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经济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形势经济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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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目标落空

2002年，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总体表现甚至不如2001年。据联邦德国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去年增长仅为0.2%，这个增幅也是自1993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根据表中三项数据，可大体反映出2002年德国经济陷入轻度衰退状态，经济增长是近10年来最低的一年，且去年能勉强达到0.2%的微弱增长，完全靠外贸贡献率1.5个百分点独立支撑。因为上年固定资产总投资和私人消费两项贡献率均为负数（-6.4%和-0.5%）。否则，经济增长状况更加暗淡。财政赤字高达772亿欧元，是欧元区内少数几个突破《马约》标准的国家。赤字激增固然与财政支出刚性强和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有直接关系，但基本原因在于这两年经济持续疲软而导致税收增长目标落空。失业是德国多年固有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同样突出，只不过在近两年经济停滞状态下近一步凸显。长期的高失业中既有就业总量供给过剩，又有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问题。此外，其它几项短期指标均不乐观，如私人消费增长平平，失去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至于设备投资特别是建筑业投资已连续7个季度停滞或负增且已形成下降惯性，不仅与经济低迷相伴，而且也是引致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的主因之一。相比之下，去年德国外贸出口稍许乐观，成为拉动经济的最主要动力，详见下表。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经济增长率 �1.1 ＋2.3 ＋1.7 ＋0.8 ＋1.4 ＋2.0 ＋2.0 ＋2.9 ＋0.6 +0.2 1.0+ 失业率 8．9 9.6 9.4 10.4 11.4 11.1 10.5 9.6 9.4 9.8 0 赤字/GDP 0 0 3.3 0 0 2.2 1.5 1.4 2.8 3.7 2．75

资料来源：联邦德国统计局2003年1月公布的数据和联邦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2003年数系政府提出的预测值。

二、结构矛盾和外部环境影响

从纵向比较看，近两年德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似乎又重现了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常态，即经济持续低迷，再现增长疲态（平均1.7%）。在分析德国经济形势时，一方面要观测短期供需因素变化，同时还需把引致经济持续疲软的短期原因和中长期因素结合起来比较。概括地讲，中长期因素表现在两方面：结构老化和外部冲击。结构问题首先表现在，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结构变动很小，第一和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增长结构中主要靠传统产业拉动，比如，德国的传统制造业占GDP高达30%以上，差不多比美国高出近4个百分点。而传统制造业近年来一直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约束和利润平均化影响。加上德国现行体制中的“三高“（高税收、高工资和高福利）挤压，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度逐年下降。传统产业固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基干部门，但要维持住这一实体产业的竞争力同样要靠新技术和资金的持续性投入。作为工业大国，德国近两年来的设备投资则是逐年下降，特别是在研制与开发方面（占GDP的比重），德国又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而且也落后于瑞典、瑞士、芬兰和韩国等国。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德国建筑业属于传统产业。这一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年年萎缩，年年负增。据有关分析，从1996年起，建筑业非但对整体经济有所推动，反而使每年的经济增长缩减0.3个百分点，成为德国经济的长期负担。

外部冲击对于象德国这样高度依赖向欧盟和外部市场出口的国家来讲，受到的负面冲击确实比上世纪90年代还要大。近两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美国经济自身复苏表现欠佳，加上日本经济十年沉疴，欧盟经济总体复苏鲜有起色，诸多因素叠加起来，阻滞了德国经济的回升。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经济增长乏力既是其多年来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进展不大的一种必然结果，又与同期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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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

加大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对外竞争力提升。继续抓好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鼓励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兼并重组。坚决抑制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积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支持新兴产业发展。认真落实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毫不放松地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强化目标责任制,加快节能环保重点工程建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适应消费升级和国际市场变化,调整外贸生产及进出口结构。坚持节约资源能源,对外实行出口升级和进口的替代战略。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民间投资、中小企业、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五)继续实施各项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坚持保增长与保民生相结合,加大就业资金投入,鼓励自主创业,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努力保持就业局势基本稳定。着力做好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农民工和困难群体等的就业工作。落实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政策。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推进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妥善安排好生活困难群体和灾区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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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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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 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 固定资产投资 国内生产总值

财政政策是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它可以用来调节总需求，应对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波动，在不同经济时期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能起到保持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明确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对当前我国政府制定符合国情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相关文献综述

财政政策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经济积极干预，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如果增加政府支出总需求就会增加，突出了政府赤字支出对总需求扩张作用。萨谬尔森在该理论基础上, 强调税收既是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又是政府掌握的稳定经济的“人为稳定器”，他认为财政政策是一种管理和控制税收及公共开支的政策。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对我国财政政策提出了独到见解。樊纲（1998）强调,应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变化，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经常性适时微调。陈松青（2001）认为，制定财政政策，要立足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国情，公共支出应投向农村和农业，其“乘数效应”才是最大的。但邱华炳、蒋经法、李齐云等（2002）指出：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没有预期那样大，乘数效应较小。滑冬玲（2010）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不足问题，建议谨慎使用财政政策，同时结合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实证研究方面，李永友（2006）的研究表明经济波动和财政政策波动之间存在不完全双向因果关系。王树华、方先明（2006）经过分析后得出：总体来看，中国财政政策从其宏观效应来分析是有效的，但存在挤出效应，且时滞较为明显。钟永红（2007）检验了1978～2006年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差异性特征，认为积极财政政策仅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内呈现负效应且随时间推移逐渐显著。

综上所述，大多数文献只注重财政政策有效性研究，或者是比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性差异，而很少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来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性。因此，本文正是在该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得出相关结论。

实证分析过程

（一）变量选取及样本来源说明

财政政策主要调控手段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但税收本身并不能准确反映财政政策松紧程度；财政支出中的转移性支出能够直接影响投资，进而影响GDP，所以它能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产生很强的扩张作用。固定资产投资一直被当做宏观经济调控重要工具之一，有分析指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实际GDP之间体现出较强当期相关性，它仍然是驱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所以本文将财政支出（GE）和固定资产投资（FAI）作为财政政策代表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增长代表变量。样本区间为1990～2009年，采用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异方差现象，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后的时序变量分别记为LGE、LFAI、LGDP。

（二）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1.数据的ADF检验。为了证明所用时序数据是平稳的，避免出现伪回归问题，在进行协整分析前，需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样本数据和其一阶差分项的ADF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变量LGE、LFAI、LGDP都为非平稳序列，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分别在1%、5%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故上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记为I（1），所以可以运用协整方法进一步检验这些变量之间协整性。

2.数据的Johansen检验。协整检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阶单整非平稳时间序列线性组合是平稳时间数列，则这些变量之间关系就是协整的。上述检验结果显示三组时间序列是一阶稳定的，故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线性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只有第一个似然比统计量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LGDP与LGE、LFAI之间在5%显著水平上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协整关系式为：

et=LGDP-0.5124LGE-0.2857LFAI-3.5544

（1）

则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为：LGDP=0.5124LGE+0.2857LFAI+3.5544

（2）

（0.1580） （0.1525）

以上协整关系式中，两个解释变量弹性系数都为正值，说明在长期内GDP与GE、FAI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即GE、FAI对GDP具有明显正向推动作用；且GE影响力较大（弹性系数为0.5124），而FAI影响力相对要小些（弹性系数为0.2857），说明GE对GDP贡献率要大于FAI。

3.Granger检验。经过上述协整关系检验，各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一定存在因果关系，且因果关系方向也不明确。为此，本文运用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分析GDP与GE、FAI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王文博认为，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期长度较为敏感，最好是多选几个不同滞后期进行检验，若结果一致，则认为检验较可信。本文将以该原则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具体过程如表3。

由表3可知：除滞后期取3时，GE都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滞后期取1～4时，GDP都不是GE的Granger原因。当滞后期取1～3时，FAI是GDP的Granger原因，取4、5时，FAI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此时说明FAI对GDP影响消失；GDP始终不是FAI的Granger原因。综上，GE、FAI和GDP具有正向变动关系，但GE对GDP影响时间更持久。

4.脉冲响应函数。接下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GE、FAI对GDP动态影响，图1、图2分别是我国GDP增长对GE、FAI脉冲响应函数图。

由图1可以看出，当本期给LGE一个冲击后, 会引起GDP迅速增长，并在第6期达到最大（0.044），持续时间较长，随后效果开始逐渐减弱，但减弱速度较慢。由图2可知，当本期给LFAI一个冲击后, 也会引起GDP迅速增长，并在第5期达到最大（0.11），持续时间较短，随后效果开始逐渐减弱，但减弱速度较快。综上得出，GE、FAI对GDP动态冲击影响存在明显差异：GE对GDP影响速度相对较慢，效果较弱，但持续时间较长；FAI对GDP影响速度相对较快，效果较强，但持续时间较短。

结论及启示

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体现出较强相关性，三者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而且驱动机制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对GDP拉动作用。虽然财政政策效应发挥具有一定时滞性，对经济增长正向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具有影响关系上的非对称性，财政支出对GDP具有单向强Granger因果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则与GDP之间存在单向弱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和投资率增长率来引导未来经济走势，但同时需注意遵循适度原则。

我国当前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尚未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内在调节机制。从趋势上看，财政支出对GDP贡献明显大于固定资产投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影响速度明显快于财政支出。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应注意合理优化财政政策结构，使政策各要素之间互相适应和协调，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财政政策短期调控效果显著，但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够深远。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脉冲作用并不持久，说明经济自身内在发展动力不足，所以当前财政政策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亟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杨君昌.对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若干看法—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财政政策上的分歧及其启示[J].当代财经，2002(1)

2.庄海燕.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03(7)

3.樊纲.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J].宏观经济研究，1998(1)

4.陈松青.二元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思考[J].财经研究，2001(8)

5.周洪，马栓友，马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及可持续性高级专题研讨会”综述[J].财贸经济，2002(1)

6.滑冬玲.后金融危机时期提高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对策[J].经济纵横，2010(12)

7.李永友.我国经济波动与财政政策波动的关联性分析-兼论我国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与自动稳定机制[J].财贸经济，2006(4)

8.王树华，方先明.中国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检验：1978-2004[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8)

9.钟永红.中国货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较检验[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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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策性制度；市场经济；医疗保险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3-7210（2009）03（a）-134-02

自2002年我市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即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建立了一个新型的供、需、保三方都有制约作用的医疗费控制机制，当时解决了两个问题：①从根本上打破了职工医疗费完全由国家和单位负担的格局，大大免除了国家及单位巨额医疗费用支出问题；②解决了企业亏损、倒闭、职工下岗、医疗得不到保险而使部分城镇职工一病致贫，一病返贫的问题，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随着全国各地不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日趋空出，面对这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医院如何冷静地去分析，如何努力寻找相应对策，继续深化内部改革，调整医院内部运行机制，提升医院整体竞争能力，把医改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已成为医院领导、医疗保险科室及有关部门必须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新课题[1]。笔者以我院2008年3月起实行新医疗保险住院费用结算办法运行5个月中的一些问题和即将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一探讨。

1 医院医改运行中的问题

锦州市第二医院是锦州市的一所三级医院，开放床位500余张，拥有辽西地区之首的特色专科――骨科，同样承担着全市市区300万人口的医疗、保健、预防和教学科研工作，同时也承担着辽西地区骨科疾病的治疗和科研工作，是一所具有特色专科的综合性医院。

从2008年3月开始，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废除了以前服务项目和单病种结算办法，实行了“总额预算，弹性结算和部分疾病按病种付费相结合”的结算办法。按照这种办法，年初由市医保及医保中心确定各个定点医院的总额三项预算指标，即门诊与住院人数比（15%），均次统筹（3 700元）药品占总费用比（50%）。其中统筹费用、工作量（年总住院人数），按本院2005、2006、2007年3年总和平均指标下达各定点医院，医疗费用按照当年预算总额，在预留10%风险金和10%年终弹性结算调剂金后，80%按月预拨款，实际超均统筹部分医院自己承担医保中心不补。超工作量部分医院先垫付，年终按考核规定结算。

1.1 有限的医保经费与超控制总量的矛盾突出，而且日趋尖锐化

有限的医保经费与患者无限的医疗需求，住院医生在完成基本医疗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超控统筹资金，是临床医生日常工作的一个难题，有时导致医患之间出现矛盾，医改5个月来，医院工作量及超统筹资金如表1。

表1 医改5个月医院工作量及超统筹资金情况

1.2 年工作量指标低，门诊住院人数比不够用

2008年医改后年工作量（住院人数）为1 199人，月平均100人次。门诊住院比为15%，目前运行5个月实际住院人数745人。月平均为149人次，平均月超工作量49人次。按目前5个月住院人数，一年1 199人的工作量8个月就要完成指标，完成工作指标后，超工作量部分在门诊住院比不超标的前提下，按有效工作量40%补贴统筹资金，每人1 480元（3 700×40%=1 480元），这样数量的资金能治愈住院病例远远不够。

1.3 普通参保住院患者均次费用标准低

2008年医改后均次统筹费用为3 700元。上限3 885元，下限3 515元。运行5个月我院实际平均统筹4 605元，每人平均统筹超支905元，5个月共住院745人，共超统筹资金674 225元。这笔用于百姓治病不补的巨额资金，医院承担很困难。

1.4 扩大特殊病种

特殊病种目录范围需扩大，应扩大特殊病种，除放化疗外，还应增加重症心肌梗死、大型手术、贵重的体内置入材料等。

2 医院采取相应政策

2.1 医院重新组建医疗保险管理小组

由主管院长任组长，医保、医务、财务等多部门参与管理，并出台医院内部管理方案。

2.2 认真执行市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各项决定[2]

医务人员严格执行首院、首科、首诊三首负责制，对患者礼貌用语，热情周到，一视同仁，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推诿患者。

2.3 举办各种不同形式的培训班

提高各级医务人员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认真，学透新结算办法内涵，使临床各科室严格执行新规定。

2.4 规范医疗行为，严格掌握出入院标准

针对我院部分科室参保人员费用高，用药档次不合理的情况，要求医务人员严格执行“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的原则，狠抓定额结算标准的超控，控制不必要的用药与检查，最大限度地减少卫生资源浪费。

2.5 不定期检查

采取定期及不定期检查制度，检查各科室《关于临床用药的有关规定》、《关于特殊检查治疗分级的规定》、《关于加强药品采购供应管理工作意见》、《关于加强院科两级质量考核意见》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按照各级有关规章制度，实施惩罚。

3 讨论

3.1 有限的医保资金与病情无限的医疗需求，是医院与政府政策和个人医疗消费三者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

这个矛盾随着医改的深入更趋尖锐化。有限的资金，达到患者病情完全治愈符合出院标准使患者及家属满意，很多病种是难以办到的，小病不符合住院标准，不能入院治疗。住院的患者大多数是病情较重、危重、疑难、复杂患者，住院消费资金很高，达不到医保中心要求的大小病费用院内平均，使之均统筹资金不超标的目的。举一病例，骨科置换双髋关节，2个髋关节价格为7万元，个人支付40%，人工髋关节占费用5.2万，加之手术费、全麻醉费、药床费等。统筹费用约6.5万元，一台手术就占去了约17名患者的统筹资金。

3.2 超控资金如何解决

我院按现在医改运行情况，8个月内就要完成全年工作量指标。完成指标后收治的患者，在门诊与住院人数比不超指标的情况下，为有效工作量，按文件规定我院有效工作量得到40%的补偿，2008年医院将提前2个月完成工作量，如果后2个月再收治患者300人次，每人拨补1 480元，按医院实际均统筹4 605元，医院要亏损百万元，加之超均统筹约140万元，全年医院将亏损240万元，在国家政府几乎不给医院投入、医院出现生存困难的情况下，要为政府承担巨额医疗费来满足患者需求，这样医院将面临严重亏损。

3.3 类似计划经济与市均经济的问题

类似计划经济与市均经济运行模式能否同时存在，笔者认为，政府政策性规定类似计划经济，而医院早已走向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一种事情两种运行模式。即医院药品体内置入物等用材，大型先进医疗设备，医务人员外出进修、学术会等全部以市场价格资金解决，而参保患者治愈出院得到的是政策规定有限的资金。例如像一个工厂，生产某一种产品，市场高价格进原材料，产出产品按类似计划经济低价售出。这个工厂在没有政策补贴的情况下，注定亏损，笔者认为这就是目前医院医保亏损的根本原因。如果性质统一，即政策性购入原材料，政策性获得参保统筹资金，或市场性购入原材料，市场性获得医保统筹资金，医院亏损的局面将不存在。

[参考文献]

[1]潘习龙,赵茜倩.试论新形势下的医院管理体制改革[J].中国医院管理,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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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政府政策；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世界经济波浪式的涨落或起伏式的运动，可以表现为周期性与非周期性两种类型。在这其中，更为特殊的，也是目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还较少的一种形式――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反映的是突发事件对一国（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各种外生因素的作用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对经济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需要政府对其做出相应的反应。但波动本身的复杂性要求对危机做出正确的阶段性划分，以此为基础，政府反应所应采取的政策在各个阶段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

一、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界定

世界经济随时会受到各种外生冲击的干扰和影响，这些冲击包括能源危机、战争、自然灾害、流行性或传染性疾病、金融危机的爆发、重大技术性事故，以及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对这些因素进行概括，我们给出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一个统一概念：由于各种偶然的、无规律性的突发危机事件的存在，将导致既有经济波动轨迹发生结构性突变，我们把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突变称为经济非周期波动。这一界定表明，由于这类突发危机事件的发生，可能对一国（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运行偏离正常运行轨道，引起经济数据出现明显的跳空和断裂。

二、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特点

分析不同于引致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各种因素，突发危机事件由于其特殊性，使得其所引起的经济非周期性波动也具有一些新特点：

1、波动的出现呈现无规律性。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最明显的特点即是波动的出现呈现无规律性，集中体现了“非周期性”的特点。危机是“发生中断的一个时期，它是模式化线性过程的一个明显的断点”。导致出现各类突发危机事件的因素通常较为隐蔽，事发突然，信息途径非正常堵塞，往往给一国的危机预测技术与手段提出新的难题，使得其所造成的经济波动难以预测。

2、波动的出现具有不可避免性。不可测因素使得非周期性波动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Arjen Boin对此做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是经过深入的经验研究发现，诸如事故、环境公害等等本身是“正常”的，因此危机实际上是大量存在的这些各种因素巧合地混合在一起，从而产生的正常结果；二是从公共行政的角度，出于各种原因，对于安全方面的投资总是不足，而危机只是在既定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转过程遭到扰乱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因此，波动总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在经济正常运转的背景下。

3、波动产生巨大的破坏性。非周期性波动产生的极强的破坏性是历次危机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这种破坏是两个层次的：一是实际面。突发性危机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是对人身、财产、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等各个方面造成损害，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是危机给一个社会带来的最明显的破坏；二是挑战人们的心理极限。危机的突发性造成社会实际面上的严重破坏，加深了社会公众对危机的恐惧心理，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导致其对于事件相关的各个方面过度紧张和谨慎。此外，实际与心理两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极易形成恶性循环，加重波动的破坏性。

4、波动的后续影响难以测度。通常情况下，非周期性波动不同于周期性波动，更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是波动之间往往可能存在极强的关联性，使得一个波动出现后会产生难以测度的后续波动。如政治动乱、军事冲突的发生，可能引发股市大崩盘后造成财富效应的消失，社会财富的强制性再分配，社会经济处于萧条状态，失业率飙升，从而导致社会秩序出现混乱；又如生态危机的发生，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可能对公共卫生领域产生连锁影响，引发诸如疫病流行等严重后果。地震、洪涝、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后，往往造成次生传染病的流行，导致多人患病和死亡，加重受灾程度。

三、政府应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机制分析

危机潜伏期与政府反应这是处于时间序列最前面的阶段，危机因子隐匿，存在于潜在的领域而没有显示性的症状，为危机的形成埋下了隐患，如传染体的形成、潜藏矛盾的政治格局的建立。这个阶段之所以存在，来自于波动的不可避免性这一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危机潜伏期与危机消除期首尾相连，表明即使处于危机消除期，也无法排除为下一次突发事件种下危机因子的可能性。危机潜伏期是未来可能爆发危机的源头，因此在这一时期就应该主动做好预防工作，建立有效的防范系统。通常情况下，本阶段需要从组织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危机管理应急预案系统构建、危机预警体系建立四个方面着手，并在实践中配合必要的危机管理预演和实战演习，增强政府与民众的危机防范意识。在这其中，预警系统的建立、预警指标的选取、警戒线的划定、对策库的形成、专家系统的建立等，对于危机的防范与事前管理十分关键。此外，本阶段通过对历次出现的波动（包括最近和更远发生过的危机）的深入研究，回顾和审视所采取的各种管理措施，充实危机管理对策库的内容，应用于增强公共部门对危机预测的及时性与准确性，促进危机预防与管理的技术水平的发展，提高对潜伏阶段危机因子的诊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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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竞争途径；途径措施

一、投资银行的并购理论概述分析

投资银行之间的并购指银行系统以产权作为标的物的兼并、收购形式的集合。一般情况下，基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法则，投资银行的并购活动必须是在并购方与被并购方达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前提下方能展开，而通过一系列企划公布、谈判磋商以及资产评估等流程步骤的有序展开，最终在双方的利益诉求点达成契合的共同意愿之下进行彼此资产产权的权益交换的经济活动行为。

二、投资银行并购竞争施行的制约因素

1.行政权力的干涉制约

我国银行体系的主体则是以直接或者间接接受政府机关的国有银行为架构基础，这一基础架构也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投资银行并购机制整体层次上的单一性、固定化与封闭式，行政权力的干涉制约导致的不仅仅是国内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持续低层次化，而且也极大地限制了投资银行由国内向国外纵深拓展的路径推移。

2.短期集中的货币效益的驱使诱导

我国投资银行并购竞争大多都是基于短期集中的货币利益的刺激诱导而产生的自发性经济行为，而从长远发展战略框架作为出发点的投资银行并不多。一些隶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管辖制约的国有企业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更多的呈现出则是经济指标任务完成要求下的单一纯粹的货币敛收。

3.并购程序操作流程的复杂长久

我国投资银行并购的法律体系以及并购流程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兼之大部分投资银行的并购普遍都是基于短期货币利益的获取，这就导致了我国投资银行并购竞争的程序流程开始在规范性、集成式、国际化的框架结构的制约影响下呈现出自有规则的投机取巧、急功近利，这也使得我国投资银行并购竞争格局更为复杂混乱。

三、投资银行并购竞争机制施行存在的问题

1.投资银行并购竞争下的短期效益扩大化加剧

位于投资银行并购竞争顶层位阶上的银行实体获取了最为丰厚的货币效益，而依次往下的效益分成则逐次降低，位于底层的投资银行的并购效益则压缩到与成本接近的底限。据Gartner2012年第三季度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长三角经济区的投资银行的并购效益已经呈现显著的二级管理层次划分，其中处于一级管理层次的顶级投行的并购效益已经占据了整个地区投行并购效益的60%；一些次顶级的投行的并购效益也也迅速上升，已经达到31%，而余下的9%则留给剩下的中小型投行进行剧烈划分。这一失调的比例不仅使得既存的产业运营更为混乱复杂，而且也进一步制约影响了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长效性推进发展。

2.系统有效的并购竞争风险控制机制的缺失

外部监管有效性的低下、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防控意识有待提升、产业架构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尚不健全以及并购竞争的规制性普遍偏低，这就使得国内投资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形势更为险峻艰巨，从而进一步拉大了我国投资银行与国外投资银行之间的实效差距，进而严重制约影响了国内投资银行并购竞争业务渠道拓展、范围延伸以及效益增长。

3.投资银行并购竞争的不规则操作现象凸显

我国投资银行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而又恰逢互联网产业浪潮的洗礼，基于短期货币效益的刺激诱导，所以在时间内滋生了大量不符合国际规则而又充分契合国内市场的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的并购竞争业务也随着自身银行系统的急速扩张而迅速膨胀，为了在更短的产业周期内获取更多的货币效益，进而衍生出现了一系列与投资银行并购活动极不适配的失当竞争行为。

4.并购产权权属不明晰，竞争实力参差不齐

自身竞争实力的良莠不齐是我国投资银行在并购市场上屡屡遇挫的致命硬伤，尤其是在一级市场上，不仅要和国内同行进行竞争，而且还要提防国际竞争对手的战术打击，这就进一步导致了并购竞争区域内的人才信息的白热化竞争；而在二级市场上，国内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布局也侧重在交易点、债权转移等方面的押宝投资，从而短期内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这也使得无序竞争开始泛滥，最终全面制约影响了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稳定、顺利、有序推进。

四、投资银行并购竞争机制改进举措分析

1.完善投资银行并购竞争的法律法规

进一步健全完善新法规、新制度的跟进，持续颁发具备针对性、实效性的细则条例；同时则要形成长效固定的业界系统的沟通交流的互动机制，不间断地邀请银行系统并购行业的相关代表、有关专家学者以及民间社团群体进行多渠道、宽范围、广深度的讨论交流，从而各抒己见、群策群力，共同协商构筑切实有效的契合国内投资银行并购业务顺利长效推进拓展的策略手段，及时开设创立建言反馈机制，以开放兼容的态势进行多元民主的投资银行并购竞争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从而为国内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策略机制的有效改进提升提供有利的法制制度层面的辅助保障。

2.加强风险监督完善制度，建立健全完善产权制度

进一步健全完善产权制度，侧重明晰产权所有者的实效权益，持续强化明确产权所有者既有的合法权利与具体责任，同时切实保障产权交易的流动性与可交易性，而在进行产权交易之时，相关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及时跟进对各类产权的权益保护。从而在清晰明确出资人与银行系统之间的资本产权的权利关系，进而快速合理地解决银行资产法人化的一系列问题，保障投资银行并购业务之中的各类资本的流动与重组，最终实现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公开、平等、有序竞争。

3.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才资源的聘训机制

投资银行并购产业系统的领导管理层需要改变固有的陈旧观念，坚持“人才兴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投入与政策支持，进一步拓展完善金融管理人才招聘、培训、实践锻炼的运作体系。负责招聘资本并购人力资源的相关人员也应当做好聘前相关准备工作的具体细致的分析、规划，切实认真地执行投资银行领导管理层制定的方针规划，建立健全一套合理完善的人力招聘体系，从而稳步提高招聘人才的整体质量。

4.更新物质奖惩制度，兼顾精神激励方式

物质薪酬的固定性和更新性是在根本上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的硬道理，也是投资银行并购业务从业人员的基本物质追求之一。根据当下投资银行并购管理行业系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整体薪资水准的变化，适时有效地对薪酬结构和奖惩制度进行可控范围内的更新，从而及时有效地满足人才基本实际的物质需求。而在注重更新物质奖惩制度的同时，相关领导管理层也要兼顾精神式的激励制度，进行一系列精神文化层面上诸如投资银行并购竞争集体创新活动荣誉之星、行业旗手等灵活人性的精神式激励，这对于提升人才资源的企业责任感、培养人才的工作热情度以及激发人才的实践创造力都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赵悦佟.中国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竞争态势研究[J].商业时代.2011年（29）

[2]马晨希.简述投资银行并购业务[J].投资与合作.2012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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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孙萍教授、唐莹博士与美国天普大学罗伯特・梅森副教授在2011年第8期《城市问题》上联名发表题为《国外城市蔓延研究综述》一文，认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蔓延式的发展给资源管理、环境卫生、能源保护及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人们再次对城市蔓延给予了高度关注。如今，不只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受到城市蔓延的困扰，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城市蔓延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理性的城市扩张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城市蔓延已经成为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如何控制城市蔓延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规划者面临的挑战。

城市蔓延带来的损失促使国外决策者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及激励措施来抑制城市蔓延，主要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控制绿化带和城市增长边界，这是控制城市增长的主要措施。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绿化带的宽度和位置决定了绿化带控制城市增长的效率，使得绝大部分新增建筑都建设在城市发展边界内，这大大提高了城市发展边界内部的用地效率。二是采取分级税收政策，这是重要的控制城市蔓延的间接调控手段。研究发现，分级税率是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抑制城市蔓延的手段，采取和提高分级税率有助于增加城市建筑密度，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使城市发展向紧凑型城市转变。

目前对于城市蔓延的控制问题，国外已形成三条基本研究路径。一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及遥感影像等技术手段。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及遥感影像等技术手段对城市发展进行时空分析，有助于判断城市发展的方式、发展速度及发展方向，从而辨别出城市发展的类型。二是运用模型法。在城市增长预测研究中，通常会用细胞自动机模型来模拟城市空间拓展模式。为了准确检测城市蔓延驱动力及城市蔓延趋势、速度等信息，学者们将分类评定法、不透水表面分析等方法引入城市蔓延研究领域，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手段。三是综合使用多种手段方法，如运用遥感、空间度量和空间模型三种方法分析和模拟城市的增长过程。综合运用各种分析手段不但可以识别城市增长的动态变化影响因素，还能够清晰地识别空间维度的影响因素。更重要的是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能准确探测出增长驱动力和城市空间布局，可为构建城市扩张过程的时空模型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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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集中；城市化；连接线空间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2)01－0001－05

一、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

关于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的布局模式问题，理论界已有各种讨论与观点，综合起来，无非有以下三种比较一致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应当坚持长期推行平衡增长的空间发展模式，这种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认同与肯定且在政策实践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贯彻和执行，但实际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而且相对地拖延了经济增长的时间，比较多的事例已经证明，平衡增长的空间发展模式往往过于理想化，但在实践中却是无法实现的经济空间布局逻辑；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应当推行不平衡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观点现为世界主流的学术界所认同和肯定，认为世界本来就是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不可能超越自然地理空间的实然情况而能够达到平衡发展的理想状况，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集中用于某些特定的地域构造出经济增长的先进地区，再通过一系列的空间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联系，最终达到公共服务全民享用均等化的发展目标，对于小国而言，这种经济的空间发展布局模式特别适合其地理区域狭小的特点，因为狭小的地理区域决定了其无法将本来极其有限的资源用于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发展，相反是小国通过这种不平衡的经济空间增长模式而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地实现全民共同发展的目标；第三种观点是认为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应当推行一国区域局部的不平衡增长与空间整体的相对平衡增长模式，认为强调绝对平衡增长的模式和强调绝对不平衡增长的模式都有失偏颇，特别是对于某些有着广阔的国土地理面积和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应当因地制宜地把区域性不平衡发展的经济空间布局和在整体上相对平衡发展的空间经济布局相结合在一起，这样既能够发挥不平衡模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也能以平衡模式来解决大国的所面临的长期地区分化与分裂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大国有足够的地理空间、人口数量和其他资源来为这种经济增长的空间模式提高所必须的基础。

在后面两种模式中，共同点是两者都强调充分利用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空间模式的优势来发展特定区域的经济。所谓不平衡经济增长的空间模式优势在于持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即认为在地理空间上，经济增长可以根据特定国家的特定情况推行空间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在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推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法在有利于形成聚集经济的地区发展形成本国经济的若干个增长极，利用增长极的辐射和吸纳的带动作，促进要素资源和商品的流动，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奠定本国经济的发展基础和财政收入基础，然后再通过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在经济增长极所带来的发展成果的分享方面，以和谐性发展为主线，在全民和全区域范围内推行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享，最终实现经济集中和全国居民生活水平趋同并行不悖但又看似矛盾的结果。在上述的整个过程中，经济集中是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手段，公共服务均等化分享和生活水平的趋同是发展的目标。因此，不平衡增长的经济空间布局模式在其终极的发展思想方面，并不是以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化来造成社会福利的空间分化，而是以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化来实现社会福利的空间趋同，其最终的发展目标是为了能够实现全民平等地享有社会福利。

二、区域经济集中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的聚集或集中在本质上表现为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聚集，相对于经济在空间分散现象而言，人类在地理空间区域上的类聚和类居行为体现了人类的原始本性，经验的或实证的研究表明，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集中能够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带来诸多的好处，因为集中能够创造更大的消费和生产需求，扩容并深化了市场；集中也能降低经济交易的成本和费用，节约了资源利用并同时加大了商品和要素资源的流动性；集中还能使人类引发产生新的思想和知识，加剧了人类的创新活动；集中同时会使社会分工得到更大程度的深化，使贸易形式更加多样、贸易活动更加频繁；最后集中能够充分实现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溢利的好处，使单项经济活动所产生外溢利不至于在空间上白白耗散。

经济聚集或集中在地理空间上可以表现为多种程度的状态，从小城镇一小城市一中等城市一大城市一城市群一都市圈，集中状态在空间上接连起伏，当经济聚集的空间表现以在特定地理区域范围内出现城市群或都市圈的现象时，可以把这种城市群经济或都市圈经济视为经济发展在空间中的增长极，增长极的形成表明经济在空间上形成了聚集的中心或重心，是经济在空间上所呈现出来的最高集中形式。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的变迁过程。一般来说，经济集中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通过不遗余力地推行城市化发展，合理地减少农业和农村人口比例，充分释放土地的经济功能和活力，改变自然与分散的经济空间状况，是经济形成聚集的根本途径。在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上，选择一些城市化程度比较高、市场力量发展充分且规模比较大、在地理空间上又很接近的特定地区推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模式，以更进一步加剧集中并放大城市经济本身的聚集效应和城市经济之间的聚集效应，通过经济一体化发展所表现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效果，进一步提高经济发达区域对欠发达区域的辐射和吸纳力量，同时增加经济要素资源的流动性，而通过要素资源流动性的提高，可以达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并增加本国居民收入的效果。当然，经济集中还可以通过国家之间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使集中的程度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强化和提高，地区经济一体化只是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的地理发展空间，但现代增长极聚集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巨大的经济活动扩展能力和生产要素吸纳能力还需一个更为宽广的外部国际空间相依托，而在地理空间上的相邻国家进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合作构造是拓展一国之内经济聚集外部空间的重要途径，是聚集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破除国家分割阻碍并得以长期维持、深化、广化的重要动力。

根据以上述及的观点，经济在空间布局的模式选择方面，不平衡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应是常态的选择模式，不平衡的模式必须通过经济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的集中或聚集来实现，而实现经济集中的根本性途径是通过城市化来进行，但城市化不可能一

蹴而就就能够实现，城市化的阶段和水平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紧密相连，也对经济在区域空间上的集中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为使经济能够在区域空间上实现集中，应当根据城市化的阶段和水平来适当地选择空间政策工具组合，重视政策工具组合的空间响应效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效果。

三、城市化与连接性空间政策的问题

按照世界银行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观点，处于城市化不同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为实现经济的集中在政策选择方面应当有所不同，首先，对一个城市比例不足1／4、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政策重点应当首先促进地区的经济密度，但政府应当对不同地方保持中立态度，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城市化战略主要是实行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包括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建立市场制度、法律和秩序、保障财产权、高效运作土地市场、健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对于收入水平低的国家，不应当采取明确针对地区的的政策来发展经济的密度区。其次，对一个城市比例介于1／4～3／4的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政策组合受到两重挑战，即如何提高密度和如何缩减落后区域与经济高密度区域的距离的两重挑战问题。两重挑战要求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反应，即一方面要求继续建立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另一方面要求对连接地区的基础设施实施投资，以消弭地方化经济可能带来效率的堵塞问题。最后，对于一个城市比例超过75％、处于城市化高级阶段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城市化应当强调城市的适居性、创新性，应当努力推行城市社会一体化，政策组合面临三重问题挑战，即如何提高密度、缩减距离、消除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分割问题。政策的推行应当继续以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和对基础设施投资以提高密度和缩减经济距离，同时以针对特定地区的干预性措施应对分割问题，把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干预措施进行和谐应用。

按照上面在理论上提出的以不平衡增长的空间经济模式为指导，通过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实现经济的集中并最终在某些特定地区形成经济的增长极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达到公共服务实现全民均等化分享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经济集中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进行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提高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和水平，需要针对特定区域的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具体情况，合适的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干预措施等特定的政策工具组合，但这样的理论能不能在实践中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作比较可靠的实证分析来印证这种理论上的实际效果。下文以重庆市作为例子来对上述理论和政策建议作一些实证分析。

重庆市为我国目前4个直辖市中农村人口最多的城市，因为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情况，承受着带动广大西部地区的艰巨发展任务，要实现该任务，首先必须要不遗余力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化的程度，实现经济的集中和聚集并最终在西部地区形成经济的增长极。在这个过程中，提高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和程度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集中的关键环节。但因为历史上的原因，重庆市城市化的初始性的基础水平比较低，在1997年中央决定对重庆进行直辖管理以来，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表1为重庆市近13年以来的城市化水平的变化情况，反映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数据变化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13年以来，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农村人口减少了近600多万，相应地城镇人口增加了600多万，城市化比例从29.5％提高到近50％，正好处于城市化的中级阶段水平，在这样的阶段中，面临着如何提高经济密度(集中度)和如何缩减落后区域与经济高密度区域的距离的两重挑战问题。但是，从表1关于常住人口的数据栏中，我们看到重庆市的常住人口在近13年中并没有发生多大程度的变化，甚至在绝对数量上减少了近36万，这样的现象说明了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在近13年来虽然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对重庆市以外的周边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人口集中并没有产生什么聚集效果，而只是在重庆市辖区之内，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有了较大程度的数量转移，市辖区内的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集中效果，这种在区内有人口集中效果而对区外无人口集中效果的现象说明，经济集中对于改变西部广大落后地区人口向先进地区的转移并没有产生较大的积极效果，但这还不能说明这种人口流动现象中没有起到经济集中的效果作用，因为经济在空间中的集中不仅体现在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更体现在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在特定空间中的集中与流动，而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在特定空间中的集中与流动可以通过连接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利用的程度体现出来，为进一步考察重庆市的经济集中度的情况，我们可以从重庆市的空间连接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作进一步的分析。

从表2的数据中，可以反映出以下信息：在连接性的基础设施投入方面，重庆市为缩短落后区域与先进地区的距离，在港口吞吐能力和公路的运载能力等方面在近13年来作了较大的投入，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同时，重庆市在近13年来的对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情况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这说明通过空间的连接政策贯彻和实施，无疑会为区域的生成要素、商品、人员的流动提供了物质的保障，使经济在区域的集中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表2中所体现出来的各项业务数据指标的连年递进表明：通过现代连接性的空间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来克服距离的问题，对区域的经济集中发挥了正向的效应，起到了较为积极的效果。

四、结论

以上通过重庆市近13年以来的城市化过程的例子分析表明：城市化虽然能够促进经济的集中，但若不采取可行的连接性的空间政策进行交通和信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不一定会真正实现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的流动和集中，即使某城市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区域内的人口转移，但不会对该城市区外产生人口吸纳的力量，从而使得经济的聚集的外溢效果只是在区内发生作用，对改进区外落后地区向区内先进地区的人口迁移状况并不能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对于人口稀疏但经济落后的区外地域而言，这种经济的集中和城市化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正向效应，而对于人口稠密但经济落后的区外地域而言，连接性的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是唯一可以传递城市化所带来的空间福利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藤田昌久，雅克一弗朗科斯?蒂斯，聚集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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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化同步” 河北 县域经济 转型升级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延伸、细化、发展，县域是实施统筹城乡“三化同步”大战略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三化同步”战略背景下，需要以更高的站位审视县域经济发展问题。

一、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

河北下辖140个县级行政区，位居全国第二位，是典型的辖县大省，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10年，全省县域生产总值达15170.6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74.4%。近年来，伴随发展阶段的深入，全省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一是产业聚集度低，特色不突出。我省县均国内生产总值108亿元，大大低于江苏的363亿元、浙江的209亿元；县域产业集群年营业收入比山东少10000亿元，百亿元规模的集群数量少三分之二；进入全国百强的县由7家减少到3家。二是经营层次低，发展方式粗放。一产特色不强、二产不优、三产不大，县域服务业比重不足31%，比全省、全国平均水平低5-12个百分点，而且多为传统业态，近20%的县没有外资注入，涉农商标不足浙江、山东的一半。三是均衡协调发展能力差。全省仍有52个贫困县，22个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不足亿元。环首都14县（市、区）只有三河、涿州、霸州3县（市）地方一般预算财收过10亿元，而北京规模相当的通州、大兴、房山都超了2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过万元。四是制约因素多。客观地看，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水、土地等资源制约，融资难、资金外流等资金制约，市场制约等等。从主观发展看，主要是来自于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思想制约，体制机制制约。

二、促进河北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政策举措

针对存在问题，结合发展实际，当前推进河北省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应重点实施如下政策举措：

1.壮大县域工业规模实力，强化对县域经济的主导作用

加快工业聚集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推动项目向聚集区投放、企业向聚集区集中、生产要素向聚集区汇聚。促进聚集区建设与县域主导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加快培育产业关联度大、企业依存度高、市场竞争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支持企业申报驰名商标、名牌产品和地理标识，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名片和品牌。工业基础较好的县（市）要以增强技术创新和提升产业层次为重点，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县域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工业基础薄弱的县（市）要以壮大规模和优化结构为重点，突出抓好工业项目建设，做大做强工业聚集区，培育优势企业、优势产业，努力实现由工业弱县向工业强县跨越。

2.强化县（市）城区和重点镇建设，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

把城镇化做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和重要依托，推动产业和人口向城镇聚集，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出特色，构筑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支撑的新型县域城镇体系。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编制县域镇村体系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建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机制，开展城乡建设规划全覆盖试点。城镇建设要与市场建设、产业集群发展相结合，提高城镇对产业和人口聚集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3.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用工业化的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特色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建设。以优势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发展壮大一批经营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实现规模扩张。加快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建设，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到主产区建立专业化的原料生产基地，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打造一批农产品知名品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组建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4.提升服务业规模档次，培育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强化要素供给和引导资金投入，壮大生产业，拓展生活业。围绕农业和县域工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加快发展以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科技、信息等为主体的农村生产业。大力发展农村生活业，加强村民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农村现代商贸流通网络和服务体系，重点抓好县城商圈和商贸重镇建设，积极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扶持建设一批集观光休闲、生活体验于一体的旅游示范村、示范区，逐步改变县域服务业规模小、档次低的状况。

5.壮大特色产业，推进特色县建设

发展县域经济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坚持走特色之路，着力构建“一城一品”、“一县一业”特色主导产业格局，真正使特色产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支撑。资源型县（市）要制定替代产业和经济转型规划，加大接替产业的培育发展力度，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原有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污染排放，延长老工业的生命周期。积极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要立足当地实际，集中有限资源，明确发展重点，规划新兴产业园区，实施重点突破。非资源型县（市）要加快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实现规模扩张，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引导县域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对接配套，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工业聚集区和特色产业园区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作用，集中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要增强配套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支持围绕主导产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品检测中心、产业信息中心、人才培训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城郊型县（市）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城市配套工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都市农业建设步伐。努力在装备配件、新型材料、纺织服装、轻工食品等配套工业和建设休闲度假、旅游观光、养老保健、康复休疗、现代物流等新型服务业基地上实现新突破。要发挥城郊区位优势，率先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要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拓展绿色空间，为吸引城市要素集聚提供优良环境。

6.加快推进扶贫攻坚，推进区域均衡发展

以燕山-太行山和黑龙港两大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特别是环首都9个贫困县为重点，采取倾斜政策，加大支持力度，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增加扶贫开发投入，着力巩固和发展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积极推进产业扶贫，重点发展以设施蔬菜、设施养殖和高效林果为主的家庭增收项目。推进移民扶贫，对山区、坝上地区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就地难以脱贫的特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现易地脱贫。加大以工代赈扶贫工作力度，改善贫困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增加贫困人口劳务收入。推动对口扶贫，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区），对口帮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重点村及革命老区，广泛动员民营企业、扶贫志愿者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

7.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形成长效支持机制

一是加大财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完善激励性财政体制，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增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规范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国家和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财政困难县、民族自治县乡的支持力度。发展“飞地工业”，支持两地政府间就产业转移项目协商建立指标统计、财税分成等共享机制。二是加强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服务。建立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协调考核机制。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增设分支机构，加快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积极鼓励各金融机构扩大县级机构的信贷审批权限，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县域涉农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主要用于县域贷款。深化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支持县级联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积极发展大型农用生产设备及林权抵押、合作社担保及其成员互保、农业龙头企业担保等担保贷款。探索水域滩涂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设施农业以及宅基地等抵质押贷款，大力发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加大直接融资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上市、发行企业债券、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等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增强企业融资能力。

8.推进改革开放，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切实改进政府服务，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建立完善县（市）政务服务中心，推行“阳光审批”，完善“一站式”服务，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提高行政效率。选择一批县（市）开展项目代办制试点，为投资者全程免费行政许可、公共服务等事项。积极推进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实行网上审批、网上公开、网上监管。积极探索对县（市）经济发展、综合农业、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职能相近部门进行整合，提高执行力，形成精简高效的大部门体制。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创新招商理念和方式，依托县域优势特色产业，大力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加强与国内外知名企业（集团）的战略合作，吸引技术水平高、发展规模大、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建立生产加工基地。支持县域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着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参考文献：