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财政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最新的财政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据报道，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每日吃80克豆瓣可增加血液中的抗癌分子。研究表明，从碾碎的豆瓣菜中摄取的物质可有效抑制乳腺癌细胞的生长。

从这项研究来看，吃豆瓣菜可有效预防乳腺癌的生长，也能帮助乳腺癌患者恢复身体，防止乳腺癌卷土重来。

豆瓣菜最近被科学家们称为“超级食品”，对健康有诸多益处。南安普顿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的格雷厄姆・派克汉教授表示，豆瓣菜中含有一种异硫氰酸盐，能够干扰癌细胞的增殖，而且这种干扰作用十分明显。

该研究以4名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志愿者首先要禁食，然后吃一份豆瓣菜。研究人员发现，她们摄入豆瓣菜6小时后，血液中的4E结合蛋白水平下降，这种蛋白参与到癌细胞的生长过程中。

另一项研究也表明，食用豆瓣菜及含有异硫氰酸盐的蔬果，如卷心菜，也会降低患癌的几率。

（凌峰）

最新研究:婴儿也有明显的嫉妒心理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3个月大的婴儿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嫉妒心理，而不是现有理论认为的两岁后才会有所显露。

从事儿童心理和智力发育研究的玛丽亚・莱赫斯特率专家小组对50名3个月、6个月和9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了4项实验。实验显示，当母亲将注意力转向其他人(如聊天或其他形式的互动)时，3个月大的婴儿通常会蹬腿和发出叫声。

莱赫斯特说，这项研究表明，3个月大的婴儿已对周围的人产生意识。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别于现有的一些理论。现有理论认为，年满两岁的孩子才会开始显露嫉妒、害羞、骄傲等较为复杂的心理。

（凌峰）

研究人员发明新型 孤独症快速检测仪

自闭症是一个医学名词，又称孤独症，被归类为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

据国外媒体报道，英国医学研究人员近日表示，他们发明了一种可以快速高度准确的脑部扫描仪，可在短时间(15分钟内)就能检测出儿童是否患有自闭症。

来自伦敦国王大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用新的扫描设备测试了40名成年男子，他们20人为一组。一组为身体健康的人，而另一组则是已确诊的20名自闭症患者。新型扫描仪在其中找出自闭症患者的准确率高达90%。

自闭症是一种影响儿童的社交能力的疾病，它限制儿童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能力。目前对儿童自闭症的检测手续费非常昂贵，给患者父母和他们的医生带来非常大的精神压力。这种新型诊断方法将可以大量减少目前诊断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篇2

表示，我们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大预调微调的力度。并将适时动用一万亿财政收支余额，以及一千多亿元的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经济界人士分析认为，上述言论暗示，中央近期将改用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增长。鉴于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不可持续性逐日显现，经济学者提醒，实施财政扩张不应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

财政政策空间大

表示，将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大预调微调的力度。“今年我们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没有超出财政预算的硬约束，也就是说都是在财政预算内进行的。我们之所以把今年的增长速度降低到7.5%，就是为了有利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表示，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中国都还有充足的空间。即使近两个月财政增速下降，7月底，财政收支相抵，还有一万亿元的余额。此外，历年节余的还有一千多亿元的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将适时把这些作为预调微调的措施，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据高盛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崔历分析，关于将适时动用一万亿财政收支余额稳增长的言论暗示，考虑到使用货币政策可能引致的杠杆及信贷问题，中央近期将改用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增长。

据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分析师布凯南分析，到2011年，中国内地投资支出占GDP比重超过45%，处于历史高位。但投资占GDP比例仍然低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加上经常项目存在盈余，所以中国经济眼下并不存在泡沫，仍存在投资空间。

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则认为，当前政策层面已充分意识到提升基建投资在稳投资、进而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预计未来几个月，随着财政扩大支出及货币宽松政策逐渐见效，经济增长有望在四季度回暖。

尽管中央层面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增长信心坚定，鉴于财政收支矛盾日渐凸显，单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而硬性实施财政扩张恐怕已难以延续。

财政部数据表明，受经济增长趋缓、价格涨幅回落、企业利润下降、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与去年全国财政收入24.8%的增速相比，今年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速并不乐观。

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8月份，财政收入增加10.8%至人民币8.233万亿元；财政支出增加21.8%至人民币7.244万亿元。其中8月份财政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1.7%至人民币9020亿元。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7863亿元，同比增长4.2%，增幅继续回落。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下降较多，收入为3765亿元，同比下降6.7%，出现今年以来首个负增长。地方本级收入4098亿元，同比增长16.8%。

人们开始认识到，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不可持续，已经开始显现。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财政收入转入低速增长，为推进政府收支改革带来契机，政府应树立起过“紧日子”的思想。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则指出，当前的中国，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更为紧迫。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主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而硬性实施财政扩张。高培勇表示，有别于以往以“增支”为重心的操作，积极财政政策应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载体，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将有助于在实现“稳增长”目标的同时，兼收调结构、控物价的功效。

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当前已公布的几项投资数据显示，1—8月份，基建投资继续回升至10.25%，回升0.87个百分点。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68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5.6%，增速比1—7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97119亿元，同比增长24.9%，提高1.3个百分点。业内专家表示，当前扩内需、稳增长的关键就是稳投资，各方面在投资上的回升将为我国在稳增长的环境下增添新的推动力。

围绕前8个月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数据表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廖英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适度的房地产投资增长既可拉动整体经济增长，也能增加房地产供给，有利于改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和稳定房价；在认真贯彻执行已有调控政策不放松，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的同时，更应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包括房产税的进一步试点、土地市场的深化改革以及房地产销售模式的改革等。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近日表示，中国要稳定增长，最重要的是必须推出一批最基本的投资项目。第一类是广义的国土建设，即民生性建设。这类投资在未来还要大规模地推出，并且加快节奏。第二类投资是绿色产能。这类项目投资也是值得鼓励支持的，让新产能冲击落后的、黑色的、污染的产能，通过这一方式实现产业升级。

李稻葵还指出，当前宏观经济稳增长需要多做一些民生项目的投资，如一些城市防涝设施的翻修；对一些存有潜在地质灾害的地区进行有计划的移民等等。只要固定资产投资能上去1%～2%，中国经济就会有起色。

在投资方面，从4月份以来政府已有很多行动，基建项目审批步伐加快，数量增加，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5月份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逐渐走稳并小幅上升，改变了去年回落的投资增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发改委先后公布了25个轨道项目和30个基建、市政项目的批文，投资额度超过1万亿。

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1—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2%，约贡献了一半的GDP净增长。从决策层的表态和国家发改委的动作看，实现稳投资没有任何障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元春则认为，前期的稳增长政策效果会越来越明显，投资的反弹是可以预期的。目前重要的是，要加强资金对实体经济的回归和渗透，化解一些地方原来存在的民间借贷的扭曲和风险，增强企业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也表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需要投资来拉动，但是新一轮投资要更多依靠财政支出，而非信贷。目前新的1.5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主要依赖于财政支出，因此还是有优势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增长20.4%，增速比1—7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但是从环比看，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33%。此外，在各个分项数据显示中包括新开工项目、施工项目以及到位资金情况等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这也显示出在目前稳增长的基调下，投资方面正逐渐发挥其在稳增长基调下的重要作用。

9月初，国家发改委相继批复了总投资规模逾7000亿元的25个城轨规划和项目以及13个公路建设项目、10个市政类项目和7个港口、航道项目，并且据测算已批复的项目总投资规模将会突破万亿元大关。

业内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这些批复的基建项目对扭转经济下滑有一定贡献，对于整个资本市场也起到了鼓舞投资者信心的作用，在发改委进行批复后，部分板块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反弹趋势，这对我国在今年年初起部分行业处于困难时期当中也产生出了一些利好，但是要想使行业彻底脱困仍然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篇3

关键词：G函数；税率；转移支付率；国民收入预期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4-0036-07

一、引言

为充分就业而实施的财政政策，最终必将作用于国民收入（GDP），而且，它的最终效果应该能以国民收入的相应变化反映出来[1]。美国经济学家C.布朗（C.Brown）在1956年就提出了有关的概念――充分就业的预算盈余（Full―Employment Budget Surplus），该指标可以真实地衡量或测度满足充分就业时的政府预算的盈余状况。也就是要用这个概念来测度充分就业的政府预算在预想的国民收入水平上，或者说在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上所产生的盈余。若这个盈余为正值，那么，就是充分就业的预算盈余；如果这个盈余为负值，那么，就是充分就业的预算赤字[2]。这个盈余不同于实际的预算盈余，其测度应该是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与实际的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值。

布朗的充分就业盈余，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这里，BS*是指潜在的政府净收入；t是指固定税率；y*是指潜在的国民收入；G*（.）是指政府购买；TR*（.）是指政府转移支付； f1是指充分就业决策变量1，针对政府购买的； f2是指充分就业决策变量2，针对转移支付的；BS是指实际的政府净收入；y是指实际的国民收入。

显然，（BS*-BS）的值存在三种情况：（1）BS*-BS>0，即潜在的政府净收入大于实际的政府净收入，意味着充分就业的政府财政预算G*（.）和TR*（.）是盈余的。若其余不变，这也就是，潜在的国民收入是大于实际国民收入的，即y*>y。那么，从实际的国民收入y的角度来看，这些预算的实际结果，对于预期的国民收入而言，是紧缩的，因而，就此可以把政府的财政预算视为是紧缩性的；（2）BS*-BS=0，即潜在的政府净收入等于实际的政府净收入，意味着充分就业的政府财政预算正好达到了潜在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平衡。这样，相应的财政政策是不紧不缩的平衡着的；（3）BS*-BS

能够看出，布朗所阐述的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其之所以清楚，是因为人们默认了这里的y*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因为这里的潜在国民收入y*，在以往的经济学范式里难以得到精确地预测和计算，因而，尽管这一概念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但关于它的科学解释和精确的表示，却一直没有实现[3]。

随着经济学的科学进展，发现了经济的正则性（economic regularity）和固定替代弹性定律（the law of constant substitution elasticity）等，这些发现为对y*进行解释和测度，提供了更贴切的理论依据[4]。特别是，借助最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有约束的利润函数（restricted profit function），即G函数，可以更容易地实现有关的初始描述，继之，可以顺利地运用有关引理和定理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得出精确的结果[5]。

二、因子间的固定替代与经济的正则运行

设显示财政约束条件的一般经济体，在G函数的框架下可以写为：

在（4）中，σpivi=ππpi-1-2πpiv1-πv1-1所示出的是政府购买增长率对价格增长率的替代弹性；σpiv2=ππpi-1-2πpiv2-πv2-1则是转移支付的增长率对价格增长率的替代弹性，i=1，2，...，I。

固定替代弹性定律证明，在经济运行中，也就是在经济的增长中，这些替代弹性是固定不变的。经济就是以它们为尺度，遵循正则性和约束条件的最小缩减率规律运行的。约束最小缩减率决定着经济运行过程中实际起着内在作用的那些约束条件的最优增长率，从而保证经济以正则状态来运行。反过来，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经济的正则运行，必定是遵循这种“最小率”法则的，从而在运行中维护并产生出新的“最小率”，构成最小扩充的经济容量[7]。

通俗地说，约束最小缩减法则就是，在没有其它外来干预的情况下，经济自身的约束条件会客观地依据固定替代弹性所给定的比率，自动地确定自己最小的被替代水平，从而以最放松的水平，保证经济的正则运行[8]。

从数值上来看，约束条件的最小被替代水平，就是最小的真替代减去最大的假替代所得到的差。

对于式（1），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基准点（t=0）上，计算出约束条件v1（也就是政府购买）的最小被替代率为：

式（5）和式（6）所表明的是，在正则定律和经济容量最小缩减法则的作用下，政府购买v1的被替代率Δrv1（0）与直接决定它的第H个价格的增长率rpH（0）和第K个其他约束条件的增长率rvK（0）之间，分别存在乘数关系，相应的固定替代弹性值σpHv1和-σv1vK便分别是它们的乘数。同理，式（7）和式（8）所表明的是政府转移支付v2的被替代率Δrv2（0）与直接决定它的第M个价格的增长率rpM（0）和第N个其他约束条件的增长率rvN（0）之间存在的乘数关系，相应的固定替代弹性值σpMv2和-σvNv2便分别是它们的乘数。

式（5）-式（8）所给出的就是资源分配中关键活动和关键约束与经济容量之间的直接决定关系，它们之间的乘数或固定替代弹性值是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基础。它们可以成为宏观干预实施介入的参照，可以成为经济因子之间对干预作用实行传递的出发点[9]。并且，由此还可以看出，经济系统里的固定替代弹性值，便是经济因子之间相互由增长率传递为被替代率，或者反过来，由被替代率传递为增长率的乘数或移动系数[10]。

三、讨论与结论

为便于阐述，在进行下列讨论之前，有必要指出，被替代率指数的负数，便是增长指数。相应的，负替代指数的被替代率实际上就是增长率[11]。

在t=0时，若出现了充分就业，决策变量f1和f2分别决定的政府购买v1和转移支付v2的变化为：（Δrv1（0））=e-βv1（f1，0）和（Δrv2（0））=e-βv2（f2，0）。这也就是说，出于充分就业的考虑，导致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出现了变化，即分别有了增长。这里的e-βv1（f1，0）和e-βv2（f2，0）分别为各自的增长率，其中，βv1（.）和βv2（.）分别为各自的被替代指数。这也意味着，这时出现了对政府购买v1和转移支付v2的调控，有了调控值v*1和v*2，即有了： 也就是说，随着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的变化，与购买直接联系的这个价格pH和其余一个约束条件vK会即刻发生增长；而与转移支付直接联系的这个价格pM和其余一个约束条件也会即刻发生增长。

这些价格的增长和约束的增长，会在经济内部传递到其他价格和约束上去，这就是通过价格之间和约束条件之间存在的固定替代弹性发生变换，并根据正则规律进行选择。于是，有：

显然，有了式（10）和式（11），便很容易求解布朗的“充分就业预算盈余”方程了。也就是很容易得出国民收入预期了，并且，也可以很容易地得出有关评估值了。从而，也就可以对有关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精确的评价了。

综合上述，可以得出下列三点主要结论：

（1）宏观干预导致国民收入发生变化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要做出理论探讨，在以往的经济学范式里，虽可推断，却因为难以作出有效的初始陈述，而不得深入和精确，因此，只可默认其概念，而不能理解其规律。在最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G函数里，实现有关初始陈述已经是很容易的[12]。继而借助正则规律、固定替代弹性法则和Hotelling引理等得出有关测度，从而对这种真实给予精确地解释，也是比较容易的。

（2）事实表明，在现代经济管理工作中，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宏观干预手段之一，运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已经越来越普遍，其效果也越来越明显[13]。然而，由于以往的经济学范式难以对此作出精确化的解释，致使对这种调控的预期效果，始终没有在理论方面得到有效的解释，更没有在计量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14]。运用G函数继续进行探索，得出更加深入的理论解释和更加精确的测度，不仅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学理论的进步，还会更有力地推动有关计量技术的进展。

3）财政调控与国民收入是经济运行中的一对明显的对应，要使有关财政政策，例如出于充分就业而考虑到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应有所改变，那么，就有必要以预期的国民收入作为参照。而对这个预期进行精确化的分析，似乎更是必不可少。因为它的精确测度，不仅会清晰地揭示其本身，令人明了有关政策的方向；还会清晰地解释整体经济的结构变化，令人加深科学的认识[15]。这样的揭示和解释，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对于实际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都是值得重视的。

参考文献：

[1]BAUMOL B， BLINDER J. Economics――Principle and Policy （7th）[M]. New York： Dryden Press， 1997：104-106.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64.

[3]李西林. G函数与现代经济学派分析[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0-14.

[4]SAMUELSON P.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7：103-105.

[5]孙中才.G函数与经济学的新进展[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20-24.

[6]GORMAN W. Measuring the Quantities of Fixed Factors[C].Wolfe J N. Value， Capital and Growth： Papers in Honor of Sir John Hicks，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1968：141-143.

[7]孙中才.通货膨胀与宏观调控[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4）：5-11.

[8]DIEWRT W E.Functional Forms for Profit and Transformation Functions[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73（6）：284-286.

[9]孙中才.农业系统工程（上）[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79-80.

[10]孙中才.宏观干预与通货膨胀[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34-41.

[11]孙中才.货币运营与通货膨胀[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3（1）：51-58.

[12]McFADDEN D. Cost， Revenue， and Profit Functions[C]//FUSS M， McFADDEN D. Production Economics： A Dual Approach to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New York・Oxford，1978（1）：227-228.

[13]MOBIUS M，FENICHELL S. Passport to Profits， Why the Investment Windfalls Will be Found Abroad and How to Grab Your Share[M].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1999：72-74.

篇4

当前的前景非常不明朗,风险依然偏于下行。一个主要的担心是,政策可能不足以阻止金融状况恶化与经济疲弱之间的负面反馈,特别是在对政策行动的公共支持有限的情况下。主要的传导渠道包括,公司和住户违约增加,使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金融资产负债表遭受更大损失,并且,新的系统性事件使恢复信誉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

即使在危机结束后,将有一段困难的过渡期,产出增长将显著低于近期的增长率。将需降低金融杠杆率,这意味着相比最近年份,信贷增长将更低,融资将更加不足,特别是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此外,在一些先进经济体,当人口老龄化加速时,还需削减大规模财政赤字。另外,在主要先进经济体,住户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继续重新积累储蓄。所有这些都将对中期的实际和潜在增长造成影响。

这一困难和不明朗的前景要求在金融和宏观经济政策领域采取有力行动。过去的金融危机表明,拖延处理根本问题意味着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将更长,成本将更高,无论是按纳税人资金还是经济活动衡量。支持贸易和金融伙伴的举措(包括财政刺激和对国际资金流动的官方支持)将有助于支持全球需求,给各方都带来好处。相反,采取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对各方的损害很大,上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政策的经历是一个清楚的警示。

金融危机从先进经济体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兴经济体,金融联系是主要的传播渠道。

鉴于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巨额融资的先进经济体银行面临资不抵债问题,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下降可能将旷日持久。

先进和新兴经济体需作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反应,因为单是减少个别国家的脆弱性,不能让新兴经济体免受主要先进经济体严重金融危机的影响。

新兴经济体压力陡增

在过去,金融危机从先进经济体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兴经济体。与此相符,在2008年第3季度,先进经济体经历的前所未有的金融压力对新兴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第4季度,所有新兴地区金融体系各领域经历的金融压力均上升,平均而言,程度超过亚洲危机。

金融危机传播的程度与先进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金融联系的深度有关,尤其是通过银行贷款。平均而言,新兴经济体压力的变动几乎与先进经济体呈一对一的关系,但在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有关压力协动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与先进经济体的金融(即银行、证券和外国直接投资)联系越深,传播金融危机的程度越高。在最近的危机中,银行贷款联系似乎是传播危机的主要驱动力量。(见图1)

银行贷款方面与西欧国家间的密切联系是新兴欧洲国家发生严重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银行在新兴经济体贷款流入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截至2007年年底,它们在新兴经济体的资产相当于先进经济体GDP的10%,相比之下,加拿大、日本和美国银行合在一起占GDP的2.5%。对新兴欧洲的债权相对其GDP(目的地GDP)的比例在所有新兴地区中居首。

证据显示,银行在此次危机中起关键作用,可能意味着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的下降将旷日持久。先进经济体以往发生的系统性银行危机(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银行业危机)的证据表明,资本流动下降规模往往相当大,并延续较长时间。鉴于新兴欧洲经济体大规模的风险暴露,它们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见图2)

先进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需作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反应,以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升级和蔓延。单是减少个别国家的脆弱性不能让新兴经济体免受主要先进经济体严重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较强的经常账户和财政状况并无助于缓解来自先进经济体的金融压力传播。然而,它们可能有助于抑制对兴经济体实际部门的影响,并有助于在金融压力减轻后恢复金融稳定和外国资本流入。

伴随金融危机的衰退通常很严重,从此类衰退中复苏一般较为缓慢。如果此类衰退是全球同步的,那么它们往往持续时间更长,衰退之后的复苏也更疲弱。

反周期政策在结束衰退和强化复苏方面会起到帮助作用。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似乎尤为有效。货币政策可以帮助缩短此类衰退,但不如平时有效。

当前的衰退可能会异常漫长和严重,且复苏缓慢。然而,强有力的反周期政策行动,配合恢复对金融部门信心的行动,可能会改善复苏前景。

全球同步长期衰退

通常来看,衰退时间短、复苏强劲。一次典型衰退的持续时间约为1年,而扩张往往持续5年以上。从衰退中复苏的力度较强,这是由于出现反弹效应的缘故。先进经济体的衰退和扩张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衰退频率降低,程度更温和,而扩张则变得更持久。(见图3)

但是,在衰退和复苏期间,不同的冲击伴随不同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动态。特别是,伴随金融危机的衰退通常程度严重、时间长。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贷款迅速扩张以及资产价格强劲上涨阶段之后。从这些衰退中复苏通常受到疲弱的私人需求和信贷的制约,这部分反映了住户试图通过提高储蓄率来恢复资产负债表。复苏往往受到汇率贬值和单位成本下降之后的净贸易改善的带动。

全球同步衰退比其他衰退的时间更长、更严重。除目前衰退之外,自1960年以来,样本21 个先进经济体中有10个或以上先进经济体同时发生衰退的情况有三次:1975年、1980年和1992年。同步衰退的持续时间平均为典型衰退持续时间的近一倍半。由于外部需求疲弱,特别是如果美国也陷入衰退的话,复苏往往较为缓慢:在1975年和1980年衰退期间,美国进口急剧减少造成世界贸易大幅度收缩。(见图4)

这一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同时伴随全球同步下滑可能导致异常严重和长期的衰退。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较为罕见,因此,在做出推断时应谨慎。然而,目前的经济下滑高度同步并伴随严重金融危机这一事实表明,此次衰退可能是长期的,复苏力度更弱。

宏观经济政策在降低衰退严重性和推进复苏方面可以发挥有价值的作用。货币政策通常在结束衰退和强化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财政政策在这些阶段似乎可以起到更可靠的帮助作用,这与经济行为人面临更紧张的流动性制约时,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有效作用的证据一致。财政刺激也同样伴随更强劲的复苏;然而,人们发现,对于那些具有较高公共债务水平的经济体来说,财政政策对复苏力度的影响较小。(见图5)

■政策聚焦

系统性风险积累

增加中期政策挑战

导致当前危机的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长期高增长、低实际利率和低波动性所孕育的乐观态度,同时还有政策的失败。金融监管没有能力克服风险的集中和金融创新繁荣背后的有缺陷的奖惩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到金融体系和住房市场当中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这给决策者们带来了重要的中期挑战。

现在的任务是扩大监管范围,使其更为灵活,以覆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此外,有必要制定一个宏观审慎方法来进行监管,其中将包括减少顺周期效应的报酬结构、稳固的市场结算安排、顾及低流动性证券的会计规则、旨在促进市场纪律的关于风险性质和风险位置的透明做法以及更好的系统流动性管理。

中央银行还应该采取更广泛的宏观审慎视角,充分注意金融稳定和价格稳定,为此考虑到资产价格变动、信贷繁荣、杠杆程度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财政政策制定者们还需要削减赤字,并使公共债务进入可持续的轨道。需要以更好的早期预警系统和更为公开的关于风险的沟通为基础,加强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

对于金融政策而言,合作特别紧迫,原因是国内行动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的溢出效应。与此同时,通过迅速完成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将恢复全球增长前景,而双边和多边来源提供的强有力支持,包括基金组织提供的支持,可以有助于限制金融危机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的有害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实施可持续性

财政扩张刺激方案

鉴于经济下滑的程度和货币政策的效力所受限制,财政政策必须在向全球经济提供短期刺激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经验显示,财政政策在缩短金融危机造成的衰退方面特别有效。然而,如果进行的努力损害可信度,提供财政支持的空间将受到限制。因此,政府面临着困难的权衡,既要奉行短期扩张性政策,又要使人们对中期前景感到放心。一旦复苏稳定地走上轨道,需要巩固财政,可以通过强有力的中期财政框架来为此提供帮助。

然而,不应过早地巩固财政。虽然政府在2009年采取了行动来提供大量的刺激,但现在很明显,在2010年至少需要维持,甚或增加这样的努力,那些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应时刻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新的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复苏。应该尽量为此开展共同努力,这是因为,单个国家所采取措施的部分影响将传到其他国家,使全球经济受益。

篇5

[论文摘要]“从紧货币政策”在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不到一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从紧货币政策”的前景如何成为目前宏观调控的一个疑问。本文将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最新进展入手，尝试对从紧货币政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对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货币政策的走向做出合理的预测。

2008年9月15日傍晚，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宣布提高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并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四年来首次提高贷款利率、九年来首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举措在整个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也令理论界对国家在2007年底提出的“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方向产生了疑问。

一、解读“从紧货币政策”

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为完善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在未来一段时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及利率，“从紧货币政策”的信号非常明确。

从“稳健的货币政策”到“从紧货币政策”，我们可以做出以下解读：

1.2007年，CPI明显上涨，国际油价大幅攀升，通货膨胀压力日益增大。针对2007年宏观经济当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物价上涨问题，全球已给予普遍关注，而对于我国而言，食品价格的上涨带动的物价节节攀升已经对宏观经济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紧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的加剧，确保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快速的增长。

2.国内房价迅速窜高，房地产泡沫已全面形成；股票市场冲高回落，反映了市场的不完善及投资者的非理性。从2007年经济发展的诸多特点可以看出，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微观层面出现的问题不容小视。通过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使房地产、证券交易等过热行业泡沫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规范市场操作，使市场回归理性。

3.2007年，在奥运产业的带动下，经济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其中，投资仍然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2007年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以来宏观经济热度指数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人民银行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以吸引储蓄、控制银行信贷规模，解决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二、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紧货币政策”是在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符合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特点的货币政策，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自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中央银行也适时地调整了货币政策的方向。

1.国际方面。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已使危机升级为金融风暴，不但使美国经济受到重创，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被席卷，全球经济面临严峻考验。从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至2008年9月，包括华盛顿互惠银行等在内的美国的多家银行倒闭，著名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先后被收购或破产清盘；“两房”、美国国际集团先后被政府接管。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导致全球大部分国家股市暴跌，各国金融机构及政府所持美元资产受损严重。2008年9月，国内部分商业银行公布各自持有的“问题公司”的债券数量，直接导致沪深两市股指连续爆跌，国内金融业受到重创。

2.国内方面。2008年，人民币持续升值对出口仍有一定抑制作用；1月份南方重大冰雪灾害、5·12汶川大地震、9月“毒奶粉”事件等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但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2008年1月～8月份，我国CPI明显下降，但PPI却逐月递增，反映了我国物价水平仍然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防止进一步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固定资产投资沿续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态势，1月～6月份的增长幅度为26.3%，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对GDP仍有较强带动；奥运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带动仍然较为突出。因此，从总体上说，经济持续走强的趋势明显，预计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受负面影响较小，仍可保持9%左右的增幅。

三、当前及今后我国“从紧货币政策”的适用性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8年宏观经济增长仍然强劲，我国投资、消费的快速增长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经济当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从紧货币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中央银行应该紧跟形势，有针对性地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和目标，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首先，“从紧货币政策”的大方向还应坚持。虽然央行在2008年9月15日宣布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基准利率，宣告了央行结束了单方面降低“双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代，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已进入到“扩张货币政策”的阶段。经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央行提高双率的宏观经济背景是特殊的、暂时性的。如果剔除掉这些暂时性的因素的影响，透视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我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信贷等方面增长仍然强劲。就此看来，中央银行不应就此放弃“从紧货币政策”，而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坚持从紧的基本方向不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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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21日，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在第23届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在投票站出口民调中，72%的被调查者对日本放送协会（NHK）表示，他们认同首相的经济政策。因此，这一结果也可以被解读为日本选民对“安倍经济学”给予了肯定。

何谓“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开始加速贬值。目前，“安倍经济学”的头两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在市场上显示出效果。而随着安倍在选举中获胜，结构性改革这第三支箭也将射出。

在某种程度上，安倍出台的这些扩张性经济政策提振了股市，逆转了日元连续6年的升势。特别是其所倡导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了依赖出口的日本制造商一臂之力，但也引发了韩国、中国等国的不满。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显示，如果日元对韩元贬值10%，韩国对日出口额会减少4.1%。同时，日本货币泛滥必会导致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致使中国企业的原材料成本提高。而日元贬值又会变相压制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对中国的出口制造造成挤压。

统计发现，从安倍履新的2012年12月26日到2013年2月1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日元对美元贬值幅度就超过8.4%。结合国际环境，一些国家由此担忧日本此举可能引发全球货币竞相贬值并助推新一轮贸易战。安倍经济学（Abenomics）要的是创造通膨预期，当消费者预期日本物价要上涨，所以对于一些本来就要购买的商品，就会尽快地去购买，因而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

首先，安倍经济学有三个主轴，安倍晋三首先强势要求日本央行配合发钞。其次，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过了1170亿美元，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在日本政府负债余额已超过GDP200%，高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情况，这样大规模的政府举债支出，当然也是高风险。最后，是日元贬值政策，自2008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至2012年12月，日元相对美元升值23.62%，对照韩国在同样一段期间内，仅小幅升值0.22%。

第三支箭难寻靶心

有分析认为，这项迄今为止以增加政府支出和由日本央行大举放松货币为特点的政策能否让日经指数持续走高，还要看最终的结构性改革。这也是“安倍经济学”中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对此，外交学院副院长江瑞平认为，短期内，这“第三支箭”能够对日本的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达到刺激效果，但若想赢得日经指数的长期增长，则还需要一系列周密的经济政策予以扶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安全与合作研究部的宋均营博士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第三支箭”的目的显然是想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但能不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则是日本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自2012年12月安倍当选日本首相以来，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和演讲，概述了范围广泛的法律修订计划，以作为央行刺激计划的补充。法律修订计划中包含的多层目标都会被写入“国家增长战略”中。

但直到今天，这项所谓的“国家增长战略”中的许多举措仍缺少细节。安倍政府承诺将在9月份拿出一套更具体的提议，这也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好奇。江瑞平预计，对人力资源的改革确实会在“国家增长战略”中占有很大地位，这符合当前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日本要重振经济的目的。

宽松货币政策的利与弊

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其中以2%的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已引发韩国、中国等的不满。韩日企业在海外市场形成直接竞争局面，而虽然部分中国企业已开始与日本企业竞争，但出口产品重叠的领域仍不多。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和日本50大出口产品当中26个重叠。该协会进一步预测：如果日元对韩元贬值10%，韩国出口额会减少4.1%。受最大影响的无疑是汽车行业，据韩国汽车产业研究所近期的报告，在日元对韩元贬值10%的条件下，韩国汽车出口额将会缩减12%。然而，无论是G7还是G20都默许了日元的暴跌，因为他们大多不会受到日元贬值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再加上，除了加拿大，G7都在进行不同程度上的量化宽松。

纵观整个“安倍经济学”，江瑞平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最大的优势，它适应了西方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安倍希望通过新的公共开支计划，通过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设想，也确实在日本国内外市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弊端。比如，此前日本股市所出现的剧烈波动，以及对国债发行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后者则会致使日本国民储蓄无法转换为有效的社会投资。

宋均营也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是“安倍经济学”的一大亮点。但是，当今的日本社会十分复杂，整个社会中有许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失业率高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会让“安倍经济学”负重前行。此外，这一经济政策的推行也会对深化区域经济合作起到负面效应。长此以往，甚至会让日本在亚洲市场处于孤立地位。

赌博性的金融缓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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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收入;财政支出;物价指数;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5）03-0038-07

一、引言

税收是国家为了向社会提供公共商品（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的强制征收，是社会成员为获得公共需要而支付的价格或费用。[1]税收来源于经济，对经济又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1978―2013年的35年之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额惊人，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税收收入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中国税收收入为519.28亿元，2013年增加到129206.64亿元。对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探索税收收入的增长规律，预测未来税收收入的发展趋势。

对于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选取各种经济指标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判断各经济因素同税收收入的关系。刁其田（2013）选取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作为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都与税收收入呈正相关。[2]陈然然（2011）通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五个指标对税收收入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影响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各因素数量的变化引起税收总量变化的程度由各自的系数来反映。[3]陈修玲（2010）[4]，高珊珊、陆琪（2011）[5]，王丽（2015）[6]都选取不同经济指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税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综合上述文献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选取的变量不同，选取数据的时间段不同，这些文献得出的结论在揭示各种经济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程度方面还存在争议。例如，各个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是多少？哪些因素对税收的影响程度更大？另一方面，这些研究都没有考虑1983―1985年的国有企业利改税和1994年新税制改革，没有在回归模型中引入这两个断点。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选取若干代表性经济指标，应用最新的数据建立带有断点的多元回归模型，利用STATA软件通过OLS估计、相关性检验、Goldfeld―Quandt 检验等方法研究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物价指数及税收政策等因素对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

二、影响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

（一）经济发展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税收收入的生产力要素，两者相关程度较高。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税基的大小，决定着税制结构的选择。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税收增长的基本源泉，而社会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一般而言，一个国家 GDP 越高，税收收入会越多。

同时经济结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方面，也会对税收收入产生重大的影响。经济结构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相互联系的总体构成形式。它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具体包括诸如部门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税制结构的形成产生影响。不同的经济运行制度，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税制结构，这种制约关系，在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中的税制结构选择问题上表现的十分明显。

（二）物价水平的变动

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而各种经济指标都是以现行价格计算的，都会受到价格水平的影响。居民消费可分为商品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两部分，其中，商品性消费的增长，在短期内促进了产品的销售，减少了存货的积累，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这种情况下，税收收入可以得到保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于服务性消费及奢侈品的消费，而此类消费品的物价指数比商品性消费品物价指数高。另一方面，服务性消费存在消费的同时付款，在付款的同时消费的特点，因此形成欠税较少，从而可以使税收收入增加。

（三）财政支出的需求

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等都对公共财政提出要求，在公共财力不断增长、公共财政成为财政支出框架的背景下，民生难题尤其是老百姓特别关注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需得到各级政府财政的更多投入。因此对预算支出所表现的公共财政的需求对当年的税收收入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四）税收政策的影响

自 1978 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大的税制改革，一次是1984―1985 年的国有企业利改税，另一次是 1994 年的全国范围内的新税制改革。税制改革对税收会产生影响，特别是1985 年税收陡增 215.42%。第二次税制改革对税收增长速度的影响不是非常大。自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国家为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贯彻实施，对税收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鼓励出口、投资、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和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税收收入具有快速增长的趋势。

三、变量的选择与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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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反贫困，社会保障，财政政策

 

贫困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落后现象的总称。2010年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的最后一年，也是扶贫工作承上启下的一年。按照最新的扶贫标准（每人年收入1196元），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对象4007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4.2%，绝对量依然庞大。按国际标准（每人每日1美元），贫困人口数量更多。同时返贫问题更加突出，短期贫困人口约占贫困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二。[1]可见，中国农村反贫困任务依然艰巨。文章从财政政策角度出发，研究如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一、财政反贫困的依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政府作为市场的补充，其职能主要被限定在公共品、外部性、自然垄断和宏观经济波动等市场失灵或失效的范围。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手段主要是公共财政。市场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追求的是效率目标。按照市场原则，创造不同效率的人应该获得不同的收益，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等应该按照其要素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而各种原因导致的人们效率不同的客观差异却不被考虑。因此，单纯依靠市场作用社会保障，经济社会必然会出现贫富分化现象。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会引发社会动荡，破坏正常的市场运行，降低经济效率。可见，市场无法依靠自身来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秩序。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政府发挥财政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和发展方面的作用龙源期刊。财政可以通过所得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直接补贴等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对贫困群体给予扶持，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通过财政投资、政策优惠等引导资源向贫困地区配置，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正是由于财政所具有的这种直接性和灵活性，使其在反贫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当前农村反贫困工作的开展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二、中国农村贫困形成的主要原因

1.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地理、气候、水文、资源等客观自然条件，地域自然环境差是贫困产生的客观原因。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中西部等边远高寒地区，这些区域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使得农村人口更易遭受自然风险的冲击。另外，由于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僻，远离城市和经济中心，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不足，交通、通讯、电力、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短缺等原因，经济发展难以启动。尽管近年来农村贫困地区的电力、通讯、广播电视、道路等基础设施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但在普及程度及户均拥有量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这些因素都直接制约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教育水平落后。长期以来，政府对城乡教育投入实行不同的政策。城市里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而国家在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则相当有限，相当一部分由农民自己来负担。以义务教育为例，我国义务教育经费占教育总投入的比例始终低于60 %，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30%，农民人均年收入仅有城镇居民的1/4 ，却要支付比城市更多的教育费用。地方政府承担着2. 3 亿中小学学生和几百万教师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而其财政收入又是极其有限的。教育投入的不足，直接导致农村教育的薄弱和农民知识的贫困。据统计，2003 年全国初中生辍学率为2. 84 % 社会保障，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率为5. 47 % ，并且每年农村还有130万名儿童完成小学教育后不能进入初中学习。受教育水平低严重制约着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

3.农村保障体系不健全。在社会转型时期，要消除农村贫困，缩小城乡差别，我国的保障体系明显滞后。据统计，目前有40%—60%的农民因为经济拮据、生活贫困和医药费的迅速增长而无法正常就医，因病致贫的农村人口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农村公共卫生的长期匮乏使农村公共防疫体系处于极度脆弱的状况，一些已经消失的地方病死灰复燃，严重影响到农民的健康和发展。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三个方面。社会保障对农村的保障水平低、品种少、覆盖率不高。即使有的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由于社会保障工作开展的缺陷，很多地区出现了农村“退保”的现象。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是农村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财政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农村贫困人口文化水平低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贫困问题。要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从多方面出发，选择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反贫困路径，将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结合起来，一方面为农村脱贫创造所必须的客观条件；一方面要提高贫困人口自我脱贫所必须的技能和素质；同时，还要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笔者认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我国农村反贫困中的作用，增加财政投入，加大财政的反贫困力度，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

1.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为农村脱贫提供客观条件。基础设施是否完善，直接影响着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效果。农村反贫困应针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努力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参与市场创造条件。目前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这些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基础设施不完善，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龙源期刊。要使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就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当扎扎实实地办好实事：加强对大江大河、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的治理；加大贫困地区公路建设力度，基本实现乡镇通油（水泥）路，进而普遍实现行政村通油（水泥）路，逐步形成城乡公交资源相互衔接、方便快捷的客运网络，方便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交通；加大贫困地区电网建设力度，启动贫困地区电力设施建设，力争使所有贫困地区早日通电，扩大电网供电人口覆盖率；推进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建设，争取实现“三网融合”，积极发挥信息化的作用；健全农村贫困地区公共设施维护机制，提高公共设施的综合利用效能。

2.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农村劳动力的自身素质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内在因素。农民素质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必须把它放到重要的位置加以解决。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三个方面展开：（1）提高农村的基础教育水平。政府应该切实做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将农村的义务教育工作落到实处，不要把义务教育的责任推给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和贫困儿童的家长，让农村的适龄儿童都有学可上，从而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2）加强对农村贫困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教育，探索建立“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劳动力培训与就业机制。为提高经费使用效果，必须依托现有培训资源，利用竞争机制选择培训机构：将资金分配与培训效果挂钩、培训与就业挂钩；完善资金补助办法，使受训的农村贫困人员直接受益；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培训或实用技术的指导，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使农民了解和掌握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和实用技术，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提高农业人口的素质。（3）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村教育。财政可以通过安排贴息、专项补助、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农村贫困地区兴办基础教育或参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运用产业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办法，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贫困地区教育。

3.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保障，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是贫困人口难以稳定脱贫的重要原因。健全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从以下着手：建立和实行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按照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既要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又要防止保障标准过高而形成养懒汉的倾向；按照“风险共担、互助共济”的原则，着力完善政府推进、农民互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快建立以大病医疗统筹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不断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进一步完善与城镇职工标准相一致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让失地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城市化建设的成果；做好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4.建立和完善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和完善农村贫困地区公共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就是要使得贫困地区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先后的次序如何、需要多少以及利益诉求可以通过这种表达机制充分表达出来，并通过某种程序使这种需求变成官员决策的参考依据和行动目标。建立和完善农村贫困地区地方公共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对于保持地方公共物品供求关系的相对平衡，减少公共资源浪费，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贫困人口合理权益，改善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亚玲.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01).

[2]魏后凯,邬晓霞.中国的反贫困政策:评价与展望[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02).[3]李瑞华.少数民族贫困县反贫困政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09(05).

[4]胡绍雨.财政投资对我国农村反贫困影响效应分析[J].农村经济,2009(04).

[5]李磊.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与农村反贫困[J].江淮论坛,2009(05).

[6]张成福,王耀武.反贫困与公共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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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上述问题，我们于1999年上半年，在法国巴黎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非成员国经济处，以及oecd相关局处的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一、oecd中绝大多数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经常运用财政赤字政策调节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求得社会稳定。到1998年，oecd中的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00%；接近100%的国家有日本、加拿大；这一比重在50%-70%的国家有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英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占40%左右的国家有冰岛、挪威、澳大利亚；只有韩国和卢森堡两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比较低。

1997年前后，oecd国家开始减少赤字、降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绝大多数oecd国家根据经济预测，制定中期计划，力争在1999-2002年间，使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都有所降低，只有日本和韩国的这一比重相对于1998年还会有所提高，预测日本的政府债务要由100%以下提高到100%以上。在最新一期的《oecd经济展望》一书中，对oecd几个主要国家的政府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进行了两年的估计和预测。

这些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加入欧元体系的国家受到马约的限制，要达到将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以下，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控制在60%以内的要求，为此许多欧元体成员国家采取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的基本思路是，在政府财政状况与经济低速增长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为把赤字占gdp比重控制在3%以下，容忍总供求不平衡留有少量的缺口。维持一定程度的失业率。2.少数国家由于近两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经济运行情况较好，为缩小政府赤字和债务奠定了财力基础。典型的是美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债务占gdp的比重在50%左右，其中1983年和1992年赤字占gdp比重突破了4%.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美国于1997财年实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结余占gdp的0.4%，预计这种平衡的财政状况在不发生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持续几年。

二、为什么《马约》把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作为加入欧元体系的标准。目前在衡量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大小时，常引用这一标准作为警戒线。《马约》在确定上述标准时，不是依据现成科学的经济理论和计算公式。目前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并没有解决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最佳规模问题。《马约》确定的上述标准是依据欧盟国家建立欧元体系时，德、法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分别占gdp比重的现实状况作为标准的。其关键的意义和目的不是3%和60%的数字本身，而是为了使加入欧元体的成员国都要将财政赤字和债务控制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之下，以利于欧元体成员国之间在利率和汇率上的协调。值得说明的是，在《稳定和增长法案》中又进一步规定，并不是绝对不准许加入欧元体国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政府赤字和债务都必须在这一控制和限制线下。当一国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或战争情况时，准许该国政府在短期内突破这一限制，但必须力争尽快将赤字和债务占gdp的比重降至这一标准之内。

因此准确地讲，3%和60%不是赤字和债务的警戒线，而是欧元体系成员国的限制线。我们在运用这一限制线时，旨在与目前市场经济国家已存在的赤字和债务规模相比较，说明当我们需要运用这一政策工具时，尚存在余地。但是针对中国的国情，究竟多大规模的赤字和债务是可以接受的，这要将财政放在整个经济状况中，针对不同的经济情况，在经济增长率、社会稳定需要和财政状况之间进行利弊的权衡。具体说是在短期内牺牲经济增长还是牺性财政平衡、容忍多大程度的经济增长降低与容忍多大的财政赤字之间进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选择。当然，这是在不允许有通货膨胀的前提下的政策选择。如果再扩展一点看，除以上“两害”之外，通货膨胀是另外“一害”。在经济结构失调或遇到其他问题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要在“三害”之间进行权衡，这是经济结构调整，达到平衡必然要付出的成本，只是政府要权衡哪种成本或成本组合最低而已。

三、oecd在衡量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大小时，主要使用的指标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其次有时也使用净赤字（一个财政年度的财政收支差额）或总赤字（净赤字加上利息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但是，基本上不使用一定年度的债务收入（即总赤字加上归还债务本金）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即我国常用的债务依存度指标。为此，我们与oecd的专家也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许多国家政府在需要使用财政赤字政策时，债务依存度可能会比较高，如果使用我国这种指标的话，就根本不能发行国债了，政府的难题就无法解决。例如俄罗斯，去年政府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二左右。

我们分析，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主要是把财政状况放在经济中考虑，不是单纯地就财政论财政，而是把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在分析财政赤字政策和政府债务的利弊时，也是从财政对经济的影响来分析的，而不是单就财政本身的状况来选择财政政策的。这恐怕是oecd国家为什么使用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这两个指标，而不使用我们的债务依存度指标的主要原因。

四、如何计算和估价政府债务的绝对额规模。这主要涉及到除国家预算公布的赤字和债务外，国有企业债券、潜在的社会保障欠帐、国有企业的亏损（对应于国有银行的坏帐）应不应该算做政府的债务？oecd的一位专家指出，目前他们组织了专门的小组也在对各国政府债务的口径和范围如何规定和统计等问题进行研究。事实上，oecd国家在政府债务的统计和计算的口径上，还不统一和一致。取得国际上对各国政府债务能够统一和规范的统计口径和范围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们认为，只能把我们上述提出的债务称为政府的或有债务，即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政府的债务。他们将继续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

几点体会和认识：

第一、在改革2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要求我们原有的一些政策观念也要发生转变。在财政平衡政策问题上，转变观念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国民收入的总枢纽。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就会导致整个社会资金和物资之间的不平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初次分配主要是由市场调节。财政的角色成为“补缺口的上帝”（god of gap）。当社会总供求不平衡，出现缺口时，就要由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进行调节。财政赤字政策成为在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政府增加需求量的重要政策手段。这种政策的采用，使得财政收支不可能达到年年的平衡。而且，实行财政赤字政策后，由于借债是弥补赤字的主要办法，政府债务累计的还本付息额也使得政府财政收支难以做到平衡。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成为经常的现象。政府可以提出和做出减少赤字和债务的努力，但是消灭它们，达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那种平衡，既是不现实，也是与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宜的。从以上意义讲，追求年度财政平衡的观念是值得研究的。

篇10

在一个清冷的冬日早晨，巴苏在世界银行总部四层的办公室就全球经济形势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看来，金融危机结束6年后，世界经济走近一个令人不安的节点，和经济预测本身一样充满挑战。

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单引擎”

《财经国家周刊》：过去一年中，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您对此的基本判断是怎样的？

巴苏：世界银行刚刚下调了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之所以下调预期有1/3的原因在于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疲软。欧元区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糟糕，就连德国这样曾经的增长引擎也出现了停滞。欧元区的通缩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欧元区是否将会实行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来刺激增长。而美国经济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世界经济现在是靠美国“单引擎”来驱动。尽管这是不够的，但是美国经济好对世界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表现都非常好，但巴西的情况不是太好。

总之，世界经济形势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多了一个担忧，那就是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时，各国的财政状况还不错，很多国家都有财政盈余，比如当时中国的债务就控制得很好。这就使它们在应对危机时有足够的财政空间。然而危机过后，这些国家所拥有的财政“弹药”被耗尽，需要重建财政空间，以防有新的危机发生，这些国家有充足的财力应对，对于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都是如此。

《财经国家周刊》：外界目前看好美国经济前景，您刚才也提到世界经济现在是靠美国“单引擎”在驱动，您能否具体谈谈为什么对美国经济如此乐观？您预计美联储会在今年什么时候启动加息？

巴苏：我个人对美国经济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运行得非常好，就业市场非常开放，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涌入增加了这个市场的弹性。虽然美国经济不太可能持续去年第三季度5%的增长，但是如果能实现3%以上的增长对于一个高收入国家来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关于加息，我并不想做任何具体预测，但我不认为它会很快发生。原因有三点：一是油价下跌会进一步压低通胀，毫无疑问美联储会考虑这个因素;二是虽然美国就业市场的表现总体非常好，但是具体数据透露的信息喜忧参半。比如，虽然失业率下降得很快，但是工资上涨非常缓慢;三是美国货币政策对别国有巨大的外溢性。美国是目前世界经济唯一的增长引擎，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尽如人意，这样的外部环境是否足够好到可以让美国迅速启动加息？我的感觉是非也。从这些因素来看，加息也许会比人们预料的要晚。

《财经国家周刊》：新兴经济体目前增长势头似乎不如前几年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加息是否会给它们带来更大的伤害？

巴苏：关于加息带来的伤害，我认为不会像预想的那么大。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美联储决定加息一定是在它认为美国经济足够好的情况下，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是个利好;二是美国加息的同时，欧元区等经济体将采用完全相反的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可部分抵消美国加息给新兴市场带来资本流出所产生的影响。加息短期内将导致利率攀升，金融市场出现波动，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会成为今年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但是完成这些调整之后，正面的积极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低油价是改革的良机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大家都在猜测油价跌到什么时候见底？油价下跌会怎样影响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制定？

巴苏：我对目前的油价走势有一些疑问：2008年油价从每桶130美元大跌至不到50美元，然后又很快反弹。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在今天发生了。因为现在页岩油气的供应加大，页岩油气的成本在美国有些地方已经下降到每桶最低30美元，最高不超过70美元。所以，我认为油价还将保持低位，就算反弹也很难超过70美元。油价下跌会进一步压低通胀，这在很多国家已经发生了，一些国家甚至还面临通缩的风险。但是它们也有货币政策工具去对抗。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欧洲中央银行是否会实行量化宽松。考虑到油价下跌的因素，美联储也有可能推迟加息。

《财经国家周刊》：最新的世行报告中提到油价下跌将给各国政府带来改革财政政策的契机，您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做些什么？

巴苏：低油价将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增加财政“弹药”的良机。石油进口国应该降低甚至取消燃油补贴，巩固财政基础以便未来有足够“弹药”推出刺激措施应对危机。尤其是中国现在可以利用低油价窗口来推进财政改革，降低整体债务水平。

目前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达50%，在世界范围来看并不算高，但明显高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虽然降低债务水平会影响经济增速，但低油价有利于经济增长，可抵消降低债务水平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风险。尽管石油消费仅占中国整体能源消费的18%，但低油价仍有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0.1%?0.2%。低油价还将带动中国通胀水平在未来几个季度继续下降。由于中国是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如果2015年油价维持低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将提高0.4?0.7个百分点。

“国货热”让全球贸易减速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看到，金融危机结束以来世界贸易不如之前那么热络，发生这些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否也是世界经济减速的一个重要因素？

巴苏：世界贸易格局的确正在发生一些有意思的变化。金融危机前，全球贸易年增速达到7%，2012?2013年全球贸易增速只有不到3.5%。虽然贸易仍然是促进发展的一种重要工具，但是这种工具不如以前那样强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贸易增长放缓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放缓，人们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只是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更多本国生产的东西来替代进口品。

导致全球贸易放缓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和美国对外贸易的放缓。过去10年中，中国的外贸发展举世瞩目，增速惊人。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这么高的速度会一直持续。对于中国外贸的减速我并不感到意外。中国正越来越向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中国以外贸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也不一定能够被别的新兴国家所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