

单一的、传统的、纯理论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一种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满足学生的需求。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要求教师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各种表现手段综合运用于教学，目的是借助于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信息向学生展示出来，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笔者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借助多媒体手段不断尝试各种教学方式，对多样化教学方式的形成也有了自己的思考。笔者认为，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适当采用“热点讨论+观点陈述+教师点评+撰写报告”式教学方法该教学方法源于伦敦政治学院采取的“讲座+讨论”式教学方法，该方法的使用不但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发挥，而且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这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并不适用于我国一般的高校本科教育。所以笔者在此基础上，根据一般高校的实际情况提出“热点讨论+观点陈述+教师点评+撰写报告”式教学方法，该教学方法的使用要求教师将近期发生的经济热点予以罗列，并提出相关问题留给学生讨论，学生在选题的基础上进行分组讨论，之后形成本组观点以PPT的形式向全班同学演示，演示结束之后由教师对各组观点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予以点评。最后各组学生根据教师点评和学生意见进行修改，最终形成专门讨论报告以书面的形式向教师提交。这种教学方法的使用，一方面能够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深入了解身边的热点经济现象，增强学生看待经济问题的敏锐力。同时，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2、建立教学视频、图片库，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为了克服政治经济学课程理论性强、学起来枯燥、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教师应当采用各种方式丰富教学内容，以吸引学生的眼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目前存在很多与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有关的视频，如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播出的《汇率之路》，详细地说明了汇率的产生、换算以及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等等。在实践教学中，看完视频之后再讲“对外关系中的汇率、关税”那部分内容时，学生感觉很轻松，而且学习的兴趣也很高，甚至有些学生能针对视频和教材内容提出很多自己理解不透的问题，进而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当然一般视频都比较长，所以所有视频在课堂上播放显得很不实际，教师可以建立视频库，并将其放入课程建设的网站，在讲课堂内容之前可以提前布置学生观看相关视频。另外，对于有些不好理解的地方，教师可以收集一些相关图片、Flas、漫画等作为辅助手段教学。这样一方面可以将抽象的内容通俗化，另一方面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设计一些案例分析题，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一般高等本科院校都将办学目的定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这种人才需要具备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所以，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对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案例分析题”要求学生在对阅读资料、实际案例通读的基础上，根据教师设计的问题分析其中暗含的理论，并对具体的经济现象作以解释，进而提出相关的解决方式。如可以对一定时期内的物价水平变化的具体数据予以罗列，要求学生运用相关理论解释物价变动的原因，以及提出稳定物价的方式方法等。或者提供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现象，让学生根据相关理论做出判断并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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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追求经济的“哲学实现”，主要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由对政治异化的批判上升到对劳动异化的批判，通过对国家与市民适合关系的解剖，把长期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遮蔽的社会存在论本质加以澄明，进而对私有制展开了全面批判，用历史的普遍性去提升历史特殊性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旨在校正人类世俗化的历史发展方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这一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历史理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追溯观念发生的谱系关系的批判，在历史的隧道中，马克思发现了前现代和现代性的根本区别，为后人提供了历史哲学最具解释力的原理与方法论。其注重从范畴史批判过渡到对历史偏斜运动背后的自由本质的澄明，深刻追问了历史偏斜运动的社会存在论，揭示和批判了资本运动引发的物化和异化本质。

它不是用一种经济学去批判另一种经济学，批判所指向的历史理论具有唯物史观哲学的深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历史规律空间中，察审特定时代经济结构产生及运行的过程，用现代最好的历史理论来说明社会经济的现象。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规律面前，任何经济学范畴的追问，都会汇集到更高的历史整体性，都会显现其流变性和过程性，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永恒性。因此，当经济价值的公式符合世界历史进化的公式时，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进入到经济学批判，又回溯到了历史大尺度审视中，经济价值的理论逻辑做出了对实践的科学解释与指导，经济现象成为局部问题，“资本永恒”等资本主义教条符咒都将被证伪。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历史与逻辑的上升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时空坐标指向下，对特定的经济事件、结构和环境进行必要的哲学思辨，揭示了事件内在的矛盾本质。如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而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劳动范畴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单纯的范畴，但它具有深度和广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算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它们只有基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样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渡到了对一种历史哲学思辨，从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普遍素质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对象化劳动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导致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辩证法

首先，它深刻地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生成”范畴的哲理。“生成”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理解的“过程”，“生成”是历史辩证法的重要范畴。通常马克思在三种情况下使用辩证的“生成”范畴：一是充满着历史内在否定性的精神自觉反思的逻辑运动；二是具有历史进化意义的实践生长点的绵延与集聚；三是具有人类感性的、实践的因素等驱动的人与自然进化关系的哲学力量。运用辩证的“生成”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和揭示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特征，生成贯通着资本的生命周期，意味着过程与目的性的连结，是辩证逻辑上升运动，资本主义由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构成的矛盾运动，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环环相扣，它的发展贯穿着繁荣、危机直至衰亡的铁律。同时，在《资本论》中认为经济思想史认识的过程极为复杂和曲折，是从关于现象的外部方面知识到关于内在本质知识的运动，详细察审了剩余价值起源和历史认识图式，并加以批判。

其次，它注重“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马克思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在思维行程中，抽象的规定导致具体的再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充分表明：我们要把思维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用思维来掌握具体，不应当从感性出发揭示资本世界的深层本质，应当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开始，政治经济学才会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混沌表象的穿透，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经济范畴的错误教条，揭示了历史生产组织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以形成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经济危机等范畴体系，回答了货币生存世界的资本座驾问题，回答了现代性历史遭遇的深层社会存在论问题，阐明了人类历史是从何处来，应往何处去的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实践活动的先进学说

马克思肩负着无产阶级伟大使命，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特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历史规律如何行动的价值判断，是追求“政治与哲学”的实现，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揭示的事实判断。马克思通过批判，进行了再颠倒，破解了价值规律在资本的社会化层面上带来的神力，指出“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把非科学的、被颠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核心命题给推翻。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具有高度科学性和真理性，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树一帜的价值贡献，它的在场性承载着对政治经济学现代性诊断与批判的“揭秘性实践”，追求着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资本论》从头到尾贯通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货币-资本-财富”体系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解剖。事实上，《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利润”的本质，用的是一种最具原创性的思考方式，集中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之链”，始终保持着具有普遍性特质的自在自为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